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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察勢觀風

格式：EPUB/MOBI/AZW3

標簽：中國 歷史

內容簡介：

所有的歷史遺存都源於記憶與遺忘的纏鬥，這裏面不斷復活與競爭的與其說是文本，不如說是個體的心性與情緒。本書試圖追索的個體生命、記憶片段與思想競逐，無疑都是近代中國的流風余韻，中間更多是激烈的一面，因為所謂的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之中，一波一波歷史巨浪的卷席之下，壯懷激烈，屢 敗屢戰，搖曳不定的潮與流值得重訪與細分，而此前對於這些面相的討論過於趨實，而較少註重那些在一切事物中的靈魂，殊不知僵硬的外表下面，往往有著曲曲折折的靈魂，只有人“知道風是在哪一個方向吹”，如果對此不能另辟蹊徑，重拾對於“人事”之重視，發潛德之幽光，當然也就無法深入理解孕育這些靈魂的社會。

作者簡介：

譚徐鋒，1981年10月生於重慶墊江。先後就讀於華中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近代史系、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歷史學博士。副編審。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譚徐鋒工作室負責人，南京大學學衡研究院兼職教授，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兼職研究員。主要從事晚清民國政治史、文化史、知識分子史研究與近代文獻整理。與楊天石先生合編《辛亥革命的影像記憶》，在《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人文雜誌》《二十一世紀》《社會科學研究》《中國書法》《中國圖書評論》等報刊發表論文、書評、隨筆數十篇。整理作品有《蔣百裏全集》（國家出版基金資助項目）、《黃尊三日記》《蔣廷黻文集》，正整理蒲殿俊、黃遠生、任鴻雋、蔣夢麟、羅家倫、董作賓、潘伯鷹等人相關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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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摘錄：

曾文正公“復活”記

——一段近代中國的閱讀記憶

曾國藩“譽之則為聖相，讞之則為元兇”（章太炎語），以其事功、人格與文章影響近代中國甚巨，海內外關於曾氏的研究可謂汗牛充棟〔1〕，從閱讀史的角度追蹤作為思想資源的曾國藩，不僅關註曾國藩說了什麽做了什麽，還追蹤人們對其言論的接受史，進而了解曾國藩如何形塑了近代中國人的閱讀記憶乃至人生軌跡，以往似乎還不多見，以下就想初窺曾文正公到底怎樣活在近代中國人心中。

一、追慕聖賢，進德修業

鹹豐九年（1859）正月十九、二十、二十三日，鑒於書籍浩博，讀書必須別擇，曾國藩於倥傯之際撰《聖哲畫像記》〔2〕一文，擇三十二位古人，命其子曾紀澤（1839—1890）繪其遺像，藏於家塾，期待子孫有誌讀書者取材於此。曾氏期待由此“習其器矣，進而索其神，通其微，合其莫”，由博返約，進而追慕聖賢。

曾國藩

以圖像的形式以為省察之助，既是曾氏對學問途徑的分類，也揭示出當時士大夫向往聖賢、見賢思齊的心態。而此一心態在曾國藩生前死後長期存在於近代中國讀書人的視野中，在中西沖突之際，依然具有綿長的生命力，我們才會看到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地方閱讀曾國藩，期待見賢思齊，在追慕聖賢的努力中砥礪自我，這其實是中國讀書人的精神傳統。在這一背景之下，我們再就曾國藩在近代中國人閱讀視野中的面貌進行追蹤，或許就顯得較為親切有味。

曾國藩逝世之後，不同版本與形式的曾氏論著出版近乎未曾間斷。曾文正公雖死，其精神氣度隨其著述留存於天壤之間，並且通過印刷得以化身千萬，得以迅速傳播，當然其中也不乏書局為謀利的考慮。不過，能夠謀利，正說明曾氏的影響力與其作品市場可觀。

曾任翰林院編修、時鄉居在家的江蘇常熟人徐兆瑋〔3〕（1867—1940）曾記載：

讀《曾文正公家書》二卷卷一、二。文正自立課程：曰主敬，曰靜坐，曰早起，曰讀書不二，曰讀史，曰寫日記，曰養氣，曰謹言，曰保身，曰作字，此十事最是切實工夫下手處。〔4〕

