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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重点推荐《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

 

作者: 仇鹿鸣

 

《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讲了什么？

 

1.从西晋平吴实现统一起算，这个王朝也就维持了三十七年，其中十六年还在“八王之乱”的兵燹中度过，如此短命的统一王朝，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所以，在历史叙述中往往被一笔带过，或者简单概括为奢靡、贪婪、白痴和政治上的不思进取，清谈误国。对历史作简单草率的处理，或者带着预先设定的观点以及强烈的价值判断去观察，就无法揭示历史真相，更不能对于后人有所启发。

 

2.实际上，西晋的统治者并非不思进取、无所作为。从司马懿以至西晋武帝，有一个一以贯之的思想，那就是推崇“孝”，以孝入法，以孝治天下，企图打造出一个君臣父子秩序井然的社会，一个有道德的文明时代。这一点不应该一笔抹煞，斥之为虚伪，也不能简单地用政治派别来区分思想，诸如法家崇尚简朴法制，儒家热衷奢靡人治等等，虚构一幅党派线条清晰却是人造的魏晋历史图画来。

 

3.西晋最大的问题有两个。一是政治人事问题，司马氏继承的是曹魏的人马和传统，如何转变到西晋自己的政治路线上来，这个问题司马氏一直没有处理好。第二个问题更重要，那就是如何树立适应当世、引领思潮的文化思想。在这个问题上，司马氏做得更差。

4.司马氏出身于传统儒学大家，他试图用大家族伦理中的“孝”来重建国家意识形态。然而这种观念已经落伍，我们应该注意到东汉末期流传的童谣“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才怯如鸡”，透露出对于“孝道”反人性与虚伪性的批判。在社会动荡时代，大家族制度首当其冲，山谷陵替，旧族衰落，新人云起，想用已经破产的宗法绳索去驯服新的时代，当然不会成功，而且更因为西晋皇室内部的血腥争斗而令旧道德彻底失去人心，导致了西晋以后社会彻底的瓦解。

 

5.西晋的失败，应该放在东汉以来政治社会与国家意识形态大崩溃的背景下来认识。魏晋之际错综复杂的政治人事关系，以及统治者面对高昂激化的舆论时应对失措，无能、不作为和用错药，变成恶性循环，加剧社会迅速断裂为碎片，“八王之乱”又勾引胡族参加到争权夺利的内讧中来，政治破产、信仰崩溃加上民族斗争，从而造成了中国历史上最为漫长的分裂时代。西晋是这个大崩溃时代的庸医，非但没能救世，反而用老处方给气息奄奄的病人开了一剂毒药。

 

6.《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采取将政治史与家族史研究相结合的方式，一方面在政治史的脉络中探讨西晋权力结构从形成到崩溃的过程，另一方面考察魏晋大族之间的政治、婚姻、交往网络，探究这一网络在魏晋政治变局中发挥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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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旨趣与目标

在前辈学者的著述中，无论如何认识中世贵族制的性质，但大都把汉末到西晋这一时期视为中古士族社会形成的关键时段。士族这一对于中古政治影响深远的社会阶层，发轫于两汉，成熟于魏晋，终结于唐宋是学界主流的共识。从汉末的皇纲瓦解、清议纵横到晋初的短暂统一、玄谈兴起，这段动荡不安的历史本身便具有摇曳生姿的独特魅力。更值得关注的是这一时代政治动荡、社会文化急剧转型的背后，作为中古社会基本底色的士族逐步浮出水面之过程。政局的日益动荡与政治中坚阶层的日趋凝固两者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何从历史本身的脉络出发，探究这一表面矛盾的现象背后的实质，是笔者思考这段历史的起点。

