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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年与沉默之海》内容介绍：
《少年与沉默之海》是西格弗里德·伦茨首次在大陆翻译出版的长篇小说代表作，长期被列入德国中学生必读书目。
十二岁的少年阿纳是家族悲剧中唯一的幸存者，他在一个阴冷的冬日来到养父母家，开始与这个家中的三个孩子一同生活。敏感而忧郁的少年与父亲一样深爱着大海，但历经惊涛骇浪的父亲却并不是死于海难，他为何又如何带着一家人走向死亡，这是阿纳心中永远的创痛，也是深藏在少年心底的秘密。
往事如梦魇纠缠着阿纳，他反复挣扎着走出痛苦，却在真挚的友情与青涩的爱情中不断遭受着误解与失败。两代人的命运转动到同一个关口，阿纳在暴风雨中独自走上小船……
《 少年与沉默之海》作者介绍：
西格弗里德·伦茨（Siegfried Lenz），享誉世界的德国文学巨匠，与海因里希·伯尔、君特·格拉斯两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并称“战后德语文学三大家”。1926年3月17日，伦茨出生在东普鲁士马祖里地区的吕克城（今波兰埃乌克），成长于一个海关官员的家庭；1943年被德国海军征召入伍；在“二战”德国投降前夕逃离部队，被英军俘获，成为战俘遣返委员会的翻译；1945年被遣返德国，在汉堡大学攻读哲学、英语语言文学和文艺学。1951年伦茨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空中有苍鹰》，名震德国文坛，荣获1952年的勒内·席克莱奖和1953年的汉堡莱辛奖，从此成为职业作家；1979年与伯尔、格拉斯一同拒绝接受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十字勋章。2014年10月7日，在汉堡逝世。
伦茨一生著述颇丰，他的作品被翻译成22种语言，累计销量逾两千五百万册。代表作有《德语课》《家乡博物馆》《投敌者》《少年与沉默之海》等十余部长篇小说，《我的小村如此多情——马祖里的故事》《灯塔船》等中短篇小说集，《脸》《眼罩》等戏剧，《无罪者的时代，有罪者的时代》《贝壳慢慢打开》等广播剧。《少年与沉默之海》被列入德国中学生必读书目，2013年拍摄的同名电影一举斩获君特·斯特拉克电视奖等三项国际奖项。
伦茨曾荣获歌德金质奖章、托马斯·曼文学奖、莱辛奖、巴伐利亚国家文学奖、德国书业和平奖、意大利诺尼诺国际文学奖等三十多个重要奖项。因其对德语文坛的重大贡献，2014年设立西格弗里德·伦茨奖。
叙述，是理解的更好方式——与西格弗里德·伦茨对谈
西格弗里德·伦茨在2008年接受了《时代周报》记者乌尔里希·格赖纳和亨尼希·聚塞巴赫的采访，本文为该采访节选。
您再次选择了年轻人的叙事视角。您的作品似乎偏爱这样的视角。
之所以选择年轻人视角——包括在其他书中，例如《德语课》——是因为叙述对我来说，与学习如何生活有同等重要的意义。要让自己清楚了解这光怪陆离的万象人生，叙述是一种自我解放。叙述，是理解的更好方式！因此我把讲故事的冲动委托给一个年轻人，在叙述的过程中，他找到自己，并学会生活。
从您自己的经验来说，青年是人一生中最敏感的阶段吗？
我们在年轻时学到的东西，不仅仅是影响了人生的一小部分，而是几乎决定了全部人生。对我而言，讲故事为我提供了一种契机，让我能对某些困扰、某些经历有更清晰的认知。我的目的并非是清算，而是为了能够看透。我这个高龄作家，总是通过一个年轻人进行叙述。我将自己附体于这个年轻人。我是那个讲故事的人——而且是通过一个他者完成了叙述。
对您来说，把自己放在一个年轻人的位置上，是否比一个中年人更容易？
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或许有可能是这样的吧。
一个五十岁的人也许根本不会问自己这样的存在性问题。
或许是吧。作为一个高龄作家，我常常忍不住回忆过去。我会想象：如果不这样的话，又会怎样？如果你拥有再次选择的权力，如果你不得不重新做出抉择。我曾在一些小说中尝试展现这一点。你注定要做出决定，寻找解决方案，而且你知道：无论你做出什么决定，缺陷与不足将永远存在。尽管如此，你却不得不这样做。这就是我感兴趣的点：处于决策危机中的人。
