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帅财富报告》Epub-Pdf-Mobi-Txt-Azw3 下载在线阅读

作者：香帅

内容简介：

这是一个持续20年的写作计划。每年写一本，本书是第2本。

我会陪着这段历史，陪着这个国家，陪着每一个普通人，一起成长20年。

这是一个分化越来越明显的时代：城市、国家、行业、企业的增长都在头部化，劳动力市场在极化，收入和财富的增长在向精英阶层倾斜……翻开这本书，你会看到：

分化趋势背后的内在逻辑规律;

不同行业和城市的普通人在不同选择下的不同人生轨迹;

该如何选择学校、专业、职业;

未来资产价格会是怎么样的趋势;

金融资产投资究竟应该往哪个方向去;

这个时代和每个普通人都息息相关的财富选择，你在书里都能找到答案。

这不是一本充满专业术语的财富报告，而是普通人都能用起来的，实现人生跃迁的指南。

这更是分化大时代下个体的财富选择之路。

2020年，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我们和世界处在同一频道里，世界的所有伤口都会在我们的身体上呈现。

从2月到8月，我和团队在数据、文献和十多个城市上百位各行业、各阶层的访谈者中来回穿梭，思考。9月整理出40多万字的资料，将各个章节的内容做了基本安排，决定从“分化”这个现实动笔，一直写到“选择”—这也是个研究者在困惑挣扎之后的“选择”，在分化的国家、城市、职业、行业、资产世界里，去挖掘那些内在的逻辑规律，并将它们呈现出来。

——世界分化的基本驱动力是什么？中国的分化有没有自己的特征和趋势？

——如果数字化造就了一个分化的“摩登时代”，那有没有路径能帮助我们推开世界的门？

——如果金融深化的负利率时代造就了一个分化的、高波动的资本市场，那有没有路径可以趋利避害？

欲知更多，敬请阅读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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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城市、户口、房子和文凭的事

“香帅财富基因调查”的结果，就像“刘春飞和刘春雨”故事的数据版。参加调研的两万多人的平均年龄是35.3岁。实际上差不多有一半的人都在31—40岁之间，刘春飞和刘春雨也正好处在这个年龄段：上有老，下有小，容不得不拼，事业、财富、家庭分化的路径已经开始变得明显。

和我们之前估算的接近，财富排在前10%的家庭的总资产（包括房产、存款、股票等投资品）在1200万左右，其中房产平均900多万，金融资产200多万——按照这个标准，农村娃刘春飞已经迈人了前10%家庭的行列，也就是俗称的精英层行列;排在中间50%—90%的家庭的总资产是400多万;后10%的家庭的资产则只有11万。一头一尾两个群体的资产差距是100多倍⁴。而刘春飞的弟弟刘春雨，大概处在后1/4的位置上。

母所生的同胞两兄弟，短短20年后，财富相差几十倍。这听上去像一个“教育改变命运”的励志故事，但如果仔细追本溯源下去就会发现，故事的真实版本要复杂得多。

从数据上看，户口的不同种类是造成家庭财富差距的主要原因之一。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家庭财富相差3倍。而城市家庭财富随着城市规模的缩小呈现出单调下降的趋势：京沪户口家庭财富平均值是794万，广深户口家庭财富平均值是619万，包括成都、南京、武汉在内的二线核心城市户口家庭财富平均值约为337万。⁵这意味着，一般来说，拥有“京沪户口”的家庭，财富水平就会处在前20%的位置，农村户口的家庭，财富水平自然会进入后30%的行列。