在本书中，笔者采取将政治史与家族史研究相结合的方式，一方面在政治史的脉络中探讨西晋权力结构从形成到崩溃的过程，另一方面考察魏晋大族之间的政治、婚姻、交往网络，探究这一网络在魏晋政治变局中发挥的作用。在政治史的研究时限上，笔者选择以曹魏正始十年（249）为起点，西晋永康元年（300）为终点。正始十年的高平陵之变是司马氏家族控制曹魏政治的开端，魏晋嬗代的历史起点；而永康元年，赵王司马伦发动宫廷政变诛杀贾后、张华、裴頠等人，终结了西晋政治最后一段稳定时期，标志着西晋权力结构的最终崩溃。在具体研究过程中，一方面通过对一系列关键事件的史实考订，揭示魏晋之际政治变化的实相；另一方面探究司马氏家族的权势网络在曹魏政治中的成长与运作，分析司马氏集团凝聚过程与权力结构，揭示家族网络在魏晋政治中的作用。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笔者在借鉴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主要遵循三个理路，首先，将宏观的时代把握与微观的史实考订相结合，在研究中一方面照应魏晋之际政治变化的延续性，即不因朝代的更迭而将两段历史人为地加以割裂，另一方面在实证研究过程中注重对具体史实背景的考订分析，不盲目地使用未经明确界定的政治集团、党派分野之类的分析概念。其次，在研究中注意多个政治因素的共同作用，依据现有文献尽可能地展现历史变迁的复杂图景，特别是重视分裂时代外交与内政之间互相作用的微妙关系。这一时代的历史变化并不是曹魏、西晋简单的内政问题，往往受制于吴、蜀外部因素的作用。其三，动态地考察司马氏集团以及西晋政治格局的形成与变迁。在既往的研究中更多地倾向于将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司马炎四人视为一个整体，而对其祖孙兄弟之间的差异措意较少，司马氏集团内部的动态演变是本书关注的一个重点。

本书的研究建立在广泛收集相关史料并加以详密编年、比勘、考订的基础之上，并注意辨析各种史料的不同层次与信度，从而试图系统地阐释魏晋之际的权力结构转换与家族网络在其中的作用。兹简要地说明各章节的内容与研究目标如次：

第一章首先在一个较长的时间维度上考察汉魏时代河内郡的社会生态，探讨司马氏作为地方大族的文化特征，对于将司马氏定义为儒家大族的传统观点提出质疑与修正。通过勾辑零散的文献，复原了汉末清议风潮之下河内郡中的乡里秩序与人物品评网络，指出司马氏家族正是通过乡里网络的帮助才得以在曹魏政权中崭露头角的。其次，考察司马懿在曹魏政治中交往圈与婚姻圈扩张的历史过程。随着在曹魏政治中地位的提高，司马懿逐渐从政治网络中的托庇者转变为庇护者，通过通婚、交往、同僚、辟举等一系列人际关系的构拟，司马懿在曹魏政治中积累了广泛的人事资源，并形成了自己的权势网络。

第二章则是对于魏晋嬗代过程中一些关键事件和人物的考订，主要研究了以下四个问题。首先探究了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的背景和依靠的主要力量，并对政变过程中的军事、地理因素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其次，对司马师在魏晋嬗代中的作用和功业加以考证、阐释，并对齐王攸地位的形成过程提出了新的解释。其三，分析了曹魏淮南地方势力的形成过程，阐述了淮南三叛的不同背景与特质。其四，通过对于伐蜀之役背景以及人事安排的分析，探究了“二士争功”怪异现象的形成根源，初步揭示了司马氏集团内部的结构性矛盾。

第三章致力于分析司马氏集团的形成过程与矛盾衍生。首先通过一系列不为人注意的“小事件”来探究司马氏“外宽内忌”政治策略的实质与边界。其次从陈泰、司马孚两人在魏晋之际的矛盾态度入手，分析曹魏官僚阶层对于司马氏擅权复杂的政治态度。其三从司马氏对于功臣石苞从信任到不信任的变化入手，分析了司马氏集团内部权力结构的动态演变，以及司马炎与父祖在政治策略上的不同。最后探讨了作为一个承父祖之业的受成之主，司马炎继位之初的政治困境与应对策略。

