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的开国》Epub-Pdf-Mobi-Txt-Azw3 下载在线阅读

作者：波多野善大

 

内容简介：

 

19世纪中后期，沉睡中的东亚各国陆续遭遇西方列强的入侵，由此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展开了的一场激烈的碰撞与交锋。东亚各国在剧烈的冲击下，被迫开始沉痛的蜕变，打开国门，走向世界。

 

本书由日本知名东洋史专家组织编写，将清末中国、日本等国的锁国状况与欧洲同时期历史做对比，再讲述西方国家入侵，东亚各国被迫陆续开国的过程，最后浓墨重彩地介绍了东亚国家做出的一系列反抗斗争与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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湄公河三角洲的三色旗 法国拿破仑三世以中国广西天主教传教士被杀为借口，和英国联手策动了“亚罗”号战争。法国在安南同样也在寻觅掠取领地的借口。此次迫害传教士正好给法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契机。 1857年，法国向顺化的越南政府提出了三个要求：（一）保证基督教徒信教自由；（二）在顺化设置法国通商代表；（三）允许法国领事进驻顺化。在《天津条约》顺利签订，“亚罗”号战争尘埃落定以后，法国便立即将与西班牙的共有舰队派到土伦，并派小部队登陆。但此时安南人已全部撤离土伦，因食物短缺和疾病困扰，军队死者众多。于是，法国从土伦撤军，并在1859年2月占领西贡。 不久之后，因《天津条约》的批准问题，中国再次爆发了战争。法国无法继续强化在安南的驻军，只好留下不足千人的西法联军驻留安南，调集其余兵力对付中国。因此，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只有这么一支小规模的驻军在安南军队12000人的包围下艰难地维持着西贡。 中国的战事结束后，法国立即增兵西贡，于1861年2月解除了安南军队的包围。接着法国开始占领各大城市，从1861至1862年，控制了湄公河三角洲东半以及入口附近的所有小岛。 于是，越南国王屈服，命人在西贡与法国谈判媾和条约。1862年6月，条约完成签订。越南将交趾支那东部三州割让给法国的同时，还支付大额赔款，并承认天主教的传教自由，开放土伦等三港作为通商口岸。 接着在1867年，法国吞并了交趾支那西半，又将柬埔寨变成了法国的保护国。 柬埔寨夹在暹罗和越南中间，原本向两国朝贡，维持了表面上的独立。特别是暹罗主张是柬埔寨的宗主国，所以阻挠法国将柬埔寨保护国化。法国和暹罗进行了多次谈判，将柬埔寨西部土地割让给暹罗，让其放弃了宗主权，最终实现了将柬埔寨变成保护国。 就这样，法国控制了湄公河三角洲的全部区域。英国试图开拓从缅甸到云南的通道，法国受此刺激，也想将湄公河开发为到云南的通商道路。推进这个计划的是海军士官安邺（参加过“亚罗”号战争，后参加了西贡的救援部队。当时担任西贡附近的地方官）。 安邺沿湄公河逆流而上来到云南大理，发现这条河并不适合作为通商河道。他又从大理穿过云南，沿着长江而下，回到了西贡。这时他听说红河有望能成为通商河道，便想到了开发红河。 就这样，法国的关注点从湄公河三角洲转移到红河三角洲，但因欧洲普法战争的爆发此计划不得不暂停。 三色旗进入东京 在从云南回程的途中，安邺在汉口与法国商人迪皮伊见了一面。对于从事云南贸易的迪皮伊来说，安邺可以将红河开辟为云南通商道路的这一报告是个好消息。他立即从汉口来到云南，在和为平定回民动乱而感到棘手的清军提督马如龙签署了武器弹药销售约定后，回到了汉口。 安邺 他考虑利用红河运输武器弹药。为了探索水路，他于次年进入云南，在马如龙提供的护卫队的保护下，从云南来到蛮耗，又沿着红河水路一路下行，验证了利用该水路的可行性。于是，他又回到云南，接受了马如龙的运输委托，来到巴黎采购武器弹药。他想从法国政府那里获得支持，但由于普法战争的爆发，只得到了精神上的支持。 迪皮伊在香港组织船队，在西贡法国当局所派遣的军舰的护送下前往河内。还未来得及等到越南当局的许可，他就在1873年初将军需品运送到云南，交给了中国军队。 然而，此后的水路利用遭到了越南当局的强烈阻挠，于是迪皮伊召集中国人和菲律宾人，组织私兵与之对抗。 顺化的越南当局以迪皮伊在东京的行动违反了法越两国间的条约为由，向西贡的法国总督杜白蕾要求停止迪皮伊的行动。迪皮伊也向总督求援。 杜白蕾认为这是对东京进行武力干涉的一个好机会，从而向法国政府请求允许其自由裁量。但政府命令其避免武力干涉。然而，杜白蕾却派了以法国人为主的两百余人军队跟随安邺，在迪皮伊和地方官之间调停。 安邺在1873年11月抵达河内试图调停。但当他看到地方官并没有回应的意思时，便于数日后结束调停，并宣称要将红河开放为通商口岸。当地方官准备应战时，安邺又率军袭击并占领了要塞。他利用志愿军增强了军队，实现了对红河下游的控制。 安邺想和顺化政府谈判，但河内的地方当局却向黑旗军请求了援助。 当时，广东和广西的暴徒在被讨伐后，逃到了中国和东京的交界地带，组成了黑旗军。