就曾氏所提十事，處處對照自我的局限，狠下針砭，以期“能學得一二端，其余可逐漸擴充也”。此後連著近十日，徐氏都詳細閱讀曾氏家書，以為多精粹之語，“尤足藥學子之失，摘錄數則以為座右銘，勝讀《近思錄》、《呻吟語》也”，並時時在日記中摘錄。深獲其心者有“溫經先窮一經，一經通後再治他經”，“吾輩讀書只有兩事，一者進德之事，講求乎誠正修齊之道，以圖無忝所生；一者修業之事，操習乎記誦詞章之術，以圖自衛其身”，“士人讀書第一要有誌，第二要有識，第三要有恒”，“讀經有一耐字訣，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讀，今年不精明年再讀，此所謂耐也”。〔5〕

針對曾氏治軍後每以“敬”、“勤”二字激勵家人，主張“勤者生動之氣，儉者收斂之氣，有此二字，家運斷無不興之理”，徐氏以為“雖淺言，實至理也”，並就曾氏語加以發揮：“和者生動之氣，敬者收斂之氣，一張一弛，人道盡矣”。

當天徐氏讀完《曾文正公家書》卷七、八、九、十後，自稱最愛曾氏“凡辦大事以識為主，以才為輔，凡成大事，人謀居半，天意居半”六語。〔6〕翌日，徐氏又將曾國藩《聖哲畫像贊》與家規口訣摘抄於日記中，並特別稱道曾氏之養生法，認為曾氏“八本三致祥”是其學問經濟的得力之處。是日，徐氏還讀了王定安《曾文正公大事記》，並與其弟交流讀書心得，認為曾氏家訓可補入清代名儒兼顯宦陳宏謀《五種遺規》，並作了摘錄，以備參考，其中用意明顯是想施於實踐。

接下來，徐氏尚閱讀陳宏謀《養正遺規》與朱柏廬（1627—1698）《治家格言》，在與內兄張映南信中稱贊張氏近年學問進步，言及自己“現讀陳文恭《五種遺規》、《曾文正家書》，取其淺近可遵守，繼擬讀黃梨洲、顧亭林、李榕村、陸桴亭、陳確庵、張楊園諸集，取其切實有用，不蹈空言心性之弊”〔7〕，可見其學問路向與曾氏家書作為修身進德之階的痕跡。這正是曾氏家書與日記中著力之處。

光緒二十年（1894）正月，旅居北京、飽讀中西圖籍的世家子弟孫寶瑄（1874—1924），某日在車中讀《曾文正詩集》，“興至則朗誦”〔8〕。同月二十六日，孫氏夜讀曾國藩《聖哲畫像記》，頗為贊同聖門高弟四科而盡納之。不久，孫氏日記中對曾氏未將屈原、陶潛納入其聖賢序列耿耿於懷，而且置疑其是否有所遺漏。在他看來，屈、陶二人“胸中皆有磊落瑰偉奇崛之氣，抑郁不得伸”，以其“高風峻節，同得天地清明之氣”，卓然獨步千古者，看來對曾氏此文尚未認真領悟，不過孫氏這一反應卻正是曾國藩聖賢序列無數讀者的真切寫照，讀者心儀之人遭到忽視，心中郁郁不平。但是這並未影響孫氏對曾國藩的推重。

同月二十五日，其友姚文焯（1857—1908）以曾國藩處理天津教案時“詆毀文正者不知凡幾，竟有投以書詬責之者，而曾公囑幕友作答書，無不婉辭遜謝，深自咎責。乃私觀其於來書，則皆痛加塗抹，若甚自以為是者。夫公論大臣體國之心，則大難初平，瘡痍未起，老成持重，自不能不隱忍一時之小辱，而奠社稷於安全，正公之所以不可及也。然當時執一二無辜冤民，殺之以弭外國之患難，事出於無奈，而返躬自問，能無愧疚心，而尚敢自以為是乎？”稱曾氏“近於詐”。孫氏認為責怪曾氏者“大都不識大體，不察時事”，從曾氏平生之氣象可知，論者“夫第據至微之一事，而不深辨其所以然，遂欲重誣一古今之完人，抑亦過矣”。〔9〕

