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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道格拉斯·肯里克/弗拉达斯·格里斯克维西斯

 

作品简介:

 

为什么人权领袖马丁•路德•金与多位女性保持着婚外恋关系？

 

为什么乔布斯的过度自信反而让他取得了成功？

 

为什么花花公子型的坏男人更受欢迎？

 

为什么女性在排卵期会不由自主地穿得更性感？

 

为什么深夜走在黑暗的巷道会让我们格外警惕？

 

为什么别人打喷嚏时我们会紧张？

 

为什么赞比亚总统宁可让人民忍受饥饿也要断然拒绝美国赞助的食品？

 

人类通常都被认为是理性的，但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人类经常会做出不理性、具有偏见甚至是非常愚蠢的决策。

 

心理学家道格拉斯•肯里克与维拉达斯•格里斯科维斯对此现象进行了深入研究，他们发现，在这些貌似愚蠢的行为背后，其实存在一个非常特殊的大脑决策系统。根据本书的理论，在我们的大脑中，实际上包含着7个内在的次级自我：自我保护型次级自我、避免疾病型次级自我、社交型次级自我、社会地位型次级自我、择偶型次级自我、留住配偶型次级自我、育儿型次级自我，正是这7个次级自我掌管着我们的思想和行为，让我们在不同的情境下做出不同的决策，甚至是不理性的、匪夷所思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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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迪家族和风险生物学 基于表层解释和深层进化原因的区别，让我们再想想肯尼迪家族的诅咒。从表面上看，约瑟夫·肯尼迪的后代似乎做出了很多愚蠢的选择，这种冒险倾向实际上从约瑟夫·肯尼迪本人就开始了。他能够成为最年轻的银行总裁，就是孤注一掷的结果——在一宗交易中，他借用大笔资金，跟波士顿那些有权有势的金融家硬碰硬，当时他有可能会输得很惨。实际上，约瑟夫·肯尼迪并不是每次冒险都同样幸运——在大赚650 000美元享誉华尔街之前没几年，他就因错投一只后来惨遭腰斩的股票而损失了大部分财产。还在哈佛大学上学的时候，他就相当富有冒险精神。虽然当时法律对酒类有诸多限制，但肯尼迪在各类聚会上总能为大家提供充足的酒水。他的贩酒生意在实行禁酒令期间照常运营，因而有评论人士猜测他跟黑帮有秘密来往（黑手党弗兰克·科斯特洛曾宣称，他在经营合法企业之前跟约瑟夫·肯尼迪做过生意）。 此外，约瑟夫·肯尼迪在性方面也勇于冒险。虽然他在波士顿的罗马天主教会中地位显要，但他曾跟很多女性传出绯闻，不仅是好莱坞明星格洛丽亚·斯旺森。在女人和性方面，约瑟夫后代的冒险精神更是众所周知。肯尼迪总统曾经动用特工替他做掩护，把美女偷偷带进白宫。雪上加霜的是，这位总统的一位情妇还是黑手党唐山姆·詹卡纳的朋友，后来共和党人又把这个信息泄露给了媒体。之后，约瑟夫的孙子迈克尔·肯尼迪跟一个未成年的临时保姆发生私情后，差点被判强奸罪而锒铛入狱。另一个孙子威廉·肯尼迪·史密斯被多位女性控告性侵犯，还有一次被控告强奸。而特迪那件事，别的不说，他作为一个已婚男性，跟玛丽·乔·科佩奇尼在汽车里都做了些什么？ 所有这些冒险行为跟进化生物学有什么关系？事实证明，关系确实很紧密。在那些表面看似不太明智的选择背后，其实隐藏着男性的冒险与繁殖成功率之间的深层关联。全世界各社会阶层的女性都会迷恋有野心、愿意冒险追求成功的男性（我们将在第8章进一步讨论女性的心理）。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男人冒险做出的选择总是会提高繁殖的成功率。风险就是风险，但是风险和择偶之间的关联确实说明男性并不是随便冒险的；在他们愿意做出更冒险的选择时，往往都是因为那样的行为能带来繁殖的机会。要了解个中奥秘，让我们去澳大利亚看一看。 在澳大利亚昆士兰的一个滑板公园，心理学家理查德·罗内和威廉·冯·希佩尔召集了96位年轻的男性滑板玩家，给他们每人20美元，请他们表演两个滑板动作。研究人员要求他们选择一个简单的动作和一个他们正在练习的难度更大的、只有50%成功率的动作。有一位男性研究人员负责拍摄他们的练习过程。不过在拍摄过程中，会有一位非常迷人的年轻女性向他们走来。为了证明这些年轻人也认可她的美貌，研究人员请另外20个小伙子给她的魅力值打分。结果，这些分数不仅说明她貌美惊人，滑板玩家还写出了很多非正式的评价并向年轻女子索要电话号码。 有美女在旁观战，每个滑板玩家都展示了几次自己的绝活儿，然后留下唾液样本，研究人员化验其中荷尔蒙睾丸激素的含量。 研究人员发现，美女的出现导致这些滑板玩家将谨慎的原则抛到了脑后。