这样的数据很容易解读出“我命由天不由我”的悲伤剧情。但如果仔细审视，我们会发现数字里藏着关于“城市和房产选择”的许多细节。

数据显示房产占家庭总资产的81%左右，学界业界各种口径调研也都将房产占家庭财富70%左右作为基本共识。⁶考虑到房产在中国家庭总资产中这样的超大比重，基本可以断定，上面的“户口溢价”是不同城市的房价差距，以及城市房价与农村宅基地价格的差价导致的。如果一个人拥有一线城市户口，却没有或者没有能力购买一线城市的房产，平均而言，他（她）的家庭财富会下降557万。反之，一个农村户口的人如果购买了二线核心以上城市的房产，他（她）的家庭财富则迅速上升到441万，比其他农村户口家庭高出3倍。同样的，选择大城市的人群，财富水平也更高。一个三线及以下城市户口的人，如果在一二线城市定居，那么平均财富水平为378万，如果他到四线及以下城市定居，财富水平会降至236万元。

那教育有什么作用吗？有的，教育可以改变户口属性。对于大部分人来说，硕士博士是进入大城市的敲门砖。数据告诉我们，硕博人口拥有一线城市户口的比例是35%，如果是985大学的硕士博士，这个比例可以上升到45.7%。而高中及以下学历人群的这个比例是5.2%。与此相反，农村户口人群中，硕士博士比例不足3%，而本科以下人口中，农村户口人群占了几乎一半。

换句话说，教育确实改变命运，但是通过改变户口属性，以及城市和房产的选择来实现。比如说一线城市的学历溢价就更高。2020年疫情中清华北大毕业生的收入损失仅有0.4%，而非985、211毕业生的收入损失则达到5.6%;但是，到了三线城市，这一规律消失甚至反转，回到三线城市的清华北大毕业生收入损失达到6.3%，与非985、211毕业生的6.6%基本持平。同时，在二线核心及以上城市买房的清华北大毕业生，平均财富水平达到932万，而没买房的或在三线及以下城市的清华北大毕业生，平均财富水平仅为384万。这意味着，一个人一旦在城市和房产的决策上没有顺势而为、顺水推舟，教育的财富溢价就会被消耗大半。

站在2020年，回看前面30年，中国家庭财富版图可以浓缩成一个词“城市”。城市化是中国财富增长的方舟，城市分化是财富大面积分化的起点。教育是实现财富重新分配的路径，其中户口是钥匙，房产是载体。翻译成有行动指南意义的大白话就是：一个中国人的财富方程式是——所在城市越大越好，买房越早越好，学历越高越好，如果没有所在城市的户口，那就加个根号。⁷

教育和户口，城市和房产，每一步的选择和被选择都指向不同的路径。

选择：每朵乌云都镶着金边

2020年疫情后，这些财富增长和分化的路径大概率不会有太多变化，但是出现了新的细节，每个细节都指向选择的机会。

第一个选择叫作“书中自有黄金屋”。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古老的谚语总是以新的模样出现在时间的河流里。数据显示，教育是财富的减震器。教育程度越高，疫情中收入受到的负向影响越小：高中及以下学历人群收人平均减少15%，1/3的人反映失业或者收人大幅下降;而硕博学位的受访者收入平均减少2.9%，仅有6%的受访者工作受到较大冲击。而且，名校毕业生的收人损失更小，清华北大毕业生和其他985高校毕业生的收入损失分别是1%和1.6%，211高校毕业生的收入损失则是3.8%。

医疗行业、互联网行业、学校科研机构、政府机关等知识密集型行业是疫情中最抗冲击的行业。在互联网行业内部，疫情期间学历和工资上涨概率呈线性正相关关系：硕博学位的互联网从业者中有33%的人工资增加了，这一比例在高中/中专/技校毕业的互联网从业者中下降了一大半。即使在分化较为严重的制造业，疫情期间博土学位从业者工资平均还增长了6.2%，而高中/中专/技校毕业从业者的收入则下降10.3%。

高学历的溢价，一定程度上是由进入体制内和选择大城市等因素解释的。在博士受访者中，有56.6%的人进入了体制内的部门，而初中及以下学历的仅有2.19%;博士人群中有47%生活在了一线城市，而高中及以下学历人群，生活在一线城市的比例不到20%——这些数据，很好地解释了疫情后的很多经济现象。比如说城市房价的分化上涨，二手房的价格指数显示2020年前3季度，北上广深杭成六大城市房价平均涨幅7.3%，中小城市平均涨幅只有1.3%。还有国考一片火热，超过150万人报名，和去年同期相比增加11万余人。