姚文焯如此熟知曾國藩這一細節，想必也曾讀過曾氏相關論著，以曾氏所倡導之“誠”責曾氏，可謂“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在朋友聚會中以之為話題。不過孫氏卻從整個時局考慮，認為無損於曾氏之人格。這一辯白，可謂曾氏的讀者之間小小的交鋒，也透露出曾氏天津教案所引發關註之深遠，其實也是清議的一種表現，而孫氏言論多持平之論，也可見其性格。

頗為有趣的是文史大家程千帆（1913—2000）在江蘇南京金陵中學讀高三時的經歷。後來成為明史大家的黃雲眉（1898—1977）正好是其老師，黃雲眉一學期就講曾國藩的《聖哲畫像記》，“以此為綱，上著國學概論的課”〔10〕，而程氏此前也認真讀過曾國藩家書。黃雲眉對曾國藩的愛重，也透露出近世那麽多曾國藩論著散播的魔力。

二、想象的父親？

曾國藩在晚近的魅力，可能很大程度上蔣介石（1887—1975）與毛澤東（1893—1976）早期的品評有關，二人當時對曾氏的事功與人格極為推崇，尤其是蔣介石，對於曾國藩及其湘軍可謂再三贊賞。毛澤東早年極為推崇曾國藩，這已經為近代史學界與中共黨史學界所熟知。不過，此處倒是很想結合蔣介石、錢穆（1895—1990）的經歷，嘗試著來談曾氏影響的另一種可能，即在父親或父愛缺位之時，由於家訓中往往是溫言細語如爐邊談話一樣的誘導，曾氏家訓或許在一定程度上充當了父親的角色。

錢穆早年喪父，自幼聰慧過人，當時其故鄉無錫及周邊的讀書人對曾國藩頗為敬重，學堂講授曾國藩的文章，比如《原才篇》〔11〕。高中時的錢穆還讀過曾國藩的《求闕齋記》，“常念當自求己闕。如袁紹多疑少斷，自念余亦多活動，少果決。因自每晨起，必預立一意，竟日不違。日必如此，以資練習”。〔12〕當時的錢穆因參與集會，要求學校改變課程設置不果而退學，轉學鐘英中學。正處於現在所謂青春叛逆期的錢穆，所在班級常常聯合反對老師，因看譚嗣同《仁學》憤而剪辮。自幼遭遇喪父之痛，他赴外就讀中學與家中聯系不多，即使退學家中似乎也並未知曉。

錢穆接觸《曾文正公家訓》即在此時：

余在三年級時，星期六上午上唱歌課，教室中無桌椅，長凳數條，同學駢坐。余身旁一同學攜一小書，余取閱，大喜不忍釋手，遂覓機溜出室外，去另一室讀之終卷，以回書主。然是夜竟不能寐，翌晨，早餐前，竟出校門上街去一書肆。時店肆皆排列長木板為門，方逐一拆卸。余自板縫中側身竄入，見書店主人，急問有《曾文正公家訓》否。蓋即余昨晚所讀也。店主人謂有之，惟當連家書同買。余問價付款，取書，即欲行。店主人握余臂，問從何處來。余答府中學堂。店主人謂，今方清晨，汝必尚未早餐，可留此同進餐，亦得片刻談。余留，店主人大贊余，曰：“汝年尚幼，能知讀曾文正家訓，此大佳事。此後可常來，店中書可任意翻閱，並可借汝攜返校閱後歸回。”自後余常去。〔13〕

