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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法醫報告2:遺骨會說話
格式:EPUB/MOBI/AZW3
內容簡介:
人類的骨頭是每個人生活的無聲見證,有些故事深入骨髓,無法磨滅。 憑借她多年的研究和豐富的從業經驗,世界著名的法醫人類學家蘇·布萊克教授帶領我們踏上了探索的旅程。 從頭骨到腳趾,臉部、脊柱、肋骨、手臂、手指、骨盆和腿,每一個部位都有自己的故事。我們吃過什麽,去過何處,所做的一切都留下痕跡,一條有用的信息可能歷經數月、數年,有時甚至是幾個世紀,直到法醫人類學家對其進行解密。 有些秘密很容易被揭開,但有一些秘密則需要嚴格的科學論證。但是,發現證據並將其有效結合在一起,我們便能重建事實,發現真相。 一根腳趾接著一根腳趾,一個案件接著一個案件,一些罪案,一些歷史,一些不可思議的奇文怪談–蘇·布萊克以敏銳視角,用其職業的敏感與對人類命運的深切同情,為我們講述那些被人類遺忘的故事。
作者簡介:
蘇·布萊克(Sue Black),女爵士,世界範圍內具有影響力的解剖學家、法醫人類學家。曾任鄧迪大學法醫科學研究中心主任。現為蘭卡斯特大學副校長,主要負責公眾參與工作。
1999年,她帶領英國法醫小組在科索沃搜集戰爭犯罪證據。2004年印度洋海嘯之後,她是率先到達泰國的法醫人類學家之一,為那裏的死難者鑒定身份。蘇·布萊克也經常出現在媒體上,她的日常工作被拍攝成紀錄片,在BBC第二臺播出的《歷史疑案》(History Cold Case)中也有非常成功的表現。
2016年英國女王生日之際,她被授予大英帝國司令勛章,以表彰她在法醫人類學方面的傑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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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摘錄:
有兩處身體部位,我們通常很樂意在任何時候公開展示:手和臉,我們用這兩個部分來表達自我並與他人溝通。但最受關註的還是臉部,我們與人交流時註視的是對方的臉部,大多數人也是靠臉識人。
然而,在有些文化中,臉是不能被公開展示的,或者無論出於什麽原因,我們習慣將註意力放到身體的另一部分。有趣的是,我們識別人類同胞的手段也逐漸改變了。最近,一位腫瘤科護士告訴我,這些年來,她的大部分時間都在找患者手背上的靜脈,以至於她通過患者的手和首飾就能認出對方,跟看臉一樣。
不久前,沙特阿拉伯法醫學會邀請我參加在利雅得舉行的一個會議。這是我第一次來到阿拉伯世界。他們告訴我,我可以不必穿罩袍、戴面紗和手套,但出於對當地風俗習慣的尊重,我穿上了傳統的黑色女裝長袍,戴上了圍巾,禮貌地遮住了我的身體和頭發,但露出了我的臉和手。
實際上,我覺得跟其他女性著裝一致讓我感覺很自在,就像是在穿姐妹裝一樣,也不會引起與會男士的特別關註。其中一位西方與會者選擇不穿著當地服飾,盡管她衣著樸素,但她還是受到了一些相當惡毒的評論,會議酒店走廊裏的男代表們對她議論紛紛。他們對著她發出唏噓聲,覺得她很丟臉,認為她應該遮住自己的頭發。
這可能是我第一次在文化層面上意識到性別的等級制度。在我的職業生涯中,我非常幸運,基本上沒有遇到任何性別歧視。在我父母的思想中,並沒有認為女孩就應該做什麽,我也正是得益於此。我的父親既希望我能烤出可口的大黃碎餅,也希望我會給飯桌進行法式拋光,敢射殺野兔,會剝皮破肚。