但是，要注意一个现象，在职业选择上，“体制内”虽然显示了高度的稳定性，但是和金融资产“风险一收益”匹配的原则吻合，体制内的从业者财富水平处于排名的中间层。政府、党群、机关、社会团体就业者的平均财富是383万，而医疗行业、房地产行业、互联网行业的体制外就业人员的平均财富均超过了400万。金融行业体制外就业者平均财富更高达488万。在大城市，这一现象更显著。例如，硕博人群中，一线城市体制外金融行业与党政机关就业者的财富水平之比为1.24∶ 1。而在三线城市，这两个行业财富之比下降至1.18：1。这也意味着，在大城市的市场上打拼，更容易实现财富跃迁。

第二个选择叫作“位置决定命运”。在2019年的财富报告中，我们反复强调一个人所站的位置决定了他的生产效率、收入以及福祉。⁸人们投入到财富创造过程中的多个生产要素，其实都是与城市、区位密切绑定的。能拥有这些地方的房产固然很好，但是即使暂时不能拥有房产，这个“位置”也为普通人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在疫情冲击下的2020年，我们看到“所在的位置”是一个人工作收入受损与否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数据显示，位置越好的区县，工作受损的比例越低。所谓位置越好，指的是区县的人口、经济、基础设施综合指标好。我们基于这三大维度，用14个细分小项测算了各个区县的综合得分，据此来判断位置好坏。比如人口维度考虑了区县的人口密度、人口平均学历、外来人口占比等指标，基础设施维度考虑了区县的商圈、医院、学校、金融机构等基础设施数量及便利度。在受访的人群中，位置越好的区县的人，疫情之下工作受损的比例越低。同样在一线城市，位于上海市黄浦区、虹口区、静安区，北京市海淀区、西城区这些区县的人群，大约有20%的人工作受损;而位于上海市松江区、嘉定区，北京市顺义区、通州区这些区县的人群，则有超过40%的人工作不同程度受损。“位置”的选择是工作和收入的核心变量，而且更会影响到未来的路径。

即使对于农村户口和低学历人群，位置的选择仍然至关重要。2020年，在低收人农村户口群体的工作和收入普遍受损的情况下，一些综合得分高、位置好的区县，反而因为相当的人口和市场规模、较完善的基础设施、精细的城市管理等，让低收入农村户口群体受到的冲击更少——在厦门市思明区、郑州市中原区、宁波市酇州区、武汉市洪山区、佛山市南海区、温州市鹿城区等这些二三线城市中的“优秀”区县中，农村户口人群反而获得了更多的机会、更高的收入和更好的抗风险能力，处在这些位置的农村户口人群中，不仅收入受损人群占比更低，收入增长的比例也远远高于其他地区。

第三个选择叫作“金融认知溢价”。2020年疫情后家庭财富变化的一个最重要途径就是“金融投资”。一个显著的现象是低收人群体动用存款消费，高收入群体则动用存款买房产和配置基金。2020年前3季度，资产规模前10%的人群中，超过20%的人取存款买房，57%的人增配股票、基金等金融资产。而资产规模最低的10%的人群却刚好相反，接近70%的大多数人动用了存款用于生活消费。这个举动的结果是，超过40%的高金融资产家庭房产和股票双升值，家庭财富平均增长超过40万元。中等资产家庭通过房产或者股票升值获得的财富增长比例大约为63%，平均增长了近12万，而低资产家庭则几乎没有能从资产价格上涨中受益。

但信息时代的一个优势是，学校不是教育和认知的唯一出口，而认知在金融投资中占有相当的影响力。比如说，对金融信息极其关注的群体，平均资产规模为524.6万，而不关注的群体资产规模只有207.4万，相差了317.2万。即使在控制了学历、行业等各种因素后，“金融知识”和“金融认知”仍然在投资回报上有显著作用：对金融信息极其关注的群体，今年投资收入提高了7.2%，而不关注、很少关注的群体，今年投资收人分别下降了4.9%和5.5%。

