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谷密码：科技创新如何重塑美国》Epub-Pdf-Mobi-Txt-Azw3 下载在线阅读

玛格丽特·奥马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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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人缔造了硅谷？哪些人塑造了美国的科技创新？这本书提供了一个真实的幕后故事。它是一段长达70年的史诗，讲述了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北部一个青翠的小山谷如何打造商业传奇，以及那里的人如何一次次顶住“硅谷已死”的传闻，不断推动科技创新。

 

如同“天定命运”引领19世纪的美国人西进一样，科学发现也是20世纪美国的昭昭天命。书中将硅谷发展历程划分为四个关键阶段，透过其中的里程碑事件和出场人物，揭示出“硅谷科技创新”这一由点及线再由线及面的宏大布局是如何一步步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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芯片上的计算机

20世纪70年代初，北加州的芯片制造业已经走出“冷战”的摇篮，建立起健康的非国防业务，为东部的计算机制造商生产存储芯片，同时也将芯片提供给蓬勃发展的新市场：电子计算器市场。英特尔成立不过数月就获得了一家日本制造商的委托订单，为一系列桌面计算器定制一种复杂的芯片。这项委托所促成的设计最终带来可与肖克利发明晶体管和诺伊斯发明集成电路相媲美的技术突破：微处理器。这种器件技术含量远远超过单纯在芯片上布置多个电路的工艺：不但能够在芯片上布置更多的电路，而且这些电路还可编程。只要内置带有存储器的微处理器，任何类型的电器或者设备——汽车、电话、床头钟——都能成功地变成计算机。微处理器运行速度快、功能强大，比机械控制成本更低，并且如戈登·摩尔所说，可以“随便塞在哪里”。^[5]

1971年11月，在霍夫勒一系列备受关注的报道并为硅谷命名不到一年之后，英特尔4004芯片以“一片芯片上的计算机”作为卖点，在《电子新闻》上刊登的广告中首次露相。仅仅几个月后，英特尔又发布了比4004强大一倍的8008，然后又在1974年发布了8080。那时英特尔公司已经找来里吉斯·麦肯纳制订计划并主导执行，他们的市场营销策略就像所销售的产品一样经过了精心设计。其他公司可能会做广告、印刷小册子，但麦肯纳对半导体行业的理解无人能及。

“首创的技术需要‘培养市场’。”麦肯纳回忆道。培养市场不仅需要投放广告和印刷销售手册，还需要在系统设计师能看到的商业期刊上刊登文章，以及为对半导体设计与应用一无所知的公司经理开办教育研讨会。不过广告也很重要：英特尔的广告简明且有现代感，使用普通商人也能够理解的语言，这与业内常见的更重视介绍技术规格而轻视说明的那类广告不同。“8080微电脑来了，”广告上用引人注目、色彩明丽的字写道，“轻松连接，容易编程，将性能提高100倍。”^[6]

现在，一小块硅片就包含了一台耗资数万美元的大型计算机或小型计算机的所有计算能力。那些曾经昂贵且占据大量空间的技术，现在几乎变得可以被任何人使用。微处理器使计算机的小型化趋势仿佛启动了超空间驱动一般大大加速，将各种产品从模拟电路转变为数字电路，这让英特尔和其他芯片制造商确信它们确实正在改变世界。“我们才是当今世界真正的革命者，而不是几年前蓄着长发和胡须、毁坏学校的那些孩子。”戈登·摩尔说。^[7]

到了1975年，英特尔已经拥有3200名员工，销售额达到了1.4亿美元。国家半导体公司的销售额为2.35亿美元。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的北加州主要为少数资金充裕的客户——美国国防部、NASA、大型计算机生产商制造昂贵的定制产品。20世纪70年代的硅谷则主要用这些小型电子元件生产消费产品。众所周知，英特尔公司总裁安迪·葛洛夫曾将英特尔公司的产品称为“高科技糖豆”。不过英特尔公司对大规模生产微芯片的规划并非亨利·福特式的大型流水线，而是麦当劳的特许经营模式，它在全美国甚至海外越来越多地建立中小型制造厂来提高产量。^[8]

