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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伦·麦克法兰 | 2022-05

【简介】

面对文明的共通与不同，我们该如何相互欣赏、如何求同存异，又该如何面对多元文化？本书是英国剑桥大学人类学教授艾伦·麦克法兰的代表作品，是一部通俗的文化史著作。作者在书中以客观的态度，探讨了导致中国、日本、欧洲和英语文化圈形成不同发展路径的因素，也给出了“我们具有多重身份，各个身份以金字塔式结构逐一构建起来，范围逐渐扩大但不会相互冲突”“我们被某个层面上的差异所区分，又在另一个层面上被统一”的回答。我们可以通过纵向的历史镜鉴和横向的文明互鉴，信守独立的文化认同，并热爱我们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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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文化圈

中国拥有世界上近五分之一的人口。她孕育了地球上持续时间最长的历史文明，可追溯到至少五千年以前。许多重要的技术都起源于中国，而后才传到了西方。这其中就包括了哲学家培根所指出的现代世界的基石：指南针、印刷术和火药。

在近三千年的时间里，中国都是世界上最强大、最富有也是最具创造力的文明。这种盛况一直持续到大约1820年。此后，在短短的两百年中，几乎是其漫长历史之一瞬，她遭到了外来侵略者的袭击，先是英国与其他西方列强，而后是日本。经过了一个多世纪的动荡，从鸦片战争到20世纪下半叶，中国又重新出现在了世界舞台上。

似乎再有不到一代人的时间，中国就要再度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了。目前她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经济规模正以每八年到十年的速度翻倍。如果就人民币购买力而言，考虑到货币的价值与成本（与购买力对等），中国可能已经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了。然而局外人却全然不知这个国家正发生着什么，以及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但我们是需要知道的，因为现在的我们几乎都在受中国速度的影响，未来更会是如此。

初识中国

很多西方人对中国的认知来自那些持怀疑和否定态度的媒体或出版物，因此很容易对中国形成一种负面的印象。西方媒体往往会承认中国在物质经济上的增长是可观的，他们也会承认，在过去四十年里中国的经济增长对世界贫困人口减少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国带领7.7亿农村贫困人口摆脱了贫困[2]，而其他国家作出的贡献则不到其四分之一。然而，人们对这一卓越成就的赞赏很快又被警告说，中国破坏的与创造的东西一样多。

因此，当1996年我第一次到中国时，我的脑海里都是一些从电视和报纸中筛选出来的信息碎片，甚至包括很多负面的信息。

作为一个“自由媒体”环境中的西方消费者，我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接受了太多负面的刻板印象。然而，当我1996年来到中国时，立刻发现刻板印象中的大多数，要么是完全错误的，要么严重扭曲了事实。2002年回国后，我们发现早期的照片也很少是正确的。从那以后，我们每隔一个月或六个星期便去一次中国，游历了中国除偏远西北地区外的大多地区，已经去了十六次。我们与年轻的中国学生一起旅行，去了很多城市、城镇和偏远的村庄。我们同当地人交谈，从普通村民到大学教授再到政府官员。我曾与一些中国的博士生共事，在中国各地做过许多讲座。我们还拍摄了数百小时的影像，拍了很多照片。

以下是到2018年时我对中国印象的简单概述。毫无疑问，未来几年我的观点还会有所改变，但这仍是一次对一个庞大文明的深层结构把握的尝试。

统一的书写语言

由于其庞大的规模和古老的根基，中国的一切几乎都是可以称道的。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已有超过两千年的历史，那么对于这样一个幅员辽阔、极具多样性的国家而言，有没有什么是可以确切描述她的呢？

我相信一定存在着一些普遍的特征，也正因为这些特征的存在，这个非凡的国度才能在如此长的时间内团结统一。其中一个强大的纽带便是数千年来几乎不曾改变的书写语言。

对于一个习惯以字母对应发音，再用字母来组成单词的西方人来说，很难理解象形文字的体系。汉字中的每一个字都是一个词或一个“标志”，因此汉字也被称为是语标文字。

书写体系的强大和长久维持了中国的统一，在其后还存在着第二个特征——文化。如果说大多数社会是靠政治制度、经济、家庭或宗教组织起来的话，那么中国就是我所知道的唯一一个靠考试制度统治维持的文明。为了理解这种制度是如何产生的，我们需要把它放在一个更宏大的权力与行政背景之下。

