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塞尔不欢迎逻辑》Epub-Pdf-Mobi-Txt-Azw3 下载在线阅读

恩里克·比拉-马塔斯

7.8(172人评价)

 

一个早晨，一通意外来电打破了一位巴塞罗那作家的日常生活。在这通奇特来电中，一个女性嗓音邀请作家前往德国城市卡塞尔参加世界先锋艺术盛会：卡塞尔文献展。根据策展方要求，作家需化身“驻店作家”待在卡塞尔城郊一家中餐馆内，每日与人聊天交流，并在众人眼皮底下写作。随着时间的流逝，卡塞尔在作家心中越来越像一座奇景遍地的庄园，而他自己则犹如一个无所事事的闲人、一个不知疲倦的访客，在各色先锋艺术展品间流连忘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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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利亚·波士顿抵达黑森兰德酒店时（来接替阿尔卡，顺便——我估计哈——将我从后者的“欢笑护理”中解救出来），我很自然地以为她是楚丝·马丁内兹。不然我还能怎么想？因此，当她提到，她要跟我解除一个大大的误会时，我有些迷茫。可能我会觉得挺奇怪的，她说，但一年前，在巴塞罗那，她迫不得已扮成了她的领导楚丝，因为这是后者的要求，请她临时篡用她的身份，生怕我因楚丝没亲自来赴约而大光其火。我能否原谅她们的欺骗？ 我当时就怔住了。稍后，我反应过来。当然，我原谅她们，我道，但在她们心目中，我有那么敏感易怒？难不成有人告诉过她们，六十岁后，我变得刻薄了起来？是谁走漏的风声？ 我装不在乎，其实不甚理解：这种身份变换太反常了，几乎及得上见我车驶过便停下看我、评断我确已来到的卡塞尔市民。不对。巴塞罗那那天，波士顿顶替楚丝的举动怎么都说不通。即便如此，我决计不去在意她们的骗局。我还掂量着，若是较真了，我或许就会被看作某个神经兮兮、不懂变通、对人性的弱点毫无宽容心的人；尤其是，我还冷落了我的文学所实际捍卫的东西：游戏、身份偏移、做别人的乐趣…… 我试图表现得无比自然，便向波士顿询问起皮姆·杜兰。我真想晓得，皮姆会不会也是她，反正一切皆有可能。她是我助手，波士顿说，就跟我也是楚丝的助理一样。我随即问她知不知道她领导在哪儿，这人就不怕——现在可比一年前更有理由了——仍旧没能见她的我大发雷霆？ 是这样的，波士顿连忙解释道，当天早上，万事缠身的楚丝无奈去了柏林，但我不用着急，周四她正好能回来和我共进晚餐，就定在八点整——她极力想让我记下来——约尔丹街饭店；一切已计划完备、安排妥当：典型日耳曼式的一板一眼。 我又问起提诺·赛格尔、皮埃尔·于热和珍妮特·卡迪夫作品的所在地，吐出这些名字时就好像他们是我一辈子的铁哥们儿似的，实则我对他们是谁毫无概念。 提诺·赛格尔在此次文献展上的作品，波士顿告诉我，就在酒店旁边的那栋楼里，如果需要的话，她可以陪我去。它叫“这个变化”（This Variation），也是卡塞尔的所有展品中唯一离我近在咫尺的一件，就位于这座酒店已然废弃、被临时征用为文献展展馆的那栋古旧的附楼里。我是赛格尔的粉丝？我更愿道出那悲哀的真相：我对这位艺术家的创作一无所知，事实上，我对第十三届文献展的任何一位参展人都毫无了解。 “这可太‘当代’了！”波士顿惊呼。 她指的是，在现今世界，人们越来越倾向于对所有真正当代的东西全无所闻。此外，她接着和我说道，这句话还是对提诺·赛格尔最近在马德里组织的一场表演的致敬：某家博物馆的几位保安——把参观者们吓了一跳——猛地活跃起来，开始舞蹈，而后指着赛格尔的一件近作唱出了那句话：这可太“当代”了！ 