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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当我们谈论科学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英国国民作家伊恩•麦克尤恩关于科学和人文的一部随笔集，被收入企鹅兰登书屋的经典Vintage Minis人类学系列。书中共收录麦克尤恩的5篇随笔：“文学、科学与人性”“物种独创性”“平行的传统”“世界末日蓝调”和“自我”。

作者围绕着文学、科学与人性之间的关系，阐述其精辟独特而富含哲理的观点，辅以数段科学史上的公案——首先提出进化论的是达尔文，还是华莱士？广义相对论属于爱因斯坦，还是德国数学家希尔伯特？还有列文虎克写给英国皇家学会的信……从科学到文学，麦克尤恩的文字生动有趣、蕴含哲思，游走于感性与理性之间，读之令人心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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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末日蓝调

1839年来，世界上照片的库存加速累积，成倍增加，形成了几乎无穷无尽的图像，就像博尔赫斯的图书馆⁽¹⁾。如今，这种摄人心魄的技术伴随我们的时间已经足够长了，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19世纪末期——拥挤的人群、繁忙的街道，并且确定上面的每个人都已故去。不仅是在公园栏杆旁边歇脚的年轻夫妇，还有滚铁环的孩子、古板的保姆、挺直了身子坐在婴儿车里的严肃脸宝宝——他们都已经走完了自己的一生，驾鹤西去了。然而，凝固在深褐色相片中的他们看起来好奇而忙碌，并未注意到自己定将死去的事实——就像苏珊·桑塔格说的那样，“照片陈述着走向自我毁灭的生命的无辜与脆弱”。“摄影，”她说，

“是有限生命的库存。如今，指头一按，就足以为一瞬间赋予死后的讽刺意味。照片显示出，人们是如此不可否认地在那里，且正处于生命中某个特定的年纪；（它们）将人和物聚集在一起，而片刻之后，他们就已经散去、改变，沿着各自独立的命运继续前行。”

那么，有朝一日，可能也会有我们今天所有人齐聚在这个礼堂中的照片。想象一下，200年后，未来某个看客仔细打量着老照片里的我们，把我们随意揣测成奇怪的老古董，觉得我们一心认为自己关注的东西显然很重要，却对自己命中注定的死期与死法一无所知，并且早已作古了。早已作古了，我们所有人。

我们非常习惯于思考个体必死的命运——它是我们生存叙事的形成力量。它在童年以令人困惑的事实浮现，在青春期，可能会以我们周围的人似乎都在否认的悲剧现实再度浮现，随后也许会消退于忙碌的中年生活，再以好比说一阵突发失眠前兆的形式回来。拉金⁽²⁾的《晨曲》（Aubade），堪称对死亡的最佳世俗冥想之一：

……确定的消亡，我们正朝它行进，

而且永远会迷失其中。不在这里，

不在任何地方，

而且很快就会到来；无以复加地恐怖，无出其右地真实。

我们在私下的谈话和熟悉的宗教慰藉里，都要面对我们必死的命运——“那一大匹锦缎，被虫蛀过，发出悦耳的声音，”拉金想，“造它出来，是为了假装我们永远也不会死。” 而且我们把必死的命运当作一种创造性张力、一种对我们文艺有利的悖论来体会：被描绘、喜爱或赞美的东西都不长久，作品必须努力比自己的创造者活得更久。拉金现在毕竟死了。除非我们是意志坚定、行事周密的自杀者，否则是无法知道自己的死期的，但我们知道这一天一定会落在某个特定的生物学可能性范畴内，随着我们变老，这个范畴必然会渐渐缩小，直至闭合。

对我们集体消亡的性质和时机的估计，甚至更不确定。不是一屋子听讲座的人的消亡，而是文明的终结，全人类的消亡——它也许会在接下来的百年间发生，或是两千年之内都不会发生，又或是难以觉察地缓慢发生，像一声呜咽，而不是巨响。化石记录向我们证明，大部分物种都不可阻挡地灭绝了。但在面对那种未知性时，人们常会对“末日将近”抱有强烈的确定性。在有记载的历史中，人们始终痴迷于各种故事，这些故事预测了我们全体毁灭的日期和方式，通常带有天谴和最终救赎的思想，被描绘得意味深长；还预测了地球生命的终结、末日或最后的日子、末日降临的时间、天启。

