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自我寻求》Epub-Pdf-Mobi-Txt-Azw3 下载在线阅读
罗洛·梅
9.3(935人评价)
《人的自我寻求》的主题是关于个体人格如何在孤独的时代得以重建。本书从分析人的空虚、孤独与焦虑入手，解释现代人面临的严重心理困境，并进一步指出，造成这一混乱的根源是价值核心的丧失、自我感的丧失、语言的丧失和悲剧感的丧失等社会历史和文化心理的因素。然后通过强调自我意识是人不同于动物的独特标志，力图论证它是人的自由赖以存在的基础。最后试图通过对自由、良心、勇气等传统价值作新的阐释而重新确立人格整合的目标。
也许一些读者会猜想，这种空虚，这种对于知道自己的感受或需要的无能为力，是由于这一事实而引起的，即我们生活在一个不确定的时代——一个战争的时代、征兵的时代、经济变动的时代，无论以何种方式来看待，我们将要面对的都是一个不安全的未来。因此，难怪人们不知道该如何订出计划，并感觉一切都是徒劳无益的。但是，得出这个结论过于肤浅。正如我们在后面将要阐明的那样，这些问题比那些引起它们的外在机缘要深刻得多。而且，战争、经济巨变和社会变化实际上与我们所讨论的心理问题是我们这个社会同一种潜在情势的症状。
还有一些读者可能会提出另一个问题：“也许那些前来寻求心理学帮助的人们真的感觉到了空虚和空洞，但是难道这些问题不是神经症问题吗？难道它们并不一定适用于大多数人吗？”诚然，我们将会这样回答，进入心理治疗师和精神分析学家的咨询室的人并不能代表所有人。大体上说来，他们是社会传统的掩饰和防御方式对其不再起作用的人。他们通常是社会中更为敏感、更具天赋的成员；他们需要得到帮助，从广泛的意义上说，是因为相对于那些“适应良好的”能够暂时掩盖自己内在冲突的市民而言，他们不能成功地将这些冲突合理化。当然，19世纪90年代以及20世纪最初10年前去请教弗洛伊德的人所描述的性症状，并不是他们的维多利亚文化的代表：他们周围的大部分人仍继续生活在维多利亚时代的禁忌惯例及其文饰作用之下，他们相信性是令人厌恶的，应该尽可能将其掩盖。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即到了20世纪20年代，这些性问题却变得公开，而且流行。于是在欧洲和美国，几乎每一个老于世故的人都体验到了同样的性冲动与社会禁忌之间的冲突，而在一二十年前，很少有人会体验到这种冲突。无论人们对弗洛伊德的评价有多高，他们都不能天真地认为，弗洛伊德通过他的著作导致了这一发展；他仅仅是预言了这种发展。因此，相对较少的人——那些在为内部整合而斗争的过程中前来寻求心理治疗帮助的人——为我们认识社会心理表层之下的冲突与紧张提供了一个具有启迪作用且意义重大的晴雨表。我们应该认真地对待这个晴雨表，因为它是那些尚未爆发，但也许很快就要在社会中广泛爆发的混乱与问题的最佳索引之一。
而且，我们并非只有在心理学家和精神分析学家的咨询室中才能观察到现代人内心空虚的问题。许多社会学资料表明，“空洞”已经以许多不同的方式出现在我们社会中。就在我撰写这些章节的时候，戴维·里斯曼（David Riesman）的杰出著作《孤独的人群》（The Lonely Crowd）引起了我的注意。他在关于生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美国人的精彩分析中也发现了这种空虚，里斯曼说，这些典型的美国个体是“内部导向的”。他已经接受了人们教授给他的标准，从维多利亚后期的意义上来说，他是一个有道德的人，他具有强烈的动机和野心（尽管这些动机和野心来自于外部）。他生活得就好像是有一个内在的陀螺仪给予了他稳定感。这种类型完全符合早期精神分析所描述的那些在强有力超我的指导下情感受到压抑的人。
里斯曼接着说，但是当今典型的美国人是“外部导向的”。他不是寻求出人头地，而是寻求“适应”；他生活得就好像是他受到了一个紧紧固定在他头脑中并且不断告诉他别人期望他如何做的雷达的指挥。这种雷达型的人从他人那里得到动机和指导；就像那个把自己描述为是一个由多面镜子组成的装置的人，他能够作出反应，但却不能进行选择；他没有他自己有效的动机中心。
我们没有暗示——里斯曼也没有暗示——对维多利亚后期“内部导向的”个体的钦佩。这些人通过内化外在的规则，通过划分意志力和理智，并通过压抑其情感而获得力量。这种类型的人最适合取得事业上的成功，因为像19世纪的铁路巨头和工业巨头一样，他们能够像操纵煤炭机车和证券市场一样地操纵他人。陀螺仪是对他们的一种极好的象征，因为它代表了一种完全机械的稳定中枢。威廉·伦道夫·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是这种类型中的一个例子：他积聚了巨大的权力和财富，但是他在这种力量的表面下却非常焦虑（尤其是对于死亡），他绝不允许任何人在他面前使用“死亡”这个词。这种陀螺仪型的人通常会对他们的孩子产生灾难性的影响，因为他们非常僵化、教条，没有能力学习和作出改变。根据我的判断，这些人的态度和行为很好地说明了：社会中某些态度在瓦解之前通常倾向于僵化定形。我们很容易看出，一个空虚的时代将肯定紧随“铁人”时代的崩溃而来；掏出那个陀螺仪，他们就变得空洞了。