他们控制红河水路，靠着向经过的商人收取关税维持生活，其首领是刘永福（广东钦州贫农出身，在广西加入了天地会，太平天国之乱后遭到讨伐，逃亡东京并组建了黑旗军）。另外，对付不了黑旗军的越南当局因向两广总督请求了援助，所以两广总督派出的讨伐军也来到了这里。这两支队伍应河内当局的请求攻讨安邺，安邺战死。 法国因刚结束普法战争，所以无法采取强硬措施。杜白蕾应政府命令，从东京撤军，并在1874年和越南签订了《西贡条约》。由此，法国承认越南独立，并与之结成同盟，将东京和红河开放为通商口岸。 再入东京 《西贡条约》的签订一方面是法国软弱的体现，另一方面也是中国军队援助威力的彰显。因此，在法军撤退后，越南对传教士的迫害又开始了。此外，还发生了黎氏叛乱。云南回民在遭讨伐后逃至东京，以讨伐他们为名义，中国军队也驻扎了进来，再加上黑旗军在打败安邺军队后士气高涨，东京变得一片混乱。但越南国王却利用这种混乱来反法。因此，东京和红河的通商对于法国人来说非常危险。 法国在越南势力的扩大使得中国对越南的关心加深。总理衙门向北京的法国公使发出了声明，称越南是中国的属国，中国不能坐视不理。中国驻法公使曾纪泽也向法国外交部门发表了相同主旨的声明。所以，如果法国为了保护东京、红河通商安全而采取措施动用武力的话，那么将不可避免与中国发生冲突。 黑旗军刘永福 然而，1880年以后，从普法战争阴影中走出来的法国和其他欧洲列强一样采取了领土扩张政策。因为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需要新的领土进行投资。 基于《西贡条约》第二条辅助越南国王维持国内秩序的规定，为恢复东京秩序，保障通商安全，法国政府于1882年授予海军上校李维业炮舰和陆战队，命其前往河内。 但是越南当局反对这个不请自来的帮助，也不同意签署包括让中国军队撤退在内的协约，于是李维业占领河内，在黑旗军的围攻下，坚持了一年。 在此期间，清法之间也在继续着外交谈判。曾纪泽一方面向法国政府主张越南是中国属国，另一方面向清政府建议说服越南开放红河，以此消除法国的口实。李鸿章对此表示反对，他认为开放红河将法国人放进云南无异于引狼入室。他派了马建忠（1877年作为福州船政局首批留学生到英法留学时，被李鸿章派往法国研究法政，1880年回国）前去与法国公使宝海谈判。1882年11月，双方交换了备忘录：（一）中国从东京撤兵，法国不侵犯越南领土和主权；（二）允许在红河与云南通商；（三）红河以北由中国、以南由法国负责保护，以防范外敌。 然而，次年1883年初，法国第二次茹费理内阁成立后，认为宝海过分让步而将其召还回国，转而主张对越南采取强硬策略，并得到了议会的认可。5月，因李维业在河内接到黑旗军的挑战后战死，法国政府派出了波滑将军和孤拔（Courbet）提督麾下的远征军。 而另一方面，法国又将驻日公使脱利古派到上海，让其与正在服丧归任途中的李鸿章谈判。李鸿章以对方不是全权大使为由不予回应，回到了天津。 中法战争 法军于8月抵达，波滑率领陆军前往河内，孤拔率领海军前往顺化。孤拔攻陷了顺化要塞，强迫越南签订了《顺化条约》，将越南变成保护国。 中国（清朝）发出抗议称，法国与越南之间签订的条约不被中国承认，是无效的。中国一方面加强在东京的兵力，一方面在背后支援黑旗军，引发了中法两军的冲突。 法国加强在东京的兵力，逐个攻破了由中国兵守卫的城市。另一方面，1884年5月，在德璀琳（由李鸿章亲自任命的中国海关德国人税务司，此时作为广州税务司刚上任）的斡旋下，法国派福禄诺（法国海军舰长）到天津与李鸿章谈判，两者之间达成了协议：（一）法国尊重并守卫中国的南方边境；（二）中国撤退驻扎在东京的军队；（三）尊重过去及未来法国和越南之间的条约；（四）法国不要求赔偿，中国允许法国在越南边境与中国通商。基于这个协议，原计划在三个月内签订正式条约。 然而，西太后和主战派并不认同放弃越南的宗主权以及允许法国在越南边境与中国通商。由于军令不统一，中法两国军队在谅山发生了冲突，战争再次爆发。 法国指责中国违约，要求其履行与福禄诺的协议，做出赔偿，并派孤拔舰队北上（此时李鸿章并未出动北洋舰队，因为他担心北洋舰队覆灭）。于是，清政府派左宗棠到福建，派淮军武将刘铭传到台湾进行防卫。 在美国的斡旋之下，清朝命两江总督曾国荃于7月与驻扎在上海的巴德诺谈判。 其间，北上的八支孤拔舰队由福建马尾入港，这里是福州船政局所在地，也是中国海军的根据地。因上海的媾和谈判正在进行中，舰队受到了中方的欢迎。但由利士比所率的四支舰队于8月初抵达基隆港，炮击炮台，企图攻占基隆，最后被刘铭传率领军队击退。 清法两国在北京和上海两地的谈判，因中国主张越南是藩属国以及不同意赔款，未能成功。北京的代理公使在8月21日发出了最后通牒。正在马尾入港的孤拔舰队在23日午后接到命令后发起了突然袭击，数分钟后，击沉了停泊在附近的中国船舰并破坏了船政局。紧接着，孤拔舰队又向台湾淡水发起进攻，占领澎湖岛屿，封锁了中国东南海岸。从次年2月起，他们控制了米粮的北方运输通道，打算迫使中国妥协。但这一举动反而引发了与英国的矛盾。 法国政府之所以着急讲和，是因为法国国内对茹费理内阁做法的批判越来越多。而另一方面，1884年12月，中国在朝鲜汉城（首尔）与日本发生了冲突（甲申事变），中国担心一旦处置不当，法国将有可能与日本联手对付中国。英国公使敦促李鸿章赶快处理与日法两国间的问题。 然而，1885年3月，法军在谅山败北，丢下了所有的武器和粮食，宣告撤军。这个消息传到国内后，3月底茹费理内阁倒台。 