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瓣9.0高分小说推荐：《鼠疫》[法] 阿尔贝·加缪Epub-Pdf-Mobi-Txt-Azw3 下载在线阅读
编辑推荐
◆诺奖大师作品!《鼠疫》带你看懂疫情下的谣言、恐慌与真相！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加缪至为重要的代表作，加缪凭借此书获得1957年诺贝尔文学奖！
◆1947年出版至今长销不衰！2020年全世界都在重读《鼠疫》！
登顶意大利、法国、英国畅销书排行榜；
日本仅一个月加印15万册，累计印量突破百万，爆发限购热潮！
◆上海传染病专家张文宏医生推荐阅读书目：了解疫情，便不会恐慌！
◆当疫情打乱了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活，这本书告诉你：鼠疫就是生活，不过如此。
当各种混乱、恐慌、谣言随疫情爆发，这本书告诉你：同鼠疫作斗争，惟一的方式就是诚挚。当我们被爆炸式的疫情消息淹没，陷入焦虑，这本书告诉你：危难时刻，普通人能发挥作用的首要方式，就是做好本职工作。
内容简介
《鼠疫》是加缪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通过描写北非一个叫奥兰的城市在突发鼠疫后，以主人公里厄医生为代表的一大批人面对瘟疫奋力抗争的故事，淋漓尽致地表现出那些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拥有"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大无畏精神的真正勇者在荒诞中奋起反抗，在绝望中坚持真理和正义的伟大的自由人道主义精神。
本书全篇结构严谨，生活气息浓郁，人物性格鲜明；小说中贯空着人与瘟神搏斗的史诗般的篇章、生离死别的动人哀歌、友谊与爱情的美丽诗篇，使这部作品具有强烈的艺术魅力。
作者简介
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 1913—1960）
法国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生于法属阿尔及利亚蒙多维城。
1942年，加缪凭借小说《局外人》一举成名。1947年，发表小说《鼠疫》，该作品得到一致好评，进一步确立了加缪在当代西方文学中的重要地位。1957年，44岁的加缪因为“他的重要文学创作以明彻的认真态度阐明了我们这个时代人类良知的问题”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成为法国蕞年轻的获奖者。
加缪的作品始终从人的现实生存困境出发，揭示了世界的荒诞性。他主张人类要直面荒诞，并在荒诞中奋起反抗。他直面生活的勇气使他成为二战后欧洲乃至全世界几代青年的“精神导师”。
代表作：小说《局外人》《鼠疫》，剧本《卡里古拉》，哲学随笔《西西弗斯神话》《反抗者》。
从那一刻起，可以说鼠疫已成了我们大家的事。在此之前，尽管那一桩桩怪事使众人惊异和担忧，我们同胞中的每一位都还在各自的岗位上继续从事力所能及的工作，而且这种情况无疑会延续下去。然而，城市一关闭，大家才发现，包括笔者在内，谁和谁都一样，都得设法对付新情况。就这样，原本属于个人的感情，比如，和心爱之人的离情别绪，从最初几周开始，都突然变成了整城居民的共同感情，而且还夹带着担惊受怕——那长期被迫异地分居生活中最主要的痛楚。