这些故事中，许多都对未来有着极为明确的描述，让人笃信不疑。当代基督教或伊斯兰教的末日启示录运动，或暴力或非暴力，似乎都有着暴力终结的幻想，也对我们的政治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天启的思想可能会妖魔化——就是说它蔑视别的团体和信仰，觉得它们崇拜的是假神，那些信徒当然不会从地狱之火中被拯救出来。

天启思想也倾向于极权主义——就是说这些观点是完整无缺、无所不包的，建立在渴望与超自然的信仰之上，不受证据或缺少证据的影响，并且受到了良好的保护，不会被新数据所影响。因此，无意识的感伤，甚至是喜剧的瞬间出现了——或许也揭示了我们本性中的一些东西——因为未来必须不断被改写，要找到新的反基督者、新兽、新巴比伦、新的淫妇，关于毁灭和救赎的旧约定很快就被下一个取代了。

即使只是对基督教启示录浅尝辄止的研究者，也不应忽视诺曼·科恩的作品。他的权威性著作《千禧年的寻求》（The Pursuit of the Millennium）出版于60年前，之后一直重印。这是一部关于11至16世纪席卷北欧的各种末世运动的研究。这些教派普遍受到《启示录》中象征主义的启发，通常由一位具有神赐能力、来自工匠阶级或被剥夺了财产的先知领导，被末日将近、随后要建立地球上的天国的想法所控制。为此，人们相信有必要屠杀犹太人、牧师和地主。成千上万身强体壮、受到压迫，又经常忍饥挨饿、无家可归的狂热暴民，从一个城市游荡到另一个城市，满心都是疯狂的盼望和杀人的打算。当局、教会和信徒会以压倒性的暴力镇压这些团伙。几年或是一代人之后，随着新首领和略有不同的侧重点的出现，一个新的团伙又会崛起。值得记住的是，跟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骑士身后的贫苦暴民，是以屠杀莱茵河上游地区数千名犹太人开始他们的旅程的。如今，当具有激进倾向的穆斯林宣称反对“犹太人和十字军战士”时，他们最好记住，犹太人和伊斯兰教都是十字军东征的受害者。

让科恩作品的读者震惊的是，从中世纪到当代，末日启示录的思想一脉相承。首先，而且一般说来，对末日降临时间的预测韧劲十足——500年来一次次宣布日期，什么也没有发生，但没有人对重新设定日期感到气馁。其次，《启示录》催生出了一种文学传统，让源自犹太教传统的“神选”幻想在中世纪欧洲长盛不衰。基督教徒现在也可以是天选之人、获救者或是蒙选之人，即使官方再怎么镇压，也无法抑制这种观念对穷人和疯子的吸引力。第三，一个纯粹的男人形象隐约出现了，表面上道貌岸然，声名显赫，但实际上却诱人而邪恶——他是反基督者。在科恩研究的五个世纪里，这个角色往往和现在一样，都由教皇扮演。

最后，天启信仰核心文本《启示录》一书，本身具有无边的适应性、永恒的吸引力和魅力。当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抵达美洲、在巴哈曼群岛登陆的时候，他相信自己已经找到而且注定就该找到《启示录》中所承诺的人间天堂。他相信自己与上帝在地球上的千年之国计划密切相关。学者丹尼尔·沃伊奇克引用了哥伦布对自己首次旅程的记载：“上帝让我成为他在《圣约翰启示录》⁽³⁾中所说的新天新地的信使……还为我指明了找到它的地点。”

