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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标题: 瘟疫传

 

作者: 尹烨

 

内容简介:

 

如果基因是一串代码,我相信人类的代码中有爱!

 

2020年注定载入医学史册。在西班牙流感暴发百年之后,又一场席卷世界的传染性疾病让全球人民为之不安。

 

本书以时间为主线,梳理并收录了12种给人类造成很大影响甚至可以说改变人类历史的微生物。它们都曾在历史上留下“辉煌战绩”,时至今日仍是人类的噩梦。

 

作者尹烨站在全人类的角度,通过对这些曾改变人类历史的微生物的科普,给人类提出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当疫情来袭,我们理所当然地将解决问题的重担压在科学家、医务工作者等专业人士的身上,而逃避自己同样作为地球人应该承担的责任,忘记了人类其实休戚与共。

 

在科普病毒与细菌带来的巨大影响的同时,作者也试图唤醒当下的人们:面对疫情威胁,没有人能置身事外,没有人是绝对安全的。微生物才是地球之王,人类应该更加谦卑地对待自然。地球可以没有人类,人类却不能没有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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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科学界正流行用染料来对细菌进行着色,方便在显微镜下进行观察。科赫发现,用显微镜无法直接观察到结核杆菌,便开始用不同的染料来对结核杆菌进行染色。尝试了许多种染料之后,他终于发现,对疟原虫有杀伤力的亚甲蓝染料能将结核杆菌变成蓝色。这是人类第一次在显微镜下观察到威胁人类数千年的结核病病原体——结核杆菌的样子,长长的、弯曲的杆状细菌在显微镜下扭动。 观察并分离出结核杆菌无疑是一个重大的科学发现,但科赫并没有被喜悦冲昏头脑。他没有马上宣布这个结果,而是与团队成员开展了进一步的研究。他在实验动物身上注射了结核杆菌,想看看是不是能引发结核病。一段时间后,这些被注射了结核杆菌的兔子和豚鼠陆续死亡,经过检验,果然在这些动物的血液中发现了结核杆菌。 结核杆菌电镜照片 结核杆菌示意图,绘制者:符美丽 当时的实验是没有什么规范流程的,这样的实验结果已经能得出结论了。不过科赫却不这么认为,他要的是万无一失的结论,于是继续实验。之前他已经通过实验证明了结核杆菌能感染哺乳动物,而在被感染的动物体内也能找到结核杆菌,但这种细菌能在体外培养吗?他将血清作为培养基,将环境温度设置为动物体内温度,经过了15天的等待,终于看到培养皿中出现了结核杆菌,人类第一次成功地在体外培养了结核杆菌,这一方法一直沿用至今。 以为这就完了?并没有。德国人的严谨在科赫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科赫认为,还需要证明培养出来的结核杆菌具有传染力。他再次开始了动物实验,这次选的不是1种动物,而是43种。这些动物有兔子、豚鼠等哺乳动物,也有鱼、青蛙等没听说会患结核病的动物。实验结果显示,被注射了人工培养的结核杆菌的动物中,兔子、豚鼠等患上了结核病,本就不会受结核病菌感染的其他动物则安然无恙。 实验做到这个地步,按理说,科赫已经知道了他想要的答案。但他还不满意,想证明结核病是通过空气传播的,于是又有一批实验动物为科学献身。