的确，关闭城市造成的最显著的后果之一，是毫无思想准备的亲朋好友们突然面临的离别。母子、配偶或情侣在几天之前分别时，还以为那是暂时的离别，他们在火车站的月台上互相拥抱亲吻，随便嘱咐几句，有的还相约几天或几周之后再见；他们完全沉浸在人类愚蠢的自信里，亲人的启程几乎没有使他们在日常事务里分心。只是在后来他们才一下子发现那次分离是无可挽回的，他们既不能重聚，也无法联系。因为在省府通令发布之前几小时城市已经关闭，特殊情况当然不可能得到考虑。可以说，疫病突然侵入所产生的最初后果，就是强迫我们的同胞像毫无个人情感的人一般行事。在通令进入实施阶段那天的头几个钟头里，有一大群申请人同省府纠缠，有的打电话，有的去官员们身边陈述自己的处境。所有的情况都应当关心，但同时又都不可能考虑。事实上，必须花好几天工夫我们才有可能认识到，我们的处境是毫无回旋余地的；“妥协”“特殊照顾”“例外情况”这些字眼已经失去意义了。
连写信这样的微小要求都遭到拒绝，不予满足。一方面，这个城市已经没有通常的交通手段可以同全国其他地方联系；另一方面，一道新的通令禁止同外界作任何通讯交往，以防止信件成为传染的媒介。一开始，几个走运的人还能去城门口向守卫的哨兵要求通融，哨兵也同意他们向城外发出信件。当时是瘟疫流行的最初几天，哨兵认为自己受同情心驱使是自然的事。然而，一段时间过后，那几个哨兵已完全相信情况危急，因此拒绝承担他们难以估量其大小的责任。一开始还允许长途电话通讯，但各公用电话亭挤得水泄不通，长话占线也十分严重，以至有几天完全停止了通话。后来又严格加以限制，只能在死亡、出生和婚姻等所谓紧急情况之下才能通话。于是，电报成了我们惟一的通讯手段。那些由理解、爱情和肉体连在一起的人们，只好从十来字的电报的大写字母里去寻找昔日的心迹。其实，电报上能用的套语很快就用尽了，长期的共同生活或痛苦的热恋只能匆忙地概括在定期交换的诸如“我好，想你，爱你”等习惯用语里。
不过，我们当中有些人还在坚持写信，为了和外界保持通讯联系，他们无时无刻不在设想计策，但事实总证明那都是幻想。即使我们设想的某些办法成功了，那些信件也下落不明，因为对方仍杳无音信。有好几个礼拜，我们不得不一再重写同一封信，重抄同样的消息，同样的呼唤，这一来，一段时间过后，原本出自肺腑的话语竟变得空空洞洞了。但我们仍旧不由自主地抄了又抄，总想通过那些毫无生气的句子提供我们艰难生活的音讯。末了，我们终于认识到，与顽固而又毫无结果的独白和同墙壁枯燥无味的聊天相比，电报的格式化的呼唤似乎更为可取。
此外，几天过后，谁也出不了城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这时，人们才想到去打听在瘟疫之前出门的人是否能够返回。省府经过几天的考虑，作出了肯定的回答。但又明确指出，返回的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再出城；他们可以自由来，却不能自由去。就这样，仍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家庭轻率对待局势，置谨慎于不顾，只凭亲人团聚的愿望而请他们借机返回。然而无须多久，受困于鼠疫的人们便明白过来，他们那样做是在把亲人往火坑里推，便终于下定决心忍受离愁别痛。在疫情发展最严重的时刻，只出现了一桩人类感情战胜惨死恐惧的事例。出人意料的是，并非一对情侣在热恋中超越痛苦而生死与共，而是老大夫卡斯特尔和他结婚多年的妻子间的故事。卡斯特尔夫人在瘟疫发生前几天去了邻近的一个城市。这对夫妻甚至谈不上是世间恩爱夫妻的典范，笔者有理由说，在此之前，这对夫妻十有八九不敢肯定是否对他们的结合感到满意。然而，这次突然而漫长的离别使他们明确认识到，如异地分居，他们将无法生活；而与这突然揭示出来的事实相比，鼠疫就不算什么了。