五个世纪之后，美国依然是一片丰饶之地，而且承担了全世界4/5以上的科研工作，可以向全世界展示大量关于其宗教信仰的民意调查。都是些大家耳熟能详的陈词滥调。绝大多数美国人都说自己从未怀疑过上帝的存在，确信他们会被召唤，为自己的罪孽受到责罚。超过半数人是神创论者，相信宇宙有6 000岁，耶稣一定会在接下来的50年内回来，审判生者与死者。在一项调查中，只有12%的人相信地球上的生命是通过自然选择进化而来的，没有超自然作用的干预。

有一种信仰，相信末世《圣经》预言，相信有这么一个世界：它会被大灾难净化，并在我们有生之年里随着耶稣的回归得到救赎，全民信奉基督，天下得以太平。总体说来，这种信仰在美国的强烈程度超越了星球上任何一个地方，并且从缺乏教育、经济上遭受剥削的边缘群体延伸到数百万受过高校教育的人，再到执政精英，直至权力巅峰。社会学家J. W. 尼尔森指出，天启观“就像热狗一样地美国”。沃伊奇克让我们想起1984年4月全球掀起的那波焦虑，因为当时里根总统表示，他对《圣经》中关于末日善恶大决战将近的预言非常感兴趣。

对于世俗的思想来说，调查数据有一种令人愉悦的震惊和刺激感——你可以把它们看作是无神论者的小黄文。但你应该保持某种程度的怀疑。它们差别巨大——一个调查的90%是另一个的53%。从一个受访者的角度出发，对一个拿着笔记板的陌生人断然否认上帝的存在，有什么好处？那些人告诉民意调查者，他们相信《圣经》是书面化的上帝的话，所有正派的道德戒律都发源于此。这些人想到的更可能是广义的爱、同情和宽恕，而非《旧约》中怀着妒意的上帝所怂恿的蓄奴、种族清洗、杀婴和种族灭绝大屠杀。

此外，大脑有能力进行巧妙的划分。这一刻，一个人或许坚信末日决战的预言会在自己有生之年应验。而下一刻，他也许就会拿起电话，咨询给孙辈上大学用的储蓄基金事宜，或是对减缓全球变暖的长期措施表示赞成。或者他甚至可能会投票给民主党人，就像许多西班牙裔的《圣经》直译主义者一样。在宾夕法尼亚州、堪萨斯州和俄亥俄州，法院已经明令推翻了“智慧设计论”⁽⁴⁾，投票者也把神创论者赶出了校委会。在著名的多佛案⁽⁵⁾中，由布什任命的大法官约翰·琼斯三世做出的判决，不仅严厉地驳回了将超自然思想引入科学课堂的可能性，也是对整个科学研究，尤其是自然选择论简洁优美、激动人心的总结，并且是对理性主义者和作为宪法基础的启蒙价值观的坚定背书。

然而，《启示录》作为《圣经》的最后一卷，也许是最匪夷所思的一卷，肯定也是最骇人听闻的卷章之一，在美国依然重要，就像在曾经的中世纪欧洲一样。这本书也被称为《天启》——我们应该清楚这个词的意思，它源自希腊语中的“启示”一词。“天启”已经成为了“浩劫”的同义词，实际上指的是个体用来描述神明对自己有何启示的一种文学形式。犹太人有悠久的预言传统，从公元前二世纪到公元一世纪，像帕特莫斯岛的约翰那样的先知没有几千个，也有几百个。公元二世纪，许多别的基督教天启被剥夺了经典权威性。《启示录》之所以幸免于难，很可能是因为其作者被误认为是圣约翰，主所爱的门徒。要是几近不保的《启示录》也未能留存在我们现今所知的《圣经》中，那么推测一下中世纪欧洲史、乃至欧美宗教史会怎样改头换面，会是趣事一桩。

