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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丝·科姆斯托 & 克塔尔·拉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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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简介：

作为商业上成功的女性之一，以及杰克·韦尔奇、比尔·盖茨、史蒂夫·乔布斯都极力赞许的高管，科姆斯托克分享了自己参与深度变革的成功经验。

 

无论对组织还是对个人来说，处理巨大变动都非常困难。当今世界的变化只会越来越快，越来越剧烈。科姆斯托克分享了自己参与深度变革的成功经验。不要等待完美，而要寻找新兴趋势，接受明智的风险并大胆地测试想法。她向我们展示了每个人如何通过深度变革而成为“变革制造者”。

绕过“看门人”

几年前，我听了时装设计师马克·艾科（Marc Eckō）所做的一次精彩演讲，在演讲中他提到了“看门人”（Gatekeepers）和“守门员”（Goalkeepers）这两个角色，并加以区分界定。他认为自己生活中的“看门人”包括“思想领袖”、媒体和批评者，而“守门员”则是那些真正举足轻重的人。

“看门人”希望保留他们拥有的那点能量。他们认为发散思维和采取行动具有威胁性。他们指望我们会认同。他们做的最糟糕的事情是制订让其他人接受和内化的标准并加以监督。“守门人”的身影无处不在，他们存在于每一个岗位、每间教室和每个家庭里。而且，有时我发现，我们会主动邀请他们融入自己的思想。当我和NBC一起迁往纽约时，我遇到了一个“守门人”博士。

贵在行动

大多数人都认为，只有那些拥有真正权力的人、不需要获得他人许可的人才有能力采取行动。人们会很自然地认为“这是‘领导’的工作，不关我的事”。但是，一旦你认同自己是一个变革者，无论你从事的是何种工作，你都有权直面工作中未提出的问题——甚至是公关工具包。拥有这种心态对任何想要改变现状的人而言都至关重要：介入子女学校事务的家长、要求清洁水源的母亲、对报告内容提出质疑的办公室工作人员……任何在追求更好的道路上向前迈进、期望做出改变的人。

我自己的成功不仅证明了人不可能永远做出明智的决定——我经历了很多失败——也证明了成功贵在行动。《艺术之战》（The War of Art）一书的作者史蒂芬·普雷斯菲尔德（Steven Pressfield）曾经说过，我们的敌人不是缺乏准备，也不是项目的困难程度。“我们的敌人是喋喋不休的大脑，”他写道，“我们只要给它1纳秒的时间，它就会开始生成借口、托词、毫不掩饰的自我辩解和一百万个理由来解释为什么我们不能/不应该/不会去做内心明知道需要做的事情。”我已经意识到，你不能对是否能做出正确决定表现得过于担心。更重要的是要养成果断行动的习惯，并不是说我比别人更加笃定——同大多数人一样，我的内心深处也存在着不安，但我仍然会采取行动。

我依然在NBC努力工作，力争上游，那里的机会也很充足。在被GE收购后的几年里，NBC的工作强度变得非常大。杰克·韦尔奇（Jack Welch）已经提拔GE塑料业和金融业的资深人士鲍勃·赖特（Bob Wright）担任NBC的总裁。鲍勃是个身材瘦小的男子，神经总是绷得很紧。因为早年接受过律师教育，他总是喜欢对所有人抛出连珠炮似的问题，我甚至也领教过几次。作为一名企业公关经理，我现在要与NBC的高级管理人员打交道，并且也在采取创新性的小举措。我策划的一个“重要”点子是将大学赛事中的首字母徽章粘贴到公司宣传册的封面上，以此作为广告，旨在吸引媒体介绍NBC在影响大学生方面的精彩表现。这并不是一个多么重大的举动，只是略微有一点标新立异，通过一点小心思展现前卫和创意。我自掏腰包购买了材料，包括孔雀织物图标，我不敢问这样做是否合适。这是一个自我许可的例子，我没有等待办公室的“看门人”告诉我能做什么或者不能做什么。出于恐惧，我自己购买了这些物品，好像这样可以使我自己免于承受失败的代价。

