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只露半边脸》Epub-Pdf-Mobi-Txt-Azw3 下载在线阅读
刘绪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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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部轻松解读历史的作品，所选文章均来自《南方都市报》历史评论专版。本书主要围绕着一些广为人知的历史事件、文化史上一些熟悉的学术问题进行了重新考察与分析，提出了新的观点，纠正了历史的误读，还原了历史的真相。
西汉政坛上的不安全感
自汉高祖刘邦于公元前206年建立汉王国肇始，一直到汉武帝去世，一共119年时间，期间，不少刘姓子孙死于残酷的造反与反造反之中。
汉文帝时，刘姓子孙有两次造反。公元前177年，济北王刘兴居叛乱，首开刘姓子孙武装造反的先例。刘兴居被俘后自杀。公元前174年，淮南王刘长谋反被废。公元前154年发生了七王之乱。景帝派遣太尉周亚夫和大将军窦婴镇压，最后，“诸将破七国，斩首十余万级。追斩吴王濞于丹徒”。七王皆自杀。
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汉武帝镇压淮南王刘安和衡山王刘赐的造反，同时诛杀两王的同党数万人。元狩二年，江都王刘建祝诅武帝，闻淮南、衡山阴谋，亦作兵器，刻玉玺，为反具，事发自杀。
昭帝时（公元前75年），齐孝王孙刘泽谋反，欲杀青州刺史隽不疑，发觉，皆伏诛。不久，鄂邑长公主、燕王刘旦与左将军上官桀、儿子骠骑将军上官安、御史大夫桑弘羊皆谋反，伏诛。汉宣帝时（公元前69年），楚王刘延寿谋反，自杀。
整个西汉王朝，刘姓子孙在造反事业上都怕输在起跑线上，前赴后继，竟有十多次，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
过去史家很少思考这是为什么。其实，导致这种奇葩局面的原因是弥漫在西汉政坛的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首先源于帝王。从刘邦称帝始，这种不安全感就存在。刘邦、吕后时期，王朝主要的精力用在了削平异姓王上。楚汉相争结束，在开国初，刘邦不得不把一部分国土封给一些联盟性质的功臣，但封疆伊始，他就将这些王国视为王朝最危险的潜在威胁，以各种非常手段，先后将这些异姓王灭掉，用的借口都是反叛，其实大多没有反叛之行。
排除异姓王的威胁后，文景时，同姓王国成了帝王的心腹之患，贾谊的“众建诸侯少其力”的策略，深得帝心。景帝时晁错的削藩之策，武帝时的推恩令、附益法，将王国所有的权力都收回中央，但同时将帝王的不安全感转嫁到了刘姓子孙身上。
如刘兴居，文帝刘恒是他四叔，他谋反原因是四叔给的地盘太小，又没当上梁王。再如刘长，是刘邦的少子，刘恒是其异母弟，他谋反毫无理由。七王之乱完全是被逼反的。刘安则是刘长之子。这些“造反派”明知自己力量不逮，仍然挺身一搏，是出于内心里的恐惧。
不仅如此，连太子都没有安全感，公元前148年的废太子刘荣自杀案同样令人唏嘘。太子被废为临江王后，却因侵占宗庙地修建宫室犯禁，被酷吏郅都逼死。最奇葩的是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的“太子造反案”。
