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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介绍：
《许子东细读张爱玲》聚焦张爱玲一生重要的作品及其特殊的家世、经历，分析张爱玲与“五四”启蒙文学以及以张恨水为代表的通俗文学在主题、风格、叙事视角与模式、题材、结构方式、语言特征、文学意象、文学观等方面的同与不同，在作家作品比较与文学史意义这样两条线上，定位张爱玲作品的价值。
本书以对张爱玲作品的文本细读为中心，但又区别于瑞恰慈开创的新批评式文本细读之困于语义分析，它既有中国传统的知人论世，又不难寻出西方结构主义、原型批评、精神分析、女性主义、意象象征、殖民主义、接受美学等文学理论的影子，小文本背后有大的文学史观，堪称文学批评的典范之作，重建了文本细读这一文学批评写作的新范式。
作者介绍：
许子东，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紫江讲座教授，著作有《郁达夫新论》《吶喊与流言》《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张爱玲的文学史意义》《许子东讲稿》（三卷）《许子东现代文学课》等十四种。曾参与《锵锵三人行》等谈话节目。
张爱玲的父亲和母亲
1944年，上海《万象》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叫《论张爱玲的小说》，这差不多是最早对张爱玲的评论，作者叫迅雨。当时张爱玲不知道迅雨是谁，直到差不多十年以后，才从好友宋淇那里得知，原来迅雨就是大名鼎鼎的翻译家傅雷，他专门翻译巴尔扎克。迅雨的文章这样开头：“在一个低气压的时代，这样一个水土特别不相宜的地方，谁也不存什么幻想，期待文艺园地里有奇花异卉探出头来。然而天下比较重要一些的事故，往往在你冷不防的时候出现。”什么是冷不防出现的比较重要的一些事故呢？傅雷讲的就是张爱玲的《金锁记》，说“这是张女士截至目前最完美之作，颇有《狂人日记》中某些故事的风味，至少也该列为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46。
从那以后，《金锁记》一直被人们视为张爱玲的代表作。对其评价最高的是夏志清，他在《中国现代小说史》里写道：“《金锁记》长达五十页，据我看来，这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47我第一次看到这段文字有点疑惑：会不会评价太高了？从古以来？但仔细一想，他讲的是中篇小说，中国古代小说多是长篇章回体，或者《世说新语》类短篇，中篇小说本来就不多，所以夏志清说得也有道理。张爱玲自己后来多次重写《金锁记》，在台湾出过长篇《怨女》，在美国又用英文写成《北地胭脂》，一个故事反复改写，可以说是“The story of her life”，她一生都在写作的故事。
据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说，小说中的姜公馆，就是李公馆，写的是李鸿章次子李经述一家。这家里面的大爷叫李国杰，主持过招商局。曹七巧和她丈夫二爷的原型，就是李国杰患软骨症的三弟和合肥乡下娶的妻子。如果《金锁记》是以李鸿章的后代作为原型，这个李公馆就在上海茂名路、威海路路口，现在拆了，离我原来住的（张爱玲也住过的）重华新村很近，散步常走过。拆楼时的照片，也看到过，挺让人感慨的。张爱玲华丽没落的家族血统非常令人感兴趣。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这样说，没有这个贵族的背景、华丽的背景，也许就没有后来“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
