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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王广宇

 

内容简介：

 

从世界范围来看，气候变化是人类共同面临的长期重大挑战，为此全球已有超过120个国家和地区提出了碳中和的目标，一场波澜壮阔的全球绿色低碳转型大潮正在形成。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当前社会年碳排放总量超过100亿吨，约占全世界年碳排放总量的30%。最近的十年间，我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年均增长率为2.5%，约为全球年均增长率的2倍。因此实现“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是相当具有挑战性的任务。与其他国家及地区相比，欧盟约在20世纪80年代便实现达峰，其宣布将在2050年实现碳中和，从碳达峰至碳中和预计有60—70年的时间；美国和日本大约在2007—2008年实现碳达峰，同样宣布将在2050年实现碳中和，预计有40多年的过渡时间；我国计划达峰后仅用30年时间，也就是2060年实现碳中和。这一目标的实现任重而道远，需要各行各业通力合作，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懈怠。

 

如何实现碳中和目标？

 

实现碳中和需要以技术可行性及经济可行性为前提，这两者相辅相成、相互支撑。技术可行的前提需要有良好的技术创新动力及应用环境；能够给科研人员足够的激励、给企业足够的动力去研发新的技术，并有一定的市场基础去推广这些技术。同样，技术的创新会降低减碳的成本，降低碳中和目标的实现难度。毫无疑问，金融行业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发挥核心及关键作用。金融和投资机构应该以怎样的姿态去对待“双碳”目标，直接或间接发挥作用，涉及理念问题、制度问题、市场机制问题等，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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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减排要依靠市场机制 面对气候变化的环境挑战，世界各国都在尝试采用各类减排政策工具来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认为，强劲的碳价信号与其他政策工具的协调配合将有助于落实减排措施并实现成本效益。借助碳价信号，引导经济个体减排行为的市场化减排机制，分为以碳排放权交易机制为代表的数量型政策工具和以碳税为代表的价格型政策工具。其中，碳排放权交易机制是在设定强制性的碳排放总量控制目标，并允许进行碳排放配额交易的前提下，通过市场机制优化配置碳排放空间资源，为排放实体碳减排提供经济激励。与行政指令以及经济补贴等命令控制型政策相比，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可以明确排放主体的减排责任，并且是低成本、可持续的碳减排政策工具。此外，市场化的减排机制在不断发展和创新，主要手段还包括碳贸易机制和碳税。 碳贸易交易机制是一种新型的国际贸易机制。1997年各缔约国签署《京都议定书》确立了三种灵活的减排机制：排放权贸易机制（ET）、联合履约机制（JI）和清洁发展机制（CDM）。 排放权贸易机制是缔约国的发达国家之间将其超额完成的减排指标，以贸易方式而不是项目合作的方式，直接转让给另外一个未能完成减排义务的发达国家。 图1.1 排放权贸易机制示意图 资料来源：《京都协议书》、华创证券。 联合履约机制是缔约国的发达国家之间通过项目进行合作，转让方扣除部分可分配的排放量（AAUs），转化为减排单位（ERUs）给予投资方。 图1.2 联合履约机制示意图 资料来源：《京都协议书》、华创证券。 清洁发展机制是履约的发达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并与发展中国家开展温室气体减排项目合作，来换取投资项目产生的部分或全部“核证减排量”（CERs），作为其履行减排义务的组成部分。 图1.3 清洁发展机制示意图 资料来源：《京都协议书》、华创证券。 碳税是政府对企业的排碳行为进行征税，通过提高企业的排碳成本，使得企业基于利润最大化原则不得不进行减排，主要手段有提高税率、拓展碳税覆盖范围、废除碳税豁免和征收碳关税。 对比碳税和碳贸易，碳税是从排碳单位一方进行约束，而碳配额即碳排放交易机制是从政府一方直接限制碳排量的供给。 表1.1 碳税与碳排放权交易对比 资料来源：华创证券。 实践中应用最广泛的是碳排放权交易机制。