它们被关在一个密闭的笼子里,科赫每天都会往笼子里输入结核杆菌粉末,最后这些动物都感染了结核病。 到此,科赫关于结核杆菌的实验终于落幕。他不仅发现了结核杆菌并验证了它通过空气传播的特性,而且为致病微生物的发现制定了四条标准,这些标准被称为“科赫法则”。这四条法则总结自他自己研究结核杆菌的四个步骤:第一,在所有病例中都能找到致病菌;第二,能分离这种病菌并成功完成体外培养;第三,这种病菌能感染实验模型动物;第四,在这些被感染的模型动物身上能分离出这种病菌,且能再次成功进行体外培养。 拿着这些关于结核杆菌的研究成果,科赫出现在1882年3月24日举行的一场关于结核病的医学会议上,全面地介绍了自己的发现——结核分枝杆菌(Mycobacterium tuberculosis,MT)是导致结核病的病原体,并正式提出了科赫法则。这一成果的意义是巨大的,他不仅揭示了结核病的病原体,还为微生物研究流程尤其是病原体揭示的过程提供了范式。此后,科赫法则成为微生物研究者在探索病原体时的“金标准”,他的助手莱夫勒(Fredrick Loefler)发现了白喉杆菌,加夫基(Gafky, Georg Theodor August)发现了伤寒杆菌,耶尔森发现了鼠疫杆菌。但如前文所讲,在鼠疫病原体的研究中,没有遵从这一发现流程的北里柴三郎就错失了良机。 结核杆菌被发现之后,其致病原理也浮出水面。如有一位结核杆菌携带者在公众场合吐痰或咳嗽,带有结核杆菌的飞沫便会飘浮在空气中,寻找新的宿主。一旦找到,结核杆菌会从新宿主的呼吸道第一时间冲向肺部,当然也不会放过人体其他部位。这时,人类免疫系统的巨噬细胞出动,主动包裹住结核杆菌,打算与它同归于尽。但结核杆菌自有办法进入巨噬细胞,一边利用巨噬细胞中的营养物质繁殖自己,一边等待机会破膜而出。巨噬细胞眼看不敌,便上报T细胞,T细胞出动后,强势地将结核杆菌团团围住剿灭,这时候会形成疙瘩样的纤维包,被称为结核灶,这是免疫系统与结核杆菌战斗后的遗迹。如果身体免疫力强,这些被困住的结核杆菌不会闹事,可一旦免疫系统开始弱化,无力困住这些坏家伙,它们便会活跃起来,在身体里流窜,到处搞破坏,并会通过让病人咳嗽、吐痰等方式把自己传播出去。 结核杆菌是一种很顽强的细菌,抗酸能力强,病人如果吞下自己含有结核杆菌的痰液,或是饮食被结核杆菌污染,都有可能使胃肠部位感染结核杆菌。 科赫对结核杆菌的研究使他获得了1905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正因为确定了结核病病原体,疫苗和药物研发才成为可能。为了纪念科赫的贡献,也为了引起公众对这一疾病的重视,从1955年开始,世卫组织将每年的3月24日,即结核分枝杆菌正式公布的那一天定为世界防治结核病日。 纪念邮票:罗伯特·科赫发现结核杆菌一百周年 结核杆菌的发现,是科赫科研生涯的高光时刻,后来他也一直关注着结核病的治疗。这里需要先提一下同时期的白喉研究,也是少有的科赫和巴斯德团队既竞争又合作的经典案例。当时,白喉是儿童及青少年的多发疾病,虽然1821年就被命名,但直到科赫法则提出后,他的助手克雷伯和莱夫勒才于1883年分离出白喉杆菌;1884年,莱夫勒提出,白喉之所以会侵犯身体各个部位,是因为白喉杆菌会分泌出一种遍布全身的毒素,引起全身反应;1888年,法国巴斯德研究所罗克斯(Emile Roux)和耶尔森通过实验确定了这一假说;然后又是科赫团队接棒,科赫的助手贝林和北里柴三郎一同进行了白喉的相关研究,从而在动物恢复期血清中找出了白喉抗毒素,也就是我们如今常说的抗体。