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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英]諾曼·戴維斯

 

《另一片天空下》這本書講了什麼？

 

1.這一切始於一個邀請——我將在墨爾本一個紀念“五月三日”的活動上做主題演講。妻子和我都很願意去墨爾本，但想到24小時無間斷的飛行就退縮了。一個簡單的解決辦法就是分階段飛往澳大利亞——途經迪拜、德里和新加坡。我們可以在塔斯馬尼亞停留得久一些，那裡的朋友正等著招待我們，而我妻子也可以回一趟娘家。然後我們想到，返回時我們可以繼續向東航行，途經新西蘭、塔希提島和美國，而且這樣也不費勁。

 

2.但我們不必著急，因為去遙遠的地方旅行，卻在經過的國家只做閃電式的瀏覽，匆匆吃一頓平淡無奇的飯菜，或者在某個無名的機場酒店過一夜，這麼做實在毫無意義。坦然從容最重要，而且我們可以隨時添加新的目的地。巴庫、吉隆坡、毛里求斯和馬德拉就這樣上了我們這份越來越長的行程表。這些地圖上的神奇地方，以前我從未去過，以後也不太可能再去。當然，啟程的日子越來越近，我們也越發興奮。而且我決心不讓兒子克里斯蒂安趕在我們前面，他和我一樣，旅行前會很激動，而他已經出發了（就跟現在的年輕人一樣），他去的是我只有書本知識的中亞。他寄給我們的明信片上沒有老套的問候語，而是寫上了一小節美妙的詩句，這四句詩完全可以充當“漂泊者的座右銘”：

 

我們旅行不僅僅是為了經商，

 

熱風吹著我們躁動的心：

 

帶著探尋未知事物的渴望

 

我們踏上了通往撒馬爾罕的金色之旅。

3.因此，我也說不清自己踏上環球之旅的確切動機是什麼。我當然沒研究過那些關於人類為何需要旅行的理論，只是服從了馬上出發的原始衝動。我不屬於波德萊爾所說的那種“為了離開而離開”的人。我也不像班揚那樣，要進行一次高尚的朝聖之旅。我的目的可能更接近於歌德的“看的學問”——檢驗我的觀察能力，發現重複出現的主題，抓住稍縱即逝的細節，然後把故事講出來。我希望自己在講述這個衝動冒險的故事時，能有一絲科貝特的尖刻，一點哈茲里特“頭頂藍天，腳踏綠草”的感覺，以及幾分歌德的“真實又美麗的童話”的味道。

 

4.旅行是一門看的學問，有心的旅行者藉著眼中所見發現自我，治療固執和偏見，追求知識和美德。

 

這段跨越五大洲、三大洋的旅程，從英國西南端開始，一路向東，直至英國人眼中的東方；而後折向南邊，探訪南半球印度洋和太平洋中的島嶼；接著返回北半球，在美洲停留後向東跨越大西洋，回到傳統意義上的西方。戴維斯邊旅行邊講學，空間拓展了他對人類歷史的理解。

 

5.面對生活世界大為不同的聽眾，他談論帝國擴張時代歐洲對內對外的征服；跨過一條條經線，他踏上異鄉的土地，也步入那裡的歷史。在德里由多語路牌標示出來的喧鬧街道上，他思索殖民和種姓制度之下的抗爭，試圖理解印度這個有上千種語言、至少七大宗教文化的國家。在毛里求斯，他研究起從法語變化而來的克里奧爾語，想像近代以來，歐洲人、非洲人、印度人、華人如何跨越大片水域，來到這個一度與世隔絕、曾是渡渡鳥樂園的島嶼。在休斯頓，他受邀參觀醫療診所和石油俱樂部，拜訪傳奇的市長，聽著當地人拉長的口音，回想當初外來者和土著居民的敵對與融合，還有得克薩斯共和國同墨西哥的往事。

 

6.在所停留的十幾個地方，戴維斯都用上了他在一生的歷史鑽研中磨練的技藝：發掘構成當下的過往，尋索表象之下的現實。他的旅行以另一種方式打開了歷史：人們不斷遷出和遷入，不斷尋路、迷路、到達的歷史。

 

