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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仰與理性中掙扎的現代化之路

 

内容简介:

打破伊斯蘭文明只留駐過往、抗拒現代化改革的迷思！

第一本將「伊斯蘭」和「啟蒙運動」相提並論的開創性論述。

穆斯林與伊斯蘭文化的改革種子，其實早在兩百年前就種下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帕慕克讚譽：「剖析過去兩百年伊斯蘭與現代化在伊斯坦堡、開羅、德黑蘭等地的衝突，精采絕倫。」

穆斯林世界被認為無法現代化、改革、與時俱進

事實上，從十九世紀以降，伊斯蘭心臟地帶的中東社會早已被現代化的理想和慣例改變了，包括採用現代醫學、女性走出閨房，甚至民主的發展等等。造就這些不凡變化的學者、科學家、作家和政治人物，給穆斯林留下了深遠的改變。他們有些身在埃及，飽受學術思想與列強瓜分之衝擊，最終萌發現代民族國家的幼苗；他們有些則在伊斯坦堡，在歐亞大陸之中思索君主立憲的可能，挽救鄂圖曼帝國最後的希望；還有人在近乎鎖國狀態的伊朗，一次次起義、一波波改革中爭取權益，將伊朗推向現代化的十字路口。

現代化終究未能推翻保守主義，信仰壓過了理性主義

當代的伊斯蘭啟蒙運動，儘管表面暫時中止，但與它有關的轉變依然持續。二○○九年夏天，伊朗的綠色運動（Green Movement）動員了數百萬人對國家高壓領導階層操縱的選舉結果發動規模驚人的抗議；兩年後，阿拉伯之春重新檢視後殖民主義下的伊斯蘭世界，民眾透過自己的力量，實現遲來的民主；緊接著二○一三年，土耳其也爆發類似強度規模的抗爭，反對艾爾多安毫無包容力的政府。這些民眾力量，現在看來都沒有達到目標，阿爾及利亞、埃及、敘利亞、伊拉克等國軍閥盤據；沙烏地阿拉伯、伊朗、土耳其當局都加強控管力度。但這完全不代表激發它們的動力已悄然遠去。抗議、鎮壓、戰事，都證明反動的力量仍努力不懈，試圖改變伊斯蘭領導者決絕的權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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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羅

當支柱已經腐爛的真相昭然若揭，伊斯蘭世界只好甩掉優越情節。但要放棄這些錯覺，是何其痛苦、懊惱的一件事，這強烈衝擊了一個從古到今都深知自己才華洋溢的文明。長久以來，對伊斯蘭而言，最重要的──也可望帶來歡喜──比較是跟基督教國度比。那些土地，跟伊斯蘭地理位置與文化相近，同樣系出亞伯拉罕一脈，卻因為三位一體、變質論（transubstantiation）和耶穌神性等匪夷所思的教義，變成令人心寒的廢物。

因此，在穆斯林眼中，有那麼多基督徒在穆斯林中找到服務和慰藉，是合情合理的。從十二世紀初盛讚伊斯蘭科學的「巴斯的阿德拉德」；生於列斯伏斯島（Lesbos）、雙親都是希臘人、其艦隊在地理大發現時掌控地中海鄂圖曼海上大軍的巴巴羅薩．海雷丁（Hayreddin Barbarossa）；一五九八年離開肯特的啤酒花花園、搖身變成波斯沙阿（Shah）底下外交官的羅伯特．雪莉（Robert Shirley），想分沾伊斯蘭成就的基督徒在歐洲比比皆是。

一七九八年，基督徒崇拜穆斯林的幻想，消失無蹤。拿破崙偶然併吞鄂圖曼帝國的一顆寶石，不僅帶來軍事和政治上的挑戰，那也是令人極度苦惱的人身冒犯，這讓穆斯林抉擇：他們該欣然接受法國象徵的新知識和新組織，或拒絕那些外國的創新？

這次侵略的主要記錄者賈巴爾迪寫道，一七九八年是「激烈戰鬥與重要事件」之始；「重大不幸與駭人折磨」之始；「怨恨累積和事態加速發展」之始；「固有的被反轉、確立的被消滅」之始；「恐懼之後還有恐懼、矛盾之外還有矛盾」之始；「所有戒律被曲解還有毀滅即將降臨」之始；「破壞橫行與事變反覆發生」之始。

拿破崙士兵在一七九八年七月征服的埃及，絕非是十一世紀法提瑪全盛時期稱霸北非的那個繁榮喧囂的發電所。埃及是鄂圖曼帝國的糧倉──蘇丹塞利姆一世（Selim I）在一五一七年併吞之前，也提供大量穀物和原棉給法國。它居於往印度陸路貿易的路線上，這個位置賦予它重要的戰略價值，即便繞經非洲好望角的海上路線愈來愈受歡迎。但這個國家卻支離破碎，生產效率不彰。它的人口從中世紀開始衰退，到十八世紀末只剩大約四百萬人（反觀法蘭西共和國則有兩千八百萬人）。埃及民間在馬木路克（Mamluk）的統治下哀鴻遍野。馬木路克最早為奴隸階級，向他們稱為「崇高宮廷」（Sublime Porte）的鄂圖曼帝國進貢，換取恣意壓迫與侵占的特權。拜管理不善和稅賦沉重之賜，就算國家的農產豐盛，埃及人有時仍會挨餓。至於寓言中的城市開羅，枝條已經取代石塊成為這個前中世紀奇蹟的主要建築原料。

學習的狀況尤其悲慘。開羅在十五世紀初有七十二所學校，現在只剩二十所，埃及知識分子的堡壘，髒兮兮的拱廊學校艾資哈爾（al-Azhar）懷疑科學、鄙視哲學、多年未產生原創的思想了。他們名副其實抵制伊斯蘭以外的世界──地理大發現和美洲大陸、科學和工業革命的世界。

地中海東岸的時代錯誤，現在撞上地表自我意識最強的現代社會，以及它最新的發電機：拿破崙。這位野心勃勃的科西嘉人已在義大利和奧地利接連大敗哈布斯堡王朝，擦亮他的威名，但他性格驕矜自大，又像青少年一般難以專注，折損了他的軍事才智。拿破崙不只是個將領，他也深受啟蒙時代的知識活力和法國大革命的改造潛力所鼓舞。剛被選入法蘭西學院（Institut de France）──當時一如現在，是法國大膽無畏菁英中的菁英──的他，數學造詣深厚，熱愛辯論哪些星球可住人和解夢等問題。他也熱情澎湃，且出於自利去採用法國後革命時期的帝國主義信條，引用他未來盟友夏爾．莫里斯．德塔列朗─佩里戈爾（Charles Maurice de Talleyrand-Périgord）的話：「讓一切裡裡外外秩序井然，以符合人類的利益。」

讓一切秩序井然的第一個意思，是教馬木路克什麼叫作戰鬥。在七月一日從亞歷山大港登陸，無視紊亂的補給所造成的麻煩及士兵口渴的問題後，拿破崙繼續南行，終於在七月二十一日率兩萬五千人抵達位於尼羅河左岸、與開羅相望的尹霸巴（Imbaba），碰上一群人數較少但精力充沛的馬木路克部隊。

跨坐鞍上高大威猛，口咬韁繩、身上的絲質馬甲和長袍如繁花盛開的馬木路克人全速衝刺，場面驚人，但他們完全稱不上現代戰鬥部隊。當跨過苜蓿田向法國人疾馳而來，他們先開卡賓槍，再開手槍，拋下用過的武器給僕人撿，最後投擲標槍、再近身揮舞彎刀。在這一次的交戰裡，他們的表演毫無成效。馬木路克人的進攻完全遭到一個超出他們經驗的陣仗所遏止：排列緊密、猛吐葡萄彈和排槍齊射的陣式。

　

「士兵如此沉著地射擊，一顆彈藥也沒浪費。」一名法國中尉這麼報告：「一直等到那些騎士眼看就要衝破我方陣式的那一刻才射擊。」^註4短短一小時，敵人就在拿破崙命名為「金字塔戰役」（Battle of the Pyramids）的交戰中潰不成軍，法軍神祕的隊形可在薄霧中辨識出來，即使大部分的法國人不知道那是什麼。傷亡人數中約有一千名馬木路克人喪命，只有二十九個法國人身亡，說明了戰術、訓練和裝備的失衡，而賈巴爾迪比較了異教徒和悲慘防禦者之間的效率，後者「彼此未團結一致、相互妒忌、唯恐失去性命和安逸、深陷於無知與自欺、穿著自以為是、目中無人。」^註5另外，這場戰事的結果反映的不僅是雙方的特性，還代表一支中世紀的東方軍隊被一支現代化的西方軍隊所殲滅，而驕傲的伊斯蘭首府──夸西拉（al-Qahira，即開羅），意為「勝利的」──落入了異教徒之手。

在金字塔戰役後的數星期，法國在開羅建立起行政機構，拿破崙則一如以往同時運用魅力和冷酷馴服了這座城市。他邀請領導的謝赫和其他貴族組成「迪旺」（diwan），或可稱為議會，在他的監督下管理埃及。一切反抗都被鎮壓，而十月時，他以懲戒性的嚴厲手段，敉平一場全市規模的叛亂。但拿破崙不以做為管理者、平定者為滿足；他很清楚自己正在參與一場偉大的人類冒險，且持續抱持這個想法：在法國仁慈地監護下，埃及可以重建昔日榮光。法國不是協助美國打獨立戰爭，給予美國自由了嗎？他自己不也幫義大利脫離哈布斯堡的暴政了嗎？

為了讓這個新關係的雙方互蒙其利，拿破崙帶來一票學者，在他的軍隊於戰場行動的同時，於知識的場域起作用，指向未來，讓過去相形見絀。拿破崙視他的學者承繼了昔日跟隨亞歷山大大帝東征的智者；對他來說，征服埃及是這場長期殖民行動的第一步，直到把英國人從印度趕走才結束。這些學者包括法國第一位動物學教師艾蒂安．若弗魯瓦．聖伊萊爾（Etienne Geoffroy Saint-Hilaire）、讓白雲石（Dolomite）得名的礦物學家德奧達．格拉特．德．多洛米厄（Déodat Gratet de Dolomieu），以及多才多藝、既發明鉛筆又設計出史上第一次空中侵略計畫（目標英國，乘熱氣球）的尼古拉斯─傑克瓊斯．孔德（Nicolas-Jacques Conté）。還有一位科學家艾蒂安─路易．馬呂斯（Etienne-Louis Malus），他設法在停留埃及期間染上瘟疫，然後自己治癒。馬呂斯也發現了光的偏振原理。他們都是法國大革命的結晶，並以奇快的速度席捲埃及。

