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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贝托·波拉尼奥

8.5(176人评价)

 

波拉尼奥的早期作品，既充满幽默感又有溃败潦倒的青春悲情，日后出现在他作品中的诸多元素以及叙事结构都能在这里找到影子。

 

小说虽以科幻为题但并不是一本通常意义上的科幻小说。故事围绕21岁的雷莫和17岁的扬·史瑞拉展开，他们在皮诺切特政府掌权后移居墨西哥城，一起租住在一间小阁楼里。扬大部分时间都待在房间里，给他崇拜的科幻作家们写抒情又谵妄的信，向他们讲述自己的生活、困扰、梦境。雷莫则同形形色色的诗人朋友一起在墨西哥城中游逛、调查、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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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蕾莎则不同，不仅看上去更加严肃，而且一直都是那副样子。作为女诗人的特蕾莎也和安赫莉卡不一样，和其他那些我很快将会结识的女诗人也不一样，她是个打字员，与此同时还在上第二学期的医学课。她没和父母住在一起。她已经开始在个别杂志上崭露头角了——个别但不错的杂志——如果要出一本墨西哥年轻诗人诗选的话，肯定要把她的作品收录进去。抛开表面现象来看，她和何塞·阿尔科的关系有些不正常。我永远都不知道，也没去问过，他俩是不是一起睡过觉。可能睡过，也可能没睡过。我觉得这并不重要。大家都知道特蕾莎后来很憎恨何塞·阿尔科，我由此推想，她应该是爱过他。还有个关于她的情况是必须提到的：她从不往外借书，如果你冒失地借给她一本书——这种事何塞·阿尔科至少干过上千次——你就要做好永远都不会再看到它的准备，或者哪怕能看到，也是在她那带纹路的亮木书柜上，那个柜子很漂亮，也很精致。 坐在两位姑娘中间的埃斯特蕾伊塔就像是咖啡碟中的一粒沙子。 “我们一直在找你，埃斯特蕾伊塔。”何塞·阿尔科说道。 埃斯特蕾伊塔做了个深呼吸，然后说了句啊。她的目光从我朋友身边穿过，望向更远处，然后又深呼吸了一次，她在做这些动作的时候依然没有忘记微笑。 “我们找你是因为你那天给我的那份报纸。” “啊……” “你还记得吗？《民生文化周报》，讲诗歌讲堂的那期，埃斯特蕾伊塔……” “啊，啊……”埃斯特蕾伊塔望向远处的另一个目标，在她的大衣里缩了缩身子。 “你还记得吗？那里面有份诗歌讲堂目录，在墨西哥城里办的诗歌讲堂。” “你在说什么呢？”安赫莉卡说道。 “一份很奇怪的出版物，也许是一起阴谋。”我说道。 “对，对……”埃斯特蕾伊塔说道，“你喜欢吗？” “很喜欢。” “啊，太好了……” “我想知道你从哪儿搞到它的……谁给你的……” 埃斯特蕾伊塔笑了。她的嘴里连一颗牙都没了。 “啊，那是个奇特又美丽的故事……” “讲讲吧。”何塞·阿尔科和特蕾莎说道。 可是老妇人面露难色，她那双亮绿色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桌子表面。我们等待着。当时正是休息时间，哈瓦那咖啡馆里十分嘈杂，人声如埃斯特蕾伊塔的大衣般包裹住了我们。很美。安赫莉卡·托伦特是我们当中行动力最强的，她展现了这一特点。 “你还想再来杯拿铁吗？” “好……” 很少有人知道埃斯特蕾伊塔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她总是会在你最意想不到的地方出现，就像独立天使纪念碑[3]和《自由引导人民》[4]的破旧复制品。