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华尔街到贝街：美国与加拿大金融的起源与演变》Epub-Pdf-Mobi-Txt-Azw3 下载在线阅读
克里斯多夫·科巴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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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本旨在探讨美国和加拿大金融体系异同的书，目标读者包括但不局限于研究美国和加拿大历史的专业人士，是一本面向非专业读者的金融比较史之书。作者在书中揭示了自19世纪初以来，美加两国金融体系所走的不同道路。2008年的金融危机波及全球，引发了全球经济衰退。与经历了巨额亏损、收购和纳税人资助的美国银行体系不同，加拿大银行体系相对较好地抵御了危机，并保持了流动性和盈利能力。美加两国金融体系的分歧可以追溯到它们不同的制度和政治历史上。作者将两国的金融体系根源追溯到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时期，并深刻地指出，虽然加拿大保留了汉密尔顿式的金融传统，但美国自19世纪30年代以来一直偏爱民粹主义的杰克逊式传统。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体系发生了零星和不一致的变化，这与加拿大体系所走的进化道路不一致。本书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全面且细致的金融体系比较，展现了世界前十大经济体系中两个大国的经济环境和文化环境的发展历程。
汉密尔顿的力量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联邦党人文集》（Federalist Paper），第30篇
详细描述美国独立战争（1775—1783年）已经远远超出了本书的范畴，但讨论加拿大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以及革命对金融产生的影响则与本书内容相关。与殖民地北部英国领土有关的战役为革命者带来了一些最伟大的胜利和挫折。1775年，在对魁北克进行了150天的围攻后，臭名昭著的本尼迪克特·阿诺德（Benedict Arnold）还是未能将这座城市攻下。两年后，一支来自加拿大的英国远征军在萨拉托加战败，这是革命军在约克镇战役前取得的最大军事胜利，极大地鼓舞了革命军的士气。此前，在失掉费城和纽约领地之后，革命军士气低迷。此次胜利也鼓励了英国的宿敌——法国加入了这场斗争。两次战役都使美国人更深刻地认识到加拿大对其安全保障与宏伟愿景的重要意义。1783年签订的《巴黎第二条约》结束了这场战争，将此前在冲突中失去的俄亥俄河谷重新划归美国，此举也为英属北美的未来留下了很多隐患。
独立战争使新成立国家对金融的重视不言而喻，对此的认识以及引发的事件逐渐影响着接下来几十年中加拿大和美国的关系。 [1] 大约6万—10万人在独立战争后离开了美国，还有成千上万的人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离开美国前往加拿大或英国，这使加拿大讲英语的少数群体在1800年时占到33万欧洲后裔人口的40%。 [2] 遗民中大多数人去了新斯科舍省并发现那里的人们十分友善。结果，他们通过游说成功将新不伦瑞克从新斯科舍省中分离出来，独立成了被人们称为“保皇派”的省份。还有一小部分人去了当时叫作魁北克的省份，之后又在尼亚加拉半岛和京士顿地区定居，最终使得安大略省与魁北克省在1791年分离开来。 [3] 尽管这些新殖民者纷纷抵达，这个前法国殖民地未来的国防和经济活力仍不明朗。的确，在和平谈判期间，并没有法国人要求归还该领土的记录，也许是因为法国的参与使其自身财政变得不稳定，导致了旧政权的垮台。