設在開羅娛樂區烏茲巴基亞（Uzbakeya）的埃及研究院（Institute of Egypt），位於一片徵收來的花園建築群之中，以大公宮殿為中心，猶如突然在荒野中冒出的智囊團。它坐擁鳥園、植物園、天文台、多座小博物館，以及製造刀片、精密儀器與顯微鏡等各種科學工具的工坊。學者沒有外出實地研究、給魚做分類或測量人面獅身像時，就睡在附近其他被充公的房舍。

接下來幾個月，在忙著追趕馬木路克叛軍、管理開羅和安慰情婦寶琳．富萊（Pauline Fourès，她是拿破崙從部下手中搶來的）之際，拿破崙也和他的學者一起辯論，拿問題轟炸他們：如何連接地中海和紅海（他造訪蘇伊士〔Suez〕，努力追溯拉美西斯二世〔Ramesses II〕運河的遺跡）；如何大幅提升農業產量；如何尋找啤酒花的代替品來釀造啤酒；如何遏止傳染病。在此同時，現代公共建設的計畫也被提出，包括醫院、農學院和一所美術學校。但若要傳播啟蒙運動的創新，領頭的埃及人就必須相信他們的價值觀。於是，埃及研究院遂成為近代最深刻的一次文化衝擊的舞台。

賈巴爾迪就是接受邀請、在一七九八年埃及研究院創立後不久親自造訪的傑出埃及代表之一，正是賈巴爾迪提供了我們主要的活動紀錄。這位生於一七五三年的謝赫出身自一個有權勢的家族。他的父親曾任大穆夫提（mufti，解釋伊斯蘭教法的學者），也是埃及少數名實相符的科學家之一，本身也認識最高烏里瑪和政府官員。但儘管賈巴爾迪是埃及最傑出的人才之一，一如大多數同胞，他渾然不知歐洲發生的進展。對賈巴爾迪來說，歷史至高的因果要素就是真主本身，祂接連不斷的動力凌駕於次要的人類意志。前啟蒙時代的歐洲採信類似的觀點，將神的歷史和人類的歷史連成一線。（例如華特．雷利爵士〔Sir Walter Raleigh〕的《世界史》〔History of the World〕就從上帝創造萬物開始，講到馬其頓的腓力二世〔Philip of Macedon〕。）但啟蒙時代切斷了塵世與神的聯繫，對此，賈巴爾迪就像舊政權（ancient régime）天主教那般老古板地反對。對法蘭西俗稱的「共和」他幾乎毫無所悉，只知道那是建於上帝之前人人平等的假設上。「這怎麼可能，」他問：「上帝明明就讓一些人比其他人優秀，這點從有些人住在天堂，有些人則住在塵世就可以印證了。」^註6

我們無法肯定賈巴爾迪的樣貌。他沒有留下肖像，所以我們無從判斷他的鼻子是挺是扁。這透露了他出身的環境。繪製畫像是褻瀆真主之舉；就連素描也被視為輕佻。我們知道賈巴爾迪是有品味、有教養的男人，喜歡坐在花園裡給朋友寫詩。但他也是主流的教士，強烈反對民眾背離嚴格的伊斯蘭教義，例如崇敬聖徒等，且我們沒有理由料想他排斥當時常見的迷信。例如精靈（djinn）就在人類周遭、藏身廁所和井底等濕暗地點，根本不容辯駁。夢是預兆，星星的運行影響著人類的命運。撒旦無所不在，任《古蘭經》大剌剌地攤開，就是邀請撒旦對書頁吐口水。當賈巴爾迪描述一位蘇非（Sufism）神學家之死是摘去保護埃及人的護身符時，他這麼寫並非出自詩意，而是照字面意義去解釋。

現代化的浪潮已打上伊斯蘭之岸，賈巴爾迪是率先明白這意義何在的阿拉伯人之一，而他留下的敘述反映出他面對一股神祕力量時的困惑和驚奇。當他抵達埃及研究院時，法國人預期訪客會多少想一較長短，並已做好充分準備。謝赫和他的同伴被帶進設在徵收宮殿裡的圖書館──每一名研究人員都專注而沉默，「沒有人打擾旁邊的人。」──學者全都面帶微笑，而他們帶給賈巴爾迪和同伴「各式各樣的印刷書籍來打破僵局，書中有琳琅滿目的插圖……有國家和地區、動物、鳥類、植物、古代史、國家的戰役、先知的故事，包括先知本身、奇蹟及其令人讚嘆的言行之圖畫，還有所屬各民族的事件。」

賈巴爾迪立刻深深著迷，因為這些是「那種會困惑心智的事情」，而他興高采烈地描述「一大本包含先知傳記的書籍，說他慈悲又安詳。書中他們根據對他的了解和判斷畫了他的聖像。他被描繪成佇立仰望著天空，彷彿傲視萬物。他右手拿著劍，左手拿著聖書，身邊圍繞著他的同伴。」還有其他畫了「國家、海岸、海洋」和金字塔的圖畫，而最驚人的是，「光榮的《古蘭經》被翻譯成他們的語言！」一群法國藝術家為賈巴爾迪介紹藝術的寫實主義。其中一人「肖像畫技精湛，栩栩如生，彷彿要開口說話。」

這些學者的一言一行似乎都是為了讓訪客印象深刻，而拿破崙的科學家稱職地在擺了一排排瓶子的化學實驗室裡進行了一場表演。賈巴爾迪回憶道：

　

一名助手拿來一只裝著某種液體的燒瓶，把其中一些液體倒進一個空玻璃杯；然後他又取來另一只燒瓶，把另一種液體倒入同樣的玻璃杯；杯中冒出彩色的煙霧，當煙霧消散，液體已經凝固，且略呈黃色。我摸了那個固體，發現它硬得跟石頭一樣。他們又拿其他液體做同樣的實驗，得到一顆藍色的石頭；第三次則是一顆像紅寶石的紅石頭。

然後助手拿來白色的粉末，放在鐵砧上；他拿榔頭敲，立刻傳出巨大的爆炸聲，宛如槍響；我們大吃一驚，助手大笑……他給我們看了一具發動機，裡面有塊玻璃在轉，異物一接近，就會迸出火花和爆裂聲。如果有人一手碰了某樣接觸發動機的東西，包括鐵絲，另一手碰了旋轉的玻璃，他會瞬間受到震動，讓肩膀和手臂的骨頭劈啪作響……透過這種傳播方式，可能同時有一千多人受到衝擊。^註7

　

讓賈巴爾迪百思不解的不只是歐洲知識的複雜，還有它的侵略性質，因為那些學者認為不同學問領域之間並無分野；他們擁抱藝術與科學、歷史與思辨。從幼鱷的脊骨曲度到《古蘭經》的文句，這些外國人簡直滴水不漏。

也難怪這位謝赫和朋友離開研究院時會悶悶不樂了。他們被介紹的現象，超出了他們的眼界。電力、解剖學、印刷的文字，跟當時的開羅生活毫無瓜葛，而在他記錄的字裡行間，我們感覺到賈巴爾迪反覆思忖他親眼所見的事物之意涵。以法國畫家對先知的描繪為例，那是公然的「以物配主」（shirk），或聯想主義，挑戰上帝造物的獨占權，為教法所禁。但賈巴爾迪對肖像畫虔誠的反對，也被他見到先知俊美容貌的欣喜給沖淡了。至於把《古蘭經》譯成異教徒的語言，那實在太過驚悚，他連想都不敢想。

在埃及，知識被認為是有限的，且大抵是伊斯蘭的禮物。現在這個國家淪入外國人之手，而那些外國人的言行舉止違背了這些假設，還暗示掃除這些假設是當務之急。在法國人的事物結構中，人類已從心懷感激的知識收受者，晉升到持續追求深刻真理的創造者。這無非意味世界的階層已徹底重新排序了。

賈巴爾迪看不出法國天文學家建造的日晷有何用處。除了顯示穆斯林祈禱的時間──就像謝赫自己的父親所建造、現在附屬於各清真寺的日晷──它們也顯示白天的時間和黃道十二宮；就這位謝赫看來，都是沒用的資訊。^註8他也不贊成法國博物學家保存先前未知的物種做進一步研究的慣例。先知不是說過，水面上有一萬種獸、水面下有兩萬種魚嗎？這樣大費周章，就為了證實已經知道，而且有更權威證據的事情，究竟有何意義？

「他們又進行了更多和第一場一樣離奇的實驗。」這位謝赫悲傷地給他的紀錄畫下句點：「像我們這樣的心智無法想像，也無從解釋的實驗。」

　

在賈巴爾迪看來，拿破崙的侵略，以及在埃及製造的混亂，只可能是神的旨意，因為《古蘭經》這麼說：「你的真主絕不會不公正地毀滅城市。」但真主究竟在懲罰哪個過失呢？埃及人是道德失檢或知識偏差而冒犯真主了嗎？為什麼伊斯蘭的土地，先前被神賦予最崇高的祕密──透過《古蘭經》來揭示神的意志──現在卻陷入黑暗之中，受盡羞辱？

賈巴爾迪的求知方式，和法國人求知方式之間的差異，只要比較各自的傑出作品便清楚凸顯出來。這位埃及人的文學紀錄是《紀錄與生平的功業奇蹟》（Marvels of Deeds in Annals and Lives）：一部二十七卷、一六八八到一八二一年的埃及生活史，以及兩部篇幅較短、法國占領時期的紀錄；拿破崙的智者則是經由其《埃及描述》（Description of Egypt）被後人記得，這是一部龐雜的地方性概要，內容多是他們在新殖民地的所見所聞，由多達一百六十幾名的學者合撰，分成二十三卷，在一八○九至一八二八年於巴黎出版。

賈巴爾迪的作品和法國人的作品都不愧是菁英之作，絕對優於凡夫俗子，但兩者的相似之處僅止於此。兩部作品之間有個巨大的缺口，不亞於任兩部同時同地生成、目標顯然都在提升人類知識的作品。

《紀錄與生平的功業奇蹟》囊括了我們對學者求知方式的一切反應；那由衷表現了一位天生的保守派對那些威脅他所知的一切事件，所感受到的恐懼和厭惡。一如華特．雷利爵士之作，這部作品從真主創造世界開始，儘管賈巴爾迪堅稱歷史是有用的學科，「能牢記和傳達不同民族及其國家情況的知識」，但人類顯然不過是真主選擇注入的特性總和：即「正義與不正義感」^註9，使他盼望能被一名學識淵博、大公無私的哈里發統治，並溫順地服從一個永恆不變，包含先知、烏里瑪、國王、總督和各種較低類別人類的階級體系。^註10對於身在賈巴爾迪這種地位的人來說，類似一七八九年讓法國亂七八糟的那種革命，是令人深惡痛絕的。

