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曹雪芹的遗产 》Epub-Pdf-Mobi-Txt-Azw3 下载在线阅读

作为方法与镜像的世界

内容简介:
《曹雪芹的遗产：作为方法与镜像的世界》，以《红楼梦》为切入点，展开了对中国现代小说叙事观念和叙事艺术的全面探索，是作者近十年来综合其理论研究与创作实践两方面的成果而完成的学术专著。
《红楼梦》作为中国叙事艺术的典型代表，对于其后的中国叙事者有着深刻而复杂的影响。本书以《红楼梦》作为目标文本，以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和西方现当代小说观念作为考察参照系，在小说创作涉及的基本面上，深入分析了《红楼梦》这一具体文学遗产的继承情况，给出了独特的认识角度和崭新的发现。
《曹雪芹的遗产》这本书不是要对历史文本重新做价值判断，而是面对创作的当下和未来，发现具有启示性的本体论认知与可能的方法论路径。作者也将在“同”与“异”的比对中，探讨对小说创作最具启发性与未来性的小说观念。
《红楼梦》如果曾经作为重要力量参与了中国现当代小说的历史，那么对于中国小说的未来，“曹雪芹那未被充分理解的遗产”，依然值得信赖。
编辑推荐:
计文君是小说家里最懂《红楼梦》的，她是《红楼梦》的知音。同时，她又是红学家里最会写小说的，她是当代人的知己。有此一人，《红楼梦》和当代人心心相印。——李敬泽
《曹雪芹的遗产》，《红楼梦》研究的最新成就。计文君将曹雪芹与当代写作现场进行了有效联结，给当代作家以及《红楼梦》爱好者以丰富的启示。——李洱
epubooks.top站是一个下载优质电子书的网站，书籍种类非常多，每个类目下的书籍资源都非常丰富，支持kindle、epub、mobi、azw3、pdf格式下载。以及在线阅读-epub,kindle,mobi,azw3,pdf格式！
一個下載優質電子書的網站，書籍種類非常多，每個類目下的書籍資源都非常豐富，支持kindle、epub、mobi、azw3、pdf格式下載。以及在線閱讀-epub,kindle,mobi,azw3,pdf格式！
=======================================================

记得收藏本站哟！每天都会更新
资源收集不易，还请帮忙点一点，是我的动力谢谢！！！！！！！！！！
如果有什么书本站没有，你也可以在评论处留言。我会第一时间去的！
收藏本站每日更新更多书籍！
资源地址： Epub版-----网盘密码1122
  MOBI版-----网盘密码1122
            PDF版------网盘密码1122
                  TxT版------网盘密码1122
    azw3版------网盘密码1122

=======================================================

部分简介：

第三节 遗产分类：资源和范式

理论，同样是对经验的描述。理论概念的使用，是为了更有效地说明我们的经验，分析问题更加方便，表述更加清晰明了，而不是为了故弄玄虚。本书尝试将曹雪芹的遗产分作两类：“一般文学资源”和“叙事范式”，这是以前两节中梳理的《红楼梦》的经典化历程和继承的文学史事实为依据的，同时也为后面展开的具体分析提供更为有效的观察、论述角度。

一、定义

“资源”的概念不难理解，指可使用材料的提供者。小说的文学资源是作家进行创作前的全部准备，包括有意的积累，如写作训练、系统的理论学习、学习性阅读等等；也包括无意的储备，如出于兴趣的无功利阅读、其他艺术门类带来的熏陶和体悟、生活经历带来的文化积淀等等。

“范式”这一概念最初来自托马斯·库恩（Thomas S. Kuhn）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后来被哲学和诸多社会科学领域借用。范式指的是一个共同体成员所共享的信仰、价值、技术等等的集合。范式概念的核心是体系，小说的叙事范式是一个由小说观统摄下的包括从宏观修辞原则到具体叙事技巧在内的体系，既包括对小说这一叙事艺术的各种内在规定性的界定，也包括价值评判的标准。也就是说，小说的叙事范式，告诉我们在其叙事范式内“小说究竟是什么”和“好小说应该什么样”。

