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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作者将观察视角锁定在9.6亿年前到公元前4000年的那片后来被称为“中国”的陆地上。相比于大家熟知的有文字记录以来的纷繁灿烂的中华文明史,这段遥远时空的史前中国史显得格外孤寂。然而,这段历史真的是简陋乏味的吗?
那是怎样沧海桑田的环境变迁?我们的祖先如何抵御外部世界翻天覆地的变化?与现代人脑容量相当的祖先们做了什么,想了什么?在单纯依靠历史学无法探知的领域,作者综合运用人类学、环境学、考古学、地质学、神话传说等诸多领域知识,试图解答“我们从哪里来”。
作者简介
罗三洋,男,1979年生于安徽,毕业于德国海德堡大学。著有《三国三十案》《横行草原的柔然》《挺进欧洲的匈奴》《欧洲民族大迁徙史话》《梦断三国》《罗马的黑人皇帝》《袁本初密码》《古代丝绸之路的绝唱:广东十三行》等;译有《哥特史》(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当北美洲遭遇南美洲
洋流剧变
在智人抵达美洲之前,这里没有高等灵长类动物,但是这里发生的几次重大环境事件对人类的起源施加了决定性的影响。
虽然被合称为美洲,但在地质史上,北美洲与南美洲自古以来很少相连,所以这两个大洲的古生物也截然不同。不过,在约300万年前,这种情况开始发生根本性改变:随着巴拿马陆桥的隆起,分离长达8000万年的南美洲大陆与北美洲大陆合为一体,两地的生物随之开始了大规模的物种交换。北美洲的野马、鹿、剑齿虎、美洲狮、熊、恐狼、大象、野猪进入南美洲,南美洲的恐鹤、犰狳、豪猪也进入北美洲。经过一番血腥的较量,北美洲生物群大胜,袋剑齿虎等南美特有物种迅速灭绝,但这还不是巴拿马地峡隆起造成的最严重生态后果。
巴拿马地峡截断了太平洋与大西洋之间的通道,从而完全改变了洋流走向。原先环绕北美洲和南美洲的洋流被迫转向,形成了北大西洋暖流、秘鲁寒流、加利福尼亚寒流等新的洋流系统。在这场洋流剧变中,受益最大的地区当数由北大西洋暖流获得巨量热能的欧洲,其次当数北美洲东部沿海。在暖流的影响下,它们的气候从寒冷干燥变得温暖湿润。同时,东非的埃塞俄比亚高原在距今350万—260万年加速隆起,阻止了印度洋暖湿气流进入非洲大陆。曾经的动物天堂乍得古湖受到来自东西两面旱灾的影响,在340万—300万年前明显缩小,湖畔的广袤沼泽和森林被草原取代,当地的动物种类也随之改变。
由于气候持续干旱,约260万年前,曾经的世界第一大河横贯非洲水系断流,撒哈拉沙漠随之越过古河道,开始加速向东南方扩张,旱灾迅速波及南方古猿的生存区域。结果,一种比南方古猿更像现代人的猿人出现了。古生物学家称之为“能人”,因为这些猿人凭借比南方古猿更大的脑容量,掌握了制造原始石器的技术。能人是人属动物中第一个已知成员,将人类历史带入了旧石器时代。同时,也就是约250万年前,由于横贯非洲水系的部分支流逐渐改道形成刚果河,而类人猿普遍不会游泳,从此被河流长期隔离,最终发生分化:黑猩猩分化出刚果河南岸的倭黑猩猩,大猩猩则分化为刚果河以东的山地大猩猩和刚果河以西的低地大猩猩,可见这一时期的环境剧变对高等灵长类动物的影响之深远。
乾坤颠倒
