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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介绍：

《养蜂人之死》是瑞典作家拉斯·古斯塔夫松的长篇小说代表作。古斯塔夫松坦言：“这是一部有关痛苦的书，它描绘了由疼痛统治的、通往终点的旅程——疼痛之下，别无其他。”

冬日的冰雪开始消融时，由小学教师转行而来的养蜂人拉斯·莱纳特·维斯汀怀疑自己罹患癌症，时日无多。他将未开封的诊断通知扔进壁炉，拒绝在医院度过余下的时光，而选择隐居乡间，独自开始“自救之旅”。他回忆起亦真亦幻的过往，疾病令感受越发敏锐……

小说主体由主人公留下的三本笔记构成，翻开它们，维斯汀蕞后的生活轨迹和心路历程徐徐展开。通过敏锐而不失幽默的哲思，平凡人面对生之痛苦的倔强、勇毅得以呈现。

 

作者介绍：

拉斯·古斯塔夫松

瑞典诗人、作家、学者。1936年生于瑞典韦斯特罗斯，毕业于乌普萨拉大学，1978年取得理论哲学博士学位。他曾游历东西方多国，1983年起在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任教。2003年后，古斯塔夫松回到瑞典斯德哥尔摩安度晚年，于2016年去世。

古斯塔夫松于2009年获歌德奖章，曾荣获包括2015年托马斯·曼奖、1994年古根海姆奖、1990年瑞典贝尔曼奖等在内的多项重量级文学奖，亦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他的作品致力于探索虚构与现实的关系，长篇小说代表作《养蜂人之死》与《古斯塔夫松先生本人》《羊毛》《家族宴会》《西吉斯蒙德》共同构成“墙上的裂缝”系列小说。其他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伯纳德·福伊的第三次易位》《砖瓦匠的午后》，诗集《温暖和寒冷的房间》《上都时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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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婚姻

……说到这个话题，我可以顺便讲一个相当奇妙的关于相遇的故事。这一地区有一位年轻女士或者说姑娘，看起来相当漂亮，身材也好。我从未在五十米以内的近距离里看她，一直以为她挺美。她有引人注目的健康脸色，她的大眼睛很黑，她有长长的白脖颈。

我始终有个相当温柔、相当诱人的关于坠入情网的想法，不过我除了在西沃拉教堂的管风琴音乐会上，就根本见不着她。离婚后的那几年，除了工作，我见不到多少人。

最终，我就想看看它到底对不对——那个我对她的想象，而我找到一个不错的机会。雪平四重奏音乐会上，中场休息时，我走上前去与站在教堂门廊那儿的她打招呼。

我没有别的计划或想法，只想听听她会说些什么。所以我用一种中性而客气的方式打了招呼，就在我要开口自我介绍，并且真正看见她的瞬间，我决定保持沉默。

我看见她脸上有一些难看的小粉刺或疙瘩，似乎她得过某种奇怪的皮肤病，这让我立刻改变了想法。不过，我继续说话，她回答了，闲聊了，以一种挺舒服和礼貌的方式。老实说:在那些有压力、不舒服，性被禁止的日子里，我碰巧要结识她，这不算荒谬;在这一地区，她其实挺美。

不管怎么说，这次会面还是让我松了一口气。它将我从一个并不愉快的会成为一份担忧的开头那儿解放。一个将我与所有可能的、吸引担忧关注的东西连接的坏习惯。

……

然而，人必须问自己的自然是:当我们爱某个人，或更准确地说，对某人产生迷恋时，我们迷恋的到底是什么？

我们是爱着关于某人的想法，还是爱着这个人本身？

也许我们只能和我们自己的想法相处？也许我们一直爱着的只是我们的想法？

……

爱与地理距离。当一个你所爱的人乘火车离开，有时，也许你很显然地感到一种解脱。你逃离现实，你又能平静地走回和一份想法的厮磨了。

人可以爱某个人的最远距离是多少？学生时代我热恋的一个女孩，她叫莫妮卡，移民去了加利福尼亚。我们交换信件多年，然而，其后，一切自然只是凋零。

她那时(对我来说)存在吗？或者，此前很久，就不过是一份想法和我消磨了时光？

人可以爱某个人的最远距离是多少？一千公里？二十五公里？我有个夙愿，有一个在斯库尔蒂纳的情人。这是多么美妙的距离，开车正好半小时。夏天兴许还要快些，要是路面打滑，则要慢一点。

