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中国》Epub-Pdf-Mobi-Txt-Azw3 下载在线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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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美] 李侃如

 

内容简介:

 

作者30多年来研究中国成果的结晶。它主要从四个方面对中国社会变革、政府管理体系、经济发展,以及中国社会目前所面临的挑战等问题进行了分析:中华帝国的遗产及其式微。作者谈到孔子和儒家思想、清朝的衰落、共和的兴起.以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中国共产党所走过的特殊发展道路。

 

无论从方法论、资料运用,还是分析角度上看,都对我国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特别是美国问题研究的学者具有一定的参考和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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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

发端于秦朝的官僚制度,历经几个世纪,呈现出近代西方官僚制度的特点:界定清晰的职位,基于功绩的任命,明确的报酬结构,职能的专业化,高度发达的正式沟通体系,关于权力行使的适当路线的详细规章,定期的报告职责,正式的监察组织,等等。对于不同职位的着装与行为规范,进一步巩固了这一制度。 

在理论上,官僚掌管着帝国事务,以确保符合儒家规范的和谐。例如,知县定期向民众公开讲授儒家道德。 因此,这一制度依赖于一个强势的、为意识形态所驱使的官僚机构,来为一个文明的、和谐的社会奠定坚实的基础。在这种制度下,官员们或许未能履行其职责,但补救的办法是将他们撤职。古典自由主义所倡导的分散权力和限制政府对社会的“介入”,与传统中国政体的基本原则截然相反。

尽管在任何一个官僚制度中,现实与规章都有一些落差,但总体说来,中国的官僚制度在其规模、效能和“现代型”方面都独具特色。中国官僚制度绝非多元,其基本理念是上下有序、中央集权和国家要为社会传播正确的道德框架。这个几百年之久的中央集权的官僚统治传统,是中国最非凡的成就之一。在这方面,中国的历史遗产依然特别强大。

甚至今天中国具体的行政管理体制,也与其帝国祖制有着很多相同之处。清朝时期,管理机构由三个统治集团组成:文官集团、军事集团和都察院。北京的文官管理机构有六个部,它们分别掌管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之下设有四个层级的管理机构:县或市、州府、道、省(1899年有22个省)。不过,文官管理部门的总体规模一直不大。如前所述,在19世纪,任职于文官管理机构的官员约2万人,不到2003年官员人数的1%。由于清朝为外来的满族人统治,因此每个部的正副领导职位都由满人和汉人分别担任。 

军队由满族部队组成的八旗构成,加上被称为“绿营”的汉族职业部队,他们是明朝留下来的警察部队。之所以被称为八旗,是因为每一支部队都有自己的旗帜,八旗制是在征服整个中国之前从满族的制度中衍生出来的。皇帝被视为军事首领。 

都察院将官吏分派到六部和各省的15个道。御史们详察各级行政,并将发现的问题呈报皇帝。当他们感到有必要规谏皇帝本人时,则要冒巨大的个人风险。

在帝国官僚层面,精通儒学经典对于公职资格的取得和体制内晋升至关重要。到后来的一些朝代中,官办的决定录用和晋升的科举考试完全以精通儒家思想为主。这些知识在实践中并不能告诉官员们如何防洪、征收与转送税赋,以及如何处理他们任职后所必须承担的种种职责。但在一个相对以绩效为本的官僚制度中,把精通正统理论作为晋升的重要台阶在政治上是绝对有益的。

成熟的儒家体制要求有政治抱负的年轻人和那些已在位的官员,用大量的时间准备下一轮的科举考试。因此,有政治抱负的人在其整个生涯中将大量精力耗费在研读巩固政权的保守意识形态上,这使学者与官员合二为一,无法超然。

科举制度还在来自全国各地的官吏中创造了一种共同的文化。即便是源于北京方言的中国官话,也让规模不大的官僚阶层和有心成为其中一员的人更添了一种凝聚力和优越感。此外,更多的有政治抱负的人大都在当地具有非正式的领袖地位,并有助于弥合官场与地方间的鸿沟。到19世纪早期,近110万人(当时总人口超过3亿)取得了最低级的官阶,由此而构成了乡绅阶级。 总体而言,在向精英与具有政治抱负的人灌输政权的保守价值观上,科举制度颇有成效。其遗产是一种观念,即认为向官员灌输意识形态既是天经地义的,也是必要的。

中国社会

中国社会表现出了儒学所推崇的特点:上下有序,以家庭为重,恪守礼仪。绝大多数人靠土地为生,村落的规模和组织在全国不同地区亦有所不同。家族村落在中国南方比北方普遍,因此禁止村内通婚在南方也更为严格。大多情况下,宗族组织在村落经济及仪式活动中起着重要作用。

由于每个县只有一位正式的国家官僚机构成员(知县),所以制度的运作需借重居间的地方精英。这一至为重要的群体由那些接受过科举考试,但尚未被国家官僚机构任用的人组成。他们包括两类人:一是已通过科举考试、正在等待任用的人;二是已有官职,但正为父母守孝三年的人,按规定他们在守孝期间必须离职回乡。由于这群人通常与地方大地主过从甚密(官吏经常有办法获得土地,而拥有土地就取得了研习科举考试的资源),所以他们一般都是村里德高望重的人。 

知县时常仰仗这些居间人士,就地方状况提供咨询以及协助维持秩序和管理经济。这些人会说官话并识字,他们和知县一样,接受过儒家政治思想的训练。总体上,他们被认为是国家精英,是百姓中一个重要的特权群体。与此同时,他们又是各自村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肩负着亲人和朋友强烈的社会期望。他们因而具有双重角色:一方面是国家机构的非正式延伸;另一方面是使地方免受中央过分要求的地方保护者。