造就人属动物的环境变化远不止旱灾一种。大致与260万年前撒哈拉沙漠开始加速扩张同时,全球气温大幅变冷,进入数百万年来的第一个冰期——前提格利亚冰期。这导致白令陆桥再度形成,太平洋与北冰洋失去联系,亚欧大陆则与北美洲相连。结果,北太平洋形成了阿拉斯加暖流和千岛寒流等洋流,朝鲜至阿拉斯加一带不仅重新出现了陆地通道,气候也变得较为温暖湿润,适合动植物生存。以马、驴和骆驼为代表的真马动物群经白令陆桥从北美洲迁入亚洲,亚洲的牛科、熊科和猫科也大举进入北美洲,并很快沿着巴拿马地峡长驱直入南美洲,引起了白垩纪初期以来又一次波澜壮阔的北半球动物大迁徙。这次迁徙的过程可能异常地艰苦,因为恰恰在约247万年前,地球出现了上百万年一遇的180°磁极倒转,地质史上称之为“松山-高斯地磁界限事件”,此后的时代则被叫作“松山反向期”。
南北磁极倒转,会使大量动物,特别是鸟类和鱼类丧失方位感,脑部做出各种不合常理的判断,最终不幸丧命。同时,磁极倒转也会促进基因突变,导致一些新物种的产生。人属动物的出现,很可能就得益于此。
约240万年前,又有一颗陨星扑向地球。它的体积略小于施泰因海姆陨星,主撞击坑位于智利西南部的太平洋海底。科学家估计,这次撞击产生的能量相当于340亿吨TNT炸药或260万颗广岛原子弹,向大气层释放了89亿吨尘埃。按照“核冬天”理论,总爆炸当量达50亿吨TNT炸药的“基本型核战争”就足以使地球表面的阳光辐射在几周内减少90%,地表平均温度下降25℃,将全球送入冰河时代。340亿吨TNT炸药的陨星撞击威力犹如7个核冬天事件同时爆发,对地球生物产生的灾难性影响可想而知。
冰期再临
虽然智利外海陨星不算巨大,但它撞击地球的时间和地点非常敏感,与巴拿马陆桥和白令陆桥隆起等地质事件相互作用,造成了极为复杂的后果。此后,横贯整个美洲的安第斯-落基山脉(合称科迪勒拉山系)开始加速隆升,还伴有一系列火山喷发,其中包括至少两次地质史上最高级别的8级喷发,即约220万年前的美国北部黄石火山喷发与阿根廷西北部加兰火山喷发。当时,黄石火山喷发出了2450立方千米火山灰和熔岩,加兰火山则喷发出了1050立方千米火山灰和熔岩。仅这两次火山大爆发造成的大气污染对地球气候的影响,就超过了智利外海陨星撞击本身。遮天蔽日的情况延续了长达几十年,全球气温随之剧烈下降,地质史上称之为“提格利亚冰期”。提格利亚冰期比前提格利亚冰期更寒冷,冰川规模更大,从欧洲蔓延到北美洲和西伯利亚。对于当时的许多地球物种来说,这么多环境剧变叠加在一起,宛如末日降临。
太阳系在银河系中的活动遵循6200万—6400万年的偏离周期,从而导致地球生物平均每6300万年发生一次大灭绝。自从恐龙在白垩纪晚期衰亡以来,到距今260万年,刚好过了6300万年,毁灭性的环境剧变显然迫在眉睫。从260万年前到现代的这段时期,是自白垩纪以来,地球自然环境变化幅度最大、物种灭绝速度最快的时期,地质史上称之为“第四纪”。
第四纪分为两部分,即距今约260万至1万年的更新世,以及1万年以来的全新世。第四纪最主要的环境特点,是酷寒的冰川时代与温暖的间冰期频繁交替。受其影响,近海平原和浅海大陆架饱受海侵和海退的折磨,陆地的面积和形状不断变化。第四纪也是缔造人类的时代,所以在环境考古学领域里最受重视,对它的研究自成门类,即“第四纪研究”或“第四纪环境史”。
年代 | 欧洲冰期名称 | 北美冰期名称 | 中国冰期名称 |
---|---|---|---|
260万—245万年前 | 前提格利亚冰期 | — | — |
240万—180万年前 | 提格利亚冰期 | 前伊利诺J冰期 | — |
150万—130万年前 | 拜伯冰期 | 前伊利诺I冰期 | — |
