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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思·斯坦诺维奇

9.1(1358人评价)

 

推荐语（行行）：

 

这本书并不同于一般的心理学导论类教材，很多内容是心理学课堂上不曾讲授的，也是许多心理学教师在教学中感到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作者正是从此初衷出发，以幽默生动的语言，结合一些妙趣横生、贴近生活的实例，深入浅出地介绍了可证伪性、操作主义、实证主义、安慰剂效应、相关和因果、概率推理等心理学中的基本原则。与上一版相比，第11版更新了最新的研究资料和实例以及290篇新文献。

 

《这才是心理学》不仅适合心理学专业的学生，有助于建立心理学研究中必要的批判性思维技能与意识，其通俗易读性也非常适合所有对心理学感兴趣的读者。它将帮助你纠正对心理学的种种误解，学会独立地评估心理学信息，用科学的精神和方法理解自己与他人的行为。同时，本书也有助于培养日常生活中的批判性思维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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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的统一性

仅说心理学是关于人类行为的科学，并不能将它和其他学科区分开来。许多其他专业团体和学科——包括经济学家、小说家、法律、社会学、历史、政治科学、人类学和文学研究——都或多或少与人类行为有关，心理学在这方面并非独树一帜。

应用性也不能证明心理学具有任何独特性。例如，许多大学生选择主修心理学是因为他们有一个要帮助他人的崇高目标。但是在许多领域，如社会工作、教育、护理、职业咨询、物理治疗、警事科学、人力资源以及语言矫正等，“帮助他人”都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培训应用性的、通过咨询来帮助他人的专业人才并不需要单独开辟一门叫做“心理学”的学科。

只有两点能证明心理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其一，心理学研究采用科学方法来探究人类及动物的所有行为；其二，从这一知识衍生出的实际应用是具备科学基础的。如果不是这样，心理学就失去存在的理由了。

心理学不同于其他行为研究领域的地方在于，它试图向公众保证两点：第一，心理学中有关行为的结论都有科学证据；第二，心理学的应用都源于科学方法，并经过了科学方法的检验。心理学是否曾经偏离过这两个目标呢？有过，而且经常如此（Lilienfeld, 2007; Lilienfeld, 。本书就是关于怎样更好地实现这两个目标的。在第12章中，我将回到这一主题——一些心理学工作者因为不遵守适当的科学标准而自我损害了其作为心理学家的合法性。但是，从原则上讲，科学性正是保证心理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标准。如果有朝一日心理学不再追求这些目标，即它不再愿意坚守科学标准，那它也就该关张大吉，将其关注的领域拱手让给先前提到的那些学科——因为此时它已成为了一个完全多余的知识领域。

毫无疑问，任何人想要理解心理学，第一步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就是要意识到心理学的首要特征——它是有关行为的、以数据为基础的科学研究。对这一事实及其全部内涵的理解将贯穿本书的始终，因为这是我们认识真正心理学的最基本的途径。反过来说，人们之所以对心理学的理解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偏差，正是因为未能意识到它是一门科学的学问。例如，我们常常会听到学术圈外的人宣称心理学不是科学。为什么还会有这样的误解？

那些想让公众相信“心理学不能成为一门科学”的企图，其产生的背景各不相同。正如我们在后面的章节中所要讨论的，许多有关心理学的错误认识，都是由那些伪心理学的代理人处心积虑制造的。在我们的社会中，一个经营伪科学信念系统的巨大产业正在兴起，这一信念系统出于既得利益的考虑，总是想让大众相信，无论什么都能纳入心理学的范畴，而且心理学的主张不能以理性标准来衡量。这无疑为“催眠减肥”、“激发潜在心灵能量”、“睡觉时学法语”这类广告以及利润高达数百万的“心理自助”产业里其他诸多门道的营销创造了绝佳的氛围。此类门道要么不是建立在科学证据基础上，要么（在许多时候）与已有的证据相冲突。

另一种对于科学心理学的排斥是由于一些人不愿看到科学进入到长期以来由不容置疑的权威或“常识”统治的领域里。历史上此类例子不胜枚举——人们拒绝使用科学，而更喜欢利用哲学沉思、神学谕告或世俗智慧去解释现实世界。每一门科学都会经历过一个受到阻碍的阶段。与伽利略同时代的知识分子拒绝透过他的新望远镜观察天空，因为“木星存在卫星”颠覆了他们的哲学和神学信仰。几个世纪以来，人类解剖学的发展可谓步履蹒跚，因为世俗和宗教禁止对人类尸体进行解剖（基督徒认为，身体的内部是“上帝的辖区”，见Grice, 2001）。查尔斯·达尔文总是受到不断的抨击。保罗·布洛卡（Paul Broca）的人类学协会（Society of Anthropology）在19世纪的法国受到抵制，因为有人认为关于人类的知识会颠覆国家。

