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被低估的文明与未完成的变革Epub-Pdf-Mobi-Txt-Azw3 下载在线阅读 

 

 

 

内容简介：

精选了英国国民作家、布克奖得主伊恩·麦克尤恩在三十年的写作生涯中所接受的十六篇访谈，它们初刊于不同的出版物，格式各异，包括书籍、文学杂志、周刊和录音。在这些访谈中，麦克尤恩澄清了他写作的基本主题，展现出他如何不断探索、表达和锤炼自己对写作、科学、人际关系、政治和人性的种种卓见。相信无论是普通读者还是学者，都将发现这些访谈独具价值：它们不仅深入洞察了麦克尤恩的作品，并且让人感受到他鲜明的文学个性和作为作家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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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穆斯林能迅速征服伊朗？为什么逊尼派和什叶派水火不容？

伊斯兰帝国能够迅速扩张的原因之一是周边国家在先前的战争中国力消耗严重，而另一个主要原因则在于伊斯兰教这一新生宗教给予阿拉伯穆斯林军队的强大凝聚力和坚定决心。伊斯兰教早期历史对于伊朗的重要性，在于它解释了伊朗如何一步步成为一个伊斯兰国家，也解释了什叶派的起源问题。当今大部分伊朗人都信奉什叶派。

大约从613年起，先知穆罕默德开始在麦加宣讲伊斯兰教启示。由于在麦加受到反对和迫害，他和他的追随者们在622年前往麦地那，他在那里被拥戴为伊斯兰教信众的领袖，同时也教化很多当地人皈依了伊斯兰教。随着麦加人在630年的投降，穆罕默德与麦加之间的战争以胜利告终。到632年穆罕默德归真之时，阿拉伯半岛上绝大多数人都已皈依伊斯兰教。穆罕默德死后，他的追随者们发生分裂，艾布·伯克尔（Abu Bakr）成为穆斯林的领袖哈里发，他通过发动一系列针对周边非伊斯兰教徒的战事来增强自身内部的团结。当然，战争的另一动机是传播伊斯兰教和归化新教徒。而伊斯兰教扩张的速度甚至可能令阿拉伯人自己都大为吃惊。仅仅20年间，他们就对拜占庭和波斯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并占领了埃及、巴勒斯坦、叙利亚，以及之前的萨珊王朝所有中心区域的领土。拜占庭勉强将其在安纳托利亚半岛大部和其他西部几个省的统治维持到11世纪，而萨珊王朝及其帝国则土崩瓦解。琐罗亚斯德教开始衰落，并逐步沦为一个少数派宗教。穆斯林把不得使用武力迫使异教徒皈依定为一条戒律，但经过几个世纪后他们发现，皈依一个占统治地位的宗教确有其必然的优势。此后的几百年里，伊朗人主要被来源于外国的王朝和贵族统治。

对于阿拉伯人来讲，征服外族和成功后的喜悦让他们有了共同目标。然而整个穆斯林团体内部也存在着严重的分裂，而征服带来的所有结果和巨大财富又产生了更多的问题。纵观基督教历史，东正教和天主教的分裂，以及后来天主教和新教的分裂都是很久以后才出现的，并且很大程度上都是缘于神学观点的不同。与之相比，伊斯兰教什叶派与逊尼派的对立在穆罕默德先知归真（632）后就立刻产生了，其核心矛盾是领导权问题。

穆罕默德归真后，其追随者当中的一群关键人物认为他的女婿阿里应该成为新哈里发，而不是艾布·伯克尔。这群人后来成为什叶派，又称阿里派。艾布·伯克尔去世之后又经历了两位继承人，阿里才终于成为哈里发，但他的哈里发地位却并不牢固。他于661年被哈瓦利吉派（Kharijite）的成员暗杀，因为他们认为阿里轻易地向叙利亚总督穆阿维叶（Mu'awiya）领导的敌人妥协，这种行为背叛了哈瓦利吉派。阿里死后，穆阿维叶成为新的哈里发，并建立倭马亚王朝。什叶派（虽然这个名称当时并未真正出现，但为了方便理解，称这群人为“什叶派”也并无不妥）认为哈里发应由阿里的后代（当然也是穆罕默德的后代）继承，而不是由穆阿维叶或倭马亚人担任。

