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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在《公正：何谓正当之为》中，政治哲学家、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的论述深刻地介入了现代生活的重要议题：受什么样的伤应该得到五角大楼的紫心勋章？安乐死是否应该得到法律许可？一条命是否不如十条命贵重？代孕合同是否合法？是否应该认可同性婚姻？在现代市场功利化原则与个人道德正当选择之间，明分界限，探究缘由。这些貌似互不相关的社会议题的争议，都可以归结为对公正持有不同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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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什么样的伤才配得上紫心勋章^[1]？

在某些事情上，有关德性与荣誉的问题非常明显，以至于我们无法加以否认。让我们来考虑一下关于谁有资格获得紫心勋章的争论。1932年以来，美国军队一直将这一奖章授予那些在战争中受伤或牺牲的士兵。除了能带来荣誉，这枚奖章还能使获得者在退役军人医院享有诸多特权。

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打响以来，越来越多的老兵被诊断出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并接受治疗。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症状包括连续做噩梦、极度抑郁及有自杀趋向。据报道，美国至少有30万名老兵受到创伤后应激障碍或严重的抑郁症的折磨。这些老兵的支持者认为，老兵同样有资格获得紫心勋章。既然心理上的创伤至少与身体上的创伤一样使人衰弱，那么忍受这种伤痛的老兵就应当获得这一勋章。¹¹

五角大楼的顾问团在研究了这一问题之后，于2009年宣布，紫心勋章只授予那些身体上受到伤害的士兵。那些精神失调或心理上受到伤害的老兵，即使有资格获得由政府资助的医学治疗和残疾补助，也没有资格获得紫心勋章。五角大楼的这一决定基于以下两个理由：创伤后应激障碍并不是敌人有意造成的，而且它很难得到客观的诊断。¹²

五角大楼顾问团的决定是正确的吗？如果我们只是看这些理由，那么它们并不具有说服力。在伊拉克战争中，一种最普通的、紫心勋章所认可的创伤就是近距离爆炸所造成的鼓膜穿孔。¹³与子弹和炸弹有所不同，这类爆炸并不是敌方战术故意造成的伤害和牺牲。它们（与创伤后应激障碍一样）是战争行为所产生的损伤性的副作用。创伤后应激障碍可能比断肢更难以诊断，然而它们所造成的伤害却可能更加严重和持久。

正如关于紫心勋章的广泛争论所揭示的，这里真正的问题在于这枚奖章的意义及其所尊重的德性。那么，与此相关的德性是什么呢？与其他部队奖章不同，紫心勋章尊敬牺牲，而非勇敢。它不要求有英雄的行为，只需要有敌人造成的伤害，但问题在于什么样的伤害应当被奖励。

一个叫作“紫心勋章骑士团”的老兵俱乐部反对由于心理上的创伤而颁发这一奖章，他们认为这样做会“贬低”这份荣誉。该团体的发言人声明：流血应当是一项必要条件。¹⁴他并没有解释为什么不流血的创伤就不算数。然而，支持将心理创伤算在紫心勋章奖励范围之内的前海军上校泰勒·布德罗，为这一争论提出了一种令人信服的解析。他将这里的反对之声归咎于军队中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即认为创伤后应激障碍是一种软弱的表现。“那种强调坚强意志的文化，同样会导致人们对‘战争暴力能够伤害最健康的心灵’这一说法持怀疑态度……令人悲哀的是，只要我们的军事文化对战争所造成的心理创伤哪怕暗中还存有一种蔑视，那些（受到心理创伤的）老兵就不可能得到紫心勋章。”¹⁵

因此，关于紫心勋章的争论不只是一种如何界定伤害之真实性的医学或临床上的争论。该

对政府救助的愤慨

公众对2008—2009年的经济危机感到愤怒，就是一个恰当的案例。近些年来，股票和房地产价格节节攀升，当房地产泡沫破裂之后，秋后算账的时刻也来临了。华尔街各大银行和金融机构通过由抵押贷款支撑的综合投资赚了几十亿美元，而此时这些抵押贷款的价值急速下跌。曾经不可一世的华尔街的公司跌到了崩溃的边缘。股票市场崩盘之后，受到毁灭性打击的不仅仅是那些大的投资者，也有普通的美国百姓，他们退休账户中的钱大大缩水。2008年，美国家庭损失的财富总额达到110 000亿美元，相当于德国、日本和英国年产值的总和。¹⁶

2008年10月，乔治·W. 布什总统请求国会用7 000亿美元金融救助计划基金作为政府救助措施，来拯救国内大型银行和金融公司。华尔街在形势大好的时候获取了丰厚利润，在形势不好的时候，就让纳税人来为其买单，这似乎很不公平。但好像没有别的办法。这些银行和金融公司已经发展成庞然大物，与经济的各个方面纠缠在一起，以至于它们的崩溃会拖垮整个金融系统。它们“太大了，因而不能倒闭”。