但是，如此下来，皇帝有了安全感吗？答案是没有。武帝因为卫太子手中执有节信，就把节信上的旄改成黄色，使卫太子手中执有的节信失效。刘恒对登上帝位的感觉是“会吕氏之乱，功臣宗室共不羞耻，误居正位，常战战栗栗，恐事之不终”。周勃为丞相，朝罢趋出，意得甚，“上礼之恭，常自送之”。昭帝即位，“帝年八岁，政事一决于光”。刘贺为帝仅仅27天，成天不敢离开随从，畏惧霍光之故。宣帝刘询深知霍光家族在朝中的势力尊盛日久，“内不能善，内严惮之，若有芒刺在背”。成帝时，宗室刘向六次上书劝谏，成帝想用刘向为九卿，未果，想拜刘向之子刘歆为中常侍，左右竟然提醒他“未晓大将军”。哀帝在位时碰上为人刚暴的傅太后，同样束手无策。
除此之外，西汉时做宰相同样没有安全感。如武帝在位54年，任用丞相多达14位。依次是卫绾、窦婴、许昌、田蚡、韩安国、薛泽、公孙弘、李蔡、庄青翟、赵周、石庆、公孙贺、刘屈氂、田千秋。
前期所用之丞相，结局还算好，其中卫绾在景帝时做了三年丞相，到了武帝即位不久，因官府中多有无辜受冤的囚犯，身为丞相未能负责申冤，被免去相职。他官居显要，既无拾遗补阙之功，也无兴利除弊之绩，守道而已。
窦婴为相仅八个月即被免，后以伪造圣旨罪被斩首。
许昌为相只有四年多。他是窦太后任命的，汉武帝借太后死后他办事不力免其职。
田蚡是景帝王皇后之弟，窦婴掌权时，他待之如长辈，为相后独断滋骄奢靡。汉武帝甚至这样说：“你要任命的官吏已经任命完了没有？朕也想任命几个官呢。”为相五年后惊惧而死。
韩安国为相不到一个月从车上堕下病免。
薛泽为相七年，无所作为，司马迁称其“备员而已”。
公孙弘以平民至丞相，为相六年，留下了诸如“齐人多诈”等典故，公孙弘与众公卿事先约定好上奏的事情及观点，但到了武帝面前，却违背之前的约定，顺从武帝的意思。
公孙弘死后，李蔡为相三年，因坐盗孝景园堧地，事发自杀。这开启了后期丞相下场不好的兆头。
庄青翟接任为相，因张汤与御史中丞李文不和，汤之下属鲁谒居阴使人诬告李文，事发，张汤下狱。赵王怨张汤，告其与吏摩足（帮人按摩脚底），有大奸。张汤下狱。丞相长史朱买臣、王朝、边通皆怨张汤，欲其死，秘与庄青翟谋。张汤自杀，家产不过五百金，武帝知悉，诛杀三长史，庄青翟下狱自杀。
赵周接任，为相三年，在列侯贡金助祭案中，明知列侯所献酎金过轻，不行纠举，武帝迁怒于丞相，将其下狱，自杀。
接下来的丞相石庆，堪称史上最“认真”的人。一次，他为武帝驾车，武帝问他总共有几匹马拉车。石庆用马鞭逐个数完以后，举起手说：“六匹。”由此可见其作为，史称“事不关决于丞相，石庆醇谨而已”。
石庆的谨慎不是没有理由的，不信请看接任的丞相公孙贺就可知。石庆死后，公孙贺被拜为丞相，他竟然不敢接受丞相印，“顿首涕泣不肯起。上乃起去，贺不得已，出曰：我从是殆矣”。做丞相竟然发出“从此就完蛋了”的慨叹，这丞相成了高危职业。史载，时朝廷多事，督责大臣，自公孙弘后，丞相接连因事受牵连而受死。石庆虽以谨得终，然多次被谴责。果不其然，后来因公孙贺之子与阳石公主私通，并涉巫蛊事，父子双双死于狱中，家被灭族。
接下来刘屈氂为左相，仅一年，因贰师将军李广利与丞相议立昌邑王为太子，昌邑王是李夫人之子，李广利和丞相是亲家。有人告丞相夫人祝诅武帝并共谋立昌邑王。事发，丞相腰斩于市，妻子枭首。
那么，这种深深的不安全感究竟来自何处？
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功臣集团的存在。刘邦惩罚的只是那些有封国有兵的功臣，但对周勃等功臣没有在意。《史记》把周勃称为“安刘诛吕”的功臣，其实他恰恰是吕后等人畏惧的功臣集团之首。吕氏作乱是一大冤案，也是周勃等功臣集团强加给他们的罪名。吕后杀三赵王刘如意、刘友、刘恢，本意是为了保护汉惠帝；吕氏封王得到了大臣的首肯，但事后被作为一大罪状；诸吕把持宫廷，恰恰是怕功臣集团的诛杀，这在吕后遗言中有明示。“吕氏欲发兵关中”，更是诬辞。诛吕成功完全是由朱虚侯刘章主谋，齐王带兵首义。