千萬年來人類遷徙征程中無數的旅行和冒險、美德與罪惡，碰撞交融成瞭如今參差多態的世界，這個有待新的旅行者去探索乃至改變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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谚语说：“仁爱始于家庭。”大部分的旅行也是这样：旅行家和周游世界者出发前总是先跨过自己的家门。

我第一次去美丽的康沃尔郡（Cornwall，英国人称其为他们的“西郡”），是少年时的一次家庭旅行。许多旅行指南、度假手册和游记加深了英国人对这一地域的看法，他们希望目前这种相当好的面貌可以一直延续下去。因为作为一个成功帝国的居民，英国人被教导要爱他们世界本来的样子，以免他们曾经施加给别人的有一天会落到自己头上。在英格兰遗产委员会（English Heritage）的帮助下，特鲁罗（Truro）、彭赞斯（Penzance）、纽基（Newquay）和圣艾夫斯（St Ives）竞相引来一群群人，他们有的喜欢远足，有的爱好冲浪，有的热衷于购买工艺品，还有前来狂欢的年轻人，以及海滨迷们，这些人蜂拥而至，到海边嬉戏，使旅馆爆满，促进了经济发展，但没有动摇现状。

英格兰遗产委员会是根据1983年的《国家遗产法案》（National Heritage Act）成立的。它的工作范围包括英格兰的所有郡县，宗旨是保护历史遗产和建筑古迹，推广文化活动。（在联合王国的其他地方，即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也有相应的机构。）然而，它在康沃尔遇到了麻烦，因为法案没有具体指明这个组织受权支持的是哪个民族的遗产。1999年，一群抗议者扯掉了许多“英格兰遗产委员会”的标志，理由是这些地方属于康沃尔的遗产，而不是英格兰的。他们的行动代号为“山鸦行动”（Operation Chough），据说他们代表的是康沃尔锡矿区议会这个组织。他们的行动最终导致了2002年1月18日特鲁罗刑事法庭（Truro Crown Court）的一场诉讼，三名男子——休·罗（Hugh Rowe）、罗德尼·纽特（Rodney Nute）和奈杰尔·希克斯（Nigel Hicks）——因“共谋造成刑事损害”而受审；他们把潘丹尼斯城堡（Pendennis Castle）的一大块标志牌绑在车顶运走时被警察发现，因此面临监禁。法官认为被告有“政治”动机，表示不希望他们获得“媒体关注”。他重重地罚了三人一共4500英镑，同时勒令他们不要再妨碍治安。为了防止泄露英格兰遗产委员会与康沃尔公国（Duchy of Cornwall）之间未公开的所有权交易信息，这次诉讼动用了一份公众利益豁免权证书（Public Immunity Certificate），撤销了更严重的指控。为了给自己的行为辩护，被告宣读了一封信，这封信明确表达了他们的观点。信中说：“这些招牌已被没收，它们是英格兰文化侵略的证据。这类带有种族偏见的标志十分无礼，对康沃尔人民造成了严重的伤害。”

马库斯·科宁莫鲁斯［Marcus Quonimorus，又名“马格”（Margh）或马克（Mark）］是生活在5—6世纪的罗曼诺—布立吞国王。他的名字出现在福伊（Fowey）附近曼纳比利（Menabilly）的一块古老的路边墓碑上，墓碑似乎表明他是“德鲁斯坦”（Drustans）的父亲，而“德鲁斯坦”几乎可以肯定就是中世纪传奇故事《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Tristan and Isolde）中的特里斯坦。根据专家们并不坚定的共识，这块损坏严重的墓碑上刻的是：DRUSTANS HIC IACET CUNOMORI FILIUS（这里埋葬着科宁莫鲁斯的儿子特里斯坦）。16世纪的古文物研究者约翰·利兰（John Leland）认为，原文还有一句：CUM DOM OUSILLA。可以合理地认为，这里的“Dom［ina］ Ousilla”指的就是伊索尔特王后（Queen Iseult），她在传说中总是与马克王（King Mark）一起出现。在这个故事后来的版本中，特里斯坦变成了马克王的舅舅而不是儿子，但这块拼图并没有排除一个人以另一个人的名字命名的可能性。每一点都有争议。尽管如此，三个关键的名字并列为得出“曼纳比利碑”（Menabilly Stone）记录的是真实的历史这一结论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后来经过加工润色，才产生了美丽的传奇故事。