没人知道她住在哪儿——尽管与此相关的猜想有很多——也没人知道她的真实姓名叫什么。如果有人问她的话，她有时会说她叫卡门，有时又叫阿黛拉，还有时候叫艾薇塔，但她也说过自己叫埃斯特蕾娅，很多人认为这是一个自杀身亡的西班牙老男人给她起的别名，但据她本人所言是她的真名。哈瓦那咖啡馆里的人都认为她是诗人，尽管就我所知，没人真的读过她写的诗。她说从她发表最后一首十四行诗算来，她已经又在无数条墨河中徜徉过了，甚至称之为墨海也不为过。她有一个儿子。当地的几个对艺术不甚了解的老记者坚称她的儿子曾是个出色的画家。实际上，人们亲眼所见的埃斯特蕾伊塔唯一的收入来源就是一桌接一桌地推销她儿子画作的复制品。有人说吸毒葬送了他的艺术生涯，最让人难过的是他到现在还跟母亲生活在一起。那些画作很迷幻，有些利奥诺拉·卡林顿[5]的影子，蜘蛛网、多重月亮、长着大胡子的女人、侏儒，总之都是些不好的东西。一共有大约二十幅画，可能更少，复制品倒是有上千份，因为可以确定的是埃斯特蕾伊塔一直在卖那些复制品，从来就没断货过。是谁决定印刷这么多复制品的呢？是她儿子本人吗？从纸张的情况来看印刷时间至少已经过去十五年了。埃斯特蕾伊塔把那些复制品看作一种恩赐，也许确实如此，靠售卖它们，她既养活了自己，又养活了她那年过四十的儿子，他吃母亲藏在宽敞的大衣口袋里的甜面包，而她则喜欢喝拿铁咖啡，大杯的，超大杯的，为了不沾湿手指，她还会使用一根超长的勺子来进行搅拌，咖啡是她的能量之源。 “小心烫嘴。”安赫莉卡说道。 埃斯特蕾伊塔啜了口咖啡，回味了一下，然后往里加了三杯量的糖。 “啊，太好喝了。”她说道。 “你喜欢喝这么甜的咖啡啊？”安赫莉卡说道。 “对……” “埃斯特蕾伊塔，你会告诉我们你是从哪儿搞到那份报纸的吧？” “会的，会的……” “哪里？” “一个超市……” 何塞·阿尔科睁大眼睛，笑了。 “当然了，”他说道，“我怎么这么蠢啊。” “我去买一条公主裙……” “……” “还有酸奶……” “……” “他们就送给我了，免费……” “非常感谢，埃斯特蕾伊塔。”我的朋友说道。 “你们还有什么安排吗？”安赫莉卡·托伦特在半小时后说道，那时我们已经做完了那些在她看来没什么意义的事情。 “没有。”我说道。 “我家里会办场聚会，你们愿意来吗？” “十分乐意。”我说道。 * * * [1] 任丁丁（Rin-Tin-Tin），拍摄了二十七部好莱坞电影的明星德牧犬。 [2] 指美国喜剧演员杰瑞·刘易斯（Jerry Lewis，1926—2017）。 [3] Ángel de la Independencia，墨西哥城的著名地标，1910年为庆祝墨西哥独立一百周年而建。整体为圆柱形，碑顶是一座展翅欲飞的镀金胜利女神铜像，她右手托着象征自由和平的橄榄枝桂冠，左手拿着一节锁链，象征殖民统治的枷锁被彻底斩断。 [4] La Libertad guiando al Pueblo，法国画家德拉克洛瓦为纪念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而创作的一幅油画。 [5] 利奥诺拉·卡林顿（Leonora Carrington，1917—2011），英国出生的墨西哥裔超现实主义艺术家。 亲爱的弗里兹·雷伯[1]： 我认为您肯定很熟悉这样的故事。就像一见钟情一样，但是得把情去掉，然后就剩下真正的相遇了，身体的所有器官都既接收信息，又发送信息，有机雷达在拉丁美洲某个城市的街道上乱窜，喝上几杯，再坐几次每人一比索的出租车，冲着空无挤眉弄眼。