那是个例外。在大多数情况下，分离只能和瘟疫同时结束，这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大家都认识到，我们一向自信很了解的、构成我们生活本身的感情（已经说过，阿赫兰人的感情生活很简单）正在改变面貌。过去完全相互信任的夫妻和情侣都发现自己生怕失去对方。有些男人昔日自信在爱情上朝三暮四，现在也重新忠贞不渝了。从前在母亲身边生活的儿子很少注视过她，如今在勾起他们回想联翩的母亲脸上的皱纹里却注入了他们全部的关切和悔恨。这种骤然的、全面的、前途渺茫的离别使我们无所适从，成天追忆那近如昨日却恍如隔世的音容笑貌而无力自拔。事实上，我们经受着双重的痛苦，首先是我们自己的，然后是想像中的远方亲人——儿子、妻子或情人——饱受的痛苦。
如果环境不同，我们的同胞也许能在业余活动更多也更积极的生活中得以摆脱。然而，当时的鼠疫却使他们无所事事，只好在愁云密布的城里转悠，日复一日地沉浸在令人失望的回忆中。他们在漫无目的地散步时，总会不自觉地经过同样的街道，而在如此小型的城市里，那些街道多半是他们从前和远在他乡的亲人一道走过的地方。
因此，鼠疫带给同胞们的第一个感觉是流放感。笔者相信，他在本书里所写的东西可以代表大家的感受，因为那是他和许多同胞共同的经历。是的，那时刻不离我们心田的空虚，那确确切切的激情，那希望时间倒流或相反，希望时间加快飞逝的非理性的愿望，那刺心的记忆之箭，正是这种流放感。如果说我们有时让想像力天马行空，乐于幻想自己在等待亲人返家的门铃声，或楼梯上熟悉的脚步声；如果说在那一刻，我们同意忘掉火车停运的事实，设法在游子常常乘晚间快车返家的时刻留在家里等候，那种游戏当然是不可能持久的。总有这样的时刻来到，这时，我们会清醒地意识到火车不能到达此地。我们这才知道我们的分离注定要延续下去，我们应当设法和时间修好。总之，从此以后，我们又回到坐牢的状态，迫不得已靠回忆往昔而生活。倘若我们当中有谁企图生活在对未来的向往中，他们会很快放弃，起码会尽快放弃这种向往，因为他们正在体验想像力最终强加给相信它的人们的那种创伤。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的全体同胞都迅速甚至公开地抛弃了他们过去养成的推算离别时间的习惯。为什么？因为，当最悲观的人把离别时间确定为，比如半年，当他们因此而事先尝尽那半年的苦头，好不容易以最大的勇气接受考验，使出浑身的解数以经受这漫长日月的煎熬而不气馁时，他们偶尔会遇到一个朋友，会见到报纸上某个公告，脑子里会闪过一丝猜疑或灵机一动，这一切都会使他们想到，无论如何也没有理由说疫病不会延续半年以上，或一年，或更长的时间。
这时，他们的勇气、意志和坚韧性顷刻崩塌，来得那么突然，使他们感到再也不能自拔了。因此，他们强迫自己永远别再考虑解脱的日期，别再将眼光转向未来，而且应当时刻“低着头”过日子。然而，这种谨小慎微、捉弄痛苦、挂免战牌的做法自然收效甚微。他们在避免他们无论如何也不希望发生的精神崩溃的同时，实际上也放弃了可以在对今后团聚的想像中忘掉鼠疫的那些相当频繁的时刻。这一来，他们停在深渊和顶峰的半中腰，说他们在生活不如说他们在漂浮，他们被遗弃在没有方向的日子里和毫无结果的回忆中，这些日子和回忆有如飘忽不定的幽灵，只有情愿在他们痛苦的土地里扎根才可能成形。
因此他们感受着所有囚犯、所有放逐犯的深切痛苦，这种痛苦就是生活在毫无益处的记忆之中。连他们思考再三的过去也只有悔恨的滋味。的确，他们真愿意给这过去添上他们与正在等待的他或她相处时本有可能做到但可惜并没有做的一切；同样，在他们囚禁生活的所有情况下，甚至在比较满意的时刻，他们都会想到外地的亲人，以及他们在一起时得不到满足的东西。他们对当前心急如焚，对昔日水火不容，而且自身又前途渺茫。这样的人跟那些受到人间的法律或仇恨判定过铁窗生活的人好有一比。结果，要想逃避难以忍受的空虚，惟一的办法只能是在想像中让火车重新启动，让每个钟头都充满反复鸣响的门铃声，而门铃却顽固地保持沉默。