因此，我们不会为了陀螺仪型人的毁灭而留下一滴眼泪。人们可以在他的墓碑上写下这样的墓志铭：“就像恐龙一样，他有权力，却没有改变的能力；有力量，却没有学习的能力。”我们认识了解这些19世纪之最后代表的主要价值在于，我们将因此而不至于被他们虚假的“内在力量”所诱惑。如果我们清楚地看到，他们获得心理力量的陀螺仪式的方法是不合理的，甚至最终使自己的目标无法实现，而且他们的内部导向是整合的道德替代物，而并非整合本身，那么我们就会更加确信，我们有必要在自身中找到一个新的力量中心。
事实上，我们的社会还没有发现可以用来取代陀螺仪型人那些僵化规则的东西。里斯曼指出，我们这个时代“外部导向的”人通常的特征是具有被动和冷淡的态度。今天的年轻人大体上已经放弃了超越他人、出人头地的雄心，或者如果他们确实有这种雄心的话，他们也会将其视为一种错误，并且经常会因为父辈们遗留下来的这种东西而深感抱歉。他们希望被其同伴所接受，甚至默默无闻地被群体消融。这一社会学画面在很多方面都与我们在对个体所进行的心理学研究中所得到的画面非常相似。
一二十年前，这种最初被中产阶级在相当广泛的范围内体验到的空虚感，还可以被取笑为是郊区市民的毛病。郊区市民为这种空虚的生活提供了最为清晰的画面，他们每个工作日的早上在同一时刻起床，乘坐同一列火车进城工作，在办公室做着同样的事情，在同一个地方吃午饭，每天给女服务员同样的小费，每天晚上乘坐同一列火车回家，养育两三个孩子，培植一个小花园，每个夏天去海滨度两周他自己并不喜欢的假期，每逢圣诞节和复活节就去教堂做礼拜，年复一年地过着程序式的机械生活，直到最后在65岁时退休，在那之后不久就会因为心脏病而去世，而且这种心脏病很可能是由于受压抑的敌意而引起的。不过，我总是私下怀疑，他会不会是死于厌烦。
但是，现在却有许多迹象表明，空虚和厌烦对许多人来说已经变得严重得多。不久以前，纽约市许多家报纸都报道过一件十分奇怪的事件。有一天，布朗克斯（Bronx）的一位公共汽车司机开走了他驾驶的空车，直到好几天后才在佛罗里达被警察抓获。他解释说，由于厌倦了每天在同一条路线上行驶，他决定来一次这样的驾车旅行。报纸上报道得很清楚，当他被带回来后，公共汽车公司很难决定他是否应该受到惩罚以及如何对他进行惩罚。当他到达布朗克斯的时候，他成了“引起轰动的人物”，许多显然与他从未有过任何私人交往的人都到场欢迎这位驾车旅游的公共汽车司机。当公司宣布已经决定不对他进行法律惩罚，而是只要他保证不再做这种短途旅游就让他继续工作时，布朗克斯不仅爆发出了象征性的喝彩，而且爆发出了由衷的欢呼。
为什么这些生活在大都市的富有的布朗克斯市民（与城市中产阶级市民的习俗接近）会把这样一个人捧为英雄呢？根据他们的标准，这个人本应是一个偷汽车的贼，而且更糟糕的是，他不按时上班。难道这不是因为这位对每天只能按照指定的路线行驶、经过同样的街区、停靠在相同的拐角厌烦得要死的司机，代表了这些中产阶级某种相似的空虚感和无效感？而他的行为，尽管没有什么效果，不也代表了布朗克斯这些富有市民某种深层但却受到压抑的需要？在较小的范围内，这使我们想起这一事实，即正如保罗·蒂利希（Paul Tillich）所说，几十年前的法国中上层资产阶级之所以能够忍受那种毫无价值的、机械的程序式商业和工业活动，仅仅是因为在他们身边存在有许多玩世不恭之作风或思想的中心。而今天生活得就像“空洞人”的人之所以能够忍受这种千篇一律的生活，仅仅是因为他们可以偶尔地爆发——或者至少可以认同其他人的爆发。
在某些圈子里，空虚在“善于适应”这种说法的掩饰下，甚至成为人们追求的目标。《生活》（Life）杂志上一篇题为《妻子问题》[2]的文章最为醒目地阐明了这一点。通过总结最初出现在《财富》（Fortune）杂志上的关于公司董事妻子角色的一系列研究，这篇文章指出，这位丈夫能否得到提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妻子是否符合这种“模式”。过去，只有牧师的妻子在她丈夫被录用之前会受到教堂理事的检查；而现在，公司董事的妻子会受到许多公司公开或隐蔽的审查，就像审查公司所使用的钢材、羊毛或其他商品一样。她必须非常善于交际，不需要非常有才气或引人注目，但她必须具有非常“敏感的触角”（又是一台雷达装置！），这样她就永远能够随机应变。
“好妻子好在无所作为——好在当丈夫工作到很晚时而不抱怨，好在当遇到工作调动时而不唠叨，好在不参与任何有争论性的活动。”因此，她的成功不是取决于她如何主动地运用她的力量，而是取决于她知道何时以及如何保持被动。《生活》杂志中提到，最重要的规则是“不要太优秀。赶上其他人固然很重要，但是在更具进取心和更为原始的时代，赶上其他人实际上是指超过其他人，而今天，赶上仅仅是指：保持。是的，我们可以超过他人——但是，只能稍微领先，而且时机必须恰到好处”。最终，公司几乎制约了妻子所做的一切事情——从她可以有什么样的同伴，到她可以开什么样的车以及她喝什么酒、喝多少酒、读什么书、读多少书都受到了制约。诚然，作为对这种契约关系的回报，现代公司会“照顾”其员工，给予他们更多的安全、保险以及计划好的假期，等等。《生活》杂志评论道，“公司”已经变成像奥威尔（Orwell）的小说《1984》中的“老大哥”——独裁者的象征。
