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拉克艺术史文集（套装共5册）》Epub-Pdf-Mobi-Txt-Azw3 下载在线阅读

肯尼斯·克拉克, 刘健等等。| 2022-02（¥199.99）

【20世纪杰出的艺术史家克拉克经典作品合集!五部堪称典范的传世之作,一场澎湃人心的艺术之旅!】

【简介】

“克拉克艺术史文集”精选了肯尼斯•克拉克的五部代表性著作，分别从风景画、哥特复兴、浪漫主义绘画、绘画观赏等主题切入，呈现了丰富而多彩西方艺术。

克拉克深受西方古典人文主义传统的影响,将艺术置于文化和社会的整体环境中加以考察。这位英伦绅士坚持以文雅风趣的语言、深入浅出的讲述方式，将“端庄高贵”的艺术介绍给大众。同时，他以深入细致的图像分析和博学多识的古典涵养，循循善诱地引导读者学习如何“观看”一件视觉艺术作品，引领读者漫步于西方文化艺术历史传统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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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绘画的着色风格颇为适合风景的描绘，只要有对风景的描绘需求，即便古典风格的其他因素消失了很长时间，这种风格的痕迹都会保留。维也纳《创世纪》大约完成于560年的安蒂奥克，是在两个世界的交接点出现的珍贵文献。在这幅画中，被称为“魔术师”的艺术家即便是以拜占庭的方法程式化地描绘人物，也仍能表现出对氛围的真实感受和对风景的总体把握。9世纪晚期的《乌得勒支诗篇》也充满了取自希腊化时期绘画的风景主题，它的印象主义式的草草涂鸦也仍然透露出作者对光和空间的意识。将这原作与12世纪中叶僧侣埃得温为坎特伯雷修道院制作的“临本”做番比较，要说明中世纪时期象征战胜感官，没有比这更简单的方法了。

［我在初版中忽略了古代风景的另一个传统。画家不是采用全景高视点，而是更接近绿色丛林，将树干、树叶和繁花填满笔下的整个空间。这样的处理方法我们可以在现藏罗马国家博物馆、源自“利维娅之家”的湿壁画中很好地了解到；在庞贝（新发掘区Ⅰ）也能够找到例子，并且在拜占庭帝国时期非常流行。这个传统的力量颇为强大，以致对大马士革的大清真寺的镶嵌装饰也有影响。以这种风格完成的罗马湿壁画很可能也为中世纪的画家所了解。该传统的另一种传播形式是描绘养生植物的草本系列图，有一份含有此内容的古代手稿被留存了下来。这种类型的精致范例是收藏于维也纳的一件14世纪手稿《健康全书》（图1），它非常类似15世纪初期花毯设计师使用的图册。树叶与水果受到了仔细的观察，也占有比人物更大的比例。在论及阿维尼翁教皇宫里的湿壁画时，我提到过这一风景画传统，但我没有描述其诸种来源。这是人们与生俱来且一再发生的观看大自然的方式，这一点在亨利·卢梭的丛林风景中可以得到印证。］

一切艺术在某种意义上讲都是象征的，其识别依赖于被长时间接受了的特定程式。早期中世纪艺术用来表示自然对象的存在的那些象征符号，一般与它们代表的实际物貌是没有多大关系的，但是它们满足了中世纪的精神。在一定程度上讲，它们是中世纪基督教哲学的产物。倘若我们的世俗生活仅仅是个短暂而又悲惨的插曲，那么周围的环境就不需要吸引我们的注意。如果观念是神圣超脱的而感觉又受到贬抑，那么我们对物貌的呈现就必须尽可能地运用象征手法，而通过我们感官所领悟的自然就会变得非常罪恶。12世纪初期，圣安瑟莫坚持这样的观点：事物的有害性与其能愉悦的感官数量成正比。因此，坐在花园里是危险的，因为那里有使视觉和嗅觉满意的玫瑰，使听觉舒畅的歌声和故事。毫无疑问，这是最为恪守教规的僧侣观念。普通人并不认为欣赏大自然有什么错误；他们只会说自然不值得欣赏。田野只意味着艰苦的劳作（今天的农民几乎是对自然的美毫不热心的唯一社会阶层）；海岸只意味着风暴和遭到海盗掠夺的危险。土地表面多少有点可获利的部分，但延伸出去也只是漫无止境的森林和沼泽。阿道司·赫胥黎先生曾经评论道：假如华兹华斯熟悉热带森林的话，就会减少对他的森林女神的赞颂。正如他所说的那样，巨大的森林中存在着某种让人感到陌生、难受，以及对生活极为有害的特点。难怪早期史诗很少涉及自然，北欧传说和盎格鲁——撒克逊诗歌里涉及大自然的内容，都是那样简短和富有敌意，或者也只是详细描写自然的恐怖。例如我们从《贝奥武甫》中对魔怪格兰道尔的池塘的描写可以看出，诗人想让我们分享他的恐惧。