支持历史上有马库斯·科宁莫鲁斯其人的证据，比支持据说与他同时代的“亚瑟王”（King Arthur）的证据更充分，虽然不完全确定，但为历史学究们提供了上佳的演绎空间。可是，如果历史上确实有过一个国王，那么可以合理地推断出也有过一个王国，即使我们无法说出它确切的名称，也无法说出它准确的范围。一份同时代的威尔士文献提到杜姆诺尼亚（Dumnonia）有个国王名叫“西莫”［Cynmor，意思是“海狗”（Sea Hound）］，“库宁莫鲁斯”（Cunimorus）或“科宁莫鲁斯”显然是这个名字的变体。法兰克编年史家图尔的格雷戈里（Gregory of Tours）提到同一时代有个名字相似的布列塔尼（Breton）统治者——库诺莫鲁斯国王，他在公元550年前后与法兰克人的一场战斗中身亡，他被形容为法兰克人的臣属。tyrannus这个词让我们想起那个传言：这个暴君可能就是恐怖的“蓝胡子”故事的源头。去莫尔比昂（Morbihan）的卡莫城堡（château of Camors）玩的游客都会参观“‘蓝胡子’城堡”，这座城堡据说属于当地一个名为科诺莫［Konomor，法语名为科莫（Comorre）］的中世纪统治者。在图尔的格雷戈里笔下，库诺莫鲁斯还在圣马洛（St Malo，520—621）早期生活中发生的一次事件中扮演了角色：

布列塔尼伯爵夏诺［Chanao，柯南（Conan）］杀死了三个兄弟，还想杀死（第四个兄弟）马克里亚维斯［Macliavus，马洛（Malo）］……这第四个兄弟被他用重重的锁链锁在监狱里。但是（马洛）被南特主教费利克斯（Felix）救了下来。从此以后，马克里亚维斯宣誓效忠自己的兄弟，但出于某些原因……他想要违背自己的誓言。夏诺再次向马克里亚维斯发难，（迫使他逃到）当地的另一个伯爵那里避难，这个伯爵名叫夏诺莫（Chonomor）……（夏诺莫）把他藏在地下的一个箱子里……只留一个小孔让他呼吸。当追兵赶到时，（听说）“马克里亚维斯已死，埋在这里”……于是他的兄弟占有了整个王国。自从克洛维（Clovis）死后，布列塔尼人便一直处于法兰克人的统治之下，他们的统治者被称为伯爵，而不是国王。马克里亚维斯从地下出来，去了瓦讷（Vannes），在那里削发，并被任命为主教。

第一个做出“马克王的另一个名字叫科宁莫鲁斯”解释的是8世纪的一名布列塔尼修士，他有个高贵的名字叫乌尔莫诺克（Wrmonoc），他是莱翁的圣保罗（St Pol-de-Leon，死于公元564年）的圣徒生平的作者。

当然，没有人会认为国王的名字只能一个人用，或者我们讨论的只能是一个王国。这位欧秀拉夫人（Lady Ousilla）的丈夫，特里斯坦的父亲或外甥马库斯，要么是科诺维亚［Cornovia，凯尔特语Kerno（康沃尔）的拉丁语拼法］的国王，要么是疆域与现在完全不同的杜姆诺尼亚［“德文”（Devon）］的国王；也有一种可能，即他是科诺—杜姆诺尼亚联合王国的国王，甚至可能是一个范围更大的王国的统治者。法国历史学家莱昂·弗勒里奥（Léon Fleuriot）提出了一个看似合理的假设，即马库斯·科宁莫鲁斯统治着一个横跨“凯尔特海”（Celtic Sea）的布列塔尼—布立吞联合王国。

