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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美]迈克尔·桑德尔

 

这本书讲了什么？

 

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中取得成功的那些人开始相信，他们的成功完全是自己的功劳，因此他们理应得到成功带来的回报。他们也倾向于相信那些成就不如自己的人应该承受他们目前的境遇。

 

对才能和成就，以及谁应该得到高薪与社会尊重的这种思考方式，必然会损害社会团结。这种思考方式在赢家和输家之间挖掘了一条难以跨越的鸿沟，扩大了精英阶层和同胞之间的距离。这种思考方式也给赢家带来了伤害：相信命运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会给我们带来追求成功的巨大压力——无论追求成功是为了取悦父母，还是为了取悦老师和我们自己。

 

如果每个人都能在同等机会下公平竞争，那么优胜者就应该获得奖赏。这是“美国梦”所代表的理想，也是大多数现代社会认同的优绩至上主义的伦理核心。

 

然而桑德尔认为，昔日激励无数人奋斗的“美国梦”，恰恰是造成今日美国社会分裂的根源，这种看似公平的成功观造成精英的傲慢和底层民众的怨恨，使成功者深信其成功是自身努力的结果，忘记帮助他们的时机和运气，轻视比自己不幸和缺乏资格的人。这一现状阻碍了社会流动，助长阶级对立，侵蚀民主政治，最终导致民粹主义的兴起。

 

在美国、中国和世界各地，许多天赋很高的年轻人都受到了激烈竞争的压力的伤害。年轻人的心理健康问题日益严重，焦虑、抑郁情绪弥漫，自杀率不断上升。这本书想要探讨，我们如何才能找到理解成功的新方式，变得不那么焦虑，更宽厚、更谦逊，这种方式让我们对公共利益有更强的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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羞辱政治

从下往上看，精英们的傲慢令人难堪。没有人喜欢被人瞧不起，优绩至上的信念却使这种情况雪上加霜。你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只要你努力，你就能成功”。这类箴言是双刃剑，在某种程度上鼓舞人心，另一方面却令人反感。优绩至上的观念祝贺成功者，却诋毁失败者，即使在失败者自己的眼中也是如此。对那些找不到工作或入不敷出的人来说，他们很难摆脱一种令人沮丧的想法：他们的失败是自己造成的，他们纯粹是无能或没有努力追求成功。

在这方面，羞辱政治不同于非正义政治。对不公正的抗议是朝外的，是指控制度被操纵，赢家以欺骗或操纵手段登上了顶峰。对羞辱的抗议在心理上更沉重，它混合了对胜利者的怨恨和挥之不去的自我怀疑：也许富人之所以富有，是因为他们比穷人更值得拥有；也许失败者是他们自身不幸的同谋。

羞辱政治的这一特点导致羞辱比其他政治情绪更具可燃性。这是激起民粹主义者抗议的愤怒和怨恨这些不稳定因素中的强力成分。尽管特朗普自己就是亿万富翁，但他还是理解并利用了这种怨恨。巴拉克·奥巴马和希拉里·克林顿经常大谈“机会”，与他们不同，特朗普很少提这个词。相反，他直言不讳地谈到了赢家和输家（有趣的是，社会民主民粹主义者伯尼·桑德斯也很少谈机会和流动性，而是高度关注权力和财富的不平等）。

精英们如此看重大学文凭（大学文凭既是取得进步的途径，也是获得社会尊重的基础），以至于他们很难理解优绩至上制度所能产生的傲慢，以及它给予那些没有上过大学的人的刻薄评价。这种态度是民粹主义反弹和特朗普获胜的核心。

当今美国政治中最深刻的政治分歧之一是，有大学文凭和没有大学文凭的人之间的分歧。在2016年总统大选中，特朗普赢得了2/3没有大学文凭的白人选民的支持，而希拉里·克林顿在拥有高学历的选民中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英国脱欧公投也出现了类似的分歧，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选民压倒性地投票支持英国脱欧，而绝大多数拥有研究生学位的人投票反对脱欧。^[9]