第四章揭示了咸宁二年（276）对于武帝时代政治的转折意义。咸宁二年武帝病重时发生了拥立齐王攸的政治密谋，彻底激化了本来就互相猜忌的兄弟关系。为了抑制功臣与宗室的势力，武帝将外戚杨氏作为自己的亲信力量引入政治，改变了西晋政治的格局。最终在太康三年（282），武帝凭借伐吴成功带来的政治威望，强令齐王攸之国，掀起了西晋政治中的一场大风波。虽然随着齐王攸的死亡，武帝表面上成为了这场政治斗争的胜利者，但是对于西晋政治体制造成了长期的裂痕，虽然武帝在生命的最后一年中力图重建外戚与宗室互相制衡的政治体制，但为时已晚。由于继位的惠帝智力低下，缺乏掌控复杂政治局面的能力，失去了皇权的仲裁与平衡，原本尚能维持表面和平的西晋官僚集团迅速卷入了疯狂的内斗当中，武帝苦心维持的政治平衡轰然崩塌，元康政治中主昏于上，政清于下的短暂安定只是西晋王朝的回光返照而已。

注 ：

陈寅恪：《崔浩与寇谦之》一文最初发表在《岭南学报》第11卷第1期，1950年12月，收入《金明馆丛稿初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144页。

注 ：

陈寅恪：《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一文最初发表在《中山大学学报》1956年第3期，收入《金明馆丛稿初编》，第47—54页。另陈寅恪先生1945年发表的《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其实已初步谈到这一问题，指出当时诸人名教与自然主张之互异即是自身政治立场之不同，但限于论文主旨未作进一步的阐发，见《金明馆丛稿初编》，第203—204页。而几乎同时，唐长孺的多篇论文也涉及到了清谈、玄学、才性论争这些文化论题背后的政治分歧，参读《魏晋才性论的政治意义》、《清谈与清议》、《魏晋玄学之形成及其发展》，皆收入氏著《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北京三联书店，1955年，第289—350页。

注 ：

万绳楠：《曹魏政治派别及其升降》，《历史教学》1964年第1期，第2—11页，后修订收入氏著《魏晋南北朝史论稿》，安徽教育出版社，1983年，第78—92页。

注 ：

柳春新认为曹操政权中的汝南士人很少，应将汝颍集团修正为颍川集团。参见氏著《汉末晋初之际政治研究》，岳麓书社，2006年，第15—30页。

注 ：

黄炽霖：《曹魏时期中央政务机关之研究》，文史哲出版社，2002年，第233—241页。

注 ：

按地域特征以及从文武合一到文武分途都是陈寅恪论述关陇集团时所反复强调的因素，而从万绳楠的论述中不难看出其研究受到关陇集团学说影响的一面。

注 ：

田余庆：《曹袁之争与世家大族》，《秦汉魏晋史探微（重订本）》，中华书局，2004年，第145—162页；《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版，第280—281页。胡宝国《读〈东晋门阀政治〉》一文对于陈寅恪、田余庆两位的意见分歧亦有讨论，收入氏著《虚实之间》，社科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6页。唐长孺虽然没有正面文字论述此问题，但其在《魏晋才性论的政治意义》一文中指出曹操的法家色彩，并提出袁曹之争代表了统治阶级内部新旧两政治集团的矛盾；在《东汉末期的大姓名士》（《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第25—52页）一文中又提出三国政权的上层统治者主要也是从老一代到年轻一代的大姓名士中选拔出来的，他们是构成魏晋士族的基础，其看法似乎与田余庆更为趋近。

注 ：

尽管关于统治阶级的研究在1949年后不再是学术热点，但关于曹操的讨论是其中的一个例外，特别是郭沫若在1959年初提出为曹操翻案的问题，激起了历史学界的激烈讨论。作为新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官方领导，郭沫若这一问题提出或与毛泽东对曹操的好感有直接的关联，但另一方面郭沫若提出这一问题是否在学术上受到陈寅恪看法的影响或许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毕竟郭沫若对于陈寅恪的研究有着长期的关注，其对于《再生缘》的兴趣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这场讨论中，朱永嘉已从着重从儒、法对立的角度强调曹操的法家特质，见氏著《论曹操的抑制豪强及其法家思想》，收入《曹操论集》，北京三联书店，1960年，第365—373页。另关于这一时期大陆魏晋史研究的特点可参读何启民：《〈历史研究〉一九五四～一九六六年间有关魏晋南北朝史论文之讨论》，《政大历史学报》第13期，1996年，第1—7页。