在公司总部，芯片开发主管将雇员们分成小组，彼此竞争开发最好的产品。“大就是不好，”1975年12月鲍勃·诺伊斯在面向一群商人的演讲中说，“小组的士气更高，工作起来也更加努力。”英特尔一般不雇用超过30岁的员工。但这并不是为了寻找反体制的叛逆分子，而是为了寻找有志于创造新产业的人才。

在20世纪70年代经济乏力的氛围之中，半导体行业的利润却在飙升。硅谷的居民对他们所赚的钱以及赚更多钱的渴望变得越来越不加掩饰。“推动技术进步的根本原因是对赚钱的渴望。”国家半导体公司的罗伯特·劳埃德说。出手阔绰的花边新闻变成了唐·霍夫勒撰写的产业报道的一大特色。到了1972年，由于积累了太多的好材料，他创办了自己的期刊《微电子新闻》，记录当地公司发生的一切。那些有个性的行为得到了最多的关注。“杰里·桑德斯订购他那辆64000美元的劳斯莱斯险路的订单墨迹未干，”1975年霍夫勒写道，“梅赛德斯-奔驰的进口商就从纽约打电话来，向他推销梅赛德斯-奔驰将在明年推出的一款豪车，定价40000美元，7.5升排量。杰里的回答是：‘打包，我买了。’1976年杰里的薪水就是这么花掉的。”^[9]

随着金钱的流入和关注度的上升，越来越多的东海岸记者开始迁往硅谷。“硅谷”（一般带着引号）一词逐渐出现在《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的商业版上。《财富》杂志的吉恩·拜林斯基发表了一系列反响强烈的文章，描写高科技公司的高管和投资他们的风险资本家，他在文中勾勒出他们乐于冒险的叛逆者形象，与霍夫勒在马车轮酒吧听来的秘闻野史和传奇故事十分相似，但这并不仅仅又是一个商业故事：这是讲述那些足够大胆且鲁莽、独自外出闯荡的人的创业故事。“如果你是一名资本家——我就是——你只有开办自己的新企业，才算是加入了资本主义奥运会，”一位硅谷高管对拜林斯基说。^[10]

硅谷风格

在局外人看来，这一切肯定是另一番景象。世界上最糟糕的老板——死板又专横的比尔·肖克利的阴影仍然笼罩着这个行业。但芯片制造者并不想采用“不按我说的来就滚蛋”式微观管理方法，他们希望给员工验证新想法的空间。他们仍然保留了电子实验室的行事风格，根据“是否聪明”来挑选雇员，并且对自己坚持“任人唯贤”引以为傲。

然而，硅谷的“任人唯贤”仍然非常看重确知的人选：来自人们熟知的、排名靠前的工程项目人员，或者曾在当地知名公司工作，又或者有知名度且来源可信的人才。公司之间高度的人员流动促进了这一点，形成了流动的员工队伍，他们通常在不同公司工作，偶尔会与同一批经理或同事共事。

由半导体公司确立的招聘惯例后来被硅谷几代技术公司沿用。到20世纪90年代末，网络时代的公司通过员工内推填补了近45%的工程师岗位空缺。在21世纪头10年，软件巨头开始举办内推特别活动，并为成功内推的员工提供带薪假期与现金奖励。这么做自有其道理：伟大的科技公司与普通的好的公司的区别就在于顶尖的工程技术。从第一代芯片生产商到谷歌与脸书时代，这样的人才长期供不应求。另外，那些确定的人选能够立即着手工作，迅速适应，并以市场所需要的速度产出成果。^[11]

这是个竞争激烈的市场。硅谷的芯片制造产业崛起之时，正值美国的战后繁荣让位给经济震荡和新出现的全球竞争，硅谷的芯片制造商秉持惠普那样的技术驱动并且完全投入的企业精神，增加了一种达尔文式的奋斗精神，这正好体现这个行业高风险、高回报的现状。这些企业不会给高管预留停车位——这是任人唯贤的标志，但同时也意味着鼓励加班。每个人都能看到是谁早早上班，并占据了前门旁边最好的停车位，大家也能看到深夜是谁的车还停在停车场里。^[12]

