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国家竞争》Epub-Pdf-Mobi-Txt-Azw3 下载在线阅读

副标题: 新兴七国比较研究

 

作者: 温铁军 等

 

内容简介：

 

进入21世纪以来的这20年，金融全球化不断深入，每一个国家都是身处其中的参与者。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金融全球化究竟是机遇还是陷阱？为什么发达国家可以强者恒强，而欠发达国家却往往多灾多难？世界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究竟是依据什么样的逻辑在运转着？

 

经过对具有代表性的发展中国家（即新兴七国）进行了长期而深入的调查研究之后，温铁军团队再次执笔，将这些国家在发展中的经验与教训进行了归纳和总结。本次研究所选取的七个国家包括：越发走向金融全球化的中国和土耳其；农村分布广泛，组织化程度低，产业经济难以形成规模竞争力的印度及印度尼西亚；以及始终受制于“单一化”经济，未能完成工业化，并过分依赖原材料输出而遭受国际经济下行周期严重冲击的巴西、委内瑞拉和南非。

 

七个国家七个故事，虽然他们的发展路径、发展模式以及当前的处境各不相同，但将他们放在一起观察，却还原了世界格局的本来面目，对于理解一般发展中国家的历史命运，以及如何走出发展困境，都具有深刻的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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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成本转嫁——美国低成本退出中东，祸延欧洲

2001年后，美国推行全球反恐战，直接出兵中东及中亚。近年美国国内推动了页岩气革命及建设北美天然气管道，基本实现本国能源供应独立（参阅附录《专题1 2007年次贷危机以来美国的阶段性战略调整》），中东地区对美国的地缘政治重要性下降，加上美国21世纪的地缘战略重心移往东亚，促使美国战略性撤出中东。但美国多年的单边主义令中东区域内分崩离析，当地极端恐怖主义横行，政局动荡，宗教派系对立，社会一片混乱。如果美国承担维持中东秩序的责任，则必然要负担庞大的军事及政治成本。然而，美国这次撤出中东，采取的不仅是低成本撤离，而且是焦土政策，包括策动圣战武装部队及伊斯兰国推翻利比亚卡扎菲政权及引爆叙利亚内战[27]。这不仅不用承担撤出的政治成本，反过来还祸及欧洲，防止中东成为欧洲的势力范围，尤其是避免欧洲整合俄罗斯及中东，建立石油欧元（Petro Euro），使中东、北非及中亚成为泛地中海欧元区。与此同时，增加依赖中东能源的中国之成本，一石二鸟，同时打压欧元及人民币，维护美元的全球霸权（参阅附录《专题4货币霸权战略冲突下欧元的困局》《专题5美欧中战略关系分析（2015）》《专题8中国人民币国际化的两个取向与两难困境》）。这也是核心国政治成本转嫁的经典例子。

由此可见，政治成本转嫁不仅是核心朝向边缘，更会发生在核心内部的核心与次核心之间。

回顾历史，当前金融资本全球化蛊乱世界的局势，与“一战”“二战”间法西斯主义兴起的背景高度相近，都是在高度金融化的资本主义体系爆发严重经济危机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利益分歧和矛盾加剧，民众面对生存的焦虑凸显。在社会经济资源分配高度不平均的情况下，个别机会主义政客和背景复杂的组织别有用心地转移视线，挑起族群或宗教等矛盾，把下层社会的愤怒引向排外的血腥冲突。

20世纪法西斯主义兴起后的惨痛历史人们还记忆犹新，可是对于当前全球因金融化而会再次导致“泛法西斯化”的严峻势头，大部分人却仍然缺少警觉性，更遑论直指其根源。

面对上述严峻形势，新兴国家社会各界尤其需要提高对核心国家主导的“金融全球化”的认知能力。因为在可预期的未来，仍然要不断承受全球无序的各种冲击，在艰难中摸索前进。

为此，本研究选取其中七个较具代表性的新兴国家：印度、巴西、土耳其、印度尼西亚、南非、委内瑞拉及中国（以下简称E7）。它们的发展途径和模式，乃至于当前的处境，对于我们理解一般发展中国家的历史命运，具有深刻的参考意义。

