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在我们心中：西班牙内战中的美国人，1936-1939》Epub-Pdf-Mobi-Txt-Azw3 下载在线阅读

亚当·霍赫希尔德

9.2(141人评价)

 

这是一部全面的西班牙内战史著作，通过12个人物，其中包括欧内斯特·海明威和乔治·奥威尔，娓娓道来一个理想主义故事、一种令人心碎的痛苦，以及一项失败的崇高事业。

 

在1930年代至关重要的3年时间里，西班牙内战占据了美国和全世界报纸的头版头条，志愿者蜂拥前往西班牙，帮助其民主政府对抗由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发起，并受到希特勒与墨索里尼协助的右翼政变。这是一场极为残酷的战争，很大程度上可以被视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局之战，但很快它被后者掩盖。今天，人们大多通过为数不多的几部经典作品铭记这场战争：欧内斯特·海明威的小说《丧钟为谁而鸣》，乔治•奥威尔的回忆录，罗伯特·卡帕的摄影集。不过，在《西班牙在我们心中》一书中，亚当·霍赫希尔德向人们呈现了西班牙内战中，包括海明威、奥威尔在内的众多重要人物，并将他们引人入胜的故事编织在一起，完整揭示了这场战争的悲剧性与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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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山越岭 1937年春季的一天，当远洋客轮“哈定总统号”（President Harding）靠近法国勒阿弗尔港时，前来领航的引导艇上载了一名来自美国领事馆的官员。他要求客轮上的30多名准备前往林肯营的美国志愿者在船上的沙龙集合。“政府知道你们的目的地是哪里，”他警告他们，“我有义务通知你们，你们正在犯下一个非常严重且代价巨大的错误。如果你们加入他国武装部队，你们将失去美国国籍。”眼下这当然不是真的，但国务卿对这一立场非常拥护，有关提案此时正在国会讨论。这名领事官又补充道：“美国政府慷慨解囊，愿意为你们承担返回纽约的交通费用。”结果，无人领情。[1] 对于先期抵达的美国人来说，来西班牙是比较容易的。然而，到了1937年3月，由于英国政府中的佛朗哥支持者施加压力，前往西班牙的巨大障碍出现了：法国正式关闭了军事援助从本国进入西班牙的全部通道。两国之间的过境站配备了探照灯和机关枪，武装守卫开始牵着军犬在边境附近巡逻。对于以后几乎所有加入国际纵队的志愿者来说，前往西班牙都将意味着一段在巴斯克地区的职业走私者的引导下，沿着比利牛斯山千变万化的积雪小道长途跋涉，且无比艰辛的秘密旅程。 海拔超过11000英尺的比利牛斯山脉是西欧除阿尔卑斯山脉以外最为艰险的天然屏障，也是法西两国的天然边界。在山脉绝大部分区域，只有少数几处可供旅行者跨越国境的通道存在，这些通道不但平均海拔超过6500英尺，还都设有边防检查站。冰川造就的自然禁区——同时亦是今日的滑雪胜地——使一些美国志愿者在抵达战区之前便命丧于此。 当来自俄亥俄州的匈牙利裔美国人沃勒什·山多尔（Sandor Voros）在春天穿越这条山脉时，他所在的团队都是日暮时分才起程沿着一条位于树木线[2]以上的曲折道路行进的。有一次，“向导走着走着，突然停下向其他人示意别动。我们都站在原地……就在我们下方几百英尺的地方，灯光在黑暗中晃来晃去——是边境巡逻队！……我们请求向导放慢行军速度，但他摇了摇头，仍然继续无情地向上攀爬。我的胸膛里就像有块烧烫了的铁在不断地撞着肺部，每喘一口气，我心头的压力就大一分。我的眼睛渐渐肿了起来，耳朵后面有根动脉血管开始狂跳，脑子里面轰隆轰隆的，就像火车发出的啸叫”。[3] 到了整队人停下来稍事休息的时候，沃勒什累得都不愿意从脚下白雪融化成的小溪处迈开一步，径直躺了下去。“我们在晚上继续爬山赶路，黎明时分，我们发现自己到达了一片雪地……这里人迹罕至，周围都是被冰雪覆盖的悬崖峭壁，看不到任何生命存在的迹象……突然，向导像是吓了一跳，告诉我们赶紧起来清点人数。一共只有16个人，有一个德国来的同志不见了。” 向导花了一个多小时追溯队伍来时的足迹，然后才回到他们身边，那个德国人是不可能找得到了。向导不顾有人抗议，坚持继续向前赶路。志愿者们靠吃雪缓解喉咙中的干渴，却没有食物能消灭腹中的饥饿。队伍中的大多数人脚上都穿着在城里居住时的普通鞋，脚底由于长时间被雪水浸泡生出的水泡令人疼痛难忍。