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多元智能到综合思维》Epub-Pdf-Mobi-Txt-Azw3 下载在线阅读

霍华德•加德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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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的结构》（Frames of Mind: The Theory of Multiple Intelligence）：是从心理学家的视角出发，关于人类潜能的研究的经典名著。作者依据生物学、人类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首次提出了“智能”的概念，并确认符合“智能”的八个判据，详细逐一地描述了七种智能：语言智能、逻辑－数学智能、音乐智能、空间智能、身体－动觉智能、人际智能、自我认知智能，开创了“多元智能理论”，加德纳因此在世界一举成名！七种智能的提出对传统的“智力一元论、智力二元论”、对“智商测试”等传统的观念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在心理学界引发了阵阵置疑，在教育学领域产生了广泛好评，在全世界掀起了教育改革的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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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的选择 我喜欢哈佛学院，我在那里选修了自己想学的课程，结交了许多新的、长期的好朋友，过着愉快的社交生活。而且那时我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天赋，发现我比大多数同龄人更容易与教授建立联系。我还旁听了许多不同领域的课程，虽然吉尼斯世界纪录的编辑人员还没对此做记录，但我还是声称自己是旁听课程数目最多的世界纪录保持者。我还参加了一些学习小组，和朋友们讨论不同领域的关键术语和对不同学科课程的综合。我对知识难以抑制的渴望和追求，得益于从童年起养成的习惯，这让我在哈佛处于有利的地位。 前面介绍过我在怀俄明高级中学参加的许多课外活动，但在哈佛学院一年级时，我放弃竞争学校报纸的职位，未能成为传说中声名显赫的《哈佛深红报》 (81) 中的一员，当时这是将来进入著名报纸和杂志社实习的前站。我作这个决定也许考虑不周，但高中时就编辑过《观点报》的我认为，没有必要重新体验这类经历。取而代之的是，我加入了至今还在提供哈佛校园导览的服务团体。 就像我曾经选择一本文学史作为戴尔奖奖品一样，我无法确定自己当时作出这个决定的动机（事实上，我还曾为年轻的霍伊所作的决定而皱眉——霍伊这个名字在整个大学期间一直伴随着我，但后来突然永久性地消失了）。我想，原因之一是我为自己在哈佛感到自豪，另一个原因则是担任暑假导游能赚取生活费。但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在我未能获得温德尔奖学金之前，就觉得有必要发展自己的社交能力。我的大部分课余时间，都与其他旅行社的成员，以及几十个、后来也许是几百个游客组成的旅行团一起，在校园里转来转去。（我当时没想到的是，在以后的几十年里，我向世界各地成千上万的学生和听众发表演讲，并回答他们的问题。）当年成为哈佛校园游览社成员的得意心情，至今几乎没有什么改变。在哈佛学院读本科期间，我与其他俱乐部和实习单位毫无联系。 是的，在哈佛学院的生活是如此愉快，我希望能永远留在大学校园里。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已经成功地实现了这个愿望。就这个愿望而言，我有些与众不同。在我的同学聚会上，以及妻子埃伦 (82) （在我毕业几年后，她就读于哈佛大学的拉德克利夫女子学院）的同学聚会上，我惊讶又沮丧地发现，我的很多同龄人对他们在哈佛学院的4年大学生活印象不佳，尤其是女学生或少数族裔。我希望今天更多人的大学生活，能给他们留下美好的回忆。 但4年很快就过去了，我知道自己必须作出今后的职业选择，至少决定“下一步怎么走”。