人可以爱某个人的最远距离是多少？

答案:

短于一毫米。并且无名。

……

终于决定离婚，而玛格瑞特已考虑在韦斯特罗斯市内获得一间公寓时，发生了一些古怪事。我们在公寓里走来转去，翻看各种各样的东西，哪本书原是她的，哪本原是我的，她是在哪里买了这个，她是否该拿走那只旧的百叶窗式柜子。

我俩都有绝妙好心情，几乎振奋。我们以一种两年来不曾有过的方式彼此取笑、交谈，我俩都感到一种宽慰，并且吃惊地发现，我们在对方面前显得多么真实。

我们再也不需要通过想法来相处了。

[蓝色笔记本Ⅰ:1]

……1968抑或1969年2月，我被选为——我始终没明白为什么——瑞典野外生物学家协会^[1]副主席。我们在南斯德哥尔摩的公民馆开了年会。当我走出去、走进二月的夜晚，应该是在六点，天已完全暗了。我下榻在街对面的马尔曼宾馆，因为没别的事可做，我决定散步，虽说气温低于零下十度。

我走下福尔孔路，虽是周日夜晚，外头几乎没有人，新月悬挂，一层薄雪甚至盖住了车道。

我走下港口，继而走上斯第格贝里街，走向“最后一枚硬币的台阶”^[2]，仿佛被遗忘的街区，自斯特林堡的年代以来就没怎么改变，一个古怪而寒冷的城市，在斯堪的纳维亚的北端，山坡上的红木房、木台阶、散发着焦油味的房子，让人想起波罗的海，想起爱沙尼亚和芬兰的名字，一座城中城，看起来简直就像我家乡的乡村，一样地被抛弃，这城里，一切都是从上头而来，规则、税收、征兵，以至在斯拉夫沼泽冻死，甚至布尔乔亚革命也是。

在公民馆通风不畅、充满烟味的房间内坐了一整天后，我有些疲惫，关于野外生物学家预算的辩论挺棘手，此外，我还一直为其他事绞尽脑汁，一些我不想在这儿谈论的事。

我走出去时，脑子里除了要走下福尔孔路就没别的想法。我机械地走着，我的羊皮帽深深地耷拉下来盖住了耳朵。一街区又一街区，脑子里其实什么也没想。

走到城市码头时，我忽然意识到，我还是想到了什么的:

我在斯德哥尔摩的童年。

那是冬天，约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很冷的天，很多的雪。我们住在卡尔贝里运河边低矮的木房里，运河已完全冻住，下午放学后，我们这些孩子就在冰冻的运河上滑冰，穿着那种有壁炉钩状、往上弯曲的尖头的老式冰鞋。一切都特别清晰。我妹妹难以将冰鞋固定在她粗重的带扣皮靴上，我帮她系好鞋带。我们在介于下午和晚上之间的低矮而倾斜的光线下滑着。几艘有焦油味的大型驳船在冰里动弹不得。我们爬上甲板去看——虽说那是被禁止的。我们看到几只运货人遗留在甲板上的比尔森啤酒瓶，是那种真正老式、有长脖子的深绿色瓶子。

一天下午，在紧靠着运河边的灌木丛里，我发现了一具冻住的女尸，只有一只手臂钻出冰面，一个年轻女子在秋天某个时候淹死于运河，如今尸体冻在冰里。这可一点儿不吓人，一个年轻女人会冻在冰里——这几乎完全自然，只不过非常悲哀，我为她感到万分遗憾。

然而当我回到家讲述了我的发现，便掀起一阵喧嚣，人们跑了出去，城里的锯冰人来了，带着长长的锯子，我们孩子不让跟着，不让看……

想了这么久之后，我抬起头，一个想法击中了我:

可是，我的上帝啊，我从未在斯德哥尔摩有过童年。并且，至少不是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

一个容易被影响的人，此时会讨论起灵魂的轮回及另一个存在的记忆。不过，这么奇怪的解释自然完全没有必要。

当潜意识被自己扔在那里片刻，很简单，它便编织开了。它给自己编出一个身份，让自己适应周围环境，自愿制造新形式来填充一个突现的、在我们忘记日常时形成的空洞。

潜意识不认为根本谁也不是的感觉有什么可恐怖的。

乐于尽职的狗儿在忙我的传记。

[蓝色笔记本Ⅱ:4]