一件艺术品如果越是欠缺模仿的痕迹，它就越会以一种图形使眼睛感到愉快，象征的艺术总是会演变为装饰性的语言。像圣马可教堂或西西里巴勒莫的帕拉丁教堂里的镶嵌画（图2）那样纯象征性的作品，对自然的参考为装饰设计增添了新的和宝贵的因素。不过重要的是，当人们带着愉快的心情去观看大自然的具体细节时，象征性的心理习惯仍然会赋予人们的关注以不同寻常的强度；因为他们不仅把花朵和树木看成是令人愉快的事物，而且也看成是神性的原型。

雕刻于13世纪的兰斯和绍斯韦尔柱头上的树叶、花朵和植物藤蔓冲破了僧侣恐怖意识的冰层，创造出十分清晰的物象。它们非常形似而又不经过选择，说明它们第一次受到了关注。

在绿茵的草地和低洼的土地里，

寻常的黎明赋予了一切生机。

兰斯和绍斯韦尔的花还没有成熟，仍然受着教义寒风的侵袭。然而渐渐地，从13世纪开始，树叶装饰会作为一个惯例出现在柱头上，出现在手抄本边缘，并且圣方济各的追随者们已能够将他的生活逸事归纳为“小花”（fioretti）。

于是，自然物第一次以个人的方式被视为令人愉快的对象，并被认为象征着某些神圣的特质。通向风景画的下一步，是通过想象力使自然物形成一个整体，并使其成为完美的象征。这一步是由花园的发现完成的。在某种意义上讲，用“发现”这个词是不正确的，因为被施以魅力的花园——例如伊甸园、金苹果园或“青春之地”（Tir-nan-Òg）——本是人类永恒的、无处不有的和具有抚慰作用的神话之一；它在12世纪的再次出现，仅仅是想象功能普遍苏醒的一部分。曾经圣安瑟莫认为非常危险的感觉的多样性，这时被教堂用来作为对天堂的预先品尝。“天堂”对波斯人来说即是“一个有围墙的圈地”，很有可能，在中世纪晚期给予花园的特殊价值是十字军东征的遗产。总之，繁花朵朵的草地与充满暴力事件的世界是分开了的，爱、人以及神，都能在这样的天地里得到完美的体现。这种思想也出现在普罗旺斯诗歌里，就像同时其他的馈赠来自东方。据说，在一个最为神秘的花园里，即“玫瑰传奇”，其中的树木，便是来自萨拉逊的地域。对花园的感受并不限于诗人。学识渊博的中世纪哲学家大阿尔伯图斯在他的《植物论》里，就描绘了生长在平整草地上的有着葡萄和果树的果园或者乐园。他还补充说，“在草地后面种植了大量芬芳植物，它们的香气满足了嗅觉；还有那些靠千姿百态使视觉愉快的紫罗兰、耧斗莱、百合花、玫瑰和鸢尾”。这已与圣安瑟莫的僧侣观念相去甚远。