贝林发明的“抗毒素”血清,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抗体药物,抗破伤风血清也随之诞生。血清疗法的原理,便是现在我们熟知的抗原与抗体相互作用的机制。 之所以提到白喉的例子,是因为或许正是这个案例给了科赫治疗结核病的启发。1889年,他似乎已有了能治疗结核病的思路。一年多的闭门研究后,他提出,结核菌素就是治疗结核杆菌的良方。所谓结核菌素,科赫公布的是死亡的结核杆菌的甘油提取物。在他看来,结核菌素是有用的,根据结核杆菌在人体中的生命周期,病情暴发后结核杆菌数量会减少,而结核菌素能通过让结核组织坏死的方式消灭结核杆菌。虽然科赫是学界权威,但结核菌素的口碑却没有那么好。这对科赫来说是一次打击。科赫在实验中观察到结核杆菌过于稳定,且多年培养后毒性不减,这让他放弃了研制疫苗的思路,也没有找到能杀灭病菌的物质,或许,结核菌素的研究也是妥协之举。 最终,权威敌不过科学,这种最初给人极大希望的结核菌素,被证明毫无治疗效果。但也有研究者发现了结核菌素的诊断作用,在极少的剂量下,健康人反应轻微,但感染了结核杆菌的人则反应较大,这对医生来说是一种直观的判断受试者是否感染结核杆菌的检测方式。 不管结果如何,科赫在结核病的研究中做出的贡献是巨大的。他分离的结核分枝杆菌,尽管肉眼看不见,但被存进了著名的英国伦敦皇家外科学院的亨特博物馆。在此之前,该馆保存着数千件英国病理解剖学开创者约翰·亨特医生的藏品,多为人和动物的解剖样本。 科赫的这一发现,不仅对结核病研究意义重大,对整个科学界以及人类社会都意义非凡。它是对细菌致病学说的印证,也开启了疫苗、抗生素研究的新时代。 而且,正是他和巴斯德建立的细菌致病说理论,让科学界对传染病的理解走上了正轨。虽然细菌致病说曾在病毒发现过程中让许多科学家一叶障目,但也正是有了对微观世界的初步认识,人们才逐渐建立起免疫的概念并逐步完备其理论体系,让传染病的预防和治疗成为可能。 科赫发现的结核病原体让学界的研究有了新方向,巴斯德在19世纪80年代研发的疫苗给了学界新的启发,研究者们开始寻找通过疫苗预防肺结核的方法。 卡介苗的诞生 让我们再次回到白喉。一名患白喉的儿童奄奄一息地躺在床上,他的父母正面临一个困难的抉择,是看着孩子因气管阻塞或心肌炎等原因去世,还是接受眼前这位激进的医生的建议,试试他的抗毒素究竟能否起作用。经过艰难的内心挣扎,这对父母决定拼一把,看着医生将羊血清注入孩子的体内。奇迹发生了,孩子竟然从生死线上被救了回来。这位医生就是贝林,他注射入孩子体内的羊血清包含白喉抗毒素,因而能清除白喉患者体内的毒素。这是人类第一次弄清楚疫苗起作用的原理,对后续其他疫苗的研发意义非凡。 1901年,第一届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了贝林,以肯定他在白喉、破伤风血清疗法方面做出的贡献。这种抗毒素的作用原理并非杀死致病菌,而是中和血液中的毒素,在病原体面前,人类又掌握了被动免疫这种对抗方法。 埃米尔·阿道夫·冯·贝林(1854—1917年),德国医学家 抗毒素中起作用的成分,就是如今我们所说的抗体。那么,我们是不是能用刺激机体产生抗体的方式来实现主动免疫呢?在詹纳发明天花疫苗、巴斯德发明狂犬疫苗等前人成就的启发下,研究者们纷纷尝试研制结核病疫苗,最先获得成功的是法国科学家阿尔伯特·卡尔梅特(Albert Calmette)和卡米尔·盖林(CamiIIe Guerin)。 肺结核也是一种人畜共患病,与其他传染病不同的是,它是从人类传给动物,而不是动物传给人的疾病。