那些对我们来说会意味着什么的人，我们有机会遇到。不止一次，而是至少二十次，直到我们开始认真对待提示。

总之，对我来说，一直是如此。

并且，我们反弹开，能多久就多久。

玛格瑞特和我的第一次见面一定是在韦斯特罗斯的初中。我进的是五年初级中学，她进的是四年的。四年课程的多数学生来自乡下，对他们来说，整个学年靠公交车和火车进进出出实在太辛苦，他们的父母自然试图将他们的在校时间尽可能地缩短。

因此，那些从叙拉哈马尔、哈尔斯塔哈玛、煤溪、瑞特纳、斯特姆霍姆来到韦斯特罗斯的学校的，也许比我们来自城市的孩子更成熟和独立些，就这样，他们自成一体，形成了自己的圈子。

我记得那时的她瘦削、相当沉默，一个小小的金发女孩，一定始终都在受冻，因为整个冬天，她都戴着一顶款式相当可笑的针织帽，帽子一直拖到耳朵底下。完全入春前，你没法看见她的金发。

她显得挺羞涩。

那时我完全对她同班的另一个女孩感兴趣，一个打网球，有着长长的黑发、大眼睛、早熟的胸脯、略高的颧骨的女孩——古怪的是，一部分西曼兰女孩就是这模样。她叫什么，拼上老命，我也想不起来。这两个女孩，玛格瑞特和她是朋友，或者说，至少看见她俩常在一起，是有些不般配的一对，这样的友谊也很常见，一个让人兴奋，另一个却一点也不。

我想她有时试着和我说了些话，至少，在我和她结婚的那十年里，她这么表示，但她声称我对待她如同空气。

当我回首往事，有一种可怕的感觉，很简单，我那时觉得她是个小小的，小小的小恶心。有一种微弱的不愉快的什么从她那里发出来，或者说，每当我看见她，会有这种感觉。

这种不愉快从根底上说是吸引力吗？或者它会是一个预感吗:有一天她对我而言和那时比会显得极其重要？

关于那段时期，唯一我确切记得的是，对于几乎全部的外部世界的被压抑的仇恨:对老师、学校，甚至伙伴，没错，对整个外部世界。因为它似乎对我带着绝对的敌意，要让我跪下，给我规矩，始终带着强者的权利。

而这小小的、有些金发，某种程度上挺无助的姑娘似乎和我一样是被压制的，可能和我一样苦涩。谢天谢地，我没觉得她特别有趣！我需要的是放松的人。

我到乌普萨拉并登记进入师范课程时，我的很多伙伴在那儿已有一阵子了。我入伍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受过海军士官训练。当我参加师范课程时，我认识的来自韦斯特罗斯的人都在这所大学里。

玛格瑞特进入这个课程是在第二年。

我是在一场舞会上再次看见她的。我不认为自己想过要邀请她，可出于某种原因，我还是这么做了。

是这一次，我发觉她散发着多么古怪的性感的温热。我跳得离她很近。

但只有一次。

然后我跟着另一个姑娘回家了，顺便说一句，我只记得她比我高出很多，我甚至相信，我和她睡了。

和玛格瑞特睡，不知怎的，总觉得平凡琐屑。

在乌普萨拉期间，我游手好闲了一阵。师范课程算得上简单，我唯一真正的难题是弹管风琴，那些讨厌的踏板永远也不想听我使唤，十年后我学习开车，驾车教练抱怨说，我对待汽车踏板如管风琴踏板。除了踏板，乌普萨拉的师范课程纯属游戏、儿戏，或者该用什么词来形容呢。而我把所有时间几乎都用于追逐姑娘。

我不明白是为了什么，估计是因为某种焦躁，不过，让我感兴趣的是引诱。

有些过于隆重的字眼，没错……可引诱确实正是问题所在。

我想证明我是真实的。而一个人只有通过一种方式证明这一点:通过对另一个人施加影响。影响越强大，越能感到自己的真实存在得以证明。那些年，我特别具有被看见的需要。做到了诱惑某个人，也就做到了被看见。

那时，乌普萨拉有很美好的学生会舞会，特别是周三，西曼兰达拉纳学生会的那些堪称绝妙。奇妙的拥挤，廉价香水的味道。姑娘在舞厅这一边，小伙在另一边。那么热，这真是个奇迹，热度没将那些悬挂着的、戴徽章的前督察肖像的油漆化开来。

