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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潇

 

豆瓣2021年度中国文学（非小说类）No.1

 

豆瓣评分：9.0

 

这本书讲了什么？

 

1.想象西南地区一条穿越群山的道路，路上先是走过了徐霞客，然后走过了林则徐，还有作为背景而存在的无名的商旅，赴任的官僚，以及迎面而来的缅甸进贡大象的队伍。让它进入文化史的，则是由西南联大的近300名男生和11位教授及助教组成的湘黔滇旅行团，为了躲避战火和求学，徒步1600公里的旅程。往后的历史映衬得越久，西南联大就越在视野深处迸射着理想主义的微光，也把人们的好奇心，吸引到这条路上来。

 

2.1938年，“湘黔滇旅行团”徒步跨越三省穿过西南腹地；2018 年，处在人生转折点的青年作者杨潇重新踏上这条1600公里长路。这是一次非典型的公路徒步旅行，不时要与大货车擦肩而过，但沿途山色、水光、鸟鸣、人语与历史上走在同一条路上的流亡者所见所闻渐渐重叠、交织，乃至对话、共振，一个层累的、被忽视的“中国”缓缓浮现。

 

3.你能看见什么，你能收获什么，这取决于你是谁，以及你为什么旅行。当我说“看见”时，我不是指物理意义的“看见”——那很简单，睁着眼睛就行，我想说的是，如何聚焦以及如何解读你所看见的一切？

4.回到1937年的夏天，与地理意义的公路同样重要的是中国最出色的两代知识分子的心灵之路。对于清华北大南开的教授那一代人，他们可以不必选择南下西进去大后方，他们可以留在故都或者避入租界（事实上一些人就是这么做的），或者干脆出国。对于学生这一代，他们面临的是读书还是救国这一更困难的选择，而当他们为自己的苦闷心灵寻找出路时，去重庆/昆明/成都，还是去延安也是一个难解之题。

 

5.参加湘黔滇旅行团的近300名学生，实际上是两次回答后筛选下来的结果（他们都选择了前者），就像易社强说的，“在愤世嫉俗和悲观失望袭来之前，探寻真理就是奔赴昆明的理由”，但这不等于他们在当时没有纠结和困惑。

 

6.他们的日常生活是什么样的？他们的爱好和偏见是什么？他们如何理解和处理国家与自我的危机？他们的情感结构如何养成？在前往昆明的公路上，他们每天都在与西南各族民众接触，这又会与他们自己对“国家”与“人民”的理解（这种理解在1930年代北方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中不断发生演变）产生怎样的共振，乃至彼此影响？

 

等他们到了昆明，被刷新的认知，连同他们的日记，以及陆续出版的散文、诗歌和回忆，又是如何构成某种不乏神话色彩的“文本”，进而注入西南联大这一精神共同体并绵延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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碰到几位路边喝茶的大叔，向他们打听了几个老地名后，他们邀我坐下来聊天，又拿塑料软杯也给我沏了一杯热茶（杯子居然没有变形）。老长沙们一一指给我当年圣经学院周围的几个地标，小吴门火车站，现在成了大马路了，大致在毛泽东杨开慧纪念馆的位置；育婴堂，美国人开的，后来成了育才小学，刘少奇来长沙考察过的，60年代还有块碑，现在都没有了；韭菜园路以前也是石头路，再往前走有一个很大的坡，上坡后是浏城桥。为什么有个桥？因为那头要过护城河。现在河被填掉，桥也不在了，“当时拆浏城桥，开会的时候我是坚决反对，市政府硬把它给拆掉了，文物局都说不上话。现在要文物局盖了章才能拆了。长沙也是个千年古城呀”。说这话的老人家拄着拐杖，穿着卡其色马甲，说自己是文物局的退休员工。他的眼睛鼓着，又大又明亮。