当时，我还没有清楚地意识到我（和其他人）对自己有什么期待。在第50次大学同学聚会时，我的同学、那时已经是著名心理治疗专家的南希·乔多罗 (83) ，终于向我说明了应该期待些什么。“霍伊，难道你不知道哈佛学子始终只想一件事，那就是成功吗？”即使我未曾深想，我也知道（至少在埃里克森式的潜意识里知道），从家人到朋友，再到中学老师和大学导师，他们为我付出了这么多，无论在哪一方面，也无论在任何事情上，我都必须成功。 有这样一个老式笑话：“律师是什么人？是讨厌看到鲜血的犹太男孩。”事实上，在大学三年级之前，我只考虑过两个职业领域：法律和医学。在医学方面，我选修了生物课和化学课，并在学院附近的奥本山医院急诊室工作了一段时间。大学三年级结束后的那个夏天，我甚至在旧金山湾区见到了斯坦福医学院的招生办主任。但很遗憾，医生这个职业从来没有真正吸引过我。至于法律，我选修了法学教授保罗·弗罗因德（Paul Freund）的著名课程“法律诉讼程序”。我这门课的成绩很好，弗罗因德教授建议我去法学院读研究生。我想象得出自己成为一个律师的样子，甚至意识到我似乎挺有律师的“头脑”。但我当时和现在的想法一样，对于在法庭上为那些可能有罪的客户辩护，或者让富人变得更富有，没有一点兴趣。“公共利益法”（public interest law）不在我的视野之内，何况这个术语当时几乎还没有成型。 我想告诉自己，也告诉我的父母、亲戚和朋友们，我可以成为一个标准的犹太职业人，我有这个能力。但我和社会关系学系合作后，逐渐将自己看成是一个未来的学者，一个会教书、会做研究工作并发表文章的人，就像我敬业的导师和敬佩的教授所做的那样。在我碰巧看到的一封推荐信中，埃里克森教授对我的评价很简单：“适合从事科研工作。”但研究什么、以什么方式研究，我当时还不清楚。 为了完成毕业论文而做的工作给我今后的道路指明了方向。我感到幸运的是，埃里克森教授做了我两年的指导教师。此外，我还说服了杰出的社会学家查尔斯·蒂利 (84) 担任我的共同导师。在他们两人的指导下，我完成了一篇典型的社会关系学论文。由于哈佛提供了资助，在读完大三后的夏天，我研究了美国一个新出现的特色鲜明的区域：退休社区。在一段时间里，我每天都去参观一个疗养村。那是一个当时刚开放不久的社区，仅限60岁以上的人居住，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瓦卡维尔，距离伯克利不到一小时的车程。当时我与一个工科专业的研究生合租，住在德怀特路上的一栋公寓里。事后我写了一篇广受好评的论文，题目是《老年人：退休社区中的身份和诚信》（Gerontopia: Identity and Integrity in a Retirement Community ）。 在这篇相当成熟的综述性论文中，我不仅以记者的身份记录了所见所闻，还从学者的角度讨论了当时广受关注的老年人的身份、诚信和社区等议题。我得出的结论是，不同利益相关者都对退休生活怀有自己的梦想，而这些梦想总是相互冲突的，或者正如我最近说的，他们的观念是“错位的”。例如，在是否应该邀请孙子孙女们使用社区的游泳池的问题上，社区内部意见完全不一致。我的论文综合了心理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概念和观点，是社会关系学作为一个横跨多学科领域的典型例证。很明显，无论时为本科生的我是否意识到，当时的行为是在朝着社会关系学研究生的方向前进，这项研究都有可能扩展为一篇受欢迎的论文，甚至成为一本畅销书。一些朋友和导师鼓励我朝这个方向努力，但我却不想在这篇论文上交和得到评分后，再做与此有关的其他工作。 但在我必须对研究生阶段的学习方向作出明确选择之前，重要的转折点已经出现，其中有两个最终改变了我的人生。第一个是我获得了一笔奖学金，可以在当时英联邦的任何国家游学一年。和当时的许多同龄人一样，我选择去伦敦。在那里的大学中，我能交到很多朋友，并且可以利用一年的时间阅读、写作、思考，还能充分享受那里20世纪60年代中期日益丰富的文化生活。在那一年中，我观看的戏剧演出、音乐会和艺术展览可能比后来的10年都多。我还有机会周游欧洲和苏联。在伦敦经济学院，我遇到了一个很好的导师——厄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他自认为是社会人类学家和哲学家，但实际上，他很容易被误认为是大学里典型的社会关系学专业的老师。