在栏杆的另一侧，类人猿突然发现那个奇怪的生物也同样对画在墙上的那些图形感兴趣。从那一刻开始，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一切都变得慢了下来。两个生物在一些奇怪的地方相遇了，夹杂着水下特效，种种场景被混到了一起，肮脏的电影院洗手间、1940年被封的小酒馆、摇滚俱乐部、查普尔特佩克城堡的过山车、阴暗冷清的公园。只有一个场景是不断重复的：地球考察队员和外星人第一次以及最后一次在龙舌兰酒吧的内部花园相遇。从禁止通行的地方走出来时，地球人发现外星人正在一个角落里呕吐。地球人保持冷静，举起相机把那一幕拍了下来。外星人感受到的不是相机发出的咔嚓声，而是某种从几个世纪前就开始追寻它的东西。它转过身，月亮藏到了屋顶后。酒吧女主人说她听到了喊叫声、水溅声、辱骂声和歌声。真是些和善的神使，这是她的原话。那天晚上，在花园坚硬的地面上，她发现了几摊血迹。传说就是从那时开始出现的：每年二月中旬，那个天外来客和那位本地居民还是会在天空上打架。我觉得真相是那次他们俩都死了。有哪所美国大学愿意资助某支考察队来揭开这个神话的谜底吗？或者，也许会有某家私人基金会愿意做这事？这事是真的，我担心的是它同时还是个预言。我想你和我都对它感兴趣，等等，等等，因为我们都需要继续存在下去，等等，等等。 谢谢您，向您致敬， 扬·史瑞拉 * * * [1] 弗里兹·雷伯（Fritz Leiber，1910—1992），美国奇幻、科幻、恐怖故事作家。 “咱们来聊聊您的那部旷世巨著吧，但是要严肃地聊。” “我的著作，正如您所说，开始于马铃薯研究院或土豆研究院的三楼，这家研究院坐落于古老的圣塔芭芭拉城里，旁边就是安第斯山。它讲的是胡安·贡萨雷斯的儿子鲍里斯的故事，他是未知大学的学生助教。一个非常普通的小伙子。” “等一下。我觉得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干扰这次访谈。您没留意到有什么奇怪的噪音吗？” “可能是那些喝醉了的人的喊叫声吧。我从没想过知识分子、声名远播的文化人（愿上帝在他们头上拉屎）竟然也会这么吵闹，甚至连那些已经睡了的人也在像狗熊一样打呼噜。” “可他们正在庆祝您的成就，年轻的朋友。” “您瞧瞧那边那个老头，他正在咬他老婆的屁股呢。” “那不是他老婆。无所谓了。他一辈子都在找寻完美的词藻和宁静的氛围。与此不同的是，此刻他感受到了恐惧，但同时又很幸福。他之所以感到幸福都是因为您，因为您和您的那些美妙诗句。” “我感觉在这文学共和国的狂欢日里唯一克制的人就是我自己。亲爱的记者，连您也喝了够多的伏特加了。很明显，我能出现在这里靠的并非是那些‘美妙的’诗句。” “总之，咱们还是回到您的大作上吧。后来那个小女孩怎么样了？她还发烧吗？” “不烧了。现在村子里在举行节日活动，小女孩正头戴花冠在街道上溜达。人们聚集在武器广场上，然后开始沿着村子里的各条街道行进。他们边走边唱。人数不多，我已经对您说过这个村子不大，那首歌也没有歌词，人们只是在啊嗷啊嗷咿呀咿呀地哼哼，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印第安人的那种哭哭啼啼的声音。” “他们肯定会在某个时刻从土豆研究院门前经过。” “没错。负责人透过窗户观察着他们。行进队伍一直走到加尔瓦里诺街的尽头才停下来，他们又拐上了瓦尔迪维亚街，然后就消失不见了。然后街道中央就只剩下那个小女孩了，这次那位负责人终于留意到了她的存在。当然了，天空也突然黑了下来。” “小女孩会觉得那是女巫住的房子吗？” “不会。她太小了，还不懂那些。相反，她犹豫了一下，然后走进了研究院。