那么，什么是科学

为了理解什么是心理学，我们必须理解什么是科学。或许我们可以从“什么不是科学”入手。按这种方法，我们能摒弃大部分常见的错误观念。首先，科学并不是由内容来定义的。宇宙万物的任何方面对于一门科学学科的发展来说，都是一场公平的游戏，当然也包括人类行为的所有方面。我们不能将宇宙万物分为“科学的”和“非科学的”两类。尽管历史上始终有一股强大的力量，试图将人类排除在科学研究的范围之外，但正如我们所见，它们均以失败告终。拒绝将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学科来对待，可能代表了这一历史争论的余音。

科学也不能按照特定实验器材的使用来定义。试管、电脑、电子设备或研究者的白大褂都定义不了科学。这些都是科学的附属物而不是其本质特征。科学是一种思考和观察事物以便深入理解其运行机制的方法。

在本章的剩余部分，我们将讨论科学的三个相互关联的重要特征：（1）应用系统的实证主义；（2）产生公共知识；（3）验证可解决的问题。尽管我们将逐一检验每一条特征，但请记住这三条特征构成了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更多有关科学的普遍特征的详细讨论，参见书后参考文献部分列出的Bronowski、Cournaud、Medawar、Popper、Raymo以及Sagan的著作）。

系统的实证主义

如果在任何辞典中查找“实证主义”，你会发现它的意思是“基于观察的实践”。科学家通过验证来找寻世界的规律。这个事实可能对你来说是显而易见的事实，而这正是过去两个世纪以来科学态度传播的结果。在过去，它却不是显而易见的。回想一下伽利略的例子，伽利略借助他那原始的望远镜，宣称看见了环绕木星的一些卫星。而在当时，有学识的人们都认为只存在七个“天体”（五颗行星、太阳、月球）。长久以来，人们认为获得知识的最佳途径是纯粹思考或诉诸权威。一些同时代的学者甚至拒绝透过伽利略的望远镜进行瞭望。还有一些人认为望远镜是设计用来骗人的。更有一些人指责说望远镜是在地面上而非天空中工作（Shermer, 2011），另外一位叫弗朗西斯科·西奇（Francesco Sizi）的学者试图驳倒伽利略，但他并不是通过观察，而是通过下面的一番话：

人的脑袋上有七个窗口：两个鼻孔，两只耳朵，两只眼睛和一张嘴；因此在天界有两颗吉星，两颗灾星，两颗发光星（指日月），以及性状不明但无关紧要的水星。从这点和其他无数相似的自然现象诸如七种金属等中，我们就可以归纳出行星必然是七个……除此之外，犹太人和其他古老的民族，都将一周分为七天，并以七大行星来命名；如果现在我们增加了行星的数目，将导致整个系统的崩溃……进一步来说，卫星用肉眼无法看到，因此对于地球没有影响，既然没有用处，也就不存在（Holton & Roller, 1958, p. 160）。

关键问题不在于以上论述多么愚蠢可笑，而在于它被视作可与真实观察抗衡的一种辩驳。今天我们嘲笑它是因为我们都是事后诸葛亮。三个世纪以来，业已证明力量的实证取向使我们强于可怜的西奇。要是没有经历这些实证主义的岁月，我们中的许多人可能都会点头同意并对他大加褒奖。的确，实证取向并不一定显而易见，这就是为何即使在一个科学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中，我们也不得不经常强调它的原因。

纯粹、单一的实证主义还不够。注意本小节的标题是“系统的实证主义”。观察很好，而且很有必要，但是对于自然世界单纯的、非结构化的观察并不能导致科学知识的产生。假使你记录下自己一天中从起床到睡觉之间观察到的所有情况，完成这一任务时，你会拥有一大堆事实，但仅凭此并不能让你更好地理解这个世界。科学观察被称为“系统性的”，是因为它是结构化的，所观察的结果能够揭示自然世界一些潜在的本质。科学观察通常都是理论驱动的；它们检验有关世界的各种不同解释观点。它们是结构化的，因此可以根据观察结果，决定哪些理论得到支持而哪些则被拒绝。