《财富》杂志的编辑承认说，他们发现这些结果“有点让人害怕。顺从似乎正在被提升成为与宗教相类似的东西……也许美国人将会进入一个蚂蚁社会，这不是通过独裁者的命令而形成，而是通过彼此相处融洽的强烈欲望……”
虽然在一二十年前人们可能会嘲笑他人那种毫无意义的厌烦感，但是现在，对于许多人来说，这种空虚已经从厌烦的状态发展成为无效感和绝望的状态，而这将是危险的。纽约市高中学生中药物成瘾的广泛发生，确实与这一事实有相当大的关联，即这些青少年中的绝大多数除了服兵役和置身于无法解决的经济状况中之外，没有什么可以期望的，而且，他们没有积极的、建设性的目标。人类无法长期生活在空虚的状态之中：如果他不是朝着某种东西发展，他绝不会仅仅是停留在原处；这种被抑制的潜能会转变为病态与绝望，并且最终会转变为破坏性活动。
这种空虚体验的心理根源是什么？我们从社会学的角度和个体的角度所观察到的空虚或空洞感，不应该被视为是指人是空洞的或者是没有情感潜力的。人并非静态意义上的空洞之物，他就像蓄电池一样需要充电。相反，这种空虚的体验通常来自于人们的感觉，他们感觉到对自己的生活以及他们所生活的世界，无力做出任何有效的事情。内在的空虚是一个人长期积聚的对自己的特定信念的结果，即他坚信自己无法成为一个实体来指导他自己的生活，来改变他人对他的态度，或有效地影响周围的世界。因此，他就产生了深刻的绝望感和无效感，而这是我们这个时代许多人都有的感觉。而且既然他所想的和所感受的都没有什么现实的意义，于是他很快就会放弃自己的想法和感受。冷淡和情感的缺乏也是对抗焦虑的防御措施。当一个人不断地遭遇他无力战胜的危险时，他的最后防线是，最终甚至回避感觉到这些危险。
当代敏感的研究者已经看到这些发展趋势即将来临。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已经指出，今天的人们不再生活在教会权威或道德条规之下，而是生活在公众舆论等这样的“匿名权威”之下。这种权威是公众本身，但是这个公众仅仅是许多个体的集合，其中每一个个体都带有自己的雷达装置，他们可以通过调整这个装置来发现其他人期望他怎么做。《生活》杂志那篇文章中的公司董事做得最好，因为他们——以及他们的妻子——已经成功地“适应”了公众的舆论。因此，公众是由许多汤姆、玛丽、迪克、哈里等所有这些人所组成的，他们是公众舆论这种权威的奴隶！里斯曼也提出了相关的观点，认为公众因此而害怕鬼怪、妖怪和怪物。当这种权威是由我们自己组成时，这就是一种带有大写“A”字的匿名权威，但我们自己却没有任何个人的中心。我们最终害怕的是我们自己的集体性空虚。
而且正如《财富》杂志的编辑们一样，我们也有充分的理由害怕这种顺从和个人空虚的情形。我们只需提醒我们自己一下，二三十年前欧洲社会的伦理和情感空虚是如何导致法西斯专政来填补这种空虚的。
这种空虚和无力情形的最大危险是，它迟早会导致痛苦的焦虑和绝望，而且如果不加以纠正，它最终会导致人类最珍贵的品质无效甚至被排斥。它最终的结果是个体心理上的萎缩与枯竭，要不然就会屈服于某种具有破坏性的权威主义。
孤独
现代人的另一个特征是孤独。他们将这种感觉描述为“置身在外的”、被隔离的，或者如果他们久经世故的话，就会说他们有被疏远的感觉。他们强调，对于他们来说，被邀请参加舞会或宴会是非常重要的，这不是因为他们非常想去参加（尽管他们通常确实都去参加了），也不是因为他们在聚会中能够获得快乐或者与同伴、他人分享体验和感受人与人之间的温暖（通常他们不能得到这些，而只会感到厌烦）。相反，被邀请之所以非常重要，是因为这是他们并不孤独的一种证明。对许多人来说，孤独是一种最大的让人痛苦的威胁，以至于他们对孤独的积极价值几乎没有什么概念，而且甚至有时候，他们一想到单独一个人就会感到非常恐惧。安德烈·纪德（André Gide）说道，许多人都遭受过“发现自己处于孤独之中的恐惧，因此他们根本就发现不了自己”。
空虚感和孤独感是分不开的。例如，当人们谈到恋爱关系的破裂时，他们通常不会说他们因为失去爱人而感到悲伤或羞辱，相反，他们通常会说他们感到自己“被掏空了”。正如有人说过的那样，失去对方在内心留下了一片“裂开着的空白”。
孤独感与空虚感之间存在密切关系的原因不难发现。因为当一个人无法在内心确切地知道他究竟想要什么以及他感受到什么时；当他在经历创伤性变化期间开始意识到这一事实，即他被教授去遵循的传统欲望和目标已经不再给他带来任何安全感或方向感时，也就是说，当他置身于社会巨变的外在困惑之中而感到一种内在的空虚时，他感觉到了危险；而且他的自然反应是环顾四周寻找他人。他希望，他人将会给他某种方向感，或者至少由于认识到不是他一个人在恐惧而得到某种安慰。因此，空虚感和孤独感是焦虑这种基本体验的两个阶段。
或许读者还能回想起当第一颗原子弹在广岛上空爆炸时像潮水一样席卷我们的焦虑感，当时我们感觉到了自己所面临的巨大危险——也就是说，感觉到了我们可能是最后的一代——但是我们却不知道我们应该转向哪个方向。非常奇怪的是，当时许多人的反应是，感觉到了一种突如其来的深切的孤独感。虽然诺曼·卡曾斯（Norman Cousins）本想在他的文章《现代人已被废弃》（Modern Man Is Obsolete）中努力表达知识分子在令人惊骇的历史时刻的最深切感受，但是他却没有写到人类如何保护自己不受到核辐射、如何解决种种政治问题以及人类自我毁灭的悲剧。相反，他的社论却是对孤独感的一种沉思。他宣称，“人类的所有历史就是一种战胜其孤独感的努力”。