冒险导致他们摔了更多跟头，但也使高难动作的成功率更高。不过，冒险程度的提高还伴随着另外两项发现，它们解释了关于风险在进化生物学方面更深层的奥秘。 首先，美女观战时，小伙子们的睾丸激素水平就会自动升高。血液中流动着更多睾丸激素，会使这些男性的行动更敏捷也更鲁莽。事实上，喜欢冒险的人基本上都是睾丸激素水平上升最多的人。 其次，研究人员还测试了这些男性大脑前额叶皮层的活动，当我们进行奖励和惩罚评估时，这个区域就会进入高速运转的状态。结果表明，当有美女观战时，测试结果最差，这说明睾丸激素的上升可能导致这个做精细判断的大脑区域关闭。这些发现对于进化来说是合理的，因为在美女面前成功地表现自己，可以增加男性吸引她成为配偶的机会。为了炫耀，男性会心甘情愿地置谨慎于不顾，去承担一些平时看似愚蠢的风险。 在美女前来观战时，那些男性滑板玩家并非有意识地去承担更多风险，而是潜意识的遗传机制替他们做出了这个决定，让他们的身体里充满睾丸激素。 进化使男性形成了随繁殖机会而行动的生物特征。不过从男性基因的角度讲，如果在他拿着生命去冒险之前，同时能确定旁观的女性也正处于排卵期，那就更好了。但是，有这种可能吗？ 在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的实验室，心理学家索尔·米勒和乔恩·马内尔通过观察男性玩“21点”纸牌游戏来研究这种可能性。为那些没去过赌场的读者解释一下，“21点”是一种纸牌游戏，你可以玩得很保守（手里有16点以上就不再叫新牌），也可以玩得很冒险（如果再叫一张新牌，就有可能超过21点而爆掉）。这些男人玩牌时，研究人员会安排一位年轻女性在旁边观战。 跟那些澳洲滑板玩家一样，佛罗里达玩牌的男性在有女性观战时表现得更爱冒险。但是这项研究进一步提高了难度。在实验过程中，研究人员全程记录了这位女性研究助手的排卵周期。虽然她得到的指令是每一天的着装和行为都要完全一样，但在排卵期里，她的出现则对这些玩牌男性的行为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在她最容易怀孕的日子里，这些伙计们最敢冒险。 这些男性怎么知道她正处于排卵期呢？其实他们不知道，至少是无法有意识地确认，但是他们的身体知道。在一项后续研究中研究人员发现，只要让男性闻到排卵期女性穿的T恤上的微妙味道，就会导致男性的睾丸激素水平急剧升高。 在理解了男性冒险的生物机制和繁殖成功之间的密切关联之后，让我们再回过去看看肯尼迪家族的奇闻逸事。这个家族对冒险的嗜好偶尔会导致他们做出糟糕的判断、发生各种不幸，甚至有几位成员付出了生命的代价。风险总是关乎取舍，铤而走险的结果可能是死亡，但也可能是金钱和地位的回报。然而在更深的层次上，肯尼迪家族的冒险获得了进化王国中最有价值的回报——繁殖成功。还记得吗，全世界所有社会中的女性都会迷恋有野心、愿意冒险、追求成功的男性。虽然约瑟夫·肯尼迪的一些后代已在不幸中遇难，但他的基因还是枝繁叶茂。不过短短几代，这位爱尔兰人的孙辈就多达29人，重孙辈有60多人。并且如前所述，这些后代也继续过着富庶且成功的生活，虽然仍偶有冒险。 终极问题 那么，人类到底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如果只看表面，我们的很多选择都显得很愚蠢。大多数人更愿意做买电影票时幸运中奖100美元的那个人，而不是得到150美元却错失1 000美元的那一位。“不了，谢谢，我宁愿不要那额外的50美元”——从经济学角度看，这是非理性的选择。很多表面看似令人担心的倾向，会让我们严重怀疑人类是不是理性的经济人，甚至认为他们都是白痴。 当然，我们是要标新立异的。我们既不是经济人，也不是白痴，而是理性动物。决策是存在偏见，没错；个人决策有时也很愚蠢，没错。但是在所有的偏见和判断失误的背后，都存在极为睿智的祖传的决策系统。要理解人们如何做出决策，必须先问一问，大脑进化的结果为何是以今天的方式做出特定的选择。把人类行为和动物王国中其他成员的行为联系起来就能发现，人类大脑的设计，正是以曾经提高人类祖先适应性的方式做出选择的。 但是，情节在此出现转折！仅仅因为进化的力量指引了我们的行为，并不意味着你、我或约瑟夫·肯尼迪最小的重孙只有“适应性最大化”这一个进化目标。正如说“人类只是寻求效用”太过简单一样，认为“人类只是寻求适应性”也太过简单。我们接下来会讨论，人类决策体系的设计功能是要实现一整套各不相同的进化目标。在探究人类如何满足这些进化目标的过程中，科学家已经有了一些重要发现：解决不同的问题，常常要求我们用不同的甚至是完全相悖的方式进行决策。我们的反复无常实际上是与生俱来的。要了解为什么这一点对你的决策意义重大，就让我们去一趟亚拉巴马州，看看马丁·路德·金做过的那些令人匪夷所思的决策吧！ 第2章 7个次级自我 1962年9月28日，马丁·路德·金正平静地坐在亚拉巴马州伯明翰市某会场的讲台上，听众席中一个男人漫不经心地走上讲台并接近了他。