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的起源Epub-Pdf-Mobi-Txt-Azw3 下载在线阅读

 

 

 

 

内容简介：

本书收集了作者关于中华文明起源方面的考古学研究论文和普及性文章共28篇，从多个方面论述了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早期发展的过程，认为中华文明起源于距今8000年以前，形成于距今5000年左右，至少存在北方、中原和东方三种起源模式，环境演变和战争冲突在文明演进过程中起到过重要作用，中西文化交流为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增添了新鲜血液，早期中华文明有着独特的文化基因和绵长的历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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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中国的古国时代和早期中国文明的形成

距今5000年左右，气候趋于干冷，战争频繁，文化发展迅猛，社会变革加剧，“万国林立”，中国很多地方已经站在了文明社会的门槛，或者已经进入早期国家和初级文明社会阶段。苏秉琦先生把这个阶段称之为“古国”时代。

这个时期黄河中游或者中原地区的文化重心有两个地方，一个是甘陕黄土高原，一个是河南中部，都属于仰韶文化晚期的范围。距今5300年以后，在甘肃中部的秦安大地湾遗址出现了100多万平方米的大型聚落，有420多平方米的宫殿式建筑，已初步形成前堂后室、东西两厢、左中右三门这些中国古典建筑的基本格局特征。而河南中部的巩义双槐树聚落遗址也有100多万平方米，发现三重大型环壕、大型夯土基址，这里发现的长排宫殿式建筑与大地湾前堂后室式的宫殿式建筑有一定差别，分别成为夏商周时期两类宫殿建筑的源头。大地湾和双槐树聚落，可能分别是仰韶文化晚期甘陕和豫中地区两大“古国”的中心聚落，都已站在了文明社会的门槛或者初具文明社会的基本特征，只是缺乏东沿海地区的奢华玉器和厚葬习俗等，仍具有“中原模式”或“北方模式”特征。距今4800年以后，双槐树代表的“河洛古国”衰落，但在陇东、陕北地区仍有较多大型聚落，其中庆阳南佐遗址发现的前厅后堂式宫殿建筑，面积达630平方米，宫殿前面两侧还有多处直径各约100米的夯土台，所显示的社会发展程度比大地湾更高。

距今4500年进入龙山时代以后，黄河中游地区，尤其是陇东和陕北的中心地位继续加强，出现面积达600万平方米的灵台桥村遗址，和核心区面积就有200万平方米的延安芦山峁遗址，在两个遗址都发现较多板瓦、筒瓦，可能用于宗庙宫殿建筑，还出现了玉器，在芦山峁遗址已经揭露出1万多平方米的夯土台基，上面有中轴对称、主次分明的建筑群，和大地湾的建筑格局相似，只是更为宏大复杂。这时还在山西南部兴起面积280万平方米的陶寺古城，里面有大型宫城、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大型宫殿，还有半圆形的“观象台”，以及随葬大量玉器、漆器、龙盘等的豪华大墓。陶寺晚期还发现用朱砂写在陶器上的比较成熟的文字，以及小件铜器。这些中心聚落及其宫殿式建筑等的发现，表明黄河中游地区不但早已进入国家阶段或者文明社会，而且社会发展程度已经超越同时期的长江流域。