（二）全球资本主义历史阶段分析

要深刻理解新兴国家，乃至全球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当前的处境，必须把它们近百年来，为了摆脱贫穷奴役而追寻发展的路径，放回全球资本主义扩张的历史大背景中进行研究。若抽离全球历史背景去研究国家的制度选择，甚至比较制度之间的优劣，不仅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之弊，甚至容易落入高度意识形态化话语的窠臼。

全球资本主义发展至今共经历了三个主要历史阶段。

早在前资本主义的殖民化时期，西方列强通过大规模实施反人类的国家犯罪，在欧洲之外到处复制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奴隶制。一方面奠定了西方进入工业文明的条件，另一方面也把人类社会改变成“三个世界”，随之派生了三类资本主义模式：一是殖民地宗主国的老欧洲演化成的“莱茵模式”；二是被殖民化的新大陆（南北美洲、大洋洲）演化成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三是没有完成殖民化的亚洲原住民大陆演化成的“东亚模式”。[28]

在人类的资本主义历史上，这三个世界在资源环境和制度文化上都有显著区别，我们对不同经验都应该增加了解，但不可简单照搬。

1.第一阶段：16世纪末期至第一次世界大战

处于亚欧大陆边缘的欧洲通过向全球殖民扩张，既向外输出贫困人口，又占有资源产品借以完成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进而，殖民地瓜分演化为主要发生在欧洲的帝国主义战争，由此，欧洲成为世界中心。

殖民化之前的欧洲，负债累累、战乱频仍，为了应付内部危机，积极寻找通往东方的新贸易路线及开拓殖民地。欧洲人在新大陆的掠夺和开垦，以及开展更为血腥和残暴的奴隶制“三角贸易”，为欧洲本土诸国产业资本的急速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欧洲社会虽然取得较大的进步，但这如同恩格斯指出的：连工人阶级都因分享了殖民地收益而淡化了阶级意识。于是，欧洲人虽然在其本土发展了少数人享有的平等、自由、民主等理念，却同时在其他大陆复兴了古希腊、古罗马所谓“弗里敦邦”时期的残酷奴隶制，对其他民族和国家进行无情的侵略和剥削，甚至大规模杀戮；即使在国内，也是奉行双重标准——“人生而平等”的前提是：白人基督徒，而且在很长时间里必须是男人才能享有权利。欧洲内部诸国之间的激烈竞争在欧洲大陆甚至世界各地引发了无数战争。20世纪初，德国、日本等后起的帝国主义新秀积极扩张，英、法等老牌帝国为确保利益及延续本身的优势不断打压后起之秀，最终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

2.第二阶段：20世纪“一战”及“二战”后至20世纪80年代——民族独立运动中的反殖民主义与产业跨国转移

世界各地几百年来饱受殖民主义侵略压迫的民族，纷纷争取民族自主独立。资本主义核心国发现，在国外直接殖民的成本日益高昂；随着制造业的利润率下降，先发国也在寻求产业升级。而且为了降低劳工成本、纾缓阶级冲突、降低国内环境保护的压力，先发国乐于向在解殖运动（独立运动中的反殖民主义，以下简称解殖运动）中诞生的民族国家转移低端制造业。只要先发国能继续掌握核心技术，并确保国际货币金融及贸易制度有利于资本输出国（例如资本自由流动），就可以利用其优势，以低成本获得发展中国家的低廉劳动力及自然资源，并且把劳资冲突造成的社会不安，以及环境破坏等成本转嫁给发展中国家来承担。对此，我们归纳为“成本转嫁”理论[29]。

3.第三阶段：20世纪90年代至今——全球化阶段，核心先发国加速金融化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进入“后冷战”时期，一方面，在政治上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阵营解体，中国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制裁压力下奉行亲资本的制度转型；另一方面，在经济上，核心国家资本跨越了地缘及意识形态壁垒，在发展中国家赚取了巨额利润。