就这样，法国妥协，4月初在巴黎确定了预备协约。以此为基础，6月李鸿章在天津与巴德诺谈判，签订了媾和条约。由此，越南完全沦为法国的殖民地，法国解除了对澎湖岛屿的占领及其沿岸的封锁，中国开放中越边境的城市为贸易口岸（1887年的追加条约又增开了广西龙州、云南蛮耗和蒙自为通商口岸）。这一条约签订的结果是，中国放弃了对越南的宗主权，法国放弃了赔款要求。 ①作者写书在20世纪60年代，南越（越南共和国）政权已于1975年被推翻，越南南北统一。——编注 ②又称“百多禄”或“伯多禄”。——译注 第十二章 对日争端——琉球、台湾问题 琉球 前两章讲述了俄国、法国对中国藩属国的侵略。琉球以及接下来要讲述的朝鲜问题，是日本企图将中国藩属国领土化而引发的问题，台湾问题也是由此引发的。 从佩里舰队叩关算起，开国仅有十几年的日本就已经有了向海外扩张领土的野心，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这也是明治日本向欧洲列国学到的内容之一。 明治日本的目标是学习欧洲列国的富国强兵之策。在日本，由于所有土地大小是衡量贫富的标准，领地大小是藩势力的基础，因此自然而然就以领土大小来衡量国力强弱，产生了为了实现富国，必须要扩大领土的观点。而且，国内也有扩大领土的需求。 1609年萨摩藩主岛津家久征服琉球后，琉球与萨摩藩结成了臣属关系。而另一方面，琉球也向中国朝贡，被清国封为中山国。幕末时期，萨摩藩以琉球为中转地开展对外贸易。佩里在抵达首里（那霸）时，将琉球理解为日本的属国。因此，虽然美国已在1853年与琉球订立了条约，要求其同意设置贮炭所，但1854年在与日本谈判友好条约时，又提出了首里开港要求。除了美国，琉球还在1847年与法国、荷兰签订了条约。 明治维新以后，明治政府在实行废藩置县的第二年，即1872年将琉球改为琉球藩，国王以藩主身份居于华族之列。因琉球仍需继续履行此前签订的一系列条约，所以日本就将它交给外务省管辖，并向各国做了通告，没有收到异议。就在这个时候，台湾问题爆发了。 1871年，琉球岛民66人漂流到台湾南部海岸，其中54人被当地蕃人杀害。两年后，备中小田县（现在的冈山县）人漂流至此遭到抢劫。这样的事件不仅发生在日本人身上，1867年，在台湾南部海岸遇难的美国船只“罗佛”号船员也遭到杀害。 出于以下两个原因，这一事件引起了日本当局的重视：一方面，日本可以借机主张琉球是日本领土；另一方面，日本可以讨伐蕃人，将蕃人领地占为己有。 将矛盾向外转移 发出这一倡议的是副岛种臣，他尊佐贺锅岛藩的国学家为父，是该藩尊王攘夷的领导者。据说，他在1871年（明治四年）当上外务卿后，要求外国公使在觐见天皇时按日本礼仪行“座礼”，是个国权意识很强的人物。1872年，当载着苦力的秘鲁“玛利亚·卢斯”号停靠横滨时，他释放了船上的所有苦力，引起了世界的关注（苦力指中国劳工，出身于福建、广东一带，受中介欺骗，作为合同雇佣的移民被送到秘鲁矿山，受到奴役驱使）。 副岛似乎想以琉球民被害事件为借口远征台湾，并将之收入囊中。 1873年，因《中日友好通商条约》批准事宜和庆贺同治帝亲政，副岛来到了中国。他派随员柳原前光和郑永宁来到总理衙门，询问中国同澳门和朝鲜的关系，与此同时也搬出琉球民遇害事件以追究责任，但他们得到的回答却是，生蕃是“政教不及”的“化外之民”。总理衙门将这个台湾蕃人问题禀告李鸿章以征求他的意见，李鸿章认为，此前英美船只也曾遇害，他们虽前去征伐，但最后也并没有个结果，日本国力弱小，更不会有什么结果。 副岛原本打算回国后立即征台，不过当时的日本，正如下文所说，征韩论沸沸扬扬，副岛也成了其中的一员，但遭到了岩仓具视、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等从欧美考察归国的所谓“文治派”的反对，于是辞职离去。 然而文治派政府采纳了副岛留下的征台论。文治派虽然反对征韩，但为了把以萨摩藩为首的不满武士施加给新政府的压力转移到海外，决定采纳征台论。大久保和大隈重信成为推进计划的核心人物，制定了“台湾蕃地处分要略”，这在1874年2月获得了政府承认。对此持反对意见的木户辞职离开。 这一计划是，将“政教不及”的“化外之民”的生蕃居住地是无主之地，日本藩属国琉球人遇害，日本采取报复手段是日本的义务所在作为理由，将征台论正当化。 美国人李仙得（法裔）参与谋划征台，他担任过美国的厦门领事，曾参与美国的讨伐台湾蕃人行动。他在结束任期归国途经横滨港时，经由美国驻日公使德隆推荐，受雇于外务省。 进入4月以后，日本设立了“台湾蕃地处分事务局”，任命参议大藏卿大隈重信为局长，西乡隆盛的弟弟陆军中将西乡从道为蕃地事务都督。4月初，西乡率领两艘军舰从东京出发，在途经鹿儿岛时募集了两百多名志愿军藩士，将他们与集结在长崎的兵力合并，共计三千几百名的兵士带着军需品，乘坐着军舰和英美的雇佣船扬帆起航。 然而，了解征台论的英国公使对外务省进行干涉。虽然美国公使德隆最为积极支持日本征台，但他的继任公使却强烈反对。他们之所以反对，是因为中国主张蕃地是中国版图，因此向英美等国的驻清公使发出了要求并施加了压力。英美的雇佣船被取消，李仙得也被美国公使召回。 就这样，日本政府决定停止征台，紧急致电已经抵达长崎进行指挥的大隈，并让其将这一命令传达给了西乡。然而，西乡并不顾政府的暂缓命令，他表示如果政府中止征台，自己将逃亡并坚持；如果清政府发出抗议，可以说这是逃亡者的行为，与政府无关。