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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标题：一个中国县域七个世纪的暴力史

 

作者: 罗威廉

 

内容简介：

 

本书按照长时段理论，研究的时间段从元末农民大起义一直到场20世纪三十年代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研究的地域集中在湖北麻城。这种“长时段”和小地域的结合使得这本书能挑战一般著作的历史分期，从宏观上透视中国政治社会变迁，并暗示暴力超越朝代和政权的恒久。作者对麻城地方史的细致研究，还使得本书深化了前人对地方社会的认识，在叙事中凸显各阶层对暴力的感知，在极具张力的氛围中给读者展示出精彩的历史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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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和乡村

这种动力掩盖着该县长期存在的另一种张力——乡村和城市之间的张力，二者交互作用。乡村与该县主要城镇中心之间的相互敌意是一种地方病，它在麻城市最为显著，但在宋埠、中馆驿、岐亭和白果也不同程度地存在。在这个程式里，“乡村”或许有理由把乡村精英（乡绅）也包括在内，而不仅仅是他们更贫穷的邻居。有很多因素胁迫和激发着乡村对这些哪怕规模不大的城镇的怨恨之情。它们毫无疑问是该县最富有的地主和商人的所在地，这些人在当地被称作城内士绅。中心城镇还是该县大部分食物储备的仓库，所以总在匮乏时期成为目标。在经济困厄之时，城里人承受的痛苦显然没有农民那么严重和直接。到19世纪，这些市镇每一个都筑起了围墙，挖掘了护城河，其中麻城和岐亭是由政府、其他各地则是由定居于此的商业精英发起的。实际上，这个极其显著的成就对于乡村百姓来说，或许是一种矛盾的福祉；就像1573年大规模重建麻城县城一样，修建这些城墙的劳动力和原材料往往完全来自乡村，但这样的劳动也可能是政府在歉收时节为饥饿的农民提供工作机会的一种方式。

同样重要的是，这些城镇（尤其是麻城，但偶尔也包括其他城镇）是国家政权在当地的代理人的居所。它们是政府国库和法庭的所在地，是该县评估和征收税款的地方，也伴随着（我们将看到）可能引起的各种怨恨。它们是政府军队的来源地——不仅是在和平时期维持乡村治安，由知县、同知和县丞率领的小股部队的来源地，更重要的是在动乱时期充当更大规模军事力量的基础。我们将会看到，麻城历史为这一原则提供了充分的证据：统治者守卫筑有围墙的城市，而将乡村留给自己的敌人，或者确切地说，在撤到城里之前采取措施防范对乡村的大肆抢劫（清野）。这意味着要全面满足城市居民的生活需要。例如，1858年麻城知县致书湖北巡抚胡林翼，询问面对太平军的进攻该如何处理粮食供给问题时，胡的答复残忍而直率：“至城守以积储米粮为第一，城中各富户租谷，应勒限搬入城内。”（而不是留在或运往乡村救济乡民。）不仅如此，从蒙古人到国民党的历届政权，总是将中心和西南地区的城镇当做根据地，借以“肃清”该县边缘地区骄横的反叛者。

所有这些因素还使得城镇成为乡村袭击的首要目标，这也是麻城历史上不断出现的主题。来自内部或外部的威胁出现时，中心平原和举水河谷的精英会大批涌入城镇避难。他们在那里为乡村民众是否可以信赖而烦躁不安。自己的佃农会不会逃亡而让土地抛荒？他们会不会成群涌向城镇？或者他们会不会转向叛乱者那一边？面对外来的武力，乡村民众究竟是精英们可以信赖的同胞，还是敌人的“内应”？负责麻城防务的帝国官员一再报告了这些被围困的城镇和城郊精英的恐慌情绪。也许没有人比孟广澎更好地表达了这种心态，他是出生于当地的一位全国知名的社会科学家，应国民党县政府之邀为1935年的县志撰写了序言。孟回顾他所看到的历史教训，识别出了一种重复出现的事变模式：由失学年少者和无业奸民组成的乌合之众从该县的山区沿界向下流窜，给正直而富有的平原居民带来难以形容的灾难。

