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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法]鲍里斯•西瑞尼克

 

内容简介：

 

《走出悲伤》，一位世界级心理学大师的生命剖析。

 

幼童西瑞尼克从有记忆起，就被纳粹追杀，父母在1942年双双死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他曾有很长一段时间“感觉自己心脏的位置上像是戳着一段木头，脑子像一堆稻草”，他认为自己是一个非常可怕、骇人的怪物。直到一位女教师收留了他，庇护照料他整整一年。此后他逐渐开始走上心理学研究之路，进行系统学习，探究人类创伤后重建自我的秘密。在学习的过程中，逐渐治愈了自己，最终成为了心理学家西瑞尼克。

 

这本书中，心理学家西瑞尼克不惧自我解剖，他努力搜寻那些已被埋藏的记忆，质问那些记忆的陷阱，并试图说出在重获安全和自由之后想说而无法说出的感受，探求走出悲伤的心路历程。他以自身经历告诉那些心中有伤的人，走出悲伤有两个决定性的因素：一是和他人保持重要的良性联系，二是相信生命与生俱来的内在能量。

 

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生命的悲伤和命运的曲折，是生活在这尘世中无法避免的修行，我们不能阻止和压抑自己的情绪，但可以选择与悲伤相处，克服悲伤的力量。

 

人不但能在不幸的阴影中继续活着，而且能够更强大地活着。

 

