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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黄克武

 

内容简介：

 

《笔醒山河》是一部建立在扎实学术基础上的通俗化、大众化的严复传记。严复是中国近代重要的启蒙思想家、翻译家。本书以“笔醒山河”为名正是要凸显严复在启蒙方面的重要性。

 

书中围绕两条轴线展开：第一条轴线是严复的历史处境与人际关系，从他生长环境、个性特质、婚姻家庭、师友关系等来看他的生命历程，并反映他所身处的清末民初的动荡时代；第二条轴线则是关注严复的思想内涵，尤其透过严复翻译作品的分析，展现他的政治和经济思想特点。作者试图从学术普及的角度，简明扼要地向读者描述严复“走向世界”所遇挑战、所经挫折与所得成就。

 

他是千年大变局中的盗火者，引介西学第一人；

 

他翻译、评点、著书，建构了一整套体系完整的启蒙方案，希望为后代开启太平之世；

 

他学贯中西、放眼世界，却又经历磨难、饱受争议。

 

他不仅是近代中国世变的先觉者，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自觉者。阅读该书，不仅可以一览严复思想上的成就，更可以深刻理解严复所处的“时代困境”。本书不仅是一把认识严复的钥匙，更是一个理解百年革命狂潮的切口，它以生动、精准的语言，娓娓道来，将严复的生平与思想，献给当代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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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初，严复又回到福州。此时重修工程终于快要完工，他在1月29日写给长子的信中说：“尚书庙工程，翰周自切嘱开帐后已不过问，难得铭官、朱孟文两人极力营干，现每日均有百余人作工，盼望明春可将正殿至前门修竣，则吾辈亦可暂告息肩矣。”7月3日，他与次女从福州赴阳岐，“往看尚书庙工程”，并顺便去看了自己的墓园。 重修之后的尚书庙不仅庙貌宏伟，焕然一新，由原来的土木结构变成了青砖灰瓦的琼宇，面积还扩大为3805平方米。祖庙建筑主体有三间四进，建有戏台、酒楼、钟鼓楼、天井、中亭、享殿等。神龛三座并列，中殿为“岐山上境”，供奉守土尊王；左殿为“忠肃祠”，供奉水部尚书陈文龙；右殿为“毓麟宫”，供奉陈文龙之母及临水陈太后（陈靖姑）。宫后为“凤鸣寺”与“观音阁”，奉祀如来三宝与观音菩萨。正门之上有“历代奉旨祀尚书祖庙”，字体苍劲雄伟，是出自严复之手。 大殿之内有十几对青石对联，都是名人所撰，包括严复、林则徐、陈宝琛、郑孝胥、严叔夏等。进门即可以看到严复手书的对联：“入我门来，总须纳手扪心，细检生平黑籍；莫言神远，任汝穷奸极巧，难瞒头上青天。信士严复熏沐书敬。”第二幅是“十万家，饭美鱼香，惟神之赐；百余乡，风清魔伏，为民所依”。另一幅是：“依然麦浪松涛，漉酒重檐梓里貌；饶有黄焦丹荔，迎神长守故乡风。”帝师陈宝琛所写的对联是：“惟公节义文章，是宋季第一流，不负科题垂史册；为神聪明正直，愿海滨百万户，永消灾患奉馨香。”严叔夏的对联则是：“犄角风清如睹，神旗还往，千载永馨香，崇祀精灵，倘今日重来；西湖云黯心荡，国难倾亡，一死成大义，悉归成败，岂当时预谋。” 这些对联都是严复亲自拜托亲朋好友“拔刀相助”。例如戏台的对联是他请近代“同光体”闽派诗人王允皙（1867—1929）协助。王允皙，字又点，号碧栖，福建长乐人。光绪十一年（1885）举人，与何振岱、郑孝胥、沈瑜庆等齐名。