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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大社新聞傳播學文庫精選第一輯

書名:人大社新聞傳播學文庫精選第一輯(套裝共11冊)

格式:EPUB/MOBI/AZW3

標簽:傳播學



內容簡介:


新媒體用戶研究:節點化、媒介化、賽博格化的人(新聞傳播學文庫)

《新媒體用戶研究》關照新媒體時代的人,探究人與新媒體之間的互動關系,以及在新媒體作用下人與人的關系。 全書從三個關鍵視角來觀察新媒體時代的用戶:其一,節點化的用戶。作者將新媒體用戶視作新媒體的傳播、社交關系、服務這三種網絡的節點,以此洞察新媒體時代傳播的新意涵以及社會關系的重塑。其二,媒介化生存的人。移動時代新媒體用戶的數字化生存,也是一種典型的“媒介化”生存,媒介與現實生活之間形成了一種相互映照、相互生成的關系。理解這些新的關系,才能更好地理解新媒體時代的人。其三,賽博格化的人。正在到來的人工智能時代,在促成人的“賽博格”化,也使得人-機關系成為未來重要的傳播關系。人既是新媒體的用戶,也是社會的基本單元,更是復雜的生命體。《新媒體用戶研究》既體現以人為本的觀察視角,更呈現出面向未來的研究意識。

鏡像中的中國國家形象(新聞傳播學文庫)

《鏡像中的中國國家形象》依據中國大外交戰略布局,從“新型大國關系”和“一帶一路”兩個大方向上,選取美國、英國、法國、韓國、日本、部分阿拉伯國家和澳大利亞作為研究對象,從政治、經濟、文化三個方面,分析它們對中國電視國際傳播效果的評價,並提出對策建議。 在研究中,本書從所選對象國主流媒體的相關報道、相關民意調查和政府文獻等多個維度進行資料搜集,並結合田野調查和訪談等實證分析。通過定性和定量分析,本書廓清了新形勢下中國電視熒屏上的中國形象在這些對象國的樣貌,在此基礎上,從國別/區域和全球兩個層面總結中國形象的國別/區域性國際傳播規律以及共性特征,並據此為今後中國如何講好中國故事提供方案。

新媒體輿論:模型、實證、熱點及展望(新聞傳播學文庫)

目前,新媒體輿論是國內學術界的研究熱點之一,亦是各級政府十分關註的問題。本書是國內外第一部完整的研究新媒體環境下輿論問題的專著。主要內容包括:新媒體輿論的特點、形態、形成機制、演化理論模型;新媒體輿論的主客體研究(用戶研究與平臺研究);新媒體輿論研究的熱點,如謠言傳播、群體性事件中的新媒體輿論研究;新媒體輿論的管理難點和對策研究。

互聯網使用與政治參與(新聞傳播學文庫)

《互聯網使用與政治參與》探索中國的公民是如何通過互聯網的使用影響現實政治參與和網絡政治參與的。在選舉現實政治參與和群體性事件現實政治參與中,互聯網的使用所發揮的作用是不同的,這是由於不同類型政治參與情況在中國發展的不同情況導致的。在網絡輿論監督型政治參與、網絡獻言獻策型政治參與、網絡另類政治參與的分析中,本書發現其受制於現實政治參與的制度安排與影響,並認為互聯網的使用影響的現實政治參與和網絡政治參與這兩方面的政治參與是互為補充、互相影響、此消彼長的。

“明鏡”與“明燈”:中國主流媒體話語與社會變遷研究(2003-2012)(新聞傳播學文)