100万—95万年前 | 多瑙冰期 | 前伊利诺H冰期 | — |
79万—63万年前 | 贡兹冰期 | 前伊利诺F冰期 | 鄱阳冰期 |
56万—43万年前 | 民德冰期 | 堪萨斯冰期 | 大姑冰期 |
23万—14万年前 | 里斯冰期 | 伊利诺冰期 | 庐山冰期 |
11万—1.5万年前 | 玉木冰期 | 威斯康星冰期 | 大理冰期 |
1.37万—1.16万年前 | 仙女木事件 | — | — |
移居高原
第四纪初期,以能人为代表的早期猿人过着颠沛流离的动荡生活。此时,地球正处于前提格利亚冰期和提格利亚冰期,干冷是普遍的气候特征。隆起不久的埃塞俄比亚高原气候干旱,火山喷发频繁,生物资源匮乏。这里虽然不如东非大裂谷那样适合大型灵长类动物生活,却在人类演化史上占有关键地位。高海拔使这里气候凉爽,居民可以远离多种蚊虫的滋扰,特别是传播致命昏睡病的采采蝇。事实上,大部分人体寄生虫和传染病源头都在非洲,这里的昆虫和微生物特别青睐人体,这有力地说明,非洲是全人类的摇篮。这里的昆虫和微生物与人类祖先一同演化,因此特别擅长将传染病传播给人类。在这片炎热且疾病肆虐的大陆上,埃塞俄比亚高原因为能够提供凉爽洁净的环境而成为猿人的世外桃源。高原草场、清新空气、富含矿物质的山泉等各种全新的自然环境因素,很快使此前习惯在平原树丛中活动的猿人发生了巨大改变。
在现代人类中,大约10%的人是色盲,其中绝大多数是红绿色盲。色盲是一种遗传性疾病,由X性染色体上的基因缺陷造成,98%的色盲患者为男性,女性患者不足2%。这历来令生物学家颇感奇怪,因为如此简单的遗传疾病理应早被淘汰而十分罕见才对。近年来,科学家通过多种实验研究发现,与正常人相比,红绿色盲患者的夜视能力更强,而且尤为擅长在棕色环境下辨别物体。
将人类的这种遗传病放在250万年前猿人刚刚出现的环境来考察,我们便能恍然大悟:当时正值美洲科迪勒拉山系火山群超级大爆发,地球被火山灰包围,环境昏暗,而猿类的听觉和嗅觉都不太发达,主要靠视觉来觅食并发现危险,因此难以在这样的环境下生存。很可能只是靠群体中的某位红绿色盲患者在黑暗中指路,早期猿人才得以幸存下来并繁衍后代。猿人生活的埃塞俄比亚高原和东非大裂谷地区当时也发生了多次火山爆发,岩浆横流,形成棕色的火山岩地貌。红绿色盲患者在这样的自然环境中优势尽显,成为早期猿人的救世主。
因此,色盲这一看似有害无益的基因缺陷在猿人的后裔中被永久地保留了下来。由于在原始社会中普遍“男主外,女主内”,需要经常巡视领地和狩猎的男性猿人更需要一定数量的色盲,而固定在营地周围小范围地区生活的女性猿人则不需要色盲,所以人类的色盲分布才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
埃塞俄比亚高原和东非大裂谷对早期猿人身体的影响远不止如此。直到近年,生物学家才发现,埃塞俄比亚高原上以草籽为主食的大型灵长类动物狮尾狒的很多器官与人类相似,例如双手。看来,人类的双手演变成现在的模样可能不是为了攀爬树木或使用工具,而是为了捡拾细小的草籽,后来逐渐变得可以完成很多精细动作,例如准确地往针孔里穿线。当年,僻居埃塞俄比亚高原的猿人无法像南方热带雨林里的同类那样全年尽情享用水果和坚果,能够捕猎的肉食也很有限,只得与狮尾狒在草原上争食草籽。这可能是农业文明产生的一大促进因素。时至今日,多数人一日三餐中的主食还是稻米、小麦、玉米、高粱等“草籽”。结果,猿人的上下颌和牙齿并没有像每日采食水果和坚果的森林近亲类人猿那样越变越大,而是基本维持了森林古猿祖先的原始形态。