张爱玲1920年9月30号出生在上海的一个大别墅里，这别墅现在还在康定路上，但已面目全非。别墅是李鸿章送给他女儿的。在张爱玲出生前五年，父亲张志沂跟母亲黄素琼，金童玉女，华丽完婚。我们后来在张爱玲晚年的一本照相本《对照记》里面可以看到，她妈妈很漂亮。她妈妈的漂亮以不同的方式刺激、影响、制约了张爱玲一生的创作。这一点最早是王安忆对我说的。有一次陈思和请吃饭，席间谈起张爱玲，王安忆说，张爱玲的母亲长得比她漂亮，所以张爱玲一直很嫉妒。这一点我们以后还要讨论。
张爱玲的父亲，单看仅存的一张照片，有点像早年胡适、徐志摩那种民国范儿，戴圆圆的眼镜，长衫西装裤。张爱玲的祖父张佩纶，是晚清有名的清流派。查辞典史书，张佩纶的知名度不在张爱玲之下。所有中国现代作家里，张爱玲的家世大概是最显赫的，不是拼爹，而是拼爷爷，拼爷爷的丈人。
李昂说过一句话，张爱玲“这个女人好像替我及我们许多女人都活过一遍似的”48。我把这句话改一改：她的祖父张佩纶，也替我们今天很多自以为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活过了一遍。
为什么这么说？原来张佩纶一生做了四件事情：第一件就是“书生意气”。官员也好，读书人也好，一辈子总有一个时期是书生意气的。这个书生意气的阶段有多长、出现在什么时候、和其他因素关系怎么样，会决定他一生的品德和成就。张佩纶22岁中举，次年考中进士，27岁任翰林院编修国史馆协修，34岁任都察院侍讲署左副都御史，官不大，但可能有机会给皇帝上课。中国历代皇权最高，理论上不能挑战，但也是在理论上，皇帝也要受训练，要读四书五经、学儒家道德。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描述过皇帝听书生讲课的情景49。张爱玲的祖父书生意气，未见得直接给皇帝讲过课，却依据经典写些揭发的奏章去检举贪官，用他信服的儒家学说来批判官场贪腐。后来小说《孽海花》主人公庄仑樵就是影射张佩纶。曾朴对他的评论是：“才大心细，有胆有勇，可以担当大事，可惜躁进些。”50
光绪年间，张佩纶与何金寿、宝廷、黄体芳合称“翰林四谏”，就是读书人为官可以向皇帝提出劝告。时人称作：“今日一章，明日一疏，专事弹劾，遇事风生。贪庸大吏，颇为侧目。朝廷欲播纳谏图治之名，亦优容之。于是遂有清流之号。”51说得好像当时的政治很民主一样，其实是当时慈禧刚垂帘听政不久，要广开言路，做出很开放的姿态。在这个背景下，“清流”得以产生。说到底，书生意气，能否有所作为，要看时间、要看形势。当然碰到一个假装开明的皇上，也总比碰到连假装都不愿的皇上要好些。张佩纶1875年到1884年上奏折127件，其中三分之一就是弹劾和直谏，反对要割让伊犁的《里瓦几亚条约》，弹劾当时一些官员……其中特别有一个案子：户部尚书王文韶，因云南报销案受贿六百两，别人扳不动，但张佩纶的奏折就把他告倒了。所以当时四方传诵，说张佩纶弹章文笔出名，连穿衣服都受人瞩目，“丰润（代指祖籍丰润的张佩纶）喜着竹布衫，士大夫争效之”。他当上高官回到家里，人家来祝贺啊，可是他那时很穷，米都没有。所以清和廉总是联系在一起的。当时有个美国人叫杨约翰，说：“在华所见大臣，忠清无气习者唯佩纶一人也。”52总之，书生意气，忠诚反贪，按今天的说法，“不粘锅”。这是书生意气。
可是，一个书生把很多官员告倒，接下来发生的事却是“文人误国”。中国有句老话说：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清流老是这么出风头，人家就要来整你。当年，法国军队到达福建，军机大臣就建议，说清流言词好听，都是人才，应该派他们去做大事情，而且清流派通常是理想主义者，一讲要战要和，他们一定是主战的。李鸿章说忍吧，他们说“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就委以他们重任。张佩纶受命以三品卿衔会办福建海疆事宜，兼署船政大臣，到马尾督军。瞧瞧你们几个最厉害的大臣，你们讲孔孟，反腐有功。现在，派你们去第一线。
今天我们看得很清楚，让这些写文章的人去管军队，是典型的人力资源错配。张佩纶到了福建管军队，只听北京指示，不明当地情况，结果历史上有名的“中法马尾之战”，清兵大败，海上失了基隆，陆地陷了谅山。败将颜面尽失，而且当时还风传他怎么狼狈逃跑。最后朝廷罚他遣戍张家口。后来有些史书记载，说其实法军肯定赢的，因为当时清军炮弹里面都是砂子。也有些外国的书说张佩纶是替丈人买军火贪污，所以打了败仗。这可真是想当然——马尾战败在前，做李鸿章女婿在后。西方人的有些史书也很不靠谱53。