临大正式开课后，浦薛凤搬入圣经学院第三宿舍21号房间，他买了一张藤椅，一套茶杯具，还有热水壶、镜子等日用品，“恢复了二十多年前的学生生活”。同事好友多住同一层，“日夕相见，毫不寂寞”，隔壁就是生物系教授李继侗——当年两人曾同船赴美留学，如今又做回“同学”。浦薛凤南下时带了棋盘一副，两人时有对弈，或打桥牌，常来者还有数学系教授杨武之、土木系教授王明之和历史系的年轻教师邵循正，其中最年长的杨武之（时年41岁）对浦薛凤时时鼓励，浦还在笔记里记下了某一奇局。^[16]

闻一多是开学前一周到长沙的，他在湖北老家的年假本已开始，10月20日，收到梅贻琦快信，说中文系教授南下者不多，请他延缓休假一年，前往临大任课。闻一多接到信后，即动身前往长沙。在《八年的回忆与感想》里，他这样描述开学前后教师的状态：

最初，师生们陆续由北平跑出，到长沙聚齐，住在圣经学校里，大家的情绪只是兴奋而已。记得教授们每天晚上吃完饭，大家聚在一间房子里，一边吃着茶，抽着烟，一边看着报纸，研究着地图，谈论着战事和各种问题。有时一个同事新从北方来到，大家更是兴奋的听他的逃难的故事和沿途的消息。

大体上说，那时教授们和一般人一样只有着战争刚爆发时的紧张和愤慨，没有人想到战争是否可以胜利。既然我们被迫得不能不打，只好打了再说。人们只对于保卫某据点的时间的久暂，意见有些出入，然而即使是最悲观的也没有考虑到战事如何结局的问题。

10月26日，人在长沙的闻一多给妻子去信，提到学校伙食不好：“一毛钱一顿的早饭，是几碗冷稀饭，午饭晚饭都是两毛一顿，名曰两菜一汤，实只水煮盐拌的冰冰冷的白菜萝卜之类，其中加几片肉就算一个荤”。又解释自己并非诉苦，“这样度着国难的日子于良心甚安。听说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先生还自己洗手巾袜子，我也在照办。讲到袜子，那双旧的，你为什么不给我补补再放进箱子里？我自己洗袜子是会的，补却不会”^[17]。

吃完午饭，我骑车折回城北，打算去湖南省展览馆看看。那天是周日，赶上一个“春之韵”展销会，牛筋鞋枸杞酒黑发剂，每个展厅都有自己的气味，服装展厅最大，卖家很多是北方口音，对本地挑挑拣拣的阿姨堂客们有点不耐烦，“哎呀，你就买一件，太费劲儿了！”真是亘古不变的南北矛盾。展览馆北面，是湖南省人民体育场，展览馆与体育场之间，就是已无迹可寻的长沙临时大学男生宿舍。

更早之前，这里是清朝军队四十九标营房，1850年代，曾国藩曾在这里训练“湘勇”^[18]，湖南人对近代中国的影响由此拉开帷幕^[19]。到1937年，营房已非常陈旧，光线暗淡，中央警官学校让出部分给临时大学^[20]，校方派人接收后即加以整修，增添学生们盥漱的设备^[21]，男生陆续搬入，见面都互相调侃“入标了没有”^[22]。一位大四学生回忆，因为人数较多，所以男生们洗脸甚至洗澡多在屋檐下或露天院子里^[23]——这个不怎么重要的细节让我感到自己离他们又近了一点，1997年夏天，我考入湘南一所住校高中，那时男生就正是在水房的屋檐下用面盆冲凉，一盆水从头到脚浇下，再冲回没有电扇的宿舍，躺在竹板床上，借着蒸发带来的一丝凉意入睡。不过临大学生开学是在11月，据这位学生说，很快天气转凉，学生们就只能去外面的公共澡堂了。