负责人从窗户上看到小女孩的影子消失在了院子里，然后听到从楼梯上传来的脚步声。这位老人放松了下来。啊，他想道，啊，啊，啊。女朋友。未婚妻。那双能够带着爱意望向鲍里斯的眼睛。那个正在爬楼梯的纯洁女孩以为没人看到她。然后，当然了，他又开始摆弄起电线和磁带。还有时间，还不到广播节目的时候。位于加尔瓦里诺街800号的这幢建筑的电费是整个圣塔芭芭拉城里最高的。很可能某一天厄运就会因为这一细节而降临到他的头上。我认为丹·米特廖内[1]在他那个时代就已经教会警察如何通过电表数字甄别左翼人士了。所有那些用电过多或过少的房屋，那些用水过多或过少的房屋，里面都有可能藏着左翼人士。另一方面，游行队伍在绕着村子走了一圈后又回到广场上，然后逐渐散开。街道再次陷入沉寂。负责人很感激这种沉寂，他可以忍受工作被打断，也可以忍受充满好奇心的小姑娘，却忍受不了欢闹与喧嚣，那会让他想起自己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的悲惨生活，进而忧伤难过。但我们也不必过分夸大这些情况。因为负责人也会喝醉酒，也会跳舞。他的节日是面向未来的。他不明白枯燥乏味是什么感觉。辣土豆饼的食谱就是他的专属财产。这没什么不好的，你不这么认为吗？” “生活，我是指他的生活，年轻的朋友，似乎有点太……可悲了。” “事实是，我的整个青年时期都是在脏乱无序的电影院和图书馆里度过的。更糟糕的是，我的女朋友总是会离我而去。” “现在好了。您拥有了美好的未来。” “您这么说是因为我得了奖？” “是因为这个奖所包含的意义。” “啊，亲爱的或天真的记者。首先，您把这个隐没在不知道是哪片丛林中央的大厅和立于山巅的水晶宫搞混了。其次，您还认为艺术的未来是光辉灿烂的。您没有发觉这一切都只不过是个捕鼠夹。真见鬼，您认为我是谁啊？席德·维瑟斯[2]？” * * * [1] 丹·米特廖内（Dan Mitrione，1920—1970），美国官员，审讯、刑讯逼供专家，后在乌拉圭被图帕马罗运动组织抓捕并处决。 [2] 席德·维瑟斯（Sid Vicious，1957—1979），英国著名朋克摇滚乐队性手枪的贝斯手。 等我去回忆的时候才发现，在安赫莉卡·托伦特家发生的事情都只是一种背景画面，是门铃声响起的前奏，有人来了，所有人都挤在罗拉·托伦特的房间里。我去开，来了来了，开门。 不过有的事情我记忆犹新，目光和唱片（我指的是闪光的黑色唱片本身，而非音乐），以及让我印象最深的无疑是比安赫莉卡大两岁的罗拉·托伦特，她的皮肤要比她的妹妹黑得多，骨架也更大，无法用苗条这种词来形容她，她的笑容属于典型的另一种墨西哥，它偶尔在某个黎明显露真身，一半是疯狂的求生欲望，另一半是献祭的石台。我可以坦然承认自己在一个小时前爱上了安赫莉卡，也可以大方证实那份爱在午夜零点时已经逐渐褪去了，直至在酒精和香烟的作用下烟消云散，别碰马拉美，混蛋，去你妈的。那份伟大的柏拉图式的爱恋之所以会迅速出现然后消亡，很可能与罗拉·托伦特密切相关。我不是说——尽管人们天性喜新厌旧——随着聚会的进行我的爱从那个姑娘身上转移到了她的姐姐那里，而是说，首先（让我们诚实一点吧），安赫莉卡压根儿不接招，其次，由于我是唯一一个不认识所有在场之人的人，所以我做得更多的是观察（尽管，很不幸，我也得开口说话），因此在某个特定的时刻我发现那两姐妹之间存在着某种镜像结构，那些镜面先把她们的形象扭曲，然后再以信息的形式发送出来，所以有时候其中一位接收到的形象是安静的、无害的，而另一位接收到的则只是颗躺在床下的小玻璃球，尽管大多数时候那些镜面反射出来的都是杀伤力十足的激光。聚会上最耀眼的明星无疑是安赫莉卡，最强大的阴影则是罗拉。