张佩纶的日记年年写，1884年是空白，当年的心情可以想见。所以，文人误国。或者说是文人“被误国”。
接下来就是“落难反省”。张佩纶充军张家口，原配妻子早已经去世了，他的继室也在遣戍途中去世。很多流亡知识分子都不闲着，张佩纶也一样，落难期间写了24卷《管子学》。后来张爱玲的父亲虽然败家，还出资替他印了全集，叫《涧于集》。
张爱玲很少谈及她祖父的书。后来有研究者感慨，说张爱玲对祖父既无兴趣，又不在乎。受过“五四”影响的作家，对于之前的传统不大重视有点可惜54。其实在我看来张爱玲是重视的，只是她的重视不是看文章，而是通过别的形式，通过服装、发型、首饰、仪态……
李鸿章一直非常欣赏张佩纶，他和张佩纶的父亲印塘以前在曾国藩手下合作过。所以张佩纶出来以后李鸿章就把他留在身边做文书55。然后，更重要的事情，在《孽海花》里成为佳话，就是李鸿章把自己22岁的女儿嫁给了刚刚充军归来的40岁的张佩纶。据说是因为才女有诗两首，促成良缘（应该只是文人杜撰的佳话）。《对照记》里保留了李鞠耦的照片，《孽海花》的描写是“眉长而略弯，目秀而不媚，鼻悬玉准，齿列贝编”56。张佩纶其貌不扬，“倒是他的夫人，风姿绰约，仪态端庄，一副大家闺秀的风范”，在今人看来，“肯定比孙女张爱玲长得漂亮”57。招了这个比女儿大18岁的女婿以后，李鸿章还非常得意，说“平生期许，老年得此，深惬素怀”。都说“赌场不胜情场胜”，张佩纶倒是战场不胜情场得意。不过他的婚姻也被清流嘲笑，之前你这么清流，现在成了当权派李鸿章的女婿。陈寅恪考证说这段良缘有政治考虑，《寒柳堂记梦未定稿（补）》里面说：“迨马江战败，丰润因之戍边。是丰润无负于合肥，而合肥有负于丰润，宜乎合肥内心惭疚，而以爱女配之。”58这是陈寅恪的解读。看《对照记》中张佩纶照片，实在不怎么样，胖胖的，胡子两边朝下弯，当初是清流，今天看倒像是“贪官”。人不可貌相。李鸿章也是一番苦心，女儿比他小十几岁，把女儿嫁给他，还送给他大房子。
当年官场内外也有不少闲言碎语59，但张佩纶李鞠耦夫妻还算恩爱。不过后来张佩纶在政治上并无大作为。1895年47岁迁居南京，离开了权力中心。一种说法是因为他老发议论，干预公事，屡招误议。另一种说法是他跟李鸿章的长子李经方于中日在朝鲜打仗事意见不合。甲午战败李鸿章去签割让台湾的《马关条约》，张佩纶曾书二千余字长信反对。八国联军入侵时，李鸿章让张佩纶复出，他也不肯。胡兰成认为是“李鸿章因翁婿避嫌，倒反不好保奏了，夫妻遂居南京”60。好像是良缘反坏了官运？但李鞠耦确实给张家带来丰厚嫁妆，到了南京还有一个巨大的房子，后来变成民国的立法院。张佩纶跟李鸿章的儿子关系不好，还因为张佩纶反对李鸿章去签《马关条约》。张佩纶给他写信，信里面的话今天用白话说，“我是推着枕头含着眼泪写的，我不光是有泪，亦恐有血，不光是我的血，还有鞠耦就是你女儿的血。还不光是我们夫妻的血，还有普天下志士仁人之血”，“希公审察之，毋自误也”，说将来历史上人家都怪你61。这个真让他说中了，现在台湾的事情，整个甲午海战后果大家都怪李鸿章。李鸿章是忍辱负重?还是做了值得做的事情?当然这个不是本书的研究范围。反正我们知道张爱玲的祖父当初这样写信给他的岳父大人。这也没有用，台湾还是割了。张爱玲日后也是首先在台湾重新红了起来。这真是一个历史的吊诡。
我感兴趣的是一个男人、一个知识分子，书生意气、文人误国、落难反省、贵人相助，一生怎么排列组合？很多人都可能会经历这四种境遇，当然会有不同定义和理解，会有不同的组合关系，与国、与人、与己都不一样，可以沙盘推演或重演一下……
当然这是题外话，言归正传，张佩纶一生书生意气，虽有贵人相助，没有大作为，56岁去世。他死以后，张爱玲还有一大批的叔叔，这些人当中她父亲是最没用的。她的叔叔当中有她很尊敬的权贵，两江总督、两广总督张人骏，还有北洋政府内务总长、交通总长张志潭。