突然间，那个人挥臂向金博士的脸上打去，一拳就把他打倒了。在这位人权领袖倒下时，攻击者残忍的拳头还像雨点一样落在他的身上。攻击者是一位白人至上主义者，后来查明他当时是在执行美国纳粹党的任务。尽管马丁·路德·金对于种族歧视一直倡导非暴力抵抗，但他此时若是对攻击者表现出暴怒，谁也不会责备他。然而，金博士选择了另一种做法。他站起身，用圣洁的目光平静地注视着攻击者，毫不设防地放下双臂。一位目击者说他“就像个初生的婴儿”。当其他人冲过来保护他时，金博士还恳求说： “不要碰他，不要碰他，我们要为他祈祷。” 马丁·路德·金对道德准则的坚守，由此可见一斑。作为浸信会的牧师，他一贯宣扬其民权方面的理想并身体力行，同时倡导非暴力运动。例如，他站出来反对越战，尽管这使他失去了像林登·约翰逊总统这样有权有势的盟友。还有几次，他因投身于非暴力抵抗的人权活动而遭受牢狱之灾。 不过金博士对道德准则的矢志不渝并没有延伸到婚外情领域。金的朋友、同是人权领袖的拉尔夫·阿伯内西承认，这位偶像型的宗教领袖虽然已婚并有4个孩子，却是个“好色之徒”。除了跟一位女性保持着长期的婚外情，据称他还在旅行中多次和其他女性发生过短期性关系。根据传记作者戴维·加罗记载，金对自己的滥交有着强烈的负罪感，但那种负罪感并不足以改变他的行为。每当面临肉体的诱惑时，金博士总是一次又一次地把高尚的道德价值观抛在了一边。 马丁·路德·金的道德失衡是他脑中那个理性人偶尔运行失常的结果吗？抑或有其方式解释他行为的反复无常？我们认为，他患有一种常见的多重人格障碍。我们甚至不需要重新研究他传记中的证据，也不需要请教任何精神病学家就可以确诊，金至少具有7种人格。 实际上，说他患有一种“常见”形式的多重人格障碍还太过保守。多重人格对于我们来说不仅是常见的，也是普遍存在的。我们无须了解你生活中的任何具体情况，就可以断定你至少也有7种人格。虽然你可能认为你的大脑中只有一个自我，但在更深的进化层面上，你实际上有很多个自我。雪上加霜的是，这些自我就像一个个小独裁者，一旦掌权，他们就会完全改变你的优先偏好。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这意味着同一个人之所以会做出不同的选择，完全取决于当下掌权的是哪一个自我。 大脑中的多重自我 有关多重人格障碍的一个著名临床案例被拍成了电影《三面夏娃》（The Three Faces of Eve），女主角在内向谦卑的小女人“白夏娃”和放纵的荡妇“黑夏娃”之间来回切换。该角色的原型是克里斯·赛兹莫尔，她的精神病医生宣称她实际上有20种不同的人格。虽然大多数人并不会患上这种临床版的多重人格障碍，但每个正常人确实都具有多重自我。 乍一看，说你头脑中掌权的不止一个“你”，这可能完全违背直觉、令人震惊。但是，有海量的科学证据支持多重自我的理论。早期的研究包括20世纪60年代迈克尔·加扎尼加和罗杰·W·斯佩里所做的一系列经典的“裂脑”病患研究。其受试者是一些为治疗癫痫病而被切断了连接左右脑神经的患者，他们负责语言功能的左脑无法跟负责语言功能的右脑进行沟通。如果研究人员把一张图片（例如一张勺子的图片）展示给患者负责语言功能的左脑（把图片置于患者的右半视野），那么患者可以说出图中物体的名称。但如果把同一张图片展示给病人的左半视野（即只展示给无语言功能的右脑），那么患者能够示意勺子是图中的物体，却无法说出它的名称。这项研究成为现代神经科学的里程碑，并最终获得诺贝尔奖。它首次对统一意识提出了挑战，证明了我们的意识经验可以千差万别，这取决于当下哪一部分大脑在活跃地处理所收集到的信息。 50年间，有关人类和动物的神经心理学、生物学及有关学习和记忆的研究有了更多发现，这说明我们的大脑中存在的并不是单一的管理系统，而是结合了很多独立的系统，它们都在运行着不同的子程序来解决不同的问题。宾夕法尼亚大学心理学家罗伯特·库尔茨班在其著作《人人都是伪君子》中指出，大脑的不同系统（或模块）有时会相互矛盾，导致我们的行为前后不一致。这说明不仅马丁·路德·金是个“伪君子”——你、你的邻居以及那个指着勺子的裂脑人都是“伪君子”。库尔茨班认为，人类大脑分裂的特性说明，“我”是不存在的，每个人都是“我们”。 虽然关于多重自我的证据越来越多，但是“每个人都有一个统一的自我”的理论仍然普遍存在，这在直觉上让人难以抗拒。对于理性经济学家，他们对人类行为的里程碑式的假设就是“人们具有稳定的偏好”。如果你周二在亚拉巴马州的伯明翰市喝咖啡时加奶加糖，那么周三在田纳西州的孟菲斯市喝咖啡时可能也会加奶加糖。 稳定偏好假设在商业和心理学中无处不在。例如，广告商会根据细分市场推销特定的产品，他们肯定不会在教会刊物上刊登哈雷摩托的广告。金融顾问根据投资风险承受能力对客户进行分类，他们也不会向图书馆管理员推荐高风险的股票。人力资源管理人员会为合适的人安排合适的工作，不会把泡咖啡馆的小资青年派到会计部工作。所有这些案例中都存在一个假设，即给定的消费者、投资者或求职者明天的表现会跟今天一样，1小时后的表现会跟现在一样，在别处的表现会跟在此处一样。 