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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标题: 比较政治学30讲

 

作者: 刘瑜

 

豆瓣评分9.2；

 

这本书讲了什么？

 

1.“可能性的艺术”这个说法，来自俾斯麦的一句话：“政治是可能性的艺术。”我很喜欢这句话，因为它通过“艺术”这个词表达了政治的力量，又通过“可能性”这个词表达了政治的限度，所以我把它用在了课程的标题里。

 

2.什么是“比较政治学”？也许一百个比较政治学者有一百个回答，在这里我分享一下我自己的看法。我的理解是，比较政治学当中的“比较”，与其说是一种具体的研究方法，不如说是一种研究的视野。当你把你所面对的政治现实当作一万种可能性之一来对待时，你就获得了一种“比较的视野”。

 

3.带着这种广阔的视野，即使你的研究对象只是一个时代的一个国家，你的问题意识却是来源于潜在的比较。比如，当一个人追问：“为什么国家A的经济发展没有带来民主转型？”这个问题背后，实际上已经预设了一个通过比较才能获得的观点——这个观点就是：在许多其他的国家，经济发展带来了民主转型。再举一个例子，如果有人追问：“为什么在国家B民主转型带来了战乱？”同样，这个问题背后也预设了一个只有通过比较才能获得的看法，那就是“另一些国家的民主转型是和平、没有战乱的”。

 

4.所以，即使是所谓国别研究专家，也往往需要通过“比较的视野”获得重要的、有趣的研究问题，然后再将这个问题带入到对具体国家的研究当中去。他得有那个“见山不是山”的阶段，才能使“见山又是山”成为一个境界。学者李普赛特曾说过一句话，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说：“只懂一个国家的人不懂任何国家。”我想他表达的正是类似的意思。

 

5.面对林林总总的政治问题，作者带领我们以一种比较的视角，在民主问责和国家能力两个政治比较的核心维度下，建立起观察的参照系，将不同体制、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纳入比较的视野，去分析我们的时代背景和全球化进程，讨论不同国家的政治转型与国家能力，以及文化和经济对政治变迁的影响。

 

书中不仅有对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等的分析，也有对发展中国家如南非、印度、墨西哥、泰国、智利、伊拉克等的介绍；在分析经济发展、民主转型的成功案例时，也会剖析失败案例，以此突破认识的偏见，将当下问题纳入历史长河，以历史为尺度，形成看问题的比例感，跳出现象，对问题做出公正的判断。

 