軍人和警察這兩種職業,通常都存在性別歧視,對女性不算友好,我可以誠實地說,我從來沒有因為自己擁有X染色體而被區別對待。或許我有點言過其實,或者根本沒有註意到,又或者只是幸運而已。僅有的兩次讓我對“EID”(equality,平等;diversity,多樣性;inclusion,包容性)產生質疑的場合都跟學術相關。我很好地處理了這兩次危機,確保兩位男性高管不會再給我添麻煩。解剖學家的身份對我挑戰性別歧視也很有幫助:我可以合情合理地使用很多跟器官相關的術語,因為這些術語在我們的工作中很常見,卻會讓聽者很尷尬。在這兩次會議中,當我清楚地感受到他們有意讓我回答某些問題,是因為我是在場唯一的女性,我很禮貌地詢問他們,是對我的回答感興趣,還是只是對我的子宮感興趣。當然,這讓他們非常尷尬,並向我保證他們想聽我的意見。有趣的是,他們再也沒有問過我類似的問題。
在沙特阿拉伯舉行的會議上,女人被要求坐在講演廳的一邊,男人坐在另一邊,兩者之間有非常明確的界限。就在這裏,我觀察到女性之間的一種特別的人際關系,即便她們都戴著面紗,全身上下都被遮蓋得嚴嚴實實,只有一雙眼睛露在外面。當她們走進房間時,我驚訝地發現,她們能從相當遠的地方認出自己的朋友,盡管她們坐在那裏,蒙著面,穿著同樣的黑色衣服,戴著差不多的珠寶首飾。我向我的一位沙特男同事講起這件事情,他也搞不明白為什麽女人們可以認出對方。他邀請我到他家,讓他的妻子為我解答疑惑。
我同事的妻子告訴我,她也能輕易認出自己戴著面紗裹著黑衣的女性朋友,但是,就像我們在嬰兒時期習得的技能一樣,她也說不清楚這是為什麽。所以,我們做了所有優秀科學家遇到難題時都會做的事情——調查。我和我的男性朋友召集了一群沙特女科學家,開始設計一個在當地展開的實驗,分析為什麽沙特女性能認出自己只露出眼睛的朋友。
我們遇到的第一個挑戰就是找不到足夠的參與者,盡管研究團隊全是女性,但潛在參與者之間存在著普遍的不信任,所以阻礙了研究的進展。盡管研究小組保證會遵守職業操守,並在研究結束時銷毀所有的照片,且不會讓第三方接觸這些照片,但我們詢問過的女性都因為實驗的目的和要拍照而緊張,並不願意參與實驗。
利用眼球跟蹤軟件,我們想分析女性在遇到其他戴著面紗的女性時,她們看到的是什麽,一些人是她們認識的朋友,而另一些則是陌生人,以此追蹤她們捕捉到的線索。我們從現有的研究中發現,人們通過聚焦眼睛、鼻子、嘴和下巴這個倒三角區域來識別熟悉的裸露在外的面孔。
然而,我們的研究小組則將眼睛、個體的身形大小及步態作為觀察依據。當臉部被遮蓋時,不僅僅只有眼睛是重要的身份識別因素,我們不完美的坐姿、走姿、手勢都帶有明顯的個體特征。
由於這項研究仍在進行,我們還沒有一個明確的答案,但如果深入研究,了解和學習如何使用這項技能,可能會對安全服務等組織非常有用。
顱骨兩個部分中較小的一部分是面顱,面顱包括3個區域:上部是額頭和眼睛,中部是鼻子和臉頰,下部是嘴、牙齒和下巴。面顱容納了許多與感覺相關的器官,包括視覺、聽覺、味覺和嗅覺器官。因為這些器官在我們出生前就已形成,所以出生後,這些器官再次生長的可能性有限。眼窩在出生時就已經很大,正如我們在第一章中討論的那樣,眼睛是大腦在發育過程中向外長出的部分,所以很早就已經發育成熟。
當我們出生的時候,中耳和內耳的各個部分幾乎都已經是成年人的大小,我們的嗅覺也非常發達。但收集氣味的鼻子以及我們外耳的各部分會在一生中持續生長,這就是為什麽老人的耳朵看起來非常大。最大的改變和生長是在我們的嘴巴周圍,因為大多數(雖然不是所有)嬰兒出生時是沒有牙齒的。