与英国的决裂对美国金融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引发了一场引人注目的政治辩论，并推动了美国经济的转型。这场革命使美国的财政千疮百孔。当时没有有效的中央政府，也没有中央税收体系，只有一家银行。《联邦条例》（The 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这项存在于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和刚刚结束时的法律，似乎没有能力处理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战后，美国联邦的大部分地区遭受了经济萧条和通货膨胀的双重打击。美国公民将15%—20%的经济产出用于支持战争。尽管在产生的债务当中约有10%是以债券的形式出现的，但在战争中期和战后的大部分时间里，这些金融产品的售价都比面值低得多。国会货币和短期贷款损失了其铸币价值的80%—90%。不幸的是，这些革命者更擅长制定宣言，而非对战争的财务和后勤进行管理。他们在提供资金、征募军队和收集物资方面能力欠缺，结果延长了战争的时间并为和平后的严重的经济问题埋下了祸根。征税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美国独立战争，而更让人感到愤怒和讽刺的是国会要通过征税来进行这场战争。 [4]
新宪法
经济疲软使部分地区要求建立更强大的中央政府，但这种情绪并非普遍存在。对货币的态度引发了意见分歧，本质则是反映了领袖们对债权人与债务人地位的不同认知。债权人只有在健全的金融制度能够确保未来还款的价值时，才接受纸币；而债务人（主要是农业部门）则希望保护宽松的信贷条款。这两种对立意见有一些区域和部门的分类，但总体反映了当时争论的焦点。那些青睐健全货币的人更倾向于支持联邦权力。另一部分人则认为货币虽然重要，但不是唯一的因素，而且货币问题也与其他问题相连。
到了18世纪80年代中期，许多美国人赞同乔治·华盛顿的观点，认为这个新生的国家与其说是伟大，不如说是处于无政府状态。虽然联邦制反映了许多美国人意识形态上对权力分散的偏向，但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联邦政府似乎也确实无关紧要，因为它本身无法解决国家面临的一系列紧迫问题。 [5] 在美国的第一个宪法《联邦条例》（1777—1789年）的管理下，国家的财政困境没有得到任何缓解。有些州负债累累，有些州则可以自行印发货币。通货膨胀——至少就纸币所能买到的东西而言——十分严重。每个州对税收都有否决权。新增的州税也引发了叛乱，比如马萨诸塞州的谢司叛乱（Shays' Rebellion）。尤其是在欧洲，整个国家的信用声誉非常糟糕。到1787年制宪会议召开时，联邦政府已经8年没有支付任何债务的本金或利息了。
财政问题对起草和辩论新宪法的人员造成了巨大压力。所幸，在后来成为美国第四任总统的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和华盛顿的支持下，修订宪法的工作重新着眼于对《联邦条例》的继承和发扬。1787年5月，13个州中的55名代表，包括本杰明·富兰克林、埃德蒙·伦道夫（Edmund Randolph）和罗伯特·莫里斯（Robert Morris）在内的许多美国杰出和有影响力的人士聚集在费城，开会讨论新宪法的原则和细节。许多棘手的问题都涉及人口大州与人口小州的相对权力。大会由乔治·华盛顿主持，在詹姆斯·麦迪逊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带领下，最终确定在参议院和众议院之间分配国会权力，每个州在参议院都有平等的代表名额，而众议院的成员数量根据人口规模而定。大会还决定，总统由选举团决定，选举团的成员由人口决定（众议院每名代表一票），并向每个州分配两票。 [6] 美国第二任和第三任总统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和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erson）当时分别担任驻英国和驻法国大使，因此均缺席这次制宪会议。然而，正如我们之后将会讨论的那样，对金融的监管问题在会议之后仍然不明确。