1919年8月15日，严复写信向他求助： 又点吾兄足下：逾时不面，伏维兴居万福。兹有极恳者：敝乡阳岐有重修宋陈忠肃公祠堂之举，庙中需用楹联多副。除复自了一副外，余经分求弢公、春老暨海藏等分作。尚有戏台一联，此非足下殆莫之属。兹将底纸呈上，乞为撰书，能邀速藻尤感。 后来他要长子严璩亲自去取，取回之后严复又将对联加以增补，再请王允皙确认： 又点仁兄世大人执事：昨璩子由尊寓归述，大制戏台联句致佳，惟鄙见以为戏台联七字微嫌太短，颇欲佛头着粪，各增七字如下：傥未惬意，即便更改。更何分苍鹘参军，粉墨千场皆假面；莫但看乌纱牙笏，衣冠一代几完人？如可用，乞早加墨。此颂撰安。 上述陈宝琛的对联也是严复亲自请托： 弢庵太保执事：阳岐尚书庙正殿，有石柱二对，其圆者复已撰写寄归。尚有中间方者，欲求公撰书。忠肃面子想可必得。且须速藻。缘石工催取甚急也。 由此可见每一副对联都是严复精心邀约、增补才完成的。这一些名人对联也使尚书祖庙成为一座书法艺术的殿堂。 尚书祖庙的重建与严复对宗教鬼神的信仰有密切的关系，此一倾向在晚年变得更为强烈。庙宇建成之后，他不时前往祭拜、上香，甚至在庙中以扶乩方式求药治病。他在日记中写道，“琥（按：严复之子）将赴阳岐请丹”“服罗真人符三道”；严复还在得到药方之后，写了四首七言绝句上呈，题为《阳岐尚书祖庙扶乩，有罗真人者降，示余以丹药疗疾，赋呈四绝》： 老来悲闵意如何，访里维摩示疾多。多谢灵丹远相畀，与留衰鬓照恒河。多生绮业删难尽，每对神明起内惭。敢望刀圭分九转，他年插翼作苏耽。权利纷争事总非，乱来十见日周围。天公应惜炎黄尽，何日人间有六飞。天水亡来六百年，精灵犹得接前贤。而今庙貌重新了，帐里英风总肃然。 其中“多谢灵丹远相畀，与留衰鬓照恒河”表示感谢神灵赐药治病。在日记之中，也可以看到许多他以《易经》卜卦来算命的记载，他也为他人占卜，并在日记之中录下释词。严复的扶乩与卜卦和他的宗教思想相关，对他而言，扶乩与卜卦都是能够帮助人们进入“不可思议”之境界的管道。这一座尚书祖庙及严复的宗教活动也反映出启蒙大师晚年较不为人知的一面。庙宇修建完工于春天，几个月之后，1921年10月27日，严复在福州郎官巷住宅与世长辞。 严复的阅读世界 清末民初，严复在中西学皆为我国第一流人物。梁启超说“西洋留学生与本国思想发生关系者，复其首也”，胡适则说“严复是介绍西洋近世思想的第一人”。严复曾在书房中挂了一副对联，“随时纵论古今事，尽日放怀天地间”，可见其气魄。然而令人好奇的是严复除了他所翻译的典籍，他还阅读了哪些书籍？又如何来纵论古今？ 严复的求学过程与当时多数中国人不同，他从西学入手，再返归中学。当其他士大夫正忙于科举考试时，他进入船政学堂，开始学习英文，并赴英国留学，前后计两年多（1877—1879），系统地接触西学。他谦虚地说：“仆于西学，特为于众人不为之时，而以是窃一日之长耳。”返国之后他并没有与西方学术前沿脱节，反而能立即掌握最新的信息。严复对西学的价值深有体认，他同意梁启超所说“处今世而不通西文者谓之不及人格”。在任职水师学堂时，他觉悟到只有“多看西书……是真实事业”： 我近来因不与外事，得有时日多看西书，觉世间惟有此种是真实事业，必通之而后有以知天地之所以位、万物之所以化育，而治国明民之道，皆舍之莫由。 他也了解到研究西学需要通西文，再循序渐进，一旦全面掌握就可以有各种用处。他认为西学比起中国的学问（喻为“糟粕”）要强多了： 但西人笃实，不尚夸张，而中国人非深通其文字者，又欲知无由，所以莫复尚之也。且其学绝驯实，不可顿悟，必层累阶级，而后有以通其微。及其既通，则八面受敌，无施不可。以中国之糟粕方之，虽其间偶有所明，而散总之异、纯杂之分，真伪之判，真不可同日而语也。 严复于1879年返国之后，透过像位于上海黄浦滩的“别发书坊”（Kelly and Welsh Limited, Shanghai）等书店，购买了不少西书。