公共性的、可检验的知识：可重复性和同行评审

从某种特殊意义上说，科学知识是公共性的。当然，并不是说把科学发现张贴在社区中心的公告牌上就叫“公共性”了。我们指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科学知识并不单独存在于特定个体的头脑之中。从某种重要意义上说，科学知识在没有提交给科学团体、接受他人批评和验证之前，是根本不存在的。那些被认为隶属于特定个体思维过程中、不可接受他人审查和批评的“特殊”知识，永远都无法获得科学知识的地位。

科学通过可重复性来实现其公共可检验性的理念。一项发现如果想在科学界获得公认，就必须以一种能够让其他科学家尝试相同实验并获得相同结果的方式呈现给科学团体。当这一切都完成，我们就可以说，这一发现是可重复的。科学家利用可重复性来定义公共知识。可重复性保证了特定发现并不是由于个别调查者的错误或偏差而产生的。简而言之，一项发现如果想要被科学团体所接受，它必须能够被原始调查者以外的其他人所重复。当一项发现以这种方式被呈现出来时，它就成为了公共性的。它不再仅仅为原始研究者个人所有，它还能够被其他人获取、扩展、批评，或以他们的方式得到应用。

诗人约翰·唐尼（John Donne）告诉我们“任何人都不是一座孤岛”。在科学中，没有一个研究者是一座孤岛。每个研究者都与科学团体及其知识基础相联系。正是这种相互联系使得科学累积性地发展。研究者不断在原有知识的基础上进行新的探索，力求超越已知。而这一过程的前提便是，先前的知识以一种适当的方式予以陈述，使任何研究者都能以之为基础来进行探索。

公共性的、可检验的知识，指的是我们可以将研究发现递交给科学团体，团体中的任何人都能对其进行重复检验、批评或拓展。这个标准不仅对于科学家，同时对于作为消费者的外行人来说也是最重要的，因为他们必须对来自媒体的科学信息进行评估。正如我们将在第12章所看到的，区分大搞伪科学的江湖术士和真正的科学家最主要的一个方法就是，前者常常避开科学出版的常规渠道，而选择直接通过媒体公开他们的“发现”。当公众面对真实性可疑的科学发现时，一个屡试不爽、颠扑不破的标准就是，考察这些发现是否在得到认可的科学期刊上发表过以及是否经过了同行评审。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往往能够区分“李鬼”和“李逵”。同行评审是指每一篇投到研究性期刊的文章都要经过数位科学家的评审，并将批评意见提交给编辑（通常都是此期刊所覆盖的某一领域中有资深研究经历的专家），再由编辑权衡这些意见，确定这篇文章可以立即发表，还是需进一步实验研究和统计分析之后再发表，或是因为有缺陷或价值太低而拒绝接受。大多数期刊在每期中都刊有编辑条例说明，因此很容易知道此期刊是否经过同行评审。

并非所有经过同行评审的科学期刊中的信息都必然正确，但至少它已满足了同行批评和监督的标准。同行评审是一个最低标准，而非严格的标准，因为大多数学科领域中都会有几十种质量参差不齐的期刊。大部分科学观点在满足一些基本标准的前提下，都可以在某些地方以正规的方式出版。那种认为只有很小部分的数据和理论才能够在科学界获得出版的观点是错误的。当一些心理救助或治疗方面的江湖术士试图说服媒体和公众时，往往会暗示，一种所谓“正统科学”的阴谋将他们排除在科学出版渠道之外。但是，稍微想一想，心理学领域中有多少这样的合法渠道啊！APA的数据库 《心理学文摘》（PsycINFO）收录了来自2000种不同期刊的文献，其中大部分期刊都有同行评审。几乎所有待检验的理论和实验都能在如此众多的出版物中找到自己的发表渠道。

再次强调，我不认为所有发表在具有同行评审机制的期刊上的所有观点都必然正确。相反，正如我先前所强调的，发表只是一个最低的标准。然而关键在于，任何一种理念、一个理论、一项主张或疗法如果不能在有同行评审的学科文献中获得适当的收录，问题就很明显了。尤其是当某一主张缺乏证据却伴随着媒体的宣传活动时，此理念、理论或疗法显然是骗人的。例如，2005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州有一桩著名的诉讼，有人试图在学校的生物课上教授神创论，鼓吹智力设计（神创论的一种形式）理念的一个证人说，他很难举出任何一个经过同行评审的有关智力设计的研究，尽管这一运动已经兴起了十年有余（Talbot, 2005, p.68）。