官僚帝国

当我在研究这个非凡的复杂文明的近代发展时，我对她是何时、如何产生的感到了困惑。我知道早在秦始皇以前的至少三四千年，从黄河流域发源起，这里就已经有了了不起的文明，以公元前475年至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的战国时期而告终。

在这一时期，老子、孔子和孟子发扬传播了他们的哲学思想，但在战国时代的大背景下，他们的思想还只是边缘化的。他们被包围在我们称之为“封建制”的政治组织形式之中，从这种意义上来讲，类似于日本或是西方的中世纪。

在这种制度中，统治者通过把权力分派给下面的贵族来控制整个国土，每个贵族家族都有自己的封邑。他们的家族封号会传给子孙并代代相传。儒家任人唯贤的思想体系在此时尚不起作用，其提倡的忠孝仁义的和平哲学与这种封建制度并不匹配。

公元前4世纪时，战国七雄之一、以中原西部为中心的秦国开始发展出一套全新的政治制度。这很大程度上与变法者商鞅（公元前390—前338年）有关。商鞅在秦孝公时为相，是后来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确切地说，这并不是一个基于法律的治国体系，而是一种“法度的统一”。

法的实施摧毁了由王公贵胄组成的封建制度，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精英官僚制度。自此，国家的统治阶层向所有人开放，任人唯贤而非任人唯亲。而这也削弱了土地所有者的作用，使中国成为一个小农与中农并存，而无绅士统治阶级的国家。

巨变所产生的影响与其他诸如税制、行政、军事（使用先进武器、骑兵和更好的交通工具）方面的深刻变革相结合，使秦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都得以增长。到公元前221年，已经足够强大的秦国打败了其他六国，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帝国，正如同秦王政自己所宣称的那样，秦始皇统一了全国。

秦始皇在位的十五年里，他为中国确立了今天我们所知道的一系列标准。他将国家分为三十六个郡县，设立了覆盖整个帝国的标准化文字书写体系（这种基于象形文字的书写体系，后来被称作汉字）。他统一了度量衡和货币。他组织修建了很多道路和桥梁。他秉承了商鞅的思想，即一国之内无论贵贱，任何人都要遵守法。他赞同法家的观点，认为对一个国家而言最重要的人就是官吏和农民。而从事其他行业的人，尤其是商贾，则是低一等的，这也解释了为何中国历史上始终缺乏一个有效的中产群体。（秦始皇）对任何威胁到统治者力量的忧患后来延伸到了对宗教组织的忌惮，而这有助于解释佛教和其他宗教在中国的弱势发展轨迹。

这就是基于人伦关系与通过书面考试为政府机关选拔人才的儒家思想体系，最终得以发扬的历史环境。中国就这样成为第一个由文字、法律、官僚和教育所建设起来的伟大的官僚文明，其中只有两个群体最为重要——官僚和农民。

秦始皇可谓是目光远大。他将中原看作是一个实体并修筑长城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侵袭，保持国土的完整。这树立了国家在地理上的基础界线。在时间上，中国也有界的概念，帝国的建立时间被定为元年。秦始皇还下令焚书，所有私藏书籍的人都要被烙印刺字，终生为奴。

第一次统一仅仅维持了两年，随着秦始皇的驾崩而告终，但模式却保留了下来。在他死后几年之内，中国又在汉朝（汉人因此而得名）的统治下统一了起来，并延续了四百多年。

在汉朝，随着严苛残酷的法家思想的失宠和孔老学说的兴起，秦国变法被放大了，也成熟了。此时的中国已经完成了向一种史无前例的新的政治、文明世界的转型，形成了有助于我们理解今天中国的蓝图。

自秦汉以来，教育，即在代际之间传承基本读写技能和伦理纲常，一直是中华文明的核心。这种教育本身就有别于西方所谓的“教育”。它立足于潜心苦读经典，吸收儒家伦理体系，学习官僚朝廷的艺术——忠诚、偏见、判断和公平。门第和成功的科举制取代了旧的贵族制度。

就这样，中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由如此庞大的精英制度维系起来的文明，在这种制度下，任何人都有可能凭借智力达到高层。而不再有类似支撑日本和印欧文明的大量贵族群体。

很快，被推崇的艺术不再是打猎和搏斗，而是诗文、书法、读书、琴乐和思想。这是一种将智慧和思想放在核心地位的文明，数千年来，通过真、善、美的理念把千百万人统一在一起。书写文字成了其团结统一的象征，也是对文人志士的最高召唤。