但是，如果我们每个人真的有若干个不同的自我，情况又将如何？ 如果每个人的大脑中都住着多个自我，这将对人类行为的认知产生根本性的影响。我们并非只有一个自我，而是有一系列自我——一群“次级自我”（subselves）。就像不同的人格一样，你的每一个次级自我都拥有特定的好恶，而且它们只在你处于特定环境时才会出现。在任意时间点，都只有一个次级自我在掌权，它就是当下的你。 如果我们是多个次级自我的集合，那就意味着即使我们一直感觉自己是同一个人，但实际上我们也会根据在哪里、在做什么以及周围的环境而改变自己。若要了解其中的机制，先让我们来看一项研究，它是关于同一个人在被不同的次级自我主宰时，如何对一则广告做出迥异的反应。 次级自我的不同喜好 在进入正题之前，先花一点儿时间看看我们的赞助商努韦勒·布列塔尼咖啡店的一段话。正如《洛杉矶时报》的一位评论者所说：“这真是个独一无二的地方，有待其他人去发现。”《太平洋食品新闻》的记者吉娜·波利齐称其为“不落俗套的独特去处”。如果你在寻找与众不同的用餐体验，就来这家咖啡店吧。 看到以上描述，你是否会特地跑到这间咖啡店用餐呢？ 再换一种情形。如果你看到有大量广告强调它是当地最热门的餐厅，已有超过100万人次光顾此店，并宣称“如果你想知道为什么大家都来这里寻求美好的用餐体验，就一起来吧”，你会怎样做呢？ 或者问问自己：哪个广告的效果更好，第一个（强调这家餐厅独特）还是第二个（强调这家餐厅热门）？如果你从传统细分市场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答案可能取决于看广告的是哪种人。那些人云亦云的应声虫会随波逐流，被上百万人去过的地方所吸引；而叛逆、独立的人则会偏爱一些独特且超常规的景致。正所谓“萝卜白菜，各有所爱”。 但是，关于多个次级自我的理论则给出了截然不同的解释：同一则广告可能有效也可能无效，它取决于当下你的大脑中是哪一个次级自我在看广告。这意味着即便对同一个人来说，同一则广告可能会取悦于其中的一个次级自我，却引起另一个次级自我的反感。 我们跟同事诺哈·戈尔德施泰因、查德·莫滕森、鲍勃·西奥迪尼和吉尔·松迪一起合作，检验了这种观点。最初的方法是让受试者观看各种商业广告，宣传的对象从餐馆、博物馆到洛杉矶市，五花八门。不过每个人在看广告之前，我们都会先启动他们大脑中的两位次级自我之一。我们的用意是将受试者置于他们看电视时所处的情境中。电视上的广告并不是随机出现的；它们会在播放特定的节目时跳出来——可能是让人开心的浪漫喜剧，或是让人紧张的警匪片。根据观看的节目不同，受试者可能会被自然地引导出不同的次级自我。想想看，观看浪漫喜剧的你和观看惊悚片的你，有没有可能会不同？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为什么这两个次级自我会对同一种营销手法产生完全不同的反应？ 为了检验这种可能性，一些受试者观看了经典恐怖片《闪灵》（The Shining）的片段，片中杰克·尼克尔森扮演的精神病人在一座与世隔绝的酒店里拎着斧子追杀妻儿。观看一会儿后，在一个非常恐怖的情节处，我们开始播放若干广告。有些广告向观众介绍产品多么热门、需求多么旺盛（例如“每年超过100万人次光顾”）；而有些广告并没有提到产品很热门或是需求很旺盛。 结果表明，当受试者在观看恐怖片时，他们更喜欢那些强调产品热门程度的广告。例如，在博物馆的广告中加入“每年超过100万人次光顾”的信息，会增强人们参观的意愿。这说明，在看过恐怖片段之后，人们尤其容易接受从众信息。就像角马遇到豹子时那样，人们在感觉自己受到威胁时，都希望自己是群体中的一员。 事实上，刚看过恐怖电影的人不仅具有强烈的从众心理，而且会主动回避有可能让自己鹤立鸡群的产品或体验。我们之所以有此认识，是因为研究中使用的一些广告包含了强调产品独特性的信息（比如“限量版”）。在看过恐怖电影之后，独特产品对观众的吸引力降低。尽管这跟另一版广告介绍的是同一所博物馆，但当它被描述为“独特而与众不同”时，自我保护意识强烈的受试者就不想去了。也就是说，当人们观看恐怖片时，会被大众化的热门商品所吸引，而且会回避那些诉求点与众不同而且独一无二的广告。 然而，人们在观看浪漫爱情片时，其喜好也会有巨大的转变。在观看同样的广告之前，另一组受试者观看了爱情片《爱在黎明破晓前》（Before Sunrise），该剧描述了一对俊男靓女在欧洲风景最美的城市乘火车旅行时一见钟情的故事。这个电影片段引导出了另一个次级自我。跟看恐怖片的观众不同，这些大脑处于浪漫模式的受试者最容易被强调商品独特性的广告所打动。如同正在求偶的动物一样，处于浪漫模式的人都希望自己能从人群中脱颖而出。相反，关于商品如何热门的信息会令这些满脑子浪漫的受试者心生厌恶；加上“超过100万人次光顾”的信息让博物馆看起来庸俗不堪，根本不是浪漫之人想去的地方。 