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让岁月空流逝:雷颐读史笔记》Epub-Pdf-Mobi-Txt-Azw3 下载在线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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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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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知名史学家雷二十余年读书的合集。按内容共分五,分是:第一天下,探世、第二过历史的裂、第三让岁月空流逝、第四精神的年、第五在世界史中深思。在雷看来,一个代的阅读史,即一代人的精神育史和成史,是阅读与个人经验的彼此回,可以重构一个人的知、心灵和思想图谱。在雷读书中,少论历史大事,更多的是捕捉大代背景下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他吃穿住行、悲离合的丰富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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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经皆史说《论语》
——读《丧家狗——我读〈论语〉》 (4)

诚如李零自己所说,他是靠考古、古文字、古文献这“三古”吃饭的。他在《丧家狗——我读〈论语〉》一书中,充分施展了自己的看家本领,通过精湛细密的训诂考据,还原了《论语》和孔子的本相。但正是此点,引起了一些不满,认为此书“只是训诂”,并贬低了《论语》和孔子的思想、文化意义。但我认为,这恰恰是此书的意义所在。

在五四运动以前的千百年间,《论语》一直是儒学,也是中国文化中最重要的经典之一,孔子一直是“大成至圣先师”,二者自然一直具有无比崇高的地位。五四运动以后的几十年间,《论语》与孔子地位一落千丈,但近些年却又突然“走红”,大有再成“圣经”“圣人”之势。在这高低反差极大的起而又落、落而再起的背后,有着复杂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因素,这些背后的因素甚至起了关键作用。

然而,这种起关键作用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因素是在以文本为基础并依附于此的阐释中发生、演变、展开的。在历史、思想史的进程中,对文本叠加、附会了越来越纷繁、丰富、精巧、华美、恢宏的意义,往往掩盖、遮蔽了文本的本意,更掩盖、遮蔽了在背后起决定作用的社会因素。因此,对文本的训诂考据不仅还原了其原初意义,更重要的是在这种还原过程中一层一层剥去了在漫长历史中层层附会、越来越浓厚的绚丽油彩,揭示、显现了其背后的社会因素。正如李零所说:“汉以来或宋以来,大家顶礼膜拜的孔子是‘人造孔子’。现在的孔子,更是假得不能再假。”他强调:“活孔子和死孔子,就是不一样。前者是真孔子,后者是假孔子。现在,什么都能造假,孔子也要打假。”这种“打假”,就是对《论语》的历史性而不是义理性解读。在他的分析中,活孔子“一辈子都生活在周公之梦当中,就像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可笑也可爱”,而死孔子“基本上是老子说的刍狗,今人说的摆设、道具和玩偶。历代皇帝都捧他,越捧越高,也越捧越假”。这种越高、越假,就是意义的不断附会、层层叠加。通过对“死孔子”的标本分析,李零得出了与五四运动反孔者基本相同的结论——“假孔子是历代统治者的意识形态”,汉武帝(及其以后的帝王)“独尊儒术,目的不在复兴学术,而在统一思想,令天下英雄,尽入彀中”。千百年来,影响、支配、掌控人们思想的主要是死孔子,所以对死孔子的剖析更有意义。

批评李零此书“只是训诂”,还表现出了义理派对经典训诂工作的不屑。其实,义理派的陈义虽高,却极易流为束书不观、游谈无垠一路,那种凌虚蹈空建构起来的宏大理论、体系,倘落到实处,很可能有害。有鉴于此种学风之弊,明末清初的黄宗羲批评说:“明人讲学,袭语灵之糟粕,不以六经为根柢,束书而从事于游谈,更滋流弊。”所以他强调学者必先穷经,欲免迂儒必兼读史。实际上,放谈心性的王阳明早就认为那些以己为师、喜欢放言高论的游学之士可能为害不浅,自己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很可能是“跳蚤”:“吾年来欲惩末俗之卑污,引接学者多就高明一路,以救时弊。今见学者渐有流入空虚,为脱落新奇之论,吾已悔之矣!”(选自《传习录》)

