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度与人心》Epub-Pdf-Mobi-Txt-Azw3 下载在线阅读

副标题: 帝制时代人与制度的互动

 

作者: 赵冬梅

 

这本书讲了什么？

 

本书由制度史、文化史、史学著作精读三部分构成。作者一改制度叙事的严肃刻板印象，以轻松明快的方式来思考制度变迁，理解历代制度之得失，并分别从国家故事、群体故事、个体故事讲述制度在与不同层面的人的互动中产生的关系。与其他制度史写作者相比，作者更强调“从史学角度关注个体的生活与命运”走向：制度如何影响人的命运？人在制度中如何自处？人如何改造制度？如：个体在制度直接或间接作用下颠沛流离的境遇；官僚群体与更迭的制度“相爱相杀”，在制度变迁中的宦海沉浮；士庶群体在制度变革中的颠簸起落等。入仕、升迁、贬谪、宦游、服役等境遇是古人生命的常态，围绕这些具象化的常态，制度变迁的前因后果一目了然。关注人与制度的互动及人在制度中的命运，不仅带有人文关怀精神，同时，从人与制度的关系层面通讲制度发展的历史，这在已出版的通俗类制度史作品中独树一帜。

 

本书以开放的历史话题、充满问题意识的探讨方式，对那些真正塑造了传统中国并影响至今的历史要素进行了深入探讨，并解答了“历史并不一直向前”这一隐蔽逻辑——在对朝廷性质和君臣关系的认识上，元朝曾出现两大倒退：从朝廷性质看，华夏传统将天下称为江山社稷，主张“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而元朝的天下则入了皇家私囊——江山社稷变成了皇室私产；从君臣关系看，华夏传统主张“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而到了元朝，臣子沦落到以自称奴婢为荣——君臣关系沦落为主奴关系。专制与猜疑的强化自此一发不可收，直至近代。这使我们不得不思考：金元以降，政治文化的发展和国家治理水平为何会走下坡路？推动其江河日下的原因究竟何在？本书就此话题展开了细致生动的剖解。

 

作者既能从已有的史观中提出新见解，又能从悉知的史料中得出新史观；其带有问题意识的讲述方式充满了探讨的可能性与话题的延展性。

 

本书为读者开启了深入了解中国古代制度与文化的通道，同时为管理者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大量管理案例。辅以帝制中国大事表拉页、私房推荐书目、经典历史著作解读，以及近60幅高清彩插，图文并茂地诠释了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与政治文化的变迁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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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变迁的根本原因

制度为什么会不断变化？因为时代在变，国家所面临的内政和外交环境在变。大部分的制度变迁是累积型的，一点一滴，水滴石穿。变化积累到一定阶段，就会出现阶段性的总结。累积型变化是历史研究和历史书写最容易忽略的变化，因为它沉默温和，缺乏激烈的“事件感”。历史研究和历史书写热衷于关注政治家主动发起的大刀阔斧的改革，比如西汉末年的王莽改制、唐代杨炎的“两税法”、宋代的王安石变法、明代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总体来看，春秋战国时期，多国并立，群雄竞逐，故多大刀阔斧的主动改革；两千年帝制，天下一统，内驱力不足，主动改革直可枚举，累积型的变化才是制度变迁的主流。

无论是水滴石穿的渐变，还是大刀阔斧的改革，都是因为时势发生了变化，制度必须跟着变，这就是我所说的“因应变化”。“因应变化”一词，出自司马迁对老子的评价。太史公曰：“老子所贵道，虚无，因应变化于无为，故著书辞称微妙难识。”^[1]老子以“无为”“因应变化”，后世以“有为”“因应变化”，所为者，制度也。旧史学常以权力斗争、大人物的意志来解释制度变迁，比如讲宰相制度演变，必以君相矛盾争权为说——权力斗争固然有之，然而，国家制度岂止为权力设？皇帝也好，宰相也好，治国理政才是正事。国内国际形势既变，则必调整做法以因应之，这才是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而所有能够成功保留下来的变化，哪怕曾经有一个荒唐的开始，也一定是合理地因应了时代要求的。逆时代需要而动的变化，虽然可以凭借权势推行，却无法延续——制度有其自身的发展惯性，不可违逆。