用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 (85) 的话说，我在伦敦积累了大量的社会学和文化资本。这些资本可以帮助我参与更加激烈的竞争，甚至使我成为下一届温德尔奖学金的获得者。 在上述奖学金资助期结束前，我仍然需要决定做点什么。我很幸运曾在埃里克·埃里克森教授的羽翼下成长，我很欣赏他的临床诊断能力，但又不想上医学院（埃里克森本人甚至从来没有上过大学）。我虽然申请并被接受参与临床心理学的博士研究生项目，这是一条在精神分析模式下进行临床实践的捷径，但我的心不在那里。因此，当第二次机会出现时，我搭顺风车前往密歇根州的安娜堡，在考察了密歇根大学的研究生课程后，我毫不犹豫地放弃了上述临床心理学的博士研究生项目，这让那些希望我对临床心理学感兴趣的人失望了。50多年过去了，我仍然感到内疚，因为我不喜欢辜负自己或他人的期望。 在那趟命中注定的旅程中，我获悉哈佛大学著名心理学教授杰罗姆·布鲁纳将要为小学中年级的学生，发起一项富有想象力的教育干预措施。当时布鲁纳教授正在寻找助理，以协助从事“人的研究”课程 (86) 的研究工作，这是面向10岁儿童的心理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入门介绍，实际上是一门小学版的社会关系学课。 在顺风车司机的建议下，我去见了布鲁纳教授。就像电影导演要在即将上映的电影中挑选一个小角色一样，他跟我简单聊了几分钟后就对我说：“你去和安妮特·凯森（Annette Kaysen，他的得力助手）商量细节，两周后我们在牛顿 (87) 的安德伍德学校见面。”这样一来，就意味着我临床心理学家的生涯就此结束了。 虽然心理学是组成社会关系学的三驾马车之一，但我从来没有正式学过学术上的心理学课程。我学过的是带有埃里克森色彩的精神分析，也许适合那些想成为精神病学专家或这方面临床医生的人，而不适合想成为真正的实验心理学家的人。布鲁纳本人接受过社会学和生理心理学（physiological psychology）方面的训练，因此他与社会关系学系和心理学系一直都有联系。但更重要的是，他后来成为一个新的学科领域——认知心理学的创始人。这个学科研究大脑在正常时或因不同的原因被扭曲、膨胀甚至受到干扰后，是如何认知、思维和推理的。20年后，我写下了在认知科学这一更广泛领域里自己的第一部专著，名为《思维的新科学：认知革命史》 (88) 。 这次为小学生准备课程的“短途旅行”，成为我大学本科生活的完美结尾。我喜欢学习认知，尤其是关于认知发展的观察和实证研究，即在预先设计好的方案和步骤上，研究孩子们的思维是如何发生变化的。但无论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探索，都要考虑到他们是在游戏还是在做真正意义上的探索。在那之前，我几乎没听说过让·皮亚杰 (89) 。他对自己的三个孩子进行了开创性的观察，对孩子们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他们在现实世界中的行动而发展逻辑思维、社会思维和道德思维也进行了大规模、更具实验性的研究。我对皮亚杰的这些研究非常感兴趣，甚至觉得自己也一直在进行同样的研究。作为一名雄鹰童子军和一名钢琴教师，我一直很喜欢与孩子们互动，并试图理解他们为何有那样的表现。 那年夏天，我们在布鲁纳主持下所做的工作与一般学校的正常教学不太一样。在慷慨的资助和严格的期限之下，我和同事们一直在开发前文提到的“人的研究”课程。这门课程探讨了三个核心问题，直到今天仍然在我眼前出现： ·　什么使人成为人？ ·　人怎么会有那样的行为？ ·　怎样才能让人更像人？ 回想起来，我当时就意识到这些都是典型的综合性问题。只要对来自多个学科和知识来源的材料持开放态度，并愿意愉快且坚决地将它们以某种对相关人员有意义的方式组合起来，无论他们是大学教授、中学教师，还是刚毕业的大学生，或者如果幸运的话，正放暑假的10岁孩子也包括在内，只要选修马萨诸塞州牛顿的安德伍德学校的这门课程（在开始学科的学习之前），就能找到解决各自问题的方法。这门课程就是对综合思维的日常锻炼。 当时，作为这所学校刚成立的“教学研究小组”的成员，我每天的工作是协助设计课程，并观察这些课程是否适合小学五年级的学生，然后修改当天的教学内容并策划第二天的课程。我喜欢这项工作，而且做得很好。