周勃等人立刘恒为帝，就是看他没有强大的势力，有利于功臣集团。然而，刘恒并不相信他们，稳住帝位后，首先解决功臣集团的威胁，周勃“自畏恐诛，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见之”。
此后，武帝后以霍光为首的功臣集团又出现了。霍光赏罚由心，不讲规矩。昭帝在位12年，霍光执政。他将五岁的外孙女送进宫做皇后，为了防止她受到冷落，避免昭帝与其他宫女生子，霍光限制昭帝接触其他宫女。汉昭帝到死都没有留下子嗣。刘贺被迎立为帝，他的随从便劝刘贺什么事都不要管，政事一律听霍光的。但刘贺不听，导致被废。
霍光欲废刘贺，首先使田延年通报给霍光故吏、丞相杨敞，杨敞听了，大为惶惧，汗流浃背，不知所言。杨敞的夫人有决断，乘杨敞上厕所的时候，告诉他：“这是国家大事，大将军计议已定，使九卿来通报你，你不赶紧答应，犹豫不决的话，就要先被诛杀了。”到了公开商议时，霍光说：“昌邑王行昏乱，恐危社稷，如何？”群臣皆惊愕失色，莫敢发言，但唯唯而已。
诸如此类，整个西汉政坛，上上下下都蒙上了一层深深的不安全感。
另一个更深层的原因是整个西汉王朝没有制度建设。刘邦马上得天下，在陆贾建议下，搞了一套彰显皇帝威仪的儒家礼仪，但再没有在制度上下过功夫。宣帝教育太子，“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宣帝是西汉真正的明主，可他所谓的汉家制度其实就是个大杂烩。换言之，就是没有制度。从汉初的黄老术，到武帝的独尊儒术，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再到元帝崇儒，汉家制度多变。武帝尊儒术只是个幌子，相比之下，他更喜欢求仙和刑法。皇甫谧解释道：“或以威服，或以德致，或以义成，或以权断，逆顺不常，霸王之道杂焉。”封德彝认为，“秦任法律，汉杂霸道，皆欲治不能，非能治不欲”。没有制度的保障，任是帝王、后妃、王子、丞相、功臣都没有
汉武帝的仙界朋友圈
求仙，是中国古代一种绵延不息的文化现象。从战国的齐威、宣王、燕昭王，到秦始皇乃至汉武帝，都是这一活动的追捧者。秦朝徐福、韩众、侯公、石生、卢生等人活跃于宫庭，汉武帝时神仙家李少君、谬忌、少翁、栾大、公孙卿等深受宠信。现在看来，这些所谓的神仙家无一例外都是“气功大师”王林式的江湖骗子。问题是如秦皇汉武何等人物，为何会深陷其中？这些帝王的求仙活动又是如何收场的呢？
所谓仙，本作“僊”。意思是人爬到高处取鸟巢，加上“人”旁，表示人升高成仙。隶书作“仙”，表示仙人多住在高处。《说文》载，“僊，长生迁去也。”古籍中指神话和宗教中修炼得道长生不死的人，或指能达到至高境界的人物。
《史记·封禅书》指出：“自齐威、宣之时，邹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及秦帝而齐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而宋毋忌、正伯侨、充尚、羡门高最后皆燕人，为方仙道，形解销化，依于鬼神之事。邹衍以阴阳主运显于诸侯，而燕齐海上之方士传其术不能通，然则怪迂阿谀苟合之徒自此兴，不可胜数也。”