2020年1—9月，在中国房地产市场上，有房一族今年房子平均增值了8.08万。70个代表性城市中46城上涨，平均涨幅4.7%。⁹中国市场上7805只基金（非货币和非QDII基金）的平均回报为18.65%，绝大部分基金回报为正，其中63%的基金回报超过5%。

换言之，不管你现在的家庭财富处于前10%还是后10%，不管你是工人、农民还是公务员、企业主，不管你是制造业还是IT行业，2020年假如你投资了基金市场，还持有了部分城市的房子，那你今年大概率会获得不错的资本性增值收入。即使自身没有从事高增速、高成长、高知识密度的行业，但仍然有机会投资于这些行业的头部公司，让专业人员帮助你进行投资，共享创新前沿的增长红利。

尤其需要强调的是，在金融投资上，学历不等于认知。对于非专业普通人来说，除了像传说中的神兽一样缥缈的民间股神外，其实大家投基金、投房子的业绩都差不多。虽然我们前面反复提及教育水平能够提高劳动性收人，增加收入的抗冲击能力，但教育水平对于投资业绩的贡献率真的微乎其微——我们调研的持有10万—50万市值的股票及基金的人群中，硕博人群的投资业绩整体不如本科人群。持有200万—500万市值的股票及基金的人群中，博士人群的投资业绩最差。我身边北大的一个经济学博土就是其中典型——2019年因为工作出色拿到100万的年终奖，居然在2020年的股票市场一把梭，亏了一半。

是啊，生活就像一个通关游戏。尤其在这样一个充满困惑的历史大背景下，每次升级都会开启更多的“Hard模式”。但是我们仍然会继续前行。

有时候想想，一个人的命运就像金融资产，一部分收益来自国家和历史的系统性风险，另一部分收益一定来自个人选择的个体性风险。按照经典的资产定价理论，定价效率越高，市场越有效，个体性风险带来的收益应该更高。个人选择始终是我们自己命运的钥匙。

如果国家的命题在于是否继续保持增长，是否能将增长的果实更多地向弱势群体倾斜，实现效率和公平、增长和分配之间的平衡;那么个人的命题则是在于是否能在城市、专业、行业、资产的选择上不犯或者少犯错误，同时保持持续学习的能力。

2020年，不是历史的变量，而是历史的加速器，是分化的冰山浮出水面的拐点。但分化只是我们的起点，在下面的章节中，我们将从社会、职业、企业发展、资产价格和投资方向的分化路径出发，去寻找选择的机会。

所以，这不是一本关于分化的书，这是一本在分化时代如何选择的书。

疫情下的伤口

2020年3月28日，美国东部时间16点50分，《怪物史莱克》和《功夫熊猫》的缔造者、91亿美元身价的梦工厂创始人大卫·格芬（David Geffen）在Instagram（照片墙，脸书旗下社交应用）上晒出一张自己躺在价值上亿美金的私人游艇，在加勒比海上沐浴夕阳余晖的照片，并且不无矫情地表示：“为了躲避这病毒，我在格林纳丁斯¹¹隔离，希望所有人都能安全。”这张图片在社交媒体上引起了人们强烈的不适。美国著名节目主持人梅根·麦凯恩（Meghan McCain）更是直接发文狠批格芬，直言他的天价财产不如捐款给前线医务人员来得更有意义。众怒之下，格芬不得已删除了这条动态。

图片可以删除，但现实却无法简单按下删除键。

与格芬的游艇隔离秀差不多同一时间，洛杉矶的街头、纽约的地铁、圣地亚哥的停车场里，涌入了大量在疫情中失去工作的中低收入者——这些普通的清洁工、保安、秘书、优步司机，甚至还包括教师和电脑工程师，因为破产或者无法支付房租而加入了“无家可归者”（homeless）的行列。