其实只要自助就行。以一种古怪的非个人的方式。

不过，我最感兴趣的是那些有点害羞、有点保守的姑娘;她们多少能被改变。

跟她们跳舞时，有些颤抖的她们。某种程度上身体有些紧张的她们。

我相信，我以十分机械的方式理解了这一切:我是说，我在动作中设定一系列的过程，过程的整个任务是要证明我自己。

(自己——我自己:如今我觉得这语词有些愚蠢。它根本没有内涵。不过，我没法准确解释，我到底想说什么。)

那时我特别缺钱，钱自然也比如今的值钱。不过，所获的学生贷款也要算上很长时间，若不能如期归还，可就真的糟了。

起初我们是三个，贝替尔、莱纳特和我，我们一起在斯瓦特贝肯租了两个大房间。然而，没过一学期，贝替尔和莱纳特就退出了。

他俩在大学读书，逐渐有了自己的圈子。不过我想，那不是唯一的原因。这两个人都很勤奋——贝替尔几年后去世，可那是另一则故事了——勤奋且雄心勃勃，他们觉得我过于经常地引诱他们到酒馆去，而其实我们当中没人消费得起。

我记得，到了十一月后期，我们没穿外套就去酒馆，为了省掉给衣帽室服务员的那几枚克朗。

那时遇到过我的人十五年后再次看见我，往往谈起我改变了很多，说我真是平和太多了。

我从未真正理解他们在说什么。我自己从未感到什么变化。

不过，当然，我清楚地明白，那时的我相当无序，有点放浪不羁。我甚至认为有那么些人杜撰了我的滑稽故事。

我最记得的是钱这个永恒问题，还有整个的这里那里临时借钱的事，必须归还的，可以不管不顾的，以及一个人因为太多次的借钱却还不上而遭受的不快的躲避。

最终，最后一年是最糟的。那是混乱的一年。至今我都不明白，我是怎么把毕业考试完成得如我做到的那么好的。

那时，我和一个叫夏斯汀的女孩在一起有一阵子了。应该是1958年春。

直到今日，我还是认为其实她很喜欢我，几乎爱我，或者说，至少我有些什么一定让她着了迷。不过同时，我不认为自己还认识别的什么人会那么明显地怕我。

怕什么呢？上帝知道！

很久之后，我考虑过这事，我把所有可能的微小解释拼凑起来，我阅读了她的信，看见她女孩子气的、对我灵魂生活的精细分析(自私、自我中心、无法和他人保持联系等等)。不过，最后我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原因一定是社会的。

她来自利丁厄一个相当体面的医生家庭，不算特别成功，但不管怎么说，是打理得相当“妥帖”的家庭，她当时在读语言史和北欧语言的哲学硕士学位。

再明显不过，我不是个给她未来的人。

她觉得我有吸引力，但从社会角度来看，我是相当可疑的人物。

我相信其他人比我更认为我在堕落。

一个周日早晨，当我在她的住处醒来，我们为了某些事陷入了一场争执，我不记得为了什么，那是个特别明媚的周日早晨。那间公寓在东川街，城堡正对面，而那座城堡在早晨的霞光中总有一种奇特的美。我走到门口取《每日新闻》报，周日早晨，报纸通常是在那个时段从门上的邮件槽里塞进来;顺便说一句，正好是春天，报上开始登泳衣广告，我记得这个，因为往回走时，我注意到报上充斥着泳衣广告，然后，我们继续争论，她说了什么，我怎么也不记得了，但这个争吵促使我干脆起身离开了。

是个可怕的故事。我想，我生命的一部分也结束在了那里。

(余下的部分正在这个冬天走近尾声。)

我非常绝望。

三星期后，没几日就是四月的最后一天，我遇见玛格瑞特。那时，我已好久没见到她了……

[黄色笔记本Ⅱ:1]

突然的解冻气候，和狗儿的长时间散步，最近几天，疼痛在相当和缓的可控范围内，主要是早晨的四五点钟，不过没什么大碍，可以再次入睡。

我一定是稍许分神了几日，因为在此期间，整个风景有时间做了改变。潮湿的雾，小径上是强烈的泥土味以及腐烂的白桦枝的味道，而以某种无法理解的方式，通常待在铁路高架桥边251国道那儿的巨大乌鸦群落，飞到了这里，这森林的边缘。它们落在围栏边的树上，我听它们嘶哑的声音整整一个早上。眼下，天色也亮得早一些了。我好奇今年的夏天会是什么样？潮湿又清凉，如同去年，还是像那些真正炎热的夏天中的一个？