《“明鏡”與“明燈”:中國主流媒體話語與社會變遷研究》(2003—2012)以中國第四代中央領導集體主政時期的“中國主流媒體十大流行語”“新華社年度十大新聞”以及中國新聞獎獲獎作品為主要研究對象,使用定性與定量研究相結合的方法,通過比較分析和話語分析,闡述了新聞話語反映社會實踐和建構社會實踐的功能,以點帶面地描繪了中國社會的變遷發展。 本書屬於解釋型研究,從三個層面——知識分析、理性分析、文化分析——展開對於中國主流媒體話語的分析。在知識分析層面,側重於從語用學、話語分析角度闡述主流媒體話語的特點及反映和建構社會實踐的方式;在理性分析層面,側重於媒體話語對於社會實踐的“明鏡”式反映和“明燈”式指引的內容分析;在文化分析層面,著力於闡釋主流媒體話語與社會實踐互塑過程中呈現的文化價值的四個維度。

移動互聯時代的政府形象傳播(新聞傳播學文庫)

政府形象的構建在移動互聯網快速發展的背景下迎來新機遇、面臨新挑戰。《移動互聯時代的政府形象傳播》結合新變化,探討了政府形象傳播的體系、路徑、策略,既從“政府行為”維度對信息公開、輿論引導和網絡問政這三項政府形象傳播的重點工作加以剖析,又從“傳播媒介”維度論述了政務微博、政務微信和政務App三類移動政務新媒體對於政府形象傳播的價值。本書觀點新穎、數據詳實、案例豐富,為學界和業界提供了理論參考和實踐指南。

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經典文獻研究(新聞傳播學文庫)

這是一項對馬克思主義新聞觀進行深化研究的項目,采用歷史-哲學-人文的傳統方法,選取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關於傳播、新聞、宣傳、文化等方面論述的經典文獻,進行歷史考證性質的研究,還原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等人本來的寫作背景,真實再現經典作家論述的原本意思,以及這些觀點得以產生的思想淵源。 我們現在研究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看到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論著都是中譯文,這對於深刻而直觀地理解他們的思想是一種無形的障礙。本書收入的多數文章,對照原著文字與中譯文進行了對比研究,厘清了一些由於翻譯而造成的誤讀。 除去努力還原經典作家本來的觀點和寫作背景外,本書也做了一些對以往研究中問題的撥亂反正工作。同時,根據近年新發現的資料(包括對這些資料的研究成果),努力從現代視角重新審視原著的現代理論意義,給予科學的闡釋。

調查性紀錄片研究(新聞傳播學文庫)

近些年來,一種新的紀錄片類型——調查性紀錄片備受人們的青睞。本書就是對調查性紀錄片展開的開拓性的研究。 在厘清概念的基礎之上,作者運用敘事學、倫理學、傳播學等理論,考察了調查性紀錄片的社會功能、文本建構、生產機制、傳播效果及未來發展。 作品追蹤歷史上和新媒體環境下調查性紀錄片的生產與傳播,綜合運用文藝學和傳播學理論做跨學科研究,作品視野開闊,時有創見。 在敏銳的問題意識和紮實的學術積澱之外,《調查性紀錄片研究》體現了人文科學研究者應有的公共精神和人文關懷。

精神交往論:馬克思恩格斯的傳播觀(修訂版)(新聞傳播學文庫)

《精神交往論:馬克思恩格斯的傳播觀》從信息傳播的角度,系統展現了馬克思和恩格斯開放的思想體系。全書論證了他們歷史唯物主義的傳播理論、世界交往的基本理念,詳盡地闡述了他們所談到的幾乎所有涉及人類傳播的各種現象和形態,諸如思維、語言、文字、印刷術、宗教、文藝、宣傳、新聞、報刊等等。還論證了他們關於傳播與法、傳播心理、工人政黨內部的精神交往、人類傳播歷經的三個發展形態等等觀點。作者寫作此書歷時十年,通讀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全部著作,做了名目索引約1萬條、卡片3000張和一本提要筆記。書中介紹的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許多傳播觀點,是人們所不熟悉的,對於開闊思想很有教益。本次修訂,除訂正個別訛誤,新增兩篇書評及作者的獲獎感言。一些大學新聞傳播院系將該書列為研究生馬克思主義新聞學基礎理論書目。