因此,以黄宗羲为宗祖的浙东学派坚决主张“言性命者必究于史”。此论影响广大,所以钱大昕强调以读史来破除当时的学风之弊,批评当时的学者:“但治古经,略涉三史,三史以下,茫然不知,得谓之通儒乎!”他的名著《廿二史考异》便是针对此风的“有为而作”。他问道:“经与史岂有二学哉?”表明了对长期的经史分离现象的不满。对义理派一向认为“经精而史粗”“经正而史杂”的观念,他也坚决反对。

在以历史的方法解经方面的集大成者,当属章学诚。他提出:“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当然,狭义来说,《论语》不在这六经之列,但章氏的主旨是“盈天地间,凡涉著述之林,皆是史学”。他还以孔子著《春秋》来为自己的观点辩护:“夫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此《春秋》之所以经世也。”“圣如孔子,言为天铎,犹且不以空言制胜,况他人乎?故善言天人性命,未有不切于人事者。”“近儒谈经,似于人事之外别有所谓义理矣。”

作为儒学最重要的经典之一,解读《论语》同样可以使用历史的方法,从人事之中而不是之外寻求其义理。李零此书有专说“孔门弟子及其他”的导读,附录中专门制作了“《论语》人物表”,足见其对人事的重视。如今“离事而言理”和“于人事之外”别求义理早已成为学界风气,学者似乎越来越不屑探究理后之事,越来越不愿追寻文本之后的真相,越来越想凭空建构宏大的理论体系……因此,《丧家狗——我读〈论语〉》便格外有意义。

很多时候,将事训诂得清清楚楚,理其实也就明明白白了。

传统政治与“理势之争”
——读《权力的黑光——中国封建政治迷信批判》 (5)

细雨秋灯下,读王子今兄所著《权力的黑光——中国封建政治迷信批判》,心情格外沉重。这重,来自该书的严谨、凝重和犀利,来自对几千年政治文化的反思,更来自对千百年来许许多多在道统、政统间依违两难,最终以身殉道的士大夫们悲剧命运的感怀。

诚如作者所言,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之一是泛政治主义。治史是帝王家谱,是为统治者资治;为文的目的在于载道。“政治地位高于一切,政治权力高于一切,政治力量可以向一切社会生活领域扩张,对社会文化的各个层面都表现出无与伦比的冲击力和渗透力。”(第6页)这种泛政治主义的文化倾向,最终导致“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局面。作者对后羿射日神话的新解,亦论证了这一历史过程。据《淮南子·本经训》言:“逮至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于是尧乃使乔“上射十日”,而“万民皆喜”。“日”一直是中国传统社会最高权力的象征,例如“圣王在上则日光明,五色而备”(《太平御览》卷三引《易传》),“夫日兼照天下,一物不能当也,人君兼照一国,一人不能壅也”(《韩非子·难四》)。孔子也明确地说:“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礼记·曾子问》)“从这一角度出发,则可以理解‘羿射九日’的神话,其实是政治权力演化至于独尊、独断形态的历史阶段的见证。”(第7页)

任何一种权力之所以能长期维系,除了社会、经济等物质原因外,还必须有心理、意识形态等非物质因素的支持。君权独尊在中国的长期存在,正得益于在历史长河中逐渐形成的对“权力的迷信”或“迷信的权力”。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表明,专司占吉卜凶的巫是社会演进过程中最早出现的唯一专业化的阶级,也是最早分化出来的脑力劳动者阶层,他们的活动促进了早期文明的发生及政治生活的最初出现,因此往往身兼二任,成为最早的政治活动家,所谓“生为上公,死为贵神”是也。在人类历史早期,巫者为王及王者行巫,是种普遍现象,“然而像中国这样,由巫师最初推动的金车载着披着神秘主义外衣的政治权力持续行进数千年之久,则是世界历史上仅见的特例”(第28页)。之所以如此,源于中国哲学/文化中一直占主导地位的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理论。这种充满神秘主义色彩的学说,使周代卜筮用书《易》,成为千百年来中国政治文化中最基本、最重要的著作。《易》被视为万古不变的经,既是一种提供合法性的政治哲学著作,又是一种指导政治权略的政治实践著作。“《易》学作为巫卜参政或中国政治富于鬼神气息的象征,在官学、私学中受到普遍尊崇,体现出中国传统政治以突出其神秘性的手段放大其权威性的非凡的成功。”(第29页)