这个教学研究小组有6名成员，每天都在进行有趣的、高风险的教学内容的综合，观察相关教学内容的运行情况，并决定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可以和应该做出什么样的改变。当时，我还没听说过像麦肯锡这样的管理咨询公司，但我猜“人的研究”课程的关注点和研究节奏在某些方面类似于一个飞行咨询团队，在飞往一个客户所在地进行访问之前，试图弄清楚该地工作人员应该做些什么。 在那里，给我留下更深刻印象的是杰瑞本人（那段时间我们都亲切地称布鲁纳为杰瑞）的管理方式。那里几乎没有等级观念，每个人除了关注自己想法的质量，以及如何有效地提出和捍卫自己的想法，并根据需要修改甚至撤回自己想法以外，几乎没有上下级之分。从受人尊敬的教授和顾问，到课堂里的普通教师，再到职位较低的研究助理，大家都在安德伍德学校的地下室里一起吃饭，每天的午餐由两名高中生用他们父母的旅行车送来。许多晚上，我们前往杰瑞和他妻子布兰奇·布鲁纳（Blanche Bruner）位于哈佛广场附近福伦街的宽敞住宅做客，都受到了欢迎。在那里，我们再次与那个时代的主要思想家和实践者展开交流，几乎不考虑彼此的地位。我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在那里获得了领导方面的知识和能力。如果幸运的话，那些或许可以激发我建立一个研究小组。虽然我最近才意识到，但我过去甚至模仿过布鲁纳这位富有魅力和创业精神的学者的着装和行为举止。 1965年夏天的这段意想不到的经历同时影响了我的生活目标和职业抱负。那年夏天开始的时候，我还是一个大学刚毕业的本科生，对未来的临床心理学家生涯并无兴趣。暑假结束时，我即将以奖学金出国游学。当时我正准备申请发展心理学的博士学位，这是布鲁纳和皮亚杰的专业领域（按照从属关系，也是哈佛大学社会关系学系研究领域的一部分）。我同时爱上了布鲁纳团队的另一名成员朱迪思·克里格（Judith Krieger） (90) ，她那时已经被哈佛大学发展心理学的博士研究生项目录取。一年后我从英国归来，与朱迪结婚，同时开始攻读发展心理学博士，那是我在大学本科4年期间还不知晓的一个领域。 9787572232039_1_4" class="first_small_level_style" aid="O1">第4章 挣脱单一学科思维的束缚 一次突然的攻击 我很喜欢在哈佛学院度过的4年本科生涯，但不喜欢甚至反感后来的研究生时代，请允许我说说原因。 首先，我与其他同学以及几位主要的教师没有共同话题，当然，或许他们对我感觉也一样。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我们话不投机。但对于这种情况，我们谁都没有责任。 后来，我发现自己对实验心理学并不感兴趣。现在和那时一样，实验心理学都是发展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的分支。这一领域的研究，通常都需要了解且熟练地使用测试仪器或电子设备（对此，我并不擅长），然后一步一步精心设计程序或干预措施，收集大量与先前明确陈述的假设直接相关的数据。然后根据需要，在得出结论并公布之前，反复分析这些数据。我可不愿意在以后的职业生涯中一直做这样的事！相比之下，来自化学或生物学等“更难的”学科的许多同学和一些教授（其中有些人也许是从那些学科中“逃”出来的），习惯了在实验室工作中不断挑战难题及随之而来的压力，习惯了按部就班的工作节奏和偶尔的刺激。人们甚至不清楚实验心理学家是否喜欢儿童，或者是否关心作为个体的人，而不是仅仅把他们视为“研究对象”。 我在哈佛大学文理研究生院的头几周里，发生了一件十分不愉快的事。根据要求，我选修了“社会心理学导论”，这门课由两位年轻的教授担任主持。其中一位是种族关系方面的专家汤姆·佩蒂格鲁（Tom Pettigrew），另一位名为斯坦利·米尔格拉姆 (91) ，一位聪明的实验主义者，擅长提出新概念。 因为对服从权威的研究，米尔格拉姆广获赞誉。他反驳了该领域专家的预言，证明了普通人在实验室环境中，接收到穿白大褂的科学家的指令时，会将明显使人痛苦的电击加诸他人，甚至会使对方陷于危险（实际上，被电击者由实验者乔装而成，使人痛苦的电击并没有发生）。这些实验成为有力的证据被广泛传播开来，以证明我们大多数人如果接受一个明显的权威人物的指令，就可能会对他人造成伤害。言外之意是，几乎我们所有人都有可能成为“听话的纳粹分子”。 我不反对米尔格拉姆，也并不反感这类引人入胜的课题研究。我在课堂上所做的，不过是大胆提出几个也许有点挑战性的问题，这并不意味着我不尊重米尔格拉姆教授。