在一个土地私有的农业经济中,土地所有者构成社会阶层的主要基础。不过,研究清楚地表明,土地被视为一种商品,不能完整地世袭。中国没有长子继承父亲全部土地的长子继承制,父亲的去世反而会引发儿子们分割土地。这个制度带来了持续的社会流动,大量土地集中在个别家族手中,但至多不过二三代。 

女性在这个社会中极受压抑。在后来的一些朝代中,缠足之风盛行。女孩到6岁时,母亲就会用布紧紧地缠住她的脚,脚趾弯曲到脚板下。此后,双足就一直被布紧裹着,致使骨折和脚骨弯曲,使得脚的总长不超过三寸。“三寸金莲”被视为有魅力,并且是身份的象征,只有中国少数民族和整天在田间劳作的贫穷妇女,才有天足。缠足不仅非常痛苦,而且极大地限制了女性的体能活动。

多数女性身处深闺而不与外人接触。她们的责任因家庭的财富和地位而有所不同,但一般都服从于丈夫或成年的儿子。她们的婚姻由父亲做主,通常在婚前不曾与丈夫谋面。有钱的男人可以娶多妻(或一妻多妾),但寡妇在丈夫死后却要守寡,即使丈夫死的时候她还很年轻。

妻子住在夫家,听命于婆婆,导致婆媳关系经常不和。由于女子总要离开家,男子却能给家里增添人口(他们的妻子和孩子),所以男孩极受偏爱,而溺杀女婴的现象则屡见不鲜。的确,女性地位如此低下,以至于父母经常不给她们起名字(她们只被叫作“二妞”或其他类似的名字)。祖父母不把女儿的孩子当作他们的孙辈。就像在许多父权社会里一样,女性自杀颇为普遍。

从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共产党人寻求使受压迫的妇女投身革命。他们的口号是“妇女能顶半边天”。同世界其他地方一样,性别关系在20世纪的中国已大为改观。但正如本书第十章所指出的,性别平等依然与现实相距遥远。

传统社会最经久的遗产,是儒家价值体系所创造的社会责任模式。如前所述,儒家学说极为强调的是知晓每一层社会关系中恰当的行为举止,也就是相互的责任。中文本身即反映出了这方面的重视,中文里有特定词汇来形容姻亲的远近关系,如“远房表亲”。

儒学对于人性和社会的理解,与美国人的思维大相径庭。后者认为,由于人类共同具有人性,所以每个人对他人都负有社会责任。这一观点的基础是,人人都有灵魂,因而也有与生俱来的某些价值。尽管这一传统在理论上比在实践中更受推崇,但它对美国及近代西方社会与文化的发展至关重要。

儒家社会没有这种抽象的社会责任概念。它的责任非常具体,并由特定的社会关系所决定。的确,个人从未独立地成为李女士或赵先生,他们永远是社会关系网(妻子、母亲、女儿、姐妹、丈夫、儿子、学生)中的一员。人们通过这些社会关系相互交往,而一个人安身立命,在相当程度上要基于个人关系网的支持。

这种社会责任的特性,有助于解释西方人在中国经常观察到的一个悖论:一个勉强糊口的贫穷人家,会接纳任何一个登门求助的远亲。这个亲戚可以住进他们窄小的陋室,与他们同吃,并在他们的帮助下最终找到一份合适的差事。而同是这个人家,却不理会每天沿街乞讨的饥饿的乞丐,不给他们一文钱。同样的人何以在一种情况下表现热忱,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却冷酷无情?这个家庭对远亲负有明确的社会责任,而对街头乞丐则没有任何责任,这种观念解释了这种矛盾的行为。一个没有任何“关系”的陌生人,对这个家庭来说无关紧要。

这种现象在现代中国仍然普遍,尽管儒家意识形态不再有影响力。一场交通事故会很快有人立足围观,但只有警察才对受害者提供帮助。20世纪80年代初的一份访美指南忠告中国出访者,如果见到有人在事故中受伤,切莫站在一旁嬉笑看热闹。指南上说,在这种情况下,西方人期待你的同情,希望你伸出援手。在其他一些情况下,当西方人觉得有责任伸出援手的时候,中国人却没有这种压力,他们避免被牵连进去,唯恐这些帮助会制造出一种与不了解的人之间的关系。与此同时,特定的关系在今天的中国同过去一样,会产生出非常强烈的忠诚和相互责任感。这种社会责任的根本特质始终是中国公民意识发展的主要障碍,因为中国人更多地视自己为特定关系网中的一员,而不是一个国家的共同成员。

儒家关于社会责任的观念,不重视把个人的权利和利益作为政治思想的目标。多元论者把社会看成不同群体竞争的舞台,而社会政策在他们的相互竞争中产生,这种社会观念与中国历史上的治理原则和实践截然相反。而儒学认为,高明的治理需通过正确的政策和适当的道德指引来维持和谐的关系。因此,社会的“自然”状态是和谐,而不是竞争。此外,由于每个人在享有治理良好而祥和的社会成果方面有共同的利益,因而个人与集体利益在理论上没有根本性冲突。西方用以建立代议制政府的基本假设,在中国传统中完全不存在。 

尽管如此,中国社会在帝国晚期并不缺乏多样性。国内商业繁荣,地方文化传统丰富多彩。长江下游的一些地区出现了世界其他地方具有的都市生活。 而陕北黄土高原等地区则依然贫困和极其落后。  此外,清朝经历了波澜壮阔的地方社会和经济活动高涨的浪潮。 但直到清廷行将灭亡时,这些局部的活力也没有给政治制度本身带来重大变化。

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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