这位红极一时的艺术家最值得称道的一点在于，波士顿说，在他眼中，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似成了艺术作品的一部分，也许甚至是作品本身。 是时我尚未结识赛格尔之伟大精妙，因此我唯一的想法便是，把工人当作艺术品也谈不上什么创意。说到底，谁还不曾留意过呢：那些博物馆保安才是真正的艺术品。将生命置于艺术跟前，我觉得很好很健康，但那已是家常便饭，不足为奇。 随后，赛格尔开始慢慢吸引我，尤其是当我发现，他的主题思想或为：“当艺术像生活一样经过。”赛格尔倡导的是，只有参与了表演，才称得上看过了他的作品。仔细想想，这很棒。当艺术像生活一样经过。完美。 我与波士顿来到街上，走进那幢与黑森兰德酒店紧挨着的废旧附楼，而在穿过一条略短的走廊之后，我们身处一座小小花园，左手边便是那个伸手不见五指的房间，只要谁愿意，即可冒险突入那原原本本的黑暗，看看会发生什么，又有什么样的体验在等待着他。那是栋大黑屋，波士顿提醒我，谁进去时都以为里面空无一人，顶多有哪位先我们而入的游客，但只需稍待一会儿，就会发现——哪怕我们谁都看不清——有几位年轻人，算得上年轻吧，正如异界的幽灵般歌唱起舞，仿佛生活在屋内的暗影中；他们便是那些表演者；他们的行动间或神秘莫测，间或行云流水；他们此时阒寂，彼时狂热，却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落行踪。 虽然还有诸多辞藻可以用来描述那幢黑屋，但我大致可以将它概括如下——提诺·赛格尔在其中布下了他的“这个变化”：一处暗黑空间，一处隐蔽之所；一队人马在这里等待着参观者，以期接近他们，并在自觉合适的时机唱起歌来，给人以“将艺术品作为纯感官之物来体认”的感触。 波士顿提醒我，赛格尔拒绝将“具象的表现”视作为艺术之必然，也就是说，它不必是幅画，是座雕塑，是个装置等等；他同样对“作品配搭文字解释”的做法不以为然。因此，正如她之前所说，唯一足以认定自己看过赛格尔作品的条件便是亲临现场。就好比此件作品，它根本没出现在第十三届文献展的目录册上，因为赛格尔已事先请求卡罗琳·克丽丝朵芙－巴卡姬芙与楚丝·马丁内兹尊重他本人“不落行踪”的愿望。 好一个杜尚，我暗自慨叹，进而记起了这位大师在卡达克斯忙活了一整个夏天的那顶帐篷；最终，它得以为他遮阳蔽日，或者更准确地说，让他住进了阴影——他最喜爱的领土。可现在那顶帐篷在哪儿呢？只存在于那些见过它，抑或因它而与暗影搭识的人的脑海中，但由于他们都已迈向死亡，不久之后——如果非说还需时日的话——那块布篷就将成为消失在生者记忆中的一项沉默之作。 是的，显然：当艺术像生活一样经过。赛格尔正是杜尚的一位优秀的继承人。但他创新了吗？他是否称得上先锋？ 不，他没有。但从何时开始，革命成为了艺术之必须？恰还在思索着这个，我踏入了赛格尔的黑屋，“这个变化”。 （当晚，我偶然在电脑里找到了楚丝·马丁内兹的一个长篇访问——我终于见到了她的脸——是她的那番话助我建立起了对“当今艺术家是否应以革新为己任”的考量。楚丝在访谈中说，第十三届文献展与其他展会不同，它不只是让人看的，更是让人经历的。而当有人问起，今日艺术是仍有创新或只是在换汤不换药时，她答道：“艺术从不创新，工业才创新。艺术毫无创造力，也毫无创新精神。何不把那些东西留给制鞋、汽车和航天？那是个工业词汇。艺术给出行为，你应对就行了。但理所当然地，艺术都从不创新、从不创造。”） 