注 ：

田余庆自承其1974年写《曹袁之争与世家大族》一文时，虽然处于当时的政治背景下无法征引陈寅恪的意见，但在学术上是受其启发的，见《秦汉魏晋史探微》，第161页，可见陈寅恪之论即使在特殊年代，依然对学界有着潜在的影响。

注 ：

刘显叔：《东汉魏晋的清流士大夫与儒家大族》，《简牍学报》第5期，1977年，第213—244页；刘显叔：《论魏末政争中的党派分际》，《史学汇刊》第9期，1979年，第17—46页。

注 ：

卢建荣：《魏晋之际的变法派及其敌对者》，《食货月刊》10卷7期，1980年，第271—292页。卢建荣的研究其实代表了另一种常见的研究取向，即运用一个较为现代的概念，如变法、保守等，作为描摹某一政治派别面貌的依据，其长处是符合现代人的思维习惯，也便于借用一些西方的政治学理论做辅助分析，但多少难免有以今格古之嫌。

注 ：

周一良先生以为徐高阮、汪篯、金应熙三人是陈门子弟中脑力、学力俱佳者，堪传衣钵。周一良：《纪念陈寅恪先生》，收入氏著《毕竟是书生》，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148页。

注 ：

徐高阮：《山涛论》，《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41本1分，1969年，第87—125页。

注 ：

周一良：《毕竟是书生》，第89—90页。

注 ：

参读阎步克：《西晋“清议”呼吁之简析及推论》，收入氏著《乐官与史官——传统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论集》，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226—267页。

注 ：

又如曹文柱将与贾充对立的一股政治势力定义为非主流派，这一命名方式无疑显示了作者难以对这一政治力量做出清晰描述的困惑，见氏著《西晋前期的党争与武帝的对策》，《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5期，第44—51页。

注 ：

曹文柱：《西晋前期的党争与武帝的对策》，《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5期，第44—51页。

注 ：

王晓毅：《司马炎与西晋前期玄、儒的升降》，《史学月刊》1997年第3期，第20—28页。

注 ：

卫广来：《汉魏晋皇权嬗代》，书海出版社，2002年，第6—280页。

注 ：

柳春新：《汉末晋初之际政治研究》，第15—20、79—88、127—173页。

注 ：

参读葭森健介：《中国史における贵族制研究に关する觉书》，《名古屋大学东洋史研究报告》第7期，1981年，第62—83页；都筑晶子：《六朝贵族研究の现况——豪族·贵族·国家》，《名古屋大学东洋史研究报告》第7期，第84—110页；中村圭尔著、夏日新译：《六朝贵族制论》，《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2卷，中华书局，1993年，第359—391页。

注 ：

较有代表性的研究可参读葭森健介：《魏晋革命前夜の政界——曹爽政权と州大中正设置问题》，《史学杂志》95卷1期，1986年，第38—61页；伊藤敏雄：《正始の政变をめぐって―曹爽政权の人的构成を中心に―》，收入野口铁郎编：《中国における乱の构图》，雄山阁，1986年，第241—269页；佐藤达郎：《曹魏文·明帝の政界と名族层の动向——陈群·司马懿を中心に》，《东洋史研究》52卷1期，1993年，第56—83页；近年活跃的渡边义浩仍强调司马氏与名士群体的关系及西晋儒教国家的特质，氏著《司马氏の台头と西晋の建国》，《大东文化大学汉学会志》46号，2007年，第79—108页；《西晋における“儒教国家”の形成》，《大东文化大学汉学会志》47号，2008年，第77—96页。津田资久最近对于这一两分法的研究取向提出了反思，氏著《符瑞“张掖郡玄石图”の出现と司马懿の政治的立场》，《九州大学东洋史论集》35期，2007年，第33—68页。