第二天晚上，当他们生起火堆聚在一起取暖时，一个牧羊人带来了坏消息：法国巡逻队正在附近追踪他们。这些人的脚已经肿胀得几乎无法再穿鞋，但他们仍然得逃命。正当他们在黑暗中通过一处狭窄的岩壁时，沃勒什听到了一声尖叫：一名波兰志愿者从悬崖边上掉了下去。队伍中的其他人在原地待命等天亮，而这一次，向导花了两个小时才回来，他仍旧找不到人，也没有找到尸体。临近午夜时分，他们终于在一处村落买到了一些面包和奶酪，然后继续开始第三天的行程。 在穿越一块山顶下方的破碎雪地时，沃勒什不小心滑倒跌向脚下的山坡，靠着抓住雪中生长的一束灌木才没有继续掉下深渊。他惊恐地发现，其他人还在继续前进，而他由于跌落得太远，无法听到他们在喊些什么。已经放弃了希望的沃勒什最后终于发现，队伍里的两名美国同伴正向自己的方向跑来。返回原路追赶大部队的三人有好几次都不得不将鞋子用鞋带系在脖子上，涉水通过齐腰深的山间溪流。就在第三天的夜幕即将降临之时，一条道路和几座小屋出现在他们的视线当中：西班牙到了。之后的几个月时间里，将有200多名志愿者将生命遗落在穿越比利牛斯山脉的旅程当中。[4] 由于哈拉马河一役导致包括梅里曼在内的许多美国人负伤乃至死亡，因此，由新到的志愿者完全接替之前牺牲和负伤的林肯营战友需要花上几周时间。在后方进行训练期间，没有人敢于向新来者透露那场发生于2月27日的大溃败的真实情况有多严重。“我们的小伙子们在一场发生在马德里附近的非常重要的战斗中取得了胜利，”一名军官告诉他们，“那是一场保卫战，他们在战斗中将法西斯们打死在了路上……我知道，你们在等着我说出战斗的伤亡情况……只有一名美国人战死，四人受伤。”[5]话音刚落，一屋子的新兵发出了兴奋的欢呼声。战争期间，像这样用宣传掩盖事实的做法既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但这一次的宣传尤其损害部队的士气，因为新兵们刚一抵达前线，就马上知道了2月的那场战斗所导致的伤亡到底有多惨重。 当数量足够再组一个营的美国人穿越比利牛斯山来到西班牙后，最初，他们通过投票的方式将自己的新营以一位著名的加州劳工运动殉道者、被判处终身监禁的汤姆·穆尼（Tom Mooney，伍迪·格思里[6]后来还为他创作了一首主题歌）命名。然而，美国共产党自纽约发来的一封电报以如此命名太过有煽动性为由将其禁止，并用“乔治·华盛顿营”的新名字取而代之。林肯营的机枪手倒是把自己所在机枪连命名为了“穆尼连”，不过美共仍旧在命名这件事情上表现出一种坚决的爱国主义倾向；在国内，美共发给这些志愿者家属的特制胸针上的图案是自由钟[7]。当足够再组成第三个营的美国人越过大西洋抵达西班牙时，出于政治因素的考虑，为了鼓励众多同样来到西班牙的加拿大志愿者，新的营队被以两位在加拿大像林肯与华盛顿在美国般广受尊敬的19世纪爱国者的名字命名为“麦肯齐-帕皮诺营”（Mackenzie-Papineau Battalion）——尽管这支部队上至军官下到士兵的大多数人都来自美国。尚处于身体恢复期的鲍勃·梅里曼负责对这两支部队进行训练。又过了超过两个月时间，他肩膀上固定着的沉重石膏终于被摘掉了。“这石膏实在打得太久了！”他在日记里写道。[8] 更多医生和护士也来到了西班牙。整个战争期间，共有140名美国医务工作者服务于西班牙。同其他普通志愿者一样，他们中的许多人曾经也是政治活跃分子，有些人曾加入过一个为罢工群众和其家属提供医疗帮助的纽约团体。过了没多久，巴尔斯基医生和他的团队被从那所设在校舍里的临时医院转移到了更为宽敞的营舍当中。医院新址位于帕兹庄园（Villa Paz），这里原来是玛丽亚公主——西班牙末代国王的姑妈——的豪华乡间别墅的所在地。她的肖像仍然挂在宅子的墙上，原属于她的书籍、油画和古董家具也都原封不动地放在她的大卧室里。巴尔斯基对于自己的好运感到十分惊讶：“公主的庄园真是个令人沉醉的地方，浪漫别致的庭院里种着各色稀有树木和芳香鲜花，树上还有夜莺安家……猎狼犬在院子里徘徊，听周边的农民讲，这些大狗从不离开自己看守的土地。它们如今瘦得让人无法想象……就在院子里的大树和长得过于茂盛的灌木篱笆间来回游荡，倒也使映入眼帘的大片绿色风景多了些点缀。 “原来巨大的马厩和粮仓都被我们改成了病房。别墅里面有一张大床，周围装饰着锦缎制成的王室风格的床帘……床中间覆盖着一个巨大的皇家徽章。我们有三个护士常常一起在那里就寝。”[9]护士们发现桃子罐头被装在蚀刻有皇冠图案的玻璃广口瓶里，于是她们先把里面的桃子吃掉，然后给瓶子消毒，用它们装缝合针。美国医生驻扎在帕兹庄园的消息迅速地传开了。“农民们都来找我们，”一个救护车司机不无讽刺地说，“……带着折磨了他们好几个世纪的病痛，期盼着奇迹出现。”