如果说那是流放，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却都流放在自己家里。尽管笔者只熟悉这类人的流放生活，他也不应忘记记者朗贝尔或其他一些人。由于他们是在旅行中意外被鼠疫阻拦在城里，既与亲人关山阻隔，不能相聚，又远离自己的故土，因此他们的别愁离恨更是与日俱增。同一般意义的流放相比，他们的流放感最为深切。因为，如果说时间引起的焦虑于他们，于众人都一样，他们却还受困于空间，而且时刻碰撞到隔断他们避难的鼠疫灾区与他们遥远家乡的堵堵高墙。当然，人们看见时时刻刻在尘土飞扬的城里踯躅的人正是他们，他们默默地呼唤着只有他们自己熟悉的一些夜晚和家乡的清晨。一些别人难以捉摸的迹象和令人困惑的信息，诸如燕群的飞翔、黄昏的露珠、抑或太阳偶尔遗留在冷清街道上的几抹怪异的阳光都会加重他们的思乡病。外面的世界本可以弥补一切，他们却闭眼不看，因为他们固执地抱住自己过分逼真的幻象不放，并竭尽全力去追忆某一片土地的印象。在那片土地上，一缕光线、两三座丘陵、喜爱的树木或几个女人的面庞，于他们都是任何东西也代替不了的景象。
最后还要特意说说最引人注目的情侣们的景况，笔者也许更有条件纵谈这个问题。情侣们还受着其他各种忧虑的折磨，其中的一种就是悔恨。的确，当时所处的环境使他们有可能以一种既热烈而又客观的态度来审视自己的感情。在这种情况下，很少有人看不出自己明显的缺点。他们发现的第一个缺点在于自己已很难明确勾画出远方亲人的行为方式。于是他们哀叹自己对爱人如何利用时间一无所知；责备自己当时轻率到连这样的事都疏于了解，而且还掩饰自己说，对一个在恋爱的人来说，是否了解被爱的人如何利用时间并非所有欢乐的源泉。也就从这一刻起，他们才更容易追溯自己的爱情，并仔细审视其中的不足之处。平时，我们都自觉不自觉地知道，没有不能再完善的爱情，而我们却多少有点心安理得地让我们的爱情甘于平庸。然而，回忆却要求更为严格。这波及全城的飞来横祸不光给我们带来让我们鸣冤叫屈的痛苦，而且还让我们去自找痛苦并且心甘情愿忍受痛楚。这乃是疫病转移人们注意力并把水搅浑的一种方式。
这一来，人人都必须安心望着老天混日子。时间一长，这种普遍的懒散有可能锤炼人的性格，但眼下已开始让人变得斤斤计较、琐琐碎碎了。比如，我们有些同胞因此而变成另一种奴隶，以天象（晴或雨）的马首是瞻。看上去他们仿佛是第一次直接受天气好坏的影响，只要金色的阳光一出现，他们便满面春风，而每逢阴雨天，他们的脸孔和思想便愁云密布。几星期之前，他们还能避免这样的软弱和不理智地听命于天象的毛病，因为那时他们面对这个世界并不孤独，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与他们共同生活的人还在他们的天地里。相反，从这一刻起，他们似乎在听任自己受反复无常的天气摆布，即是说，他们要么无缘无故地感到痛苦，要么无缘无故地怀抱希望。
最后，在孤独达到极限时，谁也不能指望邻里的帮助，人人都得忧心忡忡地闭门独处。倘若我们当中哪一位偶尔想与人交交心或谈谈自己的感受，对方无论怎样回应，十有八九都会使他不快，因为他发现与他对话的人在顾左右而言他。他自己表达的，确实是他在日复一日的思虑和苦痛中凝结起来的东西，他想传达给对方的，也是长期经受等待和苦恋煎熬的景象。对方却相反，认为他那些感情都是俗套，他的痛苦俯拾即是，他的惆怅人皆有之。无论出于善意或恶意，这种回答都是不公正的，必须加以拒绝。或者，至少对那些忍受不了沉默的人来说，既然别人不能领会出自肺腑的话，他们只好使用做买卖的语言，也说一些老生常谈的话，谈谈人际交往方式和社会杂闻，可以说都是些日报上的新闻。就这样，在聊天中用套话来表达自己最真切的痛苦已习以为常了。鼠疫的囚犯们只有用这样的代价才能赢得门房的同情或引起听众的兴趣。