张爱玲怎么那么笨，这么多高官的关系也不好好利用。今天谁都知道“拼爹”，没有李刚，拼个表叔也行哪！要是有个叔叔是部长、秘书长、总督，管上海、安徽、浙江……张爱玲的弟弟说过：“我姐姐文采早慧，文笔犀利，性格孤傲，择善固执，颇得祖父的真传。”62她弟弟倒也谦虚，知道自己没传到什么本领。一个最有名的故事，有一次他弟弟被父亲骂，张爱玲在餐桌上为他哭。后母在旁边说，又没骂你，你哭什么？张爱玲很伤心地跑出去，到了洗手间对着镜子说：“我要报仇、我要报仇！”就在她愤怒的时候，没想到玻璃窗上传来皮球的声音——她弟弟已经在玩皮球了。特别荒谬的情节！所以她弟弟后来也回忆，张爱玲是得到她祖父的真传。
今天我们看得很清楚。张志沂在这个世界上最基本的使命就是把张佩纶的DNA带给张爱玲，而且这个最基本的使命他还没完成好，还在中间起了很多阻碍作用。阻碍作用之一就是，这么华丽复杂的家世，张爱玲小时候根本不知道。瞒着自己的小孩，大概是因为她父亲觉得当时已经是新时代了，晚清的这些背景不光彩；也可能他沉默无语当中有某些不满。总之她父亲不让张爱玲太早认识张佩纶。可是迟早是要认识的，而且她父母的整个人生婚姻模式，后来都成为张爱玲小说的原型。
张爱玲早年也不特意讲她的华丽家族。1940年代卖书的时候，她只拿贵族血统做一点点宣传。做宣传的时候，“贵族”两个字她还打上引号。一直到她在美国用英文写作《易经》《雷峰塔》的时候，她才放下顾忌，开始直接写出她的那些亲戚的官职。到了晚年，她编了一本《对照记》，更把家族的照片尽量收集。高全之说，张爱玲绝非目前流行说法的“官X代”，她没赶上家世鼎盛的前朝，只能算是前朝“遗民”的“下一代”63。“遗民”，广义上，是改朝换代后遗留下来的前朝人民；狭义上，就是仍然怀念、效忠前朝的人。
我不知道借用“遗民”这个概念是不是可以来分析张爱玲对她祖先的态度？在《对照记》里，晚年漂泊在洛杉矶的张爱玲这样感慨：“我没赶上看见他们，所以跟他们的关系仅只是属于彼此一种沉默的无条件地支持，看似无用，无效，却是我最需要的。他们只静静地躺在我的血液里，等我死的时候再死一次……”
“等我死的时候再死一次。”这句话曾经写在1975年的《小团圆》里，在1990年代的《对照记》中再次出现，说明和她华丽家族一起再死一次的心情，已经存在或压抑很久了。
“细读张爱玲”，乍一听，像“吸毒张爱玲”。有时候我也觉得真是“吸毒”，读张爱玲会上瘾。
我们从《金锁记》的原型，讲到张爱玲的家庭、父亲母亲。不是每个作家的父亲母亲都值得这样来关注。我们花时间了解她的父亲母亲，不仅因为她是贵族血统、豪门出身，在文学意义上，官二代、富三代，其实没什么特别价值；而是因为：第一，作家貌似恋父仇母的态度有点奇怪，令人费解；第二，作家后来一生都写男女战争，父母就是基本原型，所以是一种比较罕见的、精神意义上的“啃老族”；第三，张爱玲跟父母的关系，放在五四文化的“弒父”背景上，有点象征意义。另外，我们讲作家父母的家庭，其实也是在讲作家的童年。
张爱玲的母亲黄素琼，家世其实也非常显赫。她母亲的祖父叫黄翼升，原来跟李鸿章一起在曾国藩下面效力，正统湘军，后来官居长江水师提督，人称“黄军门”，所以她母亲是官三代。她母亲生出来的时候就非常特别，当时全家都盼望是个男孩，头一出来是个女孩，家里人都非常失望。这个时候接生人喊了一句非常经典的话，说：“大家不要慌！里边还有一个！”结果头出来是个男孩，原来是双胞胎，一男一女——这个场面什么意思？就是说张爱玲的母亲出生第一秒钟就受歧视。
张御史的公子、“黄军门”的孙女，金童玉女却成就不了一段完美婚姻。他们的痛苦婚姻史上唯一的成就，就是5年以后出生的张爱玲。1922年，张爱玲的家从上海搬到天津，因为张爱玲父亲认为钱财都被她伯父管着，花钱不畅快。她父亲是一个典型的公子哥，读了不少旧书，但不务正业、坐吃山空、花天酒地、养姨太太、包二奶、嫖妓、赌、烟……都上瘾，烟不是香烟，是鸦片。张爱玲的母亲正好相反，她看不惯，也不能忍受丈夫这种“烟赌嫖书”的生活方式。所以，1924年，黄素琼说我陪伴小姑（就是张爱玲的姑姑）到英国去读书，就去了欧洲。
1924年，鲁迅开始写《野草》，跟许广平师生恋；郁达夫写《春风沉醉的晚上》，性苦闷转为生苦闷；丁玲、戴望舒、施蛰存在上海大学听瞿秋白上课；沈从文刚刚北漂……就是这个1924年，张爱玲4岁，她母亲却像当时很流行的“娜拉出走”那样走了，28岁。