当一个人感到空虚和害怕时会产生孤独感，这不仅是因为他想要得到人群的保护，就像野兽在兽群中能够得到保护一样。对他人的渴望也不仅仅是一种用来填补自己自我中的空白的努力——尽管这无疑是一个人在感到空虚或焦虑时对人际交往之需要的一个方面。更基本的原因是，人类是在与他人的关联中获得其成为自身的最初体验的，而当他一个人，没有他人陪伴时，他就会害怕失去这种成为自身的体验。人类作为一种生物社会学意义上的哺乳动物，不仅在漫长的童年时代需要依赖于其他人，如父亲、母亲等来获得安全感，而且他同样也需要从这些早期关系中获得他对自己的意识，而这种意识是他在以后生活中定位自己的能力的基础。在下一章，我们将会更详尽地讨论这些重要的观点——在这里，我们只希望指出，孤独感产生的部分原因是由于人类需要与他人的关系以对自己进行定位。
但是，孤独感产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来自于这一事实，即我们的社会过于强调为社会所接受。这是我们缓解焦虑的主要方式，也是我们个人声望的主要标志。因此，我们总是不得不通过经常被人追求、从来不会孤独等来证明我们“在社会上是成功的”。如果一个人受到大家的喜欢，也就是说，在社会上是成功的——那么我们的上述观点就会成立——他将很少孤独；而如果一个人不被喜欢，那就表示他在这场竞争中已经失败了。在陀螺仪型人以及更早的时代，声望的主要标准是金钱上的成功；而现在人们的信念是，如果一个人受到大家的喜欢，那么金钱上的成功与声望就会随之而来。《推销员之死》（Death of a Saleman）中的威利·洛曼（Willie Loman）忠告他的儿子说，“要得到大家的喜欢，这样你就永远不会有所欠缺”。
现代人孤独的反面，是他对孤独的极大恐惧。我们的文化允许一个人说他感到孤独，因为这是承认孤独不是一件好事的一种方式。那些令人伤感的带有一定怀旧意味的浪漫歌曲表现了这种感伤：
而且，渴望暂时孤独以“摆脱所有烦恼”也是允许的。但是，如果有人在舞会上提到，他喜欢孤独，不是为了想休息一下或是一种逃避，而是为了孤独本身的乐趣，那人们将会认为他一定是出了什么毛病——他一定是染上了某种不可接触的流氓习气或疾病。而且，如果有人大部分时间都是一个人，那人们将倾向于认为他是一个失败者，因为对他们来说有人自己选择孤独是不可思议的。
对孤独的恐惧成了我们社会中人们渴望被人邀请这一强烈需要的原因，或者如果是他邀请其他人的话，就渴望他人接受邀请。这种不断“参加邀请”的压力已经超出了这些现实的动机，如人们在互相的陪伴中所得到的快乐和温暖，情感、观念和体验的丰富或者是得到放松的纯粹快乐。事实上，这些动机与被邀请的强迫性想法几乎没有任何关系。许多久经世故的人很好地意识到了这一点，而且希望自己能够说“不”；但是他们又非常希望得到参加的机会，而且在通常的社会生活中，拒绝邀请意味着他迟早将不再被人邀请。从内心深处冒出来的使人冰冷的恐惧是，那样的话，他将完全被人排斥，被拒之门外。
诚然，在所有的年代，人们一直都害怕孤独，并一直尽力逃避孤独。帕斯卡（Pascal）在17世纪就观察到人们为转移自己的注意力而作出的巨大努力，他认为，这些转移注意力的做法中，大部分都是为了使人们能够避免对自己的思考。100年前，克尔凯郭尔（Kierkegaard）写道，在他那个年代，“人们通过转移注意力和听嘈杂的音乐等方式来做一切可能的事情，以驱散孤独的思考，就像在美洲的森林中，他们通过火把、呐喊以及铙钹的声音来驱赶野兽一样”。但是我们现在的不同之处在于，我们对于孤独的恐惧要广泛得多，而且对抗恐惧的防御措施——转移注意力、社会交往以及“受人喜欢”——也变得更加僵化和更具强迫性。
现在，让我们来勾画一幅在我们社会中有些极端但并非不同寻常的关于对孤独的恐惧的印象主义画面，这是我们可以在避暑胜地的社交活动中看到的。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典型的、较为富有的海滨避暑营地，人们来这里度假，因而他们暂时没有任何工作来作为逃避和支撑。对这些人来说，不断地举行鸡尾酒会是非常重要的，尽管在每天的酒会上，他们遇到的是同样的人，喝的是同样的鸡尾酒，谈论的是同样的主题或者没有可以谈论的话题。重要的不是谈话的内容，而是某种谈话必须不断地持续下去。沉默是极大的罪恶，因为沉默就表示孤独，而且是令人害怕的。这些人不应该有太多的感受，也不应该在自己所说的话中包含太多的意思：如果你自己都不尽力去理解的话，你所说的话似乎就会更有效。人们有一种奇怪的印象，即所有这些人都害怕某种东西——这种东西到底是什么？这种“空洞无物的交谈”似乎是一种原始部落的仪式、一种事先计划好的巫婆舞蹈，其目的是为抚慰某个神灵。是的，确实有一个他们正尽力抚慰的神灵，或者更应当说是一个魔鬼：这就是孤独这个幽灵，它就像海上飘来的雾笼罩在四周。无论如何，人们将不得不在清晨醒来的半个小时中面对这个幽灵斜眼一撇的恐怖。因此，他们会尽一切可能将它赶走。形象地说，他们尽力抚慰的乃是死亡这个幽灵——死亡是最终分离、孤独以及与其他人类隔绝的象征。