但凑巧的是，麻城县乡村—城市或者中心—边缘的动力机制还要复杂得多。麻城人文生态的显著特征之一，是在动乱时期存在着驻扎精英、掌握财富和拥有食物补给的一种有围墙的安全避风港，它们在帝制晚期发展迅速，这就是寨或堡。随着故事的推进我们会详加论述。这些筑有工事的乡村居住区，有时甚至会完全改变在社会动乱时期独自盘踞在城市中心的官员和文人精英的传统习惯。这并不是说麻城的主要城市和集镇没有受到围攻——它们确实经常被围攻。但当这种情形发生时，城市显贵们在极端的情况下其实会放弃城市，藏身于一处山区堡垒，就像1234年该县遭到蒙古人蹂躏时南宋县令所做的那样。这可能意味着，乡村叛乱者们控制了他们所夺取的城市，却又陷于朝廷官员和堡寨精英的联合围困之中。它还意味着，来自麻城某一边缘地区（最典型的是东山丘陵地区）的乡村强人并未被排除在以县城为中心的行政机构的防御事务之外，反而或应邀或主动地实际负责这类事务。在接下来的章节里，我们将

常规的暴力

本书的历史叙事难免会突出麻城县大规模暴力的间歇爆发。的确，历史学家不能不被该地（它在其他方面并无独特之处）非同寻常的狂暴、凶残以及在全国性或地区性社会动荡时卷入血腥冲突的人口规模所打动。但对这些时刻，我们需要更多地探讨日常状态，强调这些更大的“爆发”是怎样嵌入麻城人文生态的——暴力在这种生态中普遍、持续、常规地存在着。如晚明的造访者王世贞所写的那样，该地乡俗暴戾好斗，目无法纪。

我们已经看到，麻城县在任何时期都是一个危险的地方。长期存在的祸害是通常所称的土匪。土匪从未真正离开麻城的丘陵地区，但当地文献中的大量报道揭示了其规模和强度的消长。考虑到整个中国历史更大规模的动乱模式，这些趋势并不令人惊讶。我们在明代中期（15世纪70年代）首次看到定期活动的麻城土匪，到两个世纪后的17世纪70年代，他们在清朝统一过程中仍是一个日益重要的话题。当地文献总是抱怨政府官员和乡村士绅在土匪活动中串通一气，这证实了大卫·罗宾逊 (David Robinson) 的发现，即至少到19世纪，精英的庇护对于巩固帝国的“暴力经济”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1673年镇守岐亭的清初“模范官员”于成龙，想出了一个极其果断的办法来识别并摧毁这些庇护网络。他直接派自己的部队抓来了九个有土匪嫌疑的人，然后召集当地文人开会，问是否有人愿意在于面前为任何嫌犯担保。只有两人得到了担保。同样富有戏剧性的是，接下来于有条件地释放了剩下的七人，派他们作为自己的私人代表去镇压该县其他土匪的活动。

和明代相比，土匪在“盛清”时期显得异常沉默，这有力地证明了王朝鼎盛时期的治安权力，特别是（我们将看到）这种权力在地方上的执行。由于19世纪中期的叛乱，我们又开始听到定期活动的土匪，这一问题在整个民国时期迅速蔓延并日益严重。直到20世纪50年代，新生的共产党政权还不得不从位于麻城、黄安边界的指挥部发起异常坚决而持久的“剿匪斗争”。

土匪蹂躏该县，时常对农业造成灾难性的破坏。他们毁损交通，使该县商业凋敝；贩卖私盐（虽然出人意料，但没有什么证据表明这个边缘地区卷入了卖淫、鸦片及其他营生）；绑架当地精英，勒索赎金；焚烧当地寺庙。掠夺者常常翻越大别山席卷此地（如我们所见，有时多达数万人），抢劫乘马岗这样的北部市镇。但土匪也会劫掠并不时占领更发达的南部城镇——宋埠、岐亭和白果。1512年，他们占据了县城。1927年春，麻城和黄安被统一战线的革命军占领，他们再次包围了这两座县城。1926年，在最大胆的一次行动中，两名当地土匪被叛变军阀袁英任命为联团营长，司令部设在该县孤儿院（并将其资产据为己有），连续数月有系统地向县政府、当地商人和乡镇“自治”组织勒索财物；县自治局领袖江化龙（清末新政和辛亥革命中的士绅英雄）奋起抵抗，结果和他的儿子一起被绑架、杀害。