尽管存在重大的政治冲突，新宪法的颁布还是使美国在金融建设上取得了跨越式的发展。和平条约签订后的20年里，这些曾经的殖民地见证了蓬勃发展的本土海洋保险和火灾保险、外国投资的引入、银行系统的建立，以硬币为背书的纸币也迎来了爆炸式增长。此外，中央银行被设立并拥有一家支行，股票与债券交易所也相继成立。 [7]
国父与财政冲突
新宪法制定之后出现的第一个矛盾便是关于财政事务的，其中许多纷争持续了几十年，并在美国的两位国父托马斯·杰斐逊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他们两人的观点截然不同，但政治命运却交织在一起。两位国父都是杰出的政治家，并为独立革命和巩固合众国的成果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他们有着迥然不同的性格、政治倾向和对财政的看法。他们都是时代的产物，各自有着不同的经历，代表着对合众国不同的想法和愿景，并对之后成立的派系（党派）发挥了领导作用。
托马斯·杰斐逊是《独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的作者和美国第三任总统，他生来就注定掌权。杰斐逊的父亲是一名富有的弗吉尼亚种植园园主，早年便去世了。杰斐逊在接手家族生意的时候还只是个青少年。同时，他年纪轻轻便进入了政坛。27岁时，杰斐逊已是弗吉尼亚州殖民地政府立法部门——伯吉斯议院（House ofBurgesses）的一员；1776年，在他34岁时，他写下了那句具有传奇色彩的话：“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 [8] 作为一名文思泉涌的作家，他的公共演说却缺乏活力。他的政治直觉虽然并不完美，却好于他的商业直觉。虽然常年负债，杰斐逊在独立战争之前以及担任第二任法国大使期间都过着贵族般的生活。他精心塑造的公共形象掩盖了他对法国大革命的强烈支持以及他与一名年轻奴隶生下孩子的事实。在青年时期，杰斐逊便在寻求解放奴隶的方法。出于诸多个人和政治原因，他晚年时反对建立一个更强大的联邦政府，部分理由是担心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会取代现有的社会格局，这让他在财务和情感上都无法接受。在18世纪90年代，他对联邦主义的政治企图产生了近乎偏执的恐惧，这种恐惧在他之后可能又延续了数代之久。 [9]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尽管杰斐逊与汉密尔顿之间有激烈的冲突，但他却欠这位伟大对手一个人情。他在1800年当选为总统时，汉密尔顿在众议院的决选投票中支持了他。此外，如果没有汉密尔顿的财政支持，杰斐逊作为总统所取得的两项最伟大的胜利——购买路易斯安那州和巴巴里州政策（Barbary State Policies），是不可能实现的。 [10] 杰斐逊对美国的愿景是强调小规模的、自主的农民和商人的利益，以及有限的政府。这是为了保护那些没有权利的人免受拥有庞大权利的人的伤害。尽管他比历史上任何一位总统都更能拓展美国的疆域，且更支持他那个时代一些最具革命性的想法，但他对美国未来的愿景却是静止的，并带着一股特立独行的贵族气质。