四十九标几乎都是二层木屋，“走起路来地板与楼梯都是颤巍巍地乱抖”^[24]，楼下光线欠佳，且比较潮湿，非有床不可，楼上干燥些，学生们就睡在地板上。张起钧说，卧房内一片通仓，只铺草席，大家席地而坐，互说国家大事和自己逃难经过，倒也怡然自乐。^[25]清华经济系大三学生郁振镛则形容，几十个人挤在一处的宿舍，难免有异味，但“久而不闻其臭”^[26]。不过睡在二楼也有缺点，湖南秋冬季多阴雨，老房子时有漏雨，好在长沙出产的菲菲伞和油布非常有名，南开政治系大四学生汤衍瑞说，遇到雨天，同学们在睡觉前先在被窝上盖好油布，再在枕头上张开一把菲菲伞，一夜睡到大天亮。^[27]

清华经济系大四学生李为扬是扬州人，卢沟桥事变后他已经回到南方，抱着试一试的心情，他给家在北平的历史系同学白冲浩写信，“如果你能设法到清华园的话，只请你替我取一件东西，就是我床上那条俄国毯子，是我父亲的遗物”。没想到这封信竟送到了白冲浩手中，白设法越过日军岗哨，回到清华宿舍，又带着毯子千里南下，与李为扬重聚于长沙。^[28]

“即如当初，虽深晓平津不是久居之地，但谁又曾想到，国破家亡的时节，会聚首在千里之外的长沙？”一位学生写道，“当临时大学开课的消息传出后，个人幽郁的心里，放了一线曙光，十月底以前都纷纷到了目的地。乱离之后，幸得重逢；大家相见，悲怆之中，又惊又喜，连忙握手互道问讯，争询问别后情景。闻得各人幸而无恙，都感到欣悦，闻得旧友不明下落，又都怀着隐忧。在百感交炽之中，各人心里，却都怀着一种痛惜的情绪：‘往事不堪回首！’……现在最聪明的办法还只有‘忘记过去的一切，努力创造将来’。”^[29]

和四十九标比起来，湘江对岸临大工学院的条件似乎要好一些，图书和仪器都可以借用湖南大学的，宿舍和食堂甚至就在岳麓书院里头。“那不是有个‘惟楚有才于斯为盛’的牌子吗，从那面一进去，就是食堂，”吴大昌回忆，“里面还有许多小房子，我们就住在里面的小房子里。”工学院离长沙城区较远，如果因事进城，返校时错过开饭时间，还可以到厨房要一碗米浆，就着免费供应的豆豉炒辣椒下饭^[30]。吴大昌至今仍然对这些豆豉念念不忘，他说，后来学校搬到了昆明，条件越来越艰苦，有时候一整个学期吃不上肉，连续许多顿都吃盐水煮白萝卜，这时他就特别馋（当时他们并不怎么珍惜的）豆豉，“那全都是油啊！”

对于工学院的“优待”，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朱自清日记也有所反映。10月4日抵达长沙当天，他就在日记里写下：“顾先生（顾毓琇，联大工学院院长）主张把工业学院放优先地位。他为学校租了房子，但仅能容工业学院之人迁入。”^[31]也是这一天，临时大学举行了第五次常委会议，梅贻琦蒋梦麟张伯苓三人全部出席^[32]，这次会议最重要的成果就是推定了各系的教授会主席，其中清华八人（中国文学系朱自清，历史社会系刘崇鋐，哲学心理教育系冯友兰，生物系李继侗，土木系施嘉炀，机械系李辑祥，电机系顾毓琇，经济系陈总），北大六人（外国语文系叶公超，物理系饶毓泰，算学系江泽涵［未到之前推杨武之代］，地质地理气象系孙云铸，政治系张佛泉，法律系戴修缵），南开三人（化学系杨石先，化工系张子丹，商学系方显廷），已经很难还原在这么早的阶段，推举各院系负责人时的种种推敲与推让，但从结果看，可以说既尊重现实，也注意了平衡。以三校中规模最小的南开为例，南开经济研究所在1930年代早已声名鹊起，商学系主任便顺理成章留给了经研所主任方显廷；而清华与北大之间，则在已到达长沙的教员之间，注重平衡。临大政治系负责人是北大的张佛泉，当时清华政治系主任浦薛凤尚在北平，他对这一决定的理解是“分配席额时，似须为北大留地步”。但张佛泉后来坚辞不就，乃由浦薛凤先行抵湘的清华同事张奚若代之，等后来浦也到了长沙，“予因有人负责，减去若干麻烦”，反而心中暗喜。^[33]