由此可見，錢穆當時閱讀《曾文正公家訓》後狂喜的心情。上述加著重號處，其急切之情溢於言表，而買家訓要連同家書一同購買，這做實了錢穆讀的是《曾文正公家訓》這一事實。聯想到少年錢穆在學堂的仿徨與沖動，而曾國藩寫給兒子的家訓，很可能就填上了幼年喪父的這一空白。為什麽不是曾國藩的其他文章或寫給父輩、兄弟的家書，而是他寫給兒子的家訓，令少年錢穆如此癡迷，以致近七十年後尚記憶猶新？筆者以為，透過《曾文正公家訓》，曾文正公很可能在少年錢穆心中充當了“不在場的父親”，盡管書店主人的情誼也頗值得追懷。

後來錢穆在《略論中國教育學》中提及，“道、鹹之際，有曾國藩家書家訓，乃以書信親教其弟與子，此乃一種家庭教育”〔14〕，不知錢穆寫到此處，頭腦中是否出現上述狂喜的一幕？

與錢穆一樣，蔣介石也是幼年喪父，孤兒寡母相依為命。蔣介石早年跟隨老師顧清廉讀書，顧氏“平日教弟子，務變化其人氣質”〔15〕，以先秦諸子與曾文正集課之。這是蔣介石接觸曾國藩論著較早的記錄。此後曾國藩家訓、家書、日記與文集成為蔣氏的必讀書，時常進行溫習〔16〕。

蔣經國早年與蔣介石聚少離多，蔣介石常仿照曾國藩家訓寫信教育兒子。1924年5月1日，蔣介石致函蔣經國：“曾看《曾文正家訓》否？每日學字幾個？均須一一告我，並把最近所學的字，寄我幾張，看有進步否。”〔17〕其下手處，與曾國藩有一拼，不過語氣的緩急卻差異頗大。

蔣經國從蘇聯歸國後，蔣介石讓他“讀《曾文正公家書》和《王陽明全集》，尤其對於前者特別註意”。蔣介石曾言：“曾文正公對於子弟的訓誡，可作模範，要我們體會，並且依照家訓去實行。”倘因事忙，蔣介石對於蔣經國的問候書信，“有時來不及詳細答復，就指定曾文正公家訓的第幾篇代替回信”，要求他細細去參閱，偶爾蔣經國去信報告身體有病，蔣介石就回信責其“沒有好好地讀曾文正公家書的緣故；因為那書裏面對於如何保持健康，是說得很詳盡的”〔18〕。蔣介石的心中，曾國藩儼然成了神聖不可違抗的嚴父，而且包治百病，殊不知曾國藩與其子曾紀澤並不長壽。

蔣介石此處對於蔣經國的教育，與其指揮打仗頗為相似，即事必躬親。可能是有意效仿曾國藩，蔣介石對於蔣經國讀三民主義、經史子集乃至學習英語、數學都耳提面命，在家書中一一指點，又在做人方面一一點撥，讓其修齊、誠信、謙遜，不斷反省。蔣經國自稱無時無地不將蔣介石的訓示作為座右銘，“隨時隨地自加警惕”，完全接受乃父“所信仰的革命的宇宙觀和人生觀”。〔19〕

有人指出，蔣介石在“圍剿”紅軍時，“曾大量印行《曾胡治兵語錄》頒發給他的部下研究；提倡‘禮義廉恥’的‘新生活運動’，更是根據曾國藩《原才》一文的理論——在一二人的倡導下，可以使天下移風易俗，撥亂為治；抗戰以來，蔣經國在贛州，每兩星期必須寫一封長信給他（指蔣經國），而且一定要寫楷書，這是刻意摹仿曾國藩家書，尤其明顯。”〔20〕

此處姑且不論蔣介石的“曾氏教子法”成效如何，但其做派的確相當於讓曾國藩成了蔣經國歸國後不短的時間內“精神上的父親”，而蔣介石或許也一定程度上認為曾氏家訓正有此妙用。

如果錢穆閱讀《曾文正公家訓》的記憶極為愉快，那麽蔣經國的類似經歷估計就近乎不斷灌輸，可能毫無趣味可言。這與蔣介石的性格或許無關，他給蔣經國所找的“精神上的父親”與他自己的做派其實差距頗大，其效果是否真如蔣經國自說的那麽“隨時隨地”，其實或許有不小的想象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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