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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昕冉

豆瓣：8.1（31人）

出版时间：2021-9

 

为什么晚清已被外国打得千疮百孔，仍旧能屹立不倒？

将清廷从内外交困的绝境中挽救出来的，竟然是厘金的横空出世？

鸦片和茶叶这两种普通的经济作物，如何改变了整个东方贸易格局？

为什么说“鸦片战争是历史的必然结果”？如何从中洞见新世界贸易体系的建立过程？

为什么商业的萧条反倒给了高利贷以兴盛的机会？

山西票号这个“巨无霸”的横空出世，如何一举改变了整个民间金融业的游戏规则？但其受限于经济主体、组织关系、操作手段三个方面，无法脱离为帝国体系服务的命运，只能随着清王朝一同走向没落。在这其间，它如何错过了转型的机会？如何被清政府的监管断了生路？它的种种自救手段因何难以见效？

一个日渐衰颓的庞大帝国，与一个野心勃勃的新兴强权，在世界逐步联为一体的过程中，两者不可避免地碰撞在一起，“天朝上国”的体面在现实的压力面前被彻底击垮。这时，满是烂账的财政状况既是问题之因，也是问题之果。在全面危机下，任何一种激进的改革方案都不可能取得根本性成功，局部的小修小补也不能阻止整体性的财政系统崩溃。

本书讲述了清政府针对外贸、财政、货币、银行、海关、商会这六个部分进行的改良，但财政是庶政之母，在帝国经济风暴之下，种种改革不仅无力回天，甚至引发了一系列复杂的连锁反应，最终导致整个政权的彻底崩溃。

在这个“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传统与现代、保守与变革、封建与共和，种种思潮前所未有地交织在一起；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中古国家与现代国家、封建社会与工商社会，种种矛盾集中上演。本书透视了晚清的风云变迁，以最通俗的语言揭示了清廷困局的形成原因及其经济改革的发展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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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下的博弈

面对内忧外患，清王朝统治集团不是没想过解救之法。既然祸首是鸦片，那是否应当立行禁烟呢？事实上早在鸦片战争之前，朝廷就为是否禁烟分为两派，展开了长达两年的论战。主张“驰禁”的认为，反正鸦片也是越禁越多，干脆就使其合法化。一方面能让国家多征税，另一方面也能节省禁鸦片的开支。甚至有人主张，可以鼓励有条件的地区自行种植鸦片，增加农民收入，抵御外国鸦片进口以避免白银外流。这种论调在今日看来颇为滑稽，可在当时竟颇有市场，而且受鸦片毒害最深的广东地区官员反倒最为支持此决议，足以说明其与毒贩利益纠葛之深。好在道光皇帝思路还是很清晰的，对禁烟一事比较坚决。正如林则徐所言，若不对鸦片立行禁止，就会导致“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在清政府看来，前者虽然糟糕，但军事力量的薄弱对于自己这个“天朝上国”并不会造成致命的威胁，后者才更危险。观前明旧事，偌大的明朝正是因为财政紧缺，连军饷都发不起，才导致将士离心离德，最终亡国。这是清政府万万不愿看到的。鸦片带来的那一点利益，与帝国基础的崩溃所带来的巨大成本相比，简直微不足道，显然禁烟已成为不得不行之策。

可是，禁烟真的就如虎门的一次销禁那么简单吗？对于英国来说，鸦片已成为一项不可或缺的财政收入来源。据统计，从19世纪开始，在英国印度殖民地政府的财政收入中，来自鸦片贸易的收入比重越来越高，嘉庆五年（1800年）只占3％，道光十年（1830年）以后就超过10％。⁽⁶⁾而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都不是通过正规渠道，而是通过走私的方式流入中国。今天我们已经知道，18至19世纪初的鸦片走私道路一般有两条：一条是靠英国散商在当地行商的庇护下夹带鸦片进入广州黄埔，再流入内地；另一条是沿海商人先在澳门购得鸦片，然后在外海分批卖给各家船户或直接销往内地。第二条路一度使澳门成为“西方向中国输入鸦片最主要的仓储地和转运站”。

可这个贸易体系却意外地遭遇到挑战。道光元年（1821年），有个叫叶恒澍的澳门屯户在广东杀人被抓，但在审讯时，叶恒澍揭发出自己作为中间商向广东很多官员行贿的细节，一时令整个官场震惊。他被改判为贩卖鸦片罪，案件也成为走私案件，后官府人员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不仅断绝了澳门与黄埔之间的交通往来，还加大了对鸦片走私的打击力度。这等于抓住了行商的命脉，走私生意的难度陡然上升。在重重压力下，他们不得不放弃承保走私鸦片的外商船只。

可鸦片走私并没有因为官府的查禁而萧条，相反，快速增长的鸦片需求刺激着许多地方缙绅和富豪，甚至连官府差役等都贪婪地涌上来想分一杯羹。他们使用更加灵活快捷、易于躲避官府巡查的武装商船“快蟹”从伶仃洋的趸船接货，然后运往内地分销。这样虽然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运输成本，但因为有地方势力的保护，鸦片贸易反倒更隐蔽地在地下迅速发展起来。即使官府前来查禁，他们也能提前得知消息，进行转移。很快，一个结构更加严密、分工更加明确的新型走私网络在整个广东沿海遍布开来。