不过，最重要的是，无论这些流放者的焦虑有多么痛苦，无论他们空虚的心有多么沉重，可以说他们在鼠疫初期仍是幸运的人。实际上，就在百姓已开始感到恐慌的当儿，他们整个心思仍集中在他们等待的亲人身上。在众人陷入困境时，爱情的利己主义保护了他们，仅仅在鼠疫使他们的生离有变成死别的危险时，他们才想到鼠疫。因此，在鼠疫的高峰期，他们也显得心不在焉，这种对健康有益的心不在焉很容易被误认作从容不迫。他们的绝望之情使他们免于惊慌，他们的不幸也有好处。比如，如果说他们当中的某一位也被疫病夺走了生命，那也几乎总是在他无暇提防的时候发生的。他正在坚持同影子进行长时间的内心交谈时，突然被拖了出来，没有过渡，直接扔到一片死寂的另一个世界。他没有时间考虑任何事情。
正当同胞们竭力适应这突如其来的放逐生活时，鼠疫逼使城门设防，逼使前来阿赫兰的轮船改道、返航。自关闭城市到现在，没有一辆车进城。从那一天起，机动车仿佛都在转圈子。从高处的林荫大道往下看，港口也呈现出奇特的面貌。使其成为滨海首屈一指的港口的往常那一片繁荣景象转瞬之间化为乌有。几艘接受检疫的轮船还停泊在那里，但码头上，已经拆除装备的大吊车、翻在一边的翻斗车、东一堆西一堆的酒桶和麻袋都说明，贸易也因鼠疫而失去了生机。
尽管这些景象已非同寻常，我们的同胞们看上去仍难于理解发生的一切。大家有共同的感受，如别离和恐惧，但人人都继续把自己操心的私事放在首位。还没有一个人真正承认发生了疫病。大多数人最敏感的还是打乱了他们习惯、损害了他们利益的那一切。他们为此而不快，而气愤，但这些情绪是不可能对抗鼠疫的。比如，他们最先的反应是责怪当局。报纸响应了百姓的批评（“已经考虑的措施是否可以有些松动？”），面对这些意见，省长的答复相当出人意料。在此之前，各家报纸和情报资料局都没有得到过有关疫情的官方统计数字，但现在省长却日复一日地向情报资料局通报统计数字，并请他们发布周报。
可是，就这样，公众也没有立即作出反应。原来第三周公布的死亡人数是三百零二人，这个数字不可能让人浮想联翩。首先，那些人也许并非全死于鼠疫；另一方面，城里人谁也不知道平时每周死多少人。本市的人口是二十万，没有人知道这样的死亡率是否正常。人们从不关心的甚至正是这种精确性，尽管精确性具有明显的好处。从某种意义上说，公众缺乏比较的出发点。久而久之，大家发现死亡数字确实在上升，只有到这时，舆论才意识到事实的真相。果然，第五周死了三百二十一人；第六周是三百四十五人。这样的增长数字起码是有说服力的，但说服力还没有强到足以让同胞们在忧虑中摆脱这样的印象：这次事故的确令人不快，但无论如何也只是暂时现象。
他们因而继续在大街上来来往往，继续坐在咖啡馆的露天座上。大致说来，他们都不是怯懦的人，他们见面时谈笑风生多，长吁短叹少，而且总装出欣然接受这明显的暂时不便的姿态。面子是保住了，但到了月底，大约在祈祷周里（下面还要谈及此星期的事），更严重的变化却使我们的城市变了模样。首先，省长对车辆交通和食品供应采取了措施。食品供应受到限制，汽油按日定量供应，甚至要求大家节约用电。只有生活必需品通过公路和航空运到阿赫兰。于是，来往交通便逐渐减少，直至接近于零。奢侈品商店朝夕之间便停业关门，其他商店的橱窗里也挂上了无货的标牌，与此同时，店铺门口排起了长队。
这一来，阿赫兰便显出了十分奇特的模样。步行的人数激增，甚至非高峰时刻也如此，因为商店停业和某些办事处关门迫使许多人无所事事，只好去街上闲逛，坐咖啡馆。这些人暂时还不算失业，只是放了假。因此，快到下午三点时，阿赫兰在晴朗的天空下给人以错觉，认为那是正在庆祝节日的城市，车辆不通行，商店关了门，只为节日游行队伍便于展开；居民拥到街上是为了共享节日的欢乐。
