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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利恒》内容简介：

伯利恒是坐落在约旦河西岸的古城，被称为“世界历史的支点”，那里承载着这么多的意义、历史、神话和宗教。它活在每个人的想象中，每年有超过250万游客旅行。对一些人来说，伯利恒仍然是《圣经》描述的沙漠边缘的小镇。对一些人来说，他们被困在以色列定居点和被敌对定居者和士兵包围的墙上。

英国作家尼古拉斯布林科在伯利恒生活了很多年，用13章讲述了伯利恒前世的经历。他在公元前9世纪的洞穴和雕塑中讲述了当今复杂的政治，使读者们通过释迦和沙漠的低地、修道院、水道和果园，从各个角度和时代展现了这座城市的面貌，不可避免地暴露了世界上最棘手的政治问题之一。

伯利恒是骄傲和财富的源泉，绝望、贫困和暴力已经成为正常地区。是共存的灯塔，能照亮通往更好未来的道路。作者认为，如果那里有形的遗迹得以生存，追溯到古代历史的脉络，那么结束以巴冲突的机会也将失去。(莎士比亚)。

《伯利恒》作者简介：

尼古拉斯•布林科  (NicholasBlincoe)，英国人，以色列女婿，数十年来一直住在伦敦和伯利恒。他是获奖的小说家、剧作家和作家，参与制作了两部关于巴以冲突的长篇纪录片。Jeremy Hardy vs. the Israeli Army和Open Bethle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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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友评论：

　伯利恒与基督
古典时代

2016年11月初的一个晴朗的日子里，我站在伯利恒荒野中的马萨巴修道院一个岩石平台上，凝视着下方的汲沦谷中沸腾的溪流。20多年前，当我第一次访问伯利恒时，作家威廉·达尔林普也在城里，他当时在马撒巴写他的处女作《来自圣山》（From the Holy Mountain ）。 ⁽¹⁾ 他写道，修道院的希腊人院长警告他，在审判日那天，当恶魔追赶教皇、共济会成员和其他罪人穿过山谷进入地狱时，这条河会变成一片血泊。他得知，这个岩石露台是在末日浩劫那天看这场热闹的完美地点。审判日还早，所以我没有一睹魔鬼和共济会的大戏，但我认为能够看见水流湍急的汲沦谷已经足以称为奇迹了。那天酷热难耐，伯利恒已经8个月没下雨了，我们身处沙漠中央，然而当水流经过修道院下方80英尺的沟壑时还在翻滚、冒着气泡。怎么可能呢？有人告诉我，这条小溪里流淌的不是一般的水，而是纯粹的污水。如果我站得再近一点，那臭味就会扑鼻而来。巴勒斯坦人占领东耶路撒冷后，并没有将以色列的污水系统连起来，因而每天有超过800万加仑的未经处理的污水被泵入伯利恒荒野，然后排入死海。

汲沦溪长期以来一直是一条开放的下水道， ⁽²⁾ 这也许就是为什么这个山谷被视为一条有朝一日会将世间一切最糟糕的东西一扫而光的管道。在进入公元前2世纪之时，数以万计的亚历山大朝圣者造访耶路撒冷。这座城市的基础设施正在瓦解，塞勒瓦仅有的一处泉水不敷使用。更糟的是，塞勒瓦的池塘的水道在神庙的下面被直接切断，以致未经处理的污水、内脏和寺庙祭祀的血液污染了水源。一条原本打算为寺庙供水的渡槽变成了下水道，毒害了塞勒瓦的居民，与以色列军事占领时期的情况如出一辙。

前往耶路撒冷朝圣始于托勒密王朝，这个王朝是由亚历山大大帝的将军——托勒密一世于公元前305年建立的。新的埃及首都是港口城市亚历山大，在参巴拉军队的帮助下建成，后者便成了这座城市的缔造者。 ⁽³⁾ 在整个古典时期，亚历山大港是世界上犹太人最多的城市， ⁽⁴⁾ 比巴勒斯坦任何一个城市都要多。亚历山大港的原始居民也逐渐认为他们是犹太人而非撒玛利亚人：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之间的教义分歧直到很久以后才发生，是由耶路撒冷的崛起引发的。然而，在公元前3世纪末，即使在巴勒斯坦内部，耶路撒冷成为一个强大的城市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更不用说在国际舞台上称强了。这个城市没有军队。它由安曼统治，安曼信仰耶户神的多比雅人（Tobiads）负责收税，相比巴勒斯坦北部的参巴拉城市，耶路撒冷更是黯然失色。然而，耶路撒冷的弱点——这个城市的贵族阶层注重宗教而不是战争——反而成了它的优势。它变成了一座祭司之城。

