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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罗丝·弗里德曼 / [美国] 米尔顿·弗里德曼

 

内容简介：

 

在这本探讨经济、自由以及二者之间关系的经典著作当中，米尔顿·弗里德曼和罗斯·弗里德曼为我们揭示了，正是由于华盛顿当局制定了过多的法律法规、实施了过多的政府管制、建立了过多的行政机构、花费了过多的财政预算，才使我们的自由和财富受到了侵蚀和削弱。一旦政府以中间人的身份插手干预，良好的愿望往往会导致悲惨的结果，对此，两位作者也进行了细致的考察研究。此外，针对这些经济问题，弗里德曼夫妇还提出了积极的建议和意见，告诉我们应当如何扩展自由、增进财富。

 

不论是探讨美国在以往岁月中的错误和失误，还是指出将来为增进经济繁荣所应采取的政策策略，本书都是一部重要的著作，其分析透彻，论证有力，说服力很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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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自愿交换进行协作

有一篇很有趣的文章叫作《铅笔的家世：讲给伦纳德E.里德先生的故事》， ² 它以寓言的形式生动地说明了自愿交换如何使成千上万的人相互协作。“铅笔——所有能够读写的大人小孩都熟悉的普通木制铅笔”，里德先生用铅笔的口吻讲述了这个小故事。他以“没有哪个人……知道我是怎样制作出来的”这样奇特的语句开始他的讲述，随后他详尽地介绍了制作铅笔所要涉及的方方面面的工作。首先，必须得到所需的木料，“一棵生长在北加利福尼亚和俄勒冈的纹理笔直的雪松”，把它砍倒，将原木运到铁路货站需要“锯子、卡车、绳子……以及无数的其他工具”。制造这些工具需要许许多多的人和各式各样的技艺：“要有人开采铁矿、炼铁炼钢，然后制成锯子、斧子、发动机；要有人种麻，然后通过各种工序将其制成结实的绳索；要有伐木场，伐木场里有工人的床铺和脏乱的食堂……伐木场的工人喝的每一杯咖啡里，不知道又包含了多少人的劳动！”

之后里德先生又讲到将这些原木运往木材加工厂之后的故事。要将原木加工成木板，再把这些木板从西部的加利福尼亚运到东部的威尔克斯巴瑞，也就是故事中的铅笔的制作地点。但到目前为止我们仅仅有了铅笔外面的木制笔杆。铅笔中的“铅芯”实际上根本就不是铅，而是斯里兰卡产的石墨。经过许多道复杂的工序，石墨才最终变成铅笔中的铅芯。

还需要一点金属，即铅笔顶端的金属圈，那其实是黄铜。“想想要多少人吧！”里德先生写道，“他们开采锌矿铜矿，用自己的技艺把这些天然物炼成明光可鉴的黄铜。”

我们称作橡皮擦的那个东西在铅笔生意里叫作“插头”，一般认为那是橡胶做的，但里德先生告诉我们，橡胶仅仅是用来起黏合作用的，真正起擦除作用的是“硫化油胶”，它是用硫氯化物和荷属东印度群岛（即现在的印度尼西亚）产的菜籽油通过化学反应制成的。

在叙述完所有这些过程之后，“铅笔”说道：“现在还有谁敢否认我前面的话呢？在这个地球上没有哪个人知道我是怎样制作出来的！”

成千上万的人之所以参与到制作铅笔的过程当中来，没有一个是因为他自己想要铅笔。他们当中有的根本就没有见过铅笔，也不知道铅笔是用来干什么的。他们只是把自己的工作当成用来得到他们想要的商品和劳务的手段而已，我们则为了得到自己想要的铅笔而生产了那些商品和劳务。我们每次去商店里买铅笔，便是用自己的一点点劳动来交换那些为制作铅笔出过力的千百万人的每一份极少量的劳动。

价格的作用

亚当·斯密在其著作《国富论》中给出的极为重要的洞见便是：如果交易是自愿的，那么除非双方都认为自己能从交易中获益，否则交易便不会发生。可能是这个道理过于简单了，以致会对人产生误导。大多数经济学上的谬误源自对这一简单洞见的忽视，即认为馅饼就是那么大，一人所得必是他人所失。

这一重要洞见在两人之间的简单交易中是很明显的，但是要想搞明白它如何能够让生活在世界各地的人为了提高各自的收益而进行协作就困难得多了。

价格体系正是这样一种机制，它既不需要中央指令，也不需要人与人之间彼此沟通或相互喜爱就能够完成这一任务。当你买铅笔的时候，你并不知道这铅笔是白人造的还是黑人造的，是中国人造的还是印度人造的；当你买面包的时候，你也不知道磨成面粉的小麦是白人种的还是黑人种的，是中国人种的还是印度人种的。总之，价格体系使人们在生活中的某一方面和平地协作，而在其他方面则各走各的路。

亚当·斯密天才的灵光之处便是，他认识到价格产生于买者和卖者之间的自愿交易——简言之，产生于自由市场。价格体系协调着千百万人的活动，他们每个人都追求自身的利益，并且通过这种途径使每个人都过得更好。经济秩序产生于许多人行动的无意识的结果，而他们每个人都追求自身的利益。亚当·斯密的这一洞见在当时就是个令人感到惊讶的观点，在今天也同样如此。