同行评审机制在不同学科之间有所区别，但是根本理念是相同的。同行评审是科学将客观性和公开评议标准制度化的一种方法（另一种是重复验证）。观点和实验要提交给其他评估，经过一个仔细推敲的过程。只有通过这一严格过程的观点才算符合了公共验证的标准。同行评审程序绝非完美，但它对我们消费者来说是唯一的保护机制。忽略它就等于让我们自己被巨大的伪科学产业玩弄于股掌之间，而这一产业又极其善于操纵媒体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见第12章）。在随后的章节中，我们将更详尽地讨论，如果忽视这些心理科学实践中固有的审查与制衡，我们将要付出多么高昂的代价。

实证可解的问题：科学家对于可检验理论的研究

科学针对的是可解决的、明确具体的问题。这意味着就其类型来说，科学家们所致力解决的问题是能通过现有的经验技术获得答案的。如果在当前所掌握的经验技术条件下，问题无解或理论不可验证，科学家们将不会对它展开研究。例如，“在日托期间，给予结构化语言刺激的3岁儿童，与那些没有给予这些额外刺激的儿童相比，是否可以更早地做好接受阅读指导的准备”就是一个科学问题，因为在现有的经验方法之下，这是一个可解的问题。“人性本善还是本恶”就不是一个可实证的问题，因此不属于科学领域。“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同样也不是实证问题，因此也不属于科学领域。

科学通过以下方式得以进步：提出理论解释世界中的特定现象，根据这些理论作出预测，实证地检验这些假设，基于检验的结果对理论进行修正，通常次序为：理论→预测→检验→修正。因此对于科学家来说，“可解问题”这个词的意义通常是“可验证的理论”。什么样的理论才算是“可验证”的呢？这一理论必须与真实世界中可观察的事件具有特定的关联；这就是“实证可检验”的含义。可检验性标准在学术上通常被称为“可证伪标准”，这也是本书第2章的主题。

我们说科学家解决实证可解问题，并不是说在不同类别的问题中，有的本质上是可以解决的，而有的则注定无法解决，并且这种区分是固定不变的。恰恰相反，有些当前无法解决的问题，在理论和经验技术更加进步的时候会成为可解的。例如，20年前，对于“托马斯·杰斐逊是否与其奴隶萨丽·海明斯生下了她的某个孩子”这一争议话题，不会有历史学家认为它是一个实证可解的问题。然而到了1998年，由于基因技术的进步，这个问题已成为可解的，发表在《自然》（Nature）杂志的一篇文章（Foster et al., 1998）指出，杰斐逊极可能是埃斯顿·海明斯·杰斐逊的父亲。

这就是科学得以发展而新的科学得以诞生的方式。但对于“当前什么是可解的”这一问题，总是存在巨大分歧。因为涉及特定问题时，科学家们自己在这点上的意见都难以统一。因此，尽管所有科学家都认同可解性标准，但是他们对其特定应用可能存在不同的意见。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彼得·密达沃（Peter Medawar）就曾把他的一本书定名为《可解的艺术》（The Art of the Soluble, 1967），并在书中指出，科学的一部分创造力就在于寻找处于人类知识最前沿、并可以用实证技术加以解决的问题。

心理学本身就提供了许多从无解到可解的好例子。有许多问题，诸如“一个孩子如何获得其父母的语言”、“为什么我们会忘记我们曾经知道的事情”、“身处一个群体中会如何改变一个人的行为和思想呢”等，在人们意识到可以以实证的方法来解答之前的几个世纪里，都只能被猜想而已。随着这一认识的慢慢发展，心理学逐渐集合了来自各个领域中关于行为的各种问题。心理学科逐渐脱离哲学，并成为了一门独立的实证科学。

认知心理学家史蒂芬·平克（Stephen Pinker, 1997）讨论了“未知”可

心理学和世俗智慧：“常识”的误区

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套内隐的有关行为的模型，这些模型影响着我们的互动以及我们如何看待自己和他人。事实上，一些社会、人格和认知心理学家正在探究这些内隐的心理学理论的本质。我们很少会清晰并有逻辑地表达我们的理论。相反，我们通常只有在特意关注它们，或者发现它们正遭遇某种挑战时，才会意识到其存在。其实，我们个人的行为模型并不像真正的理论那样具有内部一致性。相反，当我们觉得需要对行为作出解释时，往往搬出一箩筐关于人类行为的普遍真理、说教及谚语。这些关于行为的常识存在一个问题，它们之中有不少是自相矛盾的，因此也是不可证伪的（证伪原则是第2章的主题）。