一份被称为《阿里斯提亚书》 ⁽⁵⁾ 的文献将耶路撒冷崛起的所有因素联系到了一起：亚历山大港朝圣者、新的宗教教义及伯利恒的渡槽。真正的阿里斯提亚是亚历山大港的托勒密宫廷的犹太顾问，这份文件的作者只是假托其名。这份文献通常被断代为公元前2世纪初之物，而且公元前160年时肯定已经存在，因为基督教学者尤西比乌（Eusebius）的著作里保存了这一时期的片段。将“阿里斯提亚”这个名字与托勒密王朝时期的亚历山大港联系起来，有力地证明了这份文献是在建都于大马士革的塞琉古王朝（Seleucids）于公元前200年占领耶路撒冷之前写成的。《阿里斯提亚书》讲述了《犹太圣经》的创作故事，后者也被称为《七十士译本》，因为此书被认为是由72人翻译的。据说每个人都被要求把原来的犹太经文译成希腊文，而72名译者的希腊译文都奇迹般地如出一辙。这个神话掩盖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七十士译本》并不是真正的译本，最好还是把它看作原创作品。在许多情况下，《圣经》并没有其他更古老的版本。即使在当地语言——无论是迦南语还是阿拉姆语——中发现的是这些片段，也不一定比希腊语版更具权威性。《死海古卷》是犹太经文中非希腊语片段的主要来源， ⁽⁶⁾ 而且几乎没有比公元前3世纪更早的版本了，这使得其中最古老的一卷大致与《七十士译本》同时存在。《七十士译本》是第一本经过编辑和校勘的《圣经》，直到公元1世纪，人们仍不断对它进行更新和修订。

直到伊斯兰时期，希腊语的《七十士译本》都是犹太教会堂里阅读的神圣文本，当时，阿拉伯语译本成为阿拉伯语世界的犹太人的标准读本。人们习惯用“希伯来语版”一词来指代用古迦南语写成的犹太经文，尽管犹太《圣经》的第一个完整的希伯来语译本——《马所拉文本》（Masoretic Text ）——是在中世纪才创作出来的。被认为最权威的版本最近才问世，是印刷机发明之后，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威尼斯出版的。

《阿里斯提亚书》中谈到了朝圣贸易、水资源和圣经，把支撑起耶路撒冷新的卓越地位的三个因素联系在了一起。该文献使旅行者安心，这里有足够的水冲去庙里献祭的“万千野兽”的鲜血，而来自远方的水源源不断地补充着位于寺庙之下的蓄水池。从阿塔斯到耶路撒冷的渡槽有14英里长，在绵延起伏的山丘之中绕行，长度几乎是沿着希伯伦路直走的两倍。

伯利恒—耶路撒冷的渡槽里的水来自阿塔斯的泉边所挖的两座水库。如今那里已经有三个水库，合称为“所罗门之池”，这是后来可能在十字军统治下给它们的称号。两座较高的水库建于罗马时代，大约在公元1000年前后，那座偏低的水库是在1460年代马穆鲁克苏丹王朝胡什盖德姆统治时期，由两座原始的希腊水库合起来建造而成。 ⁽⁷⁾ 到目前为止，它是三个水库中最大的一个，容量达11.3万立方米。最初的托勒密水库可能较小，而水压必须足以通过倒虹吸管将水向上引到渡槽口。 ⁽⁸⁾ 这条渡槽是在阿塔斯和伯利恒之间的山路上，沿着马里河谷自然形成的谷墙而建。

水库的内部修了一层层的石阶，就像专门为巨人造的，供其来到水边以便浣足。阿塔斯的泉埋在较低的那个水库中，所以池子里总能有一点水。这眼泉还向土夸供水，后者是位于克里图恩河谷顶上的海关哨所。位置较高的水库则由较远的泉供水。我记得有一次我在水库边的森林里野餐，那是我第一次注意到渡槽从松林间的岩石山坡上经过。我参加过一个找“aqqub”的寻宝活动，aqqub是一种像仙人掌一样的带刺植物，在炖煮前要小心地把刺去掉。它看起来有点像大黄，味道像酸芹菜。我爬上山坡，穿过针叶林，看到一条沟状的水道，像深深的干疤蜿蜒着穿过水库周围的树林。这就是阿鲁布（al-Arrub）渡槽，它的名字源于希伯伦郊区的一眼泉。平时走25英里的时间，在那里才走了12英里半。拜亚尔河谷（Wadi al-Biyar）的渡槽由其位于艾因法霍尔（Ain Faghour）的源头供水，艾因法霍尔也在伯利恒南部的希伯伦路上。这两条渡槽都有分支，方便从沿途的其他泉水中收集水。那是一个温暖惬意的日子，空气中弥漫着松脂的香味，阳光在水面周围的树影间穿梭。看起来古老的这片树林，实际上是20世纪初英国人种植的。