当我们在看待中国时，一定要记住她的“原点”，即（从那一刻起）地球上的一个文明断然走向了一种全新的性质和规模——一个官僚的、中央集权的、精英主义的、标准化的统一的体系，跨越十几个世纪将数亿人团结在一起，无论他们曾受到怎样的动荡。

战争与暴力

故事十分简单，但战争和斗争在中国的历史上也并非不重要。直到公元前221年统一之前，中国还一直处于战乱和血腥的斗争之中。诸侯贵族被废除后，黩武思想或许被削弱了，但后来还是发生了不少战争，其中就包括涉及大量军事力量的三国时期（公元220—280年）。唐朝与两宋期间，内战再次减少，而来自蒙古部族的威胁仍将战火带入了中原。然而在元朝结束统治之后，明朝又再次削藩、轻武。

17世纪中叶，清朝重建统治秩序，并且镇压了国内叛乱。到了19世纪，中国遭受了频繁的入侵（包括鸦片战争）和大规模的内战（如太平天国运动）。20世纪是战乱的年代。如在历时14年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中国伤亡人数超过3500万。

然而，尽管如此，我们仍可以说，相比于罗马帝国崩溃后欧洲的四分五裂而言，中国由内战而引起的分裂是较少的。欧洲那种带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小国无法与之相提并论。此外，尽管皇帝手握大量军队，保卫国家和平定地方大部分还是由生活在战乱地区的农民家庭来完成的。作为拥有土地的回报，这些人可以在入侵和战乱时被动员起来（保卫家园）。

这一切都是规模和程度上的问题。伟大的文明大都发源于暴力。但中国远不及穷兵黩武的地步。就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如果我们将中国与美国作比较，前者参与海外战争的规模当然要小得多。尽管中国参与了朝鲜和越南战争，但这与美国入侵越南、柬埔寨和老挝，发动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甚至封锁古巴是无法相提并论的。搞“政权更迭”，是美国人而不是中国人的专长。目前美国在军事上的开支比中国要大得多。2015年，美国的军事开销占GDP总量的3%，而中国则占1.2%。按美国人均1821美元和中国人均95美元来看，美国的军事开销近乎是中国的四倍。

导致如此的其中一个原因便是中国的战争策略、武器、战术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却没有像好战的西方发展得那么快。因此1500年时中国的海军和陆军还与西欧的军事力量大致相当，3个世纪后，英国却可以与法、德、俄、日几国一同，以两次鸦片战争，用更先进的武器和军队轻易攻克这个强大的帝国。

货币与城市

由于儒学思想地位的提升，不仅战争，商贸和货币的地位也随之下降。中国人一直以来都是出色的商人，他们对金钱、市场和利润都十分敏感。他们拥有庞大而复杂的城市和极为四通八达的水陆交通。然而儒家和法家的推行却让通过经商和手工业得到的财富被视为比不上农民耕田所得要体面。

中国的人们和其他任何地方的人一样渴望赚钱，19世纪开始也出现了一些大型的商行（如山西和黄河三角洲一带）。但朝廷对经商盈利的态度总是有些轻蔑的。中国有句老话讲“富不过三代”，正是用来说明政治上的不确定性、家族中子女的财产分配问题和后来来自国外的商业竞争造成家族产业的不稳定。

直到近代，中国才出现了大型、独立的产业或阶级。而想要把巨大的经济收益传给下一代是很难的。因此（中国）很少有像日本、印度和西方那样的大型家族企业。大城市在法律上不具备独立性而只是行政上的设置，所以当地商人也很受政府力量的影响。

儒家文化模式

对于只熟悉西方民族小国历史的人来说，要了解整个中国的构架并不容易。一个如此庞大的国家，是如何不靠庞杂的警力和军队，不靠中产阶级和教会的支持，仅由几十万官僚统治就维持秩序的呢？这个帝国又是如何在两千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维持得这样和平有序呢？

奥秘隐藏于另一个特征之中，即儒家文化模式，而且以儒家思想来看，也很容易解释。儒家伦理的核心在于人与人之间的责任与义务。它是一种基于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乃至社会与政治维度的二元联系上的伦理秩序。