小说这一叙事文体发展历史上所展现的强大的自我更新能力，就是通过新旧叙事范式的更迭来实现的。人类叙事历史上的每个经典的叙事范式，都是由伟大小说家通过经典作品予以确立的。叙事范式得以确立的标志，首先是该作品对于叙事艺术本身进行了根本性的创新；其次是这种创新使得小说获得了新的审美品质，并且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尤其是对小说观念的冲击，在一定范围的作家群体中，获得认同和效法；最后通过相应的文学批评和理论阐释，得以确立和命名。如果没有巴尔扎克的小说文本，我们大概永远无法理解“批判现实主义”小说这种概念。我们今天可以说，巴尔扎克还有狄更斯，确立了批判现实主义的叙事范式。他们的小说以全知全能、事无巨细地叙事方式，建立了一个令人信服的“真实世界”，并且依据他们对这个世界的掌控，展开人物的命运——最后由批评家来完成阐释：通过人物命运实现对现实世界丑恶的批判。

可巴尔扎克式的叙事范式，所营造的“真实性”遭到了福楼拜的质疑——这令人信服的真实，不过是一种天真的幻觉，而且这种幻觉正在消失。当然，也许有这样质疑的小说家不止福楼拜一个人，但真正挑战旧有叙事范式并且成功地确立起新的叙事范式的却是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福楼拜通过叙述人物视角，控制了作家的介入程度，并且以非常优美细致的文体，使欧洲小说，如同昆德拉那句广为人知的评价，第一次赶上了诗歌。福楼拜的革命，之所以获得了广泛的认可和高度的评价，是因为他挽救了小说叙事，旧有的叙事范式日渐失去掌握改变社会现实的有效性，小说归根结底是要用叙事掌握现实。进入20世纪，经典现实主义的叙事范式面对中心离散、碎片化了的欧洲现代社会的现实，完全丧失了表述的能力。各种现代主义的小说叙事范式出现，将现实引入了人物的内心，如意识流的出现。而对福楼拜推崇备至的罗伯—格里耶则把福楼拜开创的客观性方向推向了另一个极致：以“纯客观”的外在描写构建了一个“物化”的世界，《嫉妒》使他名声大噪，成为法国新小说派的代表人物，被罗兰·巴特称为“小说界的哥白尼”。

旧小说的体制已经无法适应新的小说所处的历史语境了。当20世纪的现代小说不再适应现成的小说理论时，危机就发生了。或者说，以往的小说观和小说理论就失效了。《现代小说中的空间形式》指出：“科学理论的有效性大部分依靠它们预示现象的能力，因而当异常的情况（理论不能解释的现象）发生时，危机也就发生了。如果这个危机显得非常严重，那么，只有一个新的范型的出现才能解决它。”而小说的“空间形式”理论正是在这种危机中出现的一种“范型”（近于库恩的“范式”理论）。它的出现，使一大批小说，也包括《喧哗与骚动》获得了被解释的某种可能性。[26]

吴晓东是在阐述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引入小说“空间化”问题时说这段话的，范式的最终确立，固然是以理论对作品的阐释为标志的，但事实上，作品通常都要先于理论，因为“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叙事形式本身的真实性及其社会性内涵才是他必须服从的写作伦理”。[27]理论阐释的危机是批评家的，而在此之前，作家先感觉到了在新的历史文化语境下，旧有叙事范式失效而带给小说本身的危机——也就是说，小说家发现，他所拥有的叙事形式正在失去真实性，于是，杰出的小说家通过自己的思考和实践，以艺术品质卓越的小说文本，确立起新的叙事范式，而这种代表新的叙事范式的文本，同样对旧有的小说理论和阐释机制提出挑战，于是，新的命名和阐释，构成了这一新范式中的理论部分。引文中的《喧哗与骚动》，也是确立新的叙事范式的经典文本。