这不是好莱坞剧情，而是2020年美国的现实一幕。实际上，这样的一幕幕，在世界各地已经频繁上演很久了。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只是将更多的冰山一角推出了水面而已。

这些年全球贫富分化的程度在快速上升。以美国为例，1978—2019年的30多年间，富人的财富不断膨胀，顶部1%的富豪的财富占比从21%上升到37%，前10%富人的财富占比从63%上升到71%。而中下阶层的财富却在缩水，高于财富中位数的中产阶级（财富分位数10%—50%）的财富占比在1985年达到巅峰（37.4%）之后开始持续下行。到2008年，这个数值首次跌破30%，之后继续下滑到22%—1/4个世纪的时间，美国中产财富占比缩水四成。分位数后50%穷人的财富占比则从3%一直下行到零附近。

一场新冠疫情，将“分化”这个21世纪人类社会最大的伤口给赤裸裸地暴露出来。

美国是其中的典型：收入、财富、阶层、职业、城市、人群，甚至社区，都在急速的分化中。铁锈区和阳光地带的对立，百万薪资千万股权和最低时薪的差距，华尔街和巴尔的摩废弃冶炼厂的对峙，上东区铂金包和皇后区街头海洛因之间地狱天堂的一线之隔……这些无不告诉我们，被视为资本主义黄金时代象征的纺锤形社会（指高收人和低收入者较少，中等收人者占大多数的社会结构）已经在分崩离析，岁月静好的“中产阶级”正处在被快速极化的过程中：一个受过教育的勤奋的年轻人，要么拼尽全力上升到少数的“精英圈”，要么做一个在剃刀边缘颤颤巍巍生活的“有产阶级”。

2019年德国之声拍摄的纪录片《美国穷人》¹²中，有一个叫埃里克的无家可归者。和大多数人对无家可归者“懒惰”“瘾君子”的刻板印象不同，就在4年前，这个有着一张典型斯拉夫人面孔的中年男人还是每天工作长达10小时、年薪8万多的电脑工程师，但是一场意外的烧伤，将这“体面的生活”也烧毁了。昂贵的治疗费用很快耗尽了他的积蓄。雪上加霜的是，他心脏也出了问题。依靠失业补贴挨了半年后，53岁的埃里克终于破产，成为圣地亚哥一个停车场的“住客”，每晚等着免费的比萨果腹。

像埃里克这样的“脆弱中产”不是特例。2018年5月美联储的报告显示，当面临一笔400美元（约合2800人民币）的额外开支时，每100个美国成年人中，40个会有支付困难，这其中还有12个则根本没有支付能力。当被问到“您家的现金和存款能够维持多久的家庭开销”时，中等收入家庭给出的平均时间是“3个星期”，而低收入家庭的平均时间是“3天”。

实际上过去十多年，美国财富版图就是“底层沉没，中层消失，上层微涨，顶层膨胀”的局面。包括巴菲特、扎克伯格等在内的1%的富豪是这几十年美国财富分配中的最大赢家，律师、医生等前10%的精英层也颇为受益，其余90%的美国人，并没有能从“金融梦”和“科技梦”中获益太多。

美国不是特例。20世纪90年代以来，无论是发达的英国、法国，还是发展中的印度、俄罗斯，各大经济体富人财富占总财富的比重都在上升。¹³因为一些历史原因，俄罗斯的财富差距最为夸张：前10%的人口占据了全国财富的71%，其中前1%的超级富豪的财富占比超过43%。换句话说，俄罗斯1%的人占有了

全社会近一半的财富。这个数字在美国是3706在茁国日本、韩国则是20%—25%左右。

从2010年开始，“不平等”（inequality）一词的谷歌搜索频率在以10%的速度逐年上升，这绝不是简单的搜索次数增加，亿万次搜索背后的愤怒、焦虑是最近这十多年全球无数社会事件的根源。从美国的“占领华尔街”，到英国的脱欧，从法国的“黄马甲”，到智利的街头抗议，到加泰罗尼亚的动乱，再到特朗普2016年出人意料的胜选，或多或少都是这种情绪的应激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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