我承认，上述例证是极端的。在我们大多数人的日常体验中，对孤独的恐惧也许通常不会以强烈的方式突然出现。我们通常有很多方法来“驱散孤独的想法”，而且我们的焦虑也可能只会偶尔出现在噩梦中，一到早上我们便尽量立刻将它忘掉。但是对孤独之恐惧的强度的差异以及我们对抗恐惧的防御措施的相对成功，并不能改变核心的问题。我们对孤独的恐惧也许无法通过焦虑本身来证明，但是却可以通过一些微妙的想法来进行证明，即当我们发现自己没有被邀请参加某人的舞会时出现的想法，它会使我们想起另外一个人是多么喜欢自己，即使刚刚说到的这个人不喜欢，或者它会告诉我们，我们在过去某个时间是多么成功或多么受人欢迎。通常情况下，这个消除疑虑的过程是自发的，以至于我们自己都意识不到这个过程本身，而仅仅只能意识到随之产生的自尊心的满足。作为生活在20世纪中期的公民，如果我们能够诚实地审视自己，能够看透我们习以为常的伪装，难道我们发现不了这种几乎一直陪伴着我们的对孤独的恐惧，尽管它有许多种伪装方式？
对孤独的恐惧大部分是源于害怕失去我们自己的自我觉知的焦虑。如果人们想到长时间处于孤独的状态中，没有任何人与之交谈或者没有任何收音机播放声音，那么他们通常就会害怕，害怕自己将处于“松开着的一端”，将失去自我的边界，将触碰不到任何东西，将没有任何东西来定位自己。有趣的是，他们有时候会说，如果他们长时间独处，他们将无法为了感到疲倦而工作或玩耍；而且他们也因此将不能安然入睡。这样，尽管他们通常无法解释，但是他们将弄不清清醒与入睡之间的差异，就像他们弄不清主观自我与他们周围的客观世界之间的差别一样。
每个人都是从他人跟自己所说的话以及他人对自己的看法中获得他对自身现实的大部分感觉的。但是许多现代人却已经达到了这种程度，即他们对现实的感觉完全依赖于他人，以至于他们会害怕，如果没有对他人的依赖，他们将失去其对自身存在的感觉。他们觉得，他们将会“消散”，就像水在沙滩中四面八方地流淌一样。许多人都像盲人，他们只能通过触摸一连串的他人来摸索自己的生活道路。
在其极端的形式中，这种失去自己方向的恐惧是精神病的恐惧。当人们实际上已经处于精神病的边缘时，他们通常会有一种急切的寻求某种与其他人之联系的需要。这是合理的做法，因为这种与他人的关联能够为他们提供与现实之间的桥梁。
但是我们在这里讨论的问题却有着不同的起因。现代西方人400年来所接受的训练都是对理性、一致性和机械学的强调，他们一致努力地压抑自我中不符合这些一致性和机械标准的方面，并取得了不幸的成功。那些感觉到自己内在空洞性的现代人害怕，如果他周围没有固定的同事，如果没有日常活动和常规工作这些护符，如果他忘记了现在是什么时间，那他将会感觉到（尽管是以一种隐约的方式）某种像处于精神病边缘的个体所体验到的威胁。这种说法难道不合理吗？当一个人确定自己方向的习惯方式受到了威胁，而且当一个人周围没有其他人时，那他就会被掷回到内部资源和内在力量中，而这正是现代人已经忽略加以发展的东西。因此，对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来说，孤独是一种真实而非想象的威胁。
被社会接受、“被他人喜欢”之所以具有如此巨大的力量，是因为它们可以阻止孤独感的迫近。一个人被舒适的温暖所包围；他已经融入了这个群体中。他再次被吸收了——用极端的精神分析象征来说，他好像将要回到子宫中。他暂时摆脱了孤独；但这却是以放弃他作为独立本体的存在为代价的。而且他放弃了一种最终将使他建设性地战胜孤独的东西，即发展他自己的内在资源、力量和方向感，并以此作为与他人建立有意义的关系的基础。这些“被塞满了的人”注定会变得更加孤独，无论他们怎样“相互倚靠在一起”；因为空洞的人不具备学会如何去爱的基础。
焦虑以及对自我的威胁
焦虑是现代人的另一个特征，它甚至比空虚和孤独更为根本。因为“空洞”和孤独不会干扰我们，除非它使我们遭受那种被称为焦虑的特有的心理上的痛苦和混乱的折磨。
每一个阅读晨报的人都无须我们去向他证明，我们生活在一个焦虑的时代。35年中连续两次世界大战、经济的动荡和萧条、法西斯野蛮状态的猖獗、极权主义的兴起以及现在长期的半战争状态和即将持续几十年的冷战前景，而且我们还在核武器竞赛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边缘如履薄冰——这些简单的事实在任何一张日常报纸上都可以看到，它们足以证明我们世界的基础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动摇。难怪贝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写道，我们时代痛苦的事情是“那些感觉到确定性的人却是愚蠢的，而那些具有想象力和理解力的人则充满了怀疑和犹豫”。
在先前的一本著作《焦虑的意义》（The Meaning of Anxiety）中，我已经指出——我们所处的20世纪中期是中世纪瓦解以来人们最焦虑的时代。在14世纪和15世纪，欧洲曾被以恐惧死亡、怀疑生活的意义和价值、迷信以及恐惧魔鬼和巫师等形式表现出来的焦虑所淹没，那些年代可以与我们现在这个时期一比。我们需要做的只是将中世纪没落时代的历史学家所写的“对死亡的恐惧”读成对核毁灭的恐惧，将“怀疑的痛苦”读成信念和伦理价值观的丧失，这样我们就大致完成了对我们这个时代所作描述的开头。我们也有以对飞碟和来自于火星的小人的焦虑这种形式出现的迷信，我们的“魔鬼和巫师”是以纳粹及其他极权主义神话中魔鬼似的超人的形式出现的。那些希望得到更为详细的关于现代焦虑——正如在情绪和心理障碍、离婚和自杀、政治和经济动荡发生率的上升中所表现出来的——证据的人，可以在上面提到的那本书中找到你要的东西。