随着环境变迁而演化的动物当然不只是灵长类一支。260万—240万年前的智利外海陨星撞击、松山-高斯地磁界限事件和提格利亚冰期等环境剧变是如此猛烈,以至于让脊椎动物中演化积极性最差的鳄鱼都随之蠢蠢欲动了。约250万年前,东非出现了一种新鳄鱼,它们的体形略大于尼罗鳄,最喜爱的食物就是新出现的人属动物。在能人的化石上,发现了不少这种新鳄鱼的齿痕,清晰的捕杀证据使古生物学家毫不迟疑地将它们命名为“噬人鳄”。在捕杀原始人方面,噬人鳄似乎独具天赋。也许正是这类猛兽,以及非洲特有的蚊虫和热带病,驱使原始人不断设法离开低海拔的热带非洲,到埃塞俄比亚高原和红海之滨去寻找气候环境相对温和、天敌较少的新家园。他们此时的身体构造已经适应了山区草原的生活,下肢日益强壮修长,既可以在平地上奔跑,也可以攀山越岭。
八达岭的沉没
唐山大地震引出的惊人发现
中国是地质灾难的多发国。在所有常见地质灾难中,破坏力最大、最难以预测的莫过于地震了。在中国近现代的历次地震中,1976年7月28日的唐山大地震可能是后果最严重的一次。
由于唐山大地震的震中距离北京不远,所以在地震发生以后,政府组织了大批专业人员,对北京一带的地质环境进行了细致的勘查研究,希望获知近期首都周边是否还会发生大地震。在这次调查过程中,科技人员有了出乎意料的发现。
在北京郊区多个地点(例如顺义、怀柔、昌平、延庆等地)的地层中,发现了大量有孔虫、轮藻等海洋生物化石,仅有孔虫就多达数千种,甚至还找到了一些鲨鱼牙齿化石。地质专家们见惯了这类沧海桑田现象,起初并未重视。但拿回实验室分析之后,却发现它们的年代惊人的晚,根本不是像沈括在太行山上发现的海螺化石那样有上亿年的历史,而仅存在于数百万年前。更准确地说,它们就出现在松山-高斯地磁界限事件(距今约247万年)之后不久。地质专家们的检测结果是,这批海洋生物生活在距今243万年。难道在243万年前,包括八达岭以北的延庆盆地在内,整个北京地区曾是一片汪洋?
高于海平面的北京湾从何而来
今日因其完好的明长城遗址而引来如织游人的八达岭,海拔为600—800米。即便其附近海拔最低的峡谷,海拔也不低于500米,给20世纪初在此修建京张铁路的詹天佑制造了巨大的施工技术挑战。八达岭所属的燕山山脉西山支脉在第四纪发生了剧烈的隆升,250万年来海拔平均提高了150米。因此,243万年前,八达岭最低处的海拔也有300多米,海水要想漫过八达岭,将延庆盆地变成一片有孔虫和轮藻出没的汪洋,海平面起码要比现代高300米。如果是这样,全球许多平原都会被淹没,华北平原、东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和珠江三角洲平原几乎全部沉入海底,中国的海岸线将会退缩到石家庄-长沙一线以西。
不过,科学家在中国东部其他地区并没有发现在243万年前被海水淹没的迹象。看来,这场北京海侵似乎仅仅局限于华北北部。科学家们起初设想,当时可能西山某处山体崩裂,出现一条低于海平面的峡谷,使海水灌入延庆盆地。于是,华北北部出现了一个被陆地包围的海湾,地质学界称之为“北京湾”。不过,延庆盆地本身当时比海平面高出百余米,这个假设显然有些牵强。