相比之下，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出生在十三个殖民地之外的西印度群岛，他是一个前途渺茫、穷困潦倒的青年。在很小的时候，他就表现出了良好的商业才能。与杰斐逊不同的是，汉密尔顿在军队中表现出色，先是作为参谋协助华盛顿，之后又在战斗中崭露头角。人们认为他是一个风流倜傥的人物，他把事业取得的成就部分归功于美满的婚姻，但又有不止一段的婚外情对他的事业和婚姻造成了威胁。在杰斐逊于法国担任大使期间，汉密尔顿在纽约市的法律业务开展得如火如荼，并鼓动修改《联邦条例》。汉密尔顿与美国第四任总统詹姆斯·麦迪逊和最高法院第一任首席大法官约翰·杰伊（John Jay）一起，被认为是宪法的主要设计师，也是《联邦党人文集》的捍卫者。他通过才华而非魅力受人敬仰，他的权力大部分来自与无儿无女的乔治·华盛顿所建立的关系。华盛顿把汉密尔顿当作自己的养子来对待，这样的关系给两人都带来了许多好处，但也让汉密尔顿在华盛顿退休尤其是去世后在某种程度上被孤立。华盛顿挑选了他的门徒来担任首任财政部部长，汉密尔顿在此职位上指明了这个新国家金融系统的症结，并设计出提升金融公信力的方法。他好胜的性格和尖刻的言辞让他经常与人龃龉并产生冲突，这些人中不仅包括那些反对其政策并嫉妒他对华盛顿拥有影响力的人，比如杰斐逊和麦迪逊，还包括其自身派别（联邦派）的领袖，如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在他执政期间汉密尔顿刻意没有担任任何职务。1804年，汉密尔顿在与副总统亚隆·伯尔（Aaron Burr）的一次决斗中死亡。决斗的部分原因在于汉密尔顿不仅不支持伯尔当总统，反而支持其长期的劲敌杰斐逊，因为他认为杰斐逊的人品要远高于臭名昭著的伯尔。 [11] 汉密尔顿对美国的愿景是，美国要在很大程度上仿效英国，在商业上与英国并驾齐驱，拥有独立的制造业、海运和金融能力，并得到强大政府的协助；政府则由税收与债务支撑。和杰斐逊一样，汉密尔顿的思想也被他们的支持者所接纳。尽管他的观点与保护债权人、保守主义者甚至君主主义者有关，但他对美国未来的愿景是商业化的，是建立在精英统治和不断变化的环境基础之上的精英主义。
汉密尔顿的财政计划
在1789年的宪法通过后，财政辩论围绕着汉密尔顿的分析和建议展开。在华盛顿就职成为美国第一任总统后的几年里，汉密尔顿发表过一份长篇大论，其中分析了国家经济面临的困境以及走出困境的四个办法。首先，该办法赋予联邦政府对进口商品征税的权力，税率达到能够增加收入但不至于抑制贸易的水平。其次，他呼吁用新形式的国债来合并州政府和国家政府债务，对美元与铸币的兑换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清晰定义。此外最具争议性的一点是建立中央银行。他提倡的这些改革为美国的商业与资本市场发展奠定了基础。 [12]
本节将主要关注汉密尔顿财政计划中最具争议性的两个方面：债务整合以及建立中央银行。尽管在独立战争期间，当汉密尔顿还是华盛顿的副官时，他就开始考虑是否有必要建立一个更为健全的金融体系。但囿于现实，他在财政计划中的提议还是基于对美国金融困境的分析而产生。 [13] 这份报告中显示的财务数据如按照现代标准来衡量，简直令人瞠目结舌。例如在1790年，美国联邦债务与收入比达到了惊人的457:1。 [14] 此外，汉密尔顿的分析还揭示了州与州之间的财政差异。最初承担约60%战争费用的各州尽管已偿还了约3/4的债务，但到1790年，它们的欠债总额仍高达1 800万美元。包括弗吉尼亚州在内的有些州，通过征税权和销售保皇派（许多人已经逃到加拿大）曾经拥有的地产来尽力偿还债务。但其他一些州，如南卡罗来纳州和马萨诸塞州则显得缺乏紧迫感。在联邦时期，7个州已经开始并持续发行纸币。
独立革命的战争债务基本上有三种形式：外国债、国债和州债。每种债的偿还都有其难点。不过，汉密尔顿认为，所有债务都应该全额支付，即使这些债务是投机者以折扣价从最初的债权人手中买下的。全额偿付对未来的债权人来说将是一项有效的保证。但几乎除汉密尔顿之外的所有人都支持仅以市面价值结算外债。很长一段时间里，部分人认为免除国债和州债将减轻这个新生国家的财政负担。汉密尔顿明确反对这一短视的观点，并从道义和财政角度阐述他的理念：全额偿还债务将提高这个国家的声誉，从而使未来的借贷更加容易。 [15]
无奈国会多次拒绝汉密尔顿债务重组与偿还的计划，其中包括联邦政府应承担的州债并按面值偿还“投机者”。此后，在一次被载入史册的宴会上，僵局被打破了。在晚宴上，杰斐逊、麦迪逊和汉密尔顿三人就汉密尔顿的债务计划达成了共识，条件是暂时迁都费城，直到在波托马克河（Potomac River）上建起一座新的首都。 [16]