对外占领带给倭马亚人源源不断的财富，当政后的他们在很短时间内就收获了生活奢靡和伤风败俗的恶名。680年，阿里的儿子侯赛因（Hosein，穆罕默德先知的外孙）受到来自伊拉克库法人的激励，起来反抗倭马亚哈里发叶齐德（Yazid），并率领一小部分他的追随者向库法进发。但在他们到达前，叶齐德的军队就在卡尔巴拉（Karbala）将侯赛因一行拦下。侯赛因拒绝投降，于是叶齐德军将侯赛因和他的大部分追随者杀害，并将剩余随从悉数逮捕。这是伊斯兰教史上的重大事件。千余年间，什叶派从未遗忘，并每年在阿舒拉节游行来纪念此次事件。什叶派穆斯林和主流逊尼派［“逊尼派”名称来源于“逊纳”（sunna），即恪守先知穆罕默德言行的人］穆斯林之间的分裂自卡尔巴拉屠杀后进一步加深，矛盾也更加激化，这一状态至今仍未改变。什叶派一直都是少数派（在当今全球穆斯林人口中，什叶派的数量不超过15%），并经常受到迫害，虽然偶尔什叶派也会掌权，其中比较出名的有10—12世纪位于埃及和北非的法蒂玛王朝。多数逊尼派穆斯林（不仅仅是极端分子）将什叶派视为异教徒，认为他们对于阿里、侯赛因及其后人（什叶派伊玛目⁽²⁾）的尊崇是偶像崇拜式的，而且还有不可接受的多神崇拜性质。

什叶派穆斯林的核心城市是“圣城”纳杰夫（Najaf，阿里下葬的地方）和卡尔巴拉，二者都位于今伊拉克境内,直到16世纪，伊朗都不是什叶派的主要控制区域。但是，萨法维王朝于1501年开启之后，将什叶派定为国教，伊朗自此变成一个重要的什叶派伊斯兰国家。伊朗什叶派穆斯林信奉的是十二伊玛目派。他们尊崇阿里及其后人当中的十一人为伊玛目，并认为第十二代伊玛目从9世纪中期便已消失。他们认为第十二代伊玛目并未死亡，而是会在世界末日之时重新现身（将耶稣托在其肩膀之上）。其他较小什叶派分支［最有影响力的是伊斯玛仪派（Ismailis）］对于伊玛目传承有不同的信仰（本书其他地方提到的什叶派主要是指“十二伊玛目派”）。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的分歧是一个重要问题，21世纪伊始，随着政治伊斯兰的兴起，瓦哈比派和萨拉菲派等极端逊尼派势力的抬头，伊朗和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地区竞争的日趋紧张，什叶派与逊尼派之间的对立问题变得越来越重要。

什么是苏菲派？它对中古伊朗有何重要性？

简单来说，苏菲派（Sufism）是伊斯兰教一个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的分支，强调个人精神层面灵修，通过冥想、祈祷等方式与真主直接交流。

但是，苏菲派的历史意义远超那些行为表象等外在事实。中古时期，它对于伊朗和其他一些国家极其重要，因为其教派信众使得大量农村地区、边远地区和新开发地区（如安纳托利亚半岛、印度北部）的人们纷纷皈依伊斯兰教。因其教派主张信众要保持谦卑、贫穷以及和包括牧民在内的社会下层人士打成一片，苏菲派信徒自然而然地扮演起传教士角色。而欧莱玛们（Ulema,宗教神学家、法学家）则留在有清真寺和拥有书籍文献的城镇当中。与欧莱玛们不同，苏菲派在伊朗社会生活中影响力更加广泛，特别是在文学、音乐等领域。