制度创新的原动力

总体而言，传统时期中国制度创新的力量来自中国内部。帝制时期的改革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共同点：改革者往往以想象中的西周制度为依托，托古改制。究其原因，一则古人相信夏、商、周三代是黄金时代，而周集三代之大成，孔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1]二则在鸦片战争以前的整个传统时期，在中国人所认识的文明世界当中，中国在各个方面的确都相对发达。因此，传统中国长期享有强烈的制度自信。正是这种自信，赋予了传统中国开放的心态，可以放心吸收周边制度，为我所用。比如，贞观四年（630年），唐军大破突厥，擒颉利可汗，西北诸番为唐太宗共上尊号曰“天可汗”。从此之后，在唐王朝给西北诸番的命令文书当中，唐太宗的头衔是大唐皇帝与天可汗并列的。^[2]这两个名号来自不同的政治文化系统，皇帝是中国的主宰，可汗是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首领，唐朝的皇帝也可以是北方草原的首领。再比如，北朝隋唐的官制中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名号——

萨保。单看这两个字，很难想出它的含义，因为这是个音译的外来语，来自中亚的粟特人对商队首领的称呼，后来发展成为粟特聚落中的政教大首领。中国接纳了粟特商人，并将萨保纳入中国的官僚体制，用胡人首领来管理胡人。^[3]

在中国历史上，不断有北方民族进入中原建立政权，元朝和清朝更是以北族建立了更大范围的大一统帝国。那么，该怎样评估这些北族政权对中国制度的影响？大体上说，他们带来了新的元素，但没有改变中国制度的总体和核心。比如沿用至今的大行政区——省的设置，就始于元朝。另外，一些落后的东西也随着北族成为统治者而进入了中国的制度和文化体系，这一点，我将在“历史文化”篇中进行专文辨析。

总体而言，中国古代的制度是不断变化的，其驱动力主要来自内部。因此，从制度上看，中国具有创造力和生命力。制度的变化分为渐变和改革两种，无论哪一种，都必须有效回应时代变迁，并顺应制度发展的内在惯性。

皇帝的权力与矛盾

在整个帝制时期，皇帝制度是最重要的制度，是其他一切制度的背景和边界。皇权笼罩一切，它是其他一切权力体的权力来源，可以赋予、增强、削弱、剥夺其他一切机构、个人和群体的权力。然而，这绝不意味着皇帝可以为所欲为。传统时期的主流政治思想认为，皇帝“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1]，无边的权力背后是无边的责任。“至少有两重皇帝，第一重是作为朝廷国家象征的抽象的皇帝，第二重是宝座上那个具体的人。在整个帝制国家，抽象的象征性的皇帝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是唯一可以超越任何利益的主体，因而是政治斗争中唯一可称‘公正无私’的最高仲裁人。”^[2]“抽象的皇帝”的所作所为应当符合朝廷国家的根本和长远利益，而“宝座上那个具体的人”的意愿、能力和经验却未必能保证他可以做到这一切。“抽象的皇帝”属于朝廷国家，具有“公”的属性；“具体的皇帝”身边还有一个庞大的“私属”利益群体，包括后妃、宗室、外戚、宦官。“具体的皇帝”与“抽象的皇帝”之间的张力，构成了皇帝制度的最大矛盾。

帝制的宿命

1912年2月12日，清宣统皇帝宣布退位。次日，袁世凯致电南京临时政府，宣布拥护共和：“大清皇帝既明诏辞位……则宣布之日，为帝制之终局，即民国之始基。从此努力进行，务令达到圆满地位，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1]虽然后来袁世凯曾短暂复辟帝制，做了八十三天皇帝梦，但他说的是对的。末代皇帝的退位表明，统治中国2133年的帝制宣告终结，中国迈入共和时代，君主政体将“永不再行于中国”。