1976年科学家无法圆满解释的北京湾现象,现在看来可以这样解释:约240万年前智利外海的陨星撞击必然造成高达数百米的海啸,席卷整个太平洋。渤海湾正处于智利外海撞击点的对角线上,因此成为西北太平洋上数股海浪的汇集之处。当时,日本、琉球等列岛的规模不如现代,所以数百米高的海浪直接冲入渤海湾。在这个三面被陆地环绕的海湾内,海水无处可去,波浪相互撞击,进一步放大,于是漫上陆地向西北方冲去,直到冲过八达岭,进入延庆盆地,这股可怕的力量才告衰竭。北京湾确实存在过,但恐怕只存在了几天,不过也足以将大量海生生物抛上八达岭等渤海湾周边陆地了。在中国漫长而复杂的环境史上,这大概是最富戏剧性的一次沧海桑田了。
北京海侵的影响虽然不是普遍性的,却是世界性的。属于这一时代早期的猿人化石大多出土于埃塞俄比亚和南非等高原地区,绝不是偶然现象。当时,包括猿人在内,所有沿海平原上的陆生动物都需要经受海啸的考验。猿人和人类身上有一些适于游泳的独特构造,因此有学者提出“海猿”假说,认为我们都是美人鱼的后裔。其实,这些只是为了避免被海啸淹死而演化出的结构而已。自猿人诞生始,对环境剧变的适应便深深地刻入它们及其后代的基因之中。
早期猿人无力应对北京海侵这种级别的自然灾难,中国乃至整个亚洲都没有出土早于243万年的猿人化石和石器。不仅如此,250万—240万年前,受智利外海陨星撞击、北京海侵、美洲科迪勒拉山系火山群超级大爆发和提格利亚冰期等一系列环境剧变的影响,亚洲的类人猿种群急速萎缩,最主要的原因很可能是长期缺乏日晒和气候变冷造成的亚洲森林萎缩。这样一来,因森林萎缩而形成的大片亚洲稀树草原,就成为习惯于旷野生存的非洲早期猿人扩张生存空间的最佳目标。
亚洲风乍起
不仅是燕山,中国西部和北部的大多数山脉都在第四纪初期隆起,原因是在360万—170万年前,青藏高原加速抬升。这次地壳抬升运动的规模极大,范围极广,地质学者曾一度误将其当作青藏高原主体的隆升时代,因而把它命名为“青藏运动”。而现在我们知道,青藏运动主要发生在青藏高原的边缘地区,例如祁连山、柴达木盆地和印度西北部的西瓦利克地区。这些地区在此期间均有200—2000米不等的地壳抬升,而青藏高原中心的海拔变化并不明显。最早发现青藏运动的美国地质学家葛利普还提出,青藏运动引起的环境剧变,是古猿演化成人类的主要原因。该理论将众多世界级的古人类学家吸引到中国,这才有了北京猿人等化石的发现。
青藏运动时期,中国中西部不断发生地震和山崩,堵塞了原青藏高原周边的一些河道,从而制造出大量的湖泊。西部地壳的隆起又造成跷跷板效应,使东部多处发生塌陷,浅海大陆架上也出现了一些大型盆地,如渤海盆地、东海盆地和南海盆地等。从此,青藏高原几乎与蒙古高原、鄂尔多斯高原、云贵高原、帕米尔高原及相邻山脉连成一体,亚洲大陆腹地整体高原化,空气流动进一步受阻,从而产生了亚洲极具特色的气候现象——季风。
季风,顾名思义,是在特定的季节刮特定方向的风。环境学家通过研究黄土高原的土层剖面,发现早在2200万年前的青藏高原的主体隆升时代,季风就已经在亚洲内陆形成,并逐步成为控制中国大陆环境的主要空气环流系统。在此后的2000万年内,随着青藏高原的继续隆升,季风现象不断增强。到了260万年前的青藏运动时代,蒙古和西伯利亚形成强大的冷高压,印度次大陆则形成强大的热低压。蒙古、西伯利亚的冷高压与印度的热低压共同作用,形成了现代的亚洲季风系统,即南亚的西南季风和东亚的东南季风。在帆船时代,谁了解季风规律,谁就掌握了北印度洋与西太平洋的制海权。两者作用的结果是,南亚因印度洋季风无法越过喜马拉雅山脉而降水增加,东亚气候则出现两极分化——中国西北部干旱少雨,中国东南部则湿润多雨。
西北部的干旱带来的沙尘肆虐,是一种灾难,也是一种机遇。强大的季风将沙尘带入中原,结果在那里形成了一种全新的土壤,它将构成未来中国农业文明的基础。