当然，电影院很会利用这普遍放假的好时机做大生意。可惜影片在省里的周转已经中断。两星期过后，各影院被迫互相交换节目，再过些时候，每家电影院都只能放映同一部片子，但影院的收入并没有减少。
在葡萄酒和烧酒买卖居贸易首位的城市，酒类库存量相当可观，因此各家咖啡馆都能满足顾客的需求。说实话，人们是在放量豪饮。一家咖啡店还贴出广告说：“纯葡萄酒可以杀灭细菌。”本已被公众认同的“烧酒防传染病”的想法现在就更加深入人心了。每天夜里两点左右，一大群被咖啡馆赶出来的醉汉拥到街头，散布一些乐观的言论。
然而，在某种意义上，所有这些变化都太不寻常，来得也太快，所以很难认为那是正常和持久的现象。结果是，大家仍旧像往常一样把个人的感受放在第一位。
在关闭城市两天之后，里厄大夫从医院出来，正好碰上柯塔尔。柯塔尔一脸心满意足的神气向他迎了过来。里厄称赞他气色不错。
“是的，身体完全好了，”矮个子说，“大夫，您说说，这该死的鼠疫，哼，竟严重起来了。”
大夫确认了这个情况。矮个子有点诙谐地说：
“没理由说这鼠疫现在能停下来。一切都会弄得乱七八糟。”
他俩一道走了一会儿。柯塔尔谈到他们街区有个殷实的食品杂货店老板，他囤积了许多食品，想卖大价钱。有人接送他去医院时，发现他床底下堆了好多罐头。“他死在医院了，鼠疫可不付钱。”看来柯塔尔满脑子都是有关鼠疫的真真假假的故事。比如，听说有一天早上，城中心一个男人有迹象染上了鼠疫，在病得说胡话时，他冲到外面，向他遇到的第一个女人扑过去，紧紧搂着她大叫他得了鼠疫。
“好！”柯塔尔用与他下面的话不协调的讨人喜欢的口吻指出，“我们谁都得变成疯子，我敢肯定。”
也就在那天下午，格朗终于向里厄大夫讲了心里话。他当时瞧见写字台上摆放着里厄夫人的照片，便望着大夫。里厄回答说他妻子正在外地治病。“在某种意义上，她倒很幸运，”格朗说。大夫说，这的确幸运，不过，但愿他妻子能够痊愈。
“噢！”格朗说，“我明白了。”
于是，格朗滔滔不绝地讲起来，从里厄认识他以来这还是第一次。尽管他仍然字斟句酌，这次却几乎总能找到适合的字词，仿佛他早就想好了他正在说的这番话。
他在弱冠之年与邻家的一位穷苦小姑娘结了婚。甚至可以说他是为结婚才辍学就业的。让娜和他本人都从没走出过所在的街区。他总是去她家看望她，让娜的父母看见这个沉默寡言举止笨拙的求爱者有点忍俊不禁。她父亲是铁路工人。每逢休息日大家都会看见他坐在临窗的一个角落里，若有所思地观看着人来车往的街景，一双粗大的手平放在大腿上。她母亲总在忙家务，让娜也帮她操持。让娜是那么瘦小，格朗一见她过马路就为她担心。车辆和她一比，简直成了庞然大物。一天，他俩站在卖圣诞礼品的店铺门前，让娜出神地观赏着橱窗，随后一仰身朝他靠过去，说：“太美了！”他紧紧握住她的手腕。他们就这样定了终身。
据格朗说，余下的故事十分简单。跟大家一样：他们结了婚，还有点相爱，两人都工作。工作太忙就忘了爱情。让娜也得工作，因为办公室主任说话不算数。说到这里，就需要动用想像力才能理解格朗的话是什么意思了。他当时疲惫不堪，灰心丧气，话也一天比一天少，而且没有设法让妻子相信他还在爱她。工作劳累的男人、生活的贫困、逐渐黯淡的前途、晚饭桌边的无话可说，在这样的天地有何情欲可言。让娜可能已感到痛苦，但她仍留了下来：人有可能痛苦时间一长便再也不感到痛苦。一年年过去了。后来她还是出走了。当然，她并非孤零零出走的。“我曾非常爱你，但如今我太累了……我离开你并不感到幸福，可是并非需要幸福才能重新开始。”她写给他的信里大体是这些内容。
约瑟夫·格朗也很痛苦。正如里厄提醒他的，他本可以重新开始，但现在他没有信心。
说实话，他老想念她。他真想给她写封信为自己辩护。“但这很困难，”他说，“我老早就考虑了。只要我们还在相爱，没有话我们也能互相理解，但两人并不一定永远相爱。在一定的时刻我本应该找到合适的话留住她，但我没有做到。”格朗用一块方格子的手帕擤擤鼻涕，然后擦擦小胡子。里厄注视着他。