那时的我尚不知晓，第十三届文献展是让人经历的，尤其是还不明白，“艺术给出行为，你应对就行了”，我走进“这个变化”，在漆黑的大厅中前行，什么都看不见，也感觉不到谁的存在，甚至忘记了，这里可能有不止一个人，或不止一个幽灵。 我很快证实了我不是只身一人。骤然，此间的某个像是比我更习惯阴暗的家伙掠过我的身旁，有意擦过了我的肩膀。我反应过来，预备对下一次的碰触施以些许反抗。但它没有发生。而那次摩擦——这点确实——我一整天来都没能将它从我的头脑中抹除。 此后，我相信自己感觉到了——除了纯纯的黑暗，根本什么都看不清——那位蹭过之人的远离，他舞蹈着去往了房间深处，与其他魂灵们重聚在一起，而后者在不可探知的晦暗中分辨出他的轮廓，便抛却了静默，开始与之共舞，同时呢喃起怪异的、仿佛是献给克利什那神的颂曲。 我走出房间，想着，这一切太诡异了，而且无论怎么看，被一个陌生女人——或男人——擦过肩膀的记忆竟会如此深刻，确认这点都足以让我心生畏惧。 “怎样？”见我出来，波士顿只问了这么一句。 我知道她关心的是我在那阴森房间中的体验，可我实难描述在我身上发生的事。它给我留下了这样的印象：我适才见证的不是讲述某事的艺术、思考的艺术抑或关于什么的艺术，这些都太沉重，我一辈子都想逃离它们却徒劳无功；我只觉我见到了艺术本身。可我不知如何跟波士顿解释，得再考虑考虑，于是打了个岔，告诉她，我想起了普瓦捷的一位牧师。 在这种语境下道出牧师一词似有些格格不入。哪位啊？她问。蒙田提起过的那位，我说，讲他三十年没出屋门，且为此给出了千奇百怪的理由。有点像拉青格啊，波士顿评论道，都说他从不迈出梵蒂冈那间办公室呢。 14 我们将赛格尔的黑屋抛在脑后，穿过旧楼花园，走在通往大街的廊道中。 波士顿对我说，她是个步行的狂热者，对走路情有独钟。她一直很好奇：这种最自然、最原始的位移方式竟会成为世间最光辉的运动；大概它太富创造力了，因为它拥有人类的速度。步行，她道，似能产出一种独特的思维叙述句法。 而在这番短暂的思考过后，她重又问起赛格尔的房间给我留下的印象，想知道我作何感受。 “回头告诉你，”我冷不丁刺出一句，“但我必须得说，若非英国抗击了希特勒，今天我就不会站在这儿了。” 显而易见的麦高芬，也许直接缘起于到哪算哪、想啥说啥的行走艺术。且我发现，它还赋予了人们不假思索地说出自己想法的权利，谁都可以允许一句话名副其实地“脱口而出”。与用心组织、打磨到自认为可以发表时才敢释出的句子不同，那些不经大脑而是从我们的漫步中径直诞生的话语可以是放肆的、怪异的，时而不像我们，时而又制造出某种出人意料的句法，教我们心头一紧，因为我们三观尽毁地发现：它确实属于我们，我们却从未察觉。 “若非英国抗击了希特勒？”波士顿问道。 我没接话，不知说什么好，事实上，我那麦高芬在任何时候都毫无意义；我没接话，但这寂静一点不显尴尬，因为人们走走谈谈，沉默便从不会紧张、从不会剧烈、从不会严重。就比如，谁没回答什么又有何干？客观上看，他还走着他的路呢，没有哪个时刻会显得间不容发。 左手边，在与国王大街相交的一条马路上，波士顿指着个挂有文献展标牌的公交车站，无论是礼拜几早上，每十五分钟都会有辆免费公车把我放到“成吉思汗”门口。 我最怕的词：“成吉思汗”。 我不想去那中餐馆。这就跟被逼着上学一样，况且我也无意向谁——向任何人——直播我的写作。或许正因如此，我装没听见，专心致志地走着我的路。 此后的几秒，我盯着地面，极其郑重地沿国王大街而下；文献展之大殿，弗里德里希阿鲁门博物馆就在这条街上。行路的同时，我自觉抗拒着一切，尤其是踏进“成吉思汗”这件事。 “赛格尔的黑屋之于现在的你就是离你酒店客房最近的房间了。”波士顿语，伴随这个长句的还有她迷人的吐字和一个清浅而俏丽的微笑。 