黄土的诞生
黄土对许多中国人而言,是非常熟悉的土壤,甚至是“土”的代名词。其实,黄土区仅占地球陆地表面积的9.3%,主要分布在从中国到德国的黄土堆积带上。如上文所述,恐龙时代的地球陆地表面还没有很多土壤,黄土更是尚未出现。与红土、黑土、棕土等其他种类的土壤相比,黄土算是小字辈。通过地质研究,现在已经能较为精确地测定黄土在中国出现的年代,也就是黄土高原的年龄为260万年。显然,这个年代与247万年前的松山-高斯地磁界限事件、243万年前的北京海侵、360万—170万年前的青藏运动等重大地质事件年代非常接近。
通过对黄土高原剖面的研究,地质学家发现这里不只有黄土,在黄土之下,还有另一层更古老的土壤——红土。新近纪代表性哺乳动物三趾马的化石,就大量出土于这层红土里。地质学家近年的研究表明,三趾马红土与黄土的成因和成分相似,所以它也被划入广义的黄土,虽然它的颜色并不黄,而是红褐色。三趾马红土最早形成于2200万年前,与青藏高原的主体隆升时代相符,并与季风在亚洲内陆形成的时代一致。也就是说,在黄土中是无法发现恐龙和三趾马等古生物化石的,它们理应埋藏在比黄土更深的地下。260万年以来的第四纪是形成黄土的时代,所以像石炭纪、白垩纪一样,称它为“黄土纪”似乎更合适。在第一纪、第二纪等地质名词都已经被陆续取消的今天,第四纪改名为黄土纪,可能只是时间问题。
黄土主要形成于第四纪,也对第四纪环境研究有着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在很多情况下,古土壤甚至是研究陆地古代环境的唯一有效手段,而黄土高原的土层之厚冠绝全球,在兰州附近多达435米,近乎完整地保存着260万年以来陆续形成的全部土层。对于研究第四纪环境的学者来说,黄土高原作为整个第四纪地质气候演变的见证,具有独一无二的重要性。
黄土看似简单,但放到显微镜下观察,成分其实相当复杂:大约60%是二氧化硅(沙砾),20%是伊利石、高岭石等金属氧化物,10%是碳酸钙(方解石)等碳酸盐,其余则是动植物的排泄物和尸骸等有机质。这样的结构,决定了黄土颗粒之间存在大量缝隙,很适宜保存营养物质(特别是矿物质和粪便,所以黄土又称“粪土”),是一种很适合农耕的沃土。
不过,黄土的弱点也非常显著:黄土的核心成分是沙砾,因而结构松散,黏性低。黄土在炎热气候下容易板结、龟裂和被风沙侵蚀,失去有机质成分,最终化作沙漠;在暴雨雪降临时,黄土含有的碳酸钙等物质能溶于水,剩余部分容易坍塌,导致水土流失。一旦大水漫灌,本身pH值偏高的黄土又特别容易盐碱化。所以,黄土既不耐旱,也不耐涝,作为农耕土壤,需要特别小心地呵护。农业民族要想在黄土上可持续发展,需要发展水利和精耕细作的技术,尤其应注意休耕和施肥,以保持地力。
黄土高原的成因是什么呢?1世纪的汉朝学者班固在《汉书·五行志》中记载了“雨土”的自然现象:黄土是像雨水一样,从天上落下来的。19世纪中期,美国地质学家庞培利认为,黄土是湖水沉积的产物,但偏偏中国很多湖泊中根本找不到黄土的痕迹。1882年,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通过在黄土高原的多年工作和研究,提出“黄土风成说”,证实了班固的记载。