[10] 农民们已将庄园周围的栅栏放倒，开始对一部分土地进行开垦。他们告诉美国人，庄园里有一栋用杨树木材搭成的小型建筑，是从前公主的“私人监狱”。[11]一个叫萨拉莉亚·基尔（Salaria Kea）的黑人护士看到，公主的住宿条件极尽奢华，而农民们“依附于自己的土地，生活贫穷，目不识丁，世代居住在面积狭窄、光线昏暗的小屋中。在只有一间屋子的小房子里，这里的居民靠着在瓦片上烧牛粪取暖，这是他们唯一的热源”。二者之间的对比令她十分震惊。尽管公主一家早已经被逐出庄园，但农民们仍然不敢搬进去；有些农民甚至还住在附近的洞穴里。“这是我第一次切实地体会到，源自种族主义之外的歧视是什么样子的。”[12] 基尔后来成了一间病房的护士长，手下有五名护士——这样的事情不可能在美国出现。医疗队迅速建起了一间手术室和250个床位。它们日后派上了大用场。 1937年2月哈拉马河畔的战斗夺去了格尼许多英国战友的生命，这让他备受打击，于是他主动要求调到林肯营。他的加入给美国同志们带来了很多快乐。“他是一个高个子的金发男子，留着一点儿络腮胡子，”一个美国人回忆道，“说话带着让人难以抗拒的英式口音。当他向我们讲述那些幽默故事或演唱伦敦版的救世军的歌时，他的口音被发挥得淋漓尽致。”靠着对《旧约全书》里面的传奇故事进行下流的改编，格尼在军营中很受欢迎。“他是个有趣的人，他的表演大受欢迎。”不过，他也向人们展现出了英国营死伤大半的那个可怕日子给他带来的创伤。还是上文那个美国人，在他的回忆中，格尼“总是一遍一遍地重复着，自己当时有多么害怕”。尽管格尼后来在回忆录中对此讳莫如深，人们仍然能意识到他内心所受的创伤。“他的精神有点儿崩溃。”一个美国护士回忆道。每当谈到自己在前线的经历，他总是“啜泣着，一股脑地向听者倾诉心声”。[13] 使格尼备受折磨的，是一种在今天被称作“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心理疾病。他与另外二十几名英国和美国志愿者一起，接受了威廉·派克（William Pike）医生的治疗，后者是一名来自纽约的精神科医生，在前线，他也会作为普通大夫救治其他病人。派克相信工作是最好的治疗，于是他派自己的患者们前去修筑道路，这条道路既能够缩短原来从前线到距离前线最近的医疗站之间长达数小时的艰苦路程，又能利用地形的高差，更好地保护旅行者免受炮火攻击。凭着素描功底，格尼帮忙绘制了“派克高速公路”的草图，也使自己的内心又逐渐获得了平衡。 同期的林肯营一直在忍受国民军长达数月之久的断断续续的狙击、机枪射击和堑壕突袭的骚扰，没有经历过大规模战斗。然而，他们却经历着许多战争中的士兵都再熟悉不过的一种麻烦。“只要是个活人，在战壕里都深受虱子侵扰，”格尼写道，“它们是一群又大又黄的半透明的小畜生，乍一看就像是群红蚂蚁。它们主要生活在各种衣物的褶皱里，白天相对缄默，晚上则相当活跃。被它们咬了之后，皮肤会高高地肿起来，瘙痒难忍……我们没有杀虫剂，对付它们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每隔一段时间用蜡烛在所有衣服的褶子里烧一遍。当这些虱子和它们的卵被火焰烧到之后，它们会在噗噗咝咝的声音中爆裂，让人感到特别恶心。”[14] 这还不是最惨的。每条战壕的底部都淤积了几英寸厚的淤泥，还弄得食物、香烟和床单上到处都是。更糟糕的是，1937年3月发生了连续降雨，驻扎在战壕里的士兵们不得不反复舀干战壕里的水。冰冷刺骨的寒风呼啸着席卷了整个山坡。虽然国际纵队的武器装备仍然十分紧缺，但国民军此时却装备了迫击炮，能够将炮弹以近乎垂直的角度直接射进对面阵地的战壕里。反观国际纵队，他们所拥有的，仅仅是一门英国志愿者用钢管制作的手工迫击炮，使用时还隐患重重。 夹在两方阵地之间的尸体开始发臭，只能趁天黑将其带回阵地埋葬，没有士兵愿意接受这个差事。尽管医生们苦苦哀求，但战士们对于冒着凄风苦雨挖掘厕所兴趣寥寥，而没有厕所导致的食物污染则使每个人都得了痢疾。一个士兵在家书中写道：“痢疾与我如影随形，我们彼此再熟悉不过了。从突然有点儿想上厕所到猛烈喷泻而出，什么样的感觉我都体验过。”[15] 派克医生努力让美国志愿者们造出条件更好的厕所，并用沙子和一点点水来清洁他们脏兮兮的食物。他发现，尽管西班牙士兵的卫生习惯同样糟糕，但他们却没有受到痢疾的困扰。在他看来，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就是他们挂在壕沟的墙上、编成一穗穗的大蒜：西班牙人每天都会嚼些生蒜。不过，他无法说服美国人也去这么做。 纽约街道名字的标志——百老汇、联合广场——出现在了许多战壕内。