我不懂她为什么这么说，可正是这样，那句句子才深深刻进了我的脑海；我觉得自己之所以将它记住是指望着之后能够理解，事实也果真如此，因为两小时后，当我回到酒店，走进客房，希图将它改造成我的“思想小屋”时，我立马想起了波士顿的那句话；我想起了它，因为我发现，的确，从阳台探身出去，便能见到那黑屋所在的楼宇入口。 你会就这个写些什么吗？她问道，我们还在沿国王大街缓慢前行，走到弗里德里希阿鲁门博物馆大约得十二分钟。就哪个？哦，她说，我想问的是，你有没有计划写上几行，关于你同赛格尔黑屋的亲密接触？嗯，可能吧；这样的回答也许会令她不快，概因那问题还隐含着另一层涵义：我得把我的文章展示给“成吉思汗”的访客们看。但紧接着我又想到，她实际想要的是不是让我为她而写？为什么不呢？所以那是真的咯？人委实可以用写作绑住一个女孩？所幸我很快发觉，只要稍微想想，便能明白，绑住波士顿的企图毫无意义。因此我搬出了理性来让自己冷静，告诉自己，她最不可能做的就是请我征服她。于是我选择了这样续话，跟她解释道，我计划每天傍晚把自己锁到那宾馆房间里，将它打造成一处隔绝之所、自省之地、类似茅舍的一处假想空间，我可以很轻易地在其中努力思索、冥想欢乐，就比如，将它视作为所有创造的核心；那儿也特像这么一个地方，我可以潜心探寻我与这个误入歧途、不能复得的世界的关系。或许在那种环境下，我才会写些什么，但我也不太确定；我在那业已成为草庐的客房内的主要任务不是写作，而是思考。 听到这里，波士顿不禁挤出个亲善和美的笑，递来个友好的眼神（我已开始不声不响地适应起此类“老年专享”的温柔视线；近年来，已有不少女性怀着悲悯之心向我投来过这样的目光）。我发现，有时她浑然天成的快乐的魅力甚至盖过了她曼妙的声线——后者已无需多言。可从她的视角来看，波士顿说道，在任何时候都不忘带上她莫名自信的语气，没有什么比枯坐在一处封闭房间、“思想小屋”抑或“妄想茅庐”——随我怎么叫——更不利于思考的了。 她说话时的样子是如此迷人，以至于，我想，全天下的理都站到了她的那边。但我不愿让她发现我在赞许她的明智，便装作傻傻没听见，浑然不知对方都说了些什么，边装边琢磨起我在赛格尔的黑屋里被人擦到、甚而防御起第二次触碰的事。那不是什么可以漠然置之的东西；那或许是一次，我自语道，难忘的擦肩。 在今天看来，假设当时的我就已见识过“艺术给出行为，你应对就行了”（我直到晚上才读到它），事情大概会顺利许多。楚丝·马丁内兹的这个神奇的麦高芬恰也可以被这样解读：“人碰都碰了，现在就交给你了，孙子，看你怎么应付。” 可我尚未与楚丝的那句金句——日后我会将它铭记于心——邂逅。当晚我见到它时，我把它和波士顿于日落时分告诉我的那个信息联系在了一块儿：卡罗琳·克丽丝朵芙－巴卡姬芙曾表示，希望参观者们“放手去做”，第十三届文献展不设任何可能限制其参与行为的艺术口号。而在这番联想过后，我掂量着，卡罗琳和楚丝是不是已经用这无意义的、不设条框的、奇出怪样的邀请——到“成吉思汗”去——“蹭”了一下我的肩，好看看我有没有能力将她们的中国提案转化为某种创造，或换句话说，有没有本事把她们抛出的提议变成一种生育和生产力拔群的“应对”方式。 15 我没在行李中带上雷蒙·鲁塞尔的《独地》，一本深得我心的小说；它未能与我同行，却仿佛时刻陪伴着我，因为我几乎可以将它背诵下来。千百遍地细读着它，我总有感觉，把它牢记在心而非带着旅行，我就像拥有了一枚奇异而独特——这点确凿无疑——的护身符。我素来将鲁塞尔的这本书看作是各种散步场所的总汇：某天傍晚——它带上了些许启蒙之旅的意味——智慧的马夏·康特雷尔一一罗列起了他的产业、美丽的蒙莫朗西山庄中的瑰异与珍奇。 我有时觉得，将自己置入他人的小说也挺有意思。