6.“政治是可能性的艺术。”当我们将面对的政治现实当作一万种可能性之一来对待时，就能从此时此地抽离，获得一种俯瞰的视角，进而再聚焦定位现实，在浩瀚的可能性中理解我们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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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道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平衡 所以，在难民移民问题上，人道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的平衡非常重要。毫无疑问，人道主义是普世文明，不但欧洲各国不应该对难民关闭大门，事实上更多有能力的国家，包括中国，或许都可以适度地接纳难民。我们都从媒体上看到过这些年叙利亚内战、阿富汗内战的惨状，也看到过无数难民在逃难过程中的艰难险阻。有一张照片大家可能都看到过，土耳其的海滩上，一个叙利亚儿童的尸体，穿着红衣服，大约只有三五岁，那真是非常让人心碎——因为他全部的过错就是出生在了一个错误的国家，而其他国家并非没有能力，只是没有足够的意愿去帮助这些不幸的人。中国人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如果人类已经文明到开始推动“动物保护主义”，又怎么能对同为人类同胞的难民见死不救？ 但是，另一方面，一个政治现实主义者又不得不考虑，怎样的移民难民政策同时是人道的和现实的？如何在把落水者救到船上的同时，让船本身保持平衡和稳定？如果好不容易把一堆人从水里捞了上来，最后船本身因为重量超载或者文化冲突而翻了，那就事与愿违了。所以，人道主义很重要，但是对移民速度、移民去向、移民甄选标准、文化冲突、财政负担等问题的考虑同样重要。 其实，一个国家并非只能二选一——要么只能门户洞开，要么大门紧闭，或许还有中间道路，比如，以“涓涓细流”的方式来引进移民难民，或者，以“有张有弛”的方式来引入。细嚼慢咽而不是囫囵吞枣，因为只要囫囵吞枣，就有可能出现消化不良。没有哪个种族或者宗教的人天生就低人一等，但是教育、阶层、文化鸿沟的填平又的确需要时间。英语世界中有个说法，叫作“size matters”，如果借用这个句式，就是“speed matters”——速度很重要。 关于这一点，在经济学家保罗·科利尔（Paul Collier）的书《苦海求生：改造崩溃的难民制度》（Exodus: How Migration Is Changing Our World）里，有个观点给我很大启发，他说，移民的速度和融合的速度可能成反比——移民的速度越快，融合得就越慢。为什么？因为一个族群越是大规模地、快速地进入他国，往往就越没有必要融入周边的环境。 对于这一点，说实话，我个人都有所体会。我曾经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在那里拿的博士学位。我以前读《胡适留学日记》，吃惊地发现，100年前他留学美国时，融入美国社会的程度比100年后的我高多了。顺便说一句，胡适当年也是在哥大留学，所以，他也算是我“师兄”了。我看他的日记，发现当年他到处做英文演讲，参加外国人的宴会，读莎士比亚，等等。相比之下，我在美国的时候，倒主要都是和中国人打交道、参加中国人的聚会、吃中国人的饭菜，莎士比亚可真没时间读，因为天天忙着在中文论坛吵架。 为什么会这样？我后来想了想，原因很简单，因为我在哥大的时候，哥大有上千个中国留学生，整个纽约可能几十万中国人，而胡适在哥大的时候，可能只有10个中国留学生，所以，他不得不更多地和外国人打交道，而我除了学业外，完全可以生活在中国人的世界里自给自足。所以，这就是小铁渣和铁疙瘩的区别，越大的铁疙瘩扔进大熔炉，它就越难以熔化。 显然，如何平衡人道主义和现实主义，没有标准答案。在瑞典当代的语境中，我不大愿意把所有对继续大规模移民有所怀疑的瑞典人都称为“极右”，因为瑞典已经接受了如此之多的难民移民，我们站在山脚下，凭什么指责爬到半山腰的人为什么不爬到山顶？我宁愿将一些瑞典人的右转称为“防御性民族主义”，不同于当年纳粹的“进攻性民族主义”。“防御性民族主义”，意味着大多数人并不想端着枪炮跑到外面去消灭异己，更多的是面对外来文明涌入时的一种文化反弹。 其实，这种“防御性文化民族主义”，这种在他者面前的自我回归和想象，过去100多年来，有谁比我们中国人更加熟悉？