人们爱用一些民间谚语来解释行为事件，即使之前在解释同一类型的事件时曾用过与之完全矛盾的谚语。例如，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听到或说过“三思而后行”——若不是我依稀记得之前有人告诫说“该出手时就出手”，我还会觉得这是个有用的、直接的行为建议呢！“小别胜新婚”明确预测了一种对于事件的情绪反应，但“眼不见，心不烦”不也同样如此吗？如果“欲速则不达”，那为什么有时我们又听到“时不我待”？既然“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为什么又说“三个和尚没水吃”？如果我认为“行走江湖，安全第一”，为什么也相信“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如果“异性相吸”，为什么又“物以类聚”？我劝许多学生“今日事今日毕”，但我希望没跟我刚刚指导过的那个学生说过这番话，因为我刚还跟他说“要顺其自然”。这类谚语和俗话构成了对行为的固有“解释”，人们爱用它们，就是因为它们难以驳倒。不管发生什么事，可以拿一条出来解释一番。难怪我们都认为自己是判断他人行为和人格的高手。天底下发生的事我们都能解释。世俗智慧的可鄙之处就在于，它们压根不承担被驳倒的风险。

世俗智慧属于“后见之明”的智慧，并且它在真正预测性的意义上是无用的，这也就是为什么邓肯·沃茨（Duncan Watts）将他的一本书命名为《一切都显而易见：一旦你知道了答案》（Everything Is Obvious: Once You Know the Answer）（2011）。沃茨论述了拉扎斯菲尔德（Lazarsfeld）的一篇经典文章（1949），60多年之前，拉扎斯菲尔德在应对“社会科学不能告诉我们不知道的任何事情”这一普遍的批评时，他列举了对600000名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士兵进行调查后得到的一系列发现，例如，农村背景的士兵在服役期间比城市背景的士兵有更好的精神风貌。人们可能会倾向于认为所有的这些调查结果都显而易见。但是让我们以这个结果为例：人们倾向于认为，显而易见，农村出来的人更加适应严苛的物理环境，因此也肯定能更好地适应军旅生活。其他类似的结果同样显而易见。接着拉扎斯菲尔德使出了他的杀手锏：其实所有的发现都与最初呈现的陈述观点完全相反。例如，事实上，来自城市的士兵比来自农村的士兵在服役期间有更好的精神面貌。最后一部分的内容是为了让人们认识到，他们也能非常容易地对相反的结果作出解释。如果一开始就被告知了真实的结果，人们可能解释说他们认为城市的人已经习惯了拥挤的环境和等级化的权威。人们可能永远也不会意识到他们编造对相反的结果的解释是如此容易。

所以说，有时我们内隐的心理理论不容反驳。我们将在第2章中看到为什么这种不可反驳性造成了理论的失效。然而，即使我们的世俗观念有一些特定用处，甚至是经验可证的，也会产生问题。问题在于，心理学研究表明，在接受实证检验后，许多关于行为的普遍文化信念都被证明是错误的。

世俗观念（或称“常识”）出现谬误的例子俯拾皆是。比如说，有一种说法是，学习好或读书多的孩子都不擅长交际和体育。这个观点虽然错得离谱，但在当今社会上极为流行。有大量证据表明，与“常识”世俗观念正好相反，爱读书的人和追求学术成就者与不读书者相比，有着更强健的体魄，而且更常参与社交活动。再比如，学习成绩好的儿童比学习成绩差的更容易被同伴接纳。读书多的人比不读书者更愿意运动、慢跑、露营、远足、维修汽车等。

许多关于行为的世俗观念一经产生便生生不息。例如，20世纪90年代风行于社会和学校的一种世俗观念是，低自尊导致攻击行为。但实证研究显示，攻击行为和低自尊并无关联。相反，攻击行为似乎往往与高自尊相关同样。与之相似，过去20年间有一个非常流行的假说认为，低自尊会导致学业不良的问题。事实上，自尊和学业成绩之间的真实关系可能与教育工作者和家长的假设恰恰相反：是在校成绩（以及生活的其他方面）的优秀导致了高自尊，而非后者引起了前者。