就像他看不懂他在研究院被展示的科學，法國的政治語言也令他百思不解。占領者一直在自誇「自由」──阿拉伯文的同義詞是「hurriya」──但從這個詞，賈巴爾迪只能領略他們不是奴隸。他覺得人們根本不可能理解法國人所自稱，已在法國確立的那種政治、社會的自由，至於把「hurriya」的概念，延伸到脫離真主的束縛──無神論──更是駭人至極，他想都不敢想。

賈巴爾迪身上有許多和我們這個時代的穆斯林清教徒類似的特質──反對外來道德放肆的腐蝕與影響。他不明白怎會有人穿著踩過室外髒污的靴子踏到地毯上來，怎會有人「在家具上吐痰和擤鼻涕。」^註11法國人不刮鬍子也不刮陰毛。粗俗的軍人不以在清真寺排便為恥，拿破崙的軍需官則喜歡躺在長沙發上，「嘴叼琥珀菸斗，托盤上擱著咖啡杯。」^註12外國人令人不快地把食物混在一起。「有人甚至在一個碟子裡放了咖啡、糖、亞力酒、生雞蛋、萊姆等等。」賈巴爾迪嫌惡地寫道。^註13而他乞求真主「讓他們啞然失聲……腦袋混沌，呼吸停止。」^註14

賈巴爾迪譴責「東方軍隊」（Armée d’Orient）突然帶來的道德淪喪，也指責隨之而來、不知檢點的歐洲女性，是在尼羅河氾濫期之前來到的放蕩深淵，害得易受影響的埃及姑娘不顧羞恥，毫無節制地放縱欲望。她們和法國男人一起上船，穿挑逗的服裝，戴滿珠寶，日日夜夜縱情歌舞，尋歡作樂。當地的水手，滿腦子大麻，扮著各形各色的鬼臉，學法國人說粗話，而他們狂亂的叫聲和女人的歌唱與音樂混在一起。

賈巴爾迪對法國人顯露的敵意，有些來自拿破崙本身的投機和虛偽。這位將軍侵略後發表的聲明，包含了對穆罕默德及伊斯蘭的讚頌；後來又聲稱先知進過他的夢裡。但很少埃及謝赫上當，議會主席阿卜杜拉．夏爾卡威（Abdullah al-Sharqawi）謝赫就譴責占領者「物質至上、放蕩不羈……否認耶穌復活、來世和……先知。」^註15謝赫們也不屑那些為了娶穆斯林妻子而改變宗教信仰的法國男人，其中包括後來接替拿破崙擔任總司令，性格平淡無奇的雅克─法蘭索瓦．梅努（Jacques-Francois de Menou，後來改名為阿卜杜拉〔Abdullah〕）。賈巴爾迪嗤之以鼻：這些男人不必花什麼代價就可以宣布改信伊斯蘭，因為他們本來就沒有宗教信仰需要拋棄。（到頭來這些皈依者連包皮都不用割。）

法國人的《埃及描述》與賈巴爾迪的紀錄呈現鮮明的對比。法國人並不認為人類可以了解的事物有任何局限，恰恰相反，它展現了一群人的企圖心：不考慮神的奧祕、意圖揭露一個地方所有的物質現象和社會現象。那群學者將好奇心提升為人類最高貴的特質，而這個概念也隱含在他們的探索之中。所有事實和現象都可以讓人類發現。

在《埃及描述》出版一個半世紀後，巴勒斯坦裔學者愛德華．薩伊德（Edward Said）在著作《東方主義》（Orientalism）中批評西方的知識帝國主義時，形容《埃及描述》為這種思想的立基文件。「為創立新的專門化領域，」薩伊德語帶強烈的反諷說，「為建立新的學科；為劃分、部署、系統化、製表、編索引和記錄放眼所及（和未及）的一切。」這就是那些勇敢法國人的壯志雄心。

在譴責《埃及描述》時，薩伊德寫到它把埃及貶低成法國學問的一個範疇；若真是如此，那真主就是範疇中的範疇了。神出現在許多與埃及宗教信仰有關的討論、聖甲蟲形式的護身符，以及對法老膜拜的見解之中。有不同的文章記錄造訪陵墓之行；作者們強烈反對埃及的宿命論。但《埃及描述》的作者並未祈求上帝也未讚美上帝。他們不需要神的幫忙，就能對人文主義使凡人臻至完美的目標做出貢獻。上帝存在於《埃及描述》，只是因為身為祂的子民，人們對祂堅信不疑。

在《埃及描述》中，諸多撰文者始終沒有放鬆他們對鄂圖曼埃及的怠忽和「科學與藝術完全廢退」的非難眼光。^註16數學家讓─巴普蒂斯．約瑟夫．傅立葉（Jean-Baptiste Joseph Fourier）在為這部巨著撰寫的序言中，對「穆斯林宗教絲毫不允許心智發展」而感到遺憾。^註17相反地，這個國家「深陷未開化狀態」，而這樣的死氣沉沉似乎給埃及的犬類帶來痛苦，牠們成天懶洋洋地躺在陽光下，一年叫醒自己一次，悲傷地交尾。^註18

為反擊法國人文化上的自信，諸如賈巴爾迪等穆斯林傳統派說服自己：西方拒絕接受伊斯蘭，是注定自取滅亡；偶然的靈光一閃當然不足以挽救西方本質上的荒蕪。但這位謝赫見證了一場非常不平等的競賽，從表面、名望到持久性，都不得不承認侵略者在某些方面其實一點也不野蠻，他們展現了智慧與見地，甚至是完整的道德。

西方其中一個出奇優秀的面向是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在一七九九年八月拿破崙突然離開埃及追求政治野心後（他將在數個月後的霧月政變〔Brumaire coup〕中奪取政權），這個原則的實行得到驗證。一八○○年六月，接替拿破崙擔任總司令的讓─巴普蒂斯特．克萊貝爾（Jean-Baptiste Kléber）被一名狂熱分子一刀刺進心窩。「一個不重要的男人背信忘義，成功刺殺了法國總司令。」賈巴爾迪難以置信地寫道。「這個男人仍拿著他犯罪的武器，上頭還淌著遇害者的血。在這種情況下，你預期法國人會在他認罪後立刻處決他和他的共犯。但沒有，事情不是這樣發展。法院開庭審理。」結果審判過程嚴謹公正，沒有人爭論最終判處死刑的正當性。刺殺克萊貝爾的兇手被用長槍刺穿直腸處決，而他的頭顱被送回法國做教育用途，展現「犯罪和狂熱的後果」。賈巴爾迪詫異地說法國是個「沒有宗教，但遵從理性判斷」的國家。^註19

其他法國革新的重要性，賈巴爾迪就沒那麼清楚了。例如拿破崙在野外簡樸的生活方式、沒有大批隨扈同行、和部屬打成一片等等，都暗示領導者和被領導者之間不像許多穆斯林統治者那樣階級分明。預防，似乎是公共衛生的指導原則，因為法國人會設置檢疫區、隔離染上瘟疫的人家。法國人也莫名堅持將重要決策交給「迪旺」表決，那是拿破崙為其統治披上合法性外衣所設置的機構（後來賈巴爾迪也加入了）；「多數，」這位謝赫不帶好惡地說：「握有代表全體的力量。」^註20

賈巴爾迪絕不接受以理性代替神啟做為人生的指引。他同情一七九八年在阿拉伯爆發、反鄂圖曼統治的瓦哈比派（Wahhabi）起義──此派回溯十三世紀鞭笞理性的伊本．泰米葉，意欲替伊斯蘭修剪不純正的枝葉，使之回復先知時代的純粹。賈巴爾迪本身的改革態度也傾向於我們現今所稱的基本教義路線，但在他書寫的時候，例如「改革」和「基本教義派」之類的詞彙尚未流傳開來，而我們所認定這兩者之間的差異，當時也尚不明確。他呼籲重建「伊斯蘭的威能」，但他一直沒有在著作中釐清這個詞的含意，或許是因為他已目睹了西方的力量和思想在埃及的勝利，思緒混亂了。

　

賈巴爾迪對法國人抱持的憂慮不安，將於整個十九世紀西方對穆斯林土地蠶食鯨吞之際，也出現在其他許多人身上。穆斯林被迫面對這個迫切的問題：他們該不該模仿西方──或說能不能。其實，投入西方思想或「撇開頭去」的選擇，根本是假議題。歐洲從來沒有給伊斯蘭世界撇開頭去的選項。

爭執很快在兩派人馬之間浮現：其中一派認為進步是普世的脈衝，只是先在歐洲湧現，在其他地方也會起作用；另一派則主張歐洲踏上這條發展軌跡的基本條件，是穆斯林所達不到的，因此沿著同樣的途徑追求同樣的目標，是愚蠢之舉。這場辯論是進步主義和保守主義之間、擁抱未來和害怕失去過往之間的辯論，而參與辯論的人，很自然用了穆斯林的工具，包括《古蘭經》和教法來進行。無可避免地，在一個知識被單一教士階級壟斷的國家，正是這群人造就了第一批現代派人士，還有第一批反動者。而或許也不令人驚訝的是，由於埃及的知識分子圈子甚小，力抗賈巴爾迪等守舊派的革新人士，正是他自己的弟子。

這位男士名叫哈桑．阿泰爾（Hassan al-Attar），他將會為埃及引進陌生的科學，並讓埃及重新認識其他自中世紀便失傳的知識。阿泰爾成為埃及第一位現代思想家的旅程，也是從法國占領的嚴酷考驗中展開；相對於賈巴爾迪的旅程，卻在此結束。

阿泰爾在一七六六年前後生於埃及，被形容為「一個俊美的年輕人……胸膛寬闊、雙眼清澈，有北非血統，但穿著埃及的服裝，操著埃及口音。」^註21他的父親是出身卑微的藥劑師，這個男孩原本也走這行，直到他獨力把《古蘭經》背得滾瓜爛熟，才透過此長才進入艾資哈爾就讀。

雖然已進入埃及正統學問的堡壘，阿泰爾卻因其外國血統和愛去聲名狼藉、顧客吟誦同性戀詩歌的咖啡館，多少顯得格格不入。由於興趣廣泛，他無疑想造訪埃及研究院與裡頭的學者，但他並不在受邀的資深謝赫與其他顯要之列，如果他想進入那座現代學術的殿堂，他必須親自登門拜訪。