其根本在于父母与孩子之间的联系，尤其是父与子之间的。这是儒家伦理秩序最基本的组成部分。父亲具有绝对的权威。一般来说，父亲是绝对正确的，私下对孩子具有生死予夺之权。子应忠孝、顺从，父当保护、维系。这种父子纲常是不可被破坏或挑战的，而后又有了多种形式的外延。

其一是长辈与晚辈之间的关系。所有的晚辈都应尊重、孝敬长辈。特别是对于师长，应格外尊重和服从。这适用于一个家族中的年轻者和年长者——长兄对幼弟就有管教之权；也适用于两性关系之中——女性地位低于男性，被要求尊重和服从于男人。

实际上，这意味着一个家庭变成了一个完整的社会。孩子作为经济单位的一部分，由长辈亲族来经营。子女作为祭祀单位的一部分，只有通过长辈才能与死去的祖先和其他无形的力量产生联系。子女还是政治单位的一部分——长辈即象征君主。子女显然也是社交单位中的一部分，教育、婚配和社交皆由人安排。

因此，中国很大程度上是由数以百万计的“小家”自治的，这既包括祖辈、父母、子女之间的近亲集团，也广泛到通过追溯父系祖先联系在一起的强大的宗族制度。这些祖宗在祭祀、经济、政治、社交上都是自治的单位。

孔子集先贤思想之大成，通过强调治家与治国之间的平行关系，智慧地将这种伦理纲常超出亲缘关系，应用于政治统治体系之中。皇帝就是维系这个体系的父亲。父为子纲，君为臣纲。所以皇帝不必把权力交给封建的、武装的贵族，给他们土地作为奖赏，而只需将权力下放给诸侯并在其后嗣以任何形式挑战其权威时予以支持。

高度的重农思想加之儒家的教育体系使得有才干的子弟能够通过读书平步青云，给了百姓以志向和希望。此外，这种制度又由那些在科举考试中成绩优异、成为官吏的群体来实行管理。

压力与矛盾是并存的。由于父亲的权威过盛，儿子难以接近父亲，也就难以感受父亲的慈爱。另外，虽然夫为妻纲，但妻子又与母家息息相关，妻子与丈夫之间常有看不见的博弈。除此之外，就是忠孝难两全的问题。

天子会不会有过错，这也是一个敏感的话题。是否天子做什么臣下都要服从呢？这里又有一种众所周知的说法，那就是天子的权力来自“天命”，而天命是可以收回的。常年的天灾、饥荒、战乱和疫病都是天子有违天命的结果或象征，臣民可以另事明主。如果有足够的征兆表明天子已经失去了天命，即使是忠臣或官吏也有责任站出来反对他。

法律与风俗

这种家族权力与官僚制度非同寻常的结合也产生了其他影响。其中一个结果就是庞大的法律体系变得没有必要，这种法制体系与西方有很多不同之处。为了简明扼要，我们以《大明律》为例来看中国的法律。《大明律》颁布于明朝初年，大约是14世纪中叶。其与六百年前的唐朝律法和四百多年后的清代律法有不少重合之处。

其中有几处格外引人注目。其一，几乎整部法典都是有关刑事法条的，规定了国家（皇帝）与人民之间的关系。这是一部刑法而非民法，案例大多是关于朝堂上的国家大事。

如果我们将《大明律》与早出现一百年、篇幅十倍于它的亨利·布拉克顿（Henry de Brackton）的《英国的法律与习惯》(On the Laws and Customs of England)作比较，就会产生完全不同的感觉。布拉克顿的书只有一小部分是关于刑法和惩罚的，而侧重于法律程序、权利和义务、处理财产和财富的方式。

到了18世纪中叶，清朝颁布的《大清律例》不比《大明律》详尽很多，却以八卷的篇幅（超过《大明律》的四十倍）覆盖了威廉·布莱克斯通（William Blackstone）《英国法释义》(Commentaries on the Laws of England)中英国法律的内容。其中90%与民法和法律程序有关。

其二，《大明律》和其他法典在对犯罪严重性的评估中，是基于涉案人员的社会关系——尤其是家庭关系而定的。在《大明律》的卷首就有基于父系关系和婚姻关系的九族五服图。每一种罪名都根据关系的上下和远近来分级。

因而，比如伤害或杀害父亲或祖父，要比杀害兄弟、儿子或外祖父严重得多。这种根深蒂固的、基于社会地位的中国法律与英国个人主义的法律是完全不同的。在英国，在布拉克顿或布莱克斯通的著述中，家庭关系几乎完全被忽略。中国的这种法律与以地位为基础的罗马大陆法有很大的相似性。