于是他送走了李仙得，留下之前雇佣的英美船只，又另外买入了英美船，率领军舰在4月末5月初前往台湾。 征台始末 征台船只在5月下旬抵达琅峤港（台湾南端恒春西海岸），立即降伏了南部十八社中的七社，抵抗最为顽强的牡丹社也在6月初被攻占。随后，其他蕃社也在8月之前纷纷投降。 日本的征台军刚启程，李鸿章便将唐定奎麾下的6500名淮军交付福州船政局局长（船政大臣）沈葆桢，用招商局的船只运送到台湾。但淮军被禁止轻举妄动，以免与日军发生冲突，所以也没有酿成大事。 在此期间，日本与中国之间的外交谈判也在继续着。日本派柳原前光来到中国，并让他向中国解释：因蕃地是中国政权不及之地，此次讨伐是为了安抚良民，而不是为了挑起和中国的战争，而且琉球自古以来就归服日本。 柳原前光经上海前往天津和李鸿章进行谈判。尽管李鸿章对这个年仅24岁的年轻人的才能感到惊讶，但还是很草率地应付了他，称这样的事并不是友好缔约国该做的，为不破坏邻交，最好尽早撤兵。之后，柳原又与总理衙门大臣交涉，双方都不让步，谈判没有进展。 8月，台湾军事行动告了一段落，大久保利通亲自出马交涉。李鸿章知道大久保利通要来，便传达总理衙门，大久保是维新名臣，要予以礼遇，并建议：“琉球人遇害事件已经过去三年，福建省并未采取任何措施，是我方的过错。因此，如果到了万不得已之时，可考虑抚恤琉球被难之人。此外，考虑到出征兵士远道艰苦，可给些赏赐，让其撤兵。因海防非急切所能周备。”① 大久保与总理衙门大臣进行了多次谈判，谈判数次几近崩裂。最后，在英国公使韦德的调停下，双方签署了《中日北京专条》（《北京专约》），清朝承认日本出兵是“保民义举”，赔付受难民10万两抚恤银，赔付日军在台湾修建道路、房屋等费用40万两白银，共计50万两白银，在日军撤退之日赔付。清朝承诺日后要管制蕃人，以防其再次加害漂流民。至此，征台事件告一段落。 关于琉球归属问题，由于条约里写道“兹以台湾生蕃曾将日本国属民等妄为加害”，此外是由中国来支付琉球受难民的抚恤银，日本间接地使中国承认了琉球是日本领地。 征台原本需要花费700万日元，福泽谕吉将中国赔付的50万两白银（约60万日元）称作“为国可贺之事”，言称“观我今日之模样，再与支那对比，谁更得意，自不待言”，十分欣喜。 格兰特调停 琉球在置藩后，仍未停止向中国派遣朝贡使节，保留了福州琉球馆，这成了中日两国间的问题。 日本为了进一步解决琉球问题，在西南战争结束、国内局面安定后，于1879年趁中俄两国因伊犁问题发生纠纷之际，改琉球藩为冲绳县，将旧藩主列入华族，安置在东京。 在恭亲王宴席上的格兰特 琉球国王派使节到李鸿章处，报告了这一消息，请求得到援助。湖南知名学者王先谦等人愤慨于日本对台湾、朝鲜和琉球的“毛贼行为”，上疏主张派军舰讨伐日本。但李鸿章的意见却是：“日本国小而贫，势力原不及欧美，近来因模仿欧美人，潜心研究练兵和武器制造，国势得以大振。中国海军尚不齐备，军费亦不充足，若日本不再得寸进尺，还是基于条约进行谈判比较稳妥。” 于是，总理衙门向日本驻清公使发出抗议称：“琉球是中国的藩属国，与各国都签署了条约，贵国若灭琉球，不仅会损害贵国名誉，也有悖于各国舆论，故希望即刻停止改琉球为县之举。” 在两国文书往来相互反驳之际，美国前任总统格兰特（南北战争时北军的司令官）在周游世界的途中访问了中国。因中国向格兰特诉说了琉球问题，他在抵达日本后，提出要在两国间进行调停。他给恭亲王和李鸿章写了信，指出中国写给日本的文书措辞欠妥，令日本人大为愤怒，而日本并非想对中国挑起事端。为此他建议，中国撤回文书，双方和衷共济，协商解决问题，不要给试图利用两国间纷争从中谋利的通商大国以可乘之机。 于是，在格兰特的调停下，两国分别派委员进行谈判。日本提议将琉球南方的宫古、八重山二岛让给中国，与此同时提出修订《中日友好通商条约》，要求清政府给予日本和欧美人同等的通商特权。对此，中国提议将琉球三分化，北部归日本，南部归中国，中部留给琉球王国复国。但中国因还有伊犁问题有待解决，担心日本会与俄国联手，所以最终还是同意了日方的提案，同意将宫古、八重山两岛划归中国，修订《中日友好通商条约》，中日两国互享最惠国待遇。 然而，这一结果遭到了李鸿章的反对，谈判中途夭折。不久，就爆发了日清战争，战败后的中国不得不承认日本对琉球的处置办法。 ①原文为：“平心而论，琉球难民之案，已阅三年，闽省并未认真查办，无论如何辩驳，中国亦小有不是。万不得已，或就彼因为人命起见，酌议如何抚恤琉球被难之人，并念该国兵士，远道艰苦，乞恩犒赏，饩牵若干，不拘多寡，不作兵费，俾得踊跃回国。”——译注 第十三章 朝鲜的动向 朝鲜问题的重要性 在传统国际秩序下隶属中国的藩属国，由于近代化国际关系中的实力较量，在从中国统治下逐步分离出去的一连串过程中，朝鲜问题是最后一个，也是意义最为重大的一个。 朝鲜接近中国的政治中心，在藩属国中，与中国的关系也最为密切，每年都进行朝贡。这与每三年朝贡一次的越南有着明显的差别。 另外，在学问、思想和伦理方面，中国统治阶级读书人的价值观是朝鲜统治阶级“两班”（位于中人、常民之上，拥有科举考试资格、免税特权、常民指使权）共通的修养基础。 再加上，朝鲜与清朝的发祥地满洲接壤，靠近中国的政治中心，因此，朝鲜纷争必然是中国切实要关心的问题。对于远在南方的越南问题，中国尚且都竭力主张宗主权与法国抗争，何况朝鲜比越南同中国关系要密切得多，且紧靠中国权力的中心。