研究结果表明，并非某些人天生就人云亦云、另一些人天生就与众不同，而是同一个人在某些时候会渴望趋同而另一些时候却想标新立异。当所处的环境唤醒了一个人浪漫的次级自我时，他就会渴求独特而回避趋同；而当所处的环境唤醒了那个警惕的次级自我时，他又会变得渴求趋同而且会主动回避标新立异的机会。从你只有一个统一自我的角度（你只有一种人格）来看，在趋同和叛逆的倾向之间摇摆，这看似是前后不一致甚至是虚伪的；但从多个次级自我的角度解释，这样的行为就是符合逻辑并且前后一致的，因为在不同的处境下，你听从了不同次级自我的深度理性的偏好。 到底有多少个次级自我？ 当人们谈到进化成功时，往往只想到生存和繁衍。但是，如果你认为这些就是进化的全部，那未免过于简单化了。虽然生存和繁衍都是重要的挑战，但人类必须要战胜各种不同的挑战才能取得进化的成功。在基本层面，人类的祖先跟其他动物一样，都需要食物和遮风挡雨的住所。但因为人类是高度社会化的动物，他们也面临着一系列重要的社会进化挑战，这些进化挑战包括躲避身体伤害、避免疾病、交友、获取地位、吸引配偶、留住配偶、照顾家庭等。 能够成为我们祖先的人类，一定是成功地保护了自己不受敌人和捕食者的侵害，规避了传染疾病，能与部落中的其他人和平相处，并获得了部落同伴的尊重；此外，他们还成功地吸引到了配偶，与其建立了伴侣关系（也许是终生相伴）；如果一切顺利，还能照顾嗷嗷待哺的弱小后代。他们成功地应对了以上的关键挑战，增强了自己的适应性，成为我们的祖先。 每种进化挑战都是独特的。一个人成功赢得配偶时所做的事，与他规避捕食者或是照顾子女时所做的事都不同。解决不同的问题要求我们的祖先用不同的方式做出决策。例如，你照顾孩子时的做法和你谈生意时的做法肯定不一样。 人类的祖先需要不断地解决各种问题，其进化的结果就是人脑具备了不同的心理系统以应对不同的挑战。我们用不同的大脑系统分析颜色、声音和味道，以期效率更高；与之类似，我们也用不同的心理系统负责吸引配偶、规避身体伤害并管理其他各种挑战，这也是更有效率的安排。 我们可以把这些不同的心理系统看作是多个次级自我，每一个次级自我都相当于一位执行副总裁，负责实现某个进化目标。根据当下你脑中涉及的进化目标，无论你是有意识还是下意识，都会有一个不同的次级自我指引你的决策。 要理解不同的次级自我如何运行，你可以把大脑想象成一台计算机，能够接收信息并产生输出信息。你的感觉——你所看到的、听到的、触摸到的、闻到的和感受到的，都为大脑提供了输入信息。关键的部分就是输入之后发生了什么。对于计算机来说，根据当下运行的软件程序的不同，按下键盘上一个特定的按键也会产生不同的输出。例如，同样是按下等号键，在Word软件里和在Excel软件里会产生不同的结果——Word文档中会显示出一个“=”符号；Excel则会认为你要输入一条数学公式。 计算机有不同的软件程序，专门用于解决不同的问题、完成不同的任务。比如，你会用不同的软件程序写文件、创建数据表、设计演示幻灯片，每个软件程序的用途都是为了解决一个具体问题。同样，人类大脑也用不同的程序（各个次级自我）来解决我们不断遭遇的社会挑战。在任何给定的时间点，你的大脑都在运行着一个不同的次级自我程序，这取决于你正在有意识或下意识地做哪些事——你是在结交朋友、取悦于约会对象、给老板留下深刻印象、在街道上躲避乞丐，还是在教孩子认字。 正如计算机根据当下不同的运行程序会对同样的输入信息进行不同的处理一样，大脑也会根据当下被激活的是哪一个次级自我，对同样的输入信息产生不同的处理结果。例如，格罗宁根大学的研究人员做了一个实验，观察男性在认为自己被一位有魅力的女性和一位男性分别触碰时，大脑会产生怎样的活动。其实触碰者是同一个人，但当男性受试者以为对方是女性时，其大脑的活跃区域与他们以为对方是男性时完全不同。 这种大脑用不同的程序管理不同进化目标的观点，对于研究人类如何进行决策有着广泛的意义。这些次级自我不仅决定着我们如何理解同样的信息，而且一个人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以及选择什么都取决于当下“掌权”的是哪一位次级自我。 认识各位次级自我 让我们来认识一下这7位次级自我。我们可能认为这些次级自我就像住在脑子里的7个疯狂的小矮人，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要把他们想象成由人类先辈组成的智囊团。每位先辈都有几十万年成功解决问题的经验，这正是我们祖先智慧的结晶。当你在现实世界中面临重要的决策时，你脑中的智囊团就会明智地听从在进化中最适合处理这种情形的那位先辈的指令。要了解每位次级自我将如何处理给定的情况，让我们考虑一下它们是如何思考、如何被激活为舵手，以及它们遇到的具体进化挑战又是什么。 自我保护型次级自我：保安人员 虽然人类可以相互帮助，但一直以来也形成了相互威胁的关系。研究早期人类头盖骨残片的犯罪学家和研究人类文明的专家都发现，凶杀并不是现代社会的发明。