学术界公认《启示录》写于公元95或96年。人们对其作者知之甚少，只知道他肯定不是使徒约翰这一个事实。写作的起因，似乎是罗马皇帝图密善对基督徒的迫害。仅仅一代人之后，罗马人便洗劫了耶路撒冷第二圣殿，因此被认为和几个世纪之前摧毁了第一圣殿的巴比伦人如出一辙。写作的大概目的，很可能是为了给信徒希望和安慰，让他们确信自己的苦难将会结束，天国将会得胜。从富有影响力的12世纪历史学家菲奥雷的约阿希姆以来，在集合了复杂与分歧的各种传统中，《启示录》一直被看作是人类历史的综述，我们正处于其中最后的阶段；或者完全被看作是对那些最后日子的描述，战后的美国尤其如此。几个世纪来，在新教的传统中，反基督者等同于教皇，或等同于所有天主教堂。近几十年来，这项荣誉被授予了苏联、欧盟或世俗主义与无神论者。对许多千禧年时代论者来说，国际和平缔造者——联合国，以及世界基督教协进会——胆敢通过在各国间播撒和平的种子来延迟最后的搏斗，因此一直被看作是邪恶力量。

《启示录》的演员阵容或内容，在当代的表现形式中，有着儿童电脑奇幻游戏的所有华丽——地震与火灾，雷鸣般嘶吼的马匹和它们的骑手，吹号角的天使，魔瓶，耶洗别⁽⁶⁾，红龙和其他神兽，还有淫妇。另一个熟悉的方面是数字的效力——封印、兽首、烛台、星星、灯、号角、天使和瓶子都各有七个；此外还有四名骑马者、四头有七个脑袋的野兽、十只角、十顶冠冕、二十四位长老、各有一万二千成员的十二支派……以及最后，最能引起共鸣，并引发了十九个世纪黑暗愚昧的：“在这里有智慧。凡有聪明的，可以算计兽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它的数目是六百六十六。” 对许多人来说，666充满了重要性。互联网上充斥着关于超市条形码、植入芯片、世界领导人名字数字编码的猜测，让人胆战心惊。然而，在俄克喜林库斯遗址⁽⁷⁾中，有关这句名言最古老的已知记载给出的数字却是616，和苏黎世《圣经》译本一样。在我看来，随便哪个数字应该都可以。人们在对预言的计算中感受到了对系统化思想的渴望，而其中缺失的实验科学基础，则会在许多个世纪之后，为这种人类喜好赋予丰富的表达。占星术也会给人以类似印象：运作在毫无意义的虚空中的对数字的痴迷。

但《启示录》在科技与怀疑论的时代依然存在。没有多少文学作品——哪怕是荷马的《奥德赛》——能在如此漫长的时间里以拥有如此广泛的吸引力为豪。关于这种顽强的持久性，有一个著名的例子，是关于威廉·米勒的。这名19世纪的农夫成为了先知，并根据《但以理书》第14节中的一行“到两千三百日，圣所就必洁净”，进行了一套复杂的运算。米勒列出了各种理由，认为这句话应该从公元前457年开始计算，并且将预言中的一天理解为相当于一年，得出了世界末日应该出现在1843年的结论。米勒的一些追随者将计算进一步细化到了10月22日。到了那天，什么也没有发生，之后年份很快被修改为1844，把元年也考虑进去了。成千上万忠诚的米勒派成员聚集在一起等待。人们也许不认同这些信仰，但很可能会理解这种令人心痛的醒悟。一名目击者写道：

（我们）满怀信心地期待着看到耶稣基督，和他身边所有圣洁的天使……这样一来，我们在尘世间朝圣之路上的试炼与苦难就会结束，我们就能赶上来迎接我们的主……所以我们就这样盼望着来迎接我们的主，直到午夜十二点的钟声响起。这一天已经过去，我们注定要失望了。我们最殷切的希望和期望都破灭了，落泪的感觉涌上我们的心头，我以前从未这么想哭。这是我们所有俗世间朋友的损失，似乎无可比拟。我们哭啊、哭啊，直到天明。