需要与叙事范式做区别的是另一个概念——叙事模式。凡是把解决问题的方法总结到理论高度，就是模式，比如我们熟悉的好莱坞电影叙事中的“最后三分钟营救”模式，新文学叙事中的“恋爱加革命”模式，以及从现代延续到当代文学的现实主义小说叙事中的“城不如乡”模式。模式是方法论的，而范式是本体论的。同一叙事范式下会产生不同的叙事模式。同样，同一叙事模式也有可能服务于不同的叙事范式。作为体系的小说范式，最为核心且具有统率性质的元素是小说观，而最能体现小说观的元素是作家的创作方法。因此，对于人类叙事历史中固有的小说叙事范式的命名，本书将借用现有文学研究中对各类经典的创作方法的命名，如经典现实主义叙事范式，各类现代主义叙事范式，等等。

从逻辑上讲，叙事范式应该是作家文学资源的一部分，而且是核心资源，即使不自觉，一个作家开始小说创作时，一定会有关于叙事范式的积累。一个不知小说为何物的人是不可能开始写小说的，即使没有明确的理论命名，他心目中也一定有理想小说的面貌，作为他追摹的对象。作家是通过作品才能成为作家的，虽然未必人人都像张爱玲那样躬身向曹雪芹执弟子礼，但每个作家一定有那个拉着他（她）的手迈过文学“门槛”的经典文本。

那么，《红楼梦》之于现当代小说家，比起作为叙事范式的整体性继承，更为普遍的是渗入式的局部的借鉴，甚至是无意间的积累和耳濡目染的文化积淀，从而构成作家的非核心性文学资源，即便是较为自觉的具体修辞手段的学习，基本也是从中寻求并不实质性改变小说观念的技术性支持。因此，我将整体性受到《红楼梦》影响、从小说观念到小说修辞都具有一致性和延续性的现当代小说创作，定义为叙事范式的继承；而将此外对《红楼梦》小说艺术局部地学习和借鉴，却有着完全不同的小说观念和修辞原则的现当代小说创作，定义为一般文学资源的继承。

二、盘点一下

现代文学刚越过草创时期，就已经开始盘点曹雪芹的遗产了。

新文学开始收获属于自己较为成熟的长篇作品，同时代的批评家很敏锐地就察觉了其中的“红楼元素”，譬如对巴金的《家》、茅盾的《子夜》做的相关分析。《金粉世家》诞生时，也有人将之与《红楼梦》相类比，而林语堂的《京华烟云》的创作动机就与《红楼梦》相关。新时期以来到21世纪最初十年，在红学中影响研究和比较研究中相当的比重是以现当代小说为对象的。综合起来，研究者对现当代“继承者们”的观察，主要集中在以下三方面的发现 [28]：

第一，对《红楼梦》写实艺术的继承。

《红楼梦》展现出的高超的写实能力，即使与以辉煌的写实成就称雄世界文学史的19世纪的欧洲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如巴尔扎克、狄更斯相比，也毫不逊色。这一点，早在新文学早期，就被现代作家认识到了。此后，《红楼梦》更是被现当代作家当成现实主义小说的典范。

首先，《红楼梦》中丰满、复杂的立体人物塑造，特别是女性形象的塑造，成为现当代作家的学习对象。有研究者认为，《红楼梦》中的女性形象对整个现当代文学中女性形象塑造具有“原型”意义，何其芳的“共名”说，也从一个侧面说明《红楼梦》中的人物形象超越了“典型”的概念，有了跨越意识形态藩篱的更广泛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一直延续到21世纪。

其次，《红楼梦》中逼真、细致的环境塑造，也堪称典范。这里的环境，特别是社会环境，对于世态人情的完美艺术再现，直至今日，也无出其右者，这点从鲁迅对其做人情小说的归类开始，就为现代作家重视。进入21世纪，新生代作家，包括开始进入创作成熟期的“60后”“70后”作家，也非常重视《红楼梦》描摹人情的艺术，将其视为提升创作品质的重要资源。此外还有人物生活的具体物质环境，《红楼梦》宛如一幅文字的《清明上河图》，因为有了它，我们对那一段历史时间的感受就此不同。仅此一点，就足够逗引起无数后来者效仿的“野心”。