这些土匪到底是什么人？明朝将军、出色的剿匪者梅国桢在1590年说到，其家乡麻城的农民擅长于在紧急关头变身盗匪以度过匮乏时期。但更严重的匪患来自职业土匪。在过去的千年间，不计其数的职业匪帮都是大别山区（包括河南和湖北两边）——某种程度上也是东山地区——的地方病。在骚乱时期他们的队伍会膨胀，例如在14世纪70年代、17世纪40年代、19世纪60年代以及民国初期，被打败的反朝廷叛军残部都会加入其中，此外还有军阀部队的散兵游勇（溃兵）。这些部队与当地民团和互助结社（会）——如红枪会——之间的关系颇为复杂，我们回头再讨论它。

国家政权及觊觎政权者都会在其公开通告和内部文件中，把拥有武装的政治对手指称为“土匪”，这就使对土匪进行社会分析变得更复杂了。清王朝的征服者和统治者在麻城经常这么做。清代文献使用“土匪”或其变体“土贼”，通常是指职业歹徒，但有时也指忠于明朝的不合作者或叛乱者。 “盗”不仅用来指强盗团伙，也用来指叛乱的佃仆甚或明朝的残部。

后来的国民党政权当然也学会了这种做法，娴熟地将意识形态对手诽谤为纯粹的罪犯——“共匪”。（麻城的共产党人也如法炮制，在20世纪50年代的运动中把忠于国民党的人归入应“剿”之“匪”的行列。）大别山区的共产党武装和其他土匪结成松散的联盟，但我们将看到，他们之间的关系往往十分紧张而并不融洽。麻城国民党当局的确花费了大量精力，与根本不是共产党人的“土匪”作战。官方话语有时揭示了这种差别，有时又忽略了它。例如，20世纪30年代的国民党地方文献在描述最近的历史时，提到“匪患”逐渐让位于“赤祸”，“赤匪”危机超过了“土匪”危机——但二者都不彻底。阅读这些文献并想象自己处在保守的地方精英的位置上（像他们经常做的那样，努力保护当地社会免受动乱力量的侵害），我们就有可能理解，后来国民党“共匪”修辞的根源不仅仅是轻蔑的政治宣传。至少从当地人的角度来看，把共产党游击队简单地看做困扰该县的一长串土匪中的又一群，是合情合理的。

长期存在的土匪威胁，是麻城社会渐进而长期的军事化进程中最基本的要素，这将是本书的首要主题。但地方文化的反应远远超出了制度的反应。梅国桢和他的侄子梅之焕等当地英雄，以及穆炜、于成龙等地方官员，因为他们血腥的剿匪运动而被颂扬了好几个世纪。将土匪视为经常存在的魔鬼威胁的化身这一普遍观念，使这种暴力被合法化了，许多匪徒自身的立场则强化了这种观念。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驱魔的神灵，例如供奉在县城岳王庙的武穆岳王、供奉在七里山梅氏故里惠云庵的东岳神，不断被用来保护该县免受恶魔般土匪的伤害。

毫不奇怪，土匪也在当地的民间传说中大量出现。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与李忠素有关，他是清初一个非常富有的士绅家庭的后代。李在孩提时代被土匪绑架以勒索赎金，却自己加入匪帮，变成了一名优秀的骑手和射手。他还写过关于土匪生活之乐趣的诗歌，尚书龚芝麓被这首诗和诗中流露出的威武勇气深深打动，让李在平定台湾郑成功政权的军队中担任军官。另一个当地传说更揭示了麻城人民面对土匪的长期威胁时所体现出的黑色幽默。这个故事讽刺了15世纪中期的文人刘仲普，一天晚上闯进他家院子的土匪叫醒他，让他交出贵重物品。他说自己唯一真正值钱的就是他妻子的珠宝，并把它们交给了这些人。他们收下珠宝后离去了，警告刘不要告诉任何人（也就是官府）他们来过。几天后，刘的妻子发现珠宝不见了，问刘是否知道失窃之事。他回答说：很抱歉，但我答应过不说的。