或許是一七九九年的一天早上，阿泰爾前往烏茲巴基亞清新舒爽的花園區，也就是法國人駐紮的地方。他很緊張，因為他聽說這附近常有人酒後鬧事，但他還是受到一股奇妙的衝動所吸引，「茫然行走……搞不清方向，也不知走在哪條街上；以為自己要毀滅了。」

阿泰爾的來訪似乎出乎年輕學者們的意料，但他們讓阿泰爾覺得自己受到歡迎，而這位穆斯林學者一下子就著迷了。

　

這些年輕人像太陽一樣耀眼、像新郎一樣精神抖擻；他們的臉龐為美所覆蓋，他們像箭一樣高大俊拔。他們的頭髮像大批情人熱情追隨的標竿……其中一個年輕人要我看一本書，我們開始交談，我發現他的阿拉伯語沒有不合語法的用法，沒有貧瘠的措辭，沒有其他缺點……但更令我驚訝的是他對文學的愛……他告訴我他已經把阿拉伯文翻譯成他自己的語言，而他已經決定把這件（他朗讀的）作品背下來……一股熱情油然而生，我好久沒有這種感覺了。我對文學曾經強烈、卻又衰微的熱情，現在復甦了。

　

阿泰爾碰到的年輕學者可能是萊吉（R. Raige），他也燃起另一位年輕的謝赫伊斯邁爾．卡沙布（Ismail al-Khashab）的熱情，後者寫過許多刻毒的詩作，常夜間來訪。萊吉熟諳中世紀的伊斯蘭學術，且能引用中世紀天文學家納西爾丁．圖西（Nasir al-Din Tusi）巧妙的雙本輪（double-epicycle）設計──已輾轉傳給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以及《治療論》（al-Shifa）。《治療論》是四處遊歷的阿維森納在十一世紀初編纂的哲學及預言知識概論。怪不得阿泰爾會神魂顛倒。法國的求知之道比他所了解的一切都令人振奮：萊吉不怕學習另一種文明的語言，還熱愛另一種文明的書籍，而樂在學習是他唯一的理由。

後來，阿泰爾又找了一天下午回去看萊吉和他的同事。

　

我人一到，他們就開始倒葡萄酒，但見我堅決反對，便讓我看了一些大大小小的書，其中有些我從未見過，有些（我知道）很有名，都是物理科學或文學的書。他們也讓我任意使用他們的天文和工程設備，然後他們和我討論這些領域的種種問題，寫下我說的話……然後給我看了幾首詩……請我解釋表面的意義和弦外之音。

　

阿泰爾記得，他為法國人即興解釋的詩句。

　

他們聽得很高興，也吃驚不已。他們開始為此讚美我，讚美得過分了。然後他們慫恿我去跟他們住，並讓我了解這是他們真心的請求。但我一直推遲，沒給答案，並保守這個祕密……我明白如果我毫不遲疑地答應，將有非難與敵意降臨，還有社會的輕蔑等著我。因此我回歸理性，做了決定。請真主饒恕我的所作所為。^註22

　

這段敘述若在阿泰爾的親友之間流傳開來，解釋情詩的情色段落其實還是震驚程度最低的；男人間的情詩雖淫猥，卻是一種已確立的文學形式，修道院中的迷戀行為偏離宗教教育的苦行訓練，卻也非無人知曉。阿泰爾在此承認了比情慾更糟的罪：來自艾資哈爾、伊斯蘭最高學府的一名教士，竟大聲宣揚對異教徒的癡迷──對他的一切──他的哲學、他的性格，還有他對阿拉伯文化及文學出乎意料的精通。

法國人願意浸淫在異國文化和宗教的事實，說明了一種阿泰爾可能從未見過的世界主義。在十八、十九世紀之交的埃及，兩大宗教社群──穆斯林與科普特基督徒（Coptic Christian）──之間幾乎沒有知識交流，而社會進一步分裂成說阿拉伯語的「農人」──稱作費拉（fellahi），阿拉伯語「耕作者」之意──以及說土耳其語的馬木路克和其他鄂圖曼帝國境內的少數民族。那些學者願意向外人敞開心胸，對阿泰爾一定有所啟發，畢竟阿泰爾與他們接觸相對久（或許長達十八個月），在這段時間用阿拉伯文給歐洲人上課，也得對方「國家教授的科學」做為回報。^註23

阿泰爾對法國男人長久的傾慕，使他不接受同住的邀請是加倍重要的決定。萬一他任自己的癡心擺布、燒毀他和其他謝赫之間的橋樑、允許自己被外國人當戰利品收編，他會被逐出艾資哈爾，很可能還被迫流亡，甚至魂斷狂熱分子之手。無論何者，他都無法繼續融合伊斯蘭與世俗知識的工作，我們今天也不會記得他。

不過，阿泰爾對伊斯蘭啟蒙的貢獻主要取決於更大的歷史力量，比如說法國逐漸式微的殖民能力。原本打算永久進駐，結果拿破崙的埃及殖民地僅僅維繫兩年，接著便遇到法國一連串的包括印度、北美在內的挫敗。一八○一年八月，東方軍隊降於一支英國遠征軍，並遵照協定打道回府。賈巴爾迪和阿泰爾認識的學者也離開了，帶走最後將成為《埃及描述》的素材。但英國搶走了法國人發現的羅塞塔石碑（Rosetta Stone），並用抄本繼續譯解，如今收藏於大英博物館這座典型的啟蒙機構之中。

直接受到法國人占領衝擊的是馬木路克人。在鄂圖曼帝國鬆散的宗主統治下，這個管理埃及的奴隸兵階級徹底潰散，從此再也無法主宰埃及。法國撤退後，當地陷入失序，鄂圖曼帝國和歐洲人繼續操控地方代理人來取得相對優勢。一八○二年歐洲列強簽署的《亞眠和約》（Treaty of Amiens）將埃及交還鄂圖曼控制，英國撤退，但這不代表埃及回復原狀。儘管占領時間短暫，影響到的一般埃及民眾也不多，但這個國家已被那個最能體現基進現代性（radical modernity）的民族，刻下永難磨滅的印記了。

阿泰爾或許拒絕了法國男人的同居之邀，但眾所皆知他已跟他們混在一起，而對像他這樣的親法分子而言，法國撤退之後的氣氛充滿交相指責的味道；前迪旺之首阿卜杜拉．夏爾卡威謝赫，這會兒開始存心報復地批判他服務過的政權。由於乏人資助，阿泰爾在一八○二年離開埃及。往後十三年，他大半在鄂圖曼帝國下的敘利亞和土耳其度過，要到埃及被一名占領時期的繼承人、一名歐洲價值觀的倡導者帶上新的道路後才歸國。

當東方軍隊於一八○一年一瘸一拐地離開埃及時，或許看不出會有這番情景，但在法國人撤離短短十年後，新的埃及誕生了，它為自己「建立新的學科；劃分、部署、系統化、製表、編索引和記錄」。

　

穆斯林現代派人士的標準形象是暴躁易怒、好管閒事；對同胞的老派穿著、宿命論及一再逃避努力工作的態度感到不耐。他們是現代價值觀充滿幹勁的盟友，方法或許有點粗暴，但對進步的召喚卻有清晰無比的回應。這個形象花了超過一個世紀發展，透過多位不同的人物，如伊朗的李查汗（Reza Shah）、阿富汗的阿曼諾拉汗（King Amanullah）和現代土耳其的創建者穆斯塔法．凱末爾．阿塔圖克（Mustafa Kemal Atatürk）等人物體現。

這些強勢的現代派人士走了同樣的捷徑。他們建立了新的現代機構，但機構裡的精神氣質未必現代化。學校和大學、報刊、國會和法院，這些地方不能安置只能被移來移去的「填充動物」，而是要透過依本能和文化而行動自如的生物負責運作。但這些統治土耳其、伊朗、阿富汗的強人獨裁政權，卻阻礙了這樣的人類自主權。法律固然存在，但法院是「忠誠的」。國會和新聞媒體遵從統治者的領導。而統治者永遠不打算放鬆對臣民的掌控，因為他打從心底不信任他們，一心只想催促他們照他的鋼鐵意志改變。這些以進步之名大量進行的淨化型暴力，打算取得西方歷經數百年緩慢的歷史才獲致的成就。因此，現代化的過程沒那麼像失去一雙手腳、能夠前進但只能慢慢來的動物，而比較像施行腦葉切開術的動物，外表看似一切正常，但內在重要的機能持續失常。

這些獨裁者中，有好幾位將在本書登場。這是個尷尬的事實：沒有這些人，穆斯林世界現代化的故事就不完整。是競爭與敵對──包括他們彼此之間，以及他們與西方之間──驅策他們前進，因為若不是西方和伊斯蘭的土地之間顯露著那可恥的缺口，穆斯林文明就沒有動力逼自己經歷那自我審問和拋棄文化的折磨──一種徹底復興的必經過程。

改革鮮少在平靜的時代進行，它是一種需要穩固、甚至嚴厲的力量貫徹到底的緊急措施。個別的夢想家、機構、甚至整個社會階級都可能經歷「我發現了！」的重要時刻，但這些時刻要加總成持久的變革，就需要運行程序：委身、計畫、立法。另外，在十九世紀的中東，改革需要迅雷不及掩耳，以杜絕威脅接管這個區域的西方列強持續染指，落得像埃及一樣成為其野心的戰場。

埃及的現代派人士穆罕默德．阿里總督（Muhammad Ali Pasha，總督也可直譯為「帕夏」）是阿爾巴尼亞人，或許有庫德族血統──較不重視族群，而重視冷酷、勇氣和虔誠的鄂圖曼世界。結果穆罕默德．阿里有前兩種特質，獨獨缺了虔誠。擔任鄂圖曼蘇丹的埃及總督近半個世紀──從一八○五年到一八四九年──他在這短時間內拚命塞進跟這個國家過去三百年來一樣多的改革，匆忙改造他所接觸到的一切，以便建立一個強有力的歐式國家，進而避免被外國征服。

穆罕默德．阿里於一七七○年前後出生在鄂圖曼馬其頓，原為侍從兵和菸草商。一八○一年春天他獲派率領四百名傭兵越過地中海，協助英國人驅逐法國人，證明自己腦筋靈活、足智多謀。東方軍隊隨後離開，留下像穆罕默德．阿里這麼充滿活力和魅力、又天生懂得掌握政治利益的人（他沒有受過值得一提的教育），以自己的本事填補政治真空。接下來幾年，他周旋在馬木路克、鄂圖曼當局和歐洲人之間，這位經營人脈的高手讓每個人都覺得他很重要，並擊退英國第二次入侵，於一八○五年讓自己的地位如日中天，使鄂圖曼蘇丹別無選擇，只能任命他為總督。昔日主導拿破崙迪旺的那位夏爾卡威謝赫，授予他儀式性的阿拉伯長袍──同時證明了埃及高階神職人員也有彈性。