所谓“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全球化给人类带来了繁荣、带来了发展，但也给所有的民族带来了文明认同的危机，在这一点上，无论中西，人类真的终于是个“命运共同体”了。 第二章 政治转型 6. “历史终结论”的终结？（1） 从这一讲，我们开始讨论政治转型这个话题。转型从来不是一个轻松的话题，但是最近几年，这个话题可以说格外沉重。为什么？因为近年来一个越来越引人注目的现象——民主衰退。如果这几年大家关注国内外的媒体，会发现到处是这样的新闻标题：“民主在全世界衰退”“民主在崩溃的边缘”“全球民主又遭遇了糟糕的一年”……《华盛顿邮报》干脆从2017年开始就起了一个副标题，放在网站最显眼的位置，叫作“民主在黑暗中死去”。 这些标题看上去有点耸人听闻，但是显然，它们都事出有因。最近10年左右，人们看到了西方国家右翼民粹主义的崛起，看到了很多新兴民主的挣扎和冲突，看到了一些威权国家的威权深化，所有这些现象叠加到一起，构成了“民主衰退”现象。现在，民主悲观主义如此普遍，几乎成了一种全球性的新共识。 然而，25年前左右，也就是短短一代人的时间之前，人们对民主前景的看法完全不是这样。事实上，那时候人们的看法刚好相反。当时冷战刚结束，苏联垮台，西方到达其影响力的顶峰，人们对自由式民主的前景充满乐观主义情绪。政治学者福山的著作《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正是这种乐观主义情绪的代表作。这本书的核心观点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我们人类历经千山万水，探索了各种政治制度，现在不用找了，最终的制度选项终于找到了，它就是自由式民主。固然，不同国家抵达这个制度的过程有快有慢、有长有短，但是，在目的地已经明确了这个意义上，历史已经终结了。用最近流行的语言来说就是，正确答案已经有了，剩下的事情就是抄作业了。 今天，福山的这种乐观主义看法备受嘲讽，似乎所有谈论民主的人都要先押着福山的观点游街示众一番，然后再阐述自己的观点。甚至，福山自己也进行了自我反思。在2015年的一篇文章中，他写道：“最近，很难不感到全球民主的表现不足。首先是最发达和成功的民主，在2008年左右经历了严重的经济危机，陷入了低增长和收入停滞的泥沼。许多新兴民主，从巴西到土耳其到印度，在许多方面的表现也令人失望，正经历着它们自己的抗议运动……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曾经带来希望，但是已经堕落到新的专制、无政府状态甚至极端主义。” 所以，这一讲的核心问题是：全球民主真的衰退了吗？在何种意义上衰退了？这是一个极其艰难的问题，但又是任何一个关心全球政治未来的人必须直面的问题。在展开之前，我要做个小注释：因为在前面一个知识板块中，我们实际上是花了两节，从经济和文化两个角度，讨论了发达国家右翼民粹主义的崛起，所以为了避免重复讨论，这次课我们在谈论民主衰退时，主要是聚焦于发展中国家，也就是新兴民主中的民主衰退，不再讨论发达国家。 第三波民主化 要讨论发展中国家的民主衰退，首先我们要讨论这种衰退的背景，也就是说，我们得知道民主是从什么位置上开始衰退了。说到衰退的起点，就必须涉及一个概念，叫作“第三波民主化”。什么叫“第三波民主化”？这是政治学家亨廷顿发明的一个概念。1993年，亨廷顿出版了一本书，叫作《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在这本书里，他用三个浪潮描述了现代代议民主制扩散的过程。 第一个浪潮是一个长波，从19世纪早期的美国开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左右，卷入这个民主化浪潮的主要是西方欧美国家——英、美、法等，它们率先进入民主或准民主体制。第一个民主化浪潮之后紧跟着第一波民主衰退，也就是“一战”“二战”之间的民主崩溃浪潮，魏玛共和国崩溃、日本法西斯的崛起、西班牙内战等，都是第一波民主衰退的表现。 第二波民主化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卷入这一波民主化的主要是西方的一些卫星国，比如南欧、拉美诸国，还有一些刚刚摆脱殖民主义的发展中国家。同样，第二波民主化之后也紧跟着第二波民主衰退，20世纪六七十年代，大量的发展中国家出现政变、内战、革命，许多新生的民主政权纷纷垮台。 紧接着，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亨廷顿甚至把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起点精确到1974年4月25日零时25分，为什么这么精确呢？