这一切，再加上安赫莉卡掌控全局时的那种自信（但尤其是，就像我刚才说的，她对我表现出的冷漠态度），把我推到了舞台之外，使我满足于做一个观察者。除此之外，安赫莉卡并不缺乏追求者，不过我得承认罗拉的追求者也不少，尽管她的追求者们（严格说来只有一个，但却是个不错的小伙）完全不像追求她妹妹的那群人一样擅长甜言蜜语。在熟悉贺拉斯和维吉尔的尼加拉瓜小伙佩佩·科里纳看来，两姐妹最大的差别是安赫莉卡还是处女，而罗拉已经不是了，至少有一百或两百人知道这一情况。我先是狠狠地瞪他，有些事是不应该说出来的，然后我又问他这么私密的事情怎么会有两百人知道。都是靠我这种大嘴巴的宣传，尼加拉瓜人这样答道。虽然这种想法让我有些不适，但我还是推测佩佩·科里纳已经和罗拉·托伦特睡过了。非同寻常的一对儿，我想道，矮个子的保守男，目光短浅，强壮的女性，还很独立。我点了根烟，假装满不在乎。我感觉自己勃起了。于是我钻进洗手间，把烟抽完了。在某个时刻我望向镜中的自己，然后低声笑了起来。从洗手间出去的时候我差点儿和罗拉·托伦特撞个满怀。她有点喝醉了。她的眼睛深邃又明亮。她微笑着对我说了些什么，我听不明白，然后她就关上了洗手间的门。我知道我们已经算是朋友了。 因为高兴，我几乎是跳着——毫不夸张——回到厅里的。何塞·阿尔科在干什么呢？一群性格内向、长得不好看、舞也跳得烂的人正围着他，听他讲故事：当今的秘鲁诗坛、零点团体[1]、马丁·阿丹[2]的银刀、奥根托·德阿玛特[3]，都是些当时墨西哥的年轻诗人一无所知的东西，当然他也讲别的——真真假假，就像人生一样——例如说他骑着本田摩托在墨西哥西部的公路和小径上飞驰，一直骑到雄鹰峰巅，也就是巴尔多梅罗·利略[4]称为“炙热马铃薯之中心”的地方，然后再以一百二十或一百三十千米的时速从他口中的那些崎岖山路上疾驰而下。 那天晚上的故事里始终没出现墨西哥城的影子，连跟墨西哥城有关的事物也没出现，不过这又有什么关系呢。何塞·阿尔科讲起他来到了一片冷清的沙滩，在那里遇见了一只小狗。那里没有渔民，没有房屋，什么都没有，那里只停着他的摩托，只有何塞·阿尔科，只有那只小狗。除此以外，剩下的就是天堂了。我的朋友在沙滩上写下“我的妈妈养育我”以及其他一些重要的文字。他喝了几罐变质的牛奶，还吃了点金枪鱼罐头。小狗一直陪着他。一天下午突然出现了一条船。何塞·阿尔科把摩托骑上了陡峭的海岸（在他的讲述中，如果你的心灵澄纯的话，你就可以骑着那辆黑色本田摩托去任何地方），当然还带着那条小狗。船上的人看到了他，和他打招呼。何塞·阿尔科也向他们打招呼。我们是绿色和平组织的人，船上的人向他喊道。啊，何塞·阿尔科低声说了一句。你在这儿干什么呢？你是从哪儿来的？你是谁？你是怎么把摩托骑上去的？这附近有路吗？船上的人提出的这一堆问题都没有得到回应。船长说他马上下船。何塞·阿尔科和船长在沙滩上会面了。在他们握手时那条小狗咬了这个搞生态保护的家伙。快滚，船员全都下船来保护他们的船长，他们先是去踢那条狗，后来连何塞·阿尔科也踢了。五人大战一人一狗。再后来他们又为他治疗，给他和狗上了药，还连声抱歉，他们建议他收养那条受了伤的爱叫的小狗。船员们在天黑前又回到了船上，走了。饱受摧残的何塞·阿尔科倚在棕榈树上目送他们远去，狗趴在他的脚边，摩托离他五步远。船长、男船员们和女船员们在海平面上冲他招手。狗吠了几声，我的朋友也咒骂了几句，但就在那时，就在船即将在他的视野里消失的时候，他跳上了摩托，全速骑到了海岸最高点。狗在后面一瘸一拐地跟着他，他从那里还能望见远去的船只。 特蕾莎：“让我相信这个还不如让我去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