正如中世纪别的事物一样，这种新精神在但丁那里可以找到集中的表现。19世纪研究《神曲》的学生，就已经在煞费苦心地记录与自然有关的信息，并发现了一些美丽的形象，其记录的清晰度不亚于13世纪建筑柱头上的雕饰。确实，在但丁的心目中，与神学中的神性之美相比，自然的美算不了什么。但是，随着他的诗歌叙事，我们能够感受到早期中世纪令人恐怖的世界向“小神明”（microtheos）的文雅世界的变化，这时，上帝就体现在自然之中。但丁从黑暗森林开始他的旅行（这是人们能记得的唯一事实）；当他临近森林边缘时，看见一条小溪的彼岸有一位夫人，她正一边唱着歌，一边采集着点缀一路的小花朵（《炼狱篇》第十八章第40—60行）。四十年后，这花园成了薄伽丘妩媚伴侣的避难所。为了便于讲故事，他们撤向“一块百花盛开的草地”，此时，黑死病正在园外蔓延。也许这场瘟疫^[1]被一幅表现花园的画记录下来，即圣者墓地里的这幅湿壁画，它在19世纪还是以奥尔卡尼亚的作品而闻名，但实际上它是洛伦采蒂兄弟的一位在比萨的不知名追随者所作的。画中描绘了许多气定神闲的狂欢者坐在树下，他们脚踏绣有花朵的花毯，奏着音乐，相互传递着充满情欲的媚眼，但频繁的修复使人物的姿态看起来相当怪异。毫无疑问，他们在享受感官的快乐，人们头上的两个丘比特强调了这一点，这两个丘比特看上去像是从（正如今天一样）并置在圣墓墙边的古代石棺里飞出来一样。这幅湿壁画属于锡耶纳艺术风格的一个分支，因为风景在佛罗伦萨的绘画传统里没有什么地位。在乔托的绘画里，以光秃、简单的岩石作为背景，起着保持画中各组物象之间平衡的作用；尽管乔托对人物的姿态和表情观察入微，他却轻视记录对植物或一般树木的观察。只要我们记住他是圣方济各生活的形象记录者这一事实，就能够理解这种纪念性的艺术传统对乔托的艺术风格为什么有如此大的影响。如果乔托在画上多画一些花朵，艺术史家就会不禁感激地引用圣方济各赞美诗里的诗句，以说明与自然保持联系的精神在他的作品里是显而易见的。

所以，正是在锡耶纳绘画里，我们一定能寻找到已在14世纪早期诗人那里发现的对自然美的感觉；我们在西莫内·马丁尼和洛伦采蒂的作品中发现了这种感觉。从现代观点来看，最初幸存下来的风景可见于安布罗焦·洛伦采蒂的那组题为《善恶政府》（Good and Bad Government）的湿壁画。画中风景的描绘十分具体，以至于它们几乎不属于象征风景了。在将近一个世纪里，这些风景都是无与伦比的。另一方面，西莫内又是感官意义上的天堂之美的天生阐述者。他的金色织物就是为那被祝福之人而摆置于天堂，他的衣饰富有韵律的飘动，仿佛回应着天使般的歌声。这都说明了他与法国最为优秀的哥特式艺术是一致的，而且，他在1339年前往阿维尼翁也绝非偶然。

大概是在阿维尼翁，西莫内遇到了一个中世纪和现代世界交界时期的重要人物，这就是彼特拉克，两人结识后关系变得十分亲密。彼特拉克不仅把这位画家称为“我的西莫内”，而且他在自己的十四行诗中也提到西莫内为他和劳拉分别画过肖像；我们知道，在他成年之后，这位诗人仅向亲朋好友提及过这位夫人。这两幅肖像已经遗失。不过，奇迹般地（毕竟他的图书室曾数遭劫难），我们还掌握有彼特拉克所喜爱的维吉尔抄本。其中，诗人不仅记述了劳拉的去世，而且还收有一幅西莫内画的卷首插图（图3）。这幅画画的是诗人坐在繁花似锦的果园里，他身旁有一位牧人和葡萄看守人，象征着田园诗和农事诗。这种把乡村生活消遣娱乐的内容作为幸福和诗歌的源泉表现在艺术里的做法，是自古以来第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