所以不难想象中国对于朝鲜宗主权问题的关心。事实也是这样，中国为了朝鲜问题投入了主力。因此，朝鲜问题的失败将会直接打击到中国的国家权力。 中国的朝鲜宗主权受到的最大挑战来自日本。中日之间的抗争既是亚洲领导权之争，也是亚洲传统体制与近代体制之争。 另一方面，因柏林会议失败而在巴尔干进攻受阻的俄国也意欲染指朝鲜，此外对俄国保持警戒的英国、关注朝鲜迫害天主教徒问题的法国，以及关注朝鲜经济开发问题的美国也开始着眼于朝鲜。鉴于此，朝鲜问题很大可能会演变成国际问题。 朝鲜问题有着多重意义，可以不夸张地说，中国的败退确立了此后50年间亚洲历史的方向。 日本和朝鲜 日朝关系因丰臣秀吉发兵而破裂，但在对马藩的努力下，1609年5月，日朝订立了条约，恢复了关系。之后，每逢新的将军上任，朝鲜均会派出通信使前往祝贺。将军使用“日本国大君”的称号，令对马藩的宗氏派遣使节回赠答礼［新井白石认为，“大君”是朝鲜臣下的职位（实际上是国王嫡子之号），与天子之号也很相似，出于忌讳，幕府改“日本国大君”为“日本国王”，但仅改了一次，之后又恢复了“大君”的叫法］。 通信使一行有数百人，在对马藩的向导下，来到江户。因往来接待需要大量的马匹、人力和费用，之后新井白石对此进行了改革。 朝鲜使节进入江户 总之，江户幕府时期的日朝关系由对马藩掌管。此外，对马藩还垄断了对朝贸易，每年都会派船只到釜山开展贸易。这些贸易船只在每年正月到八月间，分八次去往朝鲜。这种贸易，是被称为“进上”（之后称为“封进”）的物品与被称为“回赐”的物品之间的物物交换，实质上是对马藩对朝鲜的朝贡贸易。 釜山设立了倭馆（起源可追溯至15世纪中期，起初是设在汉城和指定港口的客馆，后来只限于釜山浦），和对马藩的贸易就在这里进行。釜山倭馆类似于长崎的出岛、广州的夷馆，对马藩相当于长崎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广州夷馆的英国东印度公司。 除了向日本将军派遣通信使、同对马的宗氏在釜山进行贸易、向中国进行每年一次的朝贡贸易，朝鲜是和外国没有任何关系的锁国状态。 明治政府成立后，日本试图恢复自1811年通信使来日后就已断绝的对朝邦交，并一改江户时代的对等关系，以上位国家的身份向朝鲜派遣使节。 对此朝鲜出现抵抗也是当然的。朝鲜国内反日风潮高涨，对釜山倭馆的压迫日趋严重。 当时的朝鲜由国王李熙的父亲大院君摄政。1866年，面对来江华岛抗议迫害天主教的法国舰队，他组织义勇军进行抵抗。由500名猎人组成的义勇军奇袭了160名江华岛鼎足山城的法国海军，法国舰队被迫撤退。此外，他还火烧了意图与朝鲜通商而入侵大同江，因水位降低而搁浅的美国武装商船，并将船员全部杀害（1866年“舍门将军”号事件）。在上海的德国人对此颇为愤慨，入侵牙山湾，想要盗掘大院君亲生父亲南延君的墓穴，但也被民众击退（1868年奥贝特事件）。 拥有如此攘夷经验的大院君，面对日本的高压态度，当然不会那么轻易就妥协。 征韩论 明治维新后，日本的朝鲜政策大致分为三个流派： （一）断绝一切国交的消极方案。 （二）木户孝允的建议——纯粹以国内对策为基石的“征韩论”。木户及其部下大隈重信、伊藤博文推行的内政改革招致了士族的不满，因此有必要将不满向外部转化。基于这点，木户构思了“征韩论”。但士族阶层强烈反对这一主张，横山正太郎（后来的文部大臣森有礼的胞兄、鹿儿岛藩士）在集议院门前怀抱意见书自杀。意见书中写道：“主张征韩论者，终究是因对我皇国萎靡不振感到痛心。但起兵须有名有义，岂能不谨慎？今朝鲜之事可暂且搁下，不得不先察明我邦形势，谋求以德服人。” （三）大久保利通指导的太政官的建议。他们接受了士族反对派的要求，寻找在主张“征韩论”之前先与清国签订条约，通过外交谈判途径解决朝鲜问题的办法。这就有了后来柳原前光的中日邦交谈判、伊达宗城和李鸿章之间的正式谈判。伊达提议的条约案是与《天津条约》相同的不平等条约，李鸿章一口予以回绝，决定采用规定了意在阻止日本侵略朝鲜的“属领不可侵”和中日两国相互援助的中国提案。中日对等邦交就这样实现了，但是解决朝鲜问题的期望却并未达成。 就在外务省提议的朝鲜问题解决方案停滞不前时，日本的列强对策也陷入了困境。以岩仓为首的政府要员集体出马进行的条约修订谈判也进展不顺，岩仓和大久保的外交活动均以失败而告终。西乡隆盛利用这个时机，再次提出“征韩论”。他计划通过对朝鲜发动全面战争以实现控制激进的内政改革和建立以士族为中心的“武政”国家的幻想。西乡一边以“若不征韩，士族定会暴动”威吓政府，一边为获得战争名义，提议派宣敕使到朝鲜，以朝鲜拒绝接受国书为由故意挑起事端，待宣敕使被杀后便立即出兵。他自告奋勇主动请命作为宣敕使前往朝鲜。 在士族反对派支持的西乡的威吓下，朝议姑且同意了派西乡前往朝鲜，但这遭到从欧洲归来的岩仓、大久保和木户的强烈反对。他们的理由是，对朝鲜全面发兵势必会引发国内民众暴乱。也就是说，从明治四、五年起，强烈反对近代天皇制国家权力的“竹枪”骚动①，才是最值得忧虑的。 岩仓等人在欧洲目睹了巴黎公社成立后不久法国民众的暴动实况，估计正是深受这个影响。就这样，他们反对发动朝鲜全面战争，与此同时调低地租以缓解民众暴动。对于那些不满的士族，他们则感到有必要通过局部战争使之分裂。为此他们在推行征台之战的同时，也计划了对朝鲜采取武力行动，即江华岛事件。 朝鲜开国 1875年9月20日，由井上良馨指挥的云扬舰（245吨，65名船员）入侵有要塞的江华水道，开始擅自测量。