实际上，“焦虑的时代”这个短语几乎已经成了陈词滥调。我们已经非常习惯于生活在一个准焦虑的状态之中，以至于我们真正的危险成了那种以鸵鸟似的方式遮住我们眼睛看到的诱惑的做法。在即将到来的二三十年中，我们将生活在动荡、冲突、战争以及关于战争的谣言之中，而且，对于具有“想象力和理解力”的人来说，他所面临的挑战是，他将可以毫不避讳地面对这些动荡，并且看看能否通过勇气和洞见建设性地运用他的焦虑。
认为当代战争、经济萧条和政治威胁就是导致我们焦虑的全部原因是错误的，因为我们的焦虑也是导致这些大灾难的原因。我们今天盛行的焦虑以及我们世界一直经历的一系列经济和政治大灾难，都是同一个潜在原因的症状，即西方世界所发生的创伤性变化。例如，法西斯和纳粹极权主义不会因为一个希特勒或墨索里尼决意篡夺权力而出现。相反，当一个民族陷入难以支持的经济匮乏，而且在心理和精神上很空虚时，极权主义就会出现以填补这一空虚；而人们会将自由作为一种必需品加以出卖，以摆脱对他们来说已经大到不能再忍受的焦虑。
我们民族的混乱和困惑已经在很大规模上显示出了这种焦虑。在这个战争和战争威胁的时代，我们知道我们反对的是什么，那就是对人的自由和尊严的极权主义侵犯。我们对自己的军事力量有足够的自信，但是我们进行的却是防御性的战争；我们就像陷入绝境的猛兽，东蹿西蹿，却不知道该从这边出击还是该从那边出击，该等待还是该进攻。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很难决定究竟应该进入朝鲜多远，我们是应该在这儿还是在那儿发动战争，或者我们应该把反对极权主义的防线画在这一点还是在那一点上。如果有人攻击我们，我们应该要完全团结起来。但是我们对于建设性目标却困惑茫然——除了防御以外，我们为了什么而战？而且甚至像马歇尔计划这样对于建设新世界作出宏伟承诺的种种迈向新目标的步骤，也遭到了一些群体的质疑。
当一个人在一段时间内不断地陷入焦虑，他的身体就很容易遭受心身疾病。而当一个群体不断地陷入焦虑，而又不能采取达成一致意见的建设性步骤时，其成员早晚都会相互对抗。正因为如此，当我们的民族处于混乱和困惑中时，我们就会遭受像麦卡锡主义（McCarthyism）人格扼杀、政治迫害以及无所不在的致使每一个人都怀疑其邻居的压力等的毒害。
在将我们的目光从社会扫视到个人后，我们在神经症及其他情绪障碍的流行中看到了焦虑最为明显的表现形式——而这些神经症和情绪障碍，正如从弗洛伊德起几乎所有人都同意的那样，其根源都在于焦虑。同样，焦虑又是许多心身障碍——溃疡以及许多不同形式的心脏病等在心理上常见的共同特征。总之，焦虑是我们现代严重的“肺结核病”——人类健康和幸福的最大破坏者。
当我们透过个人焦虑的表层，就会发现，它来自于某种比战争威胁和经济动荡更为深刻的东西。我们之所以焦虑，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应该追求什么样的角色，应该相信什么样的行为原则。我们个人的焦虑有点像我们民族的焦虑，它是一种基本的关于我们该何去何从的混乱和困惑。一个人应该像我们过去被教导的那样努力竞争以获得经济上的成功与富有，还是应该做一个所有人都喜欢的热诚而令人感到亲切的人？他不可能两者兼得。他是应该遵循这个社会关于性问题的既定教义而成为一个一夫一妻主义者，还是应该遵循金赛报告所显示出来的一般人的“所作所为”？
这些仅仅是我们将要在本书后面章节中进行深入探究的一种状况的两个例子，即现代人所感受到的关于目标和价值观的基本困惑。林德博士和林德夫人（Dr.＆ Mrs.Lynd）在他们对20世纪30年代美国中西部一个城镇进行研究后所写的报告《过渡中的米德尔敦》（Middletown in Transition）中写道，这种典型社区中的市民“已经陷入了相互冲突的模式的混乱之中，他们中没有一个人应该完全受到谴责，但是也没有任何人可以得到明确的赞同并摆脱混乱”。我认为，20世纪30年代的中等城镇与我们当前境况的主要差异在于，现在这种混乱已经更深地渗透进了情感和欲望的层面。在这样的困惑中，许多人都体验到了奥登（Auden）的诗《焦虑的时代》（The Age of Anxiety）中那个年轻人内心所感受到的让人痛苦的担忧：
如果有人认为对这些问题可以给出简单的答案，那他就既没有理解这些问题，也没有理解我们所生活的时代。正如赫尔曼·黑塞（Herman Hesse）所说的，这是一个这样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整代人都被困在两个时代、两种生活模式之间，其结果是这一代人失去了理解自身的所有力量，他们没有标准，没有安全感，没有简明的认可”。
但是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提醒自己，焦虑代表了一种冲突，只要冲突继续下去，我们就可能找到一种建设性的解决方式。实际上，正如我们在下面将要看到的，我们当前的混乱既是当前大灾难的一种证明，又是将来出现各种新的可能性的证明。要想建设性地使用焦虑，首先，我们必须坦白地承认和面对这种危险的状态，无论是从个人方面还是从社会方面都要承认和面对。为了帮助我们做到这一点，现在我们将尽力获得一个更为清晰的关于焦虑的含义。