此时，鸦片俨然已成为英国从与中国的贸易中获得最大利润的商品。放弃既得利益显然是不可能的，只有更多地倾销商品才能维持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繁荣。

有人认为，英国人并不将鸦片视为毒品，毕竟阿片类药物在当时的英国也并不鲜见，但这并不意味着鸦片的存在就是合理的。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英国民众可以在药剂师那里轻松地获取鸦片这种专卖药。被大资本家残酷压榨的工人用它缓解身心的疲惫，甚至连贫弱的母亲都会用含鸦片的“婴儿保静剂”减轻育儿的负担。滥用鸦片的情况如此严重，导致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为吸食鸦片去抢劫、服鸦片过量中毒、吞鸦片自杀等事件屡见不鲜，犯罪率不断上升，社会秩序混乱。这一切都受到了人们的谴责，他们说鸦片“如此邪恶以致它是最大的民族罪孽”，“我充分相信这个国家怂恿这种罪恶的交易是极坏的，也许比怂恿奴隶贸易更歹毒”。显然英国人也明确知道这是一种易使人上瘾的毒品，但在利益的驱动下，他们毫无顾忌地对外倾销鸦片。这其中也包括不少上流阶层的贵族议员，这也是他们宁愿与这个看似强大的远东帝国开战，也不愿意放弃鸦片贸易的原因。

既然鸦片贸易如此卑鄙，中国方面是否采取了有效的措施以应对鸦片走私呢？答案并不如人意。虽然官方一直打击鸦片贸易，但如此大规模的鸦片走私显然不是英国单方面的行为。之前为鸦片走私商人承保的行商具有官方背景，之后参与其间的各路人马也有官府的影子，至少很多能从鸦片贸易中获得利益的官员是对查禁一事持消极态度的。鸦片在民间泛滥，足以显示清政府基层吏治的薄弱与腐败。

最为讽刺的是，鸦片居然越禁越多。1821—1827年的鸦片年均输入量9708箱，1828—1835年的年均输入量18712箱，1836—1839年的年均输入量又增至35445箱⁽⁷⁾，几乎每隔几年就翻一倍，且间隔越来越短。

道光十九年（1839年）初，清政府派林则徐赴广东查禁鸦片，并颁布《钦定禁鸦片烟条例》，试图以断绝鸦片来源与销售的方法来遏制鸦片贸易。林则徐下令严厉打击外洋趸船和“快蟹”偷运活动，并包围外国商馆，勒令外商不得离粤，最后迫使英美等国商人交出了外洋趸船上的两万余箱鸦片，在虎门将其全部焚毁。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虎门销烟”事件。此事看似振奋人心，实则并未达到预期目的，广东的鸦片供应量很快便恢复到之间的数额。清政府并未意识到他们的对手不是几个洋人，而是一个遍布东南沿海的庞大走私网络，这种情况下只抓几个贩卖鸦片的商人、销毁一点鸦片根本就是治标不治本，鸦片的走私和运销体系仍然存在。

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之后，清政府的态度很快就软下来了。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奉命与英军议和的两江总督牛鉴在与英方代表璞鼎查的照会中表示“自禁吾华民之吸食耳”。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8月，耆英在广州与璞鼎查谈判通商章程时也表示“中国严禁鸦片各条例，均所以约束中国人民，未尝禁及外国”。也就是说清政府发现军力不及英国，为了不继续挨揍，就干脆不管鸦片的输入，只管中国人的吸食。这样一来，鸦片的泛滥就更严重了，光是上海一个口岸输入的鸦片就接近战前总量，以至于中国进口商品大多为鸦片所取代。

清政府软弱的态度被他国看在眼里，它们自然对中国更是轻视，进而提出更多不合理的要求，最终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鸦片贸易彻底合法化了。

而对普通农民来说，鸦片贸易只会导致一个恶性循环。由于鸦片要经过重重关卡才能到内地，价格被加得很高，大多数农民都吸食不起，所以很快就有人嗅到了商机。洋烟昂贵，本土鸦片市场又几乎没有供给，那自产自销岂不能最大程度降低成本来获取利润？所以大批农民放弃粮食生产改种罂粟，毕竟这比他们辛辛苦苦种粮食还要被官府盘剥要强得多。由于土烟不征关税且运输便捷，价格能比进口洋烟便宜一半，因而得以迅速扩大市场，甚至得到各省官员的支持。面对鸦片的高额利润，连林则徐都慨叹道：“鄙意亦以内地栽种罂粟，于事无妨。所恨者，内地之民嗜洋烟而不嗜土烟。”但其后果也十分严重，大量土地被罂粟侵占不说，那些终日吞云吐雾的瘾君子哪里还能下地干活？这又加重了本就严重的人地矛盾和粮食危机。

当一个国家的社会秩序接近崩溃，基层治理几乎糜烂的时候，人们便为了自己的生存而顾不上他人，即使明知自己的亲友正遭受毒害。可以说，每一个人既是受害者也是加害者。事实证明，没有强有力的政府和有效的措施，便没有可能从根源解决问题，禁烟也只是权宜之计。

正如我们所知，禁烟最终失败。随着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中英签订《南京条约》。这份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令经济主权面临极大的威胁，中国遭受着前所未有的内忧外患的困境，一个“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到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