别发书坊即别发洋行，由书商Kelly & Co.和印刷公司F. & C. Walsh Co.在1876年合并而来。其中Kelly & Co.是John M. Kelly于1868年在上海广东路创立，以售卖西洋书籍、文具、报纸、烟草、彩票等为业；F. & C. Walsh & Co.是1862年Frederick George Walsh和Charles Frederick Walsh两兄弟在上海福州路创办，主要经营印刷及售卖外国文具。别发书坊先后在日本长崎、神户、横滨，中国香港、汉口，新加坡等地设立分支机构，1899年左右还在伦敦有了代理。此一书局不但贩卖最新的西文书刊、杂志，还出版了许多书。如《北京美观》（The Pageant of Peking）、《今日之上海》（Shanghai of Today）等精美的画册。还在汉学传播上做了很重要的贡献，如汉学家翟理斯（Herbert A. Giles）介绍中国古典文学的《中国文学选珍》（Gems of Chinese Literature: Prose, Gems of Chinese Literature: Verse）、《聊斋志异选》（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等。透过这一间书店，严复得以接触许多西学新知。 例如，1880—1881年他曾阅读斯宾塞的著作。1891年宓克的著作《中英交涉录》（English Men in China）出版，他写给张元济的信中提到此书“别发有卖，烦属小儿买一部，交周传谦寄来，或自带来”。1892年4月他在天津又购买了亚当·斯密《原富》的原版《国富论》（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the Nations），这是1880年由罗杰斯（E. Thorold Rogers）所编辑出版的第2版。此书现藏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古籍室，上面留有严复翻译时留下的许多记录。赫胥黎的Evolution and Ethics在1893年出版；赫胥黎的文集第9册（其中有Evolution and Ethics）则是在1894年8月底问世。严复可能在1895年至1896年之际就买到这本书，并开始翻译，现存书信最早提到《天演论》翻译的时间是1896年10月，严复说“以其简约，姑为通译”，可见他取得西书之迅速。 严复强调学英文要通文法，而且要会用英文字典。他曾编辑一部被称为《英文汉诂》的英文文法书。此外他建议要多用《韦氏大字典》与《标准英文字典》，这要比用英华字典来得好： ……诵读固未为无益，然须为师者多方发譬，庶一篇获一篇之益。其要义尤在教学生之乃能用西文大字典，如Webster’s之类。学生能用西文字典，后此当闭户自精，用古人不放一字过之法，便当日有进境。但用华字训译者，毕世无所长进也。上海别发有一种名Standard Dictionary，系美国之作，甚佳，须价十余元也。 他的个人藏书可能多达数千册（他说“数千卷中西书籍”），其中现存于世的还包括一套美国The Colonial Press出版的The World’s Great Classics（《世界经典名著》，共40册），现藏南京大学图书馆，严复在其中的Immanuel Kant（康德）的Critique of Pure Reason（《纯粹理性批判》）上留下许多批注。再者，他有一些有关西方保守主义政治思想的书籍，如现存北京图书馆的John Morley所著Burke（London: Macmillan and Co., 1897）一书，其上注明为1902年7月所购。