中国历代帝王都把祭祀作为最重要的国家大政,所谓“帝王之事莫重于祀”。直到20世纪初年,袁世凯恢复帝制,仍要到天坛祭天,以取得合法性。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戎是实力,祀在于取得合法性,师出无名乃不义之师,因此祀在戎先。连秦始皇这样笃信赤裸暴力的帝王,对此也不敢稍有怠慢,而要奔走于东西各祭扫圣地之间。这种祭祀仪式,给中国帝王之权笼罩上一层厚厚的神秘色彩。与中国相反,欧洲中世纪,王权小于教权,封建君主头上的王冠要经教皇加冕才具合法性。其神秘性和权威性,自然远逊于直接“奉天承运”,号称“天子”的中国皇帝。因此,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便很难出现欧洲封建社会的教权与王权相争的二元对立结构,而是君权独大,笼盖一切。

不过,在中国政治文化中,毕竟还有一种对无道的暴君进行匡正的理论,尽管仅仅是一种理论上的匡正。这便是长期形成的道统。从历史的主流来看,独立于政统的道统始终是存在的,中国古代的知识阶层——士,便是道统的唯一承载者。

所谓道统,是儒家的一套道德理想。这一道德理想体系在政治领域的体现,便是提倡“天下为公”的仁政。凡不符合仁政之标准者,便是无道。而士则有卫道、行道的责任、义务,进一步说,有一种无法推卸的使命、天职。以道自任的精神情怀,在孔子时代出现,并最终形成一种传之千古的理论。“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一言以蔽之,便是要超越个人利益而对社会有一种深切的关怀。然而现实政治与精神理想的差距毕竟过大,道统与政统间常有一种强烈的张力,有时甚至会演化成尖锐的矛盾、冲突。孟子很明显地察觉到了这种矛盾。于是他希望“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并明确提出道不屈于势,乃至尊于势的观点:“古之贤王好善而忘势,古之贤士何独不然,乐其道而忘人之势。故王公不致敬尽礼,则不得亟见之。见且由不得亟,而况得而臣之乎?”(《孟子·尽心上》)但现实却完全相反,始终是势尊于道,故孟子又十分悲壮地说:“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孟子·尽心上》)以身殉道、以德抗位,铸就了中国传统知识阶层的风骨和灵魂。明儒吕坤对孟子的理论又做了进一步提升:“故天地间唯理与势为最尊。虽然,理又尊之尊也。庙堂之上言理,则天子不得以势相夺。即相夺焉,而理则常伸于天下万世。故势者,帝王之权也;理者,圣人之权也。帝王无圣人之理,则其权有时而屈。然则理也者,又势之所恃以为存亡者也。以莫大之权,无僭窃之禁,此儒者之所不辞而敢于任斯道之南面也。”(《呻吟语全集》)此言是为了鼓舞以道自任的士以圣人之权来与帝王之权相抗衡。

当然,这种道德理想和人格修养只有极少数真士才能持有,绝大多数士人都通过科举考试,踏入仕途。科举制的重要特点之一是将经学水平与政治能力同等看待(有时甚至更重经学水平),起码从形式上体现了政统与道统的合一,成功地将士整合到统治机器之中,成为统治体中的一员。即使“天下无道”,多数士人选择的仍是隐——一种独善其身的洁身自好。能真正以身殉道、以道抗势者,相对来说少而又少。但正是这少而又少、敢以身家性命卫道的真士,以那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以“三军可夺其帅,匹夫不可夺其志”的无私无畏精神,孤独地构造、凝铸了中国知识阶层乃至中华民族的品格和魂灵。正是这种品格,才使这古老的、久经磨难的民族一次又一次再生……

现代化的发展、专业化的需求及科举制的废除,终于使以载道为己任的士阶层完全解体,代之而起的是新式知识分子。尽管新式知识分子与传统的士从思想到行为有诸多不同,但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深切社会关怀、那种以身殉道的磅礴气概,却是应当发扬光大的。知识分子精神的萎缩麻木,将是整个民族精神的萎缩麻木。