其三，《大明律》中没有任何关于法定诉讼程序的指导。在英国法律文献中比比皆是的有关如何审判、怎样构成一项法律指控、什么是证据以及关于法官、律师、原告和被告的权利和义务的规定，在《大明律》中了无痕迹。

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认为，当一个人被指控犯有严重罪行时，一位法官就可以传唤讯问他（或她），如果必要，还将使用酷刑和威逼来获得某种真相。显然，其间没有陪审团，没有无罪推定，也没有个人法律权利的意识。法庭上甚至没有提及或暗示律师的存在，这又是与英国法律的一个很大的区别。

一旦被判定有罪，明朝法律中的惩罚是很残酷的。比如有五种大杖、小杖的杖刑，五种劳役，三种流放，两种死刑（绞刑和斩首）和驱逐。以劳役为例，可能包括被戴上重“枷”（用一种木制的“架子”扣住犯人的头和手）几个月或数年。还有其他一些死刑，包括“凌迟”。

这种体系看起来是由一系列非常简单的刑法来稳定社会秩序，维持家庭地位等级，保持整个帝国的和平有序的。一套与中世纪和现代英国相类似的、极其复杂的处理个人争议，特别是与财产有关的权利义务的法庭和诉讼程序，在当时是不太发达的。在我所处的世界里，每个人从出生就处于一个固定的、不平等的位置上，这个位置与长幼、性别、父母地位和与皇帝的亲疏都息息相关，这些地位等级的划分严格遵守着帝国的法典。

这种制度在中国维持了一千五百多年，直到距今两百年前才结束。此后，在体制的边缘开始出现改革。然而直到一百多年前，随着清朝的灭亡，一套新的基于日本法律的刑法体系才被引入中国。由此，刑事案件中家族的株连责任得以消除，肉刑与奴役被废止，酷刑也被禁用。

我曾经在中国拜访过一个中级人民法院，其在程序、审理和规则方面与西方同类法院相比都是相当好的。在与许多中国律师的探讨中，我清晰地发现，至少在理论上，一系列庞大的改革已经被引进，所有的诉讼当事人都被平等对待，包括法律与政治分离在内的“法治”正在被宣扬。法官、律师、代理律师、诉讼律师等大量专业的法律工作者正在接受培训。

不过，不愿把案件诉诸法庭的情况仍然存在。我们拜访过一处西南某省省会附近的“模范村”，在办事大楼里有一间标有“警察”的房间。当我们走进去后，发现那里只有一张大桌子和几把椅子。我们被告知如果有邻里或家庭争执，警察才会被叫来。而警察的目的是把争议中的所有人都带来，并设法让他们通过调解达成解决分歧的协议。

社会结构与职业

我们能在西方找到的大多数职业群体在历史上的中国都不具备，法律工作者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的两千年里，这里没有武士贵族，缺少专业的律师群体，也少有大商人和实业家。其他的专业群体也没有发展或发展缓慢。比如，尽管有大量的学校和老师，有繁荣的学院，却直到19世纪末才发展出独立的高等级大学，因此也没有西方的那种学术专业。

其他的诸多职业，印欧和盎格鲁地区文化和教育的主要支柱、宗教秩序，也很弱势。随着佛教的传入，僧侣运动曾不时兴起，但在8世纪到10世纪期间遭打击后也再没有独立发展起来。虽有很多道士隐居于偏远山林中修行，也不是全职的宗教人员。儒家则派生了学者，也非神职人员。

综上所述，中国呈现出的概况虽然庞大但很简单。与印度、日本和西方的四重阶级结构不同，中国历史上呈现出的只有两个阶级，即小统治集团加官吏，以及由工人、商人和广大农民组成的大众群体。进入官僚阶级的唯一阶梯就是教育。

结构文明

中国文化的本质在于所谓的“结构主义”。也就是说一切事物的意义——人、自然、艺术、生命——都不在于个体，而在于关系，以及这些关系之间的关系。

一个典型的体现便是阴阳的符号，一对各自独立又相互依存的存在，彼此还包含了另一个的种子。日与月、天与地、男人与女人、白昼与黑夜、君与臣、父与子、丈夫与妻子、黑与白，这种二元对立是没有止境的，任何一个单一的实体都在一对对比关系中才有意义。