注 ：

关于这一问题系统的反思可参读安部聪一郎：《清流·浊流と“名士”—贵族制成立过程の研究をめぐって—》，《中国史学》第14卷，2004年，第167—186页。

注 ：

对此问题贡献最大的当属黄永年的一系列论文如《关陇集团到唐初是否继续存在》、《说李武政权》等，主要收入他的论文集《文史探微》一书中，中华书局，2000年；韩昇在《隋文帝传》中通过对隋文帝用人政策变化的研究，详细探讨了关陇集团在隋代开始动摇、瓦解的趋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256—289页；综合性的评论可参读雷艳红：《陈寅恪“关陇集团”说评析》，《厦门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第72—79页。

注 ：

甘怀真《政治制度史研究的省思——以六朝隋唐为例》一文中有“陈寅恪集团理论及其影响”一节，对政治集团研究范式的得失有简要的反思，收入《中国民国史专题论文集第四届讨论会》第1册，台北，1998年，第497—499页。

注 ：

内藤湖南关于历史时期党争性质变化的观察值得重视，其指出宋以前的朋党是以血缘、姻亲关系为基础的，不涉及具体的政见，而以支持某种政治主张为基础凝聚成型的派系则是在宋以后才出现的，见氏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1卷，中华书局，1992年，第15页。那么政治集团这样从现代政治中抽离出的概念，在唐以前如何界定运用，是否有效，值得进一步思考。

注 ：

陈寅恪1945年发表的《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一文中即已谈到此问题，万绳楠整理的《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已反映出陈寅恪对魏晋之际的诸种变化有着系统的看法，而该书主要根据万绳楠1947—1948年在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听课的笔记整理的，黄山书社，1987年，第13—22页。学界通常认为1950年代以后，陈寅恪受时势刺激，其研究兴趣已逐步转向发掘明清之际的“心史”（余英时：《试述陈寅恪史学三变》，收入氏著《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453—492页），那么可以认为他对于魏晋易代问题的看法在1949年前已基本成型。

注 ：

陈寅恪先生主要在《崔浩与寇谦之》、《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对此问题有所论述，其中《崔浩与寇谦之》旁涉此问题，不过四、五页篇幅，《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虽是以小见大的典范之作，但文字甚短，不到十页。

注 ：

事实上，无论在实际研究中如何来划分政治集团，都是后人按照某些抽绎出的原则作出的，其间缺少了当事人自我认知这一维度。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当时士人是否自我认同属于某一集团，是划分最根本的依据。因此，在今后研究中或许可以尝试从“主位观察”的角度发掘更多的史料，努力还原当时士人本身的政治、文化及社会阶层认同。

注 ：

葭森健介：《魏晋革命前夜の政界——曹爽政权と州大中正设置问题》，《史学杂志》95卷1期，第38—61页。

注 ：

吴慧莲：《曹魏的考课法与魏晋革命》，《台大历史学报》第21期，1997年，第59—78页。

注 ：

景蜀慧：《嵇康阮籍论析》，收入氏著《魏晋诗人与政治》，文津出版社，1991年，第75—161页；《魏晋政局与皇甫谧之废疾》，《文史》2001年第2辑，第53—74页；《何晏罹疾及服散考释》，《文史》2008年第4辑，第47—58页。

注 ：

朱晓海：《西晋佐命功臣铭飨表微》，《台大中文学报》第12期，2000年，第149—192页。

注 ：

安田二郎：《西晋朝初期政治史试论》，《西晋武帝好色考》两文收入氏著《六朝政治史の研究》，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03年，第5—161页。

注 ：

小池直子：《贾充出镇——西晋泰始年间の派阀抗争に关する一试论》，《集刊东洋学》85期，2001年，第20—40页；《贾南风婚姻》，《名古屋大学东洋史研究报告》27号，2003年，第28—61页；权家玉：《晋武帝立嗣背景下的贾充》，《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3期，2006年，第58—70页。