皇帝的自律与他律
——读《张居正评传》 (6)

张居正严明法度、惠农利商、近民便俗的改革是少有的成功的改革,使走向衰亡的明王朝一度国库充盈、四海升平,重现生机。然而,张居正尸骨未寒,他的改革就被完全否定,改革成果随后也消亡殆尽。这个生前不可一世的宰相死后被削夺爵位,其家被抄,长子自杀,次子及其弟被充军,张府还被重兵围困,饿死十余人。他的十年改革及本人声名全遭毁灭,曾有人评说他“身后一败涂地”。而如此迅速、全面否定改革,否定张氏的不是别人,正是改革的最大受益者、他的学生万历皇帝本人。

万历皇帝从张氏改革的支持者变为坚决的反对者,在很大程度说明了传统对帝王德育的失败,说明皇帝的自律是根本靠不住的。

早在万历皇帝的父亲隆庆皇帝做裕王时,张居正就是裕王的讲官;而从万历皇帝10岁登基起,张居正就给他当老师。可以说,张是两代帝王之师,这种有利条件,使他得以很早就对小皇帝按传统儒学的圣主标准进行教育、培养。

为了教育年仅10岁的万历皇帝,张居正煞费苦心地编写了《帝鉴图说》这本浅显易懂、生动有趣的“少儿帝王启蒙读物”。书中讲了117个皇帝的故事,其中有81篇“圣哲芳规”,记载历代圣明君王的嘉言美行;36篇“狂愚覆辙”,讲述暴君的种种恶行劣迹。大体而言,此书强调帝王要像尧帝那样信任贤臣,要尊儒、读经、行仁政,君德可以恸天地、除妖孽、感化罪人,君主要有纳谏、容人之量,君主也要遵守法纪,皇帝的奢俭关系王朝命运等,都是儒家的圣主明君标准。

张居正对万历皇帝的要求十分严格,万历父丧未毕就被关进书斋进行日讲,还规定每月三、六、九视朝,视朝后还要温书。每天早上皇帝进膳后即开始读书,先要诵读《大学》《尚书》各十遍,再由讲官开讲,然后再看奏章,之后还要午讲,近午要听讲《通鉴》,午膳后才能还宫。

张居正死时,万历皇帝已经20岁,受了整整十年严格的儒学教育,但这时他的欲望却如脱缰的野马般狂奔而出,无法控制。明代皇室的私库与政府的库藏分开核算,皇室私库本来十分充盈,这时却不够贪欲大开的万历皇帝的开支。张居正死后第二年,皇室就超支176万余两!为了敛财,万历皇帝不仅没收了大太监冯保及张居正的家产,甚至直接派太监、特使到各地征税,把本该收归户部的税金纳入皇室,横征暴敛,杀人夺产,全国民变不断。他“每夕必饮,每饮必醉,每醉必怒。左右一言稍违,辄毙杖下”。人们愤怒地抱怨:“陛下驱率狼虎,飞而食人,使天下之人剥肤而吸髓,重足而累息,以致天灾地坼,山崩川竭。”而且,他从万历十七年(1589)后,竟30年不上朝,把一切政事抛诸脑后,一直深居内宫寻欢作乐,成为历史上最贪婪、昏暴的皇帝之一。清代学者赵翼就认为明朝并不是亡于崇祯,而是亡于万历。

无数历史事实说明,道德对专制帝王并无束缚力,君王的自律是靠不住的,只有外在制度的他律,才能制止君王为所欲为。

甲申年再读《甲申三百年祭》 (7)

一想到今年是甲申年,不禁想起360年前几乎是一瞬间发生的两次令人惊心动魄的江山易主之事,崇祯帝在煤山自缢,李闯王旋起旋灭,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自然,也不能不再次捧读郭沫若先生在一个甲子前写的《甲申三百年祭》。