傳媒版權管理研究(新聞傳播學文庫)

《傳媒版權管理研究》采用定量與定性研究方法,嘗試在制度框架內、歷史視野中以及國外參照系裏,多角度地研究國家、社會與企業三個層面的傳媒版權管理。在本書中,國家與社會層面的傳媒版權管理聚焦於版權保護制度及社會版權管理平臺,企業層面的傳媒版權管理則側重於企業版權生產與開發、版權交易、版權保護手段與措施等具體活動。 本書點面結合,理論研究與實踐深描相互映襯,訪談錄、案例與正文相互補充,適合對版權問題感興趣的學界與業界人士使用。 傳媒版權管理的現實價值集中體現在兩個方面:1.順應傳媒業由“廣告中心型產業”升級為“版權中心型產業”的需要。2.順應傳媒業由單純強調“覆蓋”升級為強調“影響”的需要。

唐代文明與新聞傳播(修訂版)(新聞傳播學文庫)

唐代是一個生機勃勃的美麗時代,其“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的開放吐納之象,“將軍三箭定天山,戰士長歌入漢關”的昂揚奮發之氣,“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的奮發進取之姿,“沈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的高瞻遠矚之懷,既凝聚著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又與現代社會的氣脈隱隱相通。相對於唐代其他領域如火如荼的研究,新聞傳播方面的探討無疑還比較冷清寂寥。本書對於唐代新聞傳播活動做了詳細、系統的介紹和論述,填補了中國新聞傳播史,主要是古代新聞傳播史研究中的空白,且不乏創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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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摘錄:


對舉紀錄片(又稱“非虛構影片”)與故事片(又稱“虛構影片”),這種討論“是”與“非”的做法,既反映了電影誕生之際混沌初開的歷史淵源,更體現了一種迂回靠近的策略。或許,我們正可以從具體的事例——故事片《大象》和紀錄片《科倫拜恩的保齡》——著手,從紀錄片與故事片的區分中,剝離出紀錄片的本質特征。自然,這兩部影片不能代表紀錄片和故事片的所有特點,但分析它們,便於有的放矢,加深對故事片與紀錄片的認識。

1999年4月20日,在美國科羅拉多州傑弗遜郡科倫拜恩中學發生了一起槍擊事件。兩名學生——埃裏克·哈裏斯和迪倫·克萊伯德身穿迷彩服,配備槍支彈藥進入校園,槍殺了12名學生和1名教師,並造成25人受傷,之後兩人自殺身亡。這起事件被視為美國歷史上最血腥的校園槍擊事件之一,它還引起了有關美國槍械政策的爭論,許多人也由此關註暴力電影和電子遊戲對青年一代可能產生的負面影響。以這起真實發生的事件為藍本,故事片導演格斯·範·桑特(Gus Van Sant)拍攝了影片《大象》(2003),紀錄片導演邁克·摩爾(Micheal Moore)則攝制了《科倫拜恩的保齡》(2002)。

《大象》一片講述的是槍擊案發生前校園裏的情況以及槍擊案發生的過程:約翰開車載著醉酒的父親來到學校;喜歡攝影的艾利亞在校園內外遊蕩;受到冷落的米雪兒來到學校圖書館幫工;喬丹交上了一個新女友凱麗;孤僻的哈裏斯和克萊伯德通過互聯網買到了槍,在家午睡之後他倆來到校園開始大開殺戒。而《科倫拜恩的保齡》一片,雖然引用了學校探頭拍攝的視頻,但著重在槍擊案發生之後探討事件發生的原因和影響,考察美國的槍支文化:在銀行開戶就可以送槍;美國槍支的現狀;問題少年的潛在危險;各界對槍擊案的看法,包括知情人的訪談與講述;導演本人帶領受傷的兩名學生到超市要求禁止賣槍;最後,導演采訪步槍協會會長。