什么是焦虑？
我们将如何定义焦虑？它与恐惧有怎样的联系？如果你正在穿过一条马路并看到一辆汽车高速向你驶来，你的心跳会突然加速，两眼会集中在汽车与你之间的距离上，并确定要走多快才能到达路边的安全地带，于是你快速穿了过去。你感觉到了恐惧，而这种恐惧给予了你力量让你冲到安全地带。但是如果当你开始快速横穿马路时，你吃惊地看到许多汽车正从相反方向较远的行车道上向你驶来，你突然被困在马路的中间，不知道应该转向哪个方向，你的心跳剧烈加快，但是与上面提到的恐惧体验不同，现在你会感觉到恐慌，而且你的视力可能会突然变得模糊。你有一种想盲目地冲向任何一个方向的冲动——而这种冲动，我们可以满怀希望地假定，你最终控制住了它。在汽车从你身边驶过以后，你可能会感觉到一种轻微的晕眩，心底有一种空洞感。这就是焦虑。
在恐惧中，我们知道是什么在威胁着我们，而这种情境会给予我们能量，我们的知觉会变得更为敏锐，而且我们会采取措施拔腿就跑，或者以其他恰当的方式战胜危险。但是在焦虑中，我们虽然受到威胁却不知道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来面对危险。焦虑是一种被“困住”、被“淹没”的感觉；而且我们的知觉会变得模糊不清或不明确，而不是变得更为敏锐。
焦虑可以以轻微或巨大的强度出现。在见一位重要的人物之前，它可能会是一种适度的紧张；而在一场与自己的未来息息相关而自己又不能确定是否能够通过的考试前，它又可能是一种担忧。或者当一个人在等待获知他所爱的人是否在空难中丧生或者他的小孩在湖上发生暴风雨后究竟是被淹死还是得以平安归来的消息时，额头上出现了汗珠，这时它就可能完全是一种恐惧。人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体验到焦虑：一种内在的“痛楚”、心脏的收缩、泛化的困惑；或者他们可以将其描述为感觉到仿佛周围的整个世界都是深灰或黑暗一片，或者仿佛感觉到一种像一个小孩在意识到自己迷路后所体验到的那种恐怖。
实际上，焦虑可以呈现出各种形式和强度，因为它是人类在其生存遭受危险时所作出的基本反应，是当人类视为与其生存同等重要的某种价值观遭遇危险时所作出的基本反应。恐惧是一种对自我某一方面的威胁——如果一个小孩与人打架，他可能会受伤，但是这种伤不会威胁到他的生命；或者大学生可能会有些害怕期中考试，但是他知道，即使考试不通过，天也不会塌下来。但是一旦这种威胁变得大到足以危及整个自我，那么他就会体验到焦虑。焦虑打击的正是我们自我的“核心”：这是当我们作为自我的存在受到威胁时所感受到的东西。
使得一种体验成为焦虑的是体验的质，而不是它的量。假定当一个朋友在街上从你身边走过但没有同你打招呼，你可能只感觉到内心有一种轻微的疼痛，但是尽管这种威胁并不强烈，事实上这种疼痛却会一直持续，而且你会感到困惑并到处寻求关于为什么这位朋友冷落我的“解释”，这表明，这种威胁所威胁到的是我们内心根本的东西。在其最为强烈的程度上，焦虑是人类遗留下来的最为痛苦的情绪。正如莎士比亚所说，“当前的危险远不如对未来的想象”；而且人们宁可跳下救生艇被淹死，也不愿面对更大的痛苦，即不断地怀疑和感到不确定，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够被救。
死亡的威胁是焦虑最为常见的象征，但是我们“文明”时代的大部分人并不会经常遭遇面对枪管或其他方式的威胁，尤其是死亡威胁的危险。我们的大部分焦虑通常是在当我们所坚持的对作为自我的存在非常重要的某种价值观受到威胁时而产生的。汤姆这个人将会被载入科学史册，是因为他的胃上有一个孔，通过这个孔，纽约医院的医生们可以观察到他在焦虑、恐惧以及其他紧张状态下的心身反应，这为此作了很好的证明。在汤姆担心自己能否保住在医院的工作或者是否将要靠救济金生活期间，他大声地说，“如果我不能够养活我的家人，我将立刻跳海”。也就是说，如果成为一个有自尊心的靠工资为生的人这一价值观受到威胁时，汤姆就会像推销员威利·罗曼以及我们社会中无数的其他人那样，将感觉到他不再作为一个自我而存在，因而不如死了的好。
这就从这个或那个方面阐明了对几乎所有人来说都是正确的道理。某些价值观，如取得成功、对某人的爱、说出真理的自由（例如苏格拉底）或者忠实于自己“内在的声音”（例如圣女贞德）等，都被信奉为一个人活下去的理由的“核心”，而且如果这样一种价值观受到破坏，这个人就会觉得他作为一个自我的存在也同样遭到了破坏。“不自由，毋宁死”这种说法既不是浮夸言辞，也不是由于疾病而发出的呐喊。既然对于我们社会中的大多数人来说，主导价值观是被人喜欢、被人接受以及被人赞同，那么我们这个时代的许多焦虑就来源于这种不被喜欢、被隔绝、孤独或被抛弃的威胁。
上面所给出的大部分关于焦虑的例子都是“正常的焦虑”，也就是说，这种焦虑与危险情境的真实威胁是相称的。例如，在火灾、战争或大学的关键考试中，任何人都或多或少会感觉到一些焦虑——不感到焦虑是不现实的。随着他的发展以及面对各种不同的生活危机，每个人都会以许多不同的方式体验到正常的焦虑。他越能够面对和渡过这些“正常的焦虑”——从母亲那里断奶、离家去上学以及早晚都要为自己的职业和婚姻所作出的决定等承担责任——他就越不容易产生神经症焦虑。正常的焦虑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应该坦白地向自己承认。本书将主要关注生活在我们这个过渡时代的人们的正常的焦虑以及这种焦虑可以派上的建设性用途。