这一机制的雏形是美国为控制SO2排放而采用的排放配额交易项目，后来被欧盟率先用于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目前，全球有27个不同级别的司法管辖区（包括1个超国家机构、4个国家、15个省/州和7个城市）已启动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其所覆盖的排放已占全球碳排放总量的8%；另外有6个司法管辖区正计划在未来启动碳交易体系；此外，还有12个不同级别的政府开始考虑建立碳市场，以将其作为应对气候变化政策响应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欧盟、新西兰等国家和地区所构建的区域型碳市场是目前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的典型代表。 表1.2 已实施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的主要国家和地区 碳减排方式主要有两大类：一是经济活动电气化，如工业、交通运输、家庭取暖等；二是发电从传统能源转化为可再生能源、核电、化石能源，或配上碳捕捉、碳封存技术。要想实现碳中和，供给侧是核心抓手，主要需要通过碳定价以及技术进步来实现。作为全球碳排放第一大国，我国的目标是截至2030年碳排放强度较2005年下降65%以上，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于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相较欧盟和美国分别有71年、45年的时间从峰值走向碳中和，我国的碳中和实现进度时间紧、任务重、挑战大。 碳中和的实现是从一个均衡到另一个均衡的过渡，具体均衡模型见图1.4。在没有零碳和负碳等气候友好技术（碳中和技术）进步的情况下，由于排碳成本的存在，企业会在使用化石能源所获取的收益和额外支付的成本之间做出权衡。在总量上，经济最终会收敛到一条新的均衡增长路径，而在此路径上，经济产出往往更低。新旧两个均衡产出之间的差距即为碳减排的社会成本。碳中和技术的引入可以帮助降低碳减排的社会成本，进而提高均衡增长路径。碳中和技术由转型绿色投资驱动，而该投资由企业投资和碳费再利用两部分组成，其力度越大，越有助于降低企业由于碳成本带来的额外开支，进而最小化碳交易对产出带来的负面影响。 图1.4 碳中和市场一般均衡模型 资料来源：中金公司。 二、绿色溢价 绿色溢价传统上多指涉及绿色、环保等业务的企业所持的债券或者股票市场上形成的溢价。但是随着碳中和的讨论深化，衡量绿色溢价有了不同的解释角度。 （一）平价碳成本 绿色溢价（Green Premium）指在经济活动过程中，零碳排放的能源成本与化石能源成本之差，也是基于当前行业有排技术和零排技术之间的成本差异，在本质上是一种平价碳成本——需要为碳排放付出的额外成本。[1]绿色溢价在不同行业以及不同技术领域均有不同，并且会随着技术和政策的改变而改变。若绿色溢价为负，则化石能源的成本相对较高，经济主体基于趋利性会向清洁能源转型，在此过程中碳排放降低，反之亦然。在某种程度上来说，碳中和的关键在于想方设法降低“绿色溢价”。 绿色溢价较高的行业包括化石能源、航空、建材、化工等领域，受限于当前的技术条件，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实现技术突破和成本降低。根据中金公司的一项研究，非乘用车交通运输以及建材行业（玻璃、水泥等）的绿色溢价分别是141%和138%，技术相对成熟的造纸、有色、钢铁、乘用车和电力行业的绿色溢价是3%—17%——在2017年，上述这八个行业的碳排放量，占我国碳排放总量的88%。 绿色溢价的影响因素最主要的是清洁能源技术的发展和碳交易价格。在清洁能源技术方面，如果技术成本价格低，会促进清洁能源的使用，若其价格高于化石能源价格，则会促进化石能源的滥用，这样碳中和目标很难实现。在碳交易市场价格方面，碳价需要反映出气候变化负外部性，即使清洁能源技术没有通过自身的技术革新降低成本，也会由于碳排放权收费增加而变得成本高昂，从而降低绿色溢价。 （二）绿色溢价与碳价 作为分析和政策操作工具，“碳价”用于衡量碳排放的社会成本，绿色溢价用于衡量私人部分利益驱动的平价碳成本，两者并不相悖。由于人们的生活习惯不同，绿色溢价和碳减排既是不同路径，也是不同方法。因此碳价对经济在短期内有较大影响，但对技术进步影响具有相对不确定性。 碳价是在碳交易市场上形成的交易价格，也是为了激励生产者、消费者和投资者改变碳密集行为和生产方式，以及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而提供的高效、灵活、低成本的激励机制。相比较而言，绿色溢价是在一个比碳价更高层面上的一种测算结果，可以通过增加公共部门在促进技术进步和创新方面的投入，加快行业和产品的绿色标准制定，建设降低清洁能源使用成本的基础设施等方式来降低绿色溢价。 绿色溢价和碳价并不相悖，存在相互联系。但绿色溢价作为一个分析工具，相较碳价有以下三方面优势： 绿色溢价比碳价格内涵更广泛。碳税和碳交易等狭义的“碳价格”不足以纠正超时空的外部性，需要公共政策更大范围地进行干预，此时，绿色溢价可以提供一个包含碳价在内的综合考量。降低绿色溢价可用碳税和碳交易作为载体，也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来实现。 绿色溢价衡量现状，碳价格评估长远不确定因素。估算碳价格是由远及近，把碳排放导致的气候变化的长远损害折现为当下的成本。绿色溢价是由近及远，估算当下的成本差异，以此为基础分析未来可能的演变路径。 碳价格是统一的概念，绿色溢价具有鲜明的结构性特征。