没有人认为这些银行和投资机构应得这些钱——是它们草率的赌注（不完备的政府法规使之成为可能）导致了这场危机。然而，这里的情形是：经济总体的福利似乎要超过对公平的考量。国会很不情愿地下拨了救助款项。

接下来就出现了奖金事件。在救助款项开始流通后不久，新闻报道披露，有些领取了公众救济金的公司将数百万美元作为奖金发放给它们的高层管理人员。其中最臭名昭著的例子涉及美国国际集团（AIG），这是一家保险业巨头，它被旗下金融产品的高风险投资拖垮。尽管它因为政府注入了大量资金才得以获救（总数高达1 730亿美元），它却将1.65亿美元作为奖金支付给那些部门经理，73名员工获得了超过100万美元的奖金，而正是这些部门使得经济危机陡然加重。¹⁷

有关奖金的新闻点燃了公众抗议的怒火。这一次的愤怒并不是由于10美元一袋的冰块，也不是由于价格过高的汽车旅馆房间，而是由于用纳税人的钱大手大脚地奖励那些应该为全球金融危机负责的机构的成员。这一定有些不对头。尽管美国政府拥有该公司80%的股份，但是财政部部长在请求由政府任命的美国国际集团首席执行官取消奖金的发放时，却无功而返。该首席执行官回答道：“如果员工们认为他们的补贴受控于美国财政部持续的、任意的管制，那么我们就不能吸引和留住最好的、最聪明的人才。”他认为，为了纳税人的利益——毕竟纳税人拥有大半个公司——他们需要高水平的员工来摆脱这些不良资产的负担。¹⁸

公众盛怒。《纽约邮报》以头版头条表达了多数人的心声：“贪婪的浑蛋们，不要如此心急。”¹⁹美国众议院试图通过一项法律，向那些获得政府救助款项的公司发放给员工的奖金加征90%的税，以收回这笔钱。²⁰在纽约总检察长安德鲁·科莫施加的压力之下，美国国际集团奖金获得者前20名中的15人同意返还奖金，总计收回约5 000万美元。²¹这一行为稍稍缓解了公众的愤怒，参议院对惩罚性征税方式的支持力度也逐渐减弱。²²然而，整件事却使得公众不再愿意支付更多的钱来收拾金融业的烂摊子。

人们对奖金事件感到愤怒的核心是一种不正义感。即使在奖金事件爆发之前，公众对政府救助的支持也是犹豫不决且矛盾的。经济的崩溃将会殃及每一个人，因此有必要阻止它的发生。同时，美国人认为，给那些失败的银行和投资公司注入大量的资金，从根本上来说是不公平的。在这两者之间，美国人民难以抉择。为了避免经济大灾难，国会和公众都做出了让步。然而，从道德层面看，这始终像是一种勒索。

在对政府救助感到愤怒的背后，是一种有关道德应得的观念：那些获得奖金的高层管理者（以及那些获得经济援助的公司）不配得到这些。然而，为什么他们不配呢？这里的原因可能并不是那么显而易见的。让我们来考虑两种可能的回答：一种与贪婪有关，另一种则与失败有关。

公众愤怒的根源之一在于那些奖金似乎是在奖励贪婪，正如报纸头条不留情面地指出的那样。公众认为这在道德上是不可接受的。不仅仅是这些奖金，整个政府救助似乎都是在不合情理地奖励贪婪的行为，而不是惩罚。为了追求更大利益，那些金融衍生产品的交易者进行鲁莽轻率的投资，使他们的公司和整个国家都陷入岌岌可危的经济困境。在经济状况好的时候，他们将利益收入囊中，甚至在自己的投资破产之后，仍然不觉得获得数百万美元的奖金有不妥之处。²³

对贪婪的批判不仅体现于新闻报纸头条，同时也（以更得体的方式）体现于国家官员的言论之中。参议员夏洛德·布朗（一名俄亥俄州的民主党人）认为美国国际集团的行为意味着贪婪、狂妄自大，甚至更加恶劣的品性。²⁴奥巴马总统认为：“由于鲁莽和贪婪，美国国际集团使自身陷入经济困境。”²⁵

这种关于贪婪的批判的问题在于，它没有把这次经济崩溃后从救助款项中拿到的奖励，与在经济繁荣时期从市场获得的奖励区分开来。贪婪是一种恶，是一种不好的心态，是一种对利益的过分且专注的欲求。因此，我们能够理解为什么人们不愿意奖励贪婪。然而，我们是否有理由认为，这次政府救助奖金的这些领受者比多年前更加贪婪——而在多年前，他们非常成功并获得了更高的奖金？