相反，人类群居祖先的凶杀率，会令底特律或是洛杉矶都相形见绌——即使那些坏蛋不是来取你性命，他们也会盗窃你的财物、掳走你的配偶或孩子，甚至烧毁你的村庄。因此，我们的祖先必须成功地避免其他掠夺者的威胁。 暴力威胁在现代世界仍然存在。2008年，美国有16 000人遭到谋杀，830 000人受到故意伤害。每天的新闻节目都会播报世界上又有什么地方发生了大规模的暴力事件。普通市民为了保护自己不受暴力伤害付出了巨大努力，他们配备了运动传感器、红外探测器、护卫犬，还在家里安装了防盗报警装置——更别提还要支付几百美元的年费雇人日夜监控这些系统。有钱人住在封闭社区里，还要雇佣保安人员；普通人会在门窗上多加几把锁。 也有人更加积极地进行自卫并购置武器——从小型的带夜视功能的Glock 17C手枪（售价542美元），到Barrett.50口径半自动狙击步枪（网上售价11 699美元，配备全套十发弹匣、瞄准镜和枪托）。就算你还没有购买武器，但如果你缴了税，就意味着已经为国家军队购买了武器装备。2011年，美国政府预算中有600亿美元用于“安全防卫”，还有9 640亿美元用于“国防”。美国总人口为3.11亿，算起来平均每个人每年要为政府保护支付3 294.60美元，这还不包括你额外缴纳的供养地方警察的税额。 在同事的配合下，我们做了大量关于自我保护型次级自我的研究。我们发现，这个犹如妄想狂一般的次级自我不仅会因真实存在的危险或所感知到的身体危险而进入备战状态，就连看到陌生人脸上生气的表情、观看恐怖电影或有关犯罪事件的新闻报道时，都会产生同样的效果。而说到保安人员，在你进入一个黑暗的房间时就可以激活你的自我保护型次级自我。 在前面提到的广告研究中，自我保护型次级自我会促使我们产生融入群体的意向，也会使我们受到他人意见的影响。在另一项研究中，我们问受试者喜欢奔驰汽车还是宝马汽车。当自我保护型次级自我被激活时，他们会选择大多数人都喜欢的那个品牌。 激活内在的保安人员会让我们变得更加警惕。我们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刚走过去的那群丑八怪会偷我的东西或烧毁我的房子吗？在研究中，我们发现激活自我保护型次级自我会让受试者认为来自其他群体的人看上去都是一副很生气的样子，尽管他们的表情是完全中性的。这种警惕性的倾向和妄想症的倾向迫使人们投入资源去弥补其弱点或漏洞，并相信与大多数人建立联盟很有价值。总之，自我保护型次级自我希望免受任何潜在的生理伤害。 避免疾病型次级自我：强迫症患者 生物学家推测，他人携带的传染性疾病在人类进化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在14世纪，黑死病夺去了欧洲、亚洲和非洲将近一半人的生命。两个世纪后，从黑死病中幸存下来的欧洲人的后裔来到美洲，又带来了水痘、麻疹、伤寒等疾病，导致墨西哥超过75%的人口丧生。1918年，西班牙的流感导致全球4 000万到1亿人丧生。 现代人类已研发出控制若干种疾病并限制其传播的技术，例如超市购物车把手上的清洁擦、牛奶巴氏消毒法，以及医疗器具的专业消毒等。但是，你在街上遇到的人有可能携带有传染性病菌，甚至是致命的病毒，它们潜伏在那里等待着被接触的时刻，让这些有可能致命的细菌跳到你身上来。据国际卫生组织估计，流感、肺结核、艾滋病等传染性疾病每年都会夺走1 500万人的生命（这个数字超过了纽约、波士顿、费城、华盛顿、芝加哥、迈阿密和西雅图等城市全部人口数量的总和）。 这种威胁永远存在的结果，就是迫使人体进化出了一个非常复杂的生物免疫系统。另一个结果，就是进化出了人类的避免疾病型次级自我，也就是心理学家马克·沙勒所称的“行为免疫系统”，即一系列预防性的心理机制，能够帮助我们预防传染。 当我们听到其他人打喷嚏、咳嗽、看到皮肤病变的症状、闻到不良气味时，避免疾病型次级自我都会被激活。甚至一想到来自偏远地区的人（例如斯里兰卡和埃塞俄比亚，而不是夏威夷或伦敦），都会导致这类次级自我进入备战状态。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对于偏远地区的人员携带的外来病菌，我们不太可能拥有抗体，也许他们在我们毫不知情的前提下就带来了可能致命的病菌。 当内在的强迫性疑病症患者进入备战状态时，我们会采用阻碍病菌传播的行为模式。因为其他人有可能携带病菌，所以这位次级自我会使我们为了避免和外界接触而变得更加内向，对他人的容忍度也会降低——因为外来人口有可能携带更多的外来病菌。卡洛斯·纳瓦雷特和丹·费斯勒在研究中发现，女性在怀孕的前3个月尤其害怕外国人，这正是最容易导致胎儿感染的时期。总之，避免疾病型次级自我希望规避任何与病菌有关的事物。 社交型次级自我：团队合作者 他人会带来威胁和疾病，但他们同样也是我们生命中重要收益的来源。若要成功地进化，人类祖先就需要跟其他同伴友好地相处。研究狩猎采集族群的人类学家发现，交朋友和建立同盟对于进化的成功至关重要。