这不仅仅意味着A与B是相联系的，而是当我们有A或B时，是A与B之间的联系或矛盾结构将整个系统连接在一起。每一对（矛盾）又在更广泛的关系中获得意义——男人于女人而言，就如白昼于黑夜、君于臣、父对子、天对地。

这一对对之间是如何相互联系、相互增益的，取决于中华文明的强大与关系的持久性。挑战父权就是要挑战一切，挑战男女关系则是要颠覆一切。这种相互联系的系统是一个整体，集所有的权力、财富、社会和信仰的力量为一体。

我原以为这种与西方思想如此格格不入的结构特征主要是儒家思想的结果，以其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非人本身的伦理体系。显然这只是一部分原因，相对地，这也与中国家族制度的力量有关，这种延续了几千年的家族关系把一个人变成了集体中的一个部分，而非一个独立的个体。

然而最近，我发现此间的原因其实更为深远，源于古代哲学，同时又融入了中国佛教。这种特征尽管只是学术上的，仍需把握并从更深层解释。

2017年，彼得·赫索克（Peter Hershock）在他的一篇关于“禅宗”的文章中解释了这一特征，具体如下：

所有佛教传统的共同点都是关于轮回和因果报应的教义……为了阐明这一点的意义，法藏法师用一种传统木构架建筑做了隐喻，这种木构架建筑不靠钉扣便把重力应力分散到各个构件上[3]。去掉陶土瓦顶后，巨大的重量使房屋重心不稳，最终房子便会坍塌。但屋顶的瓦是放在檩条上面的，檩条又是垂直置于椽子上，椽子搭在梁上，梁的两端交接柱子，柱子落在独立的柱础上。拆除屋顶的瓦便会导致整个建筑的坍塌，因此也可以说这些瓦就是建筑作为一个整体的因。但这种说法也适用于建筑的其他构件。同样地，这世上每一个特定的事物（事）都同时由所有事物整体的动态模式（理）引起和被引起。任何一事都最终相对于其他事物才存在。

这种看待世界的方式对于西方传统观念来说十分陌生，但理解起来却至关重要。中国正展现出一种非凡的能力，它有如此广阔多样的领土，将数亿人民聚集在一起，这在世界历史上是无与伦比的。

所有百姓都有着近乎一致的观念，除了一些少数民族以外，然而他们还是会被部分吸收，最终同化。“汉”文化的模式成了“自然”的模式，当人们都通过一种象形文字联系在一起，用共同的汉语交流时，这个整体就成了一个庞大而紧密的“存在链”。

这种链条是具有弹性的。有一件事一直让我感到惊讶，那就是中国在不断变化的同时又保持着不变。举例而言，据观察，中国的法律法规在汉唐到明清的至少两千年里，其本质都是基本一致的。

基础的哲学思想也是如此。两千五百年前的儒家戒律与今天的仍能互相关联、产生共鸣。时尚、音乐、绘画、服饰亦如此，当然还有古代汉语，一个受过教育的中国人仍然可以阅读两千年前的文字。

如果中国像日本和英国那样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岛屿，能够吸收和抵御外来侵略者且无大规模的内战，那么其不变的本质就更容易理解。然而她是如此幅员辽阔的国家，其边疆不可能永远固守，尤其是面对强大的游牧民族时。仅在过去的一千年里，她就遭受了足以毁灭任何骨架坚固但更简单的文明之基础的四次入侵。

13世纪时，蒙古人入主中原，他们一路洗劫、抢夺、摧毁了大量城市，屠杀了可能超过四分之一的人口。然而，元朝只持续了不到一百年。它吸收、使用并改革了一系列中原地区早期的行政制度。之后在17世纪，又一支部落——满族入主中原。他们吸收并掌管了天命，通过官僚制度实施统治。清朝利用现存的社会结构，在帝国崩溃之前维持统治几个世纪。

帝国崩塌的部分原因是来自外部的重大打击，这次的来自西方，特别是19世纪中叶英国发起的鸦片战争。这削弱了一个已经被环境问题所困扰的中国。然而，尽管帝国在1911年垮台，共和国已经形成并开始认真吸收西方的思想和技术，中国仍然是中国。

最后的巨大打击来自外部。日本侵华战争又一次让数千万人丧命。

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可以看到，如今的中国再次重拾了往日雄风，日渐强大起来。

“中国是如何形成的”