鉴于社会上存在对于《古兰经》和《圣训》（Hadith）相关内容解读的需求，伊斯兰沙里亚法（Shari'a,伊斯兰教法的专称）应运而生。人们可以把苏菲派教义看作是让信众像先知穆罕默德那样尝试在精神层面上与真主进行直接交流，从而得到《古兰经》中神的启示。当然，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理解苏菲派现象，即它与欧莱玛在理解沙里亚法方面观点相左。苏菲派拒绝接受宗教生活只能沿袭既有的礼仪规范和行为准则的观点，而且这种拒绝往往会走向极端。苏菲派诗歌经常歌颂野蛮的流浪汉，他们衣衫褴褛，饮酒作乐，跳舞狂欢，四处游走，乞食为生，与非穆斯林交往甚密，并乐于享受各种婚外性行为。这种极端行为一方面是对持清教徒观点的宗教学者及其清规戒律的一种公然反抗，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苏菲派坚信只有通过彻底牺牲自我才能获得最高级别的宗教体验。获得这种体验的方法之一就是禁欲、苦行、穷困和摒弃一切社会性追求与欲望，宿醉与性爱同样可用来暗示自我意识丧失。另一个更加隐蔽的原因是受到伊斯兰教创立以前的宗教传统的持续影响，特别是5世纪带有共产主义性质的马兹达克派所推动的取代琐罗亚斯德教运动和8世纪与9世纪的胡拉米派（Khorramites）；当然也有来自新柏拉图主义和基督教诺斯替主义（在这个方向上的另一个迹象是苏菲派哲学中类别的扩散）的影响。伊斯兰化后的伊朗，各种宗教和政治运动兼容并蓄，异常活跃，这与日后的苏菲派有明显关联。苏菲派的大多数行为准则都更倾向于逊尼派，但其中非传统和叛逆倾向又与什叶派有密切关联。

在众多伟大的波斯诗人中，鲁米（Rumi）是公认的苏菲派。他在13世纪建立了一套苏菲派的行为准则，这些准则在今土耳其科尼亚省依然存在。其他诗人，例如萨纳伊和阿塔尔也是苏菲派。哈菲兹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苏菲派，但与其他大多数苏菲派诗人一样，他的诗作中充满了苏菲派形象、理念和习惯。类似的还有萨迪和奥马尔·海亚姆。

通过传教活动、文学影响以及其他领域的活动，苏菲派对整个伊斯兰世界产生了巨大而持久的影响，这种影响力甚至可能已经超越了伊斯兰世界。一些人注意到，苏菲派教徒的信仰和行为与中世纪欧洲圣方济各会修士和吟游诗人，甚至与圣方济各（Saint Francis of Assisi，圣方济各亚西西，简称“方济各”）本人在思想启发方面存在相似性。