儘管穆罕默德．阿里名義上支配該省，馬木路克仍持續掌控埃及大部分的農村地區。一八一一年三月，穆罕默德．阿里用授銜儀式做藉口，引誘馬木路克頭目進入開羅大城堡區，沿著一條從岩石劈出、蜿蜒又狹窄的通道，讓火槍隊從高處射殺。其他馬木路克則在城裡被追捕、斬首、洗劫財產。次日穆罕默德．阿里走下城堡恢復秩序，接受夏爾卡威的祝賀。

掌控埃及的富饒──得益於尼羅河從阿比西尼亞（Abyssinia，今衣索比亞）帶來的礦物質，是世上最好的肥料，使沖積土壤終年飽足──帶給這位總督的可能性，似乎比向宮廷稱臣來得更宏大，也更有利可圖；頂著蘇丹封臣的名義，他很快公然挑戰蘇丹的權威。隨著早年羊毛和亞麻布主宰世界貿易的情況不再，現在棉花稱王了，穆罕默德在當政期間將尼羅河三角洲轉變成偌大的棉花田，供應英國蘭開夏（Lancashire）的動力織布機。他沒收馬木路克的封建田地、銷毀地契，讓土地回歸國有。至一八一二年，上埃及區的所有穀類作物都歸穆罕默德．阿里所有，他現在不僅掌控埃及的農業生產，也壟斷國際貿易。「他可以不經審判就將任何臣民處死。」一八二○年代晚期造訪埃及的英國人愛德華．雷恩（Edward Lane）這麼寫道。「他的手簡單往旁邊一劃，就足以暗示斬首。」^註24

為了鞏固和享受當家作主的好處，這位埃及的新暴君需要保護埃及──正如金字塔戰役清楚證明的──他需要一支現代軍隊。

有那麼多實行現代化的領導人一開始都將改革的熱情注入軍隊，絕非巧合。穆罕默德．阿里也不是第一位看出歐洲軍事準則與技術重要性的穆斯林領導人。在印度，一七九○年代由邁索爾的蒂普蘇丹（Tipu Sultan of Mysore）研發的火箭，就曾重創英國敵人。此外，蒂普蘇丹也建造了以銅製造的戰艦，這是從法國人那裡學來的。在近一點的地方，拿破崙在中東唯一受到的軍事挫敗，是一七九九年在阿卡（Acre）敗給塞利姆三世（Selim III）培養的一支實驗性現代化軍隊。有相當多例子可以證明西方傑出的軍事才幹是可以被模仿，甚至超越的。

一八一五年穆罕默德．阿里以他不守紀律的阿爾巴尼亞軍隊搶劫開羅店家為由，開啟他自己的軍事改革。他得到法國人約瑟夫．安特赫爾姆．席夫（Joseph Anthelme Sève）的幫助，委派他在尼羅河上游的亞斯文（Aswan）訓練軍隊。席夫其實資格不符。他自稱上校，但在拿破崙軍隊裡頂多升到下士，就因抗命而被革職。但他很早就在叛逆新兵拿槍指著他時加以制服，因而建立威名，也贏得他們的尊敬。^註25

還有其他挑戰。有數千名從蘇丹（當時是埃及一省）輸入的奴隸兵病死。語言使用混亂，席夫和其他法國教官用法語發號施令，學員則用土耳其語和阿拉伯語拒絕。再來是士兵的家屬──跟著他們從這個駐地遷徙到那個駐地──分食他們的配糧、住在髒亂的棚戶區。但總督和教官們不屈不撓，不准家屬隨行，並嚴懲違規者。現代軍事的原則慢慢注入這支新軍，往後幾年，軍校數量逐漸攀升，提供的課程也更廣、更複雜，從防禦工事、幾何學到地圖繪製等等。在此同時，埃及工廠開始製造歐洲武器的複製品，也打造一小支海軍船隊。從席夫上校到一八○七年穆罕默德．阿里裝配艦隊的第一艘船──有三十支火砲的「非洲號」及船上的英國工人──所有軍事技術和知識都必須從歐洲輸入。總督感受到現代化必須忍辱負重仰賴歐洲人，即便歐洲人在很多方面仍是他們的對手。

在嵌入鄂圖曼的權力結構後，穆罕默德．阿里繼續讓自己在蘇丹心目中更加不可或缺，除了派遣由其子領導的軍隊平定瓦哈比的暴動，也加入鄂圖曼征討希臘民族主義者的戰役。整個一八二○及三○年代，還有其他擴張性的戰役，例如進駐蘇丹省，以及狡詐地部署在蘇丹王牢牢控制的敘利亞與安那托利亞。這些戰役不僅在軍事和經濟上至關重要，總督的現代化軍隊也是新埃及的象徵兼催化劑。

在一八三○年代的全盛時期，穆罕默德的軍隊共有十五萬人，由還算有效率的軍需部供糧，也多少遵守歐洲的軍事準則。一八三二年，在敘利亞荷姆斯（Homs）作戰期間，它結合西方教科書的精髓，狂射火槍和葡萄彈的步兵陣、在側翼伺機而作的騎兵隊，以及最終毀滅性的刺刀衝鋒，讓一支鄂圖曼部隊落荒而逃。^註26因此，英國旅人及外交官安德魯．阿奇博．帕頓（Andrew Archibald Paton）這麼寫道：「鄂圖曼帝國軍隊『被歐洲軍事準則最簡單、最自然的應用給擊潰』，令『完全不懂其基本原理」的土耳其指揮官大惑不解。』」從馬木路克於金字塔戰役援用的中世紀戰術，到荷姆斯的整合性現代戰爭，只經過短短三十四年。

阿里總督的埃及，就跟他意欲並駕齊驅的任何歐洲國家一樣施行帝國主義。有段短暫的時間，他統治的領土包含蘇丹、漢志（包括麥加和麥地那）、敘利亞、巴勒斯坦和安那托利亞部分地區。但在一八三○年代，「崇高宮廷」聯合英國及外交大臣巴麥尊子爵〔Lord Palmerston〕）集結軍力，把他趕回尼羅河。然而，穆罕默德．阿里已為管理帝國，建立起中央集權官僚體系，並開始勾勒出民族國家的輪廓。軍隊的編成促進了這個過程，而總督徵召了相當多費拉從軍。他雖然在文化上是鄂圖曼人，也相信土耳其菁英高人一等，卻已認識到，一支沒有阿拉伯人的軍隊既強盛不了，也不具代表性。事實上，他對埃及境內所有種族和宗教群體採取一視同仁的態度，讓非穆斯林出任重要職務（他的商業和外交事務總管波格斯．尤斯菲安〔Boghos Bey Yusufian，Bey為頭銜〕是亞美尼亞人），也歡迎所有民族進入他的行政及商業機構高層，包括曾隨拿破崙到埃及、而在滑鐵盧戰役後失業的法國人。

無可避免地，在一個為創建者量身訂作的體系裡，穆罕默德．阿里的埃及反映了自己的喜惡。由總督任命、掌理埃及第一所獸醫學校的法國人哈蒙（P. N. Hamont），形容他是「街頭遊民的敵人……他什麼都想看、什麼都想評斷、夜以繼日地工作。」^註27他似乎受到拿破崙「行動，行動，馬上行動！」口號的激勵，也有類似爆炸性的成果。

總督對人的觀念是人如役畜。他強迫勞動者做公共工程，造就百萬畝新耕地、運河、防波堤、電線和紡織工廠等。一八一九年，據信有多達兩萬名男性、女性和孩童在建造某條運河期間身亡。^註28

現代化要成功，就必須降低它最大的敵手烏里瑪的威信，而穆罕默德．阿里毫不遲疑地著手對付這群最大的既得利益者。為瓦解教士的權力基礎，他徵收了六十萬畝宗教捐獻（religious endowment）持有的優質土地，或瓦合甫（waqf）──占埃及總耕地面積的五分之一。他這番攻擊象徵自阿拔斯時代以來，支撐穆斯林政體的統治者與謝赫同盟戛然而止。那些人怨聲載道，稱他為「異教徒」，而謝赫一連發動數場叛變，都被猛烈鎮壓了。但穆罕默德．阿里是分化敵人的高手，透過賄賂、奉承和驅逐等手段達到目的。而隨著宗教的根基充公，苛稅的果實從眾多包稅商手上轉入國庫（制度上沒有比較不苛，但比較集中於中央），埃及政府的規模和財富皆有所成長，教士的威望則相應萎縮。一列列外表光鮮、內心貪婪的教士堂皇走在街上的既有印象不再，換上瘦骨嶙峋的神學家形象，衣衫襤褸地站在那裡，背誦《古蘭經》賺幾個埃及鎊。同一時間，總督則出售穀物給英國商人賺取可觀的利潤。

穆罕默德的改革也改變了教育、經濟、運輸和公共衛生──但未必是好的方向。一間印刷廠設在開羅郊區布拉克（Boulaq），不顧烏里瑪和抄寫員的反對，他出版了一連串實用的書籍，包括歐洲著作的譯本和鄂圖曼土耳其的經典。另外，《古蘭經》也被排成鉛字，在穆斯林世界首開先例，而開羅的穆夫提被說服同意這樣的創新。費拉依照總督的命令種植兩百種新作物；開羅的建築外觀煥然一新，沿著大道兩旁種了金合歡，樹木筆直排列。女性被派去新工廠按配額紡紗，她們蒙著面紗工作，這或許是中東最早的工業化女性勞動力。她們在田裡的姊妹則上了挽具，代替被軍事徵用的牛來轉動水泵和磨臼。^註29昂貴的水動式篩米器從英國進口，由英國工人安裝在英國磚塊上（但因缺少備用零件，很快就動不了了）。所有埃及人都要蒙受新的稅賦。「付不出人頭稅的農民或鎮民可慘了。」在其他方面對總督這場「革命」讚譽有加的安德魯．帕頓寫道：「他會被鞭打到稅繳完為止。」^註30

或許無情且專橫，這位總督也是凡事追根究柢、不矯揉造作的男人；他位於亞歷山大港的夏宮「無花果海角」（Ras el-Tin）──一座花香撲鼻、輕風拂面的懸臂式建築──若外國人在午餐時間造訪，都會被他強迫留下來進餐。這座傳統式的宮殿，原以他年輕時在巴爾幹的住所為靈感，但迅速注滿歐洲的特色，如瓦斯燈、撞球桌和排在牆上的家人畫像。坐在桌前（桌子本身是新的東西）、身邊圍繞著官員、杯裡不斷斟入法國美酒，總督的訪客可能會發現自己成為這位服飾閃亮、無懈可擊的東道主打破砂鍋問到底的對象──在他臉上「無可磨滅地烙印著意志堅定的性格」──問起歐洲政治近來的發展，或他聽說的某個發明。^註31