而最终，我的生活大踏步地向前。凯蒂的适应能力很强。我们搬到了新泽西州郊区的街区，那里住着四个和她同龄的女孩。我经常开车带凯蒂回华盛顿去看望戴夫。我与一位男士保持良好关系，他叫克里斯（Chris），是一名澳大利亚记者，我非常在意他。我在媒体做得很好，并且是在纽约工作。然而，每天当我乘坐下午5点45分的DeCamp巴士穿过林肯隧道返回新泽西州的布卢姆菲尔德，匆忙赶在托儿所关门之前将凯蒂接走时，我的内心总是会有不满，有时甚至是悲惨的感觉。原因正是J.R.。

我开始痛恨在J.R.手底下工作。J.R.的性格十分古怪，总是穿着下摆开衩的棕色三件套西装，在今天，如果是为了搞笑这么穿的话，或许能被看作一种赶时髦。他具有官僚做派，是旧有方式的卫道士，他就像监视器一样确保每个人都循规蹈矩。

当然，J.R.也有温情的一面——他爱自己的妻子和女儿，后者快要失明了。但不知为什么，他要想方设法让我们所有人都恨他。他办公室的门一直紧闭，将自己与外界隔绝起来。他会咆哮着向助理发出命令，经常在办公室的小规则上小题大做。

和J.R.共事时我从来都是逆来顺受——一直保持沉默。我有时最多会表现出一种略显无礼的肢体语言，那就是翻个白眼。为了释放心中的郁闷，我会向几个同事吐槽J.R.。人们的同情为我的理智提供了一个减压阀，但它并没有真正起到改善的作用。我们可以整天八卦他，但这并没有改变任何事情。他仍然在那里，仍然是我们的上司。

后来，在我接手新工作一年后，部门主任贝蒂·哈德森（Betty Hudson）——我将她比作电影明星（有传言说，她曾经在一部科幻惊悚片中饰演一个亚马孙美女）——将J.R.和我叫到她位于六楼的办公室里，当时所有高级管理人员都已经入座。我记得那里堂皇的样子，周围是摆放有序的桌子，大理石架子上装点着光亮如新的黄铜小摆件，戴手套的服务员端着盛有热咖啡的银质托盘。J.R.之前没有向我吐露来这里的原因，但他对一切早已心知肚明。

我的话被《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的头版引用了，我就一项传媒产业规章制度发表了标准声明，但是我最初并没有征求贝蒂的批准。当贝蒂气冲冲地找到J.R.时，他将我出卖了。

当贝蒂开始严厉斥责我，向我详细说明NBC的流程时，J.R.对我露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微笑。“我们不能这么做，”他附和道，“你脑子进水了吗？”

我的目光逼视着J.R.。与记者交谈是我的工作，况且声明是获得了批准的。随后我转念一想：“我不会背这个锅的！”我再也不要听任“监视器”的摆布了。我不会为自己的忍气吞声和不做改变寻找借口。

贝蒂聘请了一位管理顾问，他叫吉米（Jimmy），是一个能言善辩的南方人。我走进吉米的办公室，罗列了J.R.在管理上的失误。在与我们的团队——邦妮（Bonnie）、我和其他几个人进行交谈后，吉米最终打起了官腔：“你为什么不写一份报告，提出一些建议？”

很好，我想。因此，我全身心地投入到“报告”的撰写中。1989年10月，我向J.R.提交了一份“我眼中的NBC”的资料，我用整整八页内容详尽叙述了对部门工作的失望——包括缺乏创造性思维和对新想法的厌恶，以及对员工的压制。