第二，认为《红楼梦》是以家族叙事完成的社会史诗，对现当代文学中家族叙事影响深远。

我们现在获得的《红楼梦》现当代继承人的名单中，相当大的比例就是这种家族史诗性质的小说作品，如《子夜》《霜叶红似二月花》《家》《春》《秋》《憩园》《四世同堂》《京华烟云》《死水微澜》《财主底儿女们》《金粉世家》《科尔沁旗草原》《三家巷》《废都》《平凡的世界》《穆斯林的葬礼》《李氏家族》《白鹿原》《家族》《古船》……这些作品通常描写一个或几个家族的生活及家族成员间的关系,并由此折射具有丰富内涵的历史和时代特征，从而构成对相当一段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的整体性反映。所叙故事,具有相当的时间跨度,往往在历史与现实结合中，形成直观的或者暗藏的“编年史”般的格局，其形式主要是长篇小说，有的甚至是多卷本长篇小说。

这些作品在很多研究者的视野中，都被归入了《红楼梦》的影响谱系，认为《红楼梦》开启了“封建大家庭批判”题材的先河，宝玉、黛玉等形象为现当代家族小说中的家族“叛逆者”提供了原型。

第三，认为《红楼梦》是深刻、丰盈的文化叙事文本和诗意叙事文本，以独特的美学气质，对后世的文化、诗化小说影响深远。

《红楼梦》文本中的文化信息含量相当大，正是这一点使它成为后来具有文化自觉和文化担当的现当代作家的学习榜样。例如林语堂创作《京华烟云》就有着非常自觉的文化传播动机，新时期以来，“寻根”小说中产生的很多作品也竭力充盈文本的文化含量，更不要说被命名为“文化”小说代表的沈从文、汪曾祺的作品了。

《红楼梦》的出现，使中国的叙事文学在审美品质上达到了古典诗歌所创造的高度，它独特的诗化气质，被研究者视为现当代小说创作中具有诗化倾向作品的范本。

《红楼梦》意境小说的品格，不仅确立了它作为古典文学民族化创作的巅峰地位，也对现当代白话小说创作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特别是现当代意境小说(亦有宽泛地称抒情小说、诗化小说的) ,没有不是直接或间接受到《红楼梦》影响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红楼梦》堪称是中国意境小说的鼻祖。[29]

研究者将《红楼梦》视为中国古典文学向现当代文学演化的“中转站”，故而产生了将现当代叙事文学中具有古典审美特质的元素归为《红楼梦》影响的观察角度，从这里看过去，现当代小说里含蕴的诗情，皆似红楼余韵。

这些研究获得的成果，使我们对于《红楼梦》小说艺术的价值和内涵，有了更加深入和充分的了解。但这种基于比对之下的相似性归纳，过于依赖主观感受和认识，容易导致偏颇，造成泛化，从而严重影响研究成果的价值。

譬如有研究者认为《红楼梦》对于五四小说中对“个性解放”的描写具有“示范”作用，这显然是过于主观的判断以致忽视了基本的事实。“个性解放”的确是现当代文学特别是五四文学的重要描述对象，但事实上是五四解读出了“红楼”中的个性解放，而非“红楼”启示了五四的个性解放，将其理解为“示范”，逻辑上显然是有问题的。

又如上文所引的《〈红楼梦〉与现当代意境小说》一文，作者在后面的论述中，以一网打尽的气势，将从废名、许地山、郁达夫、沈从文、张爱玲……到钱钟书、孙犁、茹志鹃、汪曾祺、陆文夫、宗璞等现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和作品中的构成意境美的诗情都归入《红楼梦》的影响谱系，甚至整体不那么诗化的作品中某些片段，像《山乡巨变》中江南水乡水墨画式的描写，《林海雪原》中的雪景描写，《红旗谱》中鲜明的地方色彩与浓郁的乡土气息等，也都归入其列。[30]