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令人十分惊讶，米尔格拉姆教授猛烈抨击我，竟然认为我向他发起了挑衅。他突然攻击和贬低我，并说我这样做是在“伤害”他。他的做法真是匪夷所思，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极为不妥，尤其是在刚入学的研究生参加的严肃研讨会上。随后发生的事和米尔格拉姆对我的无端攻击一样令人惊讶：他的同事佩蒂格鲁教授和研讨会上的20多个人，竟然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为我辩护，也没人试图缓和这次冲突。直到下课后，包括佩蒂格鲁教授在内的其他人，才过来安慰我。 时至今日，我仍不知道当时米尔格拉姆仅仅是偶然的情绪失控还是在进行某种非正式的实验，看看我会如何反应。如今，无论是最初的“米尔格拉姆实验”，还是临时起意的攻击，负责人类研究的委员会都不会允许这样的做法。但我最初的创伤经历后来被证明是有益的，从此我知道学术界也像其他行业一样，初入者可能会遭到无理攻击，而且这类攻击可能非常恶毒，也不能指望谁来保护自己。这段不愉快的经历使我的脸皮变厚了，以至于此后对我学术成果或对我个人的攻击，当然，后面这些要比米尔格拉姆的那次温和得多，都没有给我造成多大困扰。 米尔格拉姆和我再也没有讨论过这件事，相反，我们之间是正常的师生关系，他甚至阅读和评论了我随后的论文并给予了帮助。与佩蒂格鲁教授不同的是，米尔格拉姆没能在哈佛获得终身教职。对此，我经常思考，他好斗和易变的性格是否也是原因之一？虽然米尔格拉姆后来的事业也很成功，但他在51岁时因心脏病突发而离世，事业不得不半途而废。我虽然很久以前就原谅了他的那次突然发作，但仍然不明白其原因。今天，一个在课堂上受到攻击的学生很可能会提出正式申诉（事实上，现在这样的事件甚至可能会被偷偷地用手机录制下来）。但在当时，我和我的同学都不会有这样的反应。我认为现在的处理方式更好，但也不能肯定它一定正确。 沉闷的研究生时光 我在哈佛学院读本科生课程、在哈佛大学文理研究生院读研究生课程时，都在威廉·詹姆斯楼 (92) 里（教学楼当时是新建的，在我看来却相当难看）。在本书中，我忍不住将这两段不同的经历做一下对比。作为一名本科生，我能自由选修自己喜欢的课程，探索新的议题和陌生的领域，发表越来越冒险的、跨学科性质的文章。我还交了几个朋友，获得了一些老师的青睐，毕竟他们希望吸引，甚至激励那些坚定想从事学术事业的学生，以及潜在的、值得培养的学术助手。 相比之下，作为一名博士研究生，在社会关系学系里，我显然处于学术金字塔的最底层。教师们专注于自己的研究，希望获得资助、发表论文、出版专著。如果可能的话，他们更愿意从远方而不是从走廊的对面 (93) ，获得各种各样的荣誉和奖项。登上所属学科的顶端，并在那里守住自己的位置，是他们坚持不懈追求的目标。这些著名学者之间，当然也存在着激烈的竞争。 这样说并不是我夸大其词。在20世纪60年代晚期，威廉·詹姆斯教学楼内有4个用于做研究的实验室，分布在地下室、5楼、11楼和14楼，科研人员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婴儿。即使没有明文规定，教授们也不鼓励某个实验室的学生介入其他实验室的研究。这实际上是让学生变相承诺或者说签订了“保密协议”。用现在的话说，教授们希望我们成为他们实验室里固定的“小配件”。尽管我从不认为自己特别骄傲或自负，但我也不想成为任何“机械装置”上的“齿轮”。几年后，我注意到，毕业后找到最好的工作岗位的学生，是那些在博士研究生期间表现最优秀的“小配件”。但其中的大多数人并不是最终改变学科领域内话语的人。因为，作为一个“小配件”，他们很难转化成为某一学科发展的引领者。 也许我可以援引两种教育模式，来区分自己这两段截然不同的经历。我还是一个本科生的时候，遇到的导师都对我的发展很感兴趣，甚至推心置腹地待我。例如，埃里克·埃里克森会定期邀请我到他的办公室去，询问我对他正在阅读或思考的资料的看法，甚至邀请我和同学们到他简朴的家中做客，享用美味的烧烤。如前所述，在那个筹备“人类的研究”课程的暑假，杰罗姆·布鲁纳也并不在意他身边人的地位高低。无论是地位低下的人，还是有权势的人，他都同样欢迎。 下面我准备详述前文提到的一点：导师与学生之间的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是双向的。