马库斯·科宁莫鲁斯并非我们熟悉的现代意义上的国王。他的墓碑上没有任何君主的标志，他的王者地位也是后来传说的产物。与同时期爱尔兰或威尔士的“国王”、布列塔尼的伯爵以及最早的盎格鲁—撒克逊君主一样，马库斯可能只不过是当地的一个酋长。拉丁语rex的意思只是“统治者”。然而撇开审慎的怀疑不谈，最重要的是，马库斯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他和他的王国不同于亚特兰蒂斯（Atlantis）、里昂尼斯、卡米洛特（Camelot）或者阿瓦隆（Avalon）这些传说中的虚构地方。马库斯和圣帕特里克（St Patrick）以及圣大卫（St David）是真实存在于后罗马时代的统治者和凯尔特人的圣徒。他们与更广为人知的同时代盎格鲁—撒克逊人一样，有权成为“岛国故事”（Island Story）中的主角。

尽管如此，“曼纳比利碑”并非独一无二。它只是众多这类康沃尔文物中一个比较著名的例子而已，这些文物许多都刻有拉丁文和爱尔兰欧甘文（ogham）两种文字。例如，现存放于彭威斯的圣贾斯特（St Justin-Penwith）教区教堂的“赛勒斯碑”，便记录了一位传说中的康沃尔国王的死亡。这位国王有许多名字，赛莱万（Selevan）、莱万（Levan）、“萨洛蒙”（Salomon）以及威尔士语的“赛里夫”（）。石碑上刻着SELUS IC IAC-T（赛勒斯长眠于此），旁边有一个代表基督的十字架图案（Chi-Rho cross）。而存放于圣邱（St Kew）教堂的“圣邱石”（St Kew Stone）上只刻着IUSTI，意思是“贾斯特斯（之墓）”。而“勒旺尼克石1号”（Lewannick Stone I）同样简略地刻着IGENAFIMEMOR，意思是“纪念贾纳维斯”。那块位于斯劳特布里奇（Slaughterbridge）靠近卡姆尔福德（Camelford），被称为“维希维尔石1号”（Worthyvale Stone I）的石碑具有特别的意义，一方面是因为它保存完好，另一方面是因为它被宣传为“亚瑟王石”（King Arthur’s Stone）——虽然上面的文字LATINI ［H］IC IACIT FILIUS MAGARI 意思是“拉丁努斯（之墓）：马格鲁斯之子长眠于此”，与亚瑟王没有任何关系。

关于亚瑟王的种种传说成为理清后罗马时代史料的一大障碍。这些传说在康沃尔非常流行，甚至成了托马斯·马洛礼（Thomas Malory）的《亚瑟王之死》，以及维多利亚时代阿尔弗雷德·丁尼生勋爵的长诗《国王的叙事诗》（The Idylls of the King，1859—1885）的背景。在永无休止的“寻找亚瑟王”的行动中，仅凭热情的力量，它们就使康沃尔的光芒盖过了英国其他所有可能找到亚瑟王踪迹的地方，例如格拉斯顿伯里（Glastonbury）、克莱德赛德（Clydeside），甚至苏格兰边境（Scottish Borders）。

在康沃尔北部的斯劳特布里奇，有个名为“亚瑟王中心”的微型主题公园，只有在这里才能看到“维希维尔石”：

参观者可以走过亚瑟王和莫德雷德（Mordred）相遇并进行最后厮杀的地方……将事实和虚构分离。亚瑟王与《星球大战》《指环王》《哈利·波特》和《怪物史莱克》之间有什么联系呢？……请（参观）公元537年这场结束圆桌骑士之间友谊（的战争）的发生地。

这家与布列塔尼的“‘蓝胡子’城堡”同一性质的企业，其业务所基于的那些假设几乎完全经不起推敲：其中包括，现在的卡姆尔福德就是古代的卡姆兰（Camlann）或卡米洛特，而斯劳特布里奇（Slaughterbridge，按现代英语直译为“屠杀之桥”）这个地方便是亚瑟王厮杀的地点。可惜，古英语的slaughter和现代英语的slaughter是一对同音异义词，古英语中的意思是“沼泽或湿地”，这可真麻烦。考古发现表明，那里确实打过仗，但与亚瑟王之间的联系似乎完全是一种发明出来的传统。