应对幻灭的一个方法，是给它命名——“大失望”（the Great Disappointment）——首字母必须大写。更重要的是，根据肯尼斯·纽波特对韦科惨案⁽⁸⁾的记载，“大失望”过后的第二天，纽约吉布森港一位名叫海勒姆·埃德森的米勒派领导人走在路上的时候看见了一个异象，突然得到了一个启示：“圣所洁净”所指的事件不是在俗世，而是在天堂。耶稣已经在至圣的天上占据了他的位置。日期一直都是对的：只不过他们搞错了“地方”。这一“神来之笔”，纽波特是这么称呼它的，这一“神学救生索”，将整个事件带入了一个无可反驳的领域。“大失望”得以解释，还吸引了众多米勒派成员，带着他们心中依然强烈的希望，开始了第七日基督复临（the Seventh Day Adventist）运动——这一运动后来发展成为美国最成功的教会之一。

注意这种趋势和科恩所描述的中世纪教派之间的关系——着重强调《启示录》，末日即将来临，严格区分守安息日的忠诚“余民”和那些加入了“堕落”、反基督者行列的人。等同于反基督者的教皇，其头衔是“上帝儿子的代表”（Vicarius Filii Dei），显然数值就是666⁽⁹⁾。

我提到海勒姆·埃德森事后的神来之笔，是为了说明末日时间思想的可变性和韧劲。几个世纪以来，人们一直认为末日“快来了”——就算不在下周，也在一两年之内。末日还没来，但没人会失望很久。新的预言者，以及不久后新的一代，会开始计算，并且总会设法发现，末日将在他们自己的有生之年迫近。像哈尔·林德赛这样的百万级畅销书作者对世界末日的预言贯穿了整个70、80和90年代——而今天，生意前所未有地红火。人们渴求这种新闻，或许我们可以从中窥见自己天性中的一些东西，关于我们根深蒂固的时间观念，以及在面对令人生畏的浩瀚永恒或宇宙年龄时——两者从人类尺度来说相差无几——我们自身的渺小。我们需要一种情节、一种叙述，来支撑我们在事物流动中的无关紧要。

在《结尾的意义》（The Sense of an Ending）中，弗兰克·克默德指出，《启示录》经久不衰的特质与活力“与我们对小说更加天真的要求不谋而合”。我们出生，也将死去，都会在事物的中间，在“当中”。为了理解我们的跨度，我们需要他所说的“与起源和终点的虚构一致性。在我们的想象中，广义上的‘末日’将会反映出我们不可降低的中间期望”。在面对无尽的时光时，有什么能比把我们个人的死亡与净化万物的毁灭等同起来更有意义的呢？克默德引用了华莱士·史蒂文斯的说法：“想象力的一个奇特之处就在于，它总是出现在一个时代的尽头。” 就连我们的衰落观里也包含着复兴的希望；信教的人和最不信教的人，都不免把过渡到2000年看得很重要，哪怕无神论者所做的一切，只是把派对开得更热闹一点。这必然是一种过渡，从旧时代通往了新时代——但现在谁又能说奥萨马·本·拉登不令人失望呢？不管我们是在新千禧年的曙光里与下曼哈顿废墟中的丧亲者一同哀悼，还是像有些人那样，在东耶路撒冷开心地舞蹈。

伊斯兰教末世论从一开始就认为，必须以暴力征服世界，在预期的审判时刻之前将灵魂集结到信仰中——这一想法若干个世纪来几经兴衰，但在过去几十年里从伊斯兰复兴运动中获得了新的动力。它一部分是基督教新教传统的镜像（一个完全伊斯兰教化的世界，耶稣是穆罕默德的副手），一部分是对“神圣空间”哈里发国必定回归的幻想，这个国度包括西班牙大部分地区、法国部分地区、整个中东，直到中国边境。与基督教的计划一样，伊斯兰教预言了犹太人的毁灭或皈依。

令人惊讶的是，作为伊斯兰教和基督教末世论的源头，犹太教对预言的信仰反而较弱——也许犹太人和他们上帝之间的关系带有某种讽刺，对末世信仰不友好，但它继续生机勃勃地存在于卢巴维奇运动及各种以色列移民群体中，并且关注的中心一定是有争议土地的神圣权利。