那么，帝制的终结是否是历史的必然？在走向终结之外，帝制还有没有其他的出路，比如转变成君主立宪制？

在共和之前，帝制和清王朝曾经有过通过改良继续存在的机会，而且这样的机会出现了两次：一次是1898年的百日维新，一次是1905年至1911年的立宪运动。但凡抓住其中一次机会立宪成功，那么，中国也许就进入了君主立宪时代，皇帝从专制君主变成立宪君主，清朝统治得以继续。然而，那两次机会都从清王朝的手掌心里溜走了。政治改革失败，君主立宪流产，清王朝的统治寿终正寝，帝制终结。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呢？

先说1898年的维新运动。如果光绪皇帝本人和康有为稍微有一些政治经验，懂得稳中求进，平衡各方利益，改革措施推出得不是那么急迫激进，如果慈禧太后不是那样一个浅陋自私、唯利是图的老太太，她的势力没那么大，手腕没那么强硬，如果袁世凯在关键时刻能够“狠斗私字一闪念”，那么，此后的中国历史可能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再说立宪运动。如果满洲贵族的私心不是那么畸形膨胀，略微懂得一点“同舟共济”的道理，让渡一些权力给汉人精英，比如“皇族内阁”十三个阁员不是八个满人（五个皇族）、一个蒙古旗人、四个汉人，而是相对均衡，那么，民族矛盾就不会发展到难以调和的地步，孙中山的反满宣传就不会那么有效。退一步说，如果最后一个帝制王朝不是满洲人建立的，那么，也许共和未必能够取代帝制。

慈禧太后阵营与光绪—康有为组合实力悬殊的对阵，袁世凯的叛变，最后一个帝制王朝凑巧是非汉人统治，而满人在最后关头恰好表现出了最最狭隘的一面。所有这些，似乎都是偶然。

然而，所有偶然的背后，都有着令人悲伤的必然，这就是皇帝制度的权力特点。慈禧太后那个自私蛮横的老太太，她的权力几近一手遮天，如此大的权力怎么来的？皇太后是摄政——皇权的代理人，慈禧的权力来源就是皇权。帝制发展到清朝，皇帝的权力是空前强大的。

就其权力本质而言，在帝制时期，皇帝“享有至高无上，超越一切制度、法律的权力。来自臣下的任何限制，如果他想拒绝，都有权拒绝；他的任何荒谬决定，只要坚持，臣下都不得不执行”^[2]。换言之，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合理合法地对皇帝进行强制性的约束。因此，当一个皇帝决心要做昏君的时候，除非将其废黜、囚禁，或干脆杀了他，没有别的办法；而废立既需要实力，又需要突破道德束缚的勇气，其实并不容易发生。

就朝廷国家具体的治国理政而言，明代以前，皇帝之下有宰相，皇帝是国家元首，宰相是政府首脑，拥有参与决策的权力。宰相的存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止皇帝跑偏，让大政方针基本符合王朝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明清两代不设宰相，明有内阁，清有军机处。然而无论内阁还是军机处，都只是秘书咨询机构，在制度上不享有决策权；比之宰相，内阁和军机处的权力是不稳定的，更加依赖于皇帝的信任。没有了宰相，皇帝既是国家元首，又是政府首脑，一身而兼二任。地方权力向中央集中，中央权力向皇帝集中。而权力就是责任，皇帝个人在军国大政和政府行政中所承担的责任变得空前巨大。

朕即国家。这样的权力结构对皇帝的个人素质提出了极高的要求。怎样才能做一个合格的好皇帝，承担起如此重大的责任呢？他应该精力充沛，头脑清醒，公正无私，高瞻远瞩，有大局观，富有政治智慧，并且要熟悉政府运作的得失利弊。这是最高标准下的理想状态。

问题是在实际中，什么样的人才能坐上皇帝的宝座？

在皇帝制度下，同一王朝之中历代皇帝的能力水平通常是“递减”的——越到后面越平庸。雄才大略的皇帝基本上只存在于王朝初期，清朝算是很不错的，康熙、雍正、乾隆连续三代基本合乎最高标准，但是，嘉庆以后就“一蟹不如一蟹”了。通常情况下，开国之君能力水平较高，后来的守成之主能做到“中主”，稍微克制个人私欲，遵守祖宗法度，每天按时上朝处理政务，就很不错了。雄才大略？可以不必期待。何以至此？