被伊斯兰教征服后的几个世纪里，伊朗如何在多次外族侵略中得以保全？伊斯兰化前后的伊朗存在怎样的延续性？

在7世纪被阿拉伯人征服之后，伊朗于11世纪遭受塞尔柱突厥人（Seljuk Turks）侵略，13世纪遭受蒙古人侵略，14世纪末遭受帖木儿（Timur）和新一波突厥蒙古游牧战士的侵略。在几个世纪中，伊朗绝大部分时间都受外族统治。所有的外族侵略都给伊朗带来了破坏，至少是带来侵扰，有一些甚至是毁灭性的。由于伊朗怠慢成吉思汗的使臣，成吉思汗一怒之下使用残忍手段惩罚伊朗，1220—1221年蒙古人入侵伊朗，并彻底摧毁了伊朗的几座城市。这些被摧毁的城市位于今阿富汗、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伊朗呼罗珊省境内。这些东部城市一度因丝路贸易和覆盖广泛（耗时费力）的农业水利灌溉系统在内陆地区繁荣一时。其中一些城市如尼沙普尔（Nishapur）、图斯（Tus）、巴尔赫（Balkh），还是许多著名诗人的故乡和苏菲派的中心城市。整个呼罗珊地区（中古时期曾包含以上所有区域）曾经是阿拉伯和波斯文化交织融合的首善之地，在此地曾创造出波斯语言、文学和科学发展的“黄金时代”。蒙古人和他们的附庸突厥人，在一些人口达到数十万的城市中，例如梅尔夫（Merv）、乌尔根奇（Urgench）、巴尔赫，杀戮或绑架了几乎全城人口，水利设施毁坏殆尽，大片高产的耕地变成了可供放牧的草场。还有一些城市虽被重建或部分重建，也仅仅是为了让帖木儿大帝于1383—1385年再次摧毁。蒙古的多次侵略有效终结了自伊斯兰教征服呼罗珊后所带来的伊朗文明的繁荣发展。

但是，仅仅才过了几代人，蒙古征服者们就皈依了伊斯兰教，政府高层满是讲波斯语的伊朗人。早在塞尔柱人和阿拉伯人统治时期，伊朗人就证明他们对于新王朝和帝国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因为有大量伊朗人在政府中担任书记员和官员。除此之外，还有许多的诗人、教士、文献插画家、建筑师、各种手艺人等也是伊朗人，这些都令征服者相信，伊朗人在任何时候都是至关重要的。波斯文明并没有被扼杀，而是不断演变，换个地点继续绽放。帖木儿入侵伊朗的几年后，其子沙哈鲁（Shahrokh）登基并迁都赫拉特。波斯文化复兴并繁荣发展。

在国家伊斯兰化后的几个世纪中，在一波又一波的外族侵略中，伊朗的语言和文化仍然能够保全下来，原因就在于不断向侵略者强调自身文化影响力，乃至文化统治力。同时，这也说明在阿拉伯人到来之前，萨珊王朝文化就已经相当成熟并拥有高度的自信,一些社会阶层也具有较高韧性和适应能力，特别是上流社会的德赫坎（dehqan）⁽³⁾阶层，他们为萨珊军队提供骑兵，也受益于萨珊王朝倒数第二阶段的君主制改革。

波斯语是在外族侵略中保持伊朗民族延续性的重要元素。对此的一种解释是，波斯语通过变革、吸收、简化，从而在国家伊斯兰化之后以新的形式出现。另一种解释是，当代波斯语是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教对已有波斯语产生作用所形成的一种新语言。当代波斯语比起萨珊王朝时期的波斯语在语法方面已有所简化，并包含了大量的阿拉伯语词汇。这就好比当代英语从外族侵略者诺曼人所使用的法语中吸收了大量词汇，并于中世纪末期最终形成一样。在当代的新式英语出现后的几十年中，莎士比亚出现了。同理，那些伟大的波斯诗人也随着新式波斯语的诞生而将他们的才华展露世间。新型语言形式似乎都拥有一种内在能力去激发产生更新颖、更成熟、更细腻、更优美的表达形式。

这些最早期的诗人中就包括菲尔多西（Ferdowsi），他的巨著《列王纪》（Shahnameh）主要着墨于伊斯兰化之前的伊朗，涵盖宗教、战争文化和君主的统治。在菲尔多西的时代，阿拉伯语词汇在波斯语中已然司空见惯，但菲尔多西依然尽可能地在这本巨著中避免使用阿拉伯语词汇。在《列王纪》中似乎可以看到先前诗人达齐齐（Daqiqi）的作品和遗留自萨珊王朝时期作品的身影。达齐齐和菲尔多西都受萨曼尼德王朝（位于今阿富汗巴尔赫省）的资助。萨曼尼德王朝将波斯语定为官方语言，同时把鼓励弘扬波斯文化和传统定为国策。