草芝镇炮台对日军发动炮击，但被击破。永宗镇也在日本的报复攻击下被占领。 日本政府声称测量是为了船上的燃料和淡水补给，并扬言，在没有警告的情况下发动炮击是对日本国旗的侮辱。实际上，这是由大久保利通、川村纯义（海军大辅）、寺岛宗则（外务卿）等鹿儿岛派人士早就策划好的行动。 但长州派的木户孝允主张此举止于示威和恫吓就可，不赞成发动局部战争，因为局部战争的爆发也会给企图发动全面战争的征韩派士族以可乘之机。于是，除了作为全权代表被派往朝鲜的黑田清隆一行人，他又派出了自己人井上馨和末松谦澄，以此牵制黑田，并对随行的兵力也做了严格限制。 1876年2月11日正午，顶山岛洋面日本小舰队的隆隆炮声响彻朝鲜山野。这名义上是庆祝纪元节的皇礼炮，真正目的却是在向朝鲜官民示威。 下午1时，全权代表黑田清隆身着陆军中将大礼服，态度峻肃地进入江华府。黑田的目的是缔结通商条约。他表示，如果朝鲜政府同意，将不追究对云扬舰的赔款。全权代表团的舰队由单桅舰“日进”号、炮舰“孟春”号、运输舰“高雄”号以及三艘轮船组成。这样混合商船的小型舰队，是模仿了23年前佩里提督的做法。他们在商船上装载野战炮，将包括士官在内实际上仅有262人的兵力伪装成4000人的规模，并威胁说后续军队正在运送途中。 日本发出这样的威胁，用寺岛外务卿的话来说，是试图在朝鲜重演佩里当时在日本的所作所为。黑田要求朝鲜脱离清国宗主权“独立”，实现开港、设立租界和自由通商，并对朝鲜的拒绝发出了最后通牒。 就这样，2月26日，日本和朝鲜签订了《江华条约》（正式名称为《日朝修好条规》）。朝鲜将江户时代通商关系中所承认的所有可扩大解释的条款全部许给日本，但拒绝了公使的汉城常驻权、内地通商自由以及最惠国条款等内容。因此，朝鲜并不是完全开国。但是，承认自由贸易原则，从条约上否定清国宗主权，在条约文本中首次使用开国纪元（此前的朝鲜一直奉中国为正朔，使用中国王朝的年号）等，具有划时代意义。日本成功打下了分割中国和朝鲜的第一支楔子。 次年1877年1月，日本与朝鲜在釜山签订了《租界条约》，延续了旧倭馆的特权，在釜山设立特别居留地。同样的居留地此后也被设置于元山、仁川。居留地内日本人之外任何人都不得拥有土地，元山等地甚至一律禁止外国人登陆，它是战时军队的登陆地，可以说是日本领土的延伸。 大院君被捕 1873年，朝鲜废止了极端保守的大院君摄政，由国王李熙亲政，但王妃闵氏干政，其一族掌握了实权（朝鲜称外戚政治为“世道政治”。自英祖朝以后，由于王家孤立弱化，外戚掌握政治实权成为常态）。 《江华条约》签订后，朝鲜派往日本的修信使在日本受到优待。日本劝其提防俄国南侵。此外，修信使一行还目睹了日本近代化情形，之后方才回国。此后，朝鲜政府内部便形成了效仿日本进行改革的革新派，与以中国为上国、唯中国马首是瞻的保守派对立。 1880年，汉城开设日本公使馆，花房义质担任首任公使。 担忧俄国南侵的井上馨外务卿希望将朝鲜置于列国的共同保护之下，于是利用朝鲜修信使来访的机会，劝说其开放与列国的通商关系。中国的李鸿章也在英国劝说下，指导朝鲜与列国签订条约。李鸿章应美国之请，居于朝美间调停，促成朝鲜签订了《仁川条约》。然而，与李鸿章想要维持朝鲜中国藩属国身份的意愿相反，最后产生的结果却是美国将朝鲜作为自主独立国对待。 之后，朝鲜又与英国、德国、意大利、法国签订了《汉城条约》，向世界打开了门户。除了美国，这些国家均承认中国的宗主权，令驻清公使兼任朝鲜公使。 另一方面，既是最早签约国也是最早设立公使馆的日本使得朝鲜在日本的影响下形成了革新派（开化党、独立党），通过革新派指导朝鲜改革，扶植革新势力。 然而，卸去了政权的大院君对专权的闵氏一族以及煽动革新派的日本颇为不满。为除掉日本势力，他鼓动因拒发薪水而不满的旧军队于1882年7月发起暴动。暴兵的一支闯入宫中，杀害闵氏一族，而后又袭击了新军队的兵舍，杀害了日本教官，并烧了日本公使馆。花房公使等人逃至仁川海面，乘坐英国测量船回到了长崎。大院君软禁国王再次掌权（壬午事件）。 此时，李鸿章正因母丧在家乡丁忧，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由张树声暂为代理。张树声在接到这个消息后，立刻命丁汝昌率军舰与马建忠一道前往仁川。 花房公使在军舰的护送下返回汉城，中国也在马建忠的建议下，将此前因为伊犁事件防卫俄国而驻扎在山东省登州的吴长庆麾下淮军送往朝鲜。吴长庆抓捕了大院君送至天津，镇压了暴动，恢复了国王亲政。至此，中国军队抢占了先机。 此时，在中国，虽然有人主张“精炼水陆军以讨伐日本”，但李鸿章并不赞成这一强硬论，他称“若必跨海数千里与角胜负，制其死命，臣未敢谓确有把握。东征之事不必有，但东征之志不可无”，并劝说朝鲜与日本签订了《济物浦条约》（赔偿日本遇害者5万日元、日本损失和出兵费50万日元，在日本公使馆安排警卫兵，派大使到日本谢罪）。 朝鲜暴动之际，中日两国共同向朝鲜出兵，而未引发冲突。但两国军队这样原封不动地驻留朝鲜，两军发生冲突的危险也随之增加。 被送至天津的大院君李昰应在接受调查后，被监禁在保定，禁止回国。中国担心他的回国会引起朝鲜混乱。 独立党和事大党 进驻朝鲜的吴长庆训练朝鲜军队，选拔朝鲜少年送至天津机械局学习武器弹药的制法。负责朝鲜军队训练的是吴长庆的幕僚袁世凯，他以此为契机获得了李鸿章的认可。 袁世凯出生于河南省项城县一个大户人家。他没有专心于科举考试的学习，而是在军队中崭露头角。