在战壕后面向下的斜坡上，士兵们建造了供自己睡觉和保暖用的临时住处，这些住处往往还带有从红土里挖出来的地下室，带有波形板做的屋顶，有时还有用木板搭出来的墙壁和地板。这些临时住处与遍布美国、群集出现的成千上万的“胡佛村”小屋并无二致。“战争结束之后，我们再也不会向任何人支付房租了，”一个纽约来的士兵对前来参观的记者说，“我们就在炮台公园[16]里盖些这样的小棚子”。[17] 在一个看不到月亮的夜晚，格尼和另外几个人一起去“砍掉挡住观测敌军战壕视线的那些新长出来的葡萄藤。我们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蹑手蹑脚地四处移动，斩断还冒着汁液的新藤。突然，我们意识到周围的人数好像多了一倍。没人说一句话，但双方都突然意识到，我们正在和对方的人一起，完成一项相同的任务……双方人马都立刻以最快的速度跑回了己方阵地”。[18] 美国人在3月14日这天短暂地体验了战斗的激烈和获胜的滋味。当天，摩尔人部队与数辆意军菲亚特坦克一起试图突破临近地区由共和军的西班牙士兵驻守的防线。在这场被随意命名为“死骡子沟战役”（Battle of Dead Mule Trench）的战斗中，共和军集结并击退了来犯的摩尔人。有那么一会儿，国际大团结的理想显得那么的鲜活：英美志愿者一起向着战壕冲锋，法国军官作为狙击手加入战斗，苏联的坦克前来支援。战斗结束后，西班牙人对美国人表示了感谢，摩尔人的尸体则凌乱地躺在双方战线间的无主地上。 然而，这样的事情在大多数时候都不会发生。与一战中的堑壕战不同，由于人手太过短缺，国际纵队无法每隔几天就让士兵轮流到后方休息，洗澡，换上干净的衣服，再吃些好点儿的食物。由此带来的后果，格尼写道，是“几个月的时间里，我们没有哪天不是穿着军装睡觉，也从来没吃过一顿热饭。我们始终处在对狙击手和冷不防袭来的迫击炮弹的恐惧当中无法解脱。我们身上全是虱子，污秽不堪，我们开始觉得自己掉进了一个永远无法逃离的陷阱当中。这种情况导致一系列开小差……如果有人消失了一段时间，由于害怕官方的小题大做，假装没人注意到他的消失对我们来说更为安全”。 进一步打击士气的，是对人们被招募时需要服役多久这一问题模棱两可的态度。一些相信战争将很快取得胜利的人当时对此连问都没问就应征了，问过的人则被告知这一时间是6个月。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看起来没有尽头的战争导致抗议和抱怨此起彼伏，以至于第十五国际旅的机关报纸《我们的战斗》（Our Fight）特意呼吁道：“同志们，让我们不要抱怨。”[19] 食物则使问题变得更糟了。“在吃饭的问题上，他们除了胡乱将能吃的东西都扔进水桶里再煮开以外，从没有真正努力过。”格尼回忆道，“我们的食物是一堆看着发白的液态物，里面主要是土豆和干豆子，偶尔有一点点肉，放一点点橄榄油，等这东西被送到前线的时候早已经凉了，通常看上去让人丝毫没有胃口，完全没有下咽的欲望。”[20]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4月底，史蒂夫·纳尔逊（Steve Nelson）到来并成了新的林肯营政委，事情也终于开始得到改善。纳尔逊是因哈拉马河惨剧而被美国共产党派驻西班牙的一队经验丰富的积极分子之一，当时34岁，是个语气温和、外表谦和的人，身上散发出沉静的威仪，是少数能同时得到苏共高层（他曾在莫斯科为共产国际工作）和美国志愿兵信任的人。 纳尔逊不久便发现了能够帮助他提升部队士气的人：杰克·白井（Jack Shirai）。日裔美国人白井是一名来自旧金山的厨师，他经常和两名志愿兵同伴一起探讨在战后开一家餐馆，所有曾为西班牙而战的人都可以免费就餐。白井曾坚持做一名步枪兵，纳尔逊则将他安排在营队厨房，附加条件是他可以将步枪随时带在身边以在紧急情况下使用。因为他做的饭，一个感激不尽的士兵将白井称作“奇迹之人”。 国际纵队的独特魅力让它成了许多显赫人物特别喜爱的一处旅游景点。“某种意义上，”格尼写道，“大多数这样的活动就像慈善救济会的领导走访孤儿院一样。他们打扮得干干净净，衣着考究，营养状况良好，生活在安全的环境之中；而我们则满身污秽，衣衫褴褛，忍饥挨饿，随时可能看不到明天的太阳。但最重要的是，我们是真正一直待在那里的人，而他们则只需要忍受那里的肮脏和恶臭半个小时就可以了——偶尔从人们头顶掠过的子弹，提醒了他们此刻身处的现实到底为何，倒也为参观活动增添了额外的刺激…… “所有访客中最令人讨厌的，是那种嘴上说着‘哦上帝，我真希望我能在这里陪着你们’——言下之意可能是他们的使命太过于重要，以至于他们其实不可能真的出现在这里，反倒是我们这些‘幸运’的小伙子由于平时太闲，以至于有时间在这儿‘享受’真正的战斗乐趣——的人。”