虽然业内的大多数领袖都散发着平易近人的魅力，但芯片行业的大男子主义仍然根深蒂固。除了秘书和芯片组装线上手脚麻利的女工外，这个行业中几乎全都是男性。其结果如同将球场更衣室、海军陆战队兵营和科学实验室混合在一起，随处可见脏话连篇、一根接一根吸烟以及酗酒的人。而与此同时，就像一位高管的妻子对诺伊斯的传记作者莱斯利·柏林所说的，女人“待在家里做好分内事，好让战士们能去修建神庙”。在那些试图紧跟疯狂的产品周期的公司中，软硬件设计要么完全成功、要么彻底失败的工作性质——设计要么可行，要么不行——使这些公司的工作凌驾于家庭之上，直白的批评司空见惯，自我怀疑则是致命的缺点。^[13]

整个山谷中充斥着高浓度的睾酮。一次安·哈代发现太协公司的管理层中只有她没被邀请参加外出静思会，于是她去质问会议组织者为什么遗漏了她，后者回答说：“如果邀请了你，那我们也需要邀请所有的家属。”“这有什么问题？”她追问道。“好吧，”这位组织者老实地答道，“我们外出参加这些会议只是为了能和妓女过一个晚上。”哈代转身离开，去向CEO汤姆·奥克罗尔投诉。会议组织者滚蛋了。哈代不知道那些妓女怎么样了。^[14]

20世纪70年代的硅谷文化可能和这种两性关系一样传统。当时的湾区已经成了反叛文化与随心所欲的“自我的十年”的象征，而芯片制造商对变革时代的最大让步是留起了稍长的鬓角。他们倾向于支持自由共和主义，就像戴维·帕卡德主张的那样，但他们也明白是政府塑造了他们的公司，并对体制抱有尊重。正如鲍勃·诺伊斯在1970年所评论的：“这个社会确实受到了控制，被华盛顿之外的力量控制，如果你要在密集的车流中平稳驾驶，你最好听警察的话。”^[15]

这些成长中的公司的组织结构图看起来与典型的“传统经济”公司十分相似。那些对于现代企业开展业务至关重要的支持部门（销售、营销、人力资源）都一应俱全。但它们之间也有重要的区别。首先，它们的产品周期远远短于其他类型的制造业，因为摩尔定律的推动使它们的产品变得更快、更便宜、应用范围更广。另一个区别是从休利特和帕卡德到诺伊斯、摩尔和葛洛夫，这些公司的创始人通常担任公司的CEO或董事长，亲自执掌公司。他们将20世纪公司的组织结构与19世纪个体经营者的个人情感结合在了一起。

当然，如果公司创始人是清醒的工程师，这种高度个性化的方式便运作良好。但如果他们随心所欲，就会导致混乱。电子游戏产业的先驱者雅达利就是一个例子。

1972年，29岁具有超凡魅力的诺兰·布什内尔领导的团队在圣何塞附近创立了雅达利。得益于越来越快速且廉价的芯片，雅达利成为许多新兴产业中的早期的市场领跑者。创立之后仅数月，雅达利就以其风靡游戏厅的产品《Pong》撼动了当时低劣的弹子球和射击游戏的世界。

无论是街机版本还是雅达利三年之后推出的家用游戏机版本，《Pong》学起来很简单，玩起来却又极其困难，很容易让人上瘾。这款游戏清晰明了：一块黑色的屏幕，两边像素画的白色线条代表乒乓球拍，还有一个白色数字小点代表来回弹跳的乒乓球。有三种游戏模式可供选择：单人游戏、双人游戏和接球模式。在接球模式中，你的目标不是将球打回给你的搭档，而是试图用球拍上的一个小缺口接住球。

半导体行业的从业者也许已经放弃占据停车位，下班后到马车轮酒吧放松，但雅达利把加利福尼亚的懒散带到了一个全新的水平。公司创立的头几年，主要是在解决年轻高管之间的争吵、生产线上员工滥用药品的问题，还有绝大部分无法通过公司决策的愚蠢的产品创意。有的游戏只可能来自设计师与工程师都是年轻人的公司。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1973年的《Gotcha》，其控制器设计得看上去和摸起来都像女性乳房。“上面没有乳头或者别的什么，”一位雅达利的设计师热情地解释道，“但看看这葡萄柚大小的尺寸以及并列放置，你能够明白这是什么。”