“请原谅，大夫，”这位老兄说，“该怎么说呢？……我信任您。和您在一起，我可以说话，一说话我就感到激动。”
显然，格朗的思想离鼠疫还有十万八千里。
晚上，里厄给他妻子发了一份电报，说已经关闭城市，他身体不错，她应当继续注意自己的身体，他想念她。
关闭城市三周之后，里厄在医院大门口看见一个正在等他的男青年。
“我想，”男青年说，“您还能认得出我。”
里厄觉得似曾相识，但还有些迟疑。
“我在这些事件发生之前曾来您这里询问阿拉伯人的生活状况。我叫雷蒙·朗贝尔。”
“哦！没错，”里厄说，“那么，您现在有好题材可以写报道了。”
对方显得有些烦躁。他说不是这么回事，他来这里是为了请里厄帮帮忙。
“我很抱歉，”他补充说，“但我在这座城市里没有一个熟人，而我们报社在本市的通讯员可惜又是个笨蛋。”
里厄建议小伙子跟他一起步行到市中心的一家卫生所，因为他有些事需要吩咐。于是他们走进黑人居住区的一条条胡同。夜幕正在降临，昔日那样喧闹的城市在此刻显得出奇地寂静。在金色余晖尚存的苍穹之下，几声军号的鸣响无非说明军队还在装作执行军务。这时，他们俩沿着陡坡一般的街道走下去，街道两旁是摩尔式房舍蓝色、赭石色和紫色的墙垣。朗贝尔说话时情绪非常激动。他离家时把妻子留在巴黎，说实话，那不是他的妻子，但和妻子是一回事。城市一关闭他就给她发去一封电报，起初，他以为这件事只是临时性的，发电报无非考虑别中断联系。可他在阿赫兰的同行们告诉他，说他们也帮不了他的忙，邮局要他去找别人，省府的一个女秘书还对他的请求嗤之以鼻。他站了两个钟头的队才得以发出一份电报，电报上写的是：“一切顺利。不久再见。”
但今天早上，他起床时突然想到，他毕竟并不知道这种情况会延续多久。于是他决定离开这里。由于他是经过推荐来到本市的（干他这行有此便利），所以有机会接触省府办公厅主任。他对主任说，他与阿赫兰毫无关系，他没有必要留下来，他来此地纯属偶然，所以正确的做法是允许他离去，哪怕出去以后必须接受检疫隔离也在所不惜。主任说他对此非常理解，但谁都不能例外，他可以再看看，但总的说情况十分严重，难以做出任何决定。
“但说到底我毕竟是外地人呀。”朗贝尔说。
“那当然，但无论如何我们都希望瘟疫别拖下去。”
末了，主任试着安慰朗贝尔，提醒他说，他可以在阿赫兰找到题材写一篇有趣的报道，而且，仔细琢磨起来，任何事件都有它好的一面。朗贝尔说到这里耸了耸肩。他们这时已来到市中心。
“真是一派胡言，大夫，您明白这点，”他说，“我生来又不是专为写报道的。说不定我生下来就注定要同女人一起生活呢。这不是很合乎情理吗？”
里厄说，无论如何这看上去是合乎情理的。
在市中心的林荫大道上已见不到往常的人群。几个行人匆匆忙忙往自己远处的住所走去，没有人脸上挂着笑容。里厄想，这是今天朗斯道克情报资料局发表的公告在起作用。过一天一夜，我们的同胞总会重新燃起希望。但当天，大家对公布的数字还记忆犹新。
朗贝尔又突然接着讲下去：
“原因是，她和我邂逅不久，相处却非常融洽。”
里厄没有言语。
“看来我打搅您了，”朗贝尔说，“我的初衷无非想问您是否能给我开一个证明，说我没有染上这该死的病。我想这可能对我有用。”
里厄点头答应。一个小男孩往他的腿边摔过来，他挡住他，轻轻把他扶起来。他俩继续走路，不久来到阅兵场。浑身尘土的榕树和棕榈树一动不动地垂着树枝，树丛中立着一座积满灰尘的肮脏的“共和国”雕像。他俩在雕像下边停下来。里厄在地上使劲跺脚去除鞋上发白的灰尘，一只接着一只。他望望朗贝尔。记者头上的毡帽略向后斜，领带下面的衬衫领口敞开着，胡子拉碴的，一副与人赌气的固执模样。
“相信我，我理解您的心情，”里厄末了说道，“但您的理由站不住脚。我不能给您开这个证明，因为事实上我并不知道您是否染上了这个病，也因为，即使您现在没有染上，我也不能证明您走出我的诊所再到省政府这段时间您没有染上。而且，即使……”