“五德终始说”出于齐人。这就是秦汉方士多出于山东的原因所在。虽然秦国的方士在骗术失败后曾遭到秦始皇的无情打击而元气大伤，但到汉武帝时，求仙之风又兴盛起来，其规模与声势远超其上。
汉武帝的仙界朋友奇葩
汉武帝宠信的第一个方士叫李少君，此人见诸史载最大的本事是慧眼识“文物”而得到皇帝信任的。
《史记·封禅书》中载，汉武帝久闻方士李少君大名，见面后，武帝拿出一只旧铜器考问他，李少君回答：这是齐桓公十年时的旧物。汉武帝查看铜器上的铭刻，果然不假。满座惊骇，“以少君为神，数百岁人也”。就这样，凭借着认出一只旧铜器的出身，方士李少君被汉武帝断定为仙人。
考证李少君其人，无疑是一个江湖骗子。首先他隐瞒了自己的年龄、籍贯、生平经历，但从他识齐桓公铜器应可断定是山东人。其次，他敢于吹牛也会吹牛。他只说自己有70岁，但在田蚡的宴会上他和一位90多岁的老人谈话时能说出老人祖父游射过的地方，他说他见过秦时燕齐方士安期生，去过蓬莱岛。再次，他向武帝献炼丹成金方以益寿而见仙。这三者都让人觉得可以一试，一者李少君说安期生“合则见人，不合则隐”，汉武帝想看看自己合与不合；二者即使不见仙人，也能益寿；三者即使不能益寿，也能出黄金。总之宁可信其有。
此人的骗术之所以没有被识破，主要是他病死得早。武帝还以为他“化去不死，而使黄锤史宽舒受其方”。其结果是“求蓬莱安期生莫能得，而海上燕齐怪迂之方士多更来言神事矣”。仙人没有见到，倒招来山东一带无数“怪迂之方士”。
第二个大忽悠叫谬忌。此人似乎没有什么特异本事，只是告诉汉武帝祭祀神的方法，结局也不知。
第一个被识破的骗子是少翁。李少君死后两年，“齐人少翁以鬼神方见上”。当时武帝宠信的王夫人死了，这个少翁不知用了一个什么方法让武帝在帷帐中可以看到王夫人。于是汉武帝封其为文成将军。但是一年后，他的方术越来越不灵验了，便让牛吃了写了字的帛书，然后告诉武帝，说此牛腹中有奇异。武帝杀牛后果得书。但此人作假术太低级，汉武帝认得这是他的笔迹，于是少翁成了第一个被杀的方士。
过了大约五年，乐成侯向武帝推荐了一个叫栾大的方士。这个栾大也是胶东人，和少翁是同学。在这个骗局中，栾大是被动的，是乐成侯的姐姐康后想自媚于上而推荐的。栾大“为人长美”，正当武帝后悔把少翁杀得太早，未能尽得其方之时，栾大的出现让武帝十分高兴。此人比李少君更敢吹，更会吹，“言多方略，而敢为大方处之不疑”：
“臣尝往来海中，见安期、羡门之属……臣之师曰：‘黄金可成，而河决可塞，不死之药可得，仙人可致也。’”“然臣恐效文成（少翁），则方士皆掩口，恶敢言方哉。”
意思是他见神仙就好比见自己家里人一样随便。但他又怕成为第二个少翁。为了安抚栾大，武帝故意骗他，说少翁是吃马肝中毒死的。栾大使出方士们欲擒故纵之计，对武帝说：
“臣师非有求于人，人者求之。陛下必欲致之，则贵其使者，今有亲属，以客礼待之，勿卑，使各佩其信印，乃可使通言于神人。神人尚肯耶否耶，致尊其使，然后可致也。”
意思是他的老师从不求人，皇帝要招来他，当“贵其使者”，这个使者当然就是栾大本人，这是典型的摆谱，并且略现小技，于是武帝当即拜他为五利将军，一个月后，又把天士将军、地士将军、大通将军、天道将军四颗金印送给他。赐其为乐通侯、二千户，还将卫成公主许配给栾大，赍金万斤，不仅亲临其府第，还不断派出慰问、送礼物的使者。又自称“天道将军”，许栾大不臣。
於是五利常夜祠其家，欲以下神。神未至而百鬼集矣，然颇能使之。其后装治行，东入海，求其师云。大见数月，佩六印，贵震天下，而海上燕齐之间，莫不搤捥而自言有禁方，能神仙矣。
44岁的汉武帝为了见仙人如此手笔宽博，也索性任性了。然而，尽管栾大夜夜施法，结果却是神未至而百鬼来。栾大知道骗术迟早露馅，便治装东行，借口亲自入海求见师傅去了。