有一次，一队十分特别的重要人物前来看望在战壕里作战的美国与英国志愿者们，据说，里面最受欢迎的人是歌手保罗·罗伯逊[21]，他自发地在从军营到战地医院的各个地点演唱了激动人心的男中低音版本的《奥尔曼河》（Ol’Man River）和一些其他歌曲，并且引发了美国人和西班牙人的热烈欢呼。 其他的来访者还包括英国工党领袖克莱门特·艾德礼（Clement Attlee）（他错把¡No pasarán！［他们不可能从这里通过！］说成了¡No pasaremos！［我们不可能从这里通过！］），印度独立领袖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演员埃罗尔·弗林（Errol Flynn）以及斯蒂芬·斯彭德（Stephen Spender）、西奥多·德莱塞、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Archibald MacLeish）、兰斯顿·休斯等著名作家，其中，休斯还为第十五国际旅车辆调配场的司机和技工们现场朗诵了一首诗歌。有个志愿者评论：“除了莎士比亚没来，其余的都到齐了。”[22] 按照格尼的说法，“这些人中有一个最具争议的家伙，一肚子虚情假意。他坐在机关枪的防弹罩子后面，向敌军的大概方向随便发射了一整条子弹带的子弹，结果这招来了敌人对他所在方位的一波迫击炮轰炸”。[23] 这个人，就是时年37岁，已经成为当时最有名气的作家之一的欧内斯特·海明威。他在1920年代就完成了自己头两部小说和短篇故事集的写作，从那以后，他的生活便在一定程度上向自己笔下创造出的人物形象靠拢。如今，他在报道和照片中向世人展现的是狩猎大型猎物、与斗牛士相约游玩、在船上用机关枪射击鲨鱼和钓马林鱼。某些他自以为十分具有硬汉气概的元素也反映在了他的后续作品之中。此时来访，距离他出版上一部小说[24]已经过去了八年，最近出版的两本非虚构类作品[25]先后收获了一些差评，评论家们——海明威自己可能也一样——在怀疑他是否已经失去了写作的灵感。诗人约翰·皮尔·毕晓普（John Peale Bishop）写道：“他好像已经变成了自己作品中所描写的人物的某种集合……滑雪时被紫外线灼伤的面颊；穿成垂钓者的样子，皮肤在加勒比炙热的阳光下晒得乌黑发亮；蹲在猎物的尸体旁边，微笑着的英俊健壮的老猎人。”[26] 尽管海明威此前一直是对政治最不感兴趣的美国作家之一——大萧条时期，他写了一本关于在非洲狩猎的书，1936年大选时他也并未参与投票——但对西班牙，他却有种他人无法比拟的热爱。之前在西班牙的游历为他的成名作《太阳照常升起》（The Sun Also Rises）奠定了基础，在那之后，他也经常返回西班牙看望朋友，同时为《死在午后》（Death in the Afternoon）——他的另一本关于斗牛的书——收集素材。国民军发动的政变使他大为震怒，在他看来，这场政变就是对他所挚爱的西班牙文化发动的一场巨大的暴行。一战期间，他在还有一年从高中毕业的情况下成了一名红十字会救护车的司机，正因如此，他与那些作为志愿者为西班牙共和国而战的美国人很有共鸣。 西班牙内战仿佛是为海明威而爆发的。他在给一个相识记者的信中写道：“西班牙或许是又一场大战的起点。”他甚至还穿上了年轻时的衣服，好像这样就能够找回那些年轻的时光一样。当在四面围城的马德里见到海明威时，他的小说家朋友约瑟芬·赫布斯特（Josephine Herbst）发现他穿着“好像是卡其布做的制服，脚上踩着一双擦得锃光瓦亮的皮靴”。[27]他把击中自己所在的佛罗里达宾馆（Hotel Florida）的弹片收集起来，分别在上面刻上它们所摧毁的房间号，还用一枚哑弹做了一盏台灯。 “他是个非常强大的人，”林肯营的威廉·派克医生写道，“但在慷慨大方、极端诚实、热爱工作的硬汉形象之外，他也有气量狭窄、迟疑不决、担惊受怕、咄咄逼人的孩子气的一面。他过于相信肉体力量带来的勇气，总想不断地证明自己是个‘硬汉’……他告诉我，他不需要精神科的帮助，其他人才有需要，他不需要——对他来说，看心理医生相当于承认了自己的软弱。”[28] 尽管过于自大、口出狂言的一面经常引发与那些他认为冒犯了自己的人之间的肢体冲突，海明威本身倒是很善于发现他人好的一面。他与包括派克在内的林肯营的人成了朋友，他对林肯营战士的友好热情在他给报社所写的报道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他尽心尽力为美国医疗队募集资金换来了一辆救护车，他为数名志愿者来到西班牙支付旅费，还去看望住在医院的林肯营伤员。