希望编纂一份康沃尔国王名单的古文物专家因此遇到了无法解决的难题。他们通常把康沃尔国王分成两类：一类只是传说中的，比如科里内乌斯（Corineus，约公元前1100年），另一类有文献佐证。属于后一类的只有五位——马克、萨洛蒙、顿加（Dungarth）、里克特斯（Ricatus）和“西威尔士的胡瓦尔”（Huwal of the West Welsh），胡瓦尔出现在公元927年的《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Anglo-Saxon Chronicle）中。亚瑟王并没有出现在这些名单中，吉尔达斯（Gildas）这位当时唯一的编年史作者和比德（Bede）都没有提到他，他的名字最早出现在南尼乌斯（Nennius）的《不列颠史》（Historia Brittonum）中，该书成书于8世纪末。

重要的是，科宁莫鲁斯的王国属于“海洋王国”的范畴，而不属于那些随着盎格鲁—撒克逊人入侵而建立起来的陆上王国。看一看现在标准的现代地图集，那些马路、河流和居住地的分布，最引人注目的似乎是那条连接康沃尔和德文郡（Devonshire）的长而坚固的陆地桥，你可能会误以为康沃尔只不过是英格兰的一个海角。但如果仔细研究一下海岸图，你会很快发现，古代的康沃尔正好位于“凯尔特海”的中心。凯尔特的圣徒和商人正是通过海路出行的。从这个角度看，连接康沃尔与威尔士、爱尔兰、布列塔尼，甚至遥远的加利西亚的海上航线网便成了关键。

幸亏有这些早已存在的海上航线，大量后罗马时代的布立吞人才得以从康沃尔和杜姆诺尼亚移居高卢的阿莫里卡（Armorica），从而建立了“布列塔尼”这个地方。560年前后去世的拜占庭历史学家，该撒利亚的普罗柯比（Procopius of Caesarea）也知道他们移居的事。普罗柯比写他的“哥特战争”时，有个法兰克代表团来到君士坦丁堡，他们把遥远的欧洲西北角发生的事情告诉了他：

（不列颠）岛上有三个人口众多的民族，每个民族都有一位统帅。这三个民族是盎格鲁人、弗里斯兰人，以及与岛屿同名的布立吞（不列颠）人。这些人的数目如此庞大，以至于每年都有大批人带着妻儿移居法兰克。

他们在相对荒凉的地方定居下来，结果成了那片土地的主人。

普罗柯比用的是现在时态，说明移居当时仍在继续。他既不知道布立吞人和盎格鲁人之间的冲突，也不知道迁移到欧洲大陆的只有布立吞人。但他的描写大体上是清楚的。每个季节都有一艘艘满载移民的船从不列颠驶向海的另一边，并把阿莫里卡从先前的居民那里抢走。现在布列塔尼西南部有个地区名叫“科努瓦耶”（Cornouaille）——“康沃尔”的布列塔尼语读法。北部海岸还有个叫“多姆诺内”（Domnonée）的地方，一度是科诺莫王（King Conomor）统治的区域，图尔的格雷戈里曾提及此事。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多姆诺内的“被诅咒的科诺莫”和马库斯·科宁莫鲁斯是同一个人。

虽然科宁莫鲁斯在位的时间并不确定，但显然，他当政是在罗马的统治崩溃后那个漫长年代的早期，在盎格鲁—撒克逊人的霸权确立之前。那时还没有英格兰，也没有苏格兰；“威尔士”（意为“说凯尔特语的布立吞人的土地”）依然包括大不列颠的大部分地方。康沃尔的凯尔特人被盎格鲁—撒克逊人称为“西威尔士人”，他们与岛上其他地方的布立吞人的亲属关系很近，而且到那时都没有什么明显的差异。康沃尔的凯尔特人大概自认为是康沃尔的布立吞人分支，他们为自己拥有与新来的日耳曼人完全不同的语言、文化和历史而感到骄傲。马库斯·科宁莫鲁斯掌权的时间，很有可能是577年苏利斯泉［Aquae Sulis，巴斯（Bath）］附近发生德拉姆战役（Battle of Dyrham）之前的几十年，通过这场战役，盎格鲁—撒克逊人推进到了西南部，并切断了西威尔士人与塞文河（Severn）北岸的同胞之间的联系。