注 ：

较为全面的研究综述，中国大陆方面可以参读陈爽：《近20年中国大陆地区六朝士族研究概观》，《中国史学》第11卷，2001年，第15—26页；容建新：《80年代以来魏晋南北朝大族个案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1996年第4期，第6—13页；中国台湾方面则可参读宋德熹：《中国中古门第社会史研究在台湾——以研究课题取向为例（1949—1995）》，《兴大历史学报》第6期，1996年，第139—147页；日本方面可以参照中村圭尔著、夏日新译：《六朝贵族制论》，第359—391页。

注 ：

杨筠如：《九品中正与六朝门阀》，收入《民国丛书》第3编13册，上海书店1991年据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影印。

注 ：

杨联陞：《东汉的豪族》，《清华学报》第11卷4期，1936年，第1007—1063页。

注 ：

陈啸江：《魏晋时代之“族”》，《史学专刊》第1期，1935年，第153—194页。

注 ：

谷霁光《六朝门阀》、《崔浩国史之狱与北朝门阀》等论文后皆收入氏著《史林漫拾》，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53—192页。

注 ：

《五朝门第》一书初版于1943年，后经修订，1978年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重印，由于王伊同一直任教于美国，因此该书1950年代以后对于海外学界影响尤大。王伊同：《五朝门第》，中华书局，2006年。

注 ：

蒙思明：《魏晋南北朝的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注 ：

内藤湖南著、黄约瑟译：《概括的唐宋时代观》，《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1卷，第10—18页。内藤湖南关于魏晋时代社会文化变迁的看法可以参读夏应元选编并监译：《中国中古的文化》收入《中国史通论——内藤湖南博士中国史学著作选译》，社科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227—312页。另外可以参读福原启郎著、胡宝华译：《内藤湖南关于中世贵族制的思考方式》，收入内藤湖南研究会编著：《内藤湖南的世界》，三秦出版社，2005年，第257—286页。

注 ：

矢野主税：《门阀社会成立史》，国书刊行会，1976年。

注 ：

川胜义雄著、徐谷芃、李济沧译：《六朝贵族制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注 ：

谷川道雄著、马彪译：《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中华书局，2002年。对于谷川学说的评论可以参读侯旭东：《评谷川道雄〈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收入氏著《北朝村民的生活世界》，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397—408页。

注 ：

谷川道雄著、李凭译：《魏晋南北朝史的基本问题总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学的基本问题》，中华书局，2010年，第1—23页。

注 ：

守屋美都雄：《六朝门阀一研究——太原王氏谱系考》，日本出版协同株式会社，1951年。

注 ：

矢野主税：《张氏研究稿》，长崎大学《社会科学论丛》第5期，1955年，第1—39页；《郑氏研究》，长崎大学《社会科学论丛》第8期，1958年，第21—36页；《郑氏研究（二）》，长崎大学《社会科学论丛》第9期，1959年，第1—8页；《郑氏研究（三）》，长崎大学《社会科学论丛》第10期，1960年，第1—14页；《韦氏研究》，长崎大学《社会科学论丛》第11期，1961年，第49—64页；《韦氏研究（二）》，长崎大学《社会科学论丛》增刊，1962年，第26—49页；《裴氏研究》，长崎大学《社会科学论丛》第14期，1965年，第17—48页。

注 ：

竹田龙儿：《门阀として弘农杨氏につぃての一考察》，《史学》31卷第1—4号，1958年，第615—643页；丹羽兑子：《魏晋时代の名族——荀氏の人々につぃて》，收入中古中世史研究会编：《中国中世史研究》，东海大学出版会，1970年，第174—202页；石田德行：《北地傅氏考——汉魏晋代を中心に》，收入《中嶋敏博士古稀纪念论集》（下），汲古书院，1981年；第21—44页；多田狷介：《魏晋代の颍川庾氏につぃて》、《颍川庾氏の人ひ——西晋代の庾衮を中心に》，收入氏著《汉魏晋史の研究》，汲古书院，1999年，第173—219页。