距今4000多年以后，在陕北出现面积400多万平方米的石峁石城，雄伟高大的皇城台，宏大复杂的城门，精美的玉器，神面、兽面石雕，以及铜器等，都尽显早期国家和文明社会气象。而在河南中西部也有了登封王城岗古城、禹州瓦店中心聚落、新密古城寨和新砦古城。如果说以石峁古城为中心的老虎山文化南下对陶寺古城的摧毁，还可以看作是黄河中游人们集团内部的斗争，那么王城岗、瓦店等所代表的王湾三期文化对江汉地区石家河文化的大规模替代，则无疑是中原集团战胜江汉集团的铁证，对应历史记载中的“禹征三苗”事件，为夏王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黄河下游也是文明发祥地之一。距今5000多年的大汶口文化中晚期，既有五莲丹土等古城，也有山东泰安大汶口、莒县陵阳河、章丘焦家等高规格墓地，有些大型墓葬有棺有椁，随葬较多玉器、黑陶器、象牙器、鼍鼓等珍贵器物，也有象征军权的玉石钺，有些陶缸上有原始文字。到了4000多年前的龙山文化，出现章丘城子崖、临淄桐林、日照尧王城和两城镇等十多处古城遗址或中心聚落，还有更为高级的墓葬。临朐西朱封的大墓一椁一棺甚至二椁一棺，随葬大量精美玉器、精致陶器等，显然是富贵并重的“东方模式”特征。龙山文化的精美黑陶，最薄的地方仅有0.2—0.3毫米，令人叹为观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邹平丁公一块陶片上刻有11个字符，可能是书写了一段文本。大汶口文化晚期或龙山文化时期，应当也已进入初级文明社会阶段。

长江下游最引人瞩目的非凌家滩文化和良渚文化莫属。在距今5500年左右的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发现了大型祭祀遗迹和高等级墓地，有的大墓随葬品达330件，其中仅玉器就有200多件，层层堆满墓室内外，富奢程度令人惊叹，这些玉器包括核心为八角星纹的“洛书玉版”，中心有八角星纹的玉鹰，玉龟形器，以及类似红山文化的玉人、玉龙等，显示的宇宙观和裴李岗文化、高庙文化、红山文化等遥相传承。大约距今5100年以后，良渚文化进入兴盛期，在浙江余杭良渚遗址区发现内城和外城，规模宏大的水利设施，以及大型祭坛、豪华墓葬等，有的“王墓”随葬玉器500多件，玉器、漆器、陶器等精美异常，玉琮、璧等可能是与祭祀天地相关的礼器，神人兽面纹可能是良渚人崇拜的宗神。良渚陶器上刻划的类似文字的符号不少，有的可能就是当时的文字。良渚文化完全具备早期文明的基本特征，属于中华大地上最早进入文明社会的区域文明之一。但良渚文化在距今4200年以后突然衰落，玉器等文明要素流播到各地。

长江中游在距今5000年至4100年之间先后是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已发现20座古城，最大的石家河古城约120万平方米，分成“宫殿”区、祭祀区、墓葬区等，可能与祭祀有关的数以万计的红陶杯、红陶小动物、小人等，营造出浓厚而又特别的原始宗教气氛，有的陶缸上有类似大汶口文化的单个字符，应当也已迈入文明社会的门槛。距今4100年前后，石家河文化被来自中原的王湾三期文化所摧毁，同时在江汉地区出现了以前没有见过的神人头、虎头、凤、鹰等造型极为精美的玉器，源头可能在黄河中下游地区。

西辽河流域于距今5000多年进入红山文化晚期，以辽宁牛河梁遗址大规模的宗教祭祀遗迹为世人所瞩目，这里有“女神庙”、有祭天的“圜丘”，还有可能属于宗教首领人物的大型石冢，高等级墓葬随葬精美玉器。红山文化应该已经站在了文明社会的门槛，但距今5000年以后突然陨落，只有一些文明要素流传下来。

总体来看，文化上早期中国的萌芽和中国文明开始起源，可以追溯到距今8000多年以前。距今6000年左右由于中原核心区的强烈扩张影响，文化上的早期中国正式形成。距今5000年左右不少地区已经站在或者迈入了文明社会的门槛，进入早期中国的“古国”时代。距今4000年左右黄河流域尤其是黄河中游地区实力大增，长江中下游地区全面步入低潮。距今3800年以后以中原为中心，兼容并蓄、海纳百川，形成二里头广幅王权国家，或者夏代晚期国家，中国文明走向成熟。