我们还应该在这些东西中加入最近世俗的末日天启信仰——确信世界必然会因为核交换、病毒蔓延、陨石、人口增长或环境退化而毁灭。如果这些灾难仅仅是在开放式未来形成的可能性，或许可以被智慧的人类行为所阻止，我们就不能认为它们会引发世界末日。它们是威胁，它们在召唤行动。但当它们被描述成在所难免的后果，由不可避免的历史力量或先天的人类缺陷所驱使，它们就和自己的宗教对应物有了许多相似之处——尽管它们缺少妖魔化、清洗、救赎的方面，也没有超自然实体的监管，这种监管可能会赋予大规模灭绝善意的意义和目的。显然，宿命论在两个阵营中都很常见，而且双方都有足够的理由对核毁灭高度关注。在先知的信徒看来，核毁灭可以在回顾似曾晦涩的《圣经》段落时得到解释。哈尔·林德赛，美国天启思想普及者中的佼佼者，写道：

《撒迦利亚书》第14章12节预言：“他们两脚站立的时候，肉必从骨上消没，眼在眶中干瘪，舌在口中溃烂。”数百年来，《圣经》预言的研究者一直想知道，什么样的灾祸会在人类两脚依然站立的时候将他们瞬间摧毁。这种事情非人力之所及，直到原子弹爆炸事件发生。但现在，《撒迦利亚书》预言的一切，都可以在一场热核交换中实现！

还有两场运动，幸好现在都被打压或溃败了。它们为宗教和世俗天启之间提供了进一步的联系——诺曼·科恩在《千禧年的寻求》最后几页中这样总结道。天启中世纪运动的种族灭绝倾向在公元1500年后有所减弱。当然，末日信仰依然活跃在清教徒和加尔文主义运动中，在如我们所见的米勒派中，也在美国大觉醒运动、摩门教、耶和华见证会和基督复临会运动中。

然而，杀人的传统并没有彻底消失。它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存活于各个教派与各种暴行间，在20世纪的欧洲出现转变、复兴、世俗化，但依然在科恩描述的天启思想精髓中清晰可辨：

人们紧张地期待着一场具有决定性的终极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世上的暴政将被“天选之人”推翻，世界将会获得新生，历史将会走向圆满。上帝的意志在20世纪转变成了历史的意志，但本质的需求依然存在，今天也是一样——通过消灭腐败分子来净化世界。

纳粹主义对犹太人的黑暗幻想，与中世纪凶残的反犹太人妖魔论有许多相同之处。还有一个从俄国引进的重要因素，叫作《锡安长老会纪要》（The Protocols of the Elders of Zion），是一份1905年沙俄警方的伪造文书，被希特勒他们抬高到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地步。（耐人寻味的是，《纪要》一书作为伊斯兰教主义者的核心文本再度出现，在网站上被频繁引用，并在中东各地的街头书摊上贩售）第三帝国及其千年统治的梦想是一种世俗化的千禧年篡权，直接的源头就是《启示录》。科恩提醒我们注意《我的奋斗》中天启式的语言：

如果我们的人民……沦为这些国家嗜血、贪财的犹太暴君的受害者，整个地球将会沉落……如果德国从这种信仰中解脱出来，便可认为是战胜了这种对各民族来说最大的危险，这是为了整个地球。

在苏维埃形态下的马克思主义里，科恩也找到了对古老的千禧年预言传统、对消灭腐败分子的最终暴力斗争的延续——这次是资产阶级要被无产阶级击败，这样国家才能消亡，迎来和平的王国。“富农……准备绞杀成千上万的工人……必须对富农发起无情的战争！让他们去死！”列宁如是说。他的话变成了行动。

30年前，我们也许可以说服自己相信当代宗教天启思想是一种无害残余，来自更容易上当受骗、迷信、处于科学发展之前的时代，现在已经安全地成为了过去。但今天的预言信仰，尤其是在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传统中，是我们当代历史的一股力量，像一具中世纪引擎，推动着我们的现代道德、地缘政治和军事问题。各路神明——而且他们肯定不是同一个神——过去都是直接对亚伯拉罕、保罗或穆罕默德等人说话的，现在则通过每天的电视新闻，间接对我们说话。这些不同的神已经和我们的政治分歧缠绕在一起，难解难分了。