对您来说，失败是一个永恒的主题。
我总是想起我在马祖里[1]的祖母，她是一个伟大的讲故事的人。她总是带我去教堂围观婚礼。这个老妇人总是站在一旁，满怀期待。有时新娘和新郎出现了，她会抚摸我的头，指着那两个人说：“小家伙，他们不可能走到最后。”这是一种颠覆性的认知，当时的我并没有感到诧异。一直到八十岁的时候，这才令我惊讶。“小家伙，他们不可能走到最后。”她的意思是：从长远来看。我们都有一些基础性的经验，在某些特定场合，我们可以用到它。现在我可以回顾过去了。
您的祖母是被她的丈夫抛弃的。还有您的母亲，也是一样。缺少父亲的，有时甚至是无父无母的男孩，一直是您非常关注的主题。
作为一个作家，你讲述的是什么，想要摆脱自己是不可能的。无论你想写什么，你都揭示了自身存在的一些情况。你不可能在书写别人的同时，不论及自己。就是这样，我正是要回顾，什么是内心深处真正困扰自己的问题。
当一个作家的作品被列为中学生读物时，可能是件很糟糕的事？
不，根本不是这样。最近我去诊所时，主治医生说：真高兴能与您握手。我说：看在上帝的分上，只有死神才会这样问候你！您必须告诉我您开心的原因。他说：我的高中毕业论文，写的是关于您的作品分析。我说：然后呢？他说：多么美妙！年纪大了，什么都可能发生。
实际上，一个作家是否有可能某天不再是作家——就像一个泥水匠，在完工后就不再是泥水匠一样？
你要么是一个作家——要么就不是。是一个作家，你就会不停地写作，即便你有时手中没有笔。仅仅在感知的质量上就有很大的差异。我们作为作家，不得不时时刻刻承受各种感官的刺激。
所以当您去海滩散步的时候，您不只是在海边漫步，而是把每处风景、每次冲浪都看作是一个文学题材？
不，我并没有让我的存在如此斤斤计较，分分钟都在审视一切，看它能否适用于我的写作。但我会以一种保守的方式参与其中，会有意识地对其他事情进行调查研究。在写《德语课》时，当我想象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西海岸的云层是如何形成的，想象力似乎捉襟见肘。我去了几次塞伯尔[2]，诺尔德[3]住在那里，画了他引人瞩目的云层，并把它们从现实中带走。
为什么您的小说几乎都是以偏远地区为背景的？
我去过这个世界上的许多城市，注意到这样的一个现象：满足我们的东西、主宰我们的东西，都在边缘地带。身处边缘，那里会发生不幸，令人心碎，灾难频仍，让人不得不放弃，告别自己的希望和愿景。
大城市从来没有吸引过您？
不，不，不。先生们，我来自马祖里的沼泽地。
那里的地平线非常低。所有的一切都一目了然，实实在在。而这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
有一回您差点溺死在沼泽地……
……是的，在小埃乌克湖。这可能是我与水产生了某种特殊关系的原因。
在身为作家的这些年里，您是否培养了某些仪式感，比如在固定的时间写作？
是的，但不像托马斯·曼那样一丝不苟。清晨和上午是我最好的写作时间。如果可以的话，一般是四个小时。在下午，我有时会振作精神再写一会儿。我从不在晚上工作。
您还需要什么？
一些茶，还有烟斗。
您写作之前要先写笔记或者大纲吗？您会准备便签盒吗？
一开始会记录一些概念和关键词，以便后面有个提醒。但我没有便签盒，没有大型的图表和草稿，包括在写《家乡博物馆》和《德语课》时，也没有这些东西。
这意味着您对写作过程有很大的信心。
我知道它的结局。但在写作过程中，会涌现很多新的东西，有时我会进行大幅度的修正。我在抽屉里放着一大摞文本，那是我从中删除的部分。
那么您开启一部新作的契机是什么呢？
是想证明什么。你想用你写的一切来证明什么。这需要论据和动机。有时在写作过程中，论据和动机会变得清晰。但有时并不如此。
您会回避自己在十年、二十年甚至五十年前写的句子吗？
对于我的书，我不读第二遍。我试过一次，发现这是不正当的行为。第二次读这些书时，我感受到一种想要重写、改写一切的需求，并对这种需求感到惊讶。因为我意识到：今天你的年龄更大了，今天你对与之相关的冲突更有把握了。然后，作为一个马祖里人，我对自己说：“小家伙，回到地面上来吧。在那个时候，以这样的方式去感受和表达，正符合你的能力范围。因此，你对二十四岁或二十六岁时笔下产出的东西，应该感到该死的满足。”我不想傲慢地轻视曾经的我。