一年半后回顾2016年总统竞选，可以发现，希拉里·克林顿表现的优绩至上的傲慢是她失败的重要原因。“我赢得了代表美国国内生产总值2/3的人的选票，”2018年，她在印度孟买的一次会议上说，“所以我赢得的是乐观、多元化、充满活力、不断前进的地方的支持。”相比之下，特朗普得到的是那些“不喜欢黑人获得权利，也不喜欢女人……得到工作”的人的支持。希拉里赢得了全球化赢家的选票，而特朗普赢得了全球化输家的选票。^[10]

民主党曾经代表农民和劳动人民反对特权阶层。现在，在这个优绩至上的时代，民主党失败的旗手却夸口说，这个国家繁荣、开明的地区投票支持自己。

唐纳德·特朗普对羞辱政治非常敏感。从经济公平的角度看，他的民粹主义是假的，实质上是一种财阀民粹主义。他提出了一项医疗计划，该计划将削减那些支持他的工人阶级的医疗保健支出，他还颁布了一项税收法案，该法案对富人大幅度减税。但只关注虚伪就没有抓住重点。

当特朗普宣布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时，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特朗普辩称他这样做是为了保护美国人的就业。但他做此决定的真正意义，即其政治理由，包含在这句看似离经叛道的话中：“美国在什么时候被人瞧不起了？他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嘲笑我们这个国家的？……我们不希望其他领导人和其他国家再嘲笑我们。”^[11]

将美国从《巴黎气候协定》的所谓负担中解放出来，并不是真正为了就业或全球变暖。在特朗普的政治想象中，这是为了避免羞辱。这引起了支持特朗普的选民的共鸣，甚至包括那些关心气候变化的人。

技术官僚眼中的优绩与道德判断

就其本身而言，英才治国的观念并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特有的。在古代中国，孔子教导说应该由那些德才兼备的人执政。在古希腊，柏拉图想象中的最好的社会是由哲人国王领导，并由具有公共精神的卫士阶级支持的。亚里士多德不认可柏拉图所说的哲人国王，但他也认为英才应该在公共事务中发挥最大的影响力。对他来说，与治国相关的优点不是财富或高贵的出身，而是公民美德和对公共利益进行理性思考的卓越的实践智慧。^[12]

美利坚合众国的创始人称自己为“卓越的人”，并希望像他们这样有道德、有知识的人能当选总统。他们反对世袭贵族，但并不热衷直接民主，他们担心这会让煽动者上台。他们想要设计若干制度，比如美国参议院和总统的间接选举，这能让有才干的人执政。托马斯·杰斐逊支持建立在“美德和才能”基础上的“自然贵族”，而不是“建立在财富和出身基础上的人造贵族”。“这种形式的政府最好，”他写道，“有利于把这些天生的亚里士多德选进政府机关。”^[13]

尽管这些传统的政治精英统治论之间存在差异，但它们的各种不同版本（从儒家学说到柏拉图主义到美利坚合众国开国先贤的理念）都认为治国所需要的才干包括道德和公民美德，因为所有人都同意公共利益至少部分在于公民的道德教育。

美国英才治国的技术官僚版本^[14]切断了英才和道德判断之间的联系。在经济领域，技术管理简单地假设公共利益是由GDP定义的，而人们贡献的价值在于他们出售的产品或服务的市场价值。在政府领域，技术管理认为精英意味着技术专家的专业知识。

这一点可以从这几个方面看出来：经济学家作为政策顾问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日益依赖市场机制界定和实现公共利益，以及公共话语未能面对本应成为政治辩论中心的重大道德和公民问题。第三个方面所说的问题包括：我们应该如何应对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国界的道德意义是什么？是什么造就了工作的尊严？作为公民，我们对彼此亏欠了什么？

在道德上狭隘地考虑价值和公共利益的方式在几个方面削弱了民主社会。第一个是最明显的：在过去的40年里，精英们统治得并不是很好，1940—1980年统治美国的精英们成功得多。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获胜，帮助重建了欧洲和日本，巩固了福利制度，消除了种族隔离，富人和穷人都受益的经济增长持续了超过40年。相比之下，在那以后执政的精英们给美国带来了40年来大多数工人的工资水平停滞不前的局面、20世纪20年代以来从未见过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伊拉克战争、长达19年的阿富汗战争、放松金融管制、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衰败的基础设施、世界上最高的监禁率，以及竞选资金制度和不公正划分国会选区的制度——该制度是对民主的嘲弄。