这种古老病菌的生存策略无疑是极为成功的,较低的致死率和较强的传播性相结合,让结核病绵延不绝。 研究者发现,牛也会患上结核病,贝林曾试图用减毒的人结核杆菌,来治疗牛患的结核病。需要说明的是,患有结核病的奶牛的乳汁会让大量摄入牛奶的人感染结核杆菌,一些儿童就是因此而患病。结核杆菌的发现催生了巴氏消毒法在牛奶产业的应用,这一举措也大幅减少了因此而患结核病的儿童数量。 卡尔梅特和盖林在贝林和詹纳牛痘接种法的启发下,从病牛的乳汁中提取了牛结核杆菌,为保证疫苗效力,他们选取了毒力最强的牛结核杆菌菌种,放在混有牛胆汁的土豆培养基上进行减毒传代培养。和其他菌种不同,结核杆菌很稳定,繁殖的速度较慢,3周才能传一代,于是两位科学家的实验一做就是十几年。传到230代时,这种牛结核杆菌的致病能力已经很微弱,但能刺激动物免疫系统对结核杆菌产生足够的免疫力。在动物实验中确定预防效果后,1921年,卡尔梅特和盖林给一名父母亲属皆是结核病患者的婴儿接种了这种疫苗,这名婴儿在周围充斥着结核病菌的环境下成长,却没有患上结核病。实验结果证明,这种减毒活疫苗能有效预防结核病,宣告着人类第一款针对结核病的疫苗诞生。 为了感谢两位科学家的发现,结核病疫苗的名字取了两位发明它的科学家的姓氏,被命名为“卡介苗”(Bacillus Calmette-Guerin Vaccine,BCG)。1927年,从法国开始,卡介苗以口服的方式在婴儿群体中大范围接种。但1929—1930年发生在德国吕贝克的事件,使人们一度对卡介苗失去了信心。由于工作人员的疏忽,一批疫苗中混入了人结核杆菌,200多名接种卡介苗的婴儿中,有72人死亡,引起社会恐慌。尽管这与疫苗本身的安全性无关,但卡介苗的接种率仍下降了许多。 虽然1929年我国已经引入卡介苗,但吕贝克事件也影响了卡介苗在我国的普及。尽管如此,深信卡介苗意义的中国医生王良仍决定在1931年前往法国巴斯德研究所,在卡尔梅特和盖林的指导下学习疫苗制备技术,并于1933年将这一技术带回中国,进行小范围接种。为中国国产疫苗做出贡献的汤飞凡,在19世纪40年代研制出国产卡介苗。1950年,我国开始大范围接种卡介苗,如今,接种率已逾90%。 现在,卡介苗已是我国计划免疫中必需的一环,新生儿出生后接种的第一针疫苗往往就是卡介苗。由于这是一种减毒活疫苗,会出现接种反应。和一般疫苗的皮下接种不同,卡介苗采取皮内接种方式,即将药物注射在表皮层以下真皮层以上位置,接种后会在婴儿手臂上形成一块圆形疤痕。卡介苗只针对粟粒性肺结核和结核性脑膜炎,防护期并非终身,通常是5~15年,即使多次接种也无法获得更强的防护效果。这也是成年人无须接种卡介苗的原因。直到今天,卡介苗仍是全球唯一一款用于预防结核病的疫苗。 虽然卡介苗能预防结核病,但只能为从未感染过结核杆菌的人提供保护,对已经感染结核杆菌的人则无效。在卡介苗研制成功的7年后,1928年,弗莱明发现青霉素,为结核病的治疗指明了新的方向。 开启抗生素时代 细菌感染是致命的,简单的皮肤划伤也可能出现严重的全身感染。相传,在古代各种稀奇古怪的偏方里,西方曾有人用发霉的面包敷在脓肿的伤口上;中国唐朝的裁缝在划伤手时,会将长了绿毛的糨糊涂在手上。这种治疗方法或许来自一次观察,或许是一种迷信,就像人类历史上曾有过的各种奇怪疗法一样。数千年后,真的有科学家发现了能起治疗作用的物质,而这个发现多少有些运气的成分,这个幸运的科学家是亚历山大·弗莱明(Alexander Fleming)。弗莱明不是第一个发现霉菌能消灭细菌的人,也不是第一个提出青霉素可以用于治疗的人,但却成了我们常说的发现青霉素的第一人。 在弗莱明之前,科学家们已经发现了微生物之间的对抗,这种对抗被称为微生物间的拮抗作用。