这是1974年葡萄牙政变的发动时间。据说，当时发动政变的军官们约好，以广播台开始播放某一首歌曲为政变信号，于是，这首歌的播放时间，被亨廷顿定义为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起点。 可以说，当年葡萄牙的军官们万万没有想到，他们偶然确定的一个政变时间点，从此以后标志着一场史无前例的人类变革的起点。为什么说史无前例？因为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规模和速度可以说令人瞠目结舌。大家可以看一下上面这张图（图2-1），这是根据跨国政体数据库V-Dem（Varieties of Democracy）整理出来的全球政体变化趋势。 图2-1　全球政体变化趋势图 （图片来源：Our World in Data网站） 如图所示，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民主和威权政体的数量出现非常显著的变化，民主政体数量显著上升，具体来说，1973年，地球上自由式民主国家的数量是37个；到2018年，这个数字变成97个，与此同时，威权国家数量显著下降，从119个降到了82个；到2000年左右，威权国家数量已经少于民主国家。 当然，不同的数据库标准不同，具体数字会略有差距。但是，无论使用哪个数据库，以何种标准衡量，都会显示一个极其显著的（民主政体数量的）变化趋势。站在历史的长河往下俯瞰，这是一个非常波澜壮阔的变化。如果搁置古希腊的直接民主制，这个曲线意味着，我们人类花了五六千年发明了大规模疆域上的代议民主制，然后用了近两百年时间将这一制度发明传播到近40个国家，但是再之后，仅仅用了40多年时间，就将这一制度扩散到大约100个国家。这个加速度的变化，可以说是世界政治史上最重要的现象之一。而这个堪称“民主大跃进”的变化，就是我们今天所讨论的“民主衰退”现象的起点。 所以，在这里，我想提醒大家的是，历史上，自由式民主并非人类政治制度的常态。如果把5000年文明史看作一天24小时的话，是最后这一个小时才出现了大规模疆域上的代议民主制及其扩散。可能因为民主的观念现在已经非常深入人心，我们很容易忘掉这个基本的事实：历史上的大多数地区的大多数时期，民主是一种人们闻所未闻的东西，就像人们对火车、汽车、宇宙飞船闻所未闻一样。而在极少数有过民主实践的地区，比如古希腊，它的直接民主制与今天的代议民主制也很不同，而且很快走向了衰亡，成为历史尘封的记忆。在这个大的历史图景下，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就显得格外突兀。 民主衰退的表现之一：民主崩溃 理解了这种突兀，或许就比较容易理解当今的民主衰退。简单来说，任何突然而剧烈的变化，都可能出现“消化不良”问题。我们今天讨论的民主衰退现象，可以说就是一场巨型的“消化不良”反应。 我们知道，民主是一种制度，制度的变化相对容易，但文化、社会、经济的变化则相对缓慢。组织一场选举，可能只需要几个月的时间，但是文化观念、社会习俗和经济结构的变迁则往往需要好几代人。结果就是，当许多国家热情洋溢地拥抱民主，却出现了制度和习俗的脱节。这就好像医学上的器官移植，移植一个新的器官到人体，这本身或许没有那么难，难的是你的身体真正接受它，不发生排异反应。 遗憾的是，在第三波浪潮中，排异反应的确常常发生。这种排异反应常常以两种方式出现：一种是民主崩溃，一种是民主质量上的伪劣化。 首先来看民主崩溃。民主崩溃，顾名思义，就是一些国家刚刚步入民主转型历程，就因为政治斗争而政体崩溃。对此，中国人其实并不陌生，1911年辛亥革命后的北洋军阀时期，中国就经历了这个过程。辛亥革命前，仁人志士发起数次“请开国会运动”，最后干脆以革命的方式推翻了清政府，并且模仿西方的宪法制定临时约法，进行了选举。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民主转型的尝试，如果用亨廷顿的时间分类标准，中国也进入过第一波民主化浪潮。但是，结果大家都知道：由于国民党和袁世凯之间的政治斗争，以及后来各路军阀势力之间的斗争，新生民主很快崩溃，之后是长达数年的军阀混战。 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转型后民主迅速崩溃的情形，可以说比比皆是。我自己做过一个统计，发现在第三波浪潮后出现的新兴民主中，每五个就有两个经历过民主崩溃。