我在大学讲现代文学时，注意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大部分的五四作家，他们的父亲都很早去世。胡适、鲁迅、郁达夫、老舍、巴金、茅盾……全都是。所以他们从小都是父亲缺席，母爱启蒙。象征意义上也很对应五四的情况。母亲象征大地、家乡、山河；父亲代表礼教、政治、官僚。他们爱母亲爱大地，他们反叛礼教，反叛政权64。
可是童年的张爱玲非常特别，母亲缺席，父教仍在。“最初的家里没有我母亲这个人，也不感到任何缺陷，因为她很早就不在那里了。有她的时候，我记得每天早上女佣把我抱到她床上去，是铜床，我爬在方格子青锦被上，跟着她不知所云地背唐诗。她才醒过来总是不甚快乐的。和我玩了许久方才高兴起来……每天下午认两个字之后，可以吃两块绿豆糕。”65
张爱玲另外一段回忆：“我母亲和我姑姑一同出洋去，上船的那天她伏在竹床上痛哭，绿衣绿裙上面钉有抽搐发光的小片子。”4岁的女儿，居然还记得母亲衣服上有金属的片子。“佣人几次来催说已经到了时候了，她像是没听见，他们不敢开口了，把我推上前去，叫我说：‘婶婶，时候不早了。’”张爱玲小时候过继了，所以称父亲母亲为叔叔婶婶。理论上，能指所指关系是任意的，可是我总觉得把妈妈叫婶婶，有点问题。张爱玲回忆：“她不理我，只是哭，她睡在那里像船舱的玻璃上反映的海，绿色的小薄片，然而有海洋的无穷尽的颠簸悲恸。”66
这些回忆都出于《私语》，是张爱玲最重要的散文之一。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张爱玲已是上海最红的作家，她那时候24岁；她妈妈48岁，漂流在英国、法国。她妈妈的外国男友，数年前刚在新加坡战火中丧生了。张爱玲这时回想她母亲的感觉，非常微妙，好像很冷漠，但又刻意强调缺席，暗示缺憾。她妈妈走了，过了一些年又回来，因为她父亲丢了职位，姨太太被赶走了。也因为张爱玲要读小学了，妈妈赶回来一次。
张爱玲对她爸爸的姨太太也有一段回忆，说这个女的很凶，年纪比她父亲还大，还打她父亲。可是她对张爱玲挺好的。有一天给张爱玲买了新衣服，张爱玲就说我喜欢你，说这句话的时候是真心的，后来她心里其实一直非常后悔，所以张爱玲就常常质疑自己的所谓真心，是不是就是一般意义上的真心，是不是出于情境需求，不自觉地骗己骗人。按她弟弟的说法：“我们的童年与青春时代，就是父母的迁居、分居、复合、离婚，这条主线贯穿起来的。”67家里常常出现的情况是怎么样？张爱玲有一段童年视角的经典描写，说她的父母在房间里“……他们剧烈地争吵着，吓慌了的仆人们把小孩拉了出去，叫我们乖一点，少管闲事。我和弟弟在洋台上静静骑着三轮的小脚踏车，两人都不作声，晚春的洋台上，挂着绿竹帘子，满地密条的阳光”68。
这就是张爱玲的文字，看上去很普通，我们脑补一下：大人在里边吵架，小孩不能作声。更精彩的是，两个人不作声，还有帘子、阳光、脚踏车……这样一个气氛。然后她妈妈又走了，又要送别。“我没有任何惜别的表示，她也好像是很高兴，事情可以这样光滑无痕地度过，一点麻烦也没有。可是我知道她在那里想：‘下一代的人，心真狠呀！’”69这是张爱玲觉得她母亲这样想。她母亲是不是这样想呢？我们其实不知道。8岁的张爱玲跟母亲告别以后，等她母亲出了校门，“我在校园里隔着高大的松杉远远望着那关闭了的红铁门，还是漠然，但渐渐地觉到这种情形下眼泪的需要，于是，眼泪来了。在寒风中大声抽噎着，哭给自己看”70。
8岁女孩跟母亲告别，伤心哭泣很正常，不哭才有问题。可是她的回忆是，其实当时没什么感觉，只是觉得这个时候该流泪，眼泪就来了——这句话真道出了现在许许多多文化工业宣传节目的要害，现在快男超女梦想秀好声音或者达人秀……全都这样，人站到上面，灯光一照，音乐一起，妈妈在下面看。那怎么办？眼泪就来了。这时只有导演清楚是演戏，台上的人还真感动。只有张爱玲才会跟我们点穿，这个眼泪，是有需要才来的。这是对于演戏、对于整个文艺腔，甚至是对于人类人伦制度一种布莱希特式的距离感（这个女孩后来居然嫁给了布莱希特的好友）。
张家在上海搬了不少地方，武定路、陕西南路……大部分是在静安区一带，中上层的街区，后来还回到李鸿章送的那栋大别墅。当然，在这过程当中，世界上发生了很多事情，“左联”、抗战，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工人运动……只有在张志沂的家里，还是花园、洋房、狗、很多仆人，没有母亲，一个吸鸦片的父亲在读《红楼梦》，这就是张爱玲的家。后来，他又再婚。银行同事的妹妹孙用蕃，成了张爱玲的后母。这个人家世也很厉害，父亲叫孙宝琦，曾担任清政府出使法国大臣、袁世凯的外交总长，还做过曹锟的国务总理。张爱玲父亲再婚，还能找到一个总理的女儿。可惜找到的时候，这个总理已经过气，而且“娶了五个太太……这五个太太为他生了八个儿子，十六个女儿”71，分也分不到啥东西。