“教授也不是很在意谁来当系主任，清华的教授治校是什么，说白了就是让他们来做行政工作，也不用付钱。”正在为祖父李继侗作传的李应平在电话那头笑道，他认为，三校都有许多人可以胜任系主任，除了平衡之外，还有两个考虑因素，其一是看谁和三校都有渊源，这样更容易协调好关系，其二与耶鲁大学在湖南设立的湘雅医学院和雅礼中学有关，“工学院在湖南大学这边，许多设备可以借用，理学院在韭菜园这边，没有太多设备，生物系的实验都是去湘雅医学院去做，所以（化学系和生物系主任分别）用杨石先和李继侗，一个因素就是他们都是耶鲁校友，更方便和湘雅把关系搞好”。

临大实行军事化管理，三校学生一律编组成队，要求全体住校，每天升旗、降旗，甚至睡觉的位置，都按队中编制的次序。不过，开学之际，长沙已陆续响过几次空袭警报，城中迁出者多，迁入者少，有一段时间房租下跌，许多临大学生纷纷在校外租房，甚至一些已经“入标”的学生也纷纷搬出。当时一篇文章说，一时间，住在四十九标里的只有三百来人，不及平日三分之一，“不愿受管理的同学自然多半是少爷，受不了睡地铺的苦，但也有一部分人却以为管理不够军事化，而且学校不供给膳食，标里吃饭并不便宜，与其不伦不类，还是佃个民房痛快”^[34]。

外出租房浪潮如此之凶，临大校方不得不责成宿舍委员会、军训队、校医核实那些要求不住宿舍之学生的理由是否成立，并在11月18日的常委会上决定：凡原住四十九标学生，于领得贷金后借故迁出者，经查明后即取消其以后领受任何奖金或贷金之资格，并记大过一次。^[35]

虽然学校有严格规定，但学生们总能想出种种办法来证明自己必须校外租房。当时，注册主任潘光旦的桌前总围着一大堆“特别情形”的同学，申请准许免住四十九标。起初有些人拿一张中医的“阴阳不调”之类的药方去申请，不被核准，说是非要西医不可，于是，“长沙市的公私立医院就挤满了假病人了，买卖最好的要推吉庆街的三湘医院，那医生只要察言观色，收下一块法币，就能断定你患肺结核或慢性肺炎，而且给你一张有四五颗戳子的证明书”^[36]。蔡孝敏的记述也佐证了当时学生确实八仙过海。因为到长沙较早，他和几位同学在东站路合租了三间民房，开学后校方要求一律住校，大家不愿拆伙，尤其是，一位名叫铁作声的同学正与房东家小姐交往频密，更不愿意搬离。铁作声是穆斯林，他以不吃猪肉为理由申请免住宿舍并得到批准。蔡孝敏和另一个同学不是穆斯林，也想一同申请免住，学校翻遍档案，并无两人宗教信仰的记载，于是要求他们找师长、同学各二人来证明，同学好说，老师方面，他们最后还真的找到了两位清华教授——他们经常遇见他俩和铁作声在清真餐馆吃饭，想来他俩也应该是穆斯林吧。最后三人都获批可住校外，皆大欢喜。^[37]