由于技术条件、商业模式、公共政策等的差异，各行业的绿色溢价不同，甚至有较大差异，对不同行业绿色溢价的估算有助于评估政策措施在不同领域的可行性。依据对新技术、新模式以及规模效应的假设，绿色溢价可以判断在实施路径上的一些关键指标。 * * * 注释： [1]比尔·盖茨.气候经济与人类未来[M] .陈召强，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21. 三、碳产权与外部性 （一）气候变化的外部性 气候变化是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的困境，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气候变化具有公共物品属性，且是人类活动外部性综合作用的产物。气候环境具有公共物品的属性，一直被过度使用产生了负外部性，即私人生产者与消费者不愿为使用气候环境支付成本，导致私人对气候环境的过度使用直至边际效益为零，且不关心边际社会成本的增加。 外部性的产生是由于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的偏离。气候问题具有时空尺度的外部性，需要全球各国共同应对，同时也是各国在政治、经济、科学、技术等领域的博弈。从个人层面来看，气候变化不仅仅涉及传统政治中的利害关系，同时也是关系每个人生存的根本问题；从国家层面来看，这是责任和担当的体现；从国际社会层面看，是对国际制度与机制的考验，并将决定人类能否超越自我，运用智慧解决关乎人类生存的根本问题。 面对气候变化的负外部性，气候问题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广泛性和包容性，解决气候治理这个系统工程需要各国充分的沟通和开放合作。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中认为“外部性是产权界定不清的结果”。因此，注重界定有效的产权制度为气候变化问题解决提供了路径。 （二）碳产权 产权的界定可以有效克服外部性，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碳交易市场将碳排放作为一种产权，为气候变化提供解决路径。中国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强调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碳产权的实践界定提供了政策指导。 排放交易制度的核心是环境容量资源的财产权化，以激励企业低成本减排。实践往往值得深思——美国在最早的环境应对中反其道而行之，但没有妨碍政策实现满意的环境效果和活跃的市场交易。以联邦酸雨计划SO2排污交易为例，法律明确了排放许可的非财产权性质，但政策依然取得了巨大成功。这一交易制度实施25年以来，SO2排放量从1990年的1570万吨降至2015年的220万吨，降幅高达86%；2010年政策净效益高达1200亿美元，2021年将突破2000亿美元——也正是因为该政策实施初期就取得显著成效，才催生了《京都议定书》的市场机制和欧盟等区域、国家和地方层面的碳交易制度。 《京都议定书》中规定可以进行温室气体的减排方式有如下四种：一是国家之间可以进行排放额度的交易，即利用排放权交易来完成规定的减排任务。二是以“净排放量”计算温室气体排放量，即从本国实际排放量中扣除森林吸收的二氧化碳的数量。三是可以采用绿色开发机制，促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减排温室气体。四是可以采用“集团方式”，即欧盟内部的许多国家之间互平衡，从整体上完成减排任务。在以上四种方式中，以第一种方式最为普遍。 中国企业在参与减排交易方面并不落后。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与日本JMD公司合作进行二氧化碳减排项目于2007年2月成功获得CMD执行理事会（EB）签发的CERs，签发量为1437117吨；根据协议，CMD公司自2007年起7年内将获得4000万吨二氧化碳排放权，相应每吨会付给巨化股份6.5美元；我国《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运行管理办法》第二十四条规定，该项目收入的65%上交国家，35%归企业。但巨化股份并不是我国最早开展碳排放权交易的企业，早在2003年实施的中国第一个清洁发展机制项目——35.4MW内蒙古辉腾锡勒风电厂项目是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进行国际合作的开始。通过国际合作，有助于我国借鉴世界的先进方法，能够促进我国国内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形成，推动我国排污交易制度建设，为更广泛意义上的经济手段解决环境问题提供实践经验。 碳排放具有产权的显著特征。著名经济学家阿尔钦把产权定义为“一种通过社会强制而实现的对其经济物品的多种用途进行选择的权利”。他不仅把产权作为一种权利，同时也强调把产权作为一种制度规则，是形成并确认人们对资产权利的一种方式，是一系列旨在保障人们对资产的排他性权威，进而维持资产有效运行的社会制度。