通过新的国家金融工具来整合州债是汉密尔顿计划的基石。实施后，联邦中有6个州的债务基本被消除，大多数州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都免于长期债务。联邦再融资后，中央政府欠下了7 000万美元的债务，其中包括2 700万美元国内债务本金、1 300万美元未偿付利息、1 200万美元外国债和1 800万美元中央政府接管的州债。这些债务被重组为没有固定期限的证券，类似于英国领事债券，将政府的利息负担从6%降至4%。到1791年，只有英格兰和荷兰的主权债务收益率达到了这个水平。一些州大受裨益，获得的减免甚至超过了它们的债务总额。新政也存在弊端，例如，暂缓偿债导致部分国债的利息收入减少。其中最具争议的是，政府决定按面值向所有债券持有者（一级或二级）进行偿还。许多人认为，这一规定是对以很大折扣购买债券的金融投机者的奖励。为了偿还债务，汉密尔顿提议对进口商品征收关税，税率恰好足以支付利息，但又能让那些不喜欢中央政府高赋税并依赖外国进口的杰斐逊派的人满意。 [17]
汉密尔顿计划中，一些其他方面的创新激怒了杰斐逊派，需要各方的妥协。联邦征税权的加强已经使一些人感到不满，但所提议的税收用途让他们更加恼火。杰斐逊派的底线是希望债务本金得到快速偿还，这将防止依赖债务利息的新阶层产生。然而，汉密尔顿却认为庞大的国家债务市场可以成为美国金融体系的重心。这种逐步偿还债务的方法让许多债务人喜忧参半，一方面，他们担心这会使赋税提高；但另一方面，他们又喜欢定期收款并认可这种做法对银行业和资本市场的正面影响。 [18] 需要杰斐逊派和汉密尔顿派妥协的部分还不止这些。
汉密尔顿计划的第四部分更具争议性，某些原因在于其原始结构，某些源于其演变过程。美国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央行——拥有20年特许经营权的美国第一银行（Bank of the United States），设立之初受到了华盛顿的质疑，并被杰斐逊认为是违宪。宪法赋予联邦政府货币的控制权以及为了公共利益采取措施的权利。但其余未能明确赋予联邦政府的权利则归于人民和州政府所有，其中包括创建并管理银行的权利。尽管类似这样的金融权利分配在大多数国家都不存在，但这一原则还是符合大多数美国国父的看法，并已经在美国得以实施。汉密尔顿受到美英两国经历的影响，为了解决这一矛盾，提议并创建了一种新形式的银行，既非私人商业银行也非诸如英国所创立的那种中央银行。 [19] 沿袭殖民时期通过立法参与银行事务的做法，美国央行的所有权与英国央行不同，属于公私合营。虽然其主要使命在于为政府债务创建一个有序的市场，但很快中央银行便参与到一般商业银行的业务中，例如发行票据以及向私人和公共债务人发放贷款等。 [20]
该银行，即美国第一银行于1791年开始营业，拥有从公共和私人渠道筹集的300万美元为资本，以及大量的外国投资。银行的总资本相当于波士顿、费城、纽约、巴尔的摩和普罗维登斯5个州银行的资本总额。多年来，这家银行一直是合众国最大的企业。60%的投资是以发行美国国债的方式获得的。首批发放的贷款便是给联邦政府，帮助其支付对银行资本的出资。这种双向机制帮助联邦政府实现了整顿财政的目标。 [21] 此外，汉密尔顿很快批准设立了美利坚第一银行的分支机构。起初，他认为这种网点的扩张增加了第一银行的权力，是不合时宜的。建立分行充满争议，因为它使BUS相对于州立特许银行（包括汉密尔顿自己的纽约银行）拥有巨大的竞争优势。 [22] BUS可以履行完全民营性质的商业银行的部分职责，而且其广泛的地理分布赋予其比规模较小、更加本地化的州立银行更多的竞争优势，这也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私营与政府权力结合的恐惧。 [23] 联邦政府虽然掌握了很大的控制权，但出于妥协，BUS的董事会仍享有很大的独立性。而且尽管联邦政府有权持有BUS 20%的股份，但却放弃了其在董事会投票的权利。