这三个水库的地势在去阿塔斯的路上，一个接一个地往下降。从2012年左右开始，水库就被铁丝网包围了起来，如果你想在水库边野餐，就得从马路对面的会议中心买票。会议中心是在《奥斯陆协议》的乐观气氛下建造的，但在2002年以色列入侵时尚未完工。它处于造造停停的状态达十年之久。现在它开始营业了，在16世纪的要塞上还有一个很不错的民族志博物馆，从那里可以俯瞰最高的水库——一切都很好，除了不能再随意地在水库边散步。春天里，经历过几场冬雨后的地势低的水库在村庄上方处于不稳定状态，给人一种不祥的感觉。不过，全年大部分时间里，水库水位都很低。有一次，我偶然看到三个男孩站在一个几乎干涸的池边拿着鱼竿钓鱼，旁边有几只羊在石缝中间长出的灌木丛里吃草。令我惊讶的是，男孩们居然钓到了一条小鱼，拿着它站在水边骄傲地挥舞着，估计这条鱼可能是从希伯伦的泉一路游过来的。

原来的希腊虹吸管早就不知所踪。英国人用一个泵站取而代之，直到1967年以色列占领约旦河西岸时，这个泵站一直服务于耶路撒冷。以色列人选择完全绕过水库，直接从建于艾因法霍尔的一个他们称为卡法蔡恩（Kfar Etzion）的军事基地和定居点的地下含水层取水。这些水库的海拔并不比耶路撒冷高多少，只比神庙高出30米左右。在希腊时代，水的流动完全靠重力。在通往神庙的14英里路程中，渡槽每经过120码海拔就下降约8英寸。位置较低的渡槽虽然以低调的方式工作，却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工程。从对历史进程的影响来看，它无疑是整个巴勒斯坦历史上最重要的人工建筑。在奥斯曼时代，它变成了一条管道而不是一条石头水道。但总的来说，它仍然使用了大约2300年。

2016年10月下旬，我试着沿渡槽而行。这条路位于阿塔斯上方，阿塔斯是个人口密集的小镇，那里的人在干河谷的河床上建了一溜的塑料大棚种植卷心菜。当路拐向伯利恒时，我在山坡上搜寻渡槽的踪迹。山顶上便是巴勒斯坦总统的直升机坪，只有在以色列允许的情况下才能使用，而且基本上是有外国领导人访问那里的教堂时才使用，比如意大利总统预计将于那天上午抵达。当这条路进入马里河谷时，我手头有一张最好的地图，那是我从1907年版的《贝德克尔旅游指南：叙利亚和巴勒斯坦》上拍下来存在手机里的，我就按照地图所示沿这条路前行。（当我在大英图书馆打开这本书时，一张在埃及亚历山大港的克里奥帕特拉车站买的头等车厢火车票掉了出来。我倒真的很想搭乘那列车一游。）

这条渡槽向西北流入马里河谷，然后在加尔默罗会修道院下面急转弯，沿着伯利恒的长山脊的南翼延伸。在街的尽头，路分岔，从一座低矮而陡峭的小山通往马槽广场，那儿有一个名叫阿莱茵（Al Ain，意为“春天”）的喷泉。它的水由渡槽供给，修建于奥斯曼时代的一座石亭在它上方为它挡风遮雨，下面有一排水槽，可用来浣洗衣服。喷泉被荒废之后，被人用铁栅栏围起来，上了锁。1940年代，考古学家开始研究这条渡槽。在挖掘现场的一张照片上，一名衣着考究的男子蹲在一条隧道里，隧道是拆除喷泉正面的一部分时被发现的。当我第一次看到这张照片时有一种感觉，我认识此人。通过询问一位名叫凯·普拉格的退休考古学家，我证实了自己的预感。我们见面时，她认出了罗伯特·汉密尔顿，一位英国考古学家，1929年到1960年代末在巴勒斯坦工作。汉密尔顿与当时巴勒斯坦数一数二的考古学家迪米特里·巴拉姆基一起挖掘了伯利恒渡槽，后者因发掘了杰利科附近那座神话般的希沙姆宫（世界上最大的马赛克拼砖遗址）而闻名。汉密尔顿写了一本关于希沙姆宫的专著，其中完全没有提到巴拉姆基的名字，二人因此闹翻了。