有论者论及现当代作家对《红楼梦》的接受问题时认为：

现当代著名作家大都酷爱《红楼梦》，他们的创作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红楼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1.家庭题材的承继；2.婚恋主题的偏爱；3.悲剧艺术的体认；4.人物系列的发展；5.艺术形式的借鉴。[31]

虽然《红楼梦》以中国亘古未有的高度创造了东方爱情叙事的经典，但无论如何也不能把现当代作家“偏爱”写“婚恋主题”视为《红楼梦》的影响。所谓爱情和死亡是文学永恒的主题，《红楼梦》之前婚恋也是叙事的重要主题。照此逻辑分析下去，是不是此后所有婚姻、爱情叙事中的“三角、四角关系”，也是《红楼梦》的影响呢？宝黛钗是“三角”，加上湘云是“四角”——显然，这是一种值得商榷的研究思路。

这种将《红楼梦》推向光照万代的小说艺术“王座”位置的研究思路，也许出发点是对《红楼梦》的由衷热爱，同时也认为《红楼梦》对于当下乃至今后的中国小说创作有着巨大价值，急切地希望人们认识到这一点。只是这样为了“强调”的泛化，在认识《红楼梦》小说艺术的现当代继承问题上，很可能导致与研究者良好出发点相背离的结果。

有些研究者之所以在盘点曹雪芹遗产时表现得如此急切，甚至言辞过激，失于偏颇，客观上也不无现代性压力下的矫枉过正。这一点的确像格非在《中国小说的两个传统》中分析的那样：

不管当年的现代性启蒙如何极端，小说的传统资源还是顽强地参与到了近现代文学变化的历史过程中。整个中国近现代的文学固然可以被看成是向外学习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更为隐秘的回溯性过程，也就是说，对中国传统的再确认的过程。正如前文所说，无论鲁迅、郭沫若、茅盾、沈从文、废名，还是萧红、师陀、张爱玲，这种再确认的痕迹十分明显。不管是主动的，还是犹豫不决的；不管是有明确意图的，还是潜移默化的，他们纷纷从中国古代的传奇、杂录、戏曲、杂剧、明清章回体、小品等多种体裁吸取营养。……但不可以否认的是，在巨大的现代性的压力下，这一回溯过程至今仍然被普遍看成是某种次要的、隐性的，不得已而为之的，甚至可以被忽略的文学进化史的附属品。[32]

很长时间以来，我们的叙事，无论是理论构建还是创作实践，主要盯着“外面”，很少回望过去，因为“外面”代表着“未来”，我们忙着“编新”，不愿——某种程度上很可能是不能——“述旧”了。中国自身的叙事传统之于现当代小说创作，虽然在理论阐释上不够充分，但在创作实践中，它从未退出，隐秘却强韧地施加着影响，《红楼梦》小说艺术的现当代继承是我们观察这种影响的理想场域。前文所概括的这三个方面，基本都可归入一般文学资源的范畴——家族叙事似乎具有某种整体性，但这种整体性依然是模式层面的，而非叙事范式，即使在模式层面上，与《红楼梦》的处理也有着很大的不同。从一般文学资源的角度来分析《红楼梦》小说艺术的影响，的确让人感到不够有力，似乎怎么说都不够，于是为了强调和凸显这种影响而无度地扩大和泛化——过犹不及，给人的感觉更加吃力。

本书尝试引入“叙事范式”这一概念，也许能使我们摆脱这种无力的被动局面。这样一个整体性和本体性的角度，不仅使我们可以通过对《红楼梦》小说艺术的现当代影响，思考中国小说叙事在百年来的嬗变，同时探索一个可能深化的方向，我们也许可以就此开启重新认识中国小说叙事内在规定性的道路。