然而，当银行特许经营权需要重新发放时，美利坚第一银行已经失去了它的主导地位。州立特许私营银行的创建正式开始。1802年，杰斐逊决定将联邦政府的股份全部卖给一家英国商业银行——巴林兄弟（Baring Brothers），并获得了超过面值45%的净利润。到了1812年，尽管BUS取得了很多成功，但美国商业银行资本的比重只有15%。 [24]
从某种角度来说，美国在宪法施行的头20年中形成的银行体系是渐进式金融创新的先锋，涉及领域囊括了如今已经司空见惯的银行业的各个方面。从另一角度看，美国的创新也对比出了旧世界的反银行情绪。美国是世界上首批拥有中央银行的国家之一，也是首个央行的所有权由政府和私营部门共同享有的国家。对比法国，其皇家银行（Banque Royale）在18世纪前叶崩盘后，直到1800年才再次建立中央银行。尽管股份制有限责任公司早已为人所知，但几乎所有的银行都实行合伙人制，并且大多数只有一个办事处。英国直到1826年才允许设立特许银行。虽然不列颠群岛的银行发行纸币作为货币，但硬币则更为普遍，而且世界大部分地区都是如此。很少有国家承认股份制是提升银行金融安全和服务的一种方式，直到18世纪末，苏格兰银行业才放松了对合伙人数量的规定（英国设立的上限为6名合伙人，而苏格兰没有数量限制）并由此受到部分人的赞赏。这种宽松的规定使银行有更大的空间参与到不同种类的商业活动中去，并有更大的自由来创建货币。 [25]
在许多层面上，美国所发展的金融体系是杰斐逊派和汉密尔顿派不同愿景与理念交锋下的一种并非心甘情愿的融合，反映出的矛盾正是美国与加拿大金融体系分歧的核心所在。杰斐逊的支持者们更看重并鼓励美国金融体系中两个不同寻常的方面。首先，他们倾向于支持与社区活动密切相关的金融机构；其次，州政府保留了对银行业监管的权利。这一原则要求银行雇用来自本地的董事以及单一银行制，即每家银行只能设立一个办事处。这种构架在其他国家也存在过，但在美国留存的时间最久，尤其是禁止跨州界设立银行分支。有些杰斐逊派和杰克逊派人士，包括杰斐逊和杰克逊两位总统本人都对所有银行和所有纸币充满反感。
汉密尔顿的改革推动了大众对纸币的广泛接受，但前提是金融体系对纸币的价值进行保障，而纸币的价值由定额铸币来衡量，这样便可以保护债权人的利益。然而，汉密尔顿的许多反对者要么直接拒绝纸币的使用，因为他们认为纸币可以被强大的金融利益集团用作武器，要么倾向于纸币体系，但前提是它对铸币价值有“灵活的承诺”。尽管存在更大的通胀风险，但由于纸币能够增加贷款资金，债务人强烈支持这种形式的货币，而债权人则对此感到担忧。宪法赋予联邦政府定义美元价值的权利。汉密尔顿所发展的金融体系将纸币发行与铸币的数量挂钩。对汉密尔顿而言，国家货币是一个国家的象征。国会通过法案，用黄金和白银来定义美元的价值，使其成为政府的记账本位币，并对美元与其他国家硬币的关系进行了量化，还建立了美国造币厂，生产少量的硬币。 [26] 然而，从殖民时代到现在，美国对硬通货（以货币或其他大宗商品为后盾）的承诺常常受到质疑。 [27]
大多数人认为，在合众国成立后的头20年里，美国领先于其他国家，且很早就从良性发展且灵活可变的金融业中受益。当然，美国的金融体系如何从金融创新和汉密尔顿新政的结合中得到发展，仍是一个存在争议的话题。在汉密尔顿金融计划实施的头10年，联邦政府几乎没有偿还多少债务，然而政府债务与收入比却迅速下降。虽然联邦党人花了更多钱也借贷了更多资金，国家银行的建立以及汉密尔顿其他措施的实施很显然对提升美国财务管理能力做出了贡献。当杰斐逊在1801年就职时，国家债务实际上高于1791年的水平。但到他1809年卸任时，债务从1804年的峰值8 640万美元（就在购买路易斯安那州之后）降至5 320万美元。说句题外话，杰斐逊在公众面前打造的节俭形象在私下里却不尽然。 [28] 汉密尔顿计划的诸多方面都得到了两党的一致支持。有些杰斐逊派人士甚至支持扩张BUS的规模。与许多在国外出生的美国人一样，艾伯特·加勒廷（Albert Gallatin），美国第四任财长，在1811年的投票中大力支持延续BUS的特许经营权并建议对其进行资本扩张。然而在参议院，副总统的一票打破了票数僵局，最终该提案以一票之差没有通过。加勒廷提出的建议受到其党派 [29] 的许多人的反对，但却得到了麦迪逊总统的支持。 [30]