麻城的地方性暴力远不仅限于来自土匪的威胁。火器很早就出现了，而且数目庞大。最晚到17世纪，东山和大别山高地的猎户已经普遍配有欧式火枪（鸟枪），他们也会警觉地将其用于人类目标。每当该县遇到外部威胁，当地的守卫部队就会将更重的武器运进来，其中包括明朝末期梅之焕从甘肃和赣南带来的大炮。由于19世纪中期的叛乱，该县的火器数量出现了实质性增长。在重建时期，县城和超过六个市镇都建起了军火库，其目的据称是要控制散落的武器，但这种努力收效甚微。清末的土匪拥有数以百计的步枪。到民国初期，用1935年县志中的自豪说法，文明进步带来了新型的高科技武器，各种类型的战士现在都携有自动武器。县志记载了掌握在亲政府民团手中的1 388件自动武器，但承认这只是该县实际数量的一小部分。这些数目庞大的武器一旦运进麻城，大多都会留在这里，供落入其手的任何派别使用。

但是，如果说枪是当地生活中的一个外来主题，那么更深地植根于麻城社会结构中的则是武术，尤其是拳术。就像同知于成龙在17世纪70年代所写，将麻城和毗邻东山的罗田县相比，“两县文武格局殊异，罗田以文胜，麻城以武胜”。 [译者按，查原文并无此语，系意译。]修习少林、武当和近六种当地其他拳术的学校和结拜组织（会）遍布全县。这些会社的成员（会友）又分散到大别山区的邻近各县，元明清时代形成的几个更大的麻城人聚居地，创办自己的学校，使他们的家乡获得了全国武术中心的声望。该县武功名获得者多半也是如此：麻城在明代出的61名、清代出的76名武举人，几乎全都来自某所拳术学校。在清末民初的动荡时期，即使火器在乡村泛滥，当地人对肉搏格斗术的热忱反而更加高涨。

明清时期，麻城因民风好斗而全国出名。这种争斗通常是非暴力的，但仍具有很强的报复性，其方式之一是民事诉讼。如16世纪初一位观察者所说：

楚俗谲诡而好讼，动抵谰词相报怨，其所株染以百数，经岁莫可竟案，麻城为最……

麻城一起涉及谋杀指控的独特案件，以贞妇传说的形式广为传颂，并被写入了《明史》。某位李姓妇女嫁给麻城本地出生的官员王宠麟。王死后，他的尸体被带回家中，忠实的妻子绝食了四十天，变得奄奄一息。当地人认为她确实已经死了，把她放进棺材等待下葬。同族一位被撤职的地方官员，觊觎本该由王前妻之子继承的财产。为了剥夺其继承权，他散布谣言说这个儿子杀死了自己的继母。李氏棺木下葬时，一群人在这位族人的煽动下聚集起来，喊叫“杀母！”但李氏在棺材里说道： “已知汝辈计必出此也！”人们羞愧四散，儿子得到了应得的遗产，李氏也平静地断了气。

另一个麻城传说与一起真实的谋杀案有关，它在《狄公案》之类的断案故事中声名远扬。滕兆是一位因擅长断案而知名的当地官员。在1416年担任黄州知府期间，他遇到了一桩麻城士兵被谋杀的可疑案件。虽然滕知道谋杀者是谁，但因为尸体没有找到而无法对罪犯进行审判。他决定到麻城的城隍庙住一晚上，寻求神启。他在半夜突然被惊醒，看见一只老鼠跑到庙里来，围着他的小床转了几圈，然后冲出门外，钻进了附近的一个池塘。早上，知府下令在老鼠跳进去的地方挖掘池塘，千真万确，士兵的尸体被找到了。