1874年,青霉菌对细菌的抑制作用就被威廉·罗伯茨(William Roberts)观察到。然而,罗伯茨也不是第一个观察到青霉菌作用的人。1871年,首创外科消毒法的医生约瑟夫·李斯特(Joseph Lister)发现青霉菌具有抵抗细菌感染的作用。在他之前,也有研究者发现了青霉菌的抗菌作用。而在这之后,提出细菌致病理论的巴斯德在研究炭疽杆菌时,在培养皿中发现能抑制炭疽杆菌生长的霉菌。直到弗莱明发现青霉菌的前几年,还不断有关于青霉菌抗菌作用的报道,一些研究者以论文的形式发表了研究成果,可离奇的是,就是没有引起太多人的注意。 幸运注定要降临在弗莱明的头上。在他发现青霉素的故事中,他第一次观察到青霉菌,居然是因为一次疏忽,度假回来才发现葡萄球菌的培养皿上长了霉菌。他没有立即清洗,而是仔细观察了这个周围都没有细菌靠近的霉菌,想着是不是青霉菌杀死了附近的细菌。他比其他研究者多做了一步实验,继续培养青霉菌,发现能杀菌的不仅是青霉菌,还有培养皿中的溶液,于是推断真正起杀菌效用的,是青霉菌的代谢产物。他发表了研究成果,然后将这种杀菌物质命名为青霉素(Penicillin)。 弗莱明发现青霉素,来源:维基百科 或许曾是战地医生的缘故,弗莱明对发现一种能避免战士死于感染的物质相当执着。在之后的十几年里,他从未放弃对青霉素的研究。只可惜作为一名医生,他缺乏解构及提纯青霉素的化学知识,研究一直没有大的进展。从培养皿中获得的青霉素含量很低,杂质很多。虽然他知道青霉素能杀菌,但在人体应用上相当小心,仅用于外敷和涂抹于少数患者伤口,效果不错,比如以这样的方法治愈了出生时因淋病感染而差点眼盲的婴儿。 弗莱明一直坚持培养青霉菌,还给牛津大学寄了一份青霉素样本。他的坚持直到1938年才迎来了转机。当时,牛津大学的两位科学家霍华德·华特·弗洛里(Howard Walter Florey)和恩斯特·鲍里斯·钱恩(Ernst Boris Chain)在翻阅文献时看到了弗莱明的研究,找到了这份保存在牛津大学的样本,在弗莱明的实验基础上,对青霉菌进行了分离提纯,经动物实验证明青霉素是无害的。弗莱明看到了两位科学家发表的青霉素研究论文,格外激动,立马来到牛津大学,给两位科学家送来了自己一直培养的新的青霉菌种,也获得了钱恩提供的提纯的青霉素。 这不是结束,青霉素成为如今广为应用的抗菌药物,还有好几年的路要走。弗洛里和钱恩发现,凭借自己的力量,也无法百分百提纯青霉素,他们获得的粉末状药粉是棕色的,显然还含有大量的杂质。适逢二战期间,弗洛里和钱恩在英国没有得到想要的支持,转而在美国得到了工业化的帮助。在这期间,他们将蔗糖培养液换成玉米浆培养液,提高了青霉素的产量。一位女士帮他们找到了一种长在哈密瓜上的产黄青霉菌,这种菌种的青霉素含量很高。1942年,一位美国女性成为世界上第一例被青霉素治愈的病例,她因细菌感染而濒临死亡,却被当时仅有的青霉素治愈,这种神奇的药物吸引了制药界的关注。分离、提纯及量产的工作依次进行,在二战期间,这种药物拯救了许多士兵的生命。1945年,弗莱明、钱恩、弗洛里因为发现青霉素及其对各种传染病的治疗贡献而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之所以要提青霉素,是因为正是青霉素的成功研发,拉开了抗生素时代的帷幕。虽然青霉素成为量产药物有运气的成分,但科学的发现离不开这样的幸运。链霉素的发现又是另一个被幸运之神惠顾的故事。 青霉素能够杀死许多致病菌,但对结核杆菌无能为力。20世纪20年代,影像学有了发展,X光机被用于临床检查,越来越多的结核病患者被发现,对于治疗的需求越来越迫切。 