栾大一夜富贵，天下震动，惹得燕齐一带的人都说自己有禁方，能通神仙了。
栾大去后，另一个大忽悠公孙卿又出现在武帝身边。借着这一年汾阴掘出古鼎一只，公孙卿给武帝讲了一则黄帝成仙登天的故事：
“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黄帝上骑，群臣后宫从上者七十余人，龙乃上去。余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龙须，龙须拔，堕，堕黄帝之弓。百姓仰望黄帝既上天，乃抱其弓与胡髯号，故后世因名其处曰鼎湖，其弓曰乌号。”
虽然屡次上当，但汉武帝对公孙卿所言依然深信不疑，他说：“我如能像黄帝那样成仙，我视离开妻儿如脱鞋耳。”于是他拜公孙卿为郎，让他去太室山为自己候仙，自己则着手封禅的准备。汉武帝在这方面的智商大有问题。
公孙卿这个“大忽悠”胆子比谁都大，陷汉武帝于其中的时间最长、声势最大。这年冬天，公孙卿声称自己在河南的糇氏城上发现了仙人的踪迹，武帝兴冲冲地赶到那里欲一见“仙人迹”，却是一场空欢喜，失望之余，恨恨不休，欲问罪公孙卿，谁知公孙卿不慌不忙地回答：“仙人对人主没什么求的，是人主有求于他。若非宽以时日，仙人不会来。”这种与栾大如出一辙的解释竟然令武帝心悦诚服，下令郡国修路，各名山修造宫观，随时准备迎接神仙降临。这种倾国式的求仙运动在公孙卿的蛊惑下，一时蔚为大观。
武帝46岁那年冬天，先是到桥山黄帝冢祭祀黄帝。第二年三月登太室山，据说从官在山下听到有叫“万岁”的，而且很诡异：“问上，上不言；问下，下不言。”下山后直奔东海，山东百姓也都如痴如狂，“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万数”。尽管“无验者”，武帝还是不断增加船只，命令自称见到过海上神山的几千人，出海去求蓬莱仙人。公孙卿则拿着皇帝的符节，带领大批随从，在一些名山候仙。他走到东莱的时候，又声称“夜见大人，长数丈，就之则不见，见其迹甚大，类禽兽云”。武帝又兴冲冲地赶到东莱，亲自观看那巨大的足迹。不知是巧合还是迎合，他手下的大臣们也说：他们见到一老人牵着一条狗，说了声“吾欲见巨公”就不见了人影。武帝断定此人即是仙人，就在那里住下，同时让方士们乘皇家传车四处去找。
见不到神仙，汉武帝只好去封禅泰山。在方士们的怂恿下，他“欣然庶几遇之，乃复东至海上望，冀遇蓬莱焉”。一场荒诞无稽的求仙运动就这样一本正经地进行着。
元封二年，汉武帝54岁了，公孙卿又提出了新的结论：“仙人好楼居。”好端端的海上仙人如何改变了生活方式？武帝来不及问究竟，便在长安、甘泉山一带大造高楼，如“蜚廉桂观”“益延寿观”“通天台”，随时等待仙人的降临。
汉武帝还命人扩建建章宫，“度为千门万户”。建章宫比阿房宫有过之而无不及，不仅四面皆建有宫观楼台，还有虎圈、大池，大池名太液池，池中建有“蓬莱、方丈、瀛洲”等神山，建章宫的“神明台”“井干楼”高五十余丈，与其他楼观皆车道相属。
在大兴土木的同时，武帝又三次亲赴万里之外的东海边，但都毫无结果。《史记·封禅书》云：“方士之候祠神人，入海求蓬莱，终无有验。而公孙卿之候神者，犹以大人迹为解，无其效。天子益怠厌方士之怪迂语矣，然终羁縻弗绝，冀遇其真。自此之后，方士言祠神者弥众，然其效可睹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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