我也十分疑惑，我是否还会在场。不管怎么说，船必须仔细补漏。秋天时，船尾漏得就像筛子。它躺在那里击打着码头，实在太久，直到秋天的风暴来临。那时我还觉得身体挺不错，但很显然，上一个秋天我其实没什么真正的事业心。

……我又想了想玛格瑞特。在这场雾气或春天的烟霞里，你也许可以说我又有点想她了。清晨，她的地毯上小心的脚步——她总是第一个起床，去煮咖啡——她习惯于一丝不苟，在我有机会阅读之前，便将报纸整齐地放在洗碗池下方橱柜的报纸堆上。她几乎让人难以忍受的、在夜晚十点或十点半开始工作的习惯。是这些事，人记得。

而今，特别是当疼痛开始时，我非常想她。

与此同时，非常清楚，那完全是不可能的了。它持续了那么久已完全是个奇迹。

所有的一切，全部的共同生活，建筑于一个唯一而特别简单的原则，一个协议:

禁止看见彼此。我是说，真正地看见彼此。

在整个十二三年里维持这么个协议，甚至在愤怒或非常不幸时都不让面具掉落，是相当复杂的表演。就像在很长时间里，把自己和另一个人锁于一间十分狭小的房间内，而前提是，他俩必须始终背对背。

自然，你会问，这样一份协议的背后是什么？

我以为那是疼痛。一种原生的疼痛，自童年就背负着，无论任何代价都不可以被看见。比疼痛存在于那里更为重要的是把它隐藏。

然而，为何隐藏它是如此重要？

有时，我们在同一所学校工作，有时在不同学校。整个白天都能看见彼此，那是最好的。如果有一个人一整天都不在，我们到晚上才第一次碰面，就总有那么一个关键瞬间。总是发生在晚饭后，一人讲完白天的活动，紧接在咖啡时间后，电视新闻前，仿佛落潮，水退了，石头显露出来。

[蓝色笔记本Ⅱ:2]

她挺小巧，总是轻盈移动，几乎是舞蹈着，并且用一种愉悦而低低的嗓音说话。她对人、对世界有一种美好而十分有激励作用的好奇，她读过很多书，跟她交谈很有趣。她严肃地对路过自己道路的几乎所有事物感兴趣，或许除了对我。

乌普萨拉最后的春天已成初夏。城里没剩下多少人了，我还留在那里，是因为我找到一份给外国学生教瑞典语的工作，暂时搬到市中心海狸巷的一个房间里，一位夏天出去旅行的朋友把房间借给了我。

她和某个女性朋友走进来，坐在那家小咖啡店的门廊里，就是通常在室外摆出桌子，紧挨着大教堂的那家，叫什么来着，我想是“大教堂地窖”。我还记得对面那家路边小香烟店报纸海报上的标题，是关于一个新的、难懂的词组，出自当时的五十年代末的一场激奋而最为猛烈的养老金论争。我这么清楚地记得这个，是因为在我们彼此说话时，我坐在那里，一直在看标题。

那位女性朋友是个有些单薄而憔悴的小姑娘，特别窄的面孔，戴眼镜。

一个玛格瑞特的翻版，可以这么说。她没说多少，不过我记得我坐在那里，一直为自己比较着她们两个，似乎这比较在某种意义上很重要。而我并不真的明白，这么比较究竟要达成什么。

一切在事先便感觉清晰，好像很多年前已安排好。我们坐在那儿，并且说话，只不过顺口谈论那些地方，坐着、在彼此身上认出彼此。这一区域，没有一个地方、一片湖泊、一处冶炼炉遗址、一段废弃的旧铁路线是她不知道的。自从她还是个小女孩时，她就开始在西曼兰省北部消磨她的暑假了。

我在夏夜的光线下坐在那里，通过她认出了风景。

我想就是这么开始的。

她一直是人们所谓的一位相当漂亮的姑娘，她的外表没什么瑕疵。(随着年月推移，她的眼睛变得越发有趣。)

因此我永远无法理解，为何同她一起走在街头并遇到某个熟人时，我始终觉得有些尴尬和不知所措。是因为泄露了我俩在一起的事实而让我觉得尴尬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