价格体系运作起来如此有效、如此良好，以致大多数时候我们意识不到它的存在。直到价格体系运行受阻，我们才意识到它的好处，不过即便这时我们也很少认识到麻烦的根源所在。在1974年欧佩克实行石油禁运的时候和1979年伊朗爆发革命后的春夏两季，美国都曾出现过排队买汽油的现象，这便是价格体系运行受阻的显著例证。这两次事件中，美国进口原油的供给都发生了剧烈的波动。而同样的事件却没有导致德国人和日本人排队买汽油，而这两个国家的石油是完全依赖进口的。但是在美国，即便美国自己生产大量的石油，也无法让人们不排长队，这其中仅有的原因便是，政府部门管制下的法规不允许价格机制正常运作。在某些地区，油价通过命令被强行压到低于能使加油站可供的油量与消费者想买的油量均等的价格之下。供给是通过命令在国内各地区之间进行分配，而不是对价格中反映出的需求压力做出反应。结果便是，有的地区出现了过剩，有的地区则出现了短缺并伴之以排长队的现象。平稳运作的价格机制多年来保证了每一位消费者只要等待片刻就能够在任一加油站方便地买到汽油，但这一机制却被一种官僚主义的即兴决策取代了。

在组织经济活动方面，价格机制可以发挥三种功能：第一，价格可以传递信息；第二，价格提供激励，使人们采用成本最低的生产方式，把可用的资源用于最有价值的目标；第三，价格决定了人们从产出中获得多少，即收入分配。这三方面的功能是密切相关的。

传递信息

现在我们假定，不管出于何种原因，对铅笔的需求增加了（可能是由于生育高峰导致学校的招生数量增加）。零售商发现铅笔的销量越来越大，于是便会从批发商那里订购更多的铅笔，然后批发商也会向厂家订购更多的铅笔，之后铅笔生产厂家也会订购更多的木料、黄铜、石墨以及各种制作铅笔所需要的投入品。为了使各种原料的供给者生产得更多，铅笔生产厂家就只能出更高的价钱。更高的出价诱使各种原料供给者加大劳动力的投入以满足更高的需求，而为了雇用更多的工人，他们就只能提高工资水平或改善工作条件。信息的传递如同涟漪一样一环一环地扩散开来，使世界各地的人们都知道对铅笔的需求增加了，说得更确切一点，他们都知道对自己所生产的产品的需求增加了，而他们可能不知道也不必知道这究竟是何原因。

价格体系只传递重要的信息，并且只传递给需要这些信息的人。例如，木材制造厂商不需要知道铅笔需求的增加是因为生育高峰，还是因为14000多份政府表格需要用铅笔来填写，甚至不需要知道铅笔的需求增加了。他们只需要知道有人愿意出高价购买木材，并且这种高价会持续足够长的时间从而使得满足这种需求有利可图就行了。这两条信息都来自市场价格，前者来自现价，后者来自期货价格。

有效率地传递信息的关键问题在于，确保每个能够利用这一信息的人都能够无障碍地得到它，而不要被那些对其毫无用处的人所阻滞。价格体系能自动解决这一问题。传递信息的人有动力去寻找那些能够利用这些信息的人，并且他们能够成功地做到这一点；能够利用这些信息的人有动力去得到这些信息，并且他们也能够成功地做到这一点。铅笔生产厂家与那些出售木材的人打交道，并且总是试图找到以更低的价格出售更好的木材的人。同样，木材生产者与各个顾客打交道，也总是希望找到更好的买主。从另一方面来看，当前并不从事这些生产活动并且在将来也不打算从事的人则不会关心木材的价格，他们对此置之不理。

如今，由于有组织良好的市场和各种专业化的通信设施，通过价格进行的信息传递变得大为便利了。浏览一下《华尔街日报》上每天都发布的物价行情表便可感受到这一点，更不必说为数众多的专业化的贸易出版物了。这些价格几乎同步反映了全世界的行情。在某个遥远的主要产铜国家发生了革命，或者出于其他某个原因铜的生产突然中断，那么铜的时价自然会马上飙升。若想进一步知道熟悉行情的人所预期的铜的供给受到的影响会持续多长时间，你只要看看同一版中的期货价格就可以了。

即便是《华尔街日报》的读者，大多也只关心少数几种价格，而对其他的价格置之不理。《华尔街日报》之所以提供这些信息，并不是出于利他主义的考虑，也不是它意识到这些信息对经济的运行是何等重要。使它提供这些信息的，正是那个它为其运作提供便利的价格体系。它发现，发布这些价格可以给它带来更大的发行量和更多的利润，而这一信息是另一套价格传递给它的。