许因如此，当波士顿与我终于在一段短暂的步行后抵达了开阔的弗里德里希广场，我记起了《独地》第二章开头的句子：“在行程终点，我们发现了一块异常平坦、全无遮拦的广阔之地……” 事实上，与波士顿一同轧过的那段路只是之后更多跋涉的序曲，它们也在某种程度上将我的卡塞尔之行变成了一篇以行走为标点的游记；其间，正如《独地》一般，我见证了如此多的罕物、如此多的奇迹。 到达大广场的同时，我们也落入了一个字面意义上“无法续行”的地点：已有大批人群聚集在空场上，等待进入欧洲最古老的公立博物馆，自1955年文献展初创以来便一直占据其核心位置的弗里德里希阿鲁门博物馆。很难想象有谁参观了整个展览，却没到过这栋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巨型建筑（从横蛮的战火中幸存下来的不多的几座之一），这就好比一个去了德国的人不晓得有座城市叫作柏林一样。 我这辈子没见过那么长的队伍。相对8月来说和畅的温度，加之距离文献展的闭幕只剩四天，卡塞尔城里拥进了一堆赶末班车的游客。队列中，我再度体验着惊恐，只觉有人在用诡秘的眼神盯着我，只差没跟我说：你终于屈尊来到了这里。我又一次感到，我可能是他们在等待的人；这想法毫无意义，却令使尽浑身解数的我都没法逃离，我进而揣测，我自信看到的一切是否蕴藏着某种真理、我穷尽一生也不一定能悟得的真理。 当然，他们也可能只是认错了。此时波士顿说道，我们有超厉害的通行证，可以不用排队。听到这话的我差点原地蹦起来。我一直觉得，此类操作——某人忽就超越了其他人——相当治愈，概因我们身后背负了太多挫折。不时来这么一下很棒，跳过一条单调的长队所带来的屈辱；它直让我们想起那条每个人都须等待其中的纵列，我们会一个一个地沿着它，或早或迟地，踏入死神的王国。 我向来对此种安排抱持着欢迎态度，因而我欣然接受，顺便想起，我爷爷给我的唯一一个宝贵建议便是：要想出人头地，就得跳过所有烦人的队伍。 当守卫们严格认真地检查着我们的通行证、遏抑着抗议加塞者的怒火，波士顿向我谈起了卡罗琳·克丽丝朵芙－巴卡姬芙的信条：通过艺术，人可以改变现实，但别去强迫它。卡罗琳打从一开始就是变革的拥护者，却从未向参展人施压，或对他们的作品进行过多管制，这样，那些艺术家——如果有此意愿——便能自发地揭示出全新的道路。 我们过了检票口，步入传说中的弗里德里希阿鲁门博物馆。一到里面，我们行走在大博物馆宏伟的底楼展厅，它们空荡荡的，像是在，波士顿语，催人省思着“盈满”与“空缺”间的关系；仅因此地是这项国际性大展一直以来的主要展馆，其中的“空白”就比在任何一处更引人瞩目。 面对这样的留白，我不禁想到了多年以前的那个周日的早上，刚刚兴建完成的巴塞罗那当代艺术博物馆，简称MACBA，带着显而易见的匆忙向公众开放；开放是开放了，却没有任何绘画或雕塑，内里空无一物。于是巴塞罗那的市民们在馆中漫步，欣赏着纯白的墙面、坚固的架构，以及种种建筑细节，为亲手纳税捐造了此处的自己而骄傲，同时自语道，艺术品不急，还可以再等等。 正当我于弗里德里希阿鲁门博物馆中遥想起那一切，纪念着巴塞罗那的那段幸福岁月，波士顿见我木然走在那回旋于空空如也的展厅间的气流里、被迫竖起了衣领，便将我领去了挂在两道冷冷清清的白墙折角上的一块不起眼的小牌跟前。 我从那标牌上读到，惊惶万分地读到，那股气流是人造的，制造者名曰瑞安·甘德。天才啊，我想，竟能有人在一阵风上署名！妙极！可有一点，我也不免想到，那些当代艺术的诽谤者定会从这块牌子上找到灵感，竭其所能地挖苦一番。 波士顿向我证实，甘德确将那阵无形的微风命名为“不可见的力”（The Invisible Pull），它似在轻推着参观者们，给他们一股柔和的能量、意外的助力。 