例如，人类学家金·希尔和玛格达莱娜·乌尔塔多深入南美洲的热带雨林，研究了一个名为“Aché”的部落，仔细记录下该部落中有哪些成员会跟他人分享食物。他们发现，此部落中的人们都为彼此提供了自然的饥饿保险。在没有冷藏设备的情况下，一个家庭吃不完一头猪，便可以由几个家庭共同分享猎物，这样就可以共担风险，从而平安度过缺少食物的困难时期。 这个部落的人不仅共同分享食物，而且相互传授宝贵的生活技能，例如捕鱼、烧饭、修建房屋。东西太大一个人搬不动的时候，大家就齐心协力一起搬。有坏人来袭时，人多力量大，也会更安全。 对朋友和同盟的需求，并没有因为我们的祖先搬出丛林住进大城市而终止。现代城市的居民仍然在为建立和保持友谊投入大量精力。例如，在本书撰写的过程中，脸谱网（Facebook）的活跃用户数量已经超过10亿，他们用大量时间分享报纸上的好文章、新出的好歌，或是了解朋友家的孩子取得的好成绩，还要发表适当的评论（“你一定很骄傲吧，詹妮！”）。我的研究生每年在手机上的开销超过1 000美元，虽然他们的年收入只有15 000美元。即使在今天，当我们准备搬家时，当我们的汽车抛锚需要搭车时，或当我们需要育儿建议时，我们都需要朋友。 社交型次级自我可以被任何关于友谊的线索所触发（例如，你从前的大学室友给你寄了张贺年卡，或是同事请你吃了午饭）。这位次级自我在友谊受到威胁时也会被激活。如果你感觉孤独、没人爱或遭到他人利用时，社交型次级自我就会跳出来掌舵。当内在的团队合作者进入备战状态时，人们会花更多钱去购买能把自己和他人联系起来的商品，而不是用于独自消费的商品。这位自我也会促使我们去做自己可能不喜欢但是朋友喜欢的事情，例如陪朋友看一场很烂的电影。总之，社交型次级自我希望被他人认可、喜欢，被他人当作朋友。 社会地位型次级自我：积极进取者 除了努力与同伴相处，我们的祖先还需要应对另一个挑战，即在群体中获得并保持自己的地位。获得他人的尊敬总是能带来各种益处，但这样的机制并不是从人类才开始的。例如，狒狒首领总能享用到第一口食物并占据水坑边最好的位置，雄猩猩首领能够跟最好的雌猩猩交配。斯坦福生物学家罗伯特·萨波尔斯基对一个狒狒族群进行了多年的跟踪研究，他发现，族群中地位高的动物比地位低的动物的生理应激反应更少。 社会地位高的好处在现代社会仍旧适用——老板有大办公室，他的雷克萨斯汽车有专用的停车位，可以坐飞机的头等舱，可以去最好的餐厅用餐。因此，很多人都殚精竭虑向别人显示自己的地位，包括花大价钱买古奇鞋、阿玛尼西装、劳力士手表、宝马汽车，以及在高档酒店吃500美元一顿的大餐。经济学家罗伯特·弗兰克所称的“奢侈病”已影响到各阶层的购买行为，包括300美元的鞋、10 000美元的户外烧烤架、20 000美元的冰箱、200万美元的豪宅，还有私人飞机和超大型游艇等。在中产阶级聚居的市郊，十几岁的年轻人正处于确立自己社会地位的关键阶段，他们常常要求父母多花一倍的钱给他们买衣服和背包，生怕在同学面前丢脸。 其他动物主要靠力量夺取并巩固自己的地位，这意味着需要对其他群体成员主动实施攻击行为并获得成功。这对人类来说亦是如此，就像强盗头子或是军队指挥官。但人类心理学家乔·亨里奇和弗拉西斯科·吉尔–怀特发现，人类还可以通过声望获得地位，并得到他人的尊重。在现代社会，一个人如果能够获得有用的信息，并且有能力通过使用这些信息做出有益于社会的事，那么他就可以获得一定的地位。想想比尔·盖茨、史蒂芬·霍金或是特蕾莎修女，他们论打架可能会输给草坪修剪工，但其威望却足以影响整个世界。 社会地位型次级自我关注的是一个人在等级结构中的位置——谁在我们之上，谁又在我们之下。当内在的积极进取者掌舵时，我们就会特别重视与成功人士的交往，并把他人对自己的不尊重行为看得格外严重。当我们在一项研究中激活这位次级自我时发现，一次看似微不足道的冒犯就能让人大发雷霆。例如，有人不小心把水洒到你身上，但他没有道歉，那么你的社会地位型次级自我（如果你是男性）便会很快启动一场殴斗，或（如果你是女性）出于报复把对方排斥在你的社会圈子之外。总之，社会地位型次级自我希望被尊重，并且需要理由去尊重他人。 择偶型次级自我：活跃的单身汉 交到朋友、躲过歹徒的烧杀抢掠、逃过致命细菌和病毒的威胁，这些事情都很重要。但从进化的角度来说，如果一个人没能找到愿意将他或她的基因传到下一代的人，那么之前的那些好处便都可以忽略不计了。寻找配偶不容易，每代人中都有一部分失败者。但是，我们确切地知道，咱们的祖先把这一步走对了。 当然，确定某人将来是个好伴侣还不够，你还需要引起那个人对你的兴趣。如果对方很招人喜欢，那么你周围的其他同性成员也可能是潜在的追求者，因此你需要在这场竞争中脱颖而出。于是，我们花很多钱买衣服、做美容、健身，还要花费时间和精力出入当地的单身酒吧、教堂、公园、自助洗衣店、音乐会和其他公众聚会场所，希望能遇到那个真命天子（尽管有时仅仅是个过客）。 杰弗里·米勒在其著作《求偶心理》（The Mating Mind）中指出，很多看似无意的行为实际上是在显示自己会是个好配偶，这类行为包括演奏音乐、写诗，甚至是在当地慈善机构做义工。 