无论是康德还是柏克都是西方思想的精髓，当时举国之中能有这样学术视野的人可谓绝无仅有。 严复一生都维持英文阅读的习惯。他所翻译的西书都是一时之选，他夸下海口说，其中有几本除了他没有其他人有能力翻译：“弟于此事，实有可以自信之处。且彼中尽有数部要书，非仆为之，可决三十年中无人为此者；纵令勉强而为，亦未必能得其精义也。”他平日也以看外文报纸为主，偶尔看中文报：“复向于报章，舍英文报外，不甚寓目，北京诸报，实无一佳，必不得己，《亚细亚报》或稍胜也。” 在读书方法上他建议要持之以恒，“日日行，不怕千万里。得见有恒，则七级浮屠，终有合尘之日”，“学问之道，水到渠成，但不间断，时至自现”。同时，在三十岁之前要奠定良好基础，他以个人的亲身经验为例来做说明，“四十以后，虽做亦无用，因人事日烦，记忆力渐减。吾五十以还，看书亦复不少，然今日脑中，岂有几微存在？其存在者，依然是少壮所治之书”。1915年他写信给熊纯如，谈到他教导儿子学习中西学的方式。在西学方面要学习西文、阅读西书，不用译本，然后送出国读书，至少要八年才能学成： 复教子弟，以现时学校之难信，故宁在家延师先治中学，至十四五而后，放手专治西文，一切新学皆用西书，不假译本，而后相时度力，送其出洋，大抵八年而后卒业，至于所治何科，所执何业，亦就少年性质之所近而喜好者，无所专尚也。 他又说：“既治西学，自必用西文西语，而后得其真。”他尤其觉得当时大家喜欢阅读自日文转译的西书（所谓“东学”），质量甚差，已隔了好几手，应直接读原文： 大抵翻译之事，从其原文本书下手者，已隔一尘，若数转为译，则源远益分，未必不害，故不敢也。颇怪近世人争趋东学，往往入者主之，则以谓实胜西学。通商大埠广告所列，大抵皆从东文来。夫以华人而从东文求西学，谓之慰情胜无，犹有说也；至谓胜其原本之睹，此何异睹西子于图画，而以为美于真形者乎？俗说之悖常如此矣！ 至于要了解西方文化的根本，能够登峰造极，则需学习希腊文与拉丁文。他在写给梁任公的信中说： 承示，从马兄眉叔习拉丁诺文（往者圣祖仁皇帝曾从西士学之，其名如此作），甚感甚感！此文及希腊文，乃西洋文学根本，犹之中国雅学，学西文而不与此，犹导河未至星宿，难语登峰造极之事。 严复对西学有系统性的了解，他在1898年于通艺学堂的演说《西学门径功用》，很系统地谈到做学问要能“练心积智”，能够“练心精、积智多”才能成为一个学者。他也谈到科学方法与学科分类，前者包括归纳、演绎与实验；后者则依照性质的不同有“玄学”（逻辑、数学）、“玄著学”（如力学、化学）、“著学”（如天文、地理、动植物、生理学、心理学、农学、机械、社会科学等）。 在近代中国，严复是少数兼通自然科学与社会、人文学科的学者。他在1907年《代提学使陈拟出洋考试布告》之中列了一张留学考试的书目，最能显示他文理兼重的观点。首先他发现参加留学考试的学生对考试内容的掌握不足： 临考之时，虽所出各科题目悉在诸生应习应能之列，而分数未能及格者为数尚多。或所习偏重长短不齐，坐此未能入彀，殊堪惋惜。即勉强选送，而到美之后，所短各科尚须另行豫备，旅居旷日，不无窒碍。 因此严复拟定了一个准备留学考试书单，供学生参考： 嗣后资遣及格学生前往欧美肄业，但使经费可筹，尚拟蝉联续办等语。为此，今将日后听候考送出洋学生应习何科何书，并应及何等程度，及早先行开列宣布如左，庶使预备游学诸生得此可以分科用功，不至缓其所急。而届时报名候考，其学科程度相差尚远者，亦毋庸往返徒劳。 从这一份书单可见他很强调英文文法、修辞，以及阅读英国文学的重要典籍，例如：古勒斯密《六合国民》（Citizen of the World）、蓝察理《论说》（Charles Lamb’s Essays）、伊尔温《旅行记》（Tales of a Traveler）、《鲁滨孙漂流记》（Robinson Crusoe），以及莎士比亚的戏剧，如《鄂得洛》（Othello）、《罕谟勒》（Hamlet）、《西泽》（Julius Caesar）等。