在故事片《大象》中,已經發生的槍擊事件重新得以反映和再現。導演根據編定的劇本,逐條拍攝每一個鏡頭,然後剪輯成片。參演的演員——該片邀請並臨時培訓了一批中學生,他們是非職業演員——則接受這一任務,按照要求配合表演。因為是故事片,這些演員用表演來以假亂真,但被“槍擊”倒地之後還能夠爬起來,不斷重復“死亡”以確保鏡頭的質量和水準。演完自己的角色,職業演員會另行轉場,投身另一部影片的拍攝;啟用的非職業演員大多將返回到原有的生活軌跡中。

與之相比,在紀錄片《科倫拜恩的保齡》中,導演並不試圖復原整個事件,而是追蹤事件發生的原因和結果。因此,每一個鏡頭、每一個場景都是調查而生的“新鮮”的現實,導演和制片並不能全程予以控制:即使采訪的問題前期有所準備,即使導演設計了在銀行開戶和在超市禁槍等環節,但對方的反饋並不盡在掌握,其回答充滿了不確定性。同時,影片中出現的人物,雖然是拍攝者選定的、為鏡頭框定的人物,但都是生活中真實的人物,他們的身份有據可查,狀態真實可感,觀點發自內心,情感自然流露,命運不可逆轉。影片中基本沒有職業演員(除了以演員生活與命運作為記錄的題材),影片中受傷的人會留下傷疤,死去的人不會再醒來。對於所有的非職業演員來說,影片只是截取了一段他們的生活,或者抓取了他們片刻的狀態、思緒和情感。

“1999年4月20日的早晨和其他早晨沒什麽兩樣。農夫下田,送牛奶的人送牛奶,總統下令轟炸名字很難念的國家,北達科他盲人凱瑞·麥克威廉姆斯照常去散步,密歇根的休斯校長迎接學生上學,在科羅拉多的一個小鎮,兩個男生六點去打保齡球:這裏是美利堅合眾國典型的一天。”以這一開門見山、直白顯露的解說開篇,紀錄片《科倫拜恩的保齡》突出槍擊事件的發生毫無征兆。這一動機在故事片《大象》用了近一個小時進行鋪陳,導演出奇地冷靜,零度寫作一般地表現這個和其他日子毫無兩樣的早晨:藍天中雲卷雲舒,球場上喧鬧依稀可聞,金發黃衣的男孩、四處拍照的男孩、剛剛註冊的學生情侶、其貌不揚內心自卑的女孩等悉數出場,他們上廁所,定約會,參加課堂討論和課外活動,在槍擊發生之前一切都很正常。在這裏,所謂虛構的故事片在不動聲色地進行客觀的展示,而號稱真實的紀錄片卻在絮絮叨叨地發出傾向性的評論。

是真實還是虛構,人們普遍將之視為故事片與紀錄片最明顯的區別。徹底虛構的影片如神話片、西部片、武俠片、科幻片等類型片,是創作者想象的創造物,它們毫無疑問都是故事片:人物是塑造出來的典型的人物,故事是編造出來的戲劇化的故事。一如《山海經》裏面奇異的獸,一如希臘神話中的半人半神,雖然糅合了現實的元素,寄托了真摯的情感,但都不是現實世界的事物,不是生活中真實發生的事件。同樣,忠實地跟蹤現實中真實的人物,完整地記錄生活中流逝的時間,就賦予了影片紀錄性的影調。像安迪·沃霍爾的實驗電影《帝國大廈》——485分鐘時長的全片只有一個鏡頭——就是“徹頭徹尾”的紀錄片,是蘇聯導演安德烈·塔可夫斯基(Andrei Tarkovsky)夢寐以求的能夠全天候拍攝的電影。 [1]