如果我们依照考古发现，把欧亚大陆划成东方、西方和北方三大早期文化圈，那么早期中国就是早期东方文化圈的核心。在长达数千年的起源和形成过程当中，文化上的早期中国或者早期中国文明，逐渐沉淀和锻炼出有别于世界上其他文明的特征，我认为至少可以归纳成以下四个方面：一是以农为本，稳定内敛；二是敬天法祖、整体性思维；三是有主体有中心的多支一体文化结构；四是跌宕起伏的文化连续发展进程。文化上的早期中国，连同这些文化特征，对此后文化上的中国或者中国文明连续不断地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最早的中国诞生于何时何地？是个什么样子？这或许是现在很多人想知道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虽然在近几年才成为热点，但开始的时间却至少要早到20世纪80年代。1986年，严文明提出史前时期就已经有了现代中国的基础，已形成有中心多元一体的“重瓣花朵式”史前中国格局^[1]。1987年，张光直提出约公元前4000年后形成“中国相互作用圈”^[2]。前者揭示了最早中国的圈层结构，后者指明其形成时间，各有侧重。

20世纪末期，苏秉琦指出先秦时期存在一个“共识的中国”^[3]。赵辉提出以中原为中心的中国文化的多重空间结构和历史趋势“肇始于公元前3000—前2500年之间”^[4]。2004—2005年，我提出“早期中国”“早期中国文化圈”的概念^[5]，2009年进一步指出文化意义上的“早期中国”或“早期中国文化圈”萌芽于公元前6000年左右的裴李岗文化时期，正式形成于公元前4000年前后的庙底沟类型时期^[6]。2011年，为推进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早期中国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研究”，我组织召开了“文化上‘早期中国’的形成和发展学术研讨会”，会议上李新伟提出中国的史前基础可称之为“最初的中国”^[7]，何驽提出最初“中国”应该是陶寺文化^[8]。

以上诸观点，都是认为最早的中国在史前时期已有雏形或者已经形成，但具体仍有差异。比如严文明、赵辉和我都认为史前的中国是以中原为中心的，苏秉琦、张光直和李新伟则更强调各区域的“平等”地位。再比如何驽所说最初的“中国”局限在晋南，实际上只是先秦时期“地中”或“中土”的含义，而其他学者所说的中国，更接近于先秦时期的所谓“天下”^[9]，或者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概念。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最早的中国应该是国家产生以后的事情，至少应该出现于夏商周三代。2005年李零指出，西周时期出现的“禹迹”传说，“是借助传说对外表达的中国最早的‘中国’概念”，暗示最早的中国出现于西周^[10]。2009年，许宏提出二里头时代随着二里头文化的大幅度扩张而形成最早的中国^[11]。

西周或者二里头时代当然已经形成早期中国，但不见得是最早的中国。我认为最早的中国，只是文化意义上最早的中国，就是和现代中国传统上绵长接续、地理上大体吻合的一个超级文化共同体或文化圈，不同于政治意义上的最早中国，不见得非要进入国家阶段或晚到夏商周时期。

二 最早中国的形成

中国幅员辽阔，能够在中国大部地区看到一个颇具共性的超级文化圈，那是在中国这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中，各区域文化经过了较长时间交流融合的结果，而这个交融过程从200万年以来的旧石器时代即已开端。

在漫长的旧石器时代，尽管在中国内部存在文化差异，也不时和西方发生基因和文化上的交流，但总体上铲形门齿等后世蒙古人种的特征普遍存在，砾石—石片工业传统贯穿始终，表现出人类进化和文化发展上显著的连续性和统一性特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苏秉琦说，“中国文化是有近200万年传统的土著文化”^[12]。

约距今2万年前进入新石器时代，文化的交融加速进行。约公元前9000年以后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晚段，在中国中东部地区形成五大文化系统，彼此之间已经存在一些联系，而且不排除这些文化陶器的产生都受到华南最早制陶技术启发的可能性^[13]（图一）。约公元前6000年进入新石器时代中期中段后，各文化区交流显著加速，中国大部地区文化交融整合成四个文化系统，中原裴李岗文化的强势地位凸显并对外产生积极影响，从而有了早期中国文化圈或文化意义上早期中国的雏形（图二）。约公元前5000年进入新石器时代晚期以后，进一步整合形成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华南、东北三大文化区或文化系统，雏形的早期中国文化圈的范围大幅扩张（图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