战争结束以后，他依然保持着同许多西班牙内战老兵的联系，给钱或借钱给那些需要的人。尽管具有一定程度的反犹倾向，还写过歌颂狂放不羁的野外生活的书，他却对林肯营的人表现出了很深的感情，虽然这些人中的大多数要么此前一直在城市生活，要么是犹太人，要么是此前一直在城市生活的犹太人。 海明威此前已与由50余家美国日报社组成的“北美报业联盟”（NANA）签约，在西班牙报道这场被他称为“无法避免的欧洲大战的预演”[29]的战争。他对于这份使命的接受本身便成了当时的一大新闻事件。在他发表正式公告以前，媒体便注意到他已到达欧洲并越过国境线进入了西班牙。战争期间，他在西班牙一共进行了四次长途旅行，北美报业联盟向他通过邮政系统寄回的每篇报道支付1000美元（这笔钱放在今天价值超过15000美元），向他通过昂贵的跨大西洋电报系统发回的每条短信支付500美元。对海明威来说，西班牙能够给予他的不仅是对战争的再次体验，还有对年轻时光的回顾。1920年代早期，海明威曾经做过驻外记者，由于发电报不得不使用尽量简洁的语言，这种简洁的文风成了他日后写作风格的一部分。不论格尼对海明威多么不屑，后者的确在美国人的西班牙内战记忆中打上了自己的个人烙印。尽管有时夸夸其谈，可对自己从战地记者到士兵的身份转变，他却从未在笔下大肆宣扬。 当然，乔治·奥威尔早已完成了身份转换。历经四个月前线的战斗生活后，在返回巴塞罗那休假的列车上，他写道： 沿途每经过一站，都有潮水一般的农民挤上火车；他们提着大捆的蔬菜，带着无精打采的家禽，满地蠕动的麻袋里面装着活兔子——最后还有一大群羊被赶到了车上，塞满了车厢里的每一寸空间。民兵们大声演唱的革命歌曲盖过了火车运行时的嘎吱作响，一路上，他们亲吻漂亮姑娘的手，有时还会朝她们挥动手中的红黑色手帕。装着红酒、茴香酒和污浊不堪的阿拉贡自酿酒的瓶子在人丛中不断地传递着。西班牙特产羊皮水壶在手，穿越车厢与朋友开怀畅饮，省却了千言万语。我旁边坐着一个长着黑色瞳仁的15岁男孩，正在向两个面容枯槁的农民吹嘘自己耸人听闻的战场经历，二人听得合不拢嘴，但我毫不怀疑那都是些虚构的故事。此时此刻，二人解开了包裹，给了我们一些口感发黏的深色红酒。[30] 此时仍被当作埃里克·布莱尔的奥威尔十分希望赶快到达巴塞罗那，因为与他结婚还不满一年的新婚妻子为了离他更近一些，已经于先期抵达了那里。目前，她正在查尔斯·奥尔的办公室做秘书，后者正在为POUM编辑出版英文报纸。和同时代的众多女性一样，艾琳·奥肖内西（Eileen O’Shaughnessy）在文字中呈现的往往只是她的容貌以及所属何人；即便在自己的西班牙回忆录中，奥威尔对她的表述也仅限于“我的妻子”而已，并未对她施以更多笔墨。在查尔斯·奥尔的描述中，她是一名迷人活泼的“圆脸爱尔兰女孩，端庄漂亮，一头黑发，还有一双大大的黑眼睛”。艾琳的一个女性朋友也对这双眼睛印象深刻，觉得她的眼睛“就像在翩翩起舞，像盯着什么摇摇晃晃的物体一直看的小猫的眼睛一样清澈无邪”。[31]当在巴塞罗那的一家商店买到了雪茄和人造黄油等稀缺产品后，她马上将这些东西分给了奥威尔和他所在的POUM民兵部队的战友们，这让他们十分感激。不过，艾琳来到巴塞罗那之后，奥威尔只见过她几次，有一次还是她和查尔斯及另一名英国朋友一起，花了一天时间主动去奥威尔所在的战壕探望他。 火车到达巴塞罗那以后，奥威尔发现，与他初到西班牙时那个曾经见过的巴塞罗那相比，眼前的这座城市发生了肉眼可见的变化。“民兵制服和蓝色工装几乎消失了，每个人似乎都穿着西班牙裁缝最善于缝制的那种好看的夏装。臃肿富态的男人、举止优雅的女人和造型优美的轿车满街都是。”简单地说，这是一座“贫富差距和阶层分化又重新出现了的城市……一次，我和妻子去兰布拉大街上的一家针织商店买袜子，店员搓着手向我们深鞠躬，即便在英国，售货员都不会这么做……给小费的习惯也在不经意间悄悄恢复了。”[32] 每天步行上班的路上，洛伊丝·奥尔总能发现同样的现象：男人们又戴起了领带，在政府法令的要求下，许多之前被改为集体所有的商店和经营场所又静悄悄地回到了它们战前的拥有者手中。她在写给姐姐的信中写道：“当我意识到工人们在忍受了多年的压迫和苦难后，终于凭自己的力量争取来的一切正在被一点一点重新夺走的时候，那感觉真是糟透了。”[33] 变化的背后，是巴塞罗那正在承受的压力：工厂因生产武器而不再生产民用商品；许多集体农庄的农民经常把生产出来的蔬菜和肉类留给自己，引发了城市食品价格的上涨；地下经济开始出现。每当好心的艾琳·布莱尔或者别的一些手握外币，刚到西班牙的外国人“愿意请我在黑市花上30比塞塔吃顿饭时”，洛伊丝都感到有些愧疚，“但因为实在太过饥饿，每次我还是会高兴地赴约”。