张爱玲读的中学是圣玛利亚女校，就在现在华东师大附近，中山公园往西过了铁路，也靠近圣约翰大学，后来跟中西女中合并，变成了上海市第三女子中学。中学时候的张爱玲有个理想：“我要比林语堂还出风头，我要穿最别致的衣服，周游世界，在上海自己有房子，过一种干脆利落的生活。”72这个理想里有几个要素：第一，比林语堂出风头，林语堂因为英文作品卖得好很出风头，张爱玲后来也想这样写。第二，衣服，对张爱玲而言衣服是非常重要的。第三，周游世界，张爱玲后来却没有周游太多的地方。第四，在上海有房子，这个其实很容易做到，但是她晚年自己拒绝了。没想到的是，张爱玲后来比林语堂更加有名。
母亲是缺席的，那张爱玲怎么回忆父亲的家？“那里什么我都看不起，鸦片，教我弟弟做《汉高祖论》的老先生，章回小说，懒洋洋灰扑扑地活下去。像拜火教的波斯人，我把世界强行分作两半，光明与黑暗，善与恶，神与魔。属于我父亲这一边的必定是不好的。”73这段文章写在她24岁时，这种两分法当时人们已很熟悉。《日出》里以陈白露为界，比她有钱的大致都是坏的，比她穷的一般都是好的。巴金的《家》，以觉新为界线，比觉新年纪大的都是保守腐化，比觉新年纪轻的都是青春美好。
张爱玲有什么选择？一个男人抽鸦片，养姨太太，看《红楼梦》；一个女人从欧洲读书回来，教她弹钢琴，学法文。这个对比太鲜明了。一个代表腐败的、垂死的、灰暗的文化传统，而她妈妈却好像新时代出现的先进文化。看《对照记》里面的照片，妈妈本来绑过小脚，可是她居然能滑雪。《小团圆》里还描写她在香港浅水湾游泳，身边不乏外国男友。对童年少年时的张爱玲来说，这就是“新文化”。按今天学术界的术语，这就是“现代性”。可是张爱玲说：“我把世界强行分作两半。”“强行”的潜台词就是不应该，就是质疑。换言之，她在1940年代，对于五四主流意识形态，是有怀疑的。主流意识形态假定：新的比旧的好、西方比东方文明、城市比乡村先进。所以，先进、前进、发展、改变等等，这是天然的正能量；没落、停滞、传统、保守，那必然是负面价值，只有沈从文、张爱玲等少数人，才有意怀疑挑战这种主流意识形态。
张爱玲怎么描写她腐败的父亲？“我喜欢鸦片的云雾，雾一样的阳光，屋里乱摊着小报（直到现在，大叠的小报仍然给我一种回家的感觉），看着小报，和我父亲谈谈亲戚间的笑话——我知道他是寂寞的，在寂寞的时候他喜欢我。父亲的房间里永远是下午，在那里坐久了便觉得沉下去，沉下去。”74这些文字里面居然充满一种留恋。事实上，父亲给她带来很多的屈辱痛苦。从小的来讲，她要钱给钢琴老师付学费，她父亲让她一个中学生站在烟铺前等很久，也不告诉她给不给钱。张爱玲后来总结出一句话，能够爱一个人爱到问他拿零用钱的程度，那是严格的试验75。当然，还有更严重的家暴，她后来被父亲打了一顿，关了半年。父亲还不让她读新学校，是母亲鼓励她接受现代教育。可是她怎么回忆母亲给她安排的西化教育？“教我琴的先生是俄国女人，宽大的面颊上生着茸茸的金汗毛，时常夸奖我，容易激动的蓝色大眼睛里充满了眼泪，抱着我的头吻我。我客气地微笑着，记得她吻在什么地方，隔了一会才用手绢子去擦擦。”76
看到这种地方，我有一个巨大的困惑：为什么一个伤害她的、生活中是坏榜样的父亲，却得到张爱玲的怀念、眷恋？而一个有心用现代文化帮助、栽培她的母亲，却被她挑剔、抱怨？张爱玲对父母亲这种令人不能理解的爱憎好恶、感情关系，到底出自什么原因，而且会怎么影响她的人生和创作呢？
张爱玲与后母之间有过一场著名的吵架，起因是张爱玲在妈妈那里过夜，因为当时中国正在和日本打仗，有战火，夜晚回家不安全。回家撞到她的后母，后母说你走了怎么不跟我说一声？下面是张爱玲的记录：