正如雅达利公司的一名员工后来粗略回忆的那样，公司里有“一群自由思考、吸食毒品、热爱有趣事物的人。我们划船、坐飞机、抽水烟并且玩电子游戏”。雅达利高管——“听说他们也会参与吸食大麻”——足够清醒，能够意识到他们的公司氛围在这个安静的郊区环境中太激进了。第一份员工报刊开头便请求“尽可能地向外部社区展示优雅的举止”，因为“由长发佬组成的公司会吓坏他们”。^[16]

基于这种快速而松散的组织结构，雅达利在试图将《Pong》的成功转化为长期业务的时候遭遇了一些挫折。但在1975年，雅达利凭借能够接入客厅电视的半导体游戏主机夺得了消费产品大奖。雅达利并不孤单，因为成熟且资本雄厚的美格公司也进入了家庭市场。美格公司的《Odyssey》和雅达利的家用游戏机版《Pong》成了当年必备的圣诞礼物，让一代儿童和青少年对催眠般的闪烁光点和电子游戏的嘀嘀声欲罢不能。

雅达利的产品刚好能将人们的注意力从通货膨胀导致的家庭收入减少和石油禁运导致的排队加油上转移出来。在全美国不管是大城市还是小城镇，零售业巨头西尔斯都将游戏主机摆放在展厅的正中央以吸引潜在顾客。原本把西尔斯等同于购买衣服和洗衣粉的无聊的购物之旅的孩子们，现在排起了三条长队，只等轮到他们玩上一把《Pong》——这是第一种你只需要花25美分就能玩的街机游戏。然后他们就会跑回家，央求父母给他们也买一台。

提供资金进入游戏行业以对抗20世纪70年代的通胀回报丰厚。1976年，在拒绝了华尔街IPO的提议后，布什内尔以2800万美元的价格将雅达利出售给华纳传播，他个人净获利1500万美元。电子游戏的革命——这场革命使美国的未来软件工程师首次接触到在晶体管屏幕上操纵像素点的奇迹——开始了。^[17]

无心政治

在硅谷崛起的关键因素中，经常被忽视的一个是当时美国全国经济陷入低迷。20世纪70年代北加州的硅族资本家与商业报道中四面楚歌的汽车制造商、失业的机械师和螺旋上升式的通货膨胀形成了鲜明对比。在大企业日益不受欢迎的年代，特别是在大学时曾游行抗议过那些无情的战争贩子公司的年轻人看来，这些新进入市场的一代公司没有什么历史包袱。

虽然政治在美国社会中无处不在，但硅谷的人们却显得尤其（对许多人来说，这也令人安心）与政治毫无瓜葛。他们的政治是一种努力工作、创造伟大的技术、顺便赚许多钱的意识形态。他们几乎都是来自其他地方的移民，他们只忠诚于使他们来到这里的行业，他们的社会关系也都与之相关，而且格外不受当地政治文化的影响。

这种不和谐在圣何塞一目了然。英特尔、IBM等许多科技行业的员工居住在这座城市。这座城市的规模得到了扩大——1970年已经有超过20万居民——但主要是通过吞并独立社区实现的。圣何塞仍然保留了小镇的灵魂，这个地方仍然扎根于硅谷的农业基础之上。当涉及政治的时候，这座城市与周边的科技公司截然不同——由民主党领导，少数族裔不断增加，并且有强大的工会。其白人中产阶级参政议政的内容主要在推动经济增长与农地保护政策，以阻止平原地区杂乱无序的开发状态进一步向海岸丘陵蔓延。^[18]

少数族裔学生继续在圣何塞州立大学的校园中活动，在硅谷，拉丁裔与亚裔美国人的社区都获得了新的认同，以及权利与政治上的地位。高速公路另一侧的湾岸平原上是东帕洛阿尔托，这里的居民主要是黑人，其失业率是美国平均水平的两倍，这里破败的基础设施反映了过去20年严重的种族隔离与公共资源分配不平衡状态。黑人民权活动家率先在那里建立了主要招收非裔学生的走读学校与大学，并建议将城市改名为“内罗毕”。^[19]