[34] 奥威尔将这些变化归咎于共和国政府和苏联顾问团对加泰罗尼亚社会革命所抱有的敌意，但这远远不是使无政府主义者们的理想搁浅的唯一原因。比如说，查尔斯·奥尔最后就对对所有人一视同仁——不论是工人、经理人、秘书、懒惰的资本家，还是外国来的支持者——每月得到10比塞塔薪酬的胜利法案产生了怀疑。“尽管这种收入分配制度看似简单明了，但认真推敲后却能发现问题很多。”工作在工厂或者企业的人得到了各种附加福利——从免费午餐到免费床单再到免费住房（查尔斯和洛伊丝就能享受到）——其他人却几乎得不到，或是只能得到除薪酬外很少一点儿额外的好处。而在当时，急速上涨的物价意味着，购买一天的食物可能就会耗光那10比塞塔。他还预计，当乌托邦的理想与复杂的现实碰撞时，还会有更多问题出现：“作为民主社会主义者，我为工人直接所有制的理念所吸引……但是作为一名经济学家，我对这一制度在顶层设计上能否协调好各种因素抱有深深的担忧……各项经济决策在整体上是由中央计划确立，还是交给市场竞争决定？”[35] 其他各种麻烦事也在加剧困难局面。奥尔一家并不是唯一一直不交电费的人，同样，算上全部的公有和非公企业，压力巨大的本地电力企业也不是唯一一家要为收回各种欠款发愁的企业。在最初的革命热情像闪电一样消逝后，不管理论上听起来有多么辉煌灿烂，“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理想已被证明很难推行，特别是当众多工人发觉他们需要的其实是更多休息时间的时候，矛盾就更明显了。工厂的缺勤率在上升，仓库几个月前还堆满了各种食品和原材料，现在却空空如也。 还有一个更深刻的问题是所有试图在一夜之间完成革命事业的社会都需要面临的。改变一个工厂或是一项生意的所有权是一回事，改变几个世纪的旧习惯则是另一回事。查尔斯观察到，“基本上，人们是无法放弃他们世世代代的生活方式的”，尽管“看起来有成千上万人在参与各种场合的庆祝，大声呐喊最为革命的口号”。他自己就遇到过这样的场面：“那是一场在一座礼堂举行的‘解放妇女’大型集会，数千名工人群众出席了活动。当然，全都是男人——这是因为，带着妇女参加周四晚上举行的集会？对他们来说，这简直闻所未闻。”[36] 尽管饱含革命热情，洛伊丝最终也不得不承认了与之相似的观点：“对于自由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来说，妇女问题是个棘手的问题。相比于抽象的伟大革命理想，她们对于缝纫机和学会如何抚养孩子更为感兴趣……无政府主义者举行的第一个与解放妇女有关的大型运动……是促使妓女从良的运动。自由主义青年联盟（The Libertarian Youth）也加入这场运动当中，但当民兵们返回巴塞罗那休假时，已被收归集体化的、原先属于妓院的房屋门前排成的长达几个街区的队伍却好像丝毫没有因为这场运动而缩短。”[37] 尽管巴塞罗那远离前线战火，但日益加剧的物资短缺却在提醒着人们，西班牙仍旧处于战争之中。希特勒的扩军行动再清楚不过地向人们展示了另一场波及整个欧洲大陆的战争不久即将爆发的前景。就在巴塞罗那的住所里，洛伊丝收到了自己的肯塔基同乡，年轻的乔·赛里格曼死于马德里保卫战的消息。他的家人仍在努力找回他的个人随身物品，并恳求洛伊丝一家提供帮助。“对于同志的死，我感到无比遗憾，”洛伊丝在家信中写道，“我希望你们能够替我告诉他的家人，他是为了值得为之一战的事业而死的。我将尽最大努力把他的遗物带回给他的母亲。”[38] 尽管如此，奥尔夫妇偶尔依然有机会享受难得的假期。夫妇二人对艾琳·布莱尔的热情和幽默十分欣赏，他们与她以及另外一个意大利朋友还曾在一个周日一起去郊外野餐过。查尔斯提到自己曾经在墨西哥住过，艾琳则说，要是以后世界大战爆发，他们可以一起去那里避难。尽管奥威尔本人总显得笨拙而局促，查尔斯写道，他的妻子“却十分友好，善于交际，行事低调……在办公室的时候，艾琳总是控制不住提起埃里克——被她视为英雄的丈夫，很明显，她对自己的丈夫充满了爱慕和敬仰之情。我倒是因此日复一日，总是能听说各种与他有关的事情，不过我对这些并没有太放在心上。对我来说，他仍旧只是一个不知名的‘自封’作家，与其他人一样，来到西班牙与法西斯作战”。查尔斯感觉奥威尔“毫无疑问需要一名善于社交的外向型妻子，作为他通往外部世界的窗口。艾琳帮助她不善言辞的丈夫与他人进行沟通。尽管结婚还不到一年，她已经成了他的代言人。”[39] 正当这个外国人小团体逐渐熟悉彼此的时候，巴塞罗那的政治气氛却开始日益变得紧张起来。洛伊丝写道：“我觉得自己就像活在一座火药桶里。”就像奥威尔所说的那样，各种变化背后，潜藏着“希望革命继续进行与希望克制革命规模，乃至中止革命的两股势力之间的对抗——最终演变成了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之间的对抗”。