崩溃的“死法”各有不同——有的是急性心肌梗死而死，比如苏联的一些成员国，白俄罗斯，还有各种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都是刚转型立刻就民主崩溃，一点都不拖泥带水。有的则是慢性病而死，比如委内瑞拉这样的国家，查韦斯通过民主选举上台，很长一段时间，委内瑞拉甚至被视为改善民生的楷模，但是随着经济政策的激进化，民主慢慢呼吸衰竭而死。有的则是过山车式死法，今天死，明天救活，后天又死，大后天又救活，比如泰国、海地、巴基斯坦这样的国家，一直在民主和威权之间反复震荡。 这其实也不难理解，民主化本质上是从权力垄断走向权力竞争。这意味着，权力不再是代代相传的私有财产，而变成了一个抛向空中的绣球，在抢这个“绣球”的过程中，很容易发生争斗，你说你抢到了，他说他抢到了，你说他作弊了，他说你作弊了，结果就是爆发冲突，甚至大打出手，乃至游戏终结。要避免这种局面的出现，需要透明公正的规则，需要可信的法治，需要各方势力之间的信任和妥协，而所有这些机制的培育都需要时间。在这个过程中，往往只要有一方破坏游戏规则，就会引发旋涡状的恶性循环，劣币驱逐良币，直到整个棋盘被掀翻。 威权体制的文化遗产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我们知道，威权制度下的权力分配，往往是一次性的，一朝得势，长期得势，比如，苏哈托1965年成了印尼的老大，1975年他还是老大，1985年还是老大，1995年也还是老大，直到1998年他被民众推翻。在这种一次性的游戏中，政治行为很容易形成什么样的规则？你死我活。因为我不把握这次机会，我就没有机会了。事实上，就印尼而言，也的确是你死我活。据估算，苏哈托上台后，清洗了50万左翼反对派。他的政治生命，的确是建立在无数政敌的尸骨之上的。 而民主政治作为一种“可重复博弈”，理论上本不必你死我活。但问题在于，由于威权体制下的文化遗产，转型国家中的很多政治力量，都愣是把一个“可重复游戏”玩成了“一次性游戏”。这次我赢了？太好了，我得把这次的胜利果实转化为永久的胜利果实，这就是袁世凯的做法。这次我输了？不可能，这不是真的，我要二次革命。这就是国民党的做法。于是，一个本可以是“风水轮流转”的故事，又变成了一个“你死我活”的故事。今天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崩溃历程，尽管细节不同，逻辑却往往相似，它们往往都有自己的袁世凯和国民党，自己走向脱轨的辛亥革命。 值得关注的一点是，民主崩溃在第三波浪潮后，并不是匀速发生的，而是加速度发生的。我做过一个计算，1974—1996年，也就是第三波的前半场，民主崩溃发生过18次，但是1996—2018年却发生过35次，可见越到后面，民主崩溃的发生就越频繁。 这其实也不难理解，第三波民主化最早是发生在南欧、拉美这种相对发达的地方，它的政治文明离西方传统也比较近，相当于西方的表亲国家。英语里有个词叫作“low-hanging fruit”，“挂得比较低的果实”，意思就是比较好摘的果实，这些西方的表亲国就相当于“挂得比较低的果实”。但是后来，第三波浪潮逐渐扩散到东亚、东欧，然后是东南亚，这个时候虽然风浪渐起，但也大致平稳。不过，当第三波浪潮抵达非洲，尤其是最后抵达中东时，就常常是刀光剑影了。每一步进展之后，果实都挂得更高了，变得更加难以采摘。 民主衰退的表现之二：民主的伪劣化 再来看民主衰退的另一个表现：民主的伪劣化。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些新兴民主虽然不至于民主崩溃，但是它的民主质量节节倒退，退到了一个“既够不到民主也不能算是专制”的灰色状态。其主要表现，就是虽然这些国家还有周期性选举的形式，但是它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结社自由都往往严重倒退，以致它的选举成了一种极其不公平的政治竞争，相当于一个自由奔跑的人和一群戴着镣铐的人进行跑步比赛。 这种“民主的伪劣化”现象，在新兴民主中非常普遍。从委内瑞拉到巴西，从匈牙利到菲律宾，从南非到尼加拉瓜，都有它的踪迹。有一个叫作Freedom House的机构长期对各国的政治自由度进行评估打分，我曾经根据它的数据，对新兴民主中十个人口大国的政治自由度进行过分析，发现在这十个国家里面，有九个政治自由度从它们转型后所到达过的最高分值跌落。十个里面有九个经历了政治自由度的倒退，这就是民主质量的伪劣化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