在青霉素的启发下,许多科学家都开始进入微生物研究的领域。由于土壤中微生物含量最多,成为研究者青睐的对象。美国科学家塞尔曼·瓦克斯曼(Selman Waksman)从读书时期开始,就致力于从土壤中发现抗菌物质。当时,有研究者发现了一种特别的情况,那些埋葬结核病人的泥土中,并没有结核杆菌的存在,这是很反常的。于是有人推测,土壤中一定存在某种物质,能够杀灭结核杆菌。那么新的问题来了,土壤中的微生物何止亿万,如何筛选出发挥作用的那一种呢?瓦克斯曼选中了放线菌家族进行研究,事实证明这是一个正确的方向。 在土壤微生物中探索了十多年后,瓦克斯曼仍没有找到自己想要找的微生物,但正一步步地接近目标。瓦克斯曼确定某种放线菌能杀灭结核杆菌,但开发出的放线菌素及链丝菌素虽有效却毒性太强,无法应用于人体。直到1942年,瓦克斯曼的学生阿尔伯特·萨兹(Albert Schatz)接下了研究对抗结核杆菌物质的任务。在幽暗的地下室里,萨兹一遍遍地重复枯燥的实验步骤,坚持了一年多后,终于在培养皿中看到了希望,一种灰色链霉菌能够对抗结核杆菌。但其中真正起作用的是什么物质呢?萨兹又开始了更辛苦的分离试验。1944年,链霉素终于被发现。 从这时开始,肺结核才算有了治疗的药物。1946年,萨兹离开学校之前,在瓦克斯曼的要求下,签署了放弃专利的文件。刚推出的链霉素有专利保护,价格高昂,并未在所有患者中普及应用,而瓦克斯曼获得了巨大的收益,这让萨兹心生不平,提出了诉讼。最终胜诉的萨兹虽得以分享链霉素的专利收益,却因为与导师打官司争夺科研成果而被学界排斥。因此,尽管萨兹科研能力出众,却无法再赢得一流研究所的工作机会。1952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只颁给了瓦克斯曼一人,萨兹并未名列其中。几十年后,在一些追求学术公平的人的声援下,1994年,萨兹获得了罗格斯大学奖章,算是对他在发现链霉素过程中的贡献的肯定。 链霉素被用于治疗结核病效果显著,但由于纯度不够,副作用较大,后来陆续有研究者发现了其他治疗肺结核的药物,如异烟肼、对氨水杨酸、利福平等。有的药物如异烟肼副作用比链霉素小,而且没有专利限制价格低廉,普及程度较高。 中医里有“以毒攻毒”的疗法,西方也有类似概念的“顺势疗法”,背后的概念都是用一种有毒物质去抑制另一种有毒物质。这种借力打力的方法,在抗生素出现后变成现代科学的重要理念。 抗生素的发明,是人类巧妙利用物种间竞争的实例。既然人体免疫系统无法对抗病菌,就需要引入外援来帮忙。微生物的世界如此广袤,任何微生物都能找到天敌。那些能消灭致病菌,占领致病菌的地盘,让致病菌无路可走、无法生存的就是抗生素,顾名思义,它们阻止了致病菌的生存。 但这也产生了两个问题。再强大的天敌也无法消灭整个致病菌群体,杀不死的致病菌变得更强大,它们开始猛力繁殖,成为致病菌的升级版本。相对而言,抗生素的打击能力没有得到提升,在与致病菌的对抗中落于下风。 如果抗生素占了上风呢?如果大量长期地使用抗生素,那么数量占多的抗生素也会对身体产生影响甚至是副作用,如在携带突变基因的情况下,庆大霉素、丁胺卡那霉素可能导致耳聋,也会导致肾脏问题,大量使用四环素可能会造成肝脏损伤等。 而且,抗生素的打击是无差别的,连同身体里有益或中性的微生物都会消灭,比如那些本来在肠道中发挥着功能性作用的微生物被杀死后,肠道功能紊乱,不停腹泻,原本用来治病的抗生素却导致人患上另一种疾病,像艰难梭菌感染就被发现与抗生素的大量使用有关。变着花样地对人体进行抗生素轰炸,这样的方法只会让事情更糟。耐药性致病菌的出现,又给治疗提出了新的难题。