当时他仅有22岁，相当于从士官学校毕业的年纪。 1882年壬午事件之际，李鸿章之所以采取妥协态度，是因为担心与日本战争会在列强面前暴露中国的软弱无力。但事件结束后，他采取了多方面措施加强中国对朝鲜的控制权。 1882年10月，李鸿章命天津海关道周馥与朝鲜使节签订《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正是出于这个意图。 这是中国对朝鲜的不平等通商条约。通过该条约，中国商人在朝鲜享有领事裁判权。此外，招商局的轮船每月一次往返于两国之间，由朝鲜负担部分费用。 李鸿章又让穆麟德（德国人，曾担任天津德国领事代理，后被李鸿章拉拢过来）管理朝鲜海关，兼任外交顾问——相当于罗伯特·赫德在中国扮演的角色。 在中国加强对朝鲜宗主权之际，日本也努力在朝鲜扩大势力。作为壬午事件谢罪使而赴日的朴泳孝一行人惊叹于日本的发展，在其归国后，以少壮官僚为主的革新派势力更加强大，他们想要排除中国干涉，断然推行以日本为范本的朝鲜革新。日本返还了壬午事件赔款中的40万两，用以支持革新派。对此，以闵氏一族为首的达官显贵（事大党）依赖中国，在中国的授意下镇压革新派，遏制日本势力的入侵。 日本和朝鲜革新派趁着中国为防备法国舰队北上而令吴长庆移驻金州，驻屯在朝鲜的中国军队减半之际，意图打倒中国势力和守旧派，夺取统治权。 1884年12月4日，革新派在汉城邮政局开局仪式上，在隔壁纵火，使会场陷入混乱，刺杀了出席仪式的守旧派巨头闵泳穆，并向王宫投掷了炸弹。另一方面，朴泳孝等人将李王移至别宫，谎称王命，向竹添公使请求警卫王宫。于是，竹添公使率领公使馆的一支守卫兵中队前往王宫负责警卫。次日，革新派杀害守旧派阁僚，组建了革新派内阁（甲申事件）。 然而，从老早开始就警惕日军突袭从而一直全副武装进行训练的中国军队在袁世凯的率领下出兵，随后日军溃败，竹添公使率兵退回公使馆，追击的中国兵烧毁了公使馆和日本兵营。竹添公使等人逃回日本，但大量居留民被杀害。 1885年，日本派井上馨领兵前往汉城，向朝鲜索取赔偿，另一方面派伊藤博文到中国，和李鸿章签订了《天津会议专条》（约定日清两国共同从朝鲜撤兵，且两国均不派军事教官，将来出兵之际相互通告）。 ①指代百姓暴动。因暴动者的主要武器就是竹枪。——译注 第十四章 日清冲突 袁世凯的活动 在1884年的甲申事件中，中日两国军队虽然冲突不断，但并未到开战的地步。这是因为，中国正与法国交战，无法在朝鲜集中兵力，而日本又集中力量修订条约和整顿内治，所以回避了与中国的武力对决。但中国为了防范日本，紧急增强北洋舰队，日本也致力于扩充实力，期待有朝一日与中国军队决一胜负。 虽然中日两国军队都从朝鲜撤退了，但中国以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大臣的身份将袁世凯派驻朝鲜，努力维持并扩大中国在朝鲜的势力。甲申事件后，革新派首领金玉均、朴泳孝等逃亡日本，守旧派很轻易地重新执掌政权。 然而正当中日两国在朝鲜相争之际，俄国也开始对朝鲜采取了行动。1884年6月，俄国为与朝鲜签订条约，将天津领事韦贝尔作为全权代表派往汉城。他和德国人穆麟德相勾结，劝说朝鲜向俄国请求派遣教官，作为回报，朝鲜应将永兴湾的使用权给予俄国。当时，因阿富汗国境问题与俄国相争的英国为了与之对抗，占领了朝鲜海峡的巨文岛。 巨文岛 日本颇为震动，为联合中国防止俄国势力入侵朝鲜，井上馨外务卿通过榎本武扬向李鸿章提议“由日清两国指导朝鲜内政外交。此外，免除穆麟德职务，选任美国人担任”，同时提出让保定的大院君回国。这是为了遏制与俄国结盟的国王派。李鸿章并未全面采纳日本的提议，他免除了穆麟德的职务，派美国人墨贤里接任。墨贤里在赫德的授意下，肩负着将朝鲜海关与中国一体化的使命。李鸿章又派了美国驻天津领事德尼担任朝鲜政府的外交顾问。此外，还让大院君回到了朝鲜。 此时，俄国向中国和朝鲜发出了抗议称，如果允许英国占领巨文岛，那么俄国也有必要占领朝鲜岛屿或者部分本土。中国按照英国的要求，约定任何国家都不得占领巨文岛，并于1887年2月使英国解除了对巨文岛的占领。 日本在甲申事件中败退使得中国恢复了在朝鲜的宗主权。但驻朝鲜的中国代表袁世凯与李鸿章谋划，意图趁势进一步强化该体制。好在天津与汉城之间已开通了电信，有助于这一体制的强化。1886年夏，朝鲜和俄国签订的秘密条约散布开来，据说这是韦贝尔和不满袁世凯干涉的一部分朝鲜要人相勾结，劝他们寻求俄国庇护的产物。但德尼等人却说，这是袁世凯故意散播的谣言，他想借此机会抓捕国王、王妃、皇太子送往中国，之后再扶植已成为中国傀儡的大院君。 袁世凯和德尼虽然都是李鸿章在朝鲜的代官，但袁世凯是为了强化中国在朝鲜的宗主权，而德尼却和美国代理公使一起，援助不满袁世凯干涉的朝鲜当局，以图实现朝鲜独立。朝鲜试图向美国派遣公使，遭到中国阻止，但最后还是在美国的帮助下实现了。美国还进一步回绝了中国将驻美朝鲜公使置于中国公使从属之下的要求，给予其平等的待遇。就这样，朝鲜不安定的局势开始成为国际纷争的舞台。 激化的日清冲突 甲申事件后，日本势力衰退，日本对朝鲜问题也不那么积极了。李鸿章试图利用这一形势，通过袁世凯加强对朝鲜的统治。但这一举动加剧了朝鲜方面的不满，加深了其对俄国的依赖。对此日本当然感到担忧，但李鸿章认为，俄国势力的介入可以对日本势力起到遏制作用。中国对于朝鲜控制权的强化，也促使在朝日本商人遭到驱逐。 