中国还有许多其他显著的特点。其一就是她形成的方式。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国”发源于一万年前的黄河流域。到了公元前2世纪，这些文明传播并融合成了第一个完整的帝国。从那以后，中国便不断地向外推进直到今天的版图面貌。然而中国并不是近代欧洲那样的帝国。她更像是罗马帝国，在陆地上扩张而非海上。人们到新的土地上定居，与当地人通婚融合。

中国人之所以称自己的国家为“中国”，就像太阳有行星环绕一样，虽然不会完全融为一体，却自恃着中心的优越性。韩国、越南、缅甸、有时还有日本都在中国的引力作用下盘旋。在草原的边界上，中原地区则通过构筑要塞、财物给予和贸易往来等一系列手段防范游牧民族的入侵。因此中国从来不是一个海上帝国，尽管有证据表明到非洲和中东的远航在早期就已经可以完成。中国有着广阔而复杂的水路网络和庞大的国内贸易，到17世纪其规模已经超过了世界其他地区贸易的总和。这或许是中国人没有发展远航冒险的原因。

尽管也常有人进入邻国，但除了中国西部地区外，这些移民从未导致周边小国的永久合并，如韩国、越南、泰国、缅甸和尼泊尔。这一模式一直延续到今天，海外华人仍在为非洲、南美、巴基斯坦和许多其他地方注入活力。与葡萄牙、西班牙和法国不同，中国没有传播福音的教派。与大英帝国以法律和政治制度作为贸易基础的做法也不同，中国不会在与之接触和进行贸易的地方建立起自己的法度和习俗。

另一个发展特征来自地理和人口的交叉。中国南方在早期选择了耕种水稻，结合以小规模的手工劳动和贸易。人口变得稠密的同时，和其他地区的稻米（种植）一样，这种耕种方法意味着劳动力的低廉，人们须得极其辛劳地工作。

节俭、勤劳和从第二份工作中赚一些小钱的渴望成了几千年来中华文明的特征。在今天的世界各地，所有这一切，连同他们辛勤、有组织的相互协作一起，都在其巨大的经济繁荣和成功的背后发挥着作用。他们期望自己的孩子能在新形式的经济活动中努力工作取得成功，因而这些孩子也很优秀。他们对饥荒和动荡的世界有着深刻的记忆：在那个不太平的世界里，弱者和穷人就如同生活在水中，鼻子刚刚能露出水面，很容易就被不时的灾祸淹没。

中国人拥有马克斯·韦伯（Max Weber）[4]所认为的“清教徒”伦理的大部分品质：节俭、诚实、不懈工作和理性。

信仰、仪式和伦理

对一个西方人来说，中国最难理解的特征之一就是虽然仪式具有普遍性，却没有类似西方的宗教和一神论。我们认为“宗教”是由各个部分绑在一起形成的一种组织——造物主，教条，一套关于天堂、地狱、罪恶、救赎和伦理准则的信仰和一系列的仪式，通过这些我们方能触及和影响精神的力量。如果这么一整套才是我们所谓的“宗教”，那么中国三大哲学中的任意一个，或是三个加起来，也构不成一个独立自治的“宗教”领域。

儒家思想提供了一些伦理和社会仪式，但没有关于精神世界的神或者教条；道教具备仪式，但没有提出伦理和上帝；佛教有一些仪式、伦理和教条，但没有造物主。

另一种讨论的方式是，像“宗教”这样的现象应该通过设置一组可能的特征来理解，然后看看其中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是否存在。如果我们这样讨论的话，不仅包括上面提到的那些，还包括诸如是否事鬼神、崇拜祖先、有圣地或圣人、有奉为神圣的经典。这样看来，那么中国人（的宗教）与我们在西方所体察到的“宗教”就有着“家族相似性”。

凡是到过香格里拉或少数民族地区，或是去过中国那些漆红描金的孔庙与佛寺的游客，都会产生一种“别样”的感觉。我们会感到有些事物超脱了世俗的生活，人们意识到有超越人类个体而更庞大的存在，一种类似于电的力量贯穿着一切，因此需要风水先生来算定吉日和朝向。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即使在我们认识到少数民族地区和现在许多基督教徒中真正宗教情感的存在之前，中国也有许多元素是与西方宗教的某些方面大致相似的。