所以您后来一直没有改变？
没有。从来没有。就一直这样。
您写日记吗？
不。我只写过一次日记。当时有人邀请我去美国。我可以去见我想见的人，去认识我想认识的人。我为我的妻子写了一篇日记，向她讲述那次漫长而难忘的美国之旅。那也是一个政治上有趣的、令人兴奋的时期，因为赫鲁晓夫刚刚把导弹指向古巴。
您当时在政治上非常活跃。你和格拉斯一起为社会民主党竞选。你和维利·勃兰特曾是朋友。你与赫尔穆特·施密特一直保持着朋友关系。今天，社民党的命运是否还与您的内心息息相关？
当然了。我怀着某种沮丧的心情，关注社民党在经历了内部纷争之后的处境。但是，要像过去一样，和友人一起再次发表选举演讲？离开书桌对我来说很容易，因为我曾对那些人寄予希望，那些愿意处理反对意见、讨论提案的人。而且我过去可以向选民解释，为什么我信任维利·勃兰特和赫尔穆特·施密特。但现在，我年事已高了。
只有年龄这一个理由吗？还是说这也与政治家有关？
那也是原因。因为他们对于要做什么，意见并不一致。你每天都能看到这样的画面。
1970年，您和勃兰特一起去了华沙，您目睹的下跪行礼场景，在后来成为了历史性时刻。您对此有什么感觉？
我被感动了。我被深深地感动了。然后我想：我的上帝，一个有这样履历的政治家突然认识到，一些可怕的事情发生了，尽管该负责任的并不是他自己，而是他的同胞。
您支持承认奥得河—尼斯河的边界，也就是说，恳求与波兰实现和平。人们几乎已经忘记了，您这样做在当时招致了多大的愤怒，您的读者也不记得了。
是的，他们把我的书扔到花园。我预见到了这样的怒意。然而，某些事情必须要有人开口。
您的家乡埃乌克[4]邀请您回去看看，它现在属于波兰，但您从来没有回去过。
那是在我的人生中已经结束的章节。我没有感到思乡之苦，当然也没有感伤。现在生活在那里的人们，依然有着朝不保夕的忧虑，担心在战争强国的某个协议中、在某个时刻再次沦为难民。
没有感到思乡之苦，还是说您是想远离故乡？
不是。有些人觉得，思乡是一种天然的情感，他们会说：天啊，这是你在孩童时期玩耍过的地方。但人真的要永远怀念故乡吗？尽管在故乡，你曾在湖中嬉戏，在那里垂钓，捕获梭鱼。我从未感受到这种回忆的伤感。这些都是过去的时光了。汉堡才是我的主题，是我的家乡。
在进行将近六十年的文学工作之后，您觉得自己最好的书是哪本？
我现在正在写的那本。因为它是最困难的，还没有完成，因为它让我绞尽脑汁——也因为它给我希望。
您得过的最重要的奖项是什么？
“阿尔斯特湖船闸管理员协会的荣誉管理员”。
对于公众的认知，最让您感到失望的是什么？
我们这样的写作者，把自己放在了市场上。而任何把自己放在那里的人，都必须对反对意见有所准备，并且能够消化这些反对意见，特别是如果读者在家中，在一个不恰当的时刻，提出他的异议。最令人失望的事？或许是在《德语课》的评论里，人们指责我过多地沉溺在描述性文字中。
您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我得用一个故事来回答您。有一次，我在理发店里等着理发，从旁边的报刊中拿了一本钓鱼杂志。其中我看到一位留着大胡子的小个子，他在介绍自己捕获的越来越大的鲑鱼。您知道一个快乐的渔夫所展示的那种纯真、坦率的胜利吗？那些几乎和他本人一样高的鲑鱼。我的上帝，我想，这样的鲑鱼，那才是真正的幸福。然后理发店的门开了——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刚才杂志里的那位大胡子渔夫，提着八磅、十二磅、二十磅的鲑鱼，就站在我面前。我问他：这就是您吗？他回答说：是的，永远不要去阿拉斯加！我说：为什么不要去阿拉斯加？他说：那里的鲑鱼一刻不停地在咬钩。您刚放下吊钩就钓上一条。在育空河，鲑鱼会一直咬钩，夜以继日。永远不要去那里。我说：不！我只想钓到一条八磅重的鲑鱼，然后我就直接回家。这是我此生最大的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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