凯是一位身材娇小、为人热情的澳大利亚女性，与巴勒斯坦已经打了40年的交道。她与资格最老的中东考古学家凯萨琳·肯扬以及汉密尔顿都有过合作，至今还在为巴拉姆基和汉密尔顿之间的裂痕痛心不已，因为他们曾经如此亲近。1963年，凯在耶路撒冷的一次挖掘活动中得到了自己的第一份工作，当时她是和汉密尔顿的一个儿子从伦敦乘火车过去的。两年后，她受雇于肯扬负责监督挖掘工作，这次她专门买了一辆二手路虎，独自从伦敦开到耶路撒冷。那时，伯利恒和耶路撒冷还在约旦的控制之下；凯记得，耶路撒冷至伯利恒之间唯一的路线是沙漠之路，因为在边界的以色列一侧的犹太士兵会朝希伯伦路上过往的车辆开枪。这条沙漠之路被称为安纳尔河谷，即“火之谷”。为了拿到约旦驾照，凯得在参加在河谷进行的驾驶考试。考试包括一个半坡起步，没别的。考官告诉她这就够了，如果她能完成一次半坡起步，她就没事了。

我和凯约好在曼彻斯特见面，自1960年代末以来她一直住在那里。我们在惠特沃斯美术馆会面，像曼彻斯特当地人一样交谈，并一致认为维多利亚公园细雨中的景色令人叹为观止，咖啡馆里的茶也是一流的。我手机上的那张照片里的汉密尔顿，是个高个子男人，穿着一套浅色西装：在地下隧道里穿成这样有点不合时宜。隧道两边凹凸不平。伯利恒石灰石被称为“皇石”或Meleke（石灰岩）。它是如此柔软，软到可以用刀从采石场切下来，但与空气接触后会奇迹般地变硬，随着时间的推移，颜色也会发生变化，从嫩黄色变成珍珠般的琥珀色。

1993年我第一次造访伯利恒时，马槽广场是一个宽敞而肮脏的停车场，上面铺着日渐剥落的沥青，以吸走来参观的旅游大巴漏下来的油滴。尽管我听过当地传说广场下面埋藏着宝藏，但我对自己脚下有一条隧道浑然不知。在2000年千禧年庆典的筹备阶段，伯利恒人有机会对传说一探究竟，因为广场被挖开，用当地的大理石重新铺设。一队考古学家到场准备看一看，凯·普拉格负责全面评估。 ⁽⁹⁾ 她发现镇子和教堂之间的马鞍形比她预料的要深得多。马鞍在一块斜坡上，所以它的位置要高于渡槽进山的点。在希腊时代，隧道会出现在离如今广场中心更近的地方。

对此可以得出一个明显的结论，凯和我都很认可。《圣经》中，伯利恒的水源位于城门处。 ⁽¹⁰⁾ 这片土地的原始形状表明，镇子的前方有过一个渡槽，因此城门外可能曾经有一个喷泉，为来逛集市的商人提供饮用水，也为他们贩卖的牲畜设了水槽。公元7世纪时，阿尔克罗夫（Arculf）主教 ⁽¹¹⁾ 的一篇记述描述了水从教堂前面的一块石头流出，进入镇子周围低矮墙边的水槽里。伯利恒处在一个干燥、多岩石的山顶，有了从渡槽里流出的水，才使得这个镇子发展为集镇。宗教学者一直追随威廉·F．奥尔布赖特的脚步，将伯利恒小镇的故事编撰到青铜时代晚期。将水源地更进一步断代到希腊时代的渡槽，不仅改变了人们对伯利恒的历史年限的假设，而且意味着圣经中对这个城镇的描述应该被解读为希腊或罗马时代的生活图景。

从马槽广场，渡槽转向了耶路撒冷，与一条人们称为“新路”（New Road）的道路并驾齐驱，尽管在旅游地图上，“新路”被标为“马槽街”。新路是伯利恒狭长的山脊东侧的一条支路，取代了短且狭窄崎岖的“星街”（Star Street）。人们在一家礼品店后面的“新路”上发现了一段原始的希腊渡槽，这家礼品店有个容易让人误解的名字：罗马运河商店。按照伯利恒的标准，这是一家小店。伯利恒最大的商店则可以同时容纳几辆旅行大巴的客人。然而，这家商店的架子有从地板到天花板那么高，上面所有可用的空间都摆满了橄榄木雕像和希伯伦产的漂亮的蓝白相间的盘子。在商店的后面，通过玻璃观景窗可以看到一小段渡槽。我发现我需要一张凳子往里面看，光线太暗了，以致我只能认出一层切割过的石头。我忍住没告诉店主渡槽不是罗马时代的，因为没人喜欢自作聪明的人。隔壁有一家咖啡店，是巴勒斯坦连锁企业“星－巴克”（Stars and Bucks）的分店，与“星巴克”（Starbucks）毫无关系。喝咖啡的时候，我试图从我透过观景窗借助闪光灯拍摄的照片里勘破一二。大部分的图像都被玻璃的反光遮住了，但我还是能辨识出渡槽的轮廓。