三、小猫头鹰不是蝙蝠

艺术发展并不遵循简单的进化论原则，技术思维不能用以认识文学问题，人类叙事历史上存在的所有叙事范式，并不存在着某一种先进而某一种落后这样的价值分级。神话、寓言叙事并不会因为产生在人类叙事的童年而在今天失掉价值，而后现代叙事决不因涂抹着最新的文化色调就具有无与伦比的进步性。在一个因美称义的领域里，“进步”“落后”是一种粗暴无知的判断，这里的“进步”，就是在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下更有力地捕捉“真”，更敏捷、更深刻地表达“美”。而“落后”，就是表达的无力与无效。在很多艺术领域，这应该是常识，我想任何一个有着基本艺术感受能力的画家都不会指责岩画简陋粗糙，相反会为那些矿料抹出的原始生命力量而着迷。他同样也不会挑剔汉画像石上的人物、车、马线条单调，相反会叹服地探究那些古雅线条的巨大表现力。今天的国画家可以选择的表现手段丰富多样，工笔画借鉴油画风格或使用现代装饰画的材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不适合的可以不选择，但谁也不会认为“曹衣出水”和“吴带当风”是“落后”的“古代技术”，更不会认为散点透视下的山水是“历史局限性”造成的“错误”，这是对国画的这一艺术形式的内在规定性及其历史中所有经典艺术范式的基本理解，同样是从事这一艺术的人应该具备的常识，也是继承的起点。

然而这种常识落实到中国小说这一叙事艺术上，竟然会成为冤孽纠缠的问题——中国现当代作家为自己家的小说叙事艺术“欠发达”自卑了百余年，亏得有本《红楼梦》，从“人的文学”、社会小说、问题小说，到批判现实主义，一直折腾到象征主义、存在主义、魔幻现实主义……《红楼梦》被各种叙事范式“认领”过。王蒙说《红楼梦》耐“方法论”，《红楼梦》的文本就像相声《卖布头》里的那块布，“经拉又经拽，经蹬又经踹”，就这样被生拉硬拽了一百多年，问题不仅没得到解决，反而越弄好像越成问题。

之所以造成这一现象，很大程度上跟现代以来，以西律中的小说认识原则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其实，正如曹文轩在《小说门》的第一章中宣称的那样，“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小说史”。所有的人类族群都有叙事的天然需要，同时也天然地拥有使用本族语言进行叙事的能力。因此，小说如同绘画、舞蹈一样，虽然具体的审美特质有区别，却是所有民族都拥有的艺术形式，“是人类精神的普泛形式。”“中国的《红楼梦》与异族文化无关，是在中国人几乎完全不知道当时的西方有什么玩意儿的情况之下由一个叫曹雪芹的天才写出来的——你无论用什么标准去衡量，它都叫小说——地地道道的小说。”[33]曹文轩在此要辩驳的，正是没有西方就没有中国、拉美、日本的现代形态的小说的观点——这一观点，那些所谓“落后”民族的小说家似乎早已接受，并且对西方影响给予了充分的认同：

我们已心悦诚服地接受了一个全球性的结论：小说的近代形式特别是现代形式，来自或得力于西方的小说创作——各国小说之所以能够进入近代状态与现代形态，是受西方之小说之启发，甚至是对西方小说进行直接模仿的一个结果。

日本的、中国的乃至拉美的小说家们自己似乎也是这样认为的。他们在谈论自己的创作时，总要找到他们的西方鼻祖：笛福，菲尔丁，塞万提斯，福楼拜……

这一切也许都是事实。但若说小说的近代形式与现代形式，是西方小说家的创造——没有他们的创造，小说史就不会进入近代史和现代史，却是一个极为令人怀疑的说法。[34]

