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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一个突出特征是主要大国之间的博弈日趋复杂、多变且合作竞争并存，其另一个特征便是大国间力量对比的消长。中国经济如何在大国博弈的背景下开新局、树新机？中华民族如何在美国霸权的战略封锁下实现伟大的民族复兴？

本书从世界经济与国际金融的角度展示了未来世界经济秩序的战略图谱，书中关于“债务人逻辑”“全球化分裂”“全球货币超发”“人民币国际化”“金融创新与大国兴衰”等内容与观点，值得各行业领军者、政府官员、外交人员等品味与深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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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金融逻辑的变化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表面上看是“特里芬难题”使然，但本质上是美国人在金融领域中的一次重大违约行动，即通过1971年8月关闭“黄金窗口”，使美元摆脱了“黄金魔咒”，由一种“资产货币”转变为“债务货币”，进而摆脱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对其扩张性赤字政策的束缚。自此，美国人更改了人类社会长久以来的金融逻辑，即从以债权人为核心、要求债务人做出紧缩措施并欠债还钱的“债权人逻辑”，更改为欠债不还且将其根源归咎于债权人的“债务人逻辑”。更为重要的是，在此过程中美元作为一种债务货币成为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货币，并形成了具有“自增强机制”的“美元体系”。于是，美国通过输出美元这种债务货币进口世界商品，再通过各个债权国家用美元购买美国国债、公司债或股票等还流“商品美元”的途径，完美地构筑了一个“债务人逻辑”的循环（信用周转体系）。这种“债务人逻辑”的一个重要后果，就是美国国内的低储蓄、高消费，表现在经常账户上就是赤字常态化。从这个意义上看，中美贸易失衡是美元体系得以运行的重要前提，或者说，是美元体系的衍生物。

美国经济结构的金融化与全球价值链体系的形成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即金融业及其相关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超过制造业，成为美国经济的核心部门；与此同时，伴随着制造业的大规模海外转移，美国企业以全球资源配置为核心，形成了世界范围内的价值链分工体系。这也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开始从追求“贸易自由化”转变为追求“资本流动自由化”“金融自由化”的重要原因。

这种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所产生的问题，具体到中美两国之间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基于传统贸易统计来评判两国间的贸易状况或者相应地调整责任非常困难，往往高估或低估双边贸易差额；二是导致外资企业在中国出口当中的比重非常高，它们贡献了中国货物贸易顺差的近60%，其中美国企业是最主要的受益者，出现了“出口在中国，附加价值在美国”或者“顺差在中国，利益在美国”的状况；三是中国作为“世界工厂”改变了原有由日韩等国直接面向美国出口的东亚“三角贸易”格局，构建了一种中国从日韩等亚洲国家进口中间产品、零部件加工组装后出口到美国的“新三角贸易”格局，并在贸易收支结构上形成了用对美贸易顺差弥补对日韩等国贸易逆差的状况，因而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本质上包含了亚洲主要经济体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例如，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占美国逆差总额的比重从1990年的9.4%上升至2017年的46.3%。

显然，中美贸易失衡是美国金融逻辑和经济结构变化的结果，是结构性的、长期性的，短期内难以根本解决，更是通过贸易争端无法改变的。既然如此，特朗普为什么要拉开架势发动针对中国的一场贸易争端呢？特朗普决意发动对华贸易争端，一定是清晰地看到它可以起到一举多得的效果。综合起来讲，特朗普的目的主要有以下几个。

让更多的资金回流美国

增加美国工人就业自然是特朗普的目的之一，也是其兑现竞选口号的主要步骤，但他的目的并不仅限于此。他清楚地知道，由日益庞大的“双赤字”导致的巨额负债不仅使美元资金回流困难，而且再度触发金融危机的风险也非常大。因此，美国必须缩减资产负债表，并极力促使美元资金回流。自2017年开始缩表以来的减税、加息等行动之目的都是如此。由于这些行动的实际效果不大，特朗普及其团队一定发现，与中国的贸易争端可以一举多得，其中最主要的成果之一，就是可以通过打击国际资本对中国投资的方式促使近期、远期的美元资金回流，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迫使那些迄今为止对减税等措施反应并不积极的美国企业重新思考其投资方位。