渡槽继续沿着“新路”延伸，经过主干道到达贝特萨霍（Beit Sahour），即卡尔卡法街（Karkafa Street），然后直接朝明爱婴儿医院而去。我本可以沿着这条路继续往前走，但就在伯利恒的最后几幢房子后面，这条路被两排带电的栅栏挡住了，栅栏之间是一条土路。这是一个点名为霍马山的新定居点的边界，是将当时伯利恒一座受欢迎的森林公园夷为平地后，于1997年建成的。原来的渡槽在前往耶路撒冷的路上，就在这座小山下挖洞穿过，而我只能止步于栅栏这里了。

伯利恒在基督降生前大约200年突然出现。犹太《圣经》中关于这座城市的故事可能并没有反映出青铜时代，但其向我们讲述了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前1世纪的伯利恒，确实具有巨大的历史价值。

《旧约》中关于伯利恒的三个故事中有两个提及“城门”。 ⁽¹²⁾ 在《路得记》中，地主波阿斯在爱上了一位年轻的农家姑娘后，坐在城门前与人商议路得的所有权归属。在另一个故事中，大卫最好的三个勇士夜里潜入伯利恒去偷一壶水。它们所描绘的这座城市是一个防御据点，城门和城里美味的水是镇上最重要的部分，也是唯一值得一提的东西。这几座城门如同城里和城外之间的气阀，是一个中立的正式谈判场所，这也就是为什么波阿斯宁愿等在门口也不去登门拜访。

勇士偷水的故事包含一个引子，大卫和他的手下像亡命之徒一样躲在山里。大卫总是回忆起伯利恒的水是如何甜美，他总是被描绘成一个牧羊人，而一个牧羊人只会在自己偶尔去买卖羊毛、羊肉和牛油的时候品尝一下喷泉的水。正如城门是城里城外的阀门一样，伯利恒本身也是巴勒斯坦山区农业城镇和贝都因人环绕的荒野之间的一道屏障。伯利恒是这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一个安全阀，人们可以在这个地方见面、做生意。

伯利恒在犹太《圣经》中被提及的次数屈指可数，这一事实令人震惊，因为这等于是在说一个城市几乎没有历史，而且完全没有血统可追溯。更重要的是，所有的故事都是大的叙事的补遗和旁白。喷泉的故事在大卫王一节的末尾突然冒了出来，与其说它是一个故事，不如说它是一个重要人物名单的引子，甚而让人想起电影末尾感谢的演职人员表。这些名字大概是希腊或罗马时代的贵族家庭的，他们被收录在《圣经》里是为了讨好他们与大卫能扯上关系。

《路得记》是一个带有明显寓言主题的民间故事。一个家庭因为贫穷和饥荒而逃离家园，它体现在路得已故的丈夫和他兄弟的名字上：疾病与饥荒（玛伦和基连）。故事中还包含了一个说法，称路得是大卫的曾祖母，这与故事本身无关，尽管这意味着它在《圣经》中占有一席之地。在基督教《旧约》中，故事被插在《士师记》之后，这大概是按照时间的顺序安排的；在犹太《圣经》中，它被归入圣卷（Writings）部分，地位低于真正神圣的文本。

仅有的另一个故事是关于利未人和他的妾的。利未人去伯利恒买了一个性奴， ⁽¹³⁾ 她在回家的路上被谋杀，引发了以色列部落之间的内战。这个战争故事变成了对罗马人强奸萨宾妇女的神话故事的翻版，这表明了在《圣经》构思过程中，罗马文化对亚历山大港地区的影响。

听了路得的故事，人们可以想见伯利恒是一个小镇，主要以女人闻名。所有的故事都把伯利恒描述成一个很大程度上是外国的、非犹太人的城市，要么因为它的大多数人口是奴隶（见《路得记》），要么因为一个外国势力在统治它（见大卫的故事），要么两者兼而有之——就像利未人和他的妾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