金玉均 日本人从朝鲜进口沙金、牛皮、大豆、大米等，出口朝鲜的最重要物品是细棉布。中国商人在中国在朝鲜势力的援助下，渐渐地压过了日本商人。产自兰开夏的细棉布此前都是从上海经长崎运送到朝鲜。但《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规定了招商局的轮船可航行于上海和仁川之间，于是中国商人可以直接从上海进货，再加上自身的资金也很丰富，日本商人渐渐在竞争中败下阵来。朝鲜出口的情况也一样。1889年秋，咸镜道以食物不足为由禁止大豆出口。当时日本仅向朝鲜发出了抗议，但两年之后又提出赔偿要求，1893年5月竟而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朝鲜赔付11万日元。然而就在这一年的秋天，不满于日本的高压政策的朝鲜政府在袁世凯的策动下，发布“防谷令”，禁止大米出口。 就这样，日本的在朝通商在李鸿章和袁世凯的策动下渐渐衰退，国内要求政府出对策的声音也日益高涨。偏偏就在这期间的1894年3月，李鸿章和朝鲜政府合谋将逃亡日本的金玉均引诱到上海并将其杀害，又用中国军舰把他的尸体运送回了朝鲜。朝鲜政府将尸体分尸暴晒，并重用刺杀金玉均的刺客。正好这个时候，东学党起义爆发了。 19世纪中叶，吏属出身的崔济愚为对抗基督教，融合儒、佛、道创立了信仰“东学”的宗教团体——东学党。吏属是指两班官僚的下属书记官。东学党是以吏属或下层两班为首的农民宗教团体。东学党成员全琫准领导了全罗北道古阜郡由大坝改修事件中官僚腐败而引发的农民起义,最终发展为开国以来因经济条件恶化陷入贫困的农民的大规模反体制暴动，即东学党起义。 东学党起义发生后，李鸿章令袁世凯指导朝鲜政府向清国发出派兵请求。6月初，李在接到派兵请求后，命麾下直隶提督叶志超为司令官，与太原镇总兵聂士成一道，率淮军从威海卫出发，在军舰的护卫下出兵牙山。而另一方面，自称为“天佑侠”的“大陆浪人”在军部的同意下，打入东学党内部进行煽动，企图制造日清两国军队冲突的机会。 中国的战备 当时，清朝所掌握的最强大武力是李鸿章麾下的淮军和北洋舰队。 海军方面主要是为防范日本而创设的北洋海军。关于北洋海军上文已经有所叙述，这里再详细介绍一下。 因日本出兵台湾，李鸿章开始购买军舰。之后，每当因琉球和朝鲜问题与日本发生争端之际，他就愈加痛感防范日本的迫切性，于是向英国阿姆斯特朗公司订购了两艘巡洋舰，向德国伏尔铿造船厂订购了两艘战舰。两艘巡洋舰于1881年回航，被命名为“超勇” “扬威”。因中法危机的爆发，中国又订购了一艘巡洋舰，两艘战舰与后来订购的这艘巡洋舰一起，在中法战争结束后的1885年秋回航，巡洋舰被命名为“济远”，战舰被命名为“定远” “镇远”。 战舰“镇远”号 这一年，为统一海军军政和军令，清朝设置了以醇亲王奕譞（恭亲王之弟，清朝末代皇帝宣统帝的祖父）为总理的海军衙门，庆亲王奕劻（乾隆帝第17子永璘之孙，清末清朝政府的核心人物，但喜好受贿，没什么才能，遭袁世凯利用）和李鸿章任会办，曾纪泽任帮办。 此外，为修理舰艇，清朝于1880年（光绪六年）在大沽修建船坞，并在威海卫修建军港用作根据地，但只适用于小型舰艇。1887年以后，又在旅顺修建要塞和军港，1890年完工，成为北洋舰队的根据地。 其间，清朝又向阿姆斯特朗公司和伏尔铿造船厂分别预订了两艘巡洋战舰。1887年，四艘舰艇同时回航，被命名为“致远” “靖远” “经远”“来远”。这些舰名中的“远”字代表了海外，特别是日本。 就这样，1890年，北洋舰队的舰艇和根据地旅顺军港全部建成。丁汝昌担任提督，从福州船政局附属学校毕业并有留英、留法经验的人士担任舰长，英国海军军官琅威理担任指导教官，负责操练。1889年，丁汝昌在刘公岛开办水师学堂。 至于北洋海军的经费问题，按规定是从江苏、浙江、江西、湖北等省的厘金以及上海、广东、牛庄等地的海关收入中每年抽取200万两白银，但这些银子被挪用于各省的军备以及颐和园营造，实际上到手的不过一百二三十万两而已。 北洋海军的实力大增对日本来说是一大威胁。尤其是“定远”和“镇远”两战舰更是给日本海军施加了无形的压力。1886年7月，这两艘战舰刚加入北洋海军后不久，丁汝昌便率领包括这两艘战舰在内的六艘北洋舰队精锐力量，从釜山、元山出发，来到海参崴（符拉迪沃斯托克）。在返航途中，舰队因整修而在长崎入港。这次航海主要目的是向俄国和日本示威。然而，8月13日，上陆的清国水兵和日本巡查之间发生的小冲突，后来演变为日本人和中国居留民之间的大混战，造成了多人死伤。1891年，丁汝昌又率领含这两艘战舰在内的四支舰队，再次来到日本示威。 然而，北洋海军与北洋淮军一样，都原封不动保留了传统体制，在采用近代化军事技术时暴露了诸多缺点。也就是说，由于清国并没有形成近代国民国家，北洋海军无法变成中国海军，仅仅作为李鸿章的海军发挥功能。而且，因对日和对法关系的紧张，从1875年起，军舰上的人员数量急速增加，缺乏针对舰队的规范化训练。当北洋海军于1891年在日本广岛吴市入港时，炮身上还晾晒有衣物，这一细节暴露出了北洋海军平素的训练水平。日本海军的有识之士也因此产生了北洋舰队不足为惧的信心。而且，于1887年以前购入的北洋舰队舰艇，与后来以北洋海军为假想敌购入的日本海军舰艇相比，在速度上尤其落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