然而，这些利润回流，客观地促使资本主义核心地区加速金融深化，并多次催生形形色色的资产泡沫，不断引发金融危机。危机爆发后，核心国家利用其主要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借由巨量货币增发来缓和流动性危机，而发展中国家则承受金融无序及资本大规模流出的风险。从昔日的赤裸殖民掠夺发展至今日的复杂金融化，成本转嫁的机制更上一层楼，核心国确保了其在国际货币—金融—贸易制度中的寻租地位。

本书提出的“国家竞争的微笑曲线”模型，可以用来说明这个历史过程。

以上是E7比较研究的宏观历史背景，属于大时段的历史划分。

本章集中讨论第三阶段。这一阶段又可以细分为三个时期。

20世纪90年代至2007年：“二战”之后，1944—1971年的国际货币体制属于布雷顿森林体系；1971—2013年可称为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其中，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阵营解体后的单极币缘-地缘政治格局为核心国家的急速金融化提供了便利。过去20年中，个别发展中国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被称为新兴国家；与此同时，核心国家凭借产业转移进行产业升级，朝向金融深化发展，最终引爆严重的全球金融危机。

2007—2013年：核心国家经历金融及债务危机，一面做出制度调整，一面通过QE纾缓流动性危机，把金融化的风险成本转嫁给发展中国家。2013年10月，核心国六方（1+5）货币协议的签订，标志着应对金融危机的制度调整初步完成。（参阅附录《专题2新核心同盟之一：核心区构建六方货币同盟》）

2014年至今年：由于核心国家内部出现问题及面临新兴国家的挑战，20世纪90年代初，“后冷战”以来的单极币缘-地缘政治体系难以为继。核心同盟完成制度调整、初步稳住阵脚后，便积极调整其全球地缘战略。2014年以后，币缘-地缘政治格局出现法西斯化的变动，各地缘政治板块进行大规模重构，血腥的地区冲突和排外的民粹主义成为新常态。同时，新兴国家过去近20年的旧发展模式走到极限，E7之中，凡是紧跟西方新自由主义制度的“路径依赖”都显得难以为继，各自陷入调整的阵痛之中。

在这个金融资本为核心构建起来的新世界体系中，被边缘化的国家中只有中国可能成为唯一例外。作为实体经济规模世界第一的、具有完整产业结构的超大型大陆国家，其实体经济总量至少两倍于国内金融资本总量，并且主权货币不能自由兑换。加之东方国家有别于西方的举国体制，使中国相对而言既顶住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带来的输入型通缩，又缓解了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带来的输入型通胀。

由此来看，这个核心国主导的西方金融资本新体系要完成对世界的统治，就只有软硬兼施，对中国等新兴国家推行“去国家化”。这是21世纪西方金融危机连续发生之后中美战略利益冲突的一个具有本质性的内因。

以上是从历史时序切入所做的归纳。

二、新兴国家当前面临的全球大势分析

当前的世界局势，在三股巨大力量的碰撞中被重塑。

首先是两股互为表里关系的宏观政治经济力量。其内在深层动力为金融资本主义历史发展趋势自身，服从于金融资本运动的一般规律，是为“里”；相应地，币缘战略及“后冷战”意识形态所派生的各种话语载体为其“表”，服务于边缘国家接受金融资本全球化的成本转嫁。

美欧核心国经济结构日趋高度金融化，连带半边缘乃至新兴国家“被金融化”，人类资本主义历史由此进入金融资本主义阶段。这期间的虚拟化金融扩张造成金融资本全球过剩危机，进而引发币缘战略冲突[30]。这与产业资本阶段的资本增密造成工业化大生产的生产过剩危机进而引发地缘战略冲突，虽然在本质上是一样的，但是金融资本阶段所导致的全球经济风险增加、经济涨落周期缩短、金融危机频繁加剧、社会及地域贫富悬殊分化等内生性制度成本和代价，却比产业资本阶段要沉重得多。