菲尔多西和后来的哈菲兹可能是当代伊朗人最耳熟能详的两位诗人。在《列王纪》中所记载的故事，例如《苏赫拉布和鲁斯塔姆》、《霍斯罗夫和希林》（Khosrow and Shirin）、《毕扬和玛尼耶》（Bijan and Manijeh）等，从过去的几个世纪一直流传到现在，在当今伊朗人中仍然家喻户晓，故事里所涉及的话语和各种表达方式依然被频繁引用。和后世诗人一道，菲尔多西及其诗作在当代波斯语形成过程中起到的定型和规范作用就如同莎士比亚的《詹姆斯国王圣经》之于当代英语、路德版《圣经》之于当代德语、但丁的《地狱》之于当代意大利语一般。与此同时，作品还加强了伊朗人的身份认同感。

显而易见，阿拉伯人的入侵中断了伊朗历史的发展轨迹，之后连续不断的外族入侵给伊朗造成的创伤使得这种断裂更加深化。但也必须清楚地看到，无论是萨曼尼德王朝、菲尔多西还是受阿拔斯王朝或其他统治者统治的伊朗大臣们，对于保存伊朗民族延续性和萨珊王朝精神文化有一种强烈的需求，尽管过程艰难且前景黯淡，但他们仍十分成功地做到了。不仅如此，他们在继承的基础上又把波斯文化带到了一个远超以往任何时代的新的繁荣高度。

中古伊朗时期，谁可被称为伟大的思想家、诗人？

在讨论伊朗人对于伊斯兰文化的贡献时，有人会认为这里存在派系之争。也许考虑到这一点，学者理查德·弗莱（Richard Frye）在对波斯的“黄金时代”所做的经典描述中援引了阿拉伯思想家伊本·卡尔敦（Ibn Khaldun）的观点。伊本在14世纪时曾写到大多数宗教法学者、科学家，甚至阿拉伯语语言学家都不是阿拉伯人，而是掌握阿拉伯语的波斯人。“只有波斯人在传承知识和系统地撰写学术著作。”接着伊本又引用先知穆罕默德的话：“如果知识被挂在天堂最高处，波斯人也会得到它。”人们不应将波斯人的贡献过分夸大，伊斯兰世界其他地方也出现了很多伟大的学者和思想家，但波斯人在8世纪到13世纪之间为伊斯兰文化的繁荣所做出的贡献是巨大的。

8世纪中期，阿拔斯率众起义并定都巴格达，建立新的阿拔斯哈里发国，史称“阿拔斯王朝”。阿拔斯王朝的建立对发展伊斯兰文化贡献卓著。被推翻的倭马亚王朝发祥于叙利亚，且带有强烈的拜占庭色彩。而阿拔斯起义源于呼罗珊，从起义之初就对外宣扬自身带有波斯文化特征。在随后的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中，阿拔斯王朝中大部分的书记官和官僚都是波斯人，尽管他们也学习阿拉伯语以处理日常事务。当阿拔斯王朝历任哈里发都建立学习中心［最著名的是哈里发哈伦·拉希德（Harun al-Rashid）于800年在巴格达创办的智慧宫（Beit al-Hikma）,其子哈里发马蒙（al-Mamun）即位后将之扩大］时，他们沿袭了萨珊王朝时期的做法，就像他们在政治生活和政府管理方面也沿袭了霍斯劳一世的理念一样。之后的王朝和政府（例如萨曼尼德王朝等）在资助文教与政府投入方面则传承了阿拔斯王朝时期的做法。这一举措直接迎来文化的繁荣，包括神学、哲学、玄学、宗教法则、语法和语言学，以及翻译其他语言经典著作等领域都获得长足的发展。同时，受益于翻译成果，其他领域也有所建树，例如数学［花拉子米（al-Khwarazmi）、阿布瓦法（al-Buzjani）、奥马尔·海亚姆（Omar Khayyam）］、医学［沙拉赫西（al-Sarakhsi）、拉齐（al-Razi）、伊本·西那］、天文学［法扎里（al-Fazari）、尼哈万蒂（al-Nihavandi）、法甘尼（al-Farghani）、纳西尔·丁·图西］、历史学［塔巴里（al-Tabari）］和政府理论学［有很多，但著名的是尼扎姆·穆尔克）］等。当时更产生了一大批横跨多领域的博学大师，例如穆萨（Musa）兄弟及横跨数学和天文学领域的比鲁尼（al-Biruni），兼通医学、逻辑学、天文学和其他诸多领域的伊本·西那。得益于修道士、僧侣阶层扩大对学术的资助，一批大学的建立，以及伊斯兰学者对以亚里士多德作品为代表的一批西方经典著作的翻译，西方学术思潮在12世纪不断扩展，许多伊斯兰学者也为西方所熟知（一些学者可能被西方学界冠以其他名字）。伊本·西那在西方被称为阿维森纳（Avicenna），阿尔-法甘尼被称作阿尔弗拉甘纳斯（Alfraganus）。