注 ：

福原启郎：《西晋の武帝司马炎》，白帝社，1995年；渡边义浩：《西晋司马氏婚姻考》，大东文化大学《东洋研究》161号，2006年11月，第1—26页。

注 ：

笔者此处所指的西方中国研究，主要是指以英文发表的研究。据笔者所知法国学者侯思孟曾经发表过《九品中正考》一文，中译本收入《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1辑，青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43—263页。此外金应熙、邹云涛两位先生曾经提到苏联学者马良文对于谷川道雄“豪族共同体”学说的评论，见金应熙、邹云涛：《国外对于六朝世族研究的述评》，《暨南学报》1987年第2期，第74页。但是否还有更多相关的非英文论著，笔者学力有限，所知不多。

注 ：

瞿同祖此书英文版初版于1972年，是魏特夫（Karl A. Wittfogel）主持的汉代研究计划的一项成果，值得注意的是瞿同祖将豪族一词翻译成Powerful Family，瞿同祖著、邱立波译：《汉代社会结构》，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注 ：

陈启云著、高专诚译：《荀悦与中古儒学》，辽宁大学出版社，2000年。

注 ：

瞿同祖在1945年去美国之前便已经是一个成熟的研究者，陈启云早年在新亚书院师从钱穆，研究汉魏时代的制度史，后来前往哈佛跟随杨联陞攻读博士，转向汉代思想史的研究。

注 ：

W. Eberhard, Conquerors and Ruler：Social forces in medieval China , Leiden, 1952.

注 ：

David Johnson, The Medieval Chinese Oligarchy, Westview Press, Boulder, Colorado, 1977.

注 ：

Patricia Buckley Ebrey, The Aristocratic Families of Early Imperial China：A case Study of the Po-ling Ts'ui Family, Cambri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伊沛霞一书书评有Michael Dalby, “Reviewed work（s）：The Aristocratic Families of Early Imperial China：A Case Study of the Po-ling Ts'ui Family”,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 Vol.40, No.1 （Jun., 1980）, pp.249-263.而关于瞿同祖、姜士彬、伊沛霞这三本著作的综合评论还可以参考Robert M. Somers的书评“The Society of Early Imperial China：Three Recent Studies”,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 Vol.38, No.1 （Nov., 1978）, pp.127-142.

注 ：

这一信息依据ProQuest博士论文数据库提供的提要获知，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有该论文的微缩胶卷。

注 ：

Miscevic D. Dusanka， Oligarchy or Social Mobility：A Study of the Great Clans of Early Medieval China,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Stockholm 65 （1993）：5-256. 这方面最新的学术史回顾可以参考陈美丽著、裴士凯著、张建中译：《美国学者对中国中古时期历史和社会的研究》，收入张海惠编：《北美中国学》，中华书局，2010年，第70—82页。

注 ：

毛汉光：《两晋南北朝士族政治之研究》，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66年；《中国中古政治史论》、《中国中古社会史论》，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

注 ：

参读杜正胜：《新史学之路——兼论台湾五十年来的史学发展》，收入氏著《新史学之路》，三民书局，2004年，第11—13页。

注 ：

充分体现许倬云研究特色的是他的博士论文，参读许倬云著、邹水杰译：《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流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注 ：

宋德熹：《中国中古门第社会史研究在台湾——以研究课题取向为例（1949—1995）》，《兴大历史学报》第6期，1996年，第140—143页。许倬云有两篇论文涉及到士族形成问题，《西汉政权与社会势力的交互作用》一文指出世姓豪族不仅是东汉政权的基础，而且也构成了西汉中叶以后政治势力的社会基础，另一篇则是《三国吴地的地方势力》，两文皆收入《求古编》，新星出版社，2006年，第336—358、417—435页。

注 ：

苏绍兴：《评价毛汉光著〈两晋南北朝士族政治之研究〉》，收入氏著《两晋南朝的士族》，联经出版社，1987年，第243—250页；许冠三《三十五年（1950—1985）来台湾史界变迁》一文中对于毛汉光的研究也有很高的评价，附录于氏著《新史学九十年》下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241—273页。

注 ：

大陆方面受毛汉光影响最大的当属汪征鲁：《魏晋南北朝选官体制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年。