科斯则在其现代产权理论中把产权定义为财产所有者的行为权利。“科斯定理”改变了通行的观察问题视角，建立了分析产权和政府干预的新参照系。 当前讨论的碳排放权和交易，本质上是发生在人类保护环境过程中产生的国与国之间、国家与企业之间以及企业之间，为顺利完成对温室气体的减排任务而形成排放配额的交易行为。它不仅包括排放行为主体可以排放的额度，同时也规定超额排放的行为将受到相应的制裁。作为一种产权，碳排放权不仅是一种服务于环境改善目标的人造工具，也是一种制度安排。在国际社会对环境问题达成普遍共识的《京都议定书》的框架下，碳排放权交易可以协调和规范世界范围内各缔约成员国之间的利益分配，同时在执行条约的过程中还应具有其强制性的一面。通过对碳排放和交易过程分析，发现碳排放权具有如下的特征（见表1.3）。 表1.3 碳排放权特性 确定了碳排放的产权，才能建立市场交易机制，以市场化的手段配置环境容量资源的使用。通过建立碳排放权的交易机制，碳排放的边际成本较低的企业，可以通过自身的技术优势或成本优势转让或储存剩余的排污权，碳排放的边际成本较高的企业则通过购买的方式来获得环境容量资源的使用权。因此，购买行为本身不仅包含实际减排额度的兑让，同时也包含减排技术的交易。通过碳排放权的交易，污染治理的最终任务必将落在减排成本最低的企业或专业化的减排处理企业上。 （三）碳配额与碳信用 碳配额控制着总量目标，在各个经济部门即行业、企业之间进行分担。碳信用是温室气体减排项目按照有关技术标准和认定程序，确认具有减排量化效果后，由政府部门、国际组织或其授权机构核证签发的碳减排指标。相比之下，碳信用核证是基于自愿原则，而其他碳定价机制是义务性的。 碳排放配额与碳信用核证，都具有无形资产的特征。碳排放交易机制中都设置了统一的登记簿，用于记录碳排放配额和信用的创设、分配、转让和注销等行为。碳排放配额和信用具有唯一数字编码用于识别，只存在于特定的登记系统中，具有无形性。此外，碳排放配额和信用核证都可被占有和使用，具有资产的典型特征。通过登记系统，将其记录于特定主体名下可以公示其占有行为。碳排放配额和信用除了可转让以外，主要的使用价值在于其可被用于履行上缴配额和信用义务；每个履约期满后，纳入的实体必须根据核证的实际排放量上缴等量的配额或信用。碳排放配额和信用在碳排放交易市场上可以依法交易，具有价值属性。 无论以排放配额还是以信用核证方式进行交易，只有加强和完善相关立法工作，明确产权和交易制度，才能为市场化的资源配置提供保障和手段补充。环境容量资源有偿使用的原则下，以行政手段和市场手段相结合的新型资源配置是时代的必然选择。在市场选择的基础上，政府规范各企业的排放行为，在许可证制度和总量控制的基础上建立的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的要求。但在政府主导排放权的初始分配过程中，要注意公平合理地在现有碳排放企业之间配置环境容量资源，确定减排指标；公平合理地通过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的市场调节，进行环境容量资源的初次分配。同时，在碳排放权交易的过程中，国家还应制定一套科学的环境监测标准和监管路径，由专业机构制定和实施一套碳排放权交易的具体规则。 四、便利收益 便利收益是对存货持有者在不确定世界里，从存货中所得到的利益的度量，也是与商品生产、贮存、运输以及加工相关的硬性成本。在期货合约有效期间内，商品短缺的可能收益越大，则便利收益越高；如果库存较多，商品稀缺性变小，则便利收益降低。碳产权确定后，便利收益在碳排放领域也存在。 （一）便利收益与风险溢价 碳排放交易市场现货价格每天都在更新变化，那么碳排放权的现货持有者就需要承担一定的价格风险。在承担风险的同时，持有碳排放权现货可以产生便利收益，它有效说明了便利收益是现货持有者承担价格波动风险所获得的风险溢价。Truck等运用成本模型对欧盟碳排放市场中碳排放的期货价格与现货价格的相关性进行了分析，发现现货价格与期货价格之间有一定程度的价格差异，且碳排放现货持有者可获得额外的便利收益。 由于碳排放交易市场中现货价格和期货价格呈现动态变化的趋势，便利收益是反映碳排放现货价格与期货价格的差异。便利收益是一种看涨期权，欧盟市场参与者可以采取灵活变换碳排放现货与期货的交易策略，实现套利收益，有效规避碳排放交易风险。 （二）碳便利收益的期权特性 本质上，便利收益是碳排放现货持有者获得的一种隐含的投资收益，因此，市场参与者准确地估计碳排放便利收益，研究碳排放便利收益的行为特征，对于预测碳期货价格以及实现套利收益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在碳交易机制下，碳排放权是一种特殊的商品，跟普通商品具有不同属性。由于持有碳排放权不需要储存成本，那么便利收益只是碳排放现货价格按特定利率支付的预期价格与期货合约价格的差异。在某个时期内，若碳排放现货预期价格大于期货价格，便利收益为正值，市场参与者持有碳排放现货可以获得额外的便利收益，此时便利收益可以认为是一种看涨期权，碳排放现货持有者可以产生期权价值；若碳排放现货预期价格低于期货价格时，便利收益为负值，市场参与者可以采取反向操作策略，持有碳排放期货合约，做空碳排放现货，持有碳排放期货合约可以获得一个看涨期权。 市场参与者根据便利收益的变化规律灵活调整碳排放现货与期货的交易策略，可以有效规避价格波动的交易风险和实现套利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