在穆罕默德．阿里的統治下，亞歷山大港從破落不堪、傳播疾病、拿破崙一七九八年登陸的下錨地，搖身變成能處理埃及棉花出口遽增的現代貨物集散地。這裡坐擁造船廠、海軍基地和兩百艘可同時停泊的船，並由一條新鑿的運河連接尼羅河西分流。亞歷山大港成為地中海沿岸人口最混雜的城市之一，阿拉伯人、土耳其人、切爾克斯人、馬木路克人、科普特人、亞美尼亞人、馬爾他人、希臘人、義大利人與聖西蒙教派（Saint-Simonian）及身無分文的波蘭貴族等歐洲流民，都相當親暱地──雖然偶有齟齬──齊聚於此。待在亞歷山大港讓總督得以一面照看商業事務，一面監控新兵工廠的進展──一座名符其實的「黎凡特巴別塔」，這裡雇用每一種地中海民族血統的混血兒和法國土倫來的徵兵、囚犯及挖土工人。套用一句俄國領事的美言，每一天「我們都看得到一些為了城市進步或公用事業而援用歐洲風格的創新」，地方行政引進了歐式管理、跨國商業法庭、設於法國領事館的公共衛生辦公室等等。^註32

埃及快速變遷，其中當然也有備受困擾的居民。可以理解，他們對穆罕默德．阿里試圖現代化的步調和目的感到困惑。「大部分的居民，」獸醫哈蒙嘆道：「不相信醫生，或獸醫的科學……地方民眾還是比較喜歡找理髮師，鐵匠也比獸醫受人信任。」^註33

那些發現自己成為穆罕默德．阿里改革目標的人，開始絕望地抗拒。有些費拉為了避免徵召而把滅鼠藥塞入眼睛（被抓到的會判處終身勞役，女性共犯則會被處死），也有人逃離家鄉，到不斷擴張的開羅和亞歷山大港找工作。強制接種天花疫苗時（費拉會把家人藏起來，不肯打針），民間發生了動亂，緊接著被強力鎮壓。一八二○年代，愛德華．雷恩驚訝地聽到埃及人說要殺光歐洲人來警告穆罕默德．阿里，莫再繼續革新。^{註34、註35}

但並非人人都受到總督改革的衝擊，大部分的埃及人仍繼續過著他們過了好幾千年的生活，沿尼羅河兩岸及三角洲耕作，安撫同一位真主，信任同樣的謝赫，但也明白──雖然不怎麼愉快──新埃及唯一不變的特色，就是變。

這樣的不和諧令人煩躁，民眾也抱持懷疑，但若因此認為埃及的現代化是統治者注定失敗的愚行，那就錯了。這種「進步派」和「反動派」雙方都在叫囂的觀念，是基於這樣的謬見：現代性是種固定不變的價值觀，只可能引發兩種反應──接受，或安於現狀而拒絕。發現新價值觀和技術的人，或者如埃及費拉的例子，被新價值觀和技術找上的人，心理通常會經歷一場震撼的裂解，這有其內部邏輯與強迫性。拒絕現代化就像假裝沒聽到電話響；一旦它出現、在空氣中顫動，人們就非得接起來不可。聲音可能失真，可能被蒙住，可能被回以咆哮，可一旦一種現代思想傳播出來，世界就不再是以前的世界了。

　

穆罕默德．阿里總督以有願景的獨裁者之姿，用有限、矛盾的方式將埃及現代化。他並不鼓吹任何不敬、懷疑論和個人賦能的精神；這些精神不亞於榴彈砲和特效藥，是任何啟蒙計畫所不可或缺的。他是那種會費心教育年輕官僚，又在他們膽敢提出建議時厲聲斥責的人。「統治的人是我。」總督曾訓斥這麼一位放肆之徒，然後叫他滾蛋，翻譯外國軍事手冊去。

他意欲建造的是強大、活潑、有前瞻性的國家──但不特別善於反省或創造。這不是說在他統治期間完全沒有思想發展，也不是說國內菁英的世界觀一如馬木路克時期的迂腐守舊；恰恰相反，我們在回顧中東改革派獨裁者時，會一再遇到同一種模式：許多知識活動會在檯面下進行，對於知識、個體和真主，出現了新的態度。

埃及在穆罕默德．阿里統治期間的知識解放過程，貢獻最多的當屬四處遊歷的學者哈桑．阿泰爾。因為擔心親法形象會給他惹來麻煩，他離開了開羅，事實上，阿泰爾在地中海的另一端度過總督統治的頭十年；在那裡他沒沒無聞，得以追求他由衷感興趣的事。阿泰爾是在伊斯坦堡和大馬士革──跟開羅一樣令人憶起昔日伊斯蘭榮光的城市──的自由氛圍中，繼續發展他在埃及研究院得到的世俗啟示。在此過程中，他不但擴展了知識，也習得關於知識普遍性本身的重要課題，這兩者在他一八一三年回埃及後大有用處。

一八○二年阿泰爾暫居的伊斯坦堡，比馬木路克占據的開羅更有利於他現代化的努力，這大概要歸功於蘇丹塞利姆三世對知識的好奇心。藏書室的大門為阿泰爾敞開，他在這裡跟學者交朋友，阿泰爾也開始研究比待在埃及時更廣泛的知識，包括天文學、邏輯學和神祕主義。^註36在此同時，他也認識了被艾資哈爾斥責「遭哲學和思辨荼毒」的古典伊斯蘭學派。從納西爾丁．圖西的天文學到阿維森納的形上學，以及富有創新精神的十四世紀突尼西亞學者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的社會學觀察，阿泰爾在這些前輩知識分子身上見到不帶成見的學習熱忱，也就是之前使他對法國備感興奮的熱忱。對一個以知識復興做為終身職志的男人而言，這些穆斯林光輝燦爛的先例，否定了西方人縈繞不散、自認高人一等的看法，例如學者讓─巴普蒂斯．約瑟夫．傅立葉就認為伊斯蘭對「心智的發展」有害。

阿泰爾很高興地發現，偉大的穆斯林思想家不僅精通神學和法律，對「其他科學也有浩瀚的知識」。另外，這些中世紀學者不覺得參閱非穆斯林的作品有什麼好奇怪的；阿泰爾舉了一名謝赫為例：為了回應猶太人對伊斯蘭的批評，他引用猶太教經典《妥拉》（Torah）裡的話來反擊。^註37

待在伊斯坦堡時，阿泰爾因無法救活一個罹患天花的小男僕而心煩意亂。雖然主人用了散沫花──據信能關閉毛孔的療法，男孩依然病故。（幾年前愛德華．詹納〔Edward Jenner〕開創性的首劑疫苗問世了，但阿泰爾可能還不知道這件事。）這起不幸，刺激了這位埃及人加強醫學專業，他住在伊斯坦堡亞洲側的斯庫達里（Scutari）一位鄂圖曼帝國首席醫師家中，他可以一邊研究，一邊享受外國醫師的陪伴，並請教他們有關醫學的問題。^註38

阿泰爾學到的愈多，就愈覺得難以苟同阿維森納在一○二五年《醫典》裡奉為神聖、以哲學角度思考人體和以純推理來研究身體的方式。《醫典》的拉丁文譯本，讓歐洲醫學生持續讀了五百年固定不變，後來才在巴黎及帕多瓦被實驗與觀察的原則所取代。阿泰爾支持歐洲方。「根據阿維森納，」他寫道：「最確實的解剖學研究途徑是透過閱讀一位技術嫻熟、具備確切知識的人士，其發現已為世人所接受……但我們知道，解剖……是一門若不透過自己的雙眼就無法認真探求的科學。」

十三世紀時，敘利亞人伊本．納菲斯（Ibn al-Nafis）假設了血液流經心肺的圓周運動，捨棄血管同時含有血液及空氣的謬論，比英國醫師威廉．哈維（William Harvey，一般將「肺循環」的發現歸給他）早了近四百年。阿泰爾的結論是，如果阿維森納是偉大的醫學理論家，那伊本．納菲斯就是偉大的醫學實踐者。但這位敘利亞人卻情願屈於外在的約束：他避免做人體解剖，因為那是伊斯蘭律法所不容的。解剖學到十九世紀初仍是禁忌，因為正如阿泰爾抑鬱指出的：「我們被勸阻追求『實證的研究途徑』，因為那被認定是對真主律法和信仰的阻礙。」^註39

這就是另一個在歐洲和伊斯蘭土地之間顯而易見的尷尬缺口，阿泰爾明白這會嚴重阻礙穆斯林前進。解剖學已在十五世紀併入西方醫學傳統裡，是李奧納多．達文西（Leonardo da Vinci）等人文主義者世界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解剖──沒有解剖，解剖學就只是瞎子摸象的探究──卻為穆斯林信仰所拒。穆斯林相信死者會感受到加諸於身上的每一次切割。先知不許切開屍體，「就算它可能吞了別人最貴重的珍珠。」另外，由於追求精確，解剖圖也厚顏無恥地違反了複製人類形體的禁令。

但人體解剖卻是現代醫學必不可少的要素，而穆斯林的責任不就是減輕人類的痛苦嗎？阿泰爾無疑見過埃及研究院的獸醫解剖室。^註40現在的他已不需要人說服，對他來說，實證解剖學和天文學是他在現代科學中收穫最多的，但「現在幾乎不存在，唯獨一小撮人研究，把我們從無知中救出來。」

據說阿泰爾在一八○六年──實行現代化的塞利姆三世被反動派的堂弟穆斯塔法四世（Mustafa IV）取代前一年──離開伊斯坦堡，接下來九年接連在亞歷山大勒塔（今伊斯肯德倫〔Iskenderun〕，位於土耳其地中海沿岸）、伊茲密爾（Izmir）和大馬士革繼續他的研究，但當鄂圖曼的心臟地帶再次陷入反動，一八一五年他才回到那個在他旅外期間、已成為伊斯蘭世界改革中心的國家。

具備或許沒有其他埃及人兼有的知識和經驗，才氣煥發的阿泰爾，亟欲為穆罕默德總督發動的復興貢獻己力。但他隨即發現開羅大抵仍未脫離中世紀，且整個國家的轉變沒有像他希望的那麼深刻，或那麼快。穆罕默德召集的那群進步派人數很少，他們的孤立感，阿泰爾很快就感受到了。他和總督相處融洽，但未獲得烏里瑪的支持，他親法的過往，他們可是記得一清二楚。而當他不得不緊緊依附穆罕默德．阿里及其他在政府高階圈子交到的朋友時，神職人員卻覺得他愈來愈可疑。