但是附近发生的事件丝毫没有影响当地科技界的招聘惯例与文化政治，科技界人士很少停下来思考工程师的外表与思维方式如此相似意味着什么。从他们的角度来看，相同的背景强化了共同的目标，而成功必定需要专注于创造尽可能好的产品。

20世纪中叶在弗雷德里克·特曼影响下崛起的第一代科技巨头——特别是戴维·帕卡德——后来都深入参与了当地的公民与政治事务。帕卡德担任了斯坦福大学校董会主席，成立了一个区域经济发展团体，成为整个州与当地政治家的捐助者与导师。他甚至捐助了东帕洛阿尔托的内罗毕学院。半导体行业的领导者，特别是鲍勃·诺伊斯，最终深入参与了政治与慈善事业。但他们主要面向全美乃至全球，而非当地。

诚然，“二战”后电子产业的男男女女在议题直接影响他们的家庭与社区时也会积极参与到政治中去。20世纪60年代初，伍德赛德的居民反对在家门口铺设输电线路的同时，帕洛阿尔托的居民也在积极活动，反对扩建斯坦福大学研究园的提案。到20世纪70年代初，当地的激进主义导致旧金山半岛一带提出了一系列控制增长与保护开放空间的地方政策。而且，正像稍后我们会看到的那样，当产业面临危机的时候，半导体先驱也会积极参加政治运动，但芯片生产商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对大多数当地事务置身事外。正如后来琼·狄迪恩所描写的罗纳德·里根身边那群不安分又无归属的加利福尼亚人一样，他们是“一群缺乏社会责任感的人，因为他们与任何地方的联系都如此微弱”。^[20]

所有政治都是地方政治

在波士顿，要想甩掉历史包袱困难得多。128号高速公路沿线的高科技公司不仅坐落于独立战争时期的战场与19世纪的工业城镇之上，还建立在与过去紧密相连的地区经济环境的基础之上。圣克拉拉山谷中还只有果树时，大城市波士顿已经成为工业重镇长达一个世纪了。1940年时，当地劳动力每五个人中就有两个从事制造业，分散在诸如洛厄尔、沃尔瑟姆和梅纳德那样盖着砖砌厂房的工业城镇。^[21]

在后来的30年内，工厂纷纷关闭，公司在更低的税收与更廉价的非工会劳工的吸引下向西和向南搬迁。飞机制造与电子产业迅速涌入并填补空缺。到20世纪60年代末，已经有超过100家公司从林肯实验室和麻省理工学院等接受联邦资助的电子研究机构中独立出来。波士顿大都会迅速发展。建于1940年的128号公路曾被嘲笑为“通往荒芜之路”，现在128号公路沿线波士顿市郊圈出的半圆形地带挤满了办公园区，全美国最知名的高科技公司进驻其中——从雷神、RCA和喜万年这样久负盛名的公司，到宝丽来和王安实验室这样稍新一些、在马萨诸塞州成长起来的公司。此外还有数字设备公司以及以它那初创不久就锋芒毕露的兄弟公司通用数据为首的小型计算机公司。当地发展活动家将128号公路誉为“金马蹄铁”、“创意之路”，当然还有“美国科技高速公路”。^[22]

但是，对国防开支的严重依赖以及对其他制造业的长期依赖，使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波士顿经济急剧下滑。1967—1972年，超过10万个制造业工作岗位消失，新英格兰地区获得的防务合同减少了40%。就像在圣何塞一样，越南战争时期的国防预算削减导致大量科学家与工程师失业。但马萨诸塞州的国防相关产业遭受的打击比美国其他地方都严重。“60年代的复苏只是暂时的，而且这掩盖了潜在的缺陷，”1970年秋进行的一项经济发展调查给出了这样的悲观评价，“我们又陷入了历史的窠臼中。”^[23]