“而且，即使？”朗贝尔问道。
“而且，即使我给您开了这个证明，对您也未必有用。”
“为什么？”
“因为在这个城市与您情况相同的人有好几千，但都不可能让他们出城。”
“但如果他们本人都没有染上鼠疫呢？”
“这个理由并不充分。我明白，这一连串的麻烦非常愚蠢，但这关系到我们每个人。只好认了。”
“但我不是本地人呀！”
“唉，从这一刻起，您跟大家一样，都算是本地人了。”
对方气得按捺不住了：
“我敢肯定，这是个有没有人情味的问题。也许您还体会不到两个心心相印的人分离意味着什么。”
里厄不马上作答。后来他说，他相信自己能体会。他真心希望朗贝尔能再见到他的妻子，希望天下相爱的人都能团聚，但政府法令和法律摆在那里，又存在鼠疫，他个人的职责只能是做应当做的事。
朗贝尔带着苦涩说道：
“不，您不能体会。您说话用的是理性的语言，您生活在抽象观念里。”
里厄抬眼望望共和国雕像，说，他不知道自己是否在用理性语言，但他的语言是来自明显的事实，两者不一定是一回事。记者整一整领带，说：
“那么，您的意思是，我必须用别的办法摆脱困境？”他随即用挑战的口吻说，“但我一定要离开这个城市。”
大夫说，他对此也还理解，但这与他无关。
“不对，这与您有关！”朗贝尔突然提高嗓门说，“我之所以来向您求援，是因为有人告诉我，您在那些决策里起了很大的作用。因此我想，起码为一个特例您可以取消您曾协助做出的决定吧。但您对此却无所谓。您从来想不到别人。您根本没有考虑那些妻离子散的人。”
里厄承认，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事实：他当时不想考虑那些情况。
“噢！我明白了，”朗贝尔说，“您马上会说那是为公众服务。但公众的福祉是建立在个人幸福之上的。”
里厄仿佛刚从心不在焉的状态里摆脱出来，他说：
“好了，有这种事，也有别种事，没有必要判断谁是谁非。但您发火是不对的。假如您能摆脱困境，我真会无比高兴。无非是我的职责不允许我做某些事情罢了。”
朗贝尔焦躁地点点头：
“是的，我发火是不对的。而且我还因此耽误了您好多时间。”
里厄请他随时告知他为此事奔走的情况，并希望他别记恨他。他们肯定会为某个计划再见面。朗贝尔似乎一下子茫然不知所措了。
“我相信会见面，”他沉默一会儿后说道，“是的，不管您对我说了些什么，我还是不由自主地相信这点。”
他迟疑地补充说：
“不过我不能称赞您的做法。”
他把毡帽拉到额头上，随即快步离开了。里厄见他走进了让·塔鲁暂住的旅馆。
片刻之后，大夫摇摇头。这位记者寻求幸福的急切心情有他的道理，但他指责自己时是否有道理呢？“您生活在抽象观念里。”在他的医院里，鼠疫加快蔓延，每周的死亡平均数字已上升到五百人，他在医院里度过的这些日子难道真是抽象的？不错，在灾难中有抽象和非现实的成分，但当这抽象开始屠杀人们时，操心这抽象就势在必行了。里厄只不过明白，这事并非易如反掌。比如，要领导托付给他的这家附属医院（如今本市已拥有三家这种医院）就很不容易。他曾命人在门诊室对面收拾出一间接收病人的房子，房里挖一个盛满消毒臭药水的池子，池子中央用砖垒一个小台。病人送到小台上立即脱掉衣服放进药液里，洗完澡擦干后再穿上医院的粗布衬衫送到里厄那里，然后再把他们分送到病房。他们曾经不得不利用一所学校的操场，现在那里一共有五百张床位，几乎都住满了病人。每天早上，里厄亲自主持接收病人，在给病人做了防疫接种和淋巴结切开等处理之后，他还得核实统计数字，然后再回去进行午后门诊，最后才在夜间出诊，回家时已经是深夜了。昨天夜里，他母亲把小里厄夫人的来电交给他时，发现他的手在发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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