11月18日那次常委会，是为数不多的三校校长都出席的会议，南开政治系大四学生汤衍瑞回忆的一件“轶事”很可能就发生在这个日子前后。“在男同学搬进四十九标宿舍不久，有一天上午三位校务委员——北大校长蒋梦麟、清华校长梅贻琦、南开校长张伯苓，由杨（振声）秘书长陪同前来宿舍实地巡视。巡视完毕蒋委员认为宿舍过于陈旧，设备简陋，影响同学身心，不宜居住。张委员则认为际此大敌当前，国难方殷，政府在极度困难中，仍能顾及青年学子的学业，实属难能可贵，何况青年们正应接受锻炼，现在能有这样完善的宿舍应当满意了。梅委员因为从前是南开中学毕业的学生，是张委员的学生晚辈，所以未便表示意见。蒋委员听了张委员的意见后便接着说，‘假若是我的孩子，我就不要他住在这宿舍里’，张委员很不高兴地说，‘假若是我的孩子，我一定要他住在这宿舍里’。”^[38]按汤衍瑞的说法，自此之后张伯苓对临大的事很少过问，一切交由南开大学秘书长黄钰生，自己专心办理在重庆沙坪坝的南渝中学（后来的重庆南开中学）。

较早到达长沙的北大教授叶公超曾回忆三校在长沙合作之初“非常微妙”的情形，“北大一向是穷惯了，什么事不一定要有什么规模，只要有教员、有学生、有教室就可以上课。清华是有家当的学校，享受惯了‘水木清华’的幽静与安定。南开则好像脱离了天津的地气，就得不到别的露润似的……”其时，张伯苓与梅贻琦尚未抵长，蒋梦麟便与三校教授出去游览山水，“关于……同床异梦的情况，大家都避免表露出来”。也有北大人在饭桌上说，假使张、梅两位校长不来，我们就拆伙好了，蒋梦麟回：“你们这种主张要不得……我们既然来了，不管有什么困难，一定要办起来……这样一点决心没有，还谈什么长期抗战？”^[39]不过几年后，这位北大校长在给胡适的信中也吐露了自己的情绪，“弟则欲求联大之成功，故不惜牺牲一切，但精神上之不痛快总觉难免，有时不免痛责兄与雪艇（王世杰）、孟真（傅斯年）之创联大之议。数月前在渝，孟真责我不管联大事。我说，不管者所以管也。我发恨时很想把你们三人，一人一棍打死”^[40]。记录西南联合大学三校间摩擦的史料不多——但或许正是这类偶发时刻，以及人们各自的选择（放手、隐忍、承担等等），最终促成了联大往后的奇迹。

我想着四十九标嘎吱直响的木地板和发生在这里的种种故事，穿过展览馆气味各异的展厅，进了一个安静的大院，这里是湖南省科协的住宿区，居民应该文化水平较高，或许有人会知道，八十年前，曾经有一所大学在此艰难落脚，一群古灵精怪的男生就住在附近？可惜，人们最早的记忆也不过到1950年代，那是展览馆的苏式红砖建筑落成的年代，“按照北京展览馆建的，只是规模小一点”。

大院里很安静，我在树荫下乱转，碰到一位颇有风格的老人家。他穿着白球鞋，绿裤子，戴茶色墨镜，彩色丝巾裹头，问他四十九标，他大概以为我在问部队的事情，错进错出，说他还真的曾经在部队文工团工作，“我在文工团学舞蹈，音乐钢琴提琴都学，那个时候比较宽松，新民主主义社会还是比较自由，后来越搞越紧越搞越紧，连彭德怀他都不信了，连巴金他都不信了，不好讲了啊……”他叹了一口气，“领导让大家一窝蜂，你不听他不行，不听他就搞你，但心里听不听呢，那就天晓得。我呢，也听也不听”。我感了兴趣，想问问他自己经历过哪些事情，这位刚刚跳完拉丁舞回来的老爷子摆摆手，不说了，要走了，“我现在只管玩，什么时候玩死就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