要有悲伤的勇气，生命才能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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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好自己，不在旧伤中画地为牢 四十年的时光静静流逝，唯独内心不得平静。在过去的日子里，我的内心从没一天不挣扎。 我常常在心中独自讲述过去发生的事情，但我从不对别人说出来。我可能更乐意谈论类似的经历，暗中影射我的故事，然后在心中回味往昔发生的种种。每当我无意说出一星半点的回忆，在场的人便愣住了，无不疑惑好奇。对于他们对不幸的这种兴趣，我只好缄默。这样不堪的过去可能轻描淡写地说出吗？ 所幸的是，时局让往事有了发言的机会。1985年，菲利普·布勒诺，波尔多精神病专家、人类学家，组织了一场以“语言”为主题的学术会。很多我敬佩的知名学者，比如雅克·科尼耶（精神分析学家、动物生态学家）、 克洛德·贝斯（生理学家）、德·切卡托（组织学家、细胞通讯专家），都出席了学术会。 这是1945年后我第一次重返波尔多。一切顺利，大家其乐融融，热情友好。我就动物会对镜中自己的影像比画动作这点进行陈述报告。克洛德·贝斯恭维了我几句，我并不觉得厌恶。 作报告之前，我有点心神不宁。在马尔罗大厅的走廊，一位女士向我走来说道：“我是苏珊娜·法尔热的女儿。”玛格特的姐姐，苏珊娜，那个教我要像猫一样吃饭的人，那时每个周末都来玛格特家。那位年轻女子来到我跟前，我们面对面，按礼节来说我该自我介绍。可是当时大厅宾客众多，她只好溜到我身旁，与我攀谈。当时恰好有人叫我上台作报告，我不得不离开她。 我没能按约定俗成的礼节做自我介绍，一场会面又错过了。 对于一个知道你隐秘童年的陌生人，哪些话该说，哪些话又不便说，这个取舍对我来说很难。 作完报告后，我们在大厅交流了些学术问题。一位身材矮小的先生要过话筒，站了起来，用带着哭腔的声音说道：“鲍里斯，二战时我曾把你藏起来。”这是从何说起？大厅里有五百人，这位先生哭着，当众讲述了一段我的童年往事，而我对那段往事却毫无印象。他哽咽着讲述一个我不认识的孩子的事情，我不太明白他所说的事。没人敢打断他的话。 “下一个问题！”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的一位动物生态学家，向我提出了一个技术问题。问题不带任何感情，我顿时恢复了清醒。 学术会结束后，身材矮小的那位先生没走，他坐在一张扶手椅上，我走过去在他身旁坐下。他递给了我一张名片，娓娓道来。他告诉我，以前我藏在他家时总是不停地说：“我也一样，以前我也有妈妈。”我得知他现在住在一家养老院里，我们交换了彼此的住址，以便日后拜访。我把这位先生的名片放进口袋，口袋里原本已经有十多张名片了，况且我又不知道他的名字，我自然分不清哪张是他的。我再次错过了一次会面。 后来，玛格特告诉我，他名叫安德烈·蒙奇，正是这位先生在1944年冒着生命危险把我藏了起来。可是我对他没有丝毫的印象。出于客套，我也曾想写信。说些什么呢？最感人的话也不足以表达谢意。 1995年（可能），阿基坦法国广播三台邀请我去介绍我的一本书。节目录制完后，一个女记者递给我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 ：“一位女士打电话来问，你是不是她曾经帮助逃跑的小鲍里斯，下面是她的电话号码。” 我乘出租车来到她家，一座郊区的大房子。原来，是德库贝斯太太要见我。德库贝斯太太正是那个漂亮的女护士，六岁时我曾紧紧拥抱她，她给我拿过甜炼乳，曾示意我躲到弥留女士的床下。她的活泼和朴素很快让我感到放松，她的丈夫也在家，正是在波尔多大酒店的那个未婚夫。 我向德库贝斯太太讲述了我的回忆，回忆碰撞到一块儿，让我们感到心情愉悦。我们分享了同样的场景，还有一些大致的细节，我们感叹回忆虽然模糊，但还算真实可靠。我们谈起在犹太教堂的相遇，战时共同生活的经历。我告诉她，幸亏有她的相助，六岁的我才能够逃脱。我至今都觉得当年的经历很奇妙。 我说，德国人居然允许在犹太教堂石梯底部停放救护车，真是太奇怪了。她明确指出那不是救护车，“那是辆小卡车”。我记得，军官走进“救护车”检查那个垂死的女士，毫无疑问他是个军医，印象中他掀起了床垫的一角，看见了我，却示意我逃走。 “他是梅尔上校，”德库贝斯夫人说，他没有揭开床垫，他看了看那位垂死的女士，说：“无论她在这儿断气还是在别处送命，结果都得死。” 我理了理回忆，想让过去经历的事情变得连贯合理。因她是护士，又有弥留的女士，这两个证据让我确信那辆车是救护车，而德国军官也是一名军医。这个想法符合常理，但并不是真实情况。小卡车被征用，弥留女士的腹部被枪柄刺伤，她倒在地上气息奄奄。这都是德国军队收买法国人所干的坏事。在一排民兵后，路边的人群观看这德国士兵把犹太人赶上车，准备拉去处死。德国军队旨在向民众表明，在执行这种任务时他们十分注重分寸。 我改编回忆是为了让自己没有焦虑地接受这段经历。在事件的表征中，德国军官看到我，却没有揭发我，甚至示意我离开。事情如此发生的话会让我心安，所以我想让往事这样被记住。我对此并非完全深信不疑，似乎……我无意识地重塑往事的经过，只为迎合内心，不愿回想起曾遭到的无情迫害。我改编了回忆，我没有被过去囚禁，以此摆脱了心灵创伤。 我知道德库贝斯夫人的名字是安德烈或戴德，可我是从哪听来的？或许是从她未婚夫口中得知。那晚，在波尔多大酒店，民兵被折磨致死。两种信息源交错出了独一无二的回忆！ 她说：“那时你不停地说：‘哦！又是雷同的一天，但我永远不会忘记！’”她没有用“您”称呼我，难道她还把我当孩子对待吗？不得而知。虽然我说过永远不会忘记，但事实上我的确忘了，对此我感到诧异。