逃跑新娘的案例

在麻城这样由宗族统治的地方社会，家族群体间的冲突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例如，晚明时期该县占据文武官职的望族之一梅氏，与自己的邻居发生了长期冲突，其中最著名的冲突对象是身为哲学家和官员的耿氏家族。在习惯使用暴力的居民中，敌对家族群体的暴力资源很难说有什么不同。例如在1628年，比邻而居的胡氏家族和田氏家族卷入一连串谋杀官司，最终引起了明朝廷的注意。

但麻城最著名的家族冲突是在涂氏和杨氏之间，从18世纪20年代到 30年代延续了十多年，并成为当地民间传说的素材。不仅如此，18世纪的诗人袁枚将其作为一篇“纪实小说”进行改写，直到1996年畅销杂志《法律与秩序》（Law and Order）又连载了这个故事，这一事件强化了麻城地方宗族在全国读者中广为接受的粗野形象，正如福克纳（Faulkner）在《斯诺普斯三部曲》（Snopes Trilogy）中对密西西比乡民的嘲讽性描述影响了后来的城市文人读者。

袁枚的说法如下：麻城一位殷实农夫涂如松，娶邻家杨氏为妻。两人不和，杨氏逃回娘家。经劝说调停，杨氏回到涂家，但涂经常殴打她，当涂母生病时，杨氏趁机逃走。没有人知道她的去向，两家间的指控和反指控随之而来。杨氏的弟弟杨五荣声称涂杀死了她。他向当地无赖赵当儿问及此事，赵诡称“固闻之”，于是杨把赵拽到衙门作证人，但知县汤应求发现给涂定谋杀罪的证据不充分。赵父前来首告其子无赖妄言，他的证词被否决，这个案子因此悬而未决。

汤知县的进一步调查表明，杨氏此前曾被送到王祖儿家当童养媳，但未来的丈夫在完婚前就死去了，她被家里重新许配。知县还发现杨氏家族的族长，生员杨同范，策划了“虎狼似的”的婚姻欺诈行为，所以开始请礼部褫夺杨的功名。他不相信杨氏已死，派胥吏四处寻访缉捕她。

事实上，年轻的杨氏从涂家逃走后又回了自己家。她母亲担心她的安全，在瞒着所有人将她藏了一个月后，决定告诉官方。但被她派去见官的儿子杨五荣很不明智，他没有去见官，而是直接找了族长杨同范。同范嗅到了从中获利的机会，说道： “我生员也，藏之，谁敢篡取者？”所以同范和五荣一道，把活生生的杨氏藏在院子里一处隐秘的复壁中。之后，他们对涂如松提出了谋杀指控。

同年年底前，一位姓黄的邻居把他夭折的孩子埋到河滩边一个很浅的墓地里。随后发洪水，孩子的尸体暴露出来，被狗刨出并吞吃了一部分。地保请汤知县前去调查，但汤因暴风雨而被迫折回。这是杨同范的又一个机会：他和杨五荣一起，谋划伪认这是杨氏的尸体。他贿赂当地仵作李荣，让他证明这尸体是一个年轻女性的，但被李一口回绝。两天后，当汤知县终于来到现场时，尸体已经完全腐烂，无法辨认。汤只好将尸体着衣入殓。

这时候，仍未得逞的杨同范发动数十名族人，带着武器袭击涂家，暴力纷争接踵而至。械斗的消息传到了驻在武昌的湖广总督迈柱那里，他命邻县广济知县高仁杰重新调查整个案件。高本人私下觊觎麻城知县的职位，想利用这个机会败坏汤知县的声誉。他召来一批腐败的衙役去寻找一具年轻女性的尸体，和杨同范共谋指认为杨氏的尸体，并向迈柱报告说汤知县接受涂的贿赂而掩盖其谋杀罪行。迈柱信以为真，将汤知县革职，让阴险虚伪的高知县取而代之。果不其然，高被证明是一个残暴的统治者。他冷酷无情地向被诬告谋杀的涂如松敲诈勒索，逼得他和家人想要自杀。为了让正直的仵作噤声，又秘密杀害了李荣。