虽然我没有费太多口舌，但我基本上在影射J.R.是一个混蛋，并指责他的文笔很差。（他有一个令人讨厌的习惯，就是通过把一个词变长让自己的话听起来更加公司化和深奥——比如把“cross-pollinate”说成“cross-pollinizationalize”。）阅读这份报告时，J.R.变得非常警惕。“你这是什么意思？我做了什么？”他说，仿佛他对此一无所知，我们的反应确实出乎他的意料。

然后一切照旧。

也就是在那时，我决定离开NBC。只要J.R.在那个位置上，我就永远不会有出头之日。我没有发言权，以后也不会有。“监视器”会对任何削弱其力量的企图进行攻击。我的信并没能使J.R.的控制松懈。如果有的话，那就是我的音量被压制得更低了。

绕过“看门人”并允许自己提出想法几乎比后续随之而来的清除更可怕。要告诉自己“获得许可！”，你必须找到力量，这样才能否认你头脑里“不，这太危险了！”的尖叫，同事、朋友或家人会说“你疯了吗？”，你必须做好准备面对这样的质疑。

我在职业生涯中明白的道理之一就是，那些从根本上实施变革的人必须表现出对实验抱有不妥协的信念，对默认的极度不耐烦，对新奇和行动的偏爱，以及意识到破坏是你要参与的事情，而不是围观。

我们有时必须允许自己将工作视为一种快乐的起义。给予我们自身许可，可以让我们破除那些没有意义的规则，而不是遵循它们；摒弃那些不起作用的想法和故事；绕过会扼杀变革的“看门人”、恶霸和官僚瓶颈。养成自我许可的习惯会让你相信你在掌控自己的事业和生活，无论你身边发生了什么。

在我与J.R.会面之后，我提醒自己，我才是自己人生故事的老板——我必须绘制自己的路线。我允许自己无视“看门人”并找到不同的道路。1989年年末，我在一艘“海盗船”上找到了一份工作，这个地方的理念是驱逐旧有的“监视器”。这艘船就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船上的“海盗”名叫泰德·特纳（Ted Turner）。

▎泰德·特纳湿漉漉的手

自从我上学后，人们常常不知道如何和我打交道。

我看上去冷漠离群，虽然我内心并非如此。我是一个天生内向的人，时至今日，我都一直在与我第一次见面就拒人千里之外的习惯抗争。因为自己矜持的天性，在我职业生涯的早期，特别是在相对缺乏自信的情况下，我可能很难被人了解。

记得在大学时，有一次，当我们疯狂地骑着“借来”的三轮车绕过一条小路时，有个同学对我说：“哇，我不知道你也会觉得开心。”

多年来，我逐渐意识到，我与生俱来的好奇心和我称之为“社会勇气”的东西可以有助于弥补我缺乏自信和不够外向的性格。我能找到的最好的办法是变革。这个问题在我在CNN的时候达到了最严峻的关头。奇怪的是，这与泰德·特纳“湿漉漉的手”有很大关系。

我进入了特纳广播公司（Turner Broadcasting）不久后，CNN便因对1991年第一次海湾战争的报道闻名于世。相较于NBC，这个电视网的受众定位较低（特纳拥有一个摔跤联赛），但是节目引人入胜、让人眼花缭乱、非结构化。

我为那些电视新闻的“海盗”负责公关业务，监督员工——这是我第一次参与管理——并运行特纳的纽约公关机器。之前在NBC工作期间，得益于我实事求是的行事风格，我与报道媒体的主要纽约记者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他们采纳我的决定，他们依赖我做出迅速的回答。如今，我的工作是联系记者撰写关于特纳机器的报道——让人们关注并熟悉各种特纳的品牌频道。

当我负责CNN的公众联络时，海湾战争让CNN的记者们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明星。当我在时代广场与“巴格达男孩”——彼得·阿内特（Peter Arnett）和伯纳·萧（Bernard Shaw）——一起散步时，人们会自发地对他们报以掌声，与他们击掌并高喊他们的名字。他们沉浸在众人的崇拜和关注中，我很高兴在一旁见证了这一刻。