遏制中国技术赶超和经济崛起

近年来，中国通过吸引直接投资、人才引进等方式实现的技术进步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颇感震惊，特别是《中国制造2025》的制定与发布，让美国感觉到自己在制造业尤其是技术创新领域的龙头地位岌岌可危，甚至霸权地位也可能因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而摇摇欲坠。因此，遏制中国的技术进步，尽力阻止中国技术、经济的全面崛起成为美国的国家战略选择。2017年10月在美国举行的“301调查”公开听证会上，被提及最多的就是《中国制造2025》。

值得注意的是，自1995年WTO成立以来，美国作为成员方与其他多数成员方一道承诺用多边协商解决机制来处理成员方之间的贸易纠纷和摩擦，因而基于美国国内法的“301条款”很少被采用。此次美国启用“301调查”的正式名称是“301调查：中国有关技术转让、知识产权和创新的法律、政策和做法”。显然，挑起贸易争端不过是手段，其真实目的昭然若揭。实际上，特朗普首次提出的总值500亿美元对中国加征关税的领域，不再是中国具有传统比较优势的中低端制造业产品，而主要是《中国制造2025》中计划发展的高科技产业，包括航空、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精密机械，等等。因此，此种贸易争端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迫使中国更大程度地开放，尤其在货币金融领域向美国资本开放

在2017年美国提出的“百日计划”清单早期的十项内容中，一半以上涉及货币金融领域或者服务贸易领域，如信用评级服务、跨境结算、电子支付服务、银行业、债券结算，等等。对于经济结构高度金融化的美国而言，金融服务业是其最具竞争力的行业，正在发展中的、尚未完全开放的中国市场，是其全球范围内最大、最后的“猎物”。因而，迫使中国更大规模地开放货币金融市场，在获取巨额收益的同时继续牢固地将中国的货币金融发展控制在“美元体系”当中，无疑是美国对华竞争战略的核心目标。

具体到这场贸易争端的前景，我认为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双方通过讨价还价、相互让步而达成妥协，贸易争端暂时偃旗息鼓。后果将是中国在一些迄今为止控制性较强的领域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特朗普也因此而得分颇高。二是双方互不让步，争端、对抗不断升级，进入全面的“新冷战”状态。在这方面，特朗普可能信心满满，他有一套组合拳可以打。朝鲜半岛问题、东海问题、台湾问题、南海问题、中印纷争问题，乃至“通俄门”事件一旦解决后对俄关系的缓和，还有移民问题、留学生问题等，都将同贸易、经济问题勾连在一起，为中国制造诸多麻烦。由此，霸权守成国同挑战国之间大国博弈的历史大戏将再次公然上演。从历史经验来看，这种结局将是悲剧性的。

既然特朗普显然是把贸易争端作为手段，迫使中国就范，那么从易到难、由简至繁是其最佳选项。这样做有两个好处：一是可以使中方容易接受，达成妥协；二是因此可以使自己迅速获得政治威望，为竞选连任奠定基础，并增加下一步对中谈判的筹码。因此，他希望中国让步的领域依次应该是：知识产权、技术与产业合作、货币金融领域。从这个意义上看，中美双方首先在知识产权领域达成妥协的可能性最大。当然，也有可能在上述几个领域同时达成妥协，但中方在知识产权领域做出妥协的程度将会最高，技术与产业合作领域其次，货币金融领域最低。

对中国而言，危中有机，我们可以借中美贸易争端之机有条件地进行新一轮改革开放，把中美贸易争端作为贯彻党的“十九大”报告思想中“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的重大契机。短期内，中国可以依照具体国情，有条件地做出部分妥协，进一步开放市场，换取更大的持续发展空间。中长期内，我们必须尽快完成发展模式调整：一是扩大内需，让中国真正地从“世界工厂”转变成为“世界市场”，成为最大的最终商品市场提供者，使得全世界增加对中国市场的依赖；二是加大创新力度，形成真正的政府主导与市场化相结合的创新机制。要实现这两个目标，进一步的全面深化改革不可或缺。无论怎样，我们必须放弃这仅仅是一场贸易争端的简单思维，从战略高度思考中美关系的未来以及中国的可持续发展。

[1] 本文是作者于2018年4月10日在由南开大学主办的“中美战略性贸易争端”研讨会上的发言，后作者以“中美贸易失衡与特朗普发动贸易争端的目的”为题发表于《南开学报》2018年第3期，本书收录时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