起源於意大利的新寫實主義電影如《偷自行車的人》(1948,德·西卡導演),記錄了失業和貧困,真實地反映了社會狀況。伊朗導演阿巴斯·基亞羅斯塔米(Abbas Kiarostami)則偏好使用非職業演員,在《特寫》(1990)、《橄欖樹下的情人》(1994)等影片中,他遴選和故事中的人物相似的當地居民作為演員,反復訓練他們記憶臺詞,以至於對方模糊了真實與表演的界限。英國導演邁克爾·溫特伯頓(Micheal Winterbottom)和馬特·懷特克羅斯(Mat Whitecross)拍攝《關塔那摩之路》(2006),聘用的演員就是新聞事件中被關進美軍監獄的囚犯,讓他們扮演自己,並且對他們進行了采訪。

而在紀錄片中,從一開始就不斷有設計和扮演,雜以控制與想象,甚至引入了虛構。弗拉哈迪在拍攝影片《北方納努克》時,為了突出效果和借用光線,將納努克建造並居住的冰屋擴大至現實中的冰屋的兩倍,而且沒有封頂,以致納努克一家在天寒地凍的雪地上睡覺。伊文思在拍攝《博裏納奇》(1933)時,特意要求礦工們組織一次罷工;信任導演的煤礦工人很快就舉行了一場聲勢浩大的行動,並且遭到當局的鎮壓。愛森斯坦在拍攝《墨西哥萬歲》(1932)時,明顯按照劇本來反映墨西哥的歷史與文化。其中農奴遭遇迫害而奮起反抗的章節,充滿張力,富有戲劇性,和故事片相差無幾。在埃羅爾·莫裏斯(Errol Morris)的《細細的藍線》(1988)中,情景再現以風格化的方式得到不同視角的呈現。在布裏埃爾·蘭傑(Gabriel Range)的影片《總統之死》(2006)中,虛構了美國總統布什2007年到芝加哥演講的場景,並用電腦技術將其頭“嫁接”到演員身上,演出了總統被射殺的一幕。而克裏斯托弗·勞雷的《人類消失之後》(2008)一片,導演假想人類突然消失,用電腦成像模擬工業化世界幸存的事物和核泄漏帶來的變化。

在紀錄片中借用故事片段落,不僅可以表現電影的歷史、電影剪輯的魅力,表現某一個時間、地點的電影人的貢獻或心路歷程,還可以表現一個時代或奢靡頹廢或朝氣蓬勃的社會思潮、風氣和心理,甚至可以通過展現故事片“文藝”的手段,展開對歷史真相的探索。作為一種媒介對其姻親媒介的反省和思考,這種電影中的電影(有人稱“元電影”),利用解說或剪輯,從堡壘內部反戈一擊,可以揭開謊言和宣傳的面紗。凱文·拉夫提(Kevin Rafferty)拍攝的《原子咖啡館》(1982)就創造性地剪輯了一些故事片和政府宣傳片段落,用蒙太奇把它們串聯在一起,帶著幾分諷刺,深刻地揭露了歷史的真相:當時的政府和軍方對原子彈、核輻射的危害性輕描淡寫,以致欺騙、誤導、愚弄了廣大的民眾。在《華氏911》中,導演邁克·摩爾引入故事片《搜索網》和《阿富汗》等段落,充分地顯示了好萊塢影片對民族的偏見。它們承接前後影像的邏輯,增添了影片的娛樂性和幽默感,並在滑稽之中展開了“陌生化”的反思:在大眾傳媒的影響下,人們因刻板印象擁有的知識可能偏離客觀的實際多遠。