那股轻风让我觉得十分有趣，我第一时间联想到了杜尚的香水“巴黎空气”以及他送给妹妹的结婚礼物、那本几何学概论：她必须将它置于户外，吊在厨房窗边，任凭大风将它吹动，选出那些必须解开的几何问题。杜尚料到了它的结局，便将其定名为“不幸的现成品”：最终，他的礼物果然被风刮得无影无踪。 可就算“不可见的力”再有杜尚的痕迹，也不妨碍“将那阵轻风搁到第十三届文献展的心脏位置，置于它的精神中心”成了个绝妙的、甚至能产出些许快乐的主意。说实在的，它让我暂时体验了星点“审美的瞬间”，我记得，那正是我来卡塞尔找寻的东西之一：某种和谐的刹那，我也不太清楚那是什么，但我很乐意去品尝它。此外，还有，真是活见鬼了：那股无形的气流用一种怪异却在任何情况下都显得饶有兴味的舒适感——光是这个就足以充当我此次卡塞尔之行的理由——填满了我的心田。它让我神魂颠倒。我已不在乎它为何吸引我。或许晓得它能立时使我高兴起来就已足够，恰似每天早上固有的欢畅——它好比遗忘的艺术，失忆的巧工，总能让人解脱，轻盈得宛如清晨的第一缕微风——而反观黄昏，特别是夜晚，它们苦涩沉重，只会将我引向烦恼，也正如记忆所能做的，仅仅为人捎来了难以消解的过去，成了怨恨与悲伤的最可骇的盟友。 昼夜分别的坏处——我指我白天与晚上精神状态的不同——就在于它是如此一以贯之，自五年前开始，我就没有哪怕一天能够逃脱此项一成不变的铁律：太阳当空就安乐，太阳落山便忧愁。 我转身来到标牌前，又将它念了一遍，开心地笑了，然后重回刚才的位置，与波士顿站到一起。我久久地看着她的金色凉鞋，曾在巴塞罗那让我意乱神迷的那双，或许如今已经不再那么教我心醉，她的声线也失去了我俩初见之日、第一印象带来的那种破坏力，可这太正常了，况且对我来说，她仍是一个无比愉悦人心的存在，尽管我从未忘却我俩的年龄差距，尤其是那“老年专享”的温柔视线——就像瞄靶射击一样，这俨然成了她最爱的游戏。 由于这个以及一些旁的原因，我决定专注于那股不可见的气流。于是，明知这条路意味着什么的我追忆起那句句子的主人，句子是这样的：当伟大的作品将环绕我们的一切烧尽，留下的空缺便是那方让我们点燃自己微光的美地。当时以及现在的我都已记不得那位作者的姓名，但在经历了那阵轻风之后——它给我最突出的印象便是，它当属自我光辉之缔造者——我已不再是先前的那个我了。 大概它不是本届文献展最好的展品——我怎么知道，再说了，我就看了两件，其中一件还是栋小黑屋——却有一晕光在那儿生成，深埋进我的心里，在我于卡塞尔逗留之际一直陪伴着我。 从天才之作中，我想，总能涌出些什么，它激励着我们，鼓动我们向前，让我们不仅仅是对它所启示之物进行部分的模仿，而是走得更远，去发现我们自己的星球……已再没有什么能够更改我对那阵天才的微风的评断，而波士顿也未曾试图浇熄我的热情——或许在这点上她与我心灵相通。但有一句话她说得很对，她好心提醒我，“天才”是个弹性太大的形容词，在西班牙语中包含着太多意思。但不管怎样，她道，“天才”一词，你懂我懂。 即便波士顿在我身边，我还是掂量了一下那种可能性：我是否草率了，失误了，也许我就不该夸大我在领略那阵轻风时的激动；但那都无所谓了。如果说“不可见的力”对我的吸引是毫无理由的，那我只是在经历我们已在爱情中经历了无数遍的东西；许多情况下，那都是个不讲道理、无需根据的王国。难道我已不记得司汤达的例子？他旅居意大利时，便如此用力、如此无缘无故地恋上了那个国度，以至于将一位在伊夫雷亚(1)吟唱奇马罗萨的《秘婚记》的歌剧演员的形象想作了令他登时来电的情人；那位女伶有颗折断的门牙，但说实在的，在任何疯狂之爱的不可见力的驱使下，这又有什么要紧。难道我也忘了少年维特的一见钟情？