此外还要读希腊史、罗马史、近世史、地理、算数、代数、几何、物理、化学、动植物学、生理学等。而且每一门学科都列有原文的参考书目。从此份考试书单可以了解严复对西学的掌握。 严复不但强调文理兼通，而且主张中西并重。在上述的书单之中还要考“国文”，“其未习国文或程度太低者，虽西学及格，例不由官资遣”，国文的参考书目是“四子五经、前四史马班范陈、古文辞类纂”。严复很重视读史书，他建议他的儿子，要从“前四史”开始读，而且其顺序是“由陈而范，由班而马，此顾虎头（顾恺之）所谓倒啖甘蔗也”。 《古文辞类纂》，成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是清代桐城派大师姚鼐所编选代表“桐城派”古文观点的一部选本。姚鼐兼重义理、文章、考证，必同时合于此三者之文乃得选入。全书共74卷，卷首《序目》略述各类文体的特点和源流，从先秦屈原、宋玉至清代方苞、刘大櫆，精选六十四位作家的作品约七百篇，分为辩论、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传状、碑志、杂记、箴铭、颂赞、辞赋、哀祭十三种文类。《古文辞类纂》被誉为“文章正宗”“阅此便知为文之门径”，广受各文学大家所重视，并推荐为“人人必读之书”。曾国藩说此书是“不刊之典”。除了姚鼐的选本，严复还推荐刘大櫆、吴汝纶的古文读本。 严复一生藏书非常丰富，身后大多散佚，留存至今的罕见。其中有一批古籍藏书曾寄存于上海商务印书馆，后几经波折，最终归华东师大图书馆保藏。201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和华东师大图书馆合作，将一批从未面世的严复批校本影印出版。这次影印出版的严复批校本珍贵古籍共十一种，包括《周易》十卷、《世说新语》三卷、《述学》六卷、《原富论》存二卷、《杜工部集》二十卷、《昌黎先生集》五十六卷、《陆放翁全集》一百五十七卷、《才调集补注》十卷、《佩文诗韵》五卷、《重订昭明文选》、《全唐诗》九百卷。这些古籍都有严复的亲手批注，是严复毕生喜爱阅读的书籍。这显示他放怀天地、纵论古今的恢宏格局是从广泛的阅读而来。 第二部分　以翻译开启民智 甲午海战的冲击与“海权”观念之译介 1894—1895年的甲午战争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改变了东亚的国际局势。此次战争中国不幸战败，签订了《马关条约》，被迫割地赔款；此后日本占据台湾、澎湖，接着又统治朝鲜半岛（统治时间为1910—1945），势力延伸拓展。就东亚局势来说，甲午战败给中国带来的最直接的冲击是中日两国国势之逆转，传统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秩序、宗藩关系开始崩坏，此后日本跃居东亚首强，乃至推行“大陆政策”、发动侵华战争。日本虽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失败，战后却致力发展经济，成为东亚强国，号称“日本第一”。 甲午战败使国人深自反省。在观念上，以往只重视“塞防”，19世纪下半叶后逐渐有“海防”观念的出现与海军的建置，李鸿章所负责的北洋海军是此一意念的产物，而严复是北洋海军的重要成员，职司海军教育之最高阶。然而北洋舰队却在海战之中遭到惨败。为反省此一失败而有“海权”思想的萌芽。严复是最早译介美国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1840—1914）海权思想的人，促成从海防到海权观念之转型。 