波士顿的商业机构认为，“历史的窠臼”是不合常理的高经营成本。随着工会工作岗位的减少，平均劳动力成本有所下降，但税收仍然过高，同时20世纪70年代的能源成本飙升又进一步加重了企业的负担。“当心，马萨诸塞州！”1972年波士顿银行出版的一本小册子警告道。这家银行认为，马萨诸塞州的高额税收和高额福利支出使当地企业和居民都不堪重负。^[24]

在失业率飙升以及关于“得克萨诸塞”的悲观论调中，马萨诸塞州对小型计算机寄予厚望。数字设备公司的在册员工人数从1970年的4000人增长为5年后的超过10000人。通用数据公司从一家200人的创业公司变成了一家拥有3000名员工的上市公司。小型计算机制造成为计算机行业增长最快的部门，全美国70%的小型计算机制造商位于马萨诸塞州。

其他商业计算机公司也取得了成功。1975年，王安公司的销售额达到了7600万美元。次年，该公司将总部迁至衰退中的工业城镇洛厄尔，王安公司拥有5500名员工，规模比洛厄尔之前所有的纺织工厂都要大，这刺激了洛厄尔经济状态转好，公司创始人王安成了当地的救星。王安公司迁入时，洛厄尔的失业率为15%，10年之后这个数据降到了3%。随着像数字设备公司、通用数据公司和王安公司这样的企业不断涌现，到20世纪70年代末，高科技产业为马萨诸塞州提供了25万个制造业岗位，占全州总数的1/3。^[25]

但波士顿仍然不是“资本主义奥运会”的发生地。姑且不谈其起源，波士顿与北加州在产出类型和运营环境上截然不同。波士顿计算机行业中的大部分公司都向员工支付工资而非提供股票期权，因此它并不像硅谷那样盛产年轻的百万富翁。波士顿的劣势不仅是只获得相当于流入硅谷的资金一半的风险投资，也缺乏年轻的风险资本家人际网络，这些年轻的资本家不但关注高科技行业，甚至还会亲自投入电子行业中去。^[26]

波士顿的劣势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会暴露出来：小型计算机数亿美元市场的辉煌尚未结束，波士顿后来又出现了PC软件公司，在20世纪8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统治着市场。然而，这里的生态系统从来不具有像硅谷那样持续的、可以传承数代的活力。多变的高科技年代需要新的灵活性，而波士顿并不具备这一点。但硅谷的扁平网络——由公司和风险资本、律师和营销人员、记者和马车轮酒吧的高脚凳组成——具备这一点。^[27]

然而，宏观层面的政治与经济因素在历史中仍发挥着作用。历史因素使波士顿地区在根本上仍然是一个制造业中心，20世纪70年代艰难转变的痕迹随处可见。128号公路沿线地区从未像硅谷那样与美国发生的种种事件隔绝。波士顿最终的经济复苏——20世纪80年代广受称赞的“马萨诸塞州奇迹”——部分源于国防开支的回升。在里根执政的年代中期，国防开支达到了120亿美元，超过了全美国民生产净值的8%。“在128号公路沿线，要么转型，要么完蛋。”20世纪70年代早期防务开支被削减时，《洛厄尔太阳报》警告道。但马萨诸塞州的许多电子公司并没有转型，它们只是等待，直到国防预算回到原先的水平，之后重新飙升。^[28]

虽然硅谷的半导体从业者为科技世界带来了颠覆性变化，但他们并非革命者。随着芯片市场的增长，员工工资水涨船高，初创公司变成了公开上市的全球化企业，对鲍勃·维德拉这样的人的容忍度也在降低。“那些主导智囊团的目光狂野、头发乱糟糟的天才和专注于技术的独立公司永远不会把技术发展到‘糖豆’阶段，”安迪·葛洛夫说，“我们的需求决定了我们有一群能够适应井井有条、纪律严明的工作环境的高素质甚至杰出的技术专家，他们将构成我们的管理高层。”^[29]

变革事业必须由新一代技术专家来推动，他们大多20多岁而非40多岁，他们成长在一个截然不同的美国，这个美国因经济的艰难变革而痛苦，并且为社会正义进行着暴力抗争。硅芯片是硅谷得名的原因，而微处理器则将芯片变成了计算机。

现在是时候使用芯片来建造一台计算机了，这台计算机与过去的任何型号相比都将截然不同，也将更加个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