他只是透过门洞窥见了在给弟妹们切面包片的绿蒂；而这最初的一眼，尽管如此平凡，无理可循，却让他走出了那么远，甚而迈向了激情的极限，迈向了自杀。 那股助力，那股隐形的力，或许已成了全天下千万白痴的取笑对象。可这又怎样？我已爱上了那道气流，爱上了那阵轻风。我还猜想着，在它的气劲、它的力量中，是否隐藏着什么我尚未察觉的东西，兴许是某种加了密的信息。 “你这凉鞋哪儿买的？”我问波士顿。 “怎么？你喜欢？” “跟这风挺搭的。对，我喜欢，不过……”我有意加了点喉音，像在开玩笑似的，“有那么几秒，我都觉得它可以勾起我最大的热情。” “你指爱？”她的警觉令人印象深刻。 “也或者是自杀呢？你能想象吗，为一双金色凉鞋放弃生命？” * * * (1)意大利北部城市。 16 我感觉自己是在那股不可见力的助推下来到的弗里德里希阿鲁门博物馆圆形大厅。这里也被卡罗琳·克丽丝朵芙－巴卡姬芙命名为“大脑厅”（The Brain）。陈列其中、与博物馆其他部分一玻之隔的便是那件由卡罗琳亲自布置的展品。它是个微型宇宙，也是整个大展的一幅拼图，意欲从某种程度上反映出第十三届文献展的思想脉络；而在我看来，这大脑的随机性似乎有些过头了：它将乔治·莫兰迪于法西斯时代的博洛尼亚创作的静物瓶子与朱塞佩·佩诺尼的雕塑融合在了一起，又在它与黎巴嫩内战中损坏的物件、以阿富汗山石——塔利班曾在那儿炸毁了千年大佛——刻制的书本、爱娃·布劳恩的最后一瓶香水之间建立起了联系。 这大脑，依我看，缺了点内部关联性。它给人一种印象：还有其他太多风格迥异的艺术元素可以和它拼接到一道，结局也不会有什么两样，因为这组作品呈现的东西更像是无序的堆积，而非有逻辑的选择。我向波士顿表达了我的意见，她说，恐怕我搞错了，尤其我可能没考虑到，卡罗琳·克丽丝朵芙－巴卡姬芙曾发表过这样的看法：在艺术里，混乱是件真正奇妙的事。 混乱？我记得在哪儿读到过，第十三届文献展的不少参观者都着重指出了这点：面对本届大展的折中主义倾向时的混乱。但许多人道出这个词的目的不是为了批评，而是想要强调在这里看到的展品集合所共同实现的多元性、它的百花齐放，以及它所涵盖的范围之广。它正是对我们身处的历史时刻的一个有趣的隐喻。 可即便记起了这些，我仍是在“大脑”面前感到困惑不解的众人之一，概因如此，我打听起更多信息，希望再了解一些关于那圆形大厅的事。我继续围绕那件作品展开提问，很快便得知，布劳恩的香水瓶——毫无疑问，它逐渐成为了最让我在意的物件——之所以被完好无损地保存到了今天，正是因为1945年4月，美国战地记者、艺术家李·米勒于独裁者的浴缸里——在慕尼黑摄政王广场，后者与布劳恩的居所中——发现了它。 弗里德里希阿鲁门博物馆的玻璃柜里还保存着一条绣有阿道夫·希特勒姓名首字母的毛巾。李·米勒将毛巾与香水一并拿回了她在慕尼黑的酒店，我们再也没法知道她是否在日常生活中用过那两件怪异的、或许有些恋物癖趣味的战利品。这很重要吗？不怎么重要，事实上，毫不重要。不管怎样，我在心里说，假设找到那块毛巾的是我，我连碰都不会碰它，它只会让我作呕；不过这只是对我而言。在陈列有那瓶香水以及绣着A.H.字样的毛巾的柜子里还展出了四张李·米勒快活地躺在希特勒浴缸中的照片。当大战结束、这些影像被刊载在《纽约时报》上时，它们貌似招致了“举止轻浮”的评价，激起了些许波澜；可在此之前我从未见过它们，甚至连听都没听说过。大概是个人都会觉得挺轻佻的吧，我琢磨着，然而也不算不容置辩。有一点倒是很明确：那浴缸比我这辈子用过的、无论哪套房子里的浴缸都要先进许多。我在思忖着这个。看似挺小家子气的，可真不一定是那回事儿。那浴缸比我的所有浴缸都现代。 随后，似乎觉得刚才纠结那些实在可耻，我搓了搓脸，意欲将它忘却。