抄录这一段，主要不是为了展现家暴事件，家暴只是一面之词，假如后来她父亲后母写一篇回忆录，可能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张爱玲的父亲不知道后来有没有看到张爱玲写的文章，她的后母后来在上海租了一个14平方米的石库门房子，十几户人家共享煤卫。老太太眼睛也瞎了，一直活到“文化大革命”期间。张爱玲的父亲1950年代在上海去世，境况也非常差。她的后母大概不知道，她对中国现代文化最主要的贡献就是那个耳光，就是这个耳光把张爱玲打出了家门，从此走上了另外的道路。这里面还有一个事实需要考证，张爱玲说她被关了半年，她父亲不管她死活，可是后来她弟弟的回忆录里头说她父亲打她也关她，但是替她打针治病。张爱玲略掉了这一段，或是完全不知道，或是故意忽略。
张爱玲逃出父亲的家。她自己的描写：“——当真立在人行道上了！没有风，只是阴历年左近的寂寂的冷，街灯下只看见一片寒灰，但是多么可亲的世界呵！我在街沿急急走着，每一脚踏在地上都是一个响亮的吻。”78这段文字非常特别，响亮的吻使我联想到丁玲和陈企霞，当初他们投奔延安的时候，也有这么一个吻。我采访过陈企霞，1940年代他是延安《解放日报》文艺版的副主任，丁玲是主任。抗战前夕，他们千辛万苦跨过敌占区，到了保安，看见小孩子光头，前面一撮头发，一手拿着红缨枪。他们知道到了红色边区。这些知识分子马上下车，激动地趴在地上亲吻黄土。陈企霞讲述的这个画面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因为城里人是不会亲吻黄土的。农民也不会亲吻黄土，因为他们知道里面有粪，亲了也不会多些收成。张爱玲没有直接亲吻，但是她说，每一脚踩在地上都是响亮的吻。中国现代最重要的两位女作家，在紧要的时候，都用亲吻地面作为象征，从此走进新生活。
出来以后，张爱玲就用英文发表了她的第一篇散文。她第一篇小说是《第一炉香》，可是她的英文散文更早，标题是“What a life, what a girl’s life”。什么样的生活！什么样的女孩子的生活！她把她自己被禁闭、父亲怎么迫害她，都用英文写在报纸上。萧红当年在哈尔滨被丈夫丢在旅馆里，旅馆费都付不起，还怀了孕，也是靠着在报纸上写的一篇文章，萧军等很多男性文人来救她。后来张爱玲是用反讽的笔调解构娜拉，听到开饭了，还得从楼上下来，回到世俗生活79。
好了，离开父亲的家，跟母亲一起生活了，新生活开始了。幸福吗？未必。母亲其实早就跟她说，你想清楚，跟父亲是有钱，跟我这边是没什么钱，你要吃得苦，不能后悔。张爱玲当时被关着，渴望自由，还是要走。鲁迅早就预言，娜拉没走之前想的是尊严，走了以后关键就是钱。从小时候到十六七岁，张爱玲从来不需要钱，在家里有洋房有佣人，去学校有汽车接送，放学了走出来，不用认、不用找自己的车，车夫会来找她。所以她通常也不需要零用钱，难得跟父亲要过一次，觉得很为难。所以她现在一出来，十六七岁跟母亲在城市公寓里生活，发现自己的生活能力等于零，自己最发达的能力，就是“天才梦”。她母亲黄逸梵（原名黄素琼）那时候已经四十来岁，还很漂亮，在欧洲拍了很多照片，风情万种像电影明星，有外国的男朋友。家里突然多了一个17岁的女儿当然不方便，经济上也是问题。所以张爱玲就说：“这时候，母亲的家不复是柔和的了。”80
黄逸梵在海外没有学历很难谋职，所以她去欧洲常常是变卖家传古玩补贴日常开销，开始很阔，回上海一度和姑姑住大厦大套间，开白汽车，有白俄司机、法籍厨师81。后来慢慢地，钱就不够了，搬进了常德公寓。这个公寓现在还在，在上海常德路，静安寺附近，5楼51室，后来改到6楼65室。张爱玲就在那个房间写出了刻画那个城市灵魂的大部分作品。她另外有个住处是长江公寓，就是卡尔登公寓；曾经有一段时间住过重华新村。前些年我被上海静安区政府请回去参加一个会，讨论张爱玲故居应该怎么样整修开放。当时有个计划，要把整个大楼重新翻修，要开张爱玲咖啡馆、张爱玲图书馆，还有30年代礼品店等等，总之有一番庞大的商业计划。我说张爱玲喜欢孤独，那么热闹未必是她的心愿。后来事实上也不需要操心，热闹不起来，因为有老干部提出胡兰成是不是汉奸等问题，所以现在去看那个大楼，也就安了“张爱玲故居”一块小铜牌，之前还有错别字。
讲回当年，张爱玲说：“……看得出我母亲是为我牺牲了许多，而且一直在怀疑着我是否值得这些牺牲。我也怀疑着。”82