考虑另一个常见的世俗观念——“孩子会给父母带来幸福”。如果我们考虑退休后孩子会带来的好处，这个陈述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是对的。人们回首往昔时，的确会发现孩子带来的幸福。问题在于，人们常常混淆回忆的观点和对真实事件的体验。从有孩子的例子看，两个观点是十分不同的。在年老时，觉得有个孩子确实令人开心。但是，就连续性、继时性的快乐（与追溯性的回忆相反）来说，孩子实际上让人的快乐减少。现在有一系列文献采用所谓“经验取样法”（experience-sample）观察人们在不同时刻的幸福程度，研究发现了一系列的趋势，例如结婚会增加幸福感。同时还发现，父母的幸福感会随着第一个孩子的降生降低。当第一个孩子成年时，幸福程度回弹一些，但随后又降低得更多。只有当最小的孩子离家自立后，婚姻幸福感才回归到没有孩子时的水平。

简言之，当世俗观念“孩子给父母带来幸福”接受科学检验时，情况就变得复杂起来。只有从回溯性的角度看，当孩子终于离开家时，我们可以品味将孩子抚养成人的成就感时，“孩子带来幸福”才是正确的。但这与这个世俗观念通常所表述的意思大相径庭。它通常指抚养孩子会让你立刻或在近期感到幸福。这就是世俗观念的惊人谬误之处。

世俗智慧是错误的另一个例子就是对学生来说常见的劝诫：做多选题时，即使对所选答案感到不确定，也千万不要更改最初的答案。不仅大多数学生认为他们不应该更改不确定题目的答案，而且《GRE巴朗指南》（Barron’s Guide to GRE）也建议“当你决定更改答案时要极其谨慎，经验表明更改答案的学生都会改错”（Kruger, Wirtz, & Miller, 2005, p.725）。这一建议完全是错的，错误的原因是，世俗迷思有关更改答案会降低一个人的分数的观点本身就大错特错。实际研究表明，当对一个多选题的答案有怀疑时，学生最好改变他们最初的选择。

世俗智慧大行其道的例子还有关于“我们只用了10%的大脑功能”的世俗观念。虽然这一说法完全缺乏认知神经的基础（Boyd, 2008; Lilienfeld et al., 2010），但这一观念已流行了几十年，且俨然已成为所谓的“心理学公理”——即并不正确，但是已经重复了无数遍，以至于普通人认为就是事实的心理学观点。同样，一些人相信有些人是“左脑型”，有些人是“右脑型”；或者说人格的某些特定方面受左脑控制，另一些方面受右脑控制。尽管现代神经科学研究确实显示大脑中的一些功能专门化，但是对左右脑观点的这些通俗化说法却是胡说八道，尤其是在发现我们的大脑以联合的方式工作的情况下（Lilienfeld et al., 2010; Radford, 2011）。

世俗观念并不总对证据免疫。有时，当与之矛盾的事实广为人知时，世俗心理学（“常识”）也会改变。例如，几年前，一个广为流传的有关儿童的俗语是“早熟者必早衰”（Fancher, 1985, p. 141）。这条俗语反映了“童年早熟与成年异常存在关联”这一信念，这一信念得到了许多“小时了了，大未必佳”的例子的支持。但在这件事上，心理学证据证明上述俗语并不准确，这一结论已被大众文化所吸收，所以你以后几乎不大会再听到这个世俗“智慧”了。

最后这个例子是一个警告，提醒我们注意当下的“常识”，因为不难看出，昨日的常识往往变成今天的谬论。毕竟，常识就是“尽人皆知的知识”，对吧？对。那么，人人都知道妇女不能投票，对吧？非裔美国人不应该接受教育，对吧？残障人士不该在社会里出现而应当被送到收容所去，对吧？事实上，150年前，这些观念都是尽人皆知的常识。当然，我们现在视这些过去的常识为谬论，都是些以完全未经证实的假设为基础的信念。但是，从这些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心理学在常识面前扮演的关键角色。常识总是基于一些假设，而心理学对这些假设的经验基础进行检验。正如我们之前看到的许多例子，有时候假设得不到实证支持。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通过它们，我们可以看到，心理学扮演着一种世俗智慧检验者的角色，常常难免和诸多根深蒂固的文化信念发生冲突。心理学往往是“传递坏消息的信使”[1]，宣告原本为人们所接受的世俗观念再无立足之地。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许多人不仅无视这些消息，还想消灭这些信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