在我的工作中，有一部分是在泰德·特纳来纽约时为他处理公共关系，他经常来这里领奖或发表演讲。泰德是一位大明星，一位神气活现的媒体宠儿。他在20世纪70年代创造了第一个“超级电视台”（Superstation），在20世纪90年代初创立了CNN，也是第一家全新闻有线电视网。这在当时可谓是巨大的成功。当然还有泰德的妻子，同样是名人的简·方达（Jane Fonda）。

当我不用为泰德挑选报道素材时，我的角色是陪伴他进行无休止的演讲和出席媒体活动。但是，我是否好好利用了这个难以置信的机会实现个人曝光和地位的提升了呢？不，我退缩了。确实，我以专业的热情和能力来管理日程，但是，一旦面对公众的部分开始，我就会让自己消失于幕后。我想尽一切办法让自己隐身。我甚至不认为泰德知道我的名字。

转折发生在联合国。泰德在那里获颁了一个奖项，我负责主导这次活动。那一刻，我再一次为自己发出这样的感慨：“我和这个有影响力的人一起工作，然而他都不知道我是谁。”我需要做点什么。所以，当我看到他从盥洗室里出来时，我伸出手说：“嘿，泰德，我想正式介绍一下自己，我是……”

至少我试着说出来了。几乎是嗫嚅着。泰德用他乡村般的男中音说：“哦，嘿。”然后迅速握了一下我伸出的手——他的手还是湿漉漉的，泰德停顿了一下，看我是否还有什么要说的。我低下了头。泰德漫不经心地走开了，拉上了裤子上的拉链。

我耷拉着脑袋溜掉了，后悔不已。

当我结束一天的工作回到家时，我因放任自己的胆怯而感到愤怒。你为什么要让这个机会从你身边溜走？我自责道。你想要什么？正如媒体对泰德·特纳的称呼，与“粗暴无礼船长”共事强迫我寻找“勇敢的贝丝”。我意识到我必须开始处理我缺乏社会临场感的问题。

正如一系列广泛研究所表明的那样，成功与自信和能力密切相关。对打算成为变革推动者的人来说，尤其如此。因此我制订了一个计划。我会把自己推到舒适区之外，做最令我害怕的事情：与其他人联系。鉴于我性格内向，向陌生人介绍自己会令我感到尴尬，甚至是痛苦。因此，每天我都会发誓要建立一个新的联系：我会在咖啡机旁或利用午餐时间与一位同事或同行业的人进行交流。我的策略是通过向对方提出一个问题——关于他们的工作或令他们感兴趣的事物——进行一次对话。

我要用我与生俱来的好奇心作为开启大门的工具。

真正的变革首先要从心态开始。我需要为自己做心理建设，就像运动员在大型比赛之前所做的那样。在一次活动之前，我会构想自己要做什么，要说什么。我会变得很有原动力。

我会在自我介绍时说：“嘿，我是贝丝·科姆斯托克。我认为演讲者很棒。我特别喜欢她关于学校应该教授更多艺术的观点。你觉得怎么样？”或者其他什么。我意识到，要让观点源于我自己的想法，用我自己的方式表达出来，并施加影响。

虽然你会因为担心对方对你的看法产生想法而感到忧心忡忡，但其实别人也是如此。因此，我们会被自己的胡思乱想困住，总是试图表现得机智或聪明，而不是流露出自己也同样会感到尴尬和不安的心绪。我们错过了交流的时刻。

我意识到交流要与他们有关，而不是关于我自己。我知道我不得不关掉内部的评论。我不得不表现得更像一个人类学家：“告诉我是什么让你做这件事。”我会问自己：“我能从你身上学习一些新东西吗？”

即便在今天，我发现自己需要额外的能量才能主动走到陌生人前面，相比之下，对自己说“等下一次吧”，然后悄悄地离开房间要容易得多。但这样会错失接触和学习的机会，实在太可惜了。