我们世俗和科学的文化尚未取代这些互不相容的超自然思想体系，甚至仅仅连发起挑战也无能为力。科学方法、怀疑论或一般意义上的理性还没有找到一种包罗万象的叙事，足够有力、简单且具有广泛的吸引力，能够和赋予人们生命意义的古老故事相抗衡。对于地球上所有的生物多样性来说，自然选择是一种强大、优雅而又经济的解释，或许还包含了另一种可以匹敌创世神话的种子，在真实性方面也更有分量——但它等待着自己灵光乍现的合成者，它的诗人，它的弥尔顿。伟大的美国生物学家E. O. 威尔逊提出过一种伦理观，脱离于宗教，却源自他所谓的“亲生命性”（biophilia），即我们与我们的自然环境之间天生而深厚的联系——但仅靠一个人，是无法创建起一种道德体系的。气候科学也许会用根据新数据修正的数字来谈论上升的海平面和全球气温，但说到人类的未来，它无法和耸人听闻的东西竞争，而且尤其无法和《但以理书》或《启示录》中预言的意义竞争。理性和神话依然不安地同床共枕。

科学非但没有提出挑战，反倒用显而易见的方法巩固了天启思想。它给我们提供了方法，可以在几小时之内将我们自己和我们的文明摧毁殆尽，或是在几天之内将致命的病毒传遍全球。并且我们的破坏技术呈螺旋式上升发展，越来越容易获得，已经提高了如下可能性——真正的信徒带着他们超凡脱俗的激情、他们对末日开始的虔诚渴望，能够助推古老的预言走向现实。丹尼尔·沃伊奇克在他关于美国天启思想的杰出研究中引用了一封信，是歌手帕特·布恩写给基督教友的。他的想法似乎是发动一场全面的核战争。

我猜，活在世上的基督徒，只要有思想，没有人不相信我们正生活在历史的尽头。我不知道你对此作何感想，但我觉得很兴奋。试想一下，就像使徒保罗所写的那样，亲眼看见“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哇喔！而且到处都是它即将发生的迹象。

如果这种一心要酿成核灾难的可能性看起来太悲观、过分或是搞笑，不妨想想另外一个人的例子，他离帕特·布恩很远——是伊朗前总统内贾德。他有一个被广泛报道的言论，就是要把以色列从地球表面抹去。他可能只是口出狂言，你在全世界上千座清真寺或教堂的任何一个周五或周日都可以听到这种话。但这种姿态，加上他的核野心，放在他的末日信念背景下，变得更令人担心了。在距离圣城库姆不远的村庄贾姆卡兰，一座小清真寺正在进行耗资两千万美元的扩建，这是内贾德在任期间由他的办公室推动的。在什叶派天启传统中，消失于9世纪的十二伊玛目⁽¹⁰⁾马赫迪预计会在清真寺后面的一个井里再度出现。他的再度出现，将意味着末日的开始。他将领导人们与伊斯兰教版本的反基督者旦扎里战斗，并且将和追随自己的耶稣一起，建立由伊斯兰教统治的全球性达尔·色兰和平园。内贾德扩建清真寺，是为了迎接马赫迪。大批朝圣者立刻朝拜了这一神殿，因为据说总统告诉他的内阁，他预计神明的“探访”会在两年之内发生。

或者，再想想著名的红色小母牛或小牛的例子。在耶路撒冷圣殿山上，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末日故事以环环相扣又互相排斥的方式汇聚一堂，具有潜在的爆炸性——它们也顺道构成了美国小说家罗伯特·斯通的佳作《大马士革之门》（Damascus Gate）的素材。人们激烈争论的不仅是过去和现在，还有将来。想要公正地概括挤在这片35英亩土地上的复杂的末世论，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些故事本身大家都耳熟能详。对于犹太人来说，这座山——《圣经》中的摩利亚山——是第一圣殿的所在地，于公元前586年被尼布甲尼撒⁽¹¹⁾所毁，而第二圣殿则于公元70年被罗马人所毁。根据传说，而且让包括圣殿组织在内的各种争议团体特别感兴趣的是，弥赛亚最终到来时，将占据第三圣殿。但如果不用一头绝无一根杂毛的红色小牛作为祭品，圣殿就无法建成，弥赛亚也就不会到来。