[40]一名外国访问者在一间共产党办公室墙外发现了两张令他备感惊讶的海报：“尊重小农的财产权”和“尊重小企业主的财产权”。那个曾经许给世人一个无政府新纪元的西班牙，正在逐渐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 与此同时，一些其他因素的存在也加剧了紧张气氛。共和国政府正急切地试图建立一支正规的国防军，以替代缺少训练且分别对不同政治党派和工会组织效忠的大杂烩般的各路民兵组织。在对以上现状的控诉中，一名共产党记者也在隐约暗示对自己党派的不满：“军队的政委和军需官们利用政治影响力以权谋私，为自己在马德里捞取好处。只要在关键部门里面塞进一名自己人，一个党派便有可能将所有稀缺的弹药、机枪、步枪……据为己有。”共和国内阁成员们相信——这样的想法并非不合逻辑——要想击败国民军，他们就需要一支直接听命于中央的步调统一、纪律严明的军队。“考虑到各股并行力量的存在，”奥威尔写道，“产生麻烦是必然的。”[41] 由于哈拉马河谷没有进一步发生大规模战斗，海明威并无太多可以发掘的新闻以供报道。但是不久之后，佛朗哥的另外一支大军终于对共和军发动了计划已久且几经延期的钳形攻势。自北面发动进攻的国民军首先将目标锁定为占领瓜达拉哈拉（Guadalajara）省会，以此形成对马德里的合围之势，随后再彻底切断至关重要的马德里—巴伦西亚通道——这一次从新的方向展开行动。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参与行动的所有士兵当中，只有15000名来自西班牙或摩洛哥，另外35000人实际是由墨索里尼派出的所谓的志愿者——意大利志愿军，这也是目前为止，德意两国派往西班牙参战兵力规模最大的一次。 与他们作战的则是规模要小得多的共和军部队，包括两支国际旅，其中一支国际旅中还有一个多数由意大利人组成的营，30年之后，这个营的一个连长彼得罗·南尼（Pietro Nenni）成了意大利外交部部长。营中的大多数人都是从意大利逃亡而来的政治难民，这也给国外传媒提供了绝佳的报道素材：来自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者和反法西斯主义者正在第三国的土地上交战。 结果，战斗很快演变成为一场令墨索里尼派来的部队难堪的溃败，相比作战的本事，他们显然对于做黑衫军时的虚张声势更为在行。在这些被派往西班牙的部队中，有一支是由正规军组成的，这些并非志愿兵的士兵一开始还以为自己来到的是意大利新近占领的殖民地埃塞俄比亚。很多人只配发了轻量级的热带军服，这些衣物根本不足以抵御3月西班牙的冻雨和降雪。当被俘时，他们中甚至有人供称自己还以为是被派来给一部讲述古罗马将军的电影做临时演员的。 墨索里尼的指挥官下达命令的依据仅仅是一份米其林地图[42]，除了标注已经变为一片泥泞的土路之外并不能提供更多的有用信息。就在这些泥泞的道路上，意军由2000辆卡车组成的车队很快便深陷其中，无法脱身。除此之外，这些意大利士兵还时刻暴露在共和军用意大利语播送的扬声器宣传攻势之下：“兄弟们，西班牙人民正在为自由而战，抛弃西班牙人民的敌人授予你们的军衔把！加入我们！”[43] 确实有许多人这么做了——随后，他们又接过扬声器，号召自己的战友也这么做。国民军方面，上千名士兵溃逃至后方，超过6000人伤亡或被俘，他们的攻势很快便陷入停滞。一贯言辞夸张且反复无常的墨索里尼对此愤怒不已，他从西班牙召回了部分将军并宣布，除非失败的耻辱最终被胜利一扫而空，否则将无人能从西班牙回到意大利。瓜达拉哈拉一役是共和军在内战中取得的第一场大胜，这场战役也因此为人所铭记。 “道路两边是大堆被遗弃的机枪、高射炮、轻型迫击炮、炮弹和成箱的机枪子弹，以及卡车、轻型坦克和拖拉机，”在报道中，海明威兴高采烈地告诉自己的读者，“还有信件、文件、背包、野营餐具、挖掘工具和随处可见的死尸。”[44] 他写道，这场战役的结果，是“令愤怒的人民联合起来，一齐抗击外国侵略者……热情之火使所有人都席卷其中……”他还不无夸张地宣布，西班牙共和国在瓜达拉哈拉取得的胜利，“将在世界军事史上，与其他那些曾经起到决定性意义的战役一样，获得自己的一席之地”。[45] 尽管言语多有夸张，但对这场由意大利人对意大利人的内战中的内战，海明威和其他记者确实值得大书特书一番。不过，另一场形态不同的内战却也正在记者中进行着，作为美国最具影响力的报纸，《纽约时报》就是它的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