一旦我开始强迫自己与世界互动，我便对自己建立起更多的自信。我相信总有一种“更好的方法”来做事。“追求更好”成了我的口头禅和使命。尽管我会感到尴尬和恐惧，但这四个字赋予了我采取行动的勇气。

从本质上讲，我是一名探险家。所以我学会了用天生的好奇心作为自己的向导。这是一种伪装，可以掩饰自己因为不了解而产生的不安，这意味着我要不断将眼光投向外部，不断推动自己提出下一个问题。

我所学的是一种称为“社会勇气”的技能，这一概念起源于“积极心理学”的著述，旨在研究允许个人和集体获得茁壮成长的力量。几年前，《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大卫·布鲁克斯（David Brooks）对这个观点提出了令人难忘的见解。“在当今松散的网络世界中，拥有社会勇气的人具有惊人的价值，”他写道，“每个人都会去参加会议并与他人会面，但有些人会邀请六个人共进午餐，并永远与其中四个人保持联系，他们的友谊得到精心培育。他们一生通过网络将人们联系在一起。有社交勇气的人在发出邀请时是外向的，但在谈话中是内向的——在70%的时间里他们愿意做一个倾听者。”

这个观点对我来说几乎具有宗教色彩。它强调倾听和关怀的重要性。但更重要的是，它说明了将社会勇气作为一种习惯培养的价值，这是一种可以加强的力量。它不是与生俱来的，但是你可以有意识地培养它。建立社会勇气的方法是实践社会勇气。

▎回归NBC和空白的优势

我相信自己从CBS回到NBC的直觉，从那一刻起，我就爱上了新闻媒体关系副总裁的新工作。在离开特纳和排名第一的电视网CBS之后，我度过了几年愉快的时光并实现了飞跃，但我无法明确地解释这其中的缘由。在CBS，我曾担任东海岸娱乐宣传总监，负责监管一个更大规模的公关团队以及我们为以好莱坞为主的名人策划的媒体宣传活动，如在只有一季，但创造了收视奇迹的电视剧《帽子小队》（The Hat Squad）中担纲的年轻的乔治·克鲁尼（George Clooney），或是新秀，如在《根》（Roots）的续集中亮相的清纯少女哈莉·贝瑞（Halle Barry）。我通过在小型活动中添加新颖别致的小创意（如向记者派发一盒被假刀划破的麦片，以促进他们对即将播放的“连环杀手”系列产生兴趣）或在更为重大的活动中进行创新（如星光熠熠的电影放映式），从而脱颖而出。在大多数时间里，我强化了沟通方面的技能，特别是信息的推送和向记者兜售报道素材方面，但我的理智并没有被这些娱乐主题完全占据。对我而言，当时选择在电视网新闻部工作是相信自己处于宇宙的中心。这几乎让我上瘾。你的生活要遵循新闻周期的节奏，这让我感到很兴奋。这是我想要回归的初心。

即使NBC正陷入灾难模式，我意识到未来的工作要拨开浓雾，在他人眼中的混沌中寻找机遇。有些人对缺乏明确前进方向的道路感到厌恶。我恰恰是一个喜欢在可能性中打滚的人，在那里并非所有的答案都是现成的。我经常使用术语“雾中飞人”来形容我在应对混沌的过程中所感受到的兴奋和恐惧之情，而这正是我在NBC的感受。

在我看来，崩塌后的NBC新闻更像是一家大规模的初创公司。它提供了一个我称之为“空白”的机会：它是积极的空白地带，你在上面投射的一切都具有可能性。当我上任时，NBC新闻弥漫的情绪是乐观的，但也很勉强。由于动荡，许多人已经被解雇或离职了。

我接手的部门基本是个空架子，这让我有机会从头创建一个新的团队，并参与由新上任的新闻总裁安德鲁·莱克（Andrew Lack）领导的新闻编辑部的重建计划。这是最后的机会。