除了佛教在唐朝传播的一个短暂时期外，中国宗教所没有的是一种占主导地位的福音、布道、一神论的教义和大量的神职人员。与西方不同，宗教在中国的教育中起到的作用很小，不像婆罗门教和其他地方的神职人员一样形成了一种独立的秩序。

中国没有宗教法庭，除了社会伦理之外，宗教没有在经济或政治中成为一股独立的力量。皇帝是天命的代表，受到父亲或丈夫那样的尊敬，但皇帝不是神。

西方人惊讶于中国人是如何这般世俗而理性且一直如此的。对于西方人包括日本人来说，犹太教、基督教或伊斯兰教在西方思想中留下的巨大影响在人们的哲学、社会生活，甚至经济和政治中都是不同寻常的。在中国人看来，我们西方人很迷信，无处不谈上帝。这并不奇怪，即使是现在，宗教这个词也用来强调尊崇和遵守祖先的规则。对于许多生活在原教旨主义冲突的西方世界、宗教战争和传教士事业背景下的继承者来说，这一切似乎都令人耳目一新，但它在很多领域都对中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中国哲学的核心

解开哲学和宗教体系变化的关键蕴含于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5]的观点中。在研究了从中国到欧洲的许多伟大古典思想家的哲学后，他指出他们都是所谓“轴心时代”的伟大运动中的一部分。他认为，大约在两千五百年前，欧亚大陆上所有伟大的文明都经历了一场奇怪的平行“轴上转动”。

这是一个可以大大帮助我们理解的观点。其本质是从部落时代的脱离，在那时，内在的“精神”和无形的力量与这个物质世界、与我们周遭的一切深深交融在一起，这是我曾作为人类学家在喜马拉雅的村落花了数月时间所了解到的那种有灵论的萨满世界。

在那样一个世界里，有巫师可以让你与人类、动物、山石和树木相沟通。萨满会进入另一种意识状态，进入一个平行世界，再回来告诉人们他们的所见所闻。那种世界从上古时代就存在。那时没有特别的关于“天堂”的独立想法，没有我们用来衡量自身生活的一系列理念。

雅斯贝尔斯认为，在大约四百年（约公元前800年至前400年）的时间里，一些伟大的思想家提出了一个全新的哲学体系。中国的老子、孔子、孟子，印度的佛陀及古印度经文，西亚伟大的旧约先知和希腊的伟大哲学家都取得了突破。

他们都提出物质世界是存在的，而在别处也有着同样真实的“理想”秩序，我们需要调解人、哲学家和宗教专家来沟通这两个世界。在任何情况下，教条和信仰都应书写在经文中，我们应保存和理解这些文字。

在研究了儒、释、道的哲学思想后，雅斯贝尔斯认为，拥有三种轴心时代哲学的中国，是轴向转变的一部分：“轴心民族包括中国人、印度人、伊朗人、犹太人和希腊人。”另外，马克斯·韦伯在其《中国的宗教》(Religion of China)一书中提出——中国基本上并不属于轴心，尽管他没有使用这一术语。在他所描述的世界中，孔子并不关心世俗世界与天堂之间的关系，而是道教创造了一个中国人没有走出的神奇而迷人的世界。

这里似乎有一处困难或者说矛盾。也许答案是中国既是轴心的，同时也是非轴心的。这或许是因为当儒家和佛教这两大轴心哲学发生冲突，佛教也必须适应这套非常强大的已有的非轴心信仰——道教和祖先崇拜时，其影响与我们预期的不同。

每种哲学思想都是相互对抗的，而不是重新归附于轴心，使彼此更趋向于轴心，因此，儒学和佛教的轴心性在新的融合中减弱了，并进一步被道教削弱，正如一位中国皇帝所说的三足鼎的第三条腿。所以中国或许会被称为是“轴心”的，作为向轴心时代发展的四者之一，后来被宗族制度削弱了其轴心性。事实上，儒学本身（孔子“敬鬼神而远之”，更入世）也增强了中国的特殊地位。

随着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它融入了道教的万物有灵世界。在这种极端的形式下，它不再威胁到这个国家，并吸收了大量道家的内容，对儒学也不构成威胁。佛教在许多方面与西方清教类似，是一个简单的、禁欲的、内向的、私人的系统，通过内在的净化和冥想，经由信仰而不是工作来救赎。然而，与基督教不同的是，佛教没有上帝。这种差异将对中国发展的许多方面产生深远影响，包括中国可靠的知识或科学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