如上所述,在真實與虛構的兩極,故事片和紀錄片截然不同,然而在兩極之間,故事片采用紀錄片元素,紀錄片借鑒故事片手法,兩者的邊界就變得模糊起來。因此,真實還是虛構,客觀還是主觀,職業演員還是非職業演員,跟蹤記錄還是情景再現,乃至控制的程度、表演成分的多少、要不要劇本和設計、用不用采訪和新技術,都很難作為區分一部影片是故事片還是紀錄片的標準。吊詭的是,一些“故事片”送到紀錄片的電影節獲了獎,而一些“紀錄片”久久得不到專家學者的承認;拍攝者個人可能發生“意圖的謬誤”,生產方式不能保證影像的屬性;而廣大觀眾也可能囿於有關類型的成見,接受方式與傳播效果也不能當作最終判斷(很多中國觀眾把李京紅拍攝的《姐妹》當作電視劇)。視聽的經驗有待突破,創新的擴散尚需時日,不同風格不同流派的紀錄片多元共生,共同闡釋著人類的歷史,記錄著我們周遭斑斕的世界。

紀錄片與故事片最大的不同在於紀錄影片與現實世界之間可靠的“索引關系”,它既為拍攝者特意創建,又為觀眾有意接受,絕大多數紀錄片(或影片中的一部分)具有“文獻資料的價值”。在真實的時間與空間中,紀錄片記錄和闡釋真實的人發生真實的事件,因之可以充當歷史真實的證據和材料,甚至本身就成為歷史。但這裏的真實如何被保證?我們必須承認,在紀錄片與故事片之間,存在著一大片難分彼此的灰色地帶。

2.與新聞的異同

人們常說,新聞有五個“W”一個“H”共六個要素:Who(何人)、What(何事)、When(何時)、Where(何地)、Why(何因)、How(怎樣)。這是廣義的新聞。利用媒介傳播真實的信息,這一共同的目標將調查性紀錄片與新聞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兩者之間有一種“親緣”關系。

在現實生活中,一些新聞記者成為制作調查性紀錄片的主力軍,或者成為其中的信息源;已有的新聞報道往往為紀錄片提供選題、路徑、資料和證據,或者成為反思、批評、揭露和攻擊的對象;新聞理論的一些原則、新聞采寫的一些方法、新聞編輯的一些技藝,也都為調查性紀錄片所借鑒、所運用;新聞記者應該遵循的職業規範、倫理道德,以及相關的法律法規,調查性紀錄片的制作者也都躬身踐履。其中從事深度報道的新聞記者,他們將調查性紀錄片的創作者引為同調,惺惺相惜。

自然,和具有悠久歷史、產生廣泛影響的新聞這棵大樹相比,調查性紀錄片還是一株非常嬌嫩的幼苗。但在新聞開拓、創建的社會土壤之上,在新聞傳播、信息交流的背景之中,它像切入黑夜照進陰影的一縷陽光,用不鳴則已一鳴驚人的氣魄,鶴立雞群,發出熠熠的光芒。美國密蘇裏新聞學院編著的《新聞寫作教程》特別指出:“調查性(揭露性)報道的目的在於揭露被隱藏起來的情況;其題材相當廣泛,涉及人類活動的各個方面。”“它指的是一種更為詳盡、更帶分析性、更要花費時間的報道,因而有別於大多數日常報道。” [2]

為了保證重要信息能夠及時得到傳播,消息類新聞的撰寫多采取一種“倒金字塔”的結構。而在信息不充分、認識有障礙的時候,為了滿足日常的、程式化的刊印或播出,事物的前因後果、人物的狀況命運就可能被忽略不計,一些表象、膚淺的信息充斥了整個社會。並且,眾口一詞、互文性的引用將造成一種“回聲室”的效應,身陷其中,人們容易喪失獨立的思考與判斷能力。“新聞就是廣大群眾欲知應知而未知的重要事實。”範長江這一經典的闡釋留給人們無盡的思考。未知的領域何其廣闊,欲知的範圍如何知曉,應知的區間由誰決定?這就給政黨的宣傳、企業的公關留下了較大的操作空間——在真實與客觀的名義之下,以一定的框架闡釋事件,用合謀的媒介事件壟斷人們的時間,用媒體的議程來安排廣大民眾的議程。