但他的卓越才智不容否認。一八一五年阿泰爾一回到艾資哈爾，就以一系列構思、講述俱佳的神學演說脫穎而出，連保守的謝赫都離開自己的班級來聆聽。但這所開羅大學和阿泰爾革新、國際性的傾向仍不相契合。不僅風氣敗壞且不受控制，它還具有城市學府較不討喜的面向──宿舍照種族和地域劃分，彼此暴力相向；爭奪最好教職的講師更是各據山頭，水火不容。學校行專制管理，效率不彰。不受歡迎的校長可能會被盲從的學生抓住鞭打；而軍隊隨時準備鎮壓任何暴動。不用說，截至目前為止，沒有任何一位艾資哈爾的校長對學校迫切需要的現代化改革表示興趣。

到了一八二○年代晚期，也就是穆罕默德．阿里的改革在農業、軍事等領域接近開花結果之際，艾資哈爾的情況變得非常危險，使阿泰爾主要在家裡指導幾批挑選過的學生。他鍾愛的學科──理性神學、邏輯、歷史、科學、醫學和地理學──表現出兼容並蓄的教育理念。他就是在這裡，避開那些窺探的眼，形成他最重要的遺產：一個受他教學概念形塑的埃及現代化世代。這些門徒中與他最親近的或許是里發．塔哈塔維（Rifaa al-Tahtawi），他對埃及的現代化影響深遠，因此後來被譽為「埃及身分認同之父」。里發從阿泰爾那裡獲得或許是當時埃及人所能獲得最完善的教育，而他也將許多阿泰爾的理論發揚光大。

在教學的空檔，阿泰爾寫了大量文章為邏輯和現代天文學辯護。他也為先知的「古萊什」（Quraysh）部落創造了一段歷史，為伊斯蘭創建故事的重要事件援引歷史、社會和環境因素。他的分析架構大半應該感謝赫勒敦，是赫勒敦首開先河，以循環的概念描述歷史，此方式在阿泰爾書寫的時代遭學術界漠視。

關起門來教學，並且小心捍衛在較古老、較傳統的專著中表達出現代思想，都看得出一個經過磨練的阿泰爾，他不再是昔日那個去埃及研究院拜訪的叛逆唯美主義者。要成為成熟的神學家，不是覺得自己非破壞傳統不可──例如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拋棄了習俗和宗教，到阿爾卑斯山區積聚創造力那樣。旅行回來的阿泰爾變成一個謹言慎行的都市人，一位有社會地位要維護，還有奴隸妻子遮掩同性戀傾向的北非新貴。（但這不是個很有用的幌子，因為他的「狀況」眾所皆知，他也不隱瞞自己不喜歡女性，還曾引用先知的見解：「如果凡事都交給女人管，沒有人會成功。」）他骨子裡仍是創新者，他一拿到歐洲書籍就會拚命讀──讀很多土耳其文的譯本──但在大眾面前，他仍維持溫和無害的表面，暗中卻接待外國訪客。「要不然，」他對一個法國外交官透露：「我會被烏里瑪詆毀。」^註41他的經驗告訴他，這個國家要改變和復興別無他法，「唯有透過新的學習」，但在備受失望與挫折的生涯裡，他鮮少處在全力協助此過程的地位上。^註42

一八二○年代，一個這樣的機會出現了，且幸運地與解剖學有關──阿泰爾很早以前就明白它的重要性。穆罕默德．阿里委託法國外科醫師安東尼．巴泰勒米．克勞特（Antoine Barthélémy Clot）──後來授予「貝伊」（Bey）的尊稱──開辦埃及第一所醫學院。但他的工作卻遇到一大阻礙，套用克勞特貝伊的話：「宗教界對人體解剖科學的反對無法克服。」^註43他指出，權力當局固執己見，而「計畫的成敗完全繫於這一點」。

得不到宗教人士的支持，就不可能解剖。埃及的第一批醫學生都是在艾資哈爾做研究的，幾乎不可能指望他們違抗教導他們的謝赫。這時候阿泰爾介入了，宣布他贊成解剖課，並表達他對衛生或預防醫學的支持。有這種革新態度的不止阿泰爾一人，但誠如克勞特貝伊的同事哈蒙所言：「他是『開羅的信仰之首』，雖然他和創新與改革的關係有爭議，但他是人們會聽的聲音。」^註44歷史並未記錄誰的屍體是一八二七年二月埃及第一次官方解剖的人體，但克勞特貝伊留下一份令人著迷的紀錄，透露他們是用了哪些伎倆來規避伊斯蘭律法。

　

我們先在未知會大眾的狀況下進行屍體解剖，並在梯形教室四周部署衛兵，假如他們知道我們在裡面幹什麼，說不定就會率先攻擊我們。漸漸地，學生克服偏見和嫌惡感，進而相信解剖學研究的必要性。他們把這種信念帶回家中跟雙親分享，於是現在大眾對解剖屍體的概念完全不以為意了。

　

在他留下的另一份寫給外國熟人的紀錄裡，克勞特貝伊描述了如何逐步瓦解民眾的偏見。

　

「首先，」克勞特說：「我們找了條狗，解剖牠──甚至不是穆斯林的狗，而是猶太人的狗，或基督徒的狗。」他們抱怨了一會兒，便同意了。然後，鎮外某座墓園有些骨骸和頭骨四散。「說真的，」克勞特對他的學生說：「如果我們為了向你們做些解釋，拿了這裡的頭骨和骨骸，會造成什麼傷害呢？與其在陽光底下被曬得褪色，不如擱在我桌上。」這個論點被接受了，但當他提出要解剖屍體時，還是有些雜音。「哎呀！」他說：「我們不會解剖自由的白人，會解剖黑奴啦！」最後，這種說法也沒必要了，就這樣一步一步，受過教育的埃及人獲得了解剖學的知識。^註45

　

當解剖學終於被埃及人接受之際，阿泰爾已成為該國頂尖的神學家之一。但被謝赫鄙視的政府和源自外國的思想，始終都跟阿泰爾有關聯。這些矛盾立場之間的緊張，即便一八三一年穆罕默德．阿里任命他為艾資哈爾校長──可說是遜尼派伊斯蘭聲望最高的神職職務──仍不減反增。這個看似錦上添花的任命，不但沒有促成伊斯蘭最老機構的內部改革，更是毒藥。

四年後，阿泰爾過世，精力被那些宿怨消耗殆盡。雖然謝赫不敢直接質疑總督，但總督任命的神職首長就是可抨擊的對象了。他們妨礙阿泰爾的任命案，對他派任的政府報刊編輯和校對出言不遜；他們其中一人解釋，那些人不從事有生產力的日常工作，還「利用他們讀寫的才能自肥」。^註46結果，阿泰爾當然沒有機會更新舊式的課程和教學安排。他的敵人甚至過分到趁他開會時偷他的鞋，逼這位艾資哈爾的校長，某些方面堪稱伊斯蘭最重要的男人，只能穿襪子走路回家。

就在過世前不久，阿泰爾對弟子里發吐露滿腹的苦痛，寫到他想「獨自坐在我的椅子上遠離這些貪婪的怪物……我什麼都沒看見，只見到裝成朋友的敵人。只見到傲慢、狡猾、惡毒的騙徒設陷阱給我……而我的毀滅正凝視我的眼。」^註47他跟中世紀思想家展現的「心智運動家」精神，與當代的貧乏和孤寂做比較：「沒有兄弟可以交談……因為智者和愚者被擺在同一個水平上。」^註48

雖然著有五十部涵蓋各類學科的作品，更重要的是他身後將被視為埃及民族復興的先驅與知識探險家，阿泰爾本人卻因他的信念備受折磨。倘若他身處的環境沒那麼敵意環伺，他無疑會更激進地推動質疑正統的思想。但他最後還是被正統壓垮了。法國的典範、穆罕默德．阿里和他本身的努力，都尚未給埃及和它的人民帶來持久性的變革。總督想像的國家和土地跟真正的國家之間，仍隔著一道鴻溝。

阿泰爾痛苦的失敗感，和穆罕默德．阿里保護不了他的事實，喚起這個尖銳的問題：伊斯蘭的進步派獨裁者，與那些將現代化價值織入社會的創新者、中介者之間，到底是什麼樣的關係？他們的聯盟是真誠的，或是權宜之計？若是後者，又是誰利用誰？我們可能很想斥責知識分子與暴君為伍，但在此同時，我們又很難看出如此可憐的小眾，在與近乎病態的抗拒力量抗衡時，還能做些什麼不一樣的事。在一些例子中，唯有得到握有無限權力的君主所提供的保護，鼓吹現代化的思想家和中介者才可能闡述他們的前衛想法，否則將會被暴民用私刑處死。更何況「要跟暴君、還是要跟較開明的統治者合作」的選項，在十九世紀初，儘管上位者的類型都不一樣，但其實只有獨裁者可選。

　

阿卜杜勒．拉赫曼．賈巴爾迪、哈桑．阿泰爾和里發．塔哈塔維可說是一脈相承。那不僅是一條教學法的傳輸線，也是讓宛如攀緣植物的知識之苗，培養、濃密和成熟的棚架。賈巴爾迪或許是第一個察覺西方和伊斯蘭知識體系之間存在缺口的人，那令他大為震驚；而相同的認知卻在阿泰爾身上起了不同的作用，迫使他接受新知。真正最有成效地援用這些現代知識的人，是曾在一八二○年代初期於阿泰爾違抗艾資哈爾正統而私下授課期間，追隨他的里發．塔哈塔維（今天通常簡稱「里發」）；他不只將現代知識應用於埃及──這個國家的現代意義可說是他發明的──還應用在伊斯蘭本身。他以證明穆斯林信仰可與進步思想相容為終身職志。

里發於一八○一年出生在開羅南部尼羅河畔的富裕人家裡。他的父親屬於遭穆罕默德．阿里土地徵收政策摧殘的稅款承包商階級，最後落得貧窮，在里發大約十四歲時過世。窮困但有才幹的里發在一八一七年進了艾資哈爾，遇到阿泰爾，而阿泰爾非常喜歡這位才智過人、眉清目秀的年輕學者。一八二四年阿泰爾提拔他的新門徒出任總督新軍隊的伊瑪目，也就是教長。這次經歷讓他與法國軍事教官有密切的接觸，於是不久後，當阿泰爾推薦他出任一個有機會展現截然不同重要性的職位──陪同埃及第一批教育使節團前往法國──他欣然同意。