安迪·莱克（Andy Lack）是一个衣着讲究的人，但他稀疏的黑发总是狂野地斜向一旁。他是记者中的“胆大妄为者”，在他的职业生涯早期就敢于推出“48小时新闻”，以此和传统的“60分钟新闻”一决高下，这一行为使他赢得了很多赞誉，但也被守旧人士嗤之以鼻，他们将其视为一个任性的破坏者（这也是许多人试图说服我不与他合作的原因）。安迪低沉的嗓音让我们感觉一切正往好的方向转变——从质疑已被接受的方法到鼓励多样化的想法，促使人们走出舒适区，以及在生产新的、更好的内容方面营造一种紧迫感。

正是在这里，我与自己从无到有召集起来的团队成员——亚历克斯·君士坦丁堡（Alex Constantinople）、约翰·比安奇（John Bianchi）和海蒂·波科尼（Heidi Pokorny）——同心协力、众志成城，共同致力于将空白变成有意义的事物。我们不断策划和修改新的方法，以使我们从弱势地位中摆脱出来。

史蒂夫·弗里德曼（Steve Friedman）是一个既浮夸又有趣的《今日秀》（Today Show）节目制作人，他总爱在《今日秀》的办公室里踱步时挥舞一根巨大的棒球棒吓唬人。史蒂夫构思并领导了该节目玻璃幕墙工作室“世界之窗”的重建工作，这个绝妙的工作室最初建成于20世纪50年代。

当“世界之窗”建成后，我们的公关团队将全部精力投入首秀的宣传中。我们专注于每一个细节，从“亮相派对”的手工邀请函到重大新闻稿件。“世界之窗”成为社区开放性和透明度的表述——我们至今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深夜谈话节目主持人做了关于“世界之窗”的单口秀笑话。凯蒂·柯丽克（Katie Couric）和布赖恩特·冈贝尔（Bryant Gumbel）与“世界之窗”一起出现在社论漫画中。人们甚至为“世界之窗”的亮相计划了他们的假期、建议和退休。我们不仅仅是回归——我们是从文化上关照当下现实。我推动NBC新闻瞄准新的观众群以提高收视率，展现了自己日后成为一名营销人员的潜质。我没有时间去问一个想法是否正确。我们只是随着项目的进展随时进行完善。

接着是MSNBC的推出，这使得《今日秀》的“世界之窗”首秀看起来像是一场非百老汇的制作。与GE和微软公司合作的新型有线电视网的创建是一个重大事件。我们用内容、故事和延伸发起了猛烈的攻势，一开始只是初露端倪，随后一鸣惊人，不容小觑。MSNBC有助于美国两家最大的公司强强联手，共同打造CNN的第一个潜在竞争对手。我们所做的努力甚至超越了原本的期望，团队的出色工作在NBC内外均获得了认可。

当我回首往事时，令我印象最深的是同事之谊，我们当时的心态是没有什么怕失去的，唯有一心求胜。我们的公关团队不断促进彼此变得更好，做得更多。我们在一个名为“见证历史”的项目上花费了几周的心血以期重新将新闻面向学生群体。我们没有预算，从来都没有，但是没关系。并非所有的想法都得到了批准，我们在齐心协力和即兴发挥中找到了快乐。这种快乐也会出现在紧张的时刻。一旦发生任何危机或重大新闻报道（从俄克拉荷马城爆炸案到O.J.辛普森案），我们团队的全体成员就会出现在一个临时媒体“作战室”里，通常是一间配有四台电视的会议室，每台电视都调到一个不同的新闻网。我们会按顺序记录每一分钟的报道，以宣布与其他新闻网相比哪些是NBC的首发和独家新闻。我们严肃地看待胜利并与媒体记者进行了对战，以期获得应有的认可。我们开玩笑、咒骂或大笑，在那些时刻，我们“全身心投入”——我当然如此，为了获胜而狂热地参与比赛激发了我的竞争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