制度使然。帝制时期最高权力的承递实行世袭制，通常而言，只有皇帝的儿子才能顺理成章做皇帝，选择余地因此有限，此其一；皇帝的成长空间狭窄，所谓“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不曾经风雨见世面，除了钩心斗角、争权夺利，其他的政治历练基本阙如，此其二。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很多皇位继承人能够从竞争中脱颖而出，都是以“宅心仁厚”之类的品质取胜的——不管是发自真心还是他人教导的。比如，两位年幼的皇位候选人在一块儿玩，凑巧过来一只猫，胖男孩过去踢了那只猫一脚，瘦男孩乖乖地没动，皇帝看见了，就觉得还是那个乖的好——仁厚。最终，瘦男孩被选中，成了皇帝，这就是宋孝宗。欺负猫咪当然不好，可是用这一类的纯道德（甚至是性格）标准来选择治理国家的人，实在是文不对题。

因此，以正常手段登上皇位的，基本上是一些“老实孩子”，能力、精力这些都是不论的。但是朕即国家，不管你能力有没有，精力够不够，只要坐到那个宝座上，就被赋予了无边无际的权力。

把这样一些平庸的、缺乏因应能力的人，放到至高无上的皇位上，朝廷政治难免越来越僵化腐朽。周围环境没有大的变化，马马虎虎，做个守成之主倒也可以；若要他来应对鸦片战争之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则完全无能为力。所以，晚清即使没有慈禧这个自私浅陋的老太太，即使光绪皇帝自己当家，他的能力、意志力和领导力也靠不住。看他选的“队友”是康有为团队，便可知其大概。而死到临头还要整出一个“皇族内阁”的摄政王大人，就显得更加愚昧无知了。

如此说来，清王朝的灭亡与帝制的终结，都不是偶然，而是必然。

皇帝终身制，皇位世袭制，骨子里是“家天下”。天子以天下为家，以四海为家。汉高祖刘邦年轻的时候吊儿郎当，不好好种田经营家业，老被父亲数落，说他“不如仲（老二）力”。后来刘邦当了皇帝，得意扬扬地对老爹说：“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3]这全天下，都是他的家业。

那么，皇帝拥有天下的自信和治理天下的权力来自哪里？来自上天。中国的皇帝是人间的君主，但同时兼具神的品格，秉天命治理人间，直接沟通天地，所以又称“天子”。“皇帝”这个名号当中也包含着神性。这个秘密就藏在“帝”字当中。秦始皇以四十虚龄混一天下，成就了“自上古以来未尝有”的功业，下令群臣制定新名号。丞相、御史大夫、廷尉和博士们商量之后，提交的新名号方案是“泰皇”。为什么是泰皇？因为“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泰皇”是上古时期最尊贵的人间君主称号。秦始皇并没有接纳“泰皇”，他自作主张“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4]。秦始皇为什么要加上一个“帝”字？因为“帝”本是神的尊称，秦始皇看重的就是“帝”字的神性。

皇帝是天子，“受命于天”，秦的玉玺上就有“受命于天”四个字。后代的皇帝也都强调皇帝的统治权来自“天命”。比如，刘邦就觉得：“吾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此非天命乎？”^[5]后世皇帝为了证明“天命”的存在，最喜欢编造皇帝的出生神话，最普通的是其母“梦日入怀”。

中国的皇帝以人君为天子，自己来充当世界秩序的核心和枢轴，协调贯通人与宇宙。比如，皇帝祭天，就是要亲自与天沟通。我每次去天坛，站到最上面一层的时候都会想，这就是皇帝和上天进行“电话连线”的地方。中国皇帝的权力来自天，因此无远弗届，无所不包。这一点，在元朝以后得到了进一步强调。元朝皇帝诏书的开头是这样的：“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护助里，皇帝圣旨。”这句话是从蒙古语中硬译过来的，诸位可能觉得陌生，那下面这个明朝的圣旨开头大家就都不陌生了——“奉天承运皇帝诏曰”。随时随地把天、运挂在嘴上，声称天命，这就是中国的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