在进行金融深化（虚拟化）的资本主义发展历史进程中，面对全球新形势，核心国为了巩固自身的利益而调整其币缘-地缘政治策略。此中的转变乃是西方主导的“后冷战”时期——1989—1991年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阵营解体后——之最大的重构。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在这个过程中只能被动应对，饱受经济、政治和社会动荡的冲击；个别新兴国家尝试主动回应挑战，开拓新的国际区域性合作关系，寻求发展空间。

接下来十数年的全球币缘-地缘格局，将在核心国与新兴国家的博弈碰撞中被重塑，但核心国在此场博弈中始终占据着硬件和软件方面的优势（包括军事力量、制度安排及意识形态软实力）。也因此，核心国家在这种“后冷战”时期，尤其需要借助意识形态软实力压制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和制度权，并且在挑起区域冲突之际，借用巧实力促进分化，甚至直接制造新兴国家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动乱。

“后冷战意识形态”作为软实力，[31]主要通过科学技术援助和制度转轨（改制）服务的输出，以及所谓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现代教育”和“精英文化”等领域中似乎充满善意的合作交流，就足以诲淫诲盗地、威逼利诱地把握住新兴国家的知识集团，掌握以个体或小团体获利为内在目标而推进制度变革的思想理论体系。诚然，只有这些手段软硬配合，才能顺利转嫁金融资本主义核心国家的巨大制度成本。

上述两股力量互为表里关系。金融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为其本，“后冷战”意识形态包装的全球币缘-地缘战略格局的重构为其表。[32]

第三个不可忽略的因素是自然力量。全球气候变化加剧，各地持续出现极端天气，自然灾害频繁。再加上本来已日趋严重的全球资源制约，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以原住民为主体的乡土社会将受到更严峻的冲击。

综观人类历史，气候变化一直是塑造文明的重要因素。只有到了西方殖民化大陆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为主导的现代化时期，人类才有了不可一世的想法，以为自己已经可以突破气候和自然的制约，无限度地扩张下去。事实上，气候变化及资源枯竭，将会成为全球最严峻的宏观刚性制约。这个因素的影响和冲击，势必愈益在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各个层面上猛烈呈现出来。

本书集中探讨前两股力量的互动。[33]

不可否认，资本主义通过顺利转嫁制度成本的金融资本阶段表现出其仍然具有巨大的自我调节及创造力。核心国家一直在进行内部制度创新及政策调整，来应对后进国特别是新兴国的挑战。可见，人类接下来要面对的，恐怕不是国际主流传统左翼思想所热衷想象的资本主义危机（crisis of capitalism），而是新阶段的危机资本主义（crisis capitalism），即核心国家将持续不断借着危机向发展中国家转嫁金融深化的成本。随着全球金融深化，种种危机（金融、债务、地区军事冲突、社会动荡、自然灾害等）势必成为新常态。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当前的“全球化危机”不是国际社会的左翼力量发起的“反全球化运动”造成的；全球化解体是占据主导地位的核心国强力推进的，是其自身内在矛盾演化而导致的。

（一）世界格局重构，新兴国家面临巨大挑战

近年来，世界局势变化之快，规模之广泛，影响之深远，是自20世纪90年代苏东集团瓦解以来之最大变局。新兴国家面临巨大挑战，唯有把握当前金融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矛盾，方能正确理解过去40多年以来的全球发展史，包括新兴国家当下的困局。

2007—2008年华尔街爆发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以来，新兴国家以各自体制派生的应对方式承受着国际金融市场震荡的负外部性，反过来也检验了各自体制的有效性。因为，所有非核心国家面对的外部挑战具有同质性——新兴国家当前的困境源于金融资本阶段的“新核心”在地缘战略及制度两方面的演变。

1.地缘战略重构

美国靠2008—2013年连续5年的多次QE制造金融资产再膨胀，向全世界乃至“99%”[34]的美国公民转嫁成本后，暂时性地纾解了美国国内金融部门的结构性危机，稳定了国内经济，并趁此时机在国内外进行了战略性调整。

美国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国内战略性调整的核心从过去近20年的急速财政膨胀转向相对策略性收缩（参阅附录《专题1 2007年次贷危机以来美国的阶段性战略调整》）。

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