總的來說,我們都很擅長辨認我們認識的人的臉,但研究表明,如果我們只是短暫地見過某個陌生人,會幾乎想不起這個人的面容。我一直是我家人的笑柄,因為我經常記不起我見過很多次的人。我還有特別糗的經歷,我的家庭律師喬遷新的律所,他邀請我們參加他公司舉辦的酒會並把我介紹給他的合夥人,結果這位合夥人告訴我他曾到我家中做客,而我完全沒有認出他來。
這還不算什麽,當我第二次執行完任務從伊拉克回國時,我簡直想挖個地洞鉆進去。因為阿伯丁機場大霧彌漫,我的飛機改道去愛丁堡,我丈夫決定開車去那裏接我。當我一邊打量人群一邊大步地走過大廳時,兩個興奮的金發小女孩朝我跑過來,喊道:“媽媽!媽媽!”謝天謝地,這才讓我很快認出她們是我的孩子。可是,她們的父親卻不見蹤影。事實上,他就站在我身後,雙手叉腰,不可置信地搖著頭,因為我剛從他身邊走過。我確實尷尬到家了,那時,我和我丈夫已經相識了25年。我沒有認出他來,因為他留著我上次見他時沒有的山羊胡子,但我不得不說這很適合他。
我在會議上會緊盯著別人的胸口(這並不好),是為了看清他們的胸牌,有的人肯定認為我是可怕的勢利小人,故意忽視他們。這種失誤不僅令人尷尬,而且算是我的一個重大失敗,畢竟我的職業是幫助確認個體身份,或者說是幫助遺骸確認身份。我確實不能為自己辯解。那些人的名字印刻在我的腦中,但我卻記不住他們的面容。
有這樣一群人,他們的記憶力和識別能力遠遠高於平均水平,即使是只見過一次的人,他們也能清楚地記得,我當然不屬於這類人。對於大多數人來說,我們遇到過的人,大概有20%的面孔能在腦中留下印象,但那些“超級記憶者”卻能記住80%的人。這種天賦技能在情報和安全領域都頗受歡迎,不僅如此,賭場、足球俱樂部等的私人客戶也很需要這樣的人才。也許很快就會有這一天,人類的天賦被自動面部識別技術取代,但在此之前,這些超級識別者在諸如幫派暴力和性侵犯等各種案件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最近,超級識別系統被用來幫助識別在索爾茲伯裏給俄羅斯前軍事情報官員謝爾蓋·斯克裏帕爾和他女兒尤利婭投毒的幕後黑手。
超級識別者這個分類來自一個完全不同的研究領域,一個臨床心理學實驗,研究的是另一個極端——面孔失認癥。這是一種臨床癥狀,有時被描述為臉盲,患者無法識別面孔。這種病癥會讓患者陷入很脆弱的境地。父母會因為認不出自己的孩子而不能把孩子從學校接回來。有些患者甚至在看到自己的照片時認不出自己的臉。面孔失認癥是一種遺傳性疾病,中風或創傷性腦損傷也是造成這種病癥的誘因。你可以在網上做一個測驗,看看自己是面孔失認癥患者還是超級識別者。我們大多數人都會處於中間位置,其中絕大多數人都不會像我一樣認不出自己的丈夫。
無論是擅長認臉還是不擅長,我們都會因為對方年齡增長、體重增加或減輕等自然因素以及微整形等原因而認錯人。當然,我們一生中容貌的變化是由基因決定的,但不可否認的是,大多數人都經常通過各種方式改變自己的容貌。我們可能會把框架眼鏡換成隱形眼鏡,化妝,留胡子或刮胡子,改變頭發的顏色,等等。但這些暫時的調整並不能從根本上改變我們面部的基本結構。一般來說,很少有人會徹底改頭換面,讓自己的親朋好友都認不出來。但如果我們改變了面部輪廓,例如削尖下巴、臉頰移植或者矯正牙齒,就會增加識別的難度。這種極端的偽裝方式已經成為許多好萊塢電影情節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面部移植,曾經只出現在科幻小說中,現在已經成為現實,但仍是非常罕見的手術。患有嚴重疾病、遭受創傷或燒傷的患者可以使用捐贈者的組織(包括肌肉、皮膚、血管、神經,在某些情況下甚至包括骨骼)進行皮膚移植。在這項手術中,兩個根本的改變發生了碰撞,利用捐贈者的面部框架結構,支撐的是受贈者的面部,二者合而為一,就像希臘神話中的奇美拉(有獅子的頭、山羊的身軀和一條蟒蛇的尾巴)。手術既沒有使患者恢復到原來的模樣,也不是簡單地讓受贈者擁有捐贈者的容貌。其結果是兩者的結合,手術本身也會給容貌帶來明顯的變化。