那也是基督教化的时代，传教的先是凯尔特教会（Celtic Church），公元597年之后是罗马教会的坎特伯雷的圣奥古斯丁率领的布道团。西威尔士人见证了凯尔特圣徒的黄金时代，这些圣徒乘坐小圆舟在海洋上交叉往返，向异教徒传播基督教的福音。这些圣徒很少在自己的出生地布道，他们往往客死他乡，海上冒险占据了他们的传说和传记的大部分篇幅。后来成为康沃尔锡矿工人的主保圣人的圣皮兰（St Perrin 或Piran）就是爱尔兰人，他在故乡的名字是基兰（Ciaran 或 Kieran）。他从爱尔兰坐船而来，在康沃尔建立了兰皮兰修道院（abbey of Lanpiran），皮兰扎布洛（Perranzabuloe）附近的“沙丘上的圣皮兰教堂”（Church of St Piran in the Sands）和康沃尔的黑白旗均以他的名字命名。圣彼得罗克（St Petroc或Pedrog，564年逝世）是威尔士王公的儿子，他先到爱尔兰学习，然后到布列塔尼传教，最后在博德明（Bodmin）建立了一个修道院。（博德明最初的名字是Bos Menegh，意为“修士之家”。）多尔的圣萨姆森（St Samson of Dol，564年逝世）也是威尔士人，来自格拉摩根（Glamorgan），他建立了布列塔尼的多尔修道院，据说还曾对多姆诺内的科莫诺王处以绝罚。“航海家”圣布兰登（St Brendan ‘the Voyager’，575年逝世）据说有一次非常伟大的发现之旅，他花了7年时间从爱尔兰航行到冰岛、格陵兰，可能还到过北美洲。布立吞人圣艾伦（St Aaron）和他同行，圣艾伦后来在布列塔尼的塞桑伯岛（island of Cesabre）隐居，这个地方后来以他的门徒威尔士人马洛（Malo）的名字命名。

许多人在写关于早期康沃尔的作品时，都没能把神话传说与真正的史实区分开来。我们中也没有人完全达成这项任务，不过有些人轻率地把经不起推敲的史料和诱人的虚构故事混在一起，几乎到了无法分辨的地步：

亚瑟的故事和另一位康沃尔国王的故事奇怪地交织在一起，后者可能是他同时代的人或者是他的继任者。马克（或称马库斯）是6世纪或者更早的一位康沃尔国王，他的多尔城堡（Castle Dor）曾经是戈莱酋长（chief Gorlais）的要塞。在亚瑟王的传说中，戈莱被人谋杀，他的妻子伊格莱因（Igraine）被尤瑟·潘德拉贡（Uther Pendragon）引诱，并生下了亚瑟。后来，亚瑟当上了酋长，他的妻子格尼维尔（Gwinevere）被亚瑟的圆桌骑士兰斯洛特（Lancelot）引诱……引诱和背叛的主题同样发生在马克王身上，他派外甥特里斯坦去把自己的爱尔兰新娘伊索尔特公主带回来。伊索尔特的侍女布朗温（Bronwyn）给公主和特里斯坦吃了春药……两人无望的爱情以及马克王嫉妒的故事，尽人皆知，甚至比亚瑟对格尼维尔的爱还要有名。

也有用诗歌写下的：

因为他对亚瑟王及其圆桌骑士的

侮辱一直怀恨在心，马克

这位康沃尔国王已经听到了风声，

有个卡利恩的吟游诗人被风暴

吹到了提坦吉尔的庇护所，他说

出于纯洁的骑士精神，

兰斯洛特爵士仰慕的并非未婚姑娘，

而是尊贵的王后本人……

* * *

我并非研究康沃尔这块迷人土地的专家，但我在这里以它为开始，是因为我在这次环球之旅中遇到了许多康沃尔历史体现出来的问题。康沃尔早期的历史很有代表性，反映了世界范围内持续存在的土著人民问题，以及他们对贪婪的征服者、入侵者和剥削者的反抗。有些人可能认为这么说有些牵强，但康沃尔早期的历史是现在被普遍称为“文化灭绝”的隐秘进程的一个例子。“文化灭绝”这个概念是法学家拉斐尔·莱姆金（Raphael Lemkin）最先提出来的，他在1944年创造了“种族灭绝”（genocide）这个词，虽然这个词在文化方面的延伸直到1994年才正式被《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UN Declaration on the Rights of Indigenous Peoples）草案所采用。尽管如此，这个词指涉的行为几乎与人类的历史一样久远。从康沃尔人到古普鲁士人的许多欧洲民族都经历过。