严复出身福州船政学堂，留学英国皇家海军学院，当时主管天津的北洋水师学堂。他以一位杰出的海军专家而负海军教育之重责。他对海军的重要性深有体认，“吾国海线七千里，非海军岂足图存，他日国权伸张，自必有强盛海军为之防卫”。甲午战争之中严复多位同窗与学生丧命疆场，这对他造成莫大的心理冲击。在甲午战争期间严复写了一封信给长子严璩，一方面感叹“时势岌岌，不堪措想。奉天省城与旅顺口皆将旦夕陷倭，陆军见敌即溃，经战即败”，另一方面他分析战争失败的原因是不了解西方科技的进步，“大家不知当年打长毛、捻匪诸公系以贼法子平贼，无论不足以当西洋节制之师，即东洋得其遗绪，业已欺我有余”。严复领悟到中国的失败不只是军事的落后，而有更深一层的政治、经济、社会，以及思想方面的因素，因此必须要师法西方，才能突破困境。因此他说“民智不开，则守旧、维新两无一可”，而根本之计唯有通晓西方的学问，才能“治国明民”，达到“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他又说：“中国不治之疾尚是在学问上，民智既下，所以不足自立于物竞之际。” 他在战后深有感触，“觉一时胸中有物，格格欲吐”，他发表了四篇影响深远的文章，分别是《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各文均环绕着中西文化的对比，并探讨中国积弱之缘由。文中他批评中国的专制、八股取士、鸦片与缠足等恶习，提倡三项要政：“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后来梁启超的新民观念与鲁迅的“改造国民性”想法均源于此）。 其中《辟韩》一文尤其显示严复认为中国的病根在君主专制。此文针对韩愈《原道》一文而作。韩愈在《原道》中论述了君统治民的合法性。严复则严厉批驳了韩愈的观点，指出“秦以来之君，正所谓大盗窃国者”；专制政策是造成国家贫弱、无力抵御外敌的根本原因。值得注意的是严复藏书之中有一套56卷的《昌黎先生集》，为1869年江苏书局之刻本，严复在上面有许多批注。他很欣赏韩愈的文字，常在阅读时“玩其著笔出入处”，同时也体会到“但为事实，写得生气极足。不下一评语。绝高”，“著此段最有远致，而即为篇中警策处，惟能手始办此”。 严复一方面批判韩愈的专制主张，另一方面则提倡君主立宪，同时积极地从事开民智之中的一项重要工作，亦即翻译西书。严复所译介西书中影响最大的是甲午战后（1896—1898）所翻译《天演论》。此外，一般较不为人知的是，严复是我国最早接触与传播马汉“海权论”的学者。马汉在1890年出版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简称《海权论》）一书中，强调海权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国运兴衰。在甲午战败的刺激之下，严复从1890年代末期至1900年初期开始译介马汉在《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中所提出“海权”的观念。他除了通过翻译亚当·斯密的《原富》、孟德斯鸠的《法意》介绍与阐发马汉的海权理论，还借代北洋大臣杨士襄拟筹办海军奏稿（1908）之机会，阐述有关海权的主张（此文甚获好评，严复说“昨为杨帅做得一篇奏请兴办海军折稿六七千言，大家佩服无地。我现在真如小叫天”）。对严复来说，以海权为中心的国防才能突破洋务、擘画国务、利国利民。他说： 往读美人马翰［即马汉］所著《海权论》诸书，其言海权，所关于国之盛衰强弱者至重。古今未有能奋海权而其国不强大者。 向使高瞻远瞩，早建海权，国振远驭之良策，民收航海之利资，交通既恢，智力自长；则东北讫于百龄海角暨斐猎宾、婆罗洲、苏门答腊、新加坡，西南之远印度、马来亚，诸岛棋布星罗，百岛千屿，有不尽为中国之外藩，属神州之拱卫，而乃令强敌处邻，日忧窥伺，此诚理势之所必不然者也！ 