对穆斯林来说，这座山是“圆石清真寺”的所在地，建在两座寺庙的位置上，围绕着穆罕默德夜行登宵的地点——登宵时，他在岩石上留下了一个神圣的脚印。在先知的传统中，旦扎里将会是一个犹太人，他会领导对抗伊斯兰教的毁灭性战争。试图为一座新圣殿的基石送上祝福被看作是高度的挑衅，因为这意味着对清真寺的摧毁。阿里埃勒·沙龙于2000年9月到访圣殿山，其象征意义在穆斯林和犹太教徒看来，依然有着截然不同的解释。如果生命不受到威胁，那么基督教基要主义者加入这种反复无常的混战，就会显得愤世嫉俗得可笑。这些先知信徒们确信，基督将在世界末日大战的巅峰时刻归来，他的千年统治将会确保犹太教徒和穆斯林皈依基督教，或是将他们斩尽杀绝。但这一统治无法开始，除非第三圣殿建成。

因此，在得克萨斯基督教基要主义者农场主的帮助下，以色列兴起了养牛运动，来促使完美无瑕的红色小牛的诞生，从而让我们不得不假定，会把末日提前一点。1997年，当一位有希望的候选人出现时，引起了轰动和媒体的嘲弄。几个月后，这头宝贝小母牛的臀部被铁丝网刮伤，导致伤口上长出了白毛，立刻落选了。另一头红色小牛于2002年出现，引得众人欢呼，后来又让人失望了。在紧紧围绕着圣殿山的历史、宗教和政治中，小牛只是一件小事。但对它的寻找，以及围绕它的希望和渴望，显示出先知信徒中想要引发灾难的危险倾向，因为他们认为这种灾难会带来某种人间天堂。当前美国政府迟迟不愿采取公平政策来和平解决巴以争端，究其原因，可能犹太民族主义团体带来的压力与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的末世论难分伯仲。

人类历史的不确定期，迅速、混乱的变化期和社会动荡期，似乎让这些古老的故事更有分量了。并不需要小说家来告诉你，故事有始就得有终。哪里有创世神话，就一定有最后的篇章。上帝创造了这个世界，就有能力毁灭它。当人类的弱点或邪恶显露出来，人们就会产生超自然报应的负罪幻想。当人们深深失意时，无论是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都会梦想着出现完美社会，可以解决所有冲突，满足所有需求。

那些我们都可以理解，或是礼貌地装作理解。但宿命论的问题依然存在。在核时代，以及环境严重恶化的时代，天启信仰造成了严重的二级危险。如果核国家领导人开始欢迎或不再害怕大规模死亡，那么帮助我们度过冷战的岌岌可危的自利逻辑就会崩塌。伊朗11年级的一本教科书赞许地引用了阿亚图拉霍梅尼⁽¹²⁾的话：“要么我们为伊斯兰教在世界上的胜利握手言欢，要么我们全都殉道，转向永生。两种情况下，胜利和成功都属于我们。”如果我是信徒，我想我会更愿意加入耶稣的阵营。根据《马太福音》记载，他是这么说的：“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惟独父知道。”

哪怕是怀疑论者，也能在宗教表达的历史积累中找到快乐、恐惧、爱，以及最重要的，严肃感。让我们再回到菲利普·拉金——他是一位无神论者，也知道超然的时刻与本质。他在《去教堂》（Church Going）中写道：

这是严肃的地球上一座严肃的房子，

在它混合的气氛中，我们所有的强迫行为会合，

得到认可，并披上了命运的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