不久前我清楚地知道有人要把我赶尽杀绝，在等待我的未知人生时，我该如何永远记得呢？ 我们再次相见的那晚，她约莫七十五岁，头发已经花白，但风韵犹存。我对她坦言，她递给我甜炼乳时，我就觉得金发的她很美丽。她微微一笑，起身走开，回来的时候拿着一张自己的照片：年轻女子穿着红十字护士制服，楚楚动人，但是头发乌黑。童年经历起伏，记忆虚虚实实，可又怎样呢？ 人生跌宕起伏，不是吗 ？完全真实的生活岂不苍白？也正因为如此，人生才激动人心。试想一下，如果我们的生活一成不变，既没有困难，也没有危机去克服，也没创伤去治愈，每天都是机械般地活着，那么也没有什么值得珍藏回忆，我们也不可能认识自己。没有经历过世事，怎可能会有故事？又如何认同自己的身份？总不能说：“这就是我的经历，我知道我是谁，因为面对厄运我知道如何应对。”正因为人生是不可思议的，所以人才不失热情。 人生很长，与往事温柔相处 两个月后，我应邀去蒙鲁日、奥朗日作讲座。讲座组织得很好，人们都很友善，一个女士向我走来，默契地对我说道：“报告结束后，你会有个大大的惊喜，布兰奇小姐来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习惯性地表现出很欣喜，颤悠悠地说“啊哈……”，因为我不知道布兰奇小姐究竟是谁。 报告结束后，有人带我来到一个小房间，一个年轻女子对我说：“我是瓦莱丽·布兰奇，你幼年逃亡时，藏在一个濒死女士的床垫下面，那位女士是我的祖母。 ”一些陌生人也在场，满面惊叹。可我不明白这次会面的意义。最后，我得知那位濒死的女士名叫吉尔波特·布兰奇，她的孙女就在我跟前，我混淆了时间和姓名，我们决定去一个僻静的地方见面。 瓦莱丽递给我一份小档案，上面附有一张她祖母的照片，看起来很像典型的西班牙女人。她的祖母在波尔多出生，被逮捕那年26岁，我和其他270人也在同年被捕。我记得她被人用枪柄击打的腹部，内脏破裂出血，生命垂危。 不可思议的回忆！六岁的我知道她生命垂危，可我如何知道有人拿枪柄打了她的腹部？我并没有亲眼见到。还有内脏受伤引起内出血，这又从何说起？ 记忆中有一幕无可置疑：车的后部非常阴暗……一位女士躺在床铺上，头靠着车内壁……女护士让我快上车……有人掀开床垫，我躲到了床下……我一动不动……我感到在我之上女士的重量。我看到德国士兵走进小卡车检查那位女士。我不可能看见他，但我一定听到了脚步声，感受到在我之上发生的一些小晃动，但肯定没有见到这个德国军官。 为了凑出这段回忆，我汇集了多方信息，加入了详细的场景，如脚步声、德国兵的检查，某些话：“可以走了吗？……她快不行了……”还有我读医科时学习到的一些概念：腹部遭到激烈撞击，导致内脏破裂，引发内出血。 整合了这些不同的信息后，我得出了一段合情合理的回忆。 瓦莱丽告诉我，她的祖母被送到了医院，腹壁被枪托重伤撕破，经过手术，竟然逃过了被送往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劫难 ！她和孙女谈心时，常常问及那个藏在她床下的小男孩的情况，四十年来，她都在寻找这个男孩。瓦莱丽对我说，她四岁时，祖母对她说：“德国人折磨我，认为我死了。可最后我和小男孩都保住了性命……”她祖母又加了一句话，对她大半生起到了决定性影响：“不该做犹太人，因为如果一旦德国人卷土来，又要把孩子丢进车厢，大人集中到一个地方，然后投进……奥斯维辛集中营处死……我都不知道犹太人意味着什么……” 当时瓦莱丽还处在迷恋公主故事的年纪，她听完这个可怕的故事并不能理解：“犹太人是什么？为什么要把孩子装进车厢杀掉？” [9]吉尔波特·布兰奇幸存了下来，她更乐意保持沉默。一天晚上，小女孩突然走进她的卧室，抱住了她的腹部，曾经内脏撕裂的伤口经过外科手术缝合已经变形。小女孩误以为是祖父把祖母弄成这样，吉尔波特·布兰奇不得不解释了一番。 祖母与孙女分享了这个“秘密”后，两个人更加默契。孙女常常听祖母说：“他身上沾满了我的血。”“才不是呢，正是你的流血救了他的命。”小瓦莱丽这样回应道。 后来，瓦莱丽对我那本谈“坚韧”的书很感兴趣，但没想到作者竟是祖母口中的“小男孩”。有一天，她读到《我回忆》 [10]时 ，惊奇地发现：小男孩终于找到了，可惜此时吉尔波特已经离开人世，无缘再见小男孩。 我全然不记得我身上有血，也不知在什么时候下了车，只记得随后我躲藏在那口大锅时，胖厨师大声埋怨：“这孩子会引火烧身！” 认为记忆是美好的，会让统一和宁静的自我表征在内心出现。 我会这样回忆：“每个夏天，家人都去乡下简陋的小屋团聚，白天我们准备可口的饭菜，散步，与表姐妹们玩耍。”那些人是我喜欢的，又是我讨厌的，那些游戏我不擅长，从这些小事中我可以评断我以后的行为。和谐的自我带来自信，我知道如何让自己心情愉悦：我要和表姐贝斯去骑马，与安吉拉打乒乓球，回避阿尔弗雷德叔叔，他老是惹我生气。 从回忆中理清思路，我得到一个清晰的表征，在那里我可以自信地生活。当回忆是美好的，人可以把构成清晰表征的某些物件、话语、事件展示出来，或者讲述给别人听。创伤性回忆不能形成安全的自我表征，回想起来的画面让人感到痛苦。 忽然涌来荒谬的往事？就因为不经意说出的一句话，招来杀身之祸，长期的追捕后，就要被拉去处决？这两者有何关联？只因你的一个举动，对你深情厚谊的朋友转眼就成冷若冰霜的敌人。一旦口中说出“犹太人”，人生就被颠覆，只要守口如瓶就能继续存活。 在美好的回忆中，自我表征呈现的生活方式让我们感到愉悦。在创伤性回忆中，沉重悲痛定格了过去的印象，让人心烦意乱。 活着的代价是闭口不谈往事，自我因此变得不完整。对于某些特定的话题，必须保持沉默。这种人际交往的方式给自己留下了神秘莫测的印象，让周围的人难以理解，或觉得可笑，或不知所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