透过这些译介，严复强调：一、海权涉及政治与经济两个面向，关系到国家的贫富强弱和国际地位高下；二、不缔造海权，陆权也只能随之丧失；三、中国应在日本海、渤海、黄海、东海和南中国海等海域建立制海权，规划海军，实行海上交通控制，拒敌于海洋国土之外。严复之想法体现了由传统消极的“海防”向近代积极“海权”的转变，并将海权上升到整体国家战略的层次，此一想法正是针对甲午战败的深入反思。 严复的海权思想也牵涉他对国际秩序、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等议题的看法。对他来说，伸张海权之主旨在自卫而非侵略。1897年严复撰写《驳英〈太晤士报〉论德据胶澳事》（发表于1897年11月24日，《国闻报》）一文，该文是为了反驳英国《太晤士报》1897年11月16日的一篇评论文字而作。英国人的文章支持德国人以武力方式与中国交涉，“并愿英之举动与此相类”。严复对德、英两国“置一切公道于不顾，忽发野蛮之心思，露生番之面目，利之所在，虽大不义而亦蹈之”，深表不满。严复认为“开化之国”处理国际事务，应秉持“必其有权而不以侮人，有力而不以夺人”的原则，方称得上是一个符合文明标准的泱泱大国： 夫所谓开化之民，开化之国，必其有权而不以侮人，有力而不以夺人。一事之至，准乎人情，揆乎天理，审量而后出。凡横逆之事，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毋以施于人。此道也，何道也？人与人以此相待，谓之公理；国与国以此相交，谓之公法；其议论人国之事，持此以判曲直、别是非，谓之公论。凡地球进化之国之民，其自待待人，大率由此道也。 严复认为“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毋以施于人”的原则不但适合人与人的相处，也适合国与国之交涉。他所翻译的《群己权界论》与《海权论》均适用此一原则。 总之，海权思想是他的整个思想体系的一环。他认为在“天演”过程之中，人为的努力可以对抗“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但人类社会与依据“丛林法则”的自然状态有所不同，人为努力的目的不在强化竞争，而是依赖伦理原则来达到“以物不竞为的”。严复在基本价值观上强调群己权界，主张“群己并重”“舍己为群”的精神价值，以及“人得自由，而以他人之自由为界”。在国内政治上，坚持以调适渐进的方式，建立一个融合中国传统价值，并肯定自由民主与资本主义之体制；在国际关系上，严复反对殖民主义，提出尊重“公理”“公法”“公论”之原则，亦即“有权而不以侮人，有力而不以夺人”。严复从海权观点的译介出发，建构了一个以伦理、正义观念为中心的启蒙蓝图。 信达雅的挑战 严复一生最重要的贡献是在甲午战后开始从事的翻译工作。翻译是为沟通上的方便，将一种文字转变成另一种文字，钱锺书将这过程说得最传神，他说这是“化”。“化”字用得极妙，也就是将不同文化里所创造出的东西，通过一种非常精巧的方式，变化成其母国的读者所能了解的内容。翻译就是“化”，翻译功夫的高下在于“化”得好不好。基于这想法产生所谓“原著中心论”，也是翻译研究里最普遍的处理方式，根据此一原则翻译的好坏取决于是否忠于原著，越忠实于原著就越好，忠实度越少就越差。不过钱锺书也了解到翻译有直译，也有意译，而后者不一定比前者更不忠实。例如英文中有一句惯用语是Drink like a fish，字面上是“像鱼一样喝水”，其实就是“喝多了”的意思，如翻译为“牛饮”就很传神。 那么以原著为中心对翻译标准的认定是什么呢？