华尔街的那些交易员、银行家及对冲基金的管理者，都是一帮要价不菲的家伙。对经济收益的追求是他们维持生计的方式。无论他们的职业是否在腐蚀他们的品性，他们的德性都不会随着股市涨跌而上下起伏。因此，如果说用巨额的援助资金来奖励贪婪是一种错，难道市场对其慷慨回馈就没有错吗？2008年，华尔街的各大公司（有些是纳税人资助的人寿保险公司）发放了160亿美元的奖金，这引起了公众的愤怒。然而这一数字却不到2006年（340亿美元）和2007年（330亿美元）所发放奖金的一半。²⁶如果我们现在说，他们不应该得到这些钱的原因是我们不应该奖励贪婪，我们又怎么能够说在前几年他们应得那些钱呢？

一个明显的区别在于，政府救助的奖金来自纳税人，而经济强健时期的奖金来自公司的盈利。如果公众愤怒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些奖金并不应发放，那么奖金的出处就不应该影响这一判断。然而，它却提供了一条线索：这些奖金之所以来自纳税人，是因为那些公司失败了。这将我们引入了此次民怨的核心：美国公众反对发放奖金和政府救助金的真正原因并不在于那些公司奖励贪婪，而在于它们奖励失败。

美国人对失败的态度比对贪婪更加苛刻。在市场占主导的社会，人们期望那些雄心勃勃的人积极地追求他们的利益，而且自我利益和贪婪之间的界限经常比较模糊。然而，成功与失败之间的界限却被人们鲜明地铭记于心。“人们应该得到成功赐予的奖励”这一信念，是“美国梦”的核心。

尽管奥巴马总统顺便提及了贪婪，但他明白，奖励失败是反对之声和愤怒的更深层原因。在宣布让接受救助款项的公司限制发放高层经理的工资时，奥巴马认识到了人们对政府救助感到愤怒的真正原因：

这就是美国。我们不轻视财富，我们也不因为任何人取得成功而抱怨，并且我们毫无疑问地相信：成功应当得到奖赏。然而，让人们感到沮丧，并且应当感到沮丧的是，那些高级管理者却因失败而得到奖励，尤其是奖金来自美国纳税人的钱。²⁷

有关政府救助伦理的一个最不寻常的论述来自参议员查尔斯·格拉斯利，他是艾奥瓦州的一名共和党人，来自美国中部的财政保守派。在人们为奖金事件而极为愤慨的时候，格拉斯利在接受艾奥瓦州广播电台采访时说，最让他感到恼怒的是，这些公司的高级管理者拒绝为自己的失败接受任何谴责。“如果他们能像日本人那样来到美国人民的面前深深鞠个躬，说声‘对不起’，然后要么辞职，要么自杀，那么我对他们的感觉会好很多。”²⁸

格拉斯利后来解释道，他并不是在号召那些管理者自杀，不过他确实希望他们能够为自己的失败承担责任、表示悔恨及向公众道歉。“我从来没有从那些高级管理者口中听到这些，这使得我那个辖区范围内的纳税人很难再往外扔钱。”²⁹

格拉斯利的评论支持了我的直觉：人们之所以对政府救助感到愤怒，并不主要是由于其奖励了贪婪。最冒犯美国人正义感的是，他们上缴的税款竟然被用来奖励失败。

如果这一点是正确的，我们仍然要追问，这种关于政府救助的观点是否正当。大银行和投资公司的那些首席执行官和高层管理人员是否真的要因为这场金融危机而受到谴责？许多管理者并不这样认为。在调查此次金融危机的国会委员会面前做证时，他们坚称自己竭尽所能地利用了他们所掌握的信息。于2008年破产的一家华尔街投资公司——贝尔斯登（Bear Stearns）的前首席执行官说，他思考良久，想看看自己是否可以做出不同的事情。他总结说他已经做了所有他能做的事情：“我实在想不出任何办法……能改变我们面临的现状。”³⁰

其他失败的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对此表示同意，并坚称他们是一场无法掌控的“金融海啸”的受害者。³¹类似的心态蔓延至年轻的交易员，他们无法理解公众为什么对他们领受奖金感到愤怒。一名华尔街交易员告诉《名利场》杂志的记者：“人们对我们没有任何同情，可是我们并非不努力。”³²

“海啸”这一比喻成为政府救助的日常用语，尤其是在金融圈内。如果这些经理是对的，即可以将他们公司的失败归咎于更大的经济力量，而并非他们自己的决定，这就能够解释，为什么他们并没有表达参议员格拉斯利所期望听到的悔恨之情。然而，这同样引发了一个意义深远的有关失败、成功与正义的问题。