有统计显示,耐药性肺结核的治疗费用,比普通肺结核的治疗费用高出100倍。 人与细菌的较量,变成了药物和细菌的角力,结果往往决定着治疗的效果。细菌没有实验室也没有基金赞助,然而它们却能以星球化运作的方式持续了几十亿年。如结核杆菌般靠耐力与变化能力著称的古老病菌,不会那么轻易被打败,在抗生素普及后,毫无节制地滥用抗生素在给结核杆菌带来很大生存压力的同时,也逼迫它的演化速度和形态比过去更快速、更多元,这也是为什么结核病至今仍是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传染性疾病之一。 现代肺结核抗争 1993年4月23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全球结核病处于紧急状态,若不加以控制,预计1995年将有30万人死于结核病,2000年将有350万人死于结核病。其中一个重要趋势是艾滋病人逐渐增多,发生艾滋病毒和结核杆菌双重感染的人数增加,而这部分人最容易因双重感染而加剧两种疾病的病程,导致死亡。 在抗生素发明之前,人们可能因为体表的一个小伤口而出现全身感染继而死亡。抗生素的诞生给了人们很大的安全感,但耐药菌的出现让我们清醒地认识到,人类并没有获得绝对的安全。结核杆菌是一种适应性特别强的细菌,对许多药物出现了耐药性,这种多重耐药菌很难对付。没有新药和新疗法,现代人可能像中世纪的人一样,只能任由结核杆菌在身体里造次却无能为力。 1998年,名为H37Rv的结核杆菌的基因组被破译,有4000多个基因,大小超过440万个碱基对。值得一提的是,结核杆菌基因组的GC含量接近75%(此含量越高,基因组越稳定,如大肠杆菌GC含量约为50%,超过60%为高GC),这也是结核杆菌生长缓慢但同时难以对付的原因之一。对基因组信息的了解有助于新药物和疫苗的研发。 作为一种文明病,肺结核在城市化、全球化的现代,感染人数日渐攀升。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2020年全球结核病报告》显示,全球有约20亿人携带结核杆菌。2019年新发结核病例数为996万,与2018年1000万的新发病例数相差不多,中国的新发病例数量约为83.3万(占8.4%),仅次于印度(占26%),居全球第二位。如今,中国仍是结核病高负担国家之一。 携带结核杆菌的人中有5%~15%会患病,有些免疫力好的人,体内的结核杆菌会一直蛰伏。有的人在痰液中能检测到结核杆菌,但没有表现出任何症状,这些人就是结核病的移动传染源,结核杆菌通过他们说话、咳嗽、吐痰传播开来,这正是结核杆菌这种古老细菌与人类共存的证明,也是演化至今的结核杆菌的高明之处。 狡猾的结核杆菌会对药物产生耐药性,链霉素发现后很快遏制住肺结核的传播和死亡趋势,但服用一段时间后,对一些产生耐药性的结核杆菌已不起作用。一种药物没用,那就换几种药物一起使用,类似艾滋病鸡尾酒疗法一样,是不是可以解决问题呢?为了降低耐药性结核杆菌的出现概率,临床上开始采用联合用药的方式,将链霉素、异烟肼、对氨水杨酸、利福平等药物按一定配比供患者服用。 联合用药确实是治疗结核病的新思路,但结核杆菌实在太机灵了,能对不同机制的药物产生耐药性,演化成多重耐药性的结核杆菌,甚至变成广泛耐药,让治疗难上加难。此外,结核病治疗周期较长,患者需要坚持至少半年的疗程才能痊愈,如果没有严格按照医嘱服用药物,从原发性肺结核演变为继发性肺结核的话将给治疗带来更大的困难。所以,如果确定开始治疗结核病,就要一直坚持到疗程结束,做到根治。 除了耐药,结核病与艾滋病的合并感染也是结核病治疗方面的重要问题。