择偶型次级自我会被真实的或想象的潜在配偶激活。当我们看到充满诱惑力的广告、听到浪漫的故事，甚至是触摸到性感的内衣时，我们内在那位活跃的单身汉就会迅速跳出来掌舵。这位次级自我关注的焦点包括：有关某人是不是合适伴侣的信息、自己对于潜在配偶是否有吸引力，以及如何提高自己的魅力指数等。在之前提到的广告研究中，这个次级自我会促使人们标新立异并获得他人的关注。例如，激活这个次级自我后，男性对品牌的选择会跟大多数人的选择相反——如果他们得知其他人都选了宝马汽车，他们就会选择奔驰汽车；如果大家都选奔驰汽车，他们就选宝马汽车。 择偶型次级自我的男性版本和女性版本会略有不同，但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择偶型次级自我的行为模式都是为了增加自己在潜在恋爱对象眼中的魅力。 留住配偶型次级自我：好配偶 对于95%的哺乳动物来说，交配游戏都是一个短期事件：雌性动物选择最强悍或最有吸引力的雄性动物，排队等待接纳对方的基因，而且不会因为其他雌性也在排队而烦恼。但对于人类、长臂猿和其他一些长毛热血物种，其雌性和雄性会共同努力抚育后代。这种父母双方共同养育孩子的现象虽然在哺乳动物中比较少见，但在鸟类中，这种现象却颇为常见。新生的雏鸟往往非常弱小，如果没有父母双方的照料，它们就无法成活。还有那些可爱的企鹅，如果雄性企鹅不分担孵蛋的责任，那些蛋必定会被冻僵。跟其他大多数哺乳动物的幼仔不同，人类的婴儿更像幼鸟——他们在出生时无法独立生存，需要父母细心地照顾直至成年。 一些生物学家认为，人类体积较大的大脑使我们发展出父母共同抚育孩子的社会体系。因为脑大，所以胎儿的头也大；拥有这么大的头，还需要奋力挤过母亲狭小的阴道口，艰难地来到这个世界，因此人类的婴儿出生较早，还远远不能照料自己。无论其进化根源如何，在所有人类社会中，男性和女性间的纽带普遍存在。因此，人类的择偶过程除了得到配偶之外，还涉及与配偶相处的问题，有时是几年，有时是几十年，直到死亡把他们分离。 有些读者已经知道，留住配偶涉及的问题与寻找配偶时的问题大不相同。在分享资源和照料孩子方面，不仅存在潜在的冲突，还存在伴侣被他人抢走的风险。为了维系彼此的关系，人们要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比如情人节晚餐、纪念日礼物，昂贵的度假等。 留住配偶型次级自我关注的是有关伴侣是否幸福的信息，同时还要观察社会环境中是否有潜在的侵入者威胁你们的关系。这位次级自我会被巩固或威胁长期关系的信息所激活。如果你在追忆你们共度的美好时光，如果你注意到结婚纪念日就要到了，或者你看到有其他异性正在盯着你的伴侣，那么你的留住配偶型次级自我就会开始掌权。择偶性次级自我被激活时，会使人更加关注迷人的异性，而留住配偶型次级自我会使人更加关注具有潜在威胁的同性。总之，留住配偶型次级自我会努力保持长期的浪漫关系。 育儿型次级自我：养育后代的父母 人类的父母需要共同生活的原因很简单：这对后代有益。有关传统社会的研究表明，单亲的孩子不容易存活，而且即使他们能够幸存下来，也没有父母双全的孩子发育得顺利。 在传统社会，父母提供的不仅是衣食住行的保障，还有知识与技能，包括如何找到食物、如何对待朋友、如何避免被狮子吃掉或是被坏人攻击，这些都是人类祖先需要面对的基本挑战。在现代社会，人们仍然要花大量的时间、精力和财力来养育孩子。养大一个孩子的成本远远不只是有饭吃有床睡的问题，你的账单上会有纸尿裤、奶瓶、衣服、保姆费、医疗保险、玩具、更大的衣服、更多的玩具、夏令营、自行车、大学学费等。在美国，养育一个孩子的平均成本为205 960美元到475 680美元（如果你的孩子上了贵族学校，那还要再加上几十万美元）。这还不够，接下来父母还要勉为其难地为你的盛大婚礼和蜜月旅行出资；也许之后他们又抱上了孙子，这样他们又要花上大把时间带孙子，花更多的钱支付日常开销、购买礼物等。 育儿型次级自我不仅会因自己孩子的出现而出现，当你看到别人家的孩子或听到远处孩子的哭声时，育儿型次级自我也会被激活。请注意，这并不是导致我们孕育孩子的那个次级自我（择偶型次级自我通过鼓励我们发生性行为从而完成生儿育女的任务）。育儿型次级自我的责任，是鼓励我们照顾自己的儿孙后代；在现代社会，育儿型次级自我还会鼓励我们照顾无助的陌生人（例如非洲的饥饿儿童），甚至照顾小猫小狗。总之，育儿型次级自我的责任是保证弱小的孩子获得足够的关心与爱护，让他们健康成长。 7位次级自我的金字塔 如果你上过心理学课程，可能会记得马斯洛的需求层次金字塔。马斯洛指出，人类的不同需求相应出现在人生的不同阶段，而较低层次的需求存在于人生较早的时期。我们的7位次级自我各自负责一个基本的进化需求，与稍作修改的金字塔层级一一对应（见图2–1）。想象一下，你从蹒跚学步到青春期，再到目前的成年阶段，每个次级自我都会依次上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