李希霍芬指出,全世界的黄土几乎都分布在沙漠的下风口,所以黄土的主要成分沙砾是从沙漠吹来的,还有金属氧化物来自山脉中的风化岩石,黄土高原的这两种物质的来源从戈壁滩一直远及东欧。黄土主要来自沙尘暴,这与2000年前班固记载的“雨土”现象相符。沙尘暴这种气候现象更接近于灾变,而非渐变,黄土并不是被冬季风均匀搬运的,而是爆发性的,可能一两次的强沙尘暴就会带来全年90%以上的黄土沉积。
沙尘暴并不是生命的毁灭者,而是生命之源。科学研究证明,沙尘暴能为所到之处带来生命急需的矿物质。撒哈拉沙漠平均每年向南美洲输送约4000万吨沙尘,滋养了亚马孙雨林这个地球上物种最丰富的自然环境。来自亚洲腹地的沙尘暴同样对黄土高原及其上的生物意义重大。约260万年前,青藏运动造成亚洲内陆干旱,岩石大量风化形成沙漠,陆地空气流动被阻而形成强风,沙尘暴出现,从此年复一年地在广阔的沙漠周边地区制造黄土带。没有沙尘暴,也就没有黄土、黄河和黄种人。
由于黄土易风化、易塌陷的物理特性,黄河在黄土高原上可以轻易地切出深谷,而黄土比重较轻,易悬浮在水中。于是,这条流经黄土高原的大河变成了混浊的泥汤,含沙量极高,《汉书·沟洫志》记载其“一石水而六斗泥”。黄河源源不断地向下游输送着两岸崩塌的黄土,在给黄土高原造成一定破坏的同时,也滋养着下游的土地,奠定了中原农业文明的环境基础。
现代生物种群格局初现
距今260万—240万年的早更新世,地球上发生的诸如智利外海陨星撞击、黄石等美洲火山喷发、松山-高斯地磁界限事件、青藏运动、北京海侵、巴拿马陆桥形成、白令陆桥形成等一系列罕见的环境事件,合称“汾河期事件”。命名的缘由,是青藏运动使黄土高原快速隆起,巨大的地形落差促使汾河形成。而汾河在黄土高原上切割出了许多峡谷,露出了完整的黄土地层剖面,有利于地质学家研究这一时期各种环境剧变。有理由相信,能人与直立人等猿人相继走出非洲,进入亚洲,受到了这场全球性自然环境剧变的影响。这个环境史上的多事之秋,标志着新近纪的结束和第四纪的开端,也是上新世的结束与更新世的开端。
汾河期事件固然杀死了许多生物,但地球并没有因此变得死气沉沉。当时,青藏高原周边生活着欣欣向荣的动物群,其中包括甘肃、宁夏的和政动物群,以及印度西北部的西瓦利克动物群等。这些环青藏高原动物群的主要特点是大型食草哺乳动物繁盛,代表性物种是犀牛、大象、长颈鹿、爪兽、骆驼,以及它们的天敌剑齿虎、郊熊、鬣狗等等。这些大型动物的存在,说明它们生活在稀树草原,故而河西走廊与印度西北部两地被称为“东方塞伦盖蒂”。从犀牛、爪兽等大型食草动物在两地的种群分布看来,它们经常在河西走廊与印度西北部之间往来迁徙,其规模要比如今东非塞伦盖蒂草原上的动物迁徙壮观得多,具体路线可能是经天山和兴都库什山脉,绕过青藏高原(后来玄奘去西天取经,走的就是这条路线)。这样的动物迁徙持续了上百万年,直到青藏运动将沿途山峦抬高,动物们无法翻越才终止。
汾河期事件造就了许多新近纪的优势物种。三趾马、铲齿象和南美有袋类动物等相继衰亡,而马、牛、羊、猎豹和老虎等现代哺乳动物则相继出现。同时,植物界也发生了巨变,首次出现了多倍体植物,主要有小麦、水稻、玉米、土豆、棉花、苹果、烟草等。与此前主宰地球的单倍体植物相比,这些多倍体植物更适应快速变化的气候。在同样的温度、供水和日照情况下,它们的产量和再生能力都要强得多。后来,人类的祖先将它们从植物大家庭中细心地挑选出来并加以培育,最终发展出了供养如今全球70亿人口的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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