注 ：

对于毛汉光研究系统的批评参见韩昇：《中古社会史研究的数理统计与士族问题——评毛汉光先生的〈中国中古社会史论〉》，《复旦学报》2003年第5期，第91—98页。宋德熹：《中国中古门第社会史研究在台湾——以研究课题取向为例（1949—1995）》一文中对于毛汉光的研究也有公允的评价，第140—143页。

注 ：

钱穆：《略论魏晋南北朝学术文化与当时门第之关系》，收入氏著《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卷三，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25—186页；按余英时虽然长期在美国执教，但是除了早期的英文著作之外，他一直坚持用汉语写作，面向中文学术界发言，特别是他关于士人群体自觉的论述大都完成于新亚书院时期，因此在此处将他归为港台研究者之列。参读氏著《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注 ：

何启民的研究结集为《中古门第论集》，学生书局，1978年。

注 ：

唐长孺的三篇论文《东汉末期的大姓名士》、《士族的形成和升降》、《士人荫族特权和士族队伍的扩大》，皆收入氏著《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第25—78页。

注 ：

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第270—271页。

注 ：

周一良：《〈博陵崔氏个案研究〉评介》，收入氏著《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517—528页；张广达：《近年西方学者对中国中世纪世家大族的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1984年第12期，第29—31页；金应熙、邹云涛：《国外对于六朝世族研究的述评》，《暨南学报》1987年第2期，第69—76页。目前可知金应熙此文是其生前在暨南大学讲授“国外关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述评”课程讲稿的一部分，该讲稿也涉及了汉代豪族、士的阶层形成等与本书论旨相关的问题，在当时的资料条件下，金先生对于海外汉学研究成果掌握之丰富，令人叹服，参读氏著《国外关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述评》，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33—141、247—253页。

注 ：

当时比较重要的动态介绍有傅玫：《三十年来日本史学界对中国古代地主阶级的研究概况》，《中国史研究动态》1983年第3期，第18—27页；李约翰著、齐威译：《英美关于中国中世贵族制研究的成果和课题》，《中国史研究动态》1984年第7期，第19—28页；黄灿：《日本学者对汉代家族制研究概述》，《中国史研究动态》1985年第11期，第13—18页；皮尔斯：《近十五年来西方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上，《中国史研究动态》1993年第8期，第25—30页；崔向东：《日本的两汉豪族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2002年第5期，第8—28页。

注 ：

当时比较有影响的是叶妙娜关于陈郡谢氏的个案研究，《东晋南朝侨姓士族之婚媾：陈郡谢氏个案研究》，《历史研究》1986年第3期，第160—167页；《东晋南朝侨姓高门之仕宦：陈郡谢氏个案研究》，《中山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第43—51页。关于80年代的研究现状可以参考安群：《十年来国内门阀士族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1990年第2期，第1—7页。

注 ：

从专著而论，便有陈爽：《世家大族与北朝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韩树峰：《南北朝时期淮汉迤北的边境豪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偏重于家族沉浮与政治史相结合。王永平：《六朝江东世族之家风家学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2003年；吴正岚：《六朝江东士族的家学门风》，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注重对于家族家学门风的考察。士族的个案研究如王大良：《中国古代家族与国家形态——以汉唐时期琅邪王氏为主的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1999年；郭锋：《唐代士族个案研究：以吴郡、清河、范阳、敦煌张氏为中心》，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年；周征松：《魏晋隋唐间的河东裴氏》，山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夏炎：《中古世家大族清河崔氏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王力平：《中古杜氏家族的变迁》，商务印书馆，2006年等。关于秦汉豪族的研究也是蔚为大观：王彦辉：《汉代豪民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赵沛：《两汉宗族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马彪：《秦汉豪族社会研究》，中国书店，2002年；崔向东：《汉代豪族研究》，崇文书局，2003年等。另外一些关于婚姻、宗族、家庭研究的专著也旁涉其中。至于散见各种论文更是汗牛充栋，不胜枚举，概观的情况请另参读陈爽：《近20年中国大陆地区六朝士族研究概观》，《中国史学》第11卷，2001年，第15—26页；容建新：《80年代以来魏晋南北朝大族个案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1996年第4期，第6—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