與之相比,調查性紀錄片卻深入挖掘,致力於對Why(何因)、How(怎樣)的攻堅,發現問題,並努力尋找問題的答案。因此,和普通的消息報道不同,調查性紀錄片需要花費更多的時間、精力、資金,更多地進行反省和獨立思考,也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和職業風險。曾經,深度報道被當作報紙抵禦廣播電視的武器,成為媒體在嚴酷競爭中制勝的法寶。其實,無論通過哪種媒介,都可以進行深度開掘(像微博一樣自我限定篇幅另當別論)。在機械復制的時代,只有深入現場一線發掘出來最富原創性、最有深度的信息,才能像手工制作的藝術品一樣染上獨一無二的“靈暈”(本雅明語),才配摘得璀璨的明珠,才有資格享受無上的榮光。

“新聞的定義,就是新近發生事實的報道。”(陸定一,1942)。強調新聞之“新”,也就把它的時效性當成衡量這種信息的一項重要指標。在小國寡民、雞犬之聲可聞的國度,新聞擁有較長的保質期,一旦進入信息化時代,傳播技術的日新月異帶給新聞飛翔的翅膀,這種易碎的一次性消費品不斷地被生產出來,轉瞬之間就因時過境遷成為明日黃花。民眾饜足快餐式的消息,而那些需要時間沈澱、需要空間陳列,更需要智性思考的事物,就會被淹沒,被排擠,被放逐。正如德國思想家尤爾根·哈貝馬斯做出的反思:“根據美國學者的歸類,延期付酬的新聞(諸如公共事務、社會問題、經濟事件、教育與健康)不僅遭到了即時付酬新聞(諸如漫畫、腐敗、事故、災難、運動、娛樂、社會新聞和人情故事)的排擠,而且,正如這兩類新聞名稱所反映出的,讀者數量也越來越少。最終,新聞報道不得不裝扮起來,從形式到風格都近似於故事敘述(新聞故事)。事實與虛構之間的嚴格的界限日趨消失了。” [3]

調查性紀錄片就像一面鏡子,它以特立獨行的姿態,挖掘新聞背後的新聞,它有時還反戈一擊,把新聞與媒體推上被告席,向那些由新聞構建的“擬態環境”(李普曼語),尤其是由信息反映的等級秩序,發出了天問般的質詢。散見在一些影片中,尋常媒體搭建的七寶樓臺轟然倒塌,如紀錄片《盧旺達的鬼魂》中煽動種族屠殺的電臺廣播,受到紀錄片的撻伐。而在《看不見的戰爭》《〈紐約時報〉頭版內幕》《解密福克斯:默多克的新聞戰爭》等紀錄片中,媒體人以大無畏的勇氣,揮刀自戕,對整個媒體制度和新聞生產進行了毫不留情的反省與批判。

在《解密福克斯:默多克的新聞界戰爭》中,那些曾經在福克斯新聞集團工作的職員透露:福克斯的新聞幾乎均按劇本演出,每天早晨都有一個詳細的清單,上面列出報道什麽回避什麽;不是基於新聞價值來選擇新聞、選擇嘉賓,而是考量政治的觀點、黨派的傾向。雖然口口聲聲說要將新聞與評論分開,公司卻用各種手段,比如假借匿名來源的信息,巧妙地植入觀點。媒體並不寬容地對待異見,有違主流價值的觀點都被掐斷,以摒除異見;在“解放”的框架之下,媒介事件如戲劇一般在上演。在《看不見的戰爭》中,如題所示,從那些“嵌入記者”報道的消息,普通觀眾看不見傷亡的悲慘的民眾,看不見戰爭另外一張醜陋的面孔,也看不見利益集團打著崇高的旗號卻覬覦著石油的巨大利潤。而在《〈紐約時報〉頭版內幕》中,片中人物痛心疾首,個別臭名昭著的不實的報道嚴重地損害了這家150多年老報的信譽和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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