说起这段历史,首先想起的自然是李自成带领的农民起义军的迅速腐化、贪图享受,终至到手的江山顷刻而覆。以前读史至此,每每扼腕长叹。但现在细细想想,实不必叹息不已,因为成功后的腐败其实正是所谓农民运动的必然。正如郭沫若先生所说:“大凡一位开国的雄略之主,在统治固定了之后,便要屠戮功臣,这差不多是自汉以来每次改朝换代的公例。自成的大顺朝即使成功了(假使没有外患,他必然是成功了的),他的代表农民利益的运动迟早也会变质,而他必然也会做到汉高祖、明太祖的藏弓烹狗的‘德政’,可以说是断无例外。”郭氏书中引用了许多史料证明,在打下江山之前,为了赢得民心,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密遣党作商贾,四出传言:‘闯王仁义之师,不杀不掠。’又编口号使小儿歌曰:‘吃他娘,穿他娘,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又云:‘朝求升,暮求合,近来贫汉难求活。早早开门拜闯王,管教大小都欢悦。’”由于饥旱严重,“官府复严刑厚敛。一闻童谣,咸望李公子至矣”。大顺王朝其实还未真正建立,但从其“得天下”的短暂一瞬所表现出的惊人的腐化堕落来看,所谓“不纳粮者”全是当时用来争取民心的宣传,是根本无意也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

太平天国的历史也说明了这一点。洪秀全金田起义时即选美妃15人,在随后的征战中则征选了更多美女。1853年定都天京后,四面强敌环伺,还远谈不上夺取全国政权,但太平天国领导人的腐化、奢侈和其统治的严酷却超过了清朝统治者。事实证明,它在动员民众时提出的“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天下一家,共享太平”也全是一纸谎言。

无数事实说明,变质其实是历史上农民运动的宿命。严重的腐败,迟早会导致一个政权的坍塌。至于或迟或早,则由许多偶然因素决定。

说起这段历史,还不能不使人想起崇祯帝的命运。历史上的亡国之君往往被人责骂,但崇祯却颇得后人同情,连李自成在《登极诏》中也承认“君非甚暗”,而崇祯亡国的主要原因在于“臣尽行私”。因为终有明一朝270多年十几位皇帝,大都是荒淫无耻之徒,有所作为的不过两三位,崇祯便是其一。但郭沫若认为:“其实崇祯这位皇帝倒是很有问题的。他仿佛是很想有为,然而他的办法始终是沿走着错误的路径。他在初即位的时候,曾经发挥了他的‘当机独断’,除去了魏忠贤与客氏,是他最有光辉的时期。但一转眼间依赖宦官,对于军国大事的处理,枢要人物的升降,时常是朝四暮三,轻信妄断。”错杀袁崇焕,便是他铸就的大过。虽然郭氏认为他是汲汲的要誉专家,但平心而论,如此在意“民情民意”的皇帝,毕竟不多。在位十七年,他屡下《罪己诏》申说爱民之意,但腐朽的政治体制却使他只能是口惠而实不至,只能经常提出要减膳、撤乐,以示自奉节俭。

当连年饥荒、饿殍遍地、盗贼蜂起时,崇祯帝在《罪己诏》中十分清醒地承认,吏制的腐败如同火上浇油,使灾荒更加严重。诚如郭氏分析:“饥荒诚然是严重,但也并不是没有方法救济。饥荒之极,流而为盗,可知在一方面有不甘饿死、铤而走险的人,而在另一方面也有不能饿死、足有诲盗的物资积蓄着。假使政治是休明的,那么挹彼注此,损有余以补不足,尽可以用人力来和天灾抗衡。”然而,“有司束于功令之严,不得不严为催科”,这一句话已经足够说明:饥荒或盗贼盛行,事实上都是政治因素促成的。虽然崇祯帝也曾想做某些变革,但在既得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对下,根本未付诸行动。可能他认为自己实力还不够,还要积蓄力量,等待最佳变革时机。但历史并未给他以时机,大明王朝最终亡在这位最爱表示亲民的皇帝手中,的确令人深思。崇祯的悲剧说明,当社会矛盾极其尖锐的时候,只有大刀阔斧的改革才是唯一出路。当最高统治者连体制内的既得利益集团都无力控制,无法进行自上而下的变革时,就更没有力量控制体制外力量的造反了。

回顾360年前的那个风云剧变的甲申之年,不仅使人惊心动魄,更使人浮想联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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