而在摩擦过后，我用肉眼望向那无形的气流，就跟真能看见似的；当下有一阵沮丧感向我扑来。那种失落，就好比我们行到中途，遽然回身，望见我们走过的路、那条漠然的路；它从我们脚下径直逝去，默示着时间的不可回溯。 最后就只剩下了这个，我想，回望却一无所见的目光。也许正因如此，我才匆忙决定——带着绝望——向前看。可这会儿见到的才是我真正希望回避的东西：布劳恩的香水瓶所放出的邪恶电波，当然还有我自以为抛在脑后的永不复返的过去，包括我在存放于弗里德里希阿鲁门博物馆圆形大厅内的“大脑”中踏过的那些脚步。 我在德国。走到这儿，我才第一次开始对此有些意识。人都知道，如果我们是坐飞机来到的另一个国家，我们得过一阵子才会真正将自己置于其时的所在地。临到我的情形，直到我遭遇A.H.的毛巾与布劳恩的香水的那一刻，我才刚有感觉，我或许已经降落在日耳曼的地界。纳粹的物件与不可逆转的过往的视像令我陡然自觉双脚着地。这里有旧日的恐怖，有纳粹无尽罪恶的烙印。可是，这算着陆吗？可能我尚未完全抵达，仍需继续自问，我是否到了德国。 离开弗里德里希阿鲁门博物馆前不久，在波士顿的极力推荐下，我们去另一个展厅参观了泰国艺术家帕恰亚·菲因逢的奇异作品“睡眠病”（Sleeping Sickness）。我最初以为自己看见的是一个小黑点——它位于一张大方桌上，被铺在上面的一块大玻璃压在中央。可当我走上前去，便发现那不是个点，而是像那块小牌所说的，是两只采采蝇——一只有繁衍能力的雌蝇以及它不育的配偶。那一瞬——后来我又见了许多比这更加离奇的东西——它让我感觉太过诡谲，与我心目中的先锋艺术相差了十万八千里。 帕恰亚·菲因逢，波士顿说，研究的是采采蝇的生态管控；这种蝇能通过口器的叮咬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睡眠病。我听着有些懵，不知说什么好，脑子里想的却是那些我认识的、平时的行为举止就像被那种苍蝇叮过似的人。 此后，当我们向博物馆出口走去，我复又记起爱娃·布劳恩的香水瓶，进而深思起“罪”这个主题。这疑问二度向我袭来，就如同苍蝇飞回到感染者身上，只为再加倍感染他一次。在我的故土，那个因恐怖内战闻名于世的国度，罪恶感几乎就不存在；这么矫情的事还是留给纯朴的德国人去做吧。谁也不会浪费那时间，来为自己曾经是纳粹分子、佛朗哥派、与马德里独裁者勾结的加泰罗尼亚人抑或第三帝国刽子手的同党而羞愧。在我的祖国，人人都对欧洲的衰亡不闻不问，许是由于我们没有直接参加任何一次世界大战，便习惯于将这一切看作是别人的事，也或者是因为，说到底，我们一直生活在衰败之中、一蹶不振，以至于我们根本就对此毫无觉知。 你在德国，我心中有个话音似在反复诉说，就像贯穿《欧罗巴》(1)的那个人声——拉尔斯·冯·特里厄的这部极具迷人色彩的电影讲述的正是荒蛮颓败的古老欧洲大陆。 “你在欧洲。”影片中能不时听到这样的句子。而摄影机展现在我们眼前的则是一块变身为广阔无边的医院的大陆。 我们继续朝弗里德里希阿鲁门博物馆的大门走去，忽然，告诉我我在德国的那个声音变得越来越响、越来越勤。我心想，或许我终于实实在在地着陆了。如果是这样，我已身处一个公认集智慧与野蛮于一体的国度，一个深知内疚滋味、且多年来一直在为“该因罪孽感到莫大的痛苦”还是“该试着少去悔恨”而困惑的国度；总之，这个国家的公民试图在多或少夸大一些负罪感之间找到一个合理的平衡点，也许已经意识到，没有记忆，他们便会冒着再度成为畸形恶兽的风险，而回忆过度，他们就会被残忍地困在过去的恐怖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