严复在译《天演论》时提出的“信达雅”三个字，堪称最高翻译原则。在《天演论》的例言中他说： 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今是书所言本五十年来西人新得之学，又为作者晚出之书，译文取明深义，故词句之间时有所颠倒附益，不斤斤于字比句次，而意义则不倍本文。题曰达旨，不云笔译，取便发挥，实非正法……凡此经营，皆以为达；为达即所以为信也……信达而外，求其尔雅。此不仅期以行远已耳，实则精理微言，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则求达难，往往抑义就词，毫厘千里。审择于斯二者之间，夫固有所不得已也。 这是他对翻译工作的基本看法，后来成为翻译界的金科玉律。“信”就是精确，翻译一定要翻得很准确，不能将白的变成黑的或灰的；“达”就是能将意思传递到读者身上，通过作者“化”的过程，将外国的思想、观念传送到读者的思想中。“信”跟“达”是不同的概念，两者可以兼顾，但也可能有相当多内在的矛盾，也就是说有的时候翻译作品能够“信”，但是不一定能“达”。例如，很多翻译的书看起来好像很准确，意思却都不易看懂，读完以后往往让读者不知所云，这就是“信”而不“达”，直译的作品常会有此一缺陷（鲁迅的翻译作品多用直译）。第三个标准是“雅”，亦即用典雅的文字从事翻译工作。不过，这也受到质疑。若原文俗鄙要如何翻译成典雅？原文是很俚俗的文字，就须粗陋，才算是准确的翻译，这时“信”就可能比“雅”来得重要。信达雅三原则虽受到许多争论，不过近代以来的翻译理论，基本上都追求信达雅的原则，讲求忠于原著。 严复曾到英国留学，能阅读英文，而将英文的经典名著翻译成非常典雅的桐城派古文。在翻译的过程，他也引介、创造了相当多的词语。严复在近代思想家之中，是一位既宽广、又具有深度的学者。很多人指出他是一位“感觉敏锐”的科学、民主启蒙的先驱者。他所翻译的各种西方经典如《天演论》《群己权界论》《原富》《法意》《穆勒名学》等书，在近代中国发挥了很大的影响力。 不过谈到严复思想究竟影响力有多大时，首先要注意严复的历史角色有一个悖论之处，亦即他的思想面影响大（尤其是《天演论》中的进化观念），而他所用的文字（桐城古文）与所创造的词语，在20世纪初期之后却被胡适、陈独秀所主张的白话文，以及上述梁启超等人，尤其大量留日学生所引进的“和制汉语”彻底打败。 如果严译语汇难以存活，那么严复在思想方面的影响就的确值得再作斟酌。在八种最风行的严译之中，真正有影响力的可能只有《天演论》。然而诚如贺麟所论，人们对《天演论》的理解，局限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救亡感，而不是在生物学与哲学的学理面向。 除了社会演化论，严复所翻译的其他书籍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部分：逻辑学、资本主义的经济学说与自由主义的政治学说。以逻辑学来说，严复的译作最难为人所了解。包天笑的回忆录有很精彩的一段，记载1905年《穆勒名学》刚出版，严复应金粟斋之邀在上海演讲名学，“使得大家明白一点”。当时一班名流都来了，包括张元济、郑孝胥，也邀请了常来的马君武、林白水、章士钊、章太炎等人。根据包天笑记述“他的讲词中，常常夹杂了英文，不懂英文的人，便有些不大明白。但这种学问，到底是属于深奥的学问，尽有许多人，即使听了也莫名其妙”。在严复逻辑学翻译语之中，除了“逻辑”一词因为章士钊的大力推荐仍然存在，其他的译语如：珠联（三段论法）、内籀（归纳）、外籀（演绎）、词（命题）、玄名（抽象名词）、察名（具体名词）全为日译名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