技术官僚治国不仅作为一种治理模式失败了，而且压缩了公民项目的存在空间。当今，人们主要从经济角度来理解公共利益。这些官僚根本不考虑培养公民之间的团结、加深公民关系，只是一门心思想要满足以GDP衡量的消费者偏好，这导致了公共话语的贫乏。

如今，政治争论的内容要么是无聊的、管理学的、技术官僚的话语，鼓舞不了任何人；要么是争相大喊大叫，对立党派各执一词，无人倾听。各政治派系的公民都发现这种空洞的政治话语让人难受，让人无劲可使。他们准确地意识到缺乏强有力的公共辩论并不意味着没有政策正在制定，只是意味着政策是在其他地方做的决定，而不是在公众视野中——政策由行政机构（通常由行政机构监管的行业控制）决定，或者由中央银行和债券市场决定，或者由公司说客决定，他们以竞选捐款换取了对政府官员的影响力。

但这还不是全部。除了掏空公共话语的内涵，技术官僚眼中的优绩提升了有资格证书的专业人士阶层的声望，贬低了大多数工人的贡献，削弱了他们的社会地位和尊严，还以这些方式重新界定了获得社会认可的条件。正是技术官僚治国的这一面最直接地促成了我们这个时代政治的两极分化、愤怒对抗。

民粹主义者的反抗

60年前，一位名叫迈克尔·扬的英国社会学家就预见了优绩至上原则带来的傲慢和怨恨。其实是他创造了meritocracy这个词。在出版于1958年的《优绩至上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Meritocracy）一书中，他问道：如果有一天，阶级壁垒被消除，每个人都有真正平等的机会，完全凭自己的能力实现向上流动，将会发生什么？^[15]

一方面，这会是值得庆祝的事情：工人阶级的孩子最终会与特权阶层的孩子并肩公平竞争。但是，迈克尔·扬认为，这场胜利会有副作用，因为这场胜利注定会助长胜利者的狂妄自大和失败者的屈辱。赢家会认为他们的成功是“对他们自己的能力、自己的努力、自己不可否认的成就的回报”，因此会看轻那些不如自己成功的人。那些失利的人会觉得他们只能怪自己。^[16]

在扬看来，优绩至上的社会不是理想的社会，它一定会走向不和谐。几十年前，扬瞥见了如今毒害我们的政治、激起民粹主义者愤怒的严酷的优绩至上逻辑。对那些对优绩的暴政感到愤恨的人来说，这个时代的问题不仅在于工资水平停滞不前，还在于社会尊严的丧失。

技术和外包导致的工作岗位流失与社会对工人阶级所做工作的尊重程度降低相伴而生。随着经济活动从制造转向管理金钱，随着社会给予对冲基金经理巨额报酬，对华尔街的银行家和专业人士来说，传统意义上对工作的尊重已经变得脆弱且不确定。

主流政党和精英们忽略了政治的这一层面。他们认为市场驱动的全球化的问题仅仅是分配正义的问题，那些从全球贸易、新技术和经济金融化中获益的人并没有充分补偿那些失败的人。

但这误解了民粹主义者的控诉，也反映了技术官僚治理方式的缺陷。在进行我们的公共讨论时，似乎可以把道德和政治判断外包给市场或专家和技术官僚，这让民主辩论失去了意义和目的。这种公共意义的真空总是被严厉的、专制的身份认同和归属形式——无论是宗教原教旨主义还是刺耳的民族主义——填补。

这就是我们今天目睹的情况。40年来市场驱动的全球化掏空了公共话语的道德内涵，剥夺了普通公民的权力，并引发了民粹主义的反弹，民粹主义试图给空旷的公共广场披上一层不宽容的、报复性的民族主义外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