说实在话，这位母亲有没有怀疑她为女儿做那么多牺牲值不值得，我们是不知道的，我们看到的只有女儿对母爱的渴望跟怀疑，看到一个留欧回来、习惯独立生活的洋派女子，天天要教一个什么事情都不会做的没落贵族女儿洗衣服、做饭、搭公交车、省钱、弄头发等等。张爱玲回忆说：“……在她的窘境中三天两天伸手问她拿钱，为她的脾气磨难着，为自己的忘恩负义磨难着，那些琐屑的难堪，一点点地毁了我的爱。”83现代文学里面，很少有人这样描写母女之间赤裸裸的、世俗的、粗糙的感情问题。是不是这个天才少女太敏感了呢？她母亲其实也真是不幸福，几年后男友就死在新加坡，她又去了欧洲，据说是带了一箱皮货回来，和人合伙做皮件生意。1950年代她还去英国做工、做皮货生意，留洋处境其实不怎么好。所以在张爱玲眼里，父亲的书房固然是叫人沉沦、沉寂下去，可是母亲的西方文化，外文、钢琴、淑女，也未必是光明前景。
张爱玲产生于一个历史地理文化意义上的孤岛84，其实也是一种家庭伦理感情意义上的孤岛。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一个明明给她带来这么多负能量的父亲，她却有点留恋？可是一个为她付出这么多、给她带来整个新文化教育的母亲，她非常不领情，而且是这么较劲、这么不满，以至于后来在她的创作中，母亲的角色不管配角、主角，不管是白流苏的母亲，还是《金锁记》里的七巧，几乎都是比较负面的形象，什么道理呢？
第一种解释，张爱玲对父母充满矛盾的感情，也反映或象征了她对时代潮流的一种犹豫。一般五四时代，都是追求、崇拜现代性，唾弃晚清的传统文化。而张爱玲偏偏在跟她父母关系的层面上，表达了她对于传统文化的一种留恋，对五四新潮的一种怀疑。貌似恋父疑母，也是留恋晚清怀疑五四。
第二种解释，她的父母就是她后来写爱情小说的基本人物原型。张爱玲后来所有作品的主题，一言以蔽之：“男女战争”。这些爱情小说不是描写什么沙滩、月光、蜡烛、温情、浪漫，而是充满计算、谋划、猜疑、策略、游戏等等。张爱玲小说中对女人的研究跟对男人的观察，有点不一样。她对男人相对比较隔膜、比较“宽容”（或者是看透弱点后的“宽容”）。她常常要写一个为女主角所爱的男人还有别的女人，这种故事其他的五四小说是不常见的——巴金的《家》、鲁迅的《伤逝》、钱锺书的《围城》，包括性苦闷的郁达夫，爱情故事都是一对一，而且比较书生气、理想化。张爱玲的爱情故事赤裸裸地呼应了今天社会和网络上的一种普遍的婚恋困境。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她对母亲尤其苛刻。研究者余彬讲过一句话：所有女人都是同行。张爱玲用这么个态度来描写她母亲，不单是母女，而且有一种性的竞争关系，我们以后会一步步地看到，张爱玲的父亲和母亲，其实是她作品里最主要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题材和原型。爱情战争，首先就发生在她的父母之间。张爱玲是文学意义上的“啃老族”。
当然还有第三种解释的可能，一种说法是恋父情结。如果只看《心经》，写恋父细节其实非常生硬，而且凭作品来判断作家的生理倾向，也不足为证。但张爱玲后来的两次婚姻，倒是都嫁给了比较年长的男性。现实生活当中，张爱玲后来跟她父母的关系都非常远。父亲当年曾迫害她、打她；她从香港回来后要重读圣约翰大学，问父亲要钱，父亲没有马上给她，这就是最后一次有详细记载的见面。后来，张爱玲出名了，父亲生活很惨，张爱玲也没有怎么特别关心。母亲那边呢？母亲在欧洲做生意、打工，生活也很惨，张爱玲出了书，还会给母亲寄一本，或者说寄点钱，但是也就仅此而已。
五四时期很多作家都是父亲很早缺席，依靠母亲的启蒙长大。所以张爱玲非常特殊，跟那些作家都不一样。因为大部分作家，像胡适、茅盾、郁达夫、鲁迅、老舍，外面笔战奋斗再辛苦，他总有一个地方可以回去，精神上，那就是他的母亲。可是我们在张爱玲这里看到，她，父亲这边，回不去，母亲那里，也回不去——所以就出现一个真正的精神上道德上甚至在私生活层面上“无家可归”的情况。这种情况在整个五四文学当中非常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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