但是，当然有许多焦虑是神经症的，而我们至少应该对其加以界定。假定有一个年轻人，他是一位音乐家，第一次出去与女孩子约会，由于某些他自己都无法理解的原因，他非常害怕这个女孩，整个约会中他都相当痛苦。接下来，假设他通过立誓要将所有女孩都赶出他的生活而把自己的身心全部奉献给音乐来回避这个真实的问题。几年以后，他成了一位成功的单身音乐家，但是他却发现自己在女性面前莫名地非常压抑，一跟她们说话就脸红，害怕自己的女秘书，而且对那个在安排音乐会时间表方面他必须与其打交道的委员会女主席，他几乎害怕得要死。他找不到为什么自己如此害怕的客观原因，因为他知道这些女人不会杀了他，而且事实上也根本不能控制他。他所体验到的是神经症焦虑——也就是说，这种焦虑与真实的危险并不相称，而且这种焦虑来自于他自己内部的某种潜意识冲突。读者可能已经猜想，这位年轻的音乐家肯定与他母亲之间存在着某种严重的冲突，而现在这种冲突潜意识地遗留了下来，并使他害怕所有的女性。
大多数神经症焦虑都来源于这种潜意识的心理冲突。人们感觉受到了威胁，但好像这种威胁是幽灵似的威胁；他不知道敌人在哪里，也不知道如何与之战斗或逃避。这些潜意识冲突通常开始于某个先前的威胁情境，而该情境又是这个人无力面对的，例如，一个小孩不得不应对专横独霸的父母，或者他不得不面对父母不爱他这一事实。因此，真实的问题受到了压抑，而到后来它作为一种内在的冲突重现，并随之带来神经症焦虑。对付神经症焦虑的方法是，找出某人害怕的最初真实体验，然后穷究这种畏惧使之成为正常的焦虑或恐惧。在应对任何严重的神经症焦虑时，成熟和明智的措施是寻求专业心理治疗的帮助。
但是我们在这些章节中主要关注的是懂得如何建设性地运用正常的焦虑。而要这么做，我们需要弄清楚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一个人的焦虑与他的自我意识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在经历一次战争或火灾这样可怕的体验后，人们通常会这样说，“我感觉我当时好像要晕了”。可以说，这是因为焦虑摧毁了我们自我觉知中的支柱。就像水雷一样，焦虑从下面打击我们最深的层面或“核心”，而正是在这个层面上，我们才将自己体验为人，体验为能够在客观世界中采取行动的主体。因此，不同程度的焦虑都倾向于摧毁我们对自身的意识。例如，在一次战争中，只要敌人进攻前线，那么尽管恐惧，守军中的士兵仍然会继续战斗。但是如果敌人成功地从战线后方炸毁了指挥中心，那么军队就会失去方向，全军惊慌失措地到处乱窜，他们再也不能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战斗集体。士兵们于是陷入焦虑或恐慌的状态之中。这就是焦虑给人类所带来的：它使人迷失方向，暂时性地使人不知道自己是谁、自己是做什么的，并因此模糊了他关于周围现实的见解。
这种困惑——这种关于我们是谁以及我们应该做什么的混乱——是关于焦虑最为痛苦的事情。不过积极的、充满希望的一面是，就像焦虑会摧毁我们的自我意识一样，自我意识也能够摧毁焦虑。这就是说，我们的自我意识越强大，就越能够抵制和战胜焦虑。像发烧一样，焦虑也是某种内在斗争正在进行的征兆。正如发烧是身体正在调动其生理力量与细菌感染（例如肺里的结核病杆菌）作战的一种症状一样，焦虑也是心理或精神战争正在进行的证据。我们在上面已经提到，神经症焦虑是我们内部一种没有得到解决的冲突的标记，那么只要冲突存在，我们就有可能意识到冲突的原因，并且在更高的健康水平上找到一种解决方式。神经症焦虑宛如一种自然的方式，它告诉我们——我们需要解决某一问题。正常的焦虑也是这样的——对于我们来说，它是一种信号，号召我们集中起我们的储备力量，与某种威胁进行斗争。
正如我们在例子中所提到的发烧是身体力量与感染性细菌之间发生战斗的症状一样，焦虑也是我们作为一个自我的力量，与另一方威胁要消灭我们作为自我的存在这种危险之间的战争的证据。这种威胁取得的胜利越多，那么我们的自我意识就放弃得越多，就越被削减，越被包围。但是我们作为自我的力量取得的胜利越多——也就是说，我们保持对自我和周围客观世界的意识的能力越强——我们被威胁征服得就越少。对于结核病患者来说，只要他发烧，就还有希望；但到疾病的最后阶段，当身体好像“放弃了”时，发烧便会消退，而病人会很快死亡。正因为如此，唯一标志我们（作为个体以及作为一个民族）失去战胜当前困难这一希望的事情是，陷入冷淡，并且不能建设性地感受和面对我们的焦虑。
因此，我们的任务是加强自我意识，找到自我力量的中心，这些中心能使我们抵制住周围的混乱和困惑。这就是本书中所进行的探究的主要目的。但是，首先，我们要尽力看清当前的困境是怎样出现在我们面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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