如果强大的、系统性的经济力量能够解释2008—2009年的灾难性损失，那么难道我们不能说，它们同样能够解释前些年那些令人眩晕的收入吗？如果我们因为年成不好而责备天气，那么那些有天赋、有智慧并努力工作的银行家、交易员及华尔街的高级经理，又怎么能够由于在艳阳高照时所获得的那些惊人回报而受禄呢？

在面对公众为给失败发放奖金而产生的愤怒时，那些首席执行官辩称，经济收益并不完全是他们自身行为的结果，而是他们不可掌控的力量的产物。他们可能是有一定道理的。然而，如果这是真的，我们就有很好的理由来质疑他们在经济良好时期对超额报酬的索求。冷战的结束、全球化的贸易、资本主义的市场、个人电脑和网络的兴起以及诸多其他因素，都肯定有助于解释20世纪90年代及21世纪初金融业的成功。

2007年，美国各大企业的首席执行官获得了高于普通工人343倍的工资。³³那么，这些首席执行官凭什么应该得到比他们的员工高这么多倍的工资呢？诚然，他们大多数都努力工作，并将自己的才能运用到了工作当中。然而，让我们来考虑这一点：1980年，首席执行官的工

三种考量正义的进路

要看一个社会是否正义，就要看它如何分配我们所看重的东西——收入与财富、义务与权利、权力与机会、公共职务与荣誉等。一个正义的社会以正当的方式分配这些东西，它给予每个人所应得的部分。然而当我们追问什么样的人应得什么样的东西以及为何如此时，便产生了一些棘手的问题。

其实，我们已经着手解决这些问题了。当我们仔细考虑价格欺诈的对与错、关于紫心勋章的不同主张及政府救助时，我们已经鉴别了三种分配方式：福利、自由和德性。每一种理念都意味着一种不同的考量正义的方式。

我们当今的一些争论反映了我们在以下问题上的分歧：将福利最大化、尊重自由及培养德性意味着什么？而其他一些争论则涉及这样的分歧：当这些理念互相冲突时，我们该怎么办？政治哲学无法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些问题。然而，它却能够清晰地概括我们目前的这些争论，并澄清我们作为民主社会的公民可能面对的各种观念背后的那些道德考量。

本书探索了这三种思考正义的方式各自的优缺点。我们将从福利最大化这一理念开始。对像我们这样的市场社会而言，它提供了一种自然的起点。许多当代政治争论都是关于如何促进经济繁荣，或如何提高我们的生活水平，以及如何刺激经济增长的。为什么我们要关心这些事情呢？最显而易见的答案就是，我们认为经济繁荣能够使我们过得更好，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作为社会整体。换言之，经济繁荣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有益于我们的福利。为了探究这一理念，我们将转而讨论功利主义，它对我们应当如何使福利最大化，或（如功利主义者所说的）如何寻求最多人的最大幸福，以及为何如此等问题做了最有影响力的说明。

接着，我们将讨论一系列将正义与自由联系起来的理论。这类理论大都强调对个体权利的尊重，尽管它们自身在哪些权利最为重要这一问题上存有分歧。在当代政治语境中，正义意味着尊重自由和个体权利这一观念，与功利主义使福利最大化的观念同样为人们所熟知。例如，美国的《权利法案》设定了大多数人都不能侵犯的一些自由——包括言论自由和宗教自由。环顾世界，正义意味着尊重某些普遍人权的观念被越来越多的人接纳（如果不总是实践上的，那么至少也是理论上的）。

从自由的进路对正义进行考量是一种宽泛的理论。实际上，目前某些最激烈的政治争论就来自理论内部的两大阵营——追求放任主义的阵营和追求公平的阵营。坚守放任主义阵营的是一些拥护自由市场的自由至上主义者，他们认为，正义就在于尊重和维护达成一致意见的成人做出的自愿选择。讲究公平的阵营包括一些持平等主义态度的理论家，他们认为，不受约束的市场既不正当也不自由。在他们看来，要想达到正义，就需要政策来修正社会和经济的缺陷，并给予每个人通往成功之路的平等机会。

最后，我们将转向另外一些理论，它们认为正义与德性及良善生活密切相关。在当代政治领域，德性理论经常被看成文化保守主义和宗教右派。对自由社会中的许多公民来说，将道德法律化这一观念是令人厌恶的，因为它有陷入不宽容和压迫境地的危险。然而，以下这种观念，即正义社会认可某些德性及关于良善生活的观念，在意识形态领域引发了许多政治运动和争论。废奴主义者和马丁·路德·金也从道德和宗教理想中引申出了各自的正义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