這種尖端手術只有在黔驢技窮的情況下才會被考慮。因為它會導致很大的排異反應,這意味著患者必須終身服用免疫抑制劑,並且還涉及許多倫理、心理和生理上的問題,不僅會影響到受贈者,也會影響捐贈者的家人和朋友。
面部移植還是一個非常新的領域,第一次成功的部分面部移植發生在2005年的法國,第一次成功的全臉移植發生在2010年的西班牙。據我所知,迄今為止,這些實施過面部手術的患者都還好好活著,無須我們法醫人類學家的關註,但這只是時間問題。這只是又一個例子,說明作為法醫,為了能夠成功鑒定身份,我們應該對各種可能保持開放態度,在處理案件時也不能帶有先入為主的偏見。
在一個如此重視外表的社會裏,頂著一張毀容的臉必定會被孤立和排擠。整形學是一門專門研究修復術的醫學分支,自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為了幫助受傷軍人重新融入社會,整容醫學著重解決局部的面部缺陷。鼻子填充物可能是最早的假體,用來修復被戰爭或梅毒蹂躪的臉。假體最初是用惰性材料雕刻而成,包括象牙、金屬和木材等,後來逐漸被更仿真的塑料,以及更後面出現的乳膠取代。
現如今,人工眼睛、鼻子和耳朵的精密度已經非常之高。人工鼻幾乎可以完美地還原患者受傷前的鼻子(除非患者想趁機換一個新的形狀)。人工眼和人工耳也被精心打造,使之能與患者另外一只眼或耳相差甚微。這樣一來,他們的臉就能保持原樣,其對稱性也不會被破壞。
能識別一張臉是一種技能,能夠描述它則是另一種技能。我們都很熟悉警察根據目擊者描述制作的面部合成圖,用來幫助抓捕嫌犯。面部的各個區域被分成單獨的部分,包括額頭、眉毛、眼睛、鼻子、臉頰、嘴和下巴,仔細篩選後最終形成一幅面部肖像圖。
最初,肖像畫是藝術家的作品。Identikit(艾登迪基特容貌拼圖)是第一個使用獨立功能模板的註冊系統,於1959年在美國推出。隨後出現的Photofits(利用照片拼湊人像)和e-fits(電腦合成人像)都會用到照片庫和電子軟件,這樣可以做出更貼近真人的照片,但這所有的方法也都需要從數據庫中選出單獨的五官或面部區域,最後完成一張合成的照片。
沒有人敢說這樣的方法可以完美復制真人的面貌。如果你把安吉麗娜·朱莉的眼睛、斯蒂芬·弗萊的鼻子和艾薩·凱特的嘴湊成一張臉,那麽你得到的就是一個大雜燴。合成肖像的目的是制作出一幅與目擊者看到的嫌疑人有幾分相像的照片,從而讓警方根據這個線索繼續追蹤調查。數據表明,合成肖像的準確率低於50%,這個結果可能不足以鼓舞人心,但我們要知道,在一些案件中,嫌疑人的合成肖像可能是本案唯一的線索。不管是人類的眼睛還是大腦,都更傾向於記憶那些不尋常或獨特的事物。這個傾向有利有弊。如果死者存在一些獨特的生理特征,也被正確地描述出來,那麽這樣的獨特性確實可以在鑒定身份的過程中起到巨大的作用。但是,如果描述錯誤,它會使調查嚴重偏離正軌。
我們腦中對一個人相貌的記憶,一般用於辨認活人。我們對死者容貌的認知會有很大的不同。如果曾陪伴自己所愛之人走過生命最後的旅程,或者在葬禮舉行前瞻仰過死者的遺容,大家會發現,當一個人沒有了靈魂、活力和表情,剩下的這具空殼與我們印象中的那個人大相徑庭。他看起來更瘦小,更空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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