艾滋病人一旦感染结核杆菌,比普通人感染结核杆菌的后果凶险得多。而且,艾滋病人感染结核杆菌的可能性比普通人高26~31倍,结核病是艾滋病人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如今,世卫组织朝着2035年消除全球结核病流行的目标努力,寄希望于新疫苗的研发,以及其他预防、早诊断、早治疗、规范治疗的方式,将病例在2015年的病例数基础上减少90%。但2019年底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令终结结核病流行的目标时间延后至2045年,这也意味着会有更多的人死于结核病。 2020年10月,江苏省一所大学发生肺结核聚集性传播的疫情,一名感染肺结核的女生导致学校20多名学生确诊肺结核,另有20多名学生胸部CT异常。这种数十年前还是医学难题的疾病,如今虽能治疗,但最好的办法还是预防。紫外线、高温、酒精可以杀灭结核杆菌,在日常生活中,个人需要做好结核病的防护。 曾经,因为对肺结核的不了解,人们视之为一种文艺病。科学研究方法的应用,令肺结核的诊治走向文明。而肺结核的防治,也需要行为的文明。人类与微生物的对抗无休无止,对肺结核等传染病的防控亦该与时俱进。 结核漫画,绘制者:符美丽 流感: 年年我都来,最熟悉的陌生人 尹哥导读 感冒可能是大家最为熟悉,同时也误解最多的一类疾病。一般说到感冒,大家往往想到发烧、咳嗽、鼻塞,原因则可能是上火、着凉、感染。中医根据症状将其分成“风热感冒”和“风寒感冒”,而现代医学则会区分成普通感冒和流行性感冒,也有按照感染病原体分成细菌性感冒、病毒性感冒以及混合型感冒(细菌、病毒同时闹妖)。如果是病毒性感冒,冠状病毒(注意不是新型冠状病毒)也是凶手之一,还有一种主要由柯萨奇病毒引起的“胃肠型感冒”,主要指闹肠胃炎的同时还合并了感冒的症状……好吧,这么多种感冒类型难以分清,能引起感冒的病原体至少有数百种,而我们这里只讨论这其中最麻烦的一种,由流感病毒引起的流行性感冒。 • 一战时期,拥挤的兵营里暴发了流感,继而迅速传播至欧洲各国,引起三波疫情,导致至少5000万人死亡。 • 流感病原体究竟是什么,曾经有一番争论,权威认为是细菌,但后继者用事实推翻了这一结论,可见权威并不能左右科学的进步。 • 流感病毒的溯源工作足足跨越了数十年的时间,直到21世纪初,人类才完全了解流感病毒的基因组信息。 • 流感病毒是又一种从动物身上传播而来的致病微生物。如今我们已有了抗病毒药物和流感疫苗,虽然没办法清除流感对我们的威胁,但已有了预防的手段。 如果要从所有传染病里选一个人们熟悉度最高的,那无疑是流感。咳嗽、乏力、发烧甚至肺部感染,每年冬天似乎都要上演一场人与病毒的攻防战。我们太熟悉这种疾病,以至于掉以轻心,不少人觉得,得了流感在家里躺躺就好了。殊不知,它曾是历史上最残酷的杀手之一,100年前,世界逾1/3的人口曾因它而跌倒。 再往前追溯,据有限的历史记载,流感的症状在雅典时期就已出现。希波克拉底时代也有流感出现的记载。中国关于伤寒、瘟疫的记录中,或许有不少也与流感有关。17世纪时,意大利暴发了一场流感,导致6万人死亡,无数人恐慌。流感最初被命名为“influenza”,也正是源于意大利语,同英文中“影响”(influence)之意。从流感肆虐的过程来看,它确实影响了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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