随后杨和涂分别进行了一系列努力，试图证明那具尸体是或者不是杨氏的（袁枚以令人毛骨悚然的兴致描述了这些努力）。高宣布那具尸体就是被谋杀的杨氏，将案情报告呈送给他的上司黄州知府蒋嘉年，但知府不肯相信。蒋让一名来自邻县的仵作掘出尸体重新检验，确定这是一具男性的尸体。但高仍不罢休，他声称尸体被调包了，并将报告直接呈送总督迈柱，迈柱又赞许地转呈给皇帝。

麻城人民当然都很清楚案件中的冤情，但找不到杨氏其人作为证据，他们无法证明这一点。某天清晨，机会终于来了，邻家的一名老妪在杨家院子里发现了洒落的血迹。这是仵作李荣的血，他在那里被殴打致死。邻居恭敬地向杨同范问及此事，他不屑一顾地说： “与你何干！”满怀狐疑的邻居趁同范离开时在院子里打探，听到了从墙里传来的呻吟声。这当然就是杨氏。被囚禁的新娘回应了老妪的问题，诉说了自己的悲惨命运。杨同范突然回来了，愤怒地向老妪扑过去，但她设法逃走了。她把自己的发现告诉儿子，让他向知县报告这个消息。

这时麻城的新知县是来自浙江海宁的孝廉陈鼎。陈上任后早已听说了这个案子，并立刻怀疑其中有诈，但只有得到了邻居所提供的这种证据，他才能将真正的罪犯绳之以法。陈将最新进展报告给湖北巡抚吴应菜，吴又将其报告给湖广总督，仍旧是迈柱。暴怒的迈柱终于意识到自己被愚弄了，下令立刻将杨氏带到他面前来。陈知县担心如果公开行事，可能导致杨氏真的被杀或被迫自杀，解决案子的钥匙就又消失了。于是他声称杨同范在开办妓院，以此为名亲自带人突袭杨家大院，拆毁复壁，抓获了杨氏。随后他带着杨氏和各方人等在县衙升堂，麻城的“数万”良民相伴而行，他们被邀请来见证审案过程。当着众人的面，陈知县让涂如松与杨氏相见，当众确认杨氏是他的妻子，并为自己给她带来的不幸而沉痛道歉。书中记载，聚集的人群雨泣良久。杨同范和杨五荣一言不发，叩头认罪。

1735年夏末，吴巡抚向皇帝报告了案件的最后处理办法。但还有最后一项举动很值得一提。在吴提交报告和收到皇帝签署的结案意见之间，总督迈柱再次考虑到整个事件让自己有多尴尬。于是他捏造了另一份对自己更有利的报告，声称陈知县说杨同范开妓院的指控确有其事。根据迈柱修改后的描述，在复壁里找到的年轻女性事实上并非杨氏，而是杨同范所雇的娼妓。总督强迫已经精疲力竭的杨氏串供，并说服杨同范伪认开妓院，以免于死刑。随后迈柱上报了他自己的结案报告。

这样，皇帝（也许是刚登基的25岁的弘历，他于1735年10月继承皇位）收到了两份相互冲突的报告，他派户部尚书史贻直前往武汉，与迈柱总督和吴巡抚当面对质，查明真相。最终知县陈鼎（以及吴巡抚）的描述被认定为事实。被废黜的麻城知县汤应求得到赦免并官复原职。杨同范和杨五荣被定罪处决。袁枚论曰：公正并不总是立刻出现，但只要耐心和坚持，真相总会大白于天下。

袁枚讲述的迷人故事，强调了欺诈、民间诉讼、野心家的官场阴谋以及帝国的公正。这个故事在麻城当地传说中的版本稍有不同，传说意味深长地更关注冲突中的武力元素。根据这个版本，从大院复壁中救出杨氏的突袭行动不是由坚定的陈知县及其忠实随从发动的，而是一群效力于涂氏的当地恶棍所为。当“死者”重新出现没有带来令人满意的判案结果时，涂的反应是动员更庞大的“数百人”之力将整个杨家大院夷为平地。他们仍不满足，又在建筑所在之处掘地三尺，至今那里仍是一块沼泽洼地：杨基塘。在当地百姓看来，官方通过断案来解决这类无休止的冲突是不明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