学生希望遇到自己认可的学术前辈作为导师，向他学习，并期待有朝一日能取得像导师一样的成就。小时候，父母和叔叔弗里茨是我模仿的对象。上了大学以后，我的教授们便承担了这个角色，他们几乎都是男性，很多也是犹太人，其中一些还是从纳粹统治下的欧洲逃出来的。但导师制需要导师与学生的双重认可。在选择学生的时候，导师通常想找到与学生产生共鸣的可能性，希望学生将来能继续从事自己的研究工作，甚至希望学生采取自己的研究方法。当然，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当我自己成为导师，甚至是声名显赫的导师时，也是这样做的。 这样的导师—学生关系当然也会出现在研究生的培养，甚至博士后的培养中。我很快就要向大家介绍的纳尔逊·古德曼 (94) ，在我的人生中扮演的就是这样的角色。但总的来说，这只是一种理想情况，因为在研究生阶段，人们关注的往往是职业训练，更愿意采用师徒制模式。不管怎样，在我自己读研究生期间，并没有出现以上情况。也许因为我在面对他人时，显得很挑剔或者表现出了对抗性，毕竟早在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我就曾和当时的老师戴尔小姐发生过冲突。未能与导师建立双向的关系，也许我也应该负部分责任。 综上所述，我把自己的立场归纳为“反对过分专业化”，或是“拒绝接受任何单一学科思维方式的束缚”。对于教授们作为科研人员努力去做的那些事，虽然我可以帮助他们中的一些人做得更有效、更成功，但我不记得自己当时那样做过，在我此后的教授生涯中也没有那样做过。那时的我不想接受实验心理学的训练，也不想在这方面训练别人，只想继续自己本科时代的探索性冒险。或者换句话说，虽然当时无法用语言表达，但我心里想的是广泛涉猎并综合某个领域或话题，再转到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现在，在漫长而美好的人生即将结束之际，我终于可以满怀感激并松了一口气地说，我或多或少做到了这一点。 但如果回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我该怎么办？为了厘清思路，我坐下来认真思考后列出了一张权衡利弊的清单：我为什么应该留在哈佛大学文理研究生院，而不是去哈佛大学法学院？我为什么要离开研究生院？结果，清单上的两种选择利弊相当。我经过反复思考，最终决定留在研究生院，因为在那里，可以尽可能地忽略我不喜欢的事，同时利用研究生院的学习机会（当时的政府奖学金足以覆盖我的学费），以自己的方式做我想做的事情。因为当时有选择的机会，我再一次比大多数人都幸运。作出决定后，我就能很容易地忽视那些与我没有共鸣的人，避免参加我不喜欢的学术团体，并且像那个与我完全不同类型的人物弗兰克·辛纳特拉 (95) 一样，以“自己的方式”来做事。 和研究生同学朱迪结婚并组建家庭，以及在哈佛附近的其他高校交了不少朋友，这些都对我的工作很有帮助。最后，我找到了导师罗杰·布朗 (96) ，他是社会心理学和语言学方面的权威专家，我很崇拜他。他似乎也很喜欢我，鼓励我做自己想做的事、支持我、为我辩护、反对其他批评我的教授（其中一位显然想把我踢出某个项目），并最终帮我获得了梦寐以求的奖学金。 时光流逝，世界也在发生变化，1965年和现在有明显的两大差异。第一，我和哈佛学院的大多数同学，本科毕业后都选择了学术，而且从业终身。我本人以及我在哈佛学院结交的十几个最亲密的朋友中，有10个仍然留在我们最初接受专业训练的行业。第二，几乎所有本科毕业获得奖项的同学，都像我后来一样，获得了博士学位，其中的大多数人还成了教授。今天，华尔街、好莱坞和硅谷的职位，无论是工资还是生活方式都很诱人，我担心我们的“学院”将无法培养和留住那些将来可能成为杰出教授的大学生。即使博士学位获得者能有幸获得不错的教师和学者职位，除非他们能留在最具竞争力、资源最充足的大学，今天，教授的人生已经不再那么吸引人了。 哈佛大学文理研究生院的课程、研究课题和教授中，有我喜欢的，也有我不喜欢的。尽管那时我还不太确定自己将会做什么，但大部分时间我都力求挣脱束缚。虽然我很高兴自己将来能成为一名教授，但我并不希望是实验心理学教授。可是，当时的社会关系学系已经“道尽途穷”了，我获得博士学位后一年，它就被撤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