历史无法假设，我们现在也不能人为地假想出，如果没有所谓西方的影响，中国的小说叙事会发展出何种样貌。但我们可以肯定的一点，即使没有外来的影响，中国叙事也会自然而然地发展出自己的近代和现代形态——其实《红楼梦》已然向我们昭示了某种可能性。但彻底抛开西方小说概念的影响，恢复到中国小说未被“污染”的本初状态来认识中国小说叙事艺术，既不现实也不合理。如同以《红楼梦》为代表的古代小说构成了我们今天所讨论的中国小说叙事历史，百年来在“洋”和“新”的强大压力下完成的现当代小说的理论建构和创作实践，同样也是无法改变的中国小说叙事的历史事实。我们的小说叙事艺术，就是这样走过来的。没有曹雪芹、施耐庵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小说，可没有鲁迅、茅盾、沈从文，同样没有今天的中国小说。故而，对曹雪芹遗产的继承的研究，实质上是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观察中国小说叙事的现代演进的场域，而且我们对这一问题的探索，对于中国小说叙事解决当下面临的严重危机和发掘未来的可能，也许能进行一些有价值的思考。

这里，我们必须对“中国小说叙事”这一看似简单的概念，予以廓清。首先，《红楼梦》是独立的中国古代叙事艺术的产物，它是中国小说，不是novel。

昆德拉在《被背叛的遗嘱》中将他谈论的小说艺术明确界定为欧洲小说，在欧洲现代社会初期发端其历史的小说，他特别指出：

别的小说当然也存在于世：中国小说、日本小说、古代希腊的小说，但是那些小说同随着拉伯雷和塞万提斯诞生的历史事业的联系，没有任何延续性可言。[35]

古典的中国小说显然应当被当作一种独立的叙事艺术形式予以理解和阐释，在确认这种独立的主体性的前提下，也同样应该认识到，产生于欧洲和中国的这两种同名的叙事艺术“小说”，又存在着大量共通之处。

浦安迪在《前现代中国小说》一文说：

早在19世纪末西方文化大规模东渐之前，古代中国的长篇散文体叙事文学就已经盛极一时，如果将这些作品视为中国的“小说（novel）”，看来即使不是对小说这一概念的滥用，也是对文学分类学的明显误解。这实际上与将鲨鱼称为海豚，或将小猫头鹰称为蝙蝠，并无二致。[36]

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小说”，是在“novel”概念统治下逐渐成长、发展的，然而一个“novel”的概念是写不成小说的，更何况还有语言上的藩篱，小说家只有通过小说家才能成为小说家，以《红楼梦》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叙事作为资源必然地进入了现当代创作。可以这样说，中国现当代小说的启动资金和运营资本里，既有曹雪芹的遗产，也有塞万提斯的遗产。

浦安迪在后文的论述中用“Full-length xiaoshuo”来注明中国古典“长篇小说”一词。他指出这些分野，却同时发现：

在我们通常所谈论的古典中国小说及其欧洲同名文类之间，实际上存在着一些重要的交会地带，而不止是一两点相似而已……更准确地说，这些地带覆盖了西方文学理论家及小说史家关切的所有领域，这包括：小说在传统文学谱系中的位置；小说基本美学原则的结构与修辞分析；本国语的、通行的叙事模式的文化政治含义；这种新的文学形式的社会与文化历史根源。“模仿”（mimetic）写实主义大获全胜、叙述角度从假定的客观维度逐渐转向内在的主观维度、“反讽”（ironic）在典型的小说修辞姿态中成为实质性焦点，以及这种无可阻挡地转向内在个性，与产生、形塑小说的文化环境的某些同时发生的哲学思想走向之间的关系。[37]

浦安迪在这篇长文中，通过对这些相关层面的仔细检视，从而证明了“将‘小说’这一概念用于中国叙事文学所具有的正当性”。浦安迪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红楼梦》在中国小说本体性思考上的重要价值。《红楼梦》显然来自一个与西方小说主要是欧洲小说完全不同的叙事文学传统，但它完全具备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小说”这一叙事艺术的各种规定性，这也是我们之所以能够从“叙事范式”的角度对《红楼梦》和现当代小说进行讨论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