“文化灭绝”带有政治煽动的意味，可能并不是描绘这种现象的最佳词语。因为“种族灭绝”与其同义词“族群灭绝”（ethnocide）都属于那种十恶不赦的弥天大罪，和弑母、杀婴等属于同类，这样的词与“文化”连在一起用，很容易被等同于廉价的政治姿态。然而，文化灭绝反映的是历史现实，这种做法几个世纪以来无人质疑，恰恰是因为所用的暴力通常不会造成大规模的灭绝性杀戮。实际上，长期以来“文化灭绝”都被认为是“正常的”，就像达尔文认为物种的灭绝是正常现象一样，这很危险，因为结果是逐渐呈现的。我们应该把它的本来面目暴露出来：强者压制弱者的一种形式。

这种态度在19世纪的帝国主义者和20世纪的极权主义者中根深蒂固。支持文化灭绝的，通常是那些认为文明的传播可以等同于他们自身的利益和财富的人，当一帮强人遇到一群较弱的对手时，便是他们飞黄腾达之日，不管是在北美的平原、澳大利亚的内陆，还是在欧洲和非洲的有争议地区。最终的结果没有什么不同。弱者的土地和资源都被征用了。强者一方派来数量惊人的士兵、移民、长官、商人和教师。土著人民失去了对自己财产和子女的控制权。他们的语言，连同每种语言所保存的历史记忆，一并消失了。他们的文化消亡了，他们独特的身份也淹没在人群中。最羞辱的一种情况是，连国家的名字也一并消失。从前的殖民地获得解放，重新赢得独立时，经常坚持要恢复它们原来的名字，这绝非偶然。新西班牙（New Spain）成了墨西哥，爱尔兰（Ireland）变成了爱尔兰共和国（Eire），印度支那拆分为老挝、柬埔寨和越南，南罗得西亚成了津巴布韦，荷属东印度群岛成了印度尼西亚，缅甸的官方名称由Burma改为Myanmar。

这个过程的时间跨度可以长达几个世纪。9世纪期间，盎格鲁—撒克逊人确立了在康沃尔的统治地位，虽然起决定作用的是“整个不列颠的国王”埃塞尔斯坦王（King Athelstan）。936年，他下令以塔马河作为德文郡和康沃尔郡之间的边界，并把不列颠人逐出了埃克塞特（Exeter）。埃塞尔斯坦不太可能有改变凯尔特臣民的文化的想法，最大的战利品是那些将繁荣千年的锡矿。但从那以后，这个地方的凯尔特名字逐渐隐没于它那含有贬义的英语名字——“康沃尔”（Cornwall，意思是“康沃尔的外族人”之地）——之下。1337年，它的一大片地［面积大约13.5万英亩，包括锡利群岛（Scilly Isles）的大部分］被划为康沃尔公国，从那以后，领地的收入被用作英格兰君主长子的生活费。然而，面对压制和剥削，这片沦陷的地区通过一次次的叛乱来坚决反抗。最著名的一次发生在1497年，当时叛乱者在伦敦郊外的德普福德桥（Deptford Bridge）被打败。还有一次是在宗教改革期间，当时都铎政府强制居民使用英文《圣经》和圣公会的祈祷书。最后一次叛乱发生在1688—1689年，由布里斯托尔主教、康沃尔人乔纳森·特里劳尼（Jonathan Trelawny）被监禁一事引发，特里劳尼是反抗英王詹姆士二世法令的七名圣公会教士之一。特里劳尼的反抗使他成为《西方人之歌》（The Song of the Western Men）歌颂的英雄，这首歌有时被称为康沃尔的民族之歌：

一把利剑和一只可靠的手！

一颗快乐而真诚的心！

詹姆士王的手下应该知道

康沃尔的小伙子能做什么！

他们是否确定了时间和地点，

特里劳尼是否应该死？

两万康沃尔人在此，

他们想讨个说法。

特里劳尼能活吗？

还是必须死？

两万康沃尔人在此，

他们想讨个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