这些学者的著作能够广为流传并不仅仅因为他们以母语翻译西方先贤的作品和观点，同时他们也在很多领域里有自己的新发现，特别是在天文学、医学和数学领域。例如，拉齐（约850—925）是第一个将天花和麻疹列为不同疾病的人。同时，他十分强调观察和批判式思维的必要性，在事实上建立了今天被称为科学方法论的雏形，并著书记载了希腊医学权威盖伦（Galen）著作中的一些错误和不足。他还因为创立宗教怀疑论而名噪一时（之后的奥马尔·哈亚姆也因宗教怀疑论而出名）。比鲁尼（生于973年）也对医学和科学方法论发展有所贡献，同时写作论述比较宗教学，还著书讲述印度宗教、习俗、地理、历史，该书成为客观主义和宗教宽容的典范。伊本·西那生于980年前后，他的著作《医典》（Canon of Medicine）在13世纪被翻译成拉丁语，随后又被翻译成其他欧洲语言。《医典》在17世纪晚期之前一直是欧洲标准医学教材。西那其他的哲学类著作同样影响广泛。

9—13世纪之间的知识井喷并非波斯民族的独有现象。伊斯兰世界其他地区同样产生了许多伟大的思想家和科学家。但波斯民族的贡献是无可比拟的。

得益于阿拔斯哈里发国建立后所掀起的知识浪潮，包括萨曼尼德王朝在内的波斯地方政权的发展，呼罗珊地区持续的文化热潮，新的语言形式所带来的新的表达契机，更重要的是同时期苏菲派的蓬勃发展，波斯诗歌在这一时期进入了前所未有的更新、更成熟的时期。很难用三言两语阐述清楚这一成就。这一时期的优秀诗人所创作的诗歌数量之多可谓“令人生畏”。我们之前已经提及菲尔多西（和伊本·西那同处一个时期），另一个年轻一些的同时期人是纳赛尔·霍斯劳（Naser-e Khosraw，生于1003年），他一生创作了大约30000行诗作，其中约11000行流传至今。他和比他更晚一些的诗人的作品在风格上比菲尔多西的作品更偏向哲学与宗教。

奥马尔·哈亚姆（大约生于1048年）因其诗作在西方世界最为人熟知，其大部分作品通过爱德华·菲茨杰拉德（Edward Fitzgerald）的翻译和转译而在19世纪末（英语国家里）广为流传。但是在伊朗和其他东方世界里，哈亚姆主要是作为数学家和科学家而闻名，尤其是他提出了以太阳为中心的太阳系模型（虽然也有其他学者宣称是自己首次提出相同理论）和修订了精确历法。事实上，几乎没有哪篇诗作能被准确认定是他创作的。大量以四行诗形式呈现的作品是后人算到他头上的，主要是因为其他诗人为了躲避宗教审查而模仿哈亚姆的怀疑论语气并以他的名字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