美国与英国在加拿大开战——1812年战争
许多时候解决金融问题需要政治上的妥协，而这些妥协只能掩盖地区和经济上的差异。更糟的是，一些调整实际上加剧了未来的政治问题，而其中许多问题与金融有关。在“承担债务”的决定过去很久之后，一些州仍然对他们认为将财富转移给其他州的做法感到不满。有些批评人士认为，汉密尔顿的改革是对私营和州政府财政计划的挑战，而且存在安抚和效仿美国前殖民统治者的意愿，这样做会对曾经帮助殖民者的那个欧洲国家带来损害。 [31] 法国大革命和随后的欧洲战争正好发生在合众国成立的头10年，给这个新兴之国带来了残酷的政治斗争、财政问题和历史机遇。许多美国人，包括杰斐逊在内都非常支持法国大革命，甚至其革命方式。许多人对法国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的援助心存感激，认为站在法国一边对抗由美国和法国的宿敌——英国领导的其他欧洲强国是一个有关荣辱的问题。与此相反，约翰·亚当斯等人则认为法国大革命与美国独立战争没有什么共同之处，与英国建立更紧密的联系更符合美国的利益（汉密尔顿所提倡的），或者最起码美国应努力在这持续了25年的冲突中保持中立（华盛顿所提倡的）。在此期间，由于害怕受到外国操纵，美国通过了其历史上一些最不自由的法律 [32] 并增强了军费开支以保持中立性。
截至1799年拿破仑掌权时，即便是那些最忠心耿耿的法国支持者也丧失了大部分热情。拿破仑持续不断的战争直接导致了美国领土和投资规模的历史性扩张，即1803年以1 500万美元的价格购买了路易斯安那州。如果没有汉密尔顿的改革，这笔钱是不可能筹集到的。反之，英国则加大力度切断法国与美国的联系。这一举动侵犯了美国的中立性原则，并导致美国对英国航运和产品的报复性禁运。不久便爆发了1812年战争。 [33] 面对来自新英格兰的激烈抵抗，麦迪逊党内的鹰派、扩张主义者、亲法派和反英派，和他的前任杰斐逊一样，都认为轻而易举就能战胜英国军队和英国在加拿大的殖民地民兵。麦迪逊总统随即妥协，发起了对是否宣战进行的投票。宣战的决定在参众两院都以不到2/3的票数获得通过，这是美国历史上对宣战的支持率最低的一次。美国进入了所谓的第二次革命战争，遗憾的是，美国在很多方面都没有第一次准备得那么充分。
尽管1812年战争让美国蒙羞，但其长期的影响是积极的。杰斐逊预言只需向北进军便能攻下加拿大，结果证明这种观点“有点过于乐观”。尽管在军队数量上美国与加拿大有30:1的优势，在后勤上美国也比英国更具优势，但美国人几乎没有取得胜利，甚至遭遇了许多失败。战争增加了诸多经济与政治成本，致使其非常不受民众欢迎，以至新英格兰的许多地区都威胁要脱离联邦。为了报复美国烧毁加拿大的约克（现在的多伦多），英国袭击了合众国最重要的城市之一——巴尔的摩并烧毁了新成立的首都华盛顿的大部分地区，导致麦迪逊和其政府仓皇逃离。唯一伟大的胜利，即新奥尔良之战，使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将军在十多年后登上总统宝座，但这场战争是在和平谈判之后进行的。战争没有改变什么，尽管战场上损失惨重，两国边界却没有任何变化，而且没有任何赔偿要求。分裂美国和大不列颠的问题真正得到解决是基于拿破仑的战败归还的美国财产和公民。在战争结束之前，美国便意识到其禁运和禁止进口方面的法令是失败的，并对此做出了纠正。
战争只带来了两个积极的结果。首先，它平息了美国效忠于英国还是法国的分歧而产生的政治分裂，要知道英法这两个国家在近40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一直处于战争状态。其次，这场战争为美国国内那些希望建立更强大的国家银行体系的人提供了更有力的论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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