穆斯林學生到西方研究的現代傳統，始於一八一五年一票年輕伊朗人被派去英國度過幾個月開始；我們稍後會回到他們的故事。但這個十年後出發、隸屬穆罕默德．阿里麾下、試圖吸收歐洲知識運動的埃及使節團，是第一批預計長久留在法蘭克人土地上的中東穆斯林團體──久到每一名學生足以精通一門回國後能派上用場的專長。里發將以造詣深厚的譯者之姿回到埃及；其他人則專攻法律、工程和外交。^註49

一八二六年四月十三日下午，這位二十五歲的謝赫小心翼翼踏上單桅帆船鱒魚號（La Truite）前往法國，他接下來五年的人生，都將在那裡度過。一開始，里發有輕微的發燒，可能因為他強迫自己喝下幾杯海水預防暈船而加劇──這是阿泰爾給的建議，而他當然有豐富的旅行經驗。里發搭的這艘船讓他挺開心的：「規格合乎邏輯、船員乾乾淨淨。」橫渡地中海──埃及人叫它拜占庭海（Byzantine Sea）──的頭幾天，鱒魚號順著和煦的微風前進，里發的燒「隨著航行和船的移動」退了。但在這段一帆風順後，風暴來襲，將蹩腳的水手吹倒在甲板上，臉色蒼白，頭巾歪斜，緊抓著木板向「居中調解審判日的神」乞求幫助。淒風苦雨中，里發想起那位詩人的詩：「我用生命發誓我絕不會再上船，如果還要旅行，永遠只坐動物的背。」

穆罕默德．阿里為這次任務挑選的四十三名男人中，大多是出身良好的開羅人，有說阿拉伯語和土耳其語的人，還有少數亞美尼亞人。此行原來的目的是拓展這些菁英的視野，未來他們將管理埃及。但最後最重要的成果，或許是里發在國外寫的回憶錄，他將在一八三一年歸國後出版。《里發貝伊遊記》（Travelogue of Rifaa Bey）是第一本以阿拉伯文出版、對包羅萬象的現代法國進行的描述，也奉穆罕默德．阿里之令翻譯成土耳其文。很快在整個鄂圖曼帝國名聞遐邇。

就某些方面來說，埃及派出使節團的時機不怎麼幸運。受到拜倫勳爵（Lord Byron）協助希臘民族主義抵抗「可怖的土耳其人」時壯烈辭世的刺激，歐洲輿論支持過去四年反叛宗主國鄂圖曼、現正遭到穆罕默德．阿里高效率（法國訓練之）部隊摧殘殆盡的起事者。報刊向讀者灌輸埃及暴虐無道的故事：叛民的耳朵被割下來裝成袋，獻給蘇丹當禮物；希臘的婦孺在開羅奴隸市場出售。就連法國的親希臘派也不會放過這個顯然能迎合法國自我價值感的機會。有些法國報社編輯能夠區分總督被鄙視的外交政策，以及他選擇法國做為教育菁英培訓地的智慧。一八二七年穆罕默德．阿里更送了一頭長頸鹿給法國，象徵互惠互敬，使巴黎人爭先恐後到巴黎植物園一睹牠的真面目。^註50當然，現代埃及對法國的興趣，與法國對古埃及的興趣密不可分。法國語文學家尚─法蘭索瓦．商博良（Jean-François Champollion）剛剛譯解了在羅塞塔石碑上發現的古埃及象形文字；羅浮宮的埃及藝廊正在收尾，為法國從法老的土地上搜刮來的戰利品，提供最富麗堂皇的環境。

埃及教育使節團由出身自拿破崙知名的科學與藝術委員會、經驗豐富的地理學家、也是《描述埃及》的編輯和非洲探險的推廣人艾德美─法蘭索瓦．喬邁爾（Edme-François Jomard，綽號「埃及人」）負責籌畫，是再適合不過了；正是他掌理了埃及學生的全部課程，且在一八二六年七月他們抵達巴黎後，照顧學生們的生活起居，同時也幫他們規畫造訪劇院、博物館等行程。在一次參訪活動中，里發一行人在國家自然史博物館的多具防腐屍體裡，和蘇萊曼．哈拉比（Sulayman al-Halabi）──也就是一八○一年行刺克萊貝爾將軍而遭處決的狂熱分子──面對面，而這些訪客得知，他的頭蓋骨展現了一名狂熱犯罪者的所有特徵。^註51

對於那幅陰森的景象，里發沒什麼回應，唯有高喊：「偉大全能的真主，力量展現無遺！」就是這種出乎意料的「邂逅」，讓他的回憶錄如此活靈活現。很難想像這群埃及學生面對當時地球上最活躍、最有自信的國家時，會感受到多大的暴露感。這些埃及人踏進的是科學與醫學先進的法國，小說因巴爾札克（Honoré de Balzac）臻於完美，群論（group theory）由二十歲的埃瓦里斯特．伽羅瓦（Évariste Galois）詳盡闡述（他有高盧人的氣魄，在決鬥中身亡）；他們三三兩兩從班上前往各個博物館，再回到住處。

這群學生必須遵守嚴格的規範，避免跟法國人的必要接觸，外溢到不健康的領域。首先，學生們一起寄宿在一間門禁森嚴、確保沒有人擅自出入的宣教所，每個學生都要嚴守命令，不可做「任何有損尊嚴之事」。他們卻給還在世的拿破崙智庫們設宴款待，結果被諷刺刊物撰文嘲諷──例如《潘朵拉》（La Pandore）就浪漫細述了他們怎麼設法引誘法國女子進到他們後宮──而他們永不滿足的親王則不斷催逼他們努力再努力，常連珠炮似地無理斥責他們懶惰和缺乏熱情。

里發的遊記中看不到憤世嫉俗或灰心洩氣。雖然法國和埃及的智識關係向來建立在不平等的條件上，但對於歐洲殖民及其影響，這樣的思考仍未生根於埃及人心中。（里發完全忽視法國殖民阿爾及利亞的重要性，那是他在巴黎期間發生的事，且比其他事件更能確立法國殖民主義的特色。）他像寫生一般為穆斯林讀者描寫西方表面的生活方式與態度，這部遊記多少有點含蓄，但不間斷地比較了里發在家鄉及當下的所見所聞。對開羅、伊斯坦堡或黎凡特的讀者來說，《里發貝伊遊記》就像一連串事實與建議的炮擊，肯定或駁斥先前的傳聞，或增添全新的東西。

法蘭克人的土地為這群初來乍到者，提供了迷人但常互相矛盾的線索。這個國家採用了諸多平等主義的革命價值觀；中央集權和侵略型國家則是拿破崙的遺產。波旁王朝在一八一四年復辟時，君權神授的支持者再次主張教會與王位的價值，但自由派與革命派人士沒那麼容易鎮壓，不久後將強力抗爭。

里發的遊記對穆斯林讀者透露，在法國的一切──真的是每一件事情！──都不一樣。有椅子可以坐，不坐地毯，用餐時「食物會放到每個人的盤子裡，他要拿面前的刀子切，然後用叉子送進嘴裡，不是用手」。咖啡館貼滿鏡子，把幾個人變成一大群人；女性露出「臉、頭、喉嚨和喉嚨下面，還有頸背和頸背下面，幾乎露到肩膀的雙臂」──一切事物都讓這位伊瑪目看得目不轉睛，神魂顛倒。^註52他指出巴黎生活的顯著特色：優良的排水系統、形形色色的馬車──運輸車（roulages）、驛馬車（diligences）、布穀車（coucous）、租用車（fiacres）──孩子早熟、投入追求知識的機構繁多，以及異性彼此跳舞──而且跟愈多異性跳舞、每一次時間愈短愈好──不會被視為不檢點，而是有魅力。郵政系統──發送信件的正確率奇高（所有房屋都有門牌號碼），又遵行隱私規範避免信件被非收件人開啟。以上是「想像得到最高尚的事物之一」。^註53

法國人對衛生的注重使他們躋身「最睿智的民族」之一，即便日常社交時他們吝嗇又不誠懇。^註54伊瑪目僅約略提到天主教，將之描述成邏輯不通、由一群性壓抑的教士掌控的組織，那些教士莫名其妙地授予自己赦罪的權利。但天主教似乎不怎麼重要，至少里發是這麼聲稱的。法國人只是名義上的基督徒，若他們曾經珍視以前較易投入信仰的時代，宗教是如何教人倫理道德的，那們人類現在已經精進到不需要它了。里發斷定，法國很少真正虔誠的人，因此「那些人毫不重要」。^註55他特地煞費苦心地凸顯法國東道主和埃及科普特基督徒的不同，說後者「展現了無知、愚蠢的天生傾向」。法國人不會這樣，他們不是傳統的囚徒，而希望能「明白事物的源起」。

雖然里發的一些評價並不正確──天主教其實在整個十九世紀都展現了相當旺盛的活力 ──但他的紀錄是穆斯林改革派思想的重要路標。據里發表示，基督教會遭世俗知識橫掃並不意外，那裡頭充斥太多難以自圓其說的無理性。反觀伊斯蘭是最合乎邏輯的宗教──拒絕聖徒、禁欲和聖餐儀式幾乎不遮掩的同類相食──非常適合吸收新知，又不失去它的本質。

英國學者愛德華．雷恩碰巧在一八三○年代初期《巴黎一位伊瑪目》（An Imam in Paris）出版後來到開羅一家書店，那時店裡還有「一個外表非常體面、聰慧的男士，要了一冊……問這本書裡大概寫些什麼，在場一個人回答他，作者敘述他從亞歷山大港到馬賽的航程；他怎麼在船上喝醉，怎麼被綁在桅杆上鞭打；說他在不信神又頑固的國度吃豬肉，說那風味絕佳；說他怎麼跟法國女孩相處愉快，她們的魅力如何勝過埃及女性；然後，憑這一切成就，有資格在地獄留有一席之地後，回到了土生土長的國家。」^註56

雷恩偷聽到的誹謗，在十九世紀穆斯林赴國外旅遊人數節節上升後，猶如家常便飯。那是基於兩個概念，一是和其他文化接觸必定會被污染，二是赴國外旅遊的穆斯林，回家時必已失去道德羅盤和文化本真。在里發的例子裡，情況絕非如此，因為他回家時仍是虔誠的穆斯林，仍穿長袍、戴頭巾──穆罕默德．阿里不贊成埃及人在國外時過當地人的生活──對神啟依舊深信不疑。

里發最同情法國人的一點就是他們缺乏信仰，就算他欣賞他們的其他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