价格并非仅在从终端消费者到零售商，再到批发商、生产厂家、资源拥有者的途径中传递信息，它也以其他的途径传递信息。假设一场森林火灾或工人罢工导致了木材供给的减少，由此木材的价格自然会上涨。这使得铅笔生产厂家明白，减少木材的使用量是划算的，并且除非铅笔能卖到更高的价钱，否则生产与以前同样的数量是不划算的。铅笔产量的缩减使零售商能索要更高的价格，这更高的价格会告诉终端消费者，他只有把铅笔用到尽可能短才划得来，或者干脆改用自动铅笔。在这里，消费者仍然不必知道铅笔为何会涨价，他只要知道铅笔涨价了足矣。

任何阻碍价格自由地反映供求状况的因素都将影响到信息的准确传递。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私人垄断，即只有一个生产者或几个生产者串谋结成卡特尔从而对某一商品实行控制。这并不妨碍价格体系传递信息，但是它歪曲了所传递的信息。1973年，石油卡特尔控制下的油价翻了4倍，这一价格就传递了非常重要的信息。然而，这一信息并不表明原油供给的突然减少，也不表明突然发现了某种会影响到未来原油供给的新技术，也不反映任何能影响到石油或其他能源供给的自然或技术因素的变化。这一价格传递的信息仅仅是，一些国家成功地组织实施了一次冻结价格和瓜分市场的活动。

接下来美国政府实施的对石油和其他能源的价格操纵，使得有关欧佩克卡特尔所造成的影响的信息无法准确地传递到石油消费者那里。结果是，一方面由于阻止石油涨价从而使美国的消费者没有及时节省使用石油，这进一步强化了欧佩克卡特尔的影响；另一方面主要引入了命令因素以分配稀缺的石油供应（1979年单是一个能源部就花掉了100亿美元，雇用了20000多人）。

激励

除非人们有动力根据信息采取行动，并且采取正确的行动，否则确切信息的有效传递就会变得毫无用处。在前面的例子里，除非木材生产者有某种动力对木材价格上涨做出反应，即生产更多的木材，否则单单告诉他木材的需求增加了是没有用的。自由价格体系的好处之一便是，它传递的信息既提供了做出反应所需的激励，也提供了这样做的方法。

价格的这一功能与它的第三种功能（即决定收入分配）有密切的联系，并且如果不考虑收入分配功能就无法得到解释。木材生产者的收入（也就是生产活动的所得）取决于销售额与生产成本之间的差额。他会平衡二者之间的关系，使生产处于如下状态：再多生产一点产品带来的收益与带来的成本相等。而产品价格的提高改变了这一边际状态。

一般来说，生产得越多，生产成本也就越高。比方说，为了扩大生产，不得不去采伐那些难以接近或者长在荒僻之处的树木，或者不得不雇用技艺生疏的伐木工人，或者只好开出更高的工资从其他行业吸引熟练工人。不过，现在较高的木材价格使他能够承受较高的成本，也就是说，价格既提供了增加产量所需的激励，也提供了相应的方法。

价格不但能够提供激励使木材生产者对木材需求增大做出反应，也同样能够提供激励使铅笔生产厂家采取更有效率的生产方法。假定某种木料变得稀缺从而比其他木料更加昂贵了，铅笔生产厂家通过该种木料价格上涨的现象得到了这一信息。由于铅笔生产厂家的收入同样是由销售额与生产成本之间的差额决定，于是便有动力节省使用该种木料。我们来看另外一个例子，伐木者使用链锯还是手锯，取决于这两种工具的价格、各自相应的劳动量以及两种不同劳动的工资水平等因素。于是伐木企业便有动力去获得相关的技术知识，并将其与各种价格传递的信息综合起来考虑，以使成本最小化。

不妨再举一个更加奇特的例子来看看价格体系的微妙之处。1973年，欧佩克卡特尔发动的油价上涨提高了使用链锯的成本，从而使人们略微倾向于使用手锯。如果读者觉得这二者之间似乎有些风马牛不相及，那么不妨考虑一下油价上涨对木材运输卡车的影响，一种使用柴油内燃机，另一种是汽油内燃机，其影响不言而喻。

再进一步，在允许的范围内，油价上涨使那些消耗石油较多的产品与消耗石油较少的产品相比，相对成本提高了。消费者自然有动力转而使用消耗石油较少的产品。最明显的例子便是从大型轿车转向小型轿车，从使用石油产品加热和取暖转而使用煤炭和木柴。我们不妨更进一步来看看油价上涨更为深远的影响：由于木材生产成本的提高，或者由于将木材作为一种能源替代品而对其需求增加，从而在一定范围内使木材的价格上涨，由此导致的铅笔价格上涨，这将激励消费者节省使用铅笔！如此下去，油价上涨带来的影响不断延伸，以至无穷……

至此，我们仅讨论了价格变化给生产者和消费者带来的激励作用，实际上它对工人和其他生产资料所有者也同样起作用。对木材需求增大会使伐木工人的工资上涨，这便是一个信号，即这种劳动力的需求较以前增大了。眼下，某些认为伐木与做其他工作相比无甚差别的工作者便会选择当伐木工，更多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轻人也可能会成为伐木工。在此，政府干预（如最低工资）或行业工会干预（如进入限制）都会扭曲价格传递的信息，或者说使个体无法根据这一信息自由地采取行动（见第8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