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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与刀》编辑推荐

2016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文化人类学博士倾情翻译

影响全球70年的现代日本学鼻祖

二战后美日国际关系史的关键文献

1944年，二战快要结束，日本败局已定。为了制定战后美国对日本的大政方针，华盛顿委托本尼迪克特对日本进行研究。这本研究报告经过增添以后，于1946年公开出版，引起日本各界强烈震动和关注。

1951年《菊与刀》被列入日本《现代教养文库》，至1963年已重印36次。

1982年出版的一本介绍“日本学”名著的书中称赞《菊与刀》是现代日本学的鼻祖，是文化人类学者研究日本的经典性著作。

1995年，《菊与刀》在日本加印101次。

1999年，日本一国销量已超过230万册。

至今，《菊与刀》已被翻译成30种语言，销售逾3000万册。

 

《菊与刀》内容简介

二战临近尾声的时候，摆在美国眼前的有两个问题：日本会不会投降？对日本能不能用对德国的办法？

为了制定决策，美国政府动员了各方面的专家来研究日本，提供资料和意见，其中包括了本书作者、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

美国人或者更多西方人眼里不可理喻的一些行为，恰是本尼迪克特用来解析日本文化本质的范本。书名中的“菊”是日本皇室家徽，“刀”是武士文化的象征。“菊与刀”的组合，象征了日本人的矛盾性格（如爱美而又黩武，尚礼而又好斗，喜新而又顽固，服从而又不驯等等）。

 

本尼迪克特在二战结束后写成《菊与刀》。《菊与刀》共13章：从对战争的看法讲起，讲到明治维新，再分述日本人风俗习惯、道德观念、一直到怎样“自我训练”（修养）和孩子怎样受教育。全书夹叙夹议，抛开了对樱花、茶道、武士道等煽情描述，更多是对家庭关系、精神信仰进行白描式的对比，诸如美国人和日本人看待健康、物质、战争宣传、家族关系等的不同观念。

《菊与刀》直接影响了美国对日政策，美国战后对日政策的成功也证明了《菊与刀》对日本人所做研究的成功。从此，西方对日本文化的研究热潮也揭开了序幕。

 

作者简介

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1887年生于纽约，1948年病逝。曾入哥伦比亚大学，师从“美国文化人类学之父”弗朗茨•博厄斯，专攻文化人类学。二战期间，对日本、荷兰、德国等国民族性进行研究。著有《文化模式》《种族：科学与政治》《菊与刀》等，其中尤以《菊与刀》影响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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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简介：

任务——了解日本

美军在硫磺岛升旗。这张照片反映了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著名一页，标志了以“活死人”精神战斗的日军最终失败。

在美国全力以赴与之作战的所有敌人当中，日本人是最让人感到费解的对手。因为与这个强大的对手在思维和行为方式上的差异巨大，所以我们必须认真考虑如何对付它，而我们与其他国家交战时却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正如1905年前的沙俄所面对的一样，美国的对手就是一个全副武装、受过训练的民族，但它又不属于传统的西方文化。西方国家认为，即使是在战争中，也应该遵循一些符合基本人性的战争惯例，但在日本人眼里却没有这些概念。[1]因而，对于美日在太平洋上进行的战争而言，就不仅仅包括一系列在岛屿、海滩上进行的登陆，也不仅仅只是困难重重的后勤供应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了解敌人的本性就成了一个核心问题。要与日本作战，我们必须了解日本人的行为方式。

困难可想而知。七十五年前，日本打开了紧闭的国门。[2]可是，当人们在提及日本人时，仍然使用一系列令人极为迷惑的“但是，又……”等词句，而对世界其他民族的描述却远非如此。一个严肃负责的观察家在描述日本以外的民族时，是不会一方面说这个民族彬彬有礼，同时又加上一句说“但是，他们又很蛮横、傲慢”；不会说某一个国家的民族无比顽固，又说“但是，他们也极易适应激烈变革”；不会说一个民族温良恭顺，又进行过多的解释，说他们不轻易服从上级的管理；不会说该民族忠诚、宽厚时，又声称“但他们又背信弃义，充满恶意”；不会既说他们英勇无畏，又细述他们如何胆怯；不会既说他们是依赖于他人的评价而行事，又说他们具有强烈的道德准则；不会既说他们在军队中遵守机械式的纪律，又描述他们是如何不服从管理，甚至作乱犯上。也不会既说该民族如何热衷于西方的文化，又渲染他们的顽固保守。他不会在一本书描述该民族如何崇尚美好的事物，如何高度重视演员和艺术家，如何沉湎于菊花的栽培；而在另一本书中却补充说明该民族是如何崇尚刀剑和武士的荣誉。

然而，所有上述这些矛盾却成了日本论著中的论述脉络。的确，这些矛盾都是真实的，刀与菊便是这图景中的一部分。[3]从很大程度上讲，日本人既生性好斗而又和平礼让；既穷兵黩武而又崇尚美感；既桀骜不驯而又彬彬有礼；既固执僵化而又审时度势；既顺从而又憎恨受人摆布；既忠心耿耿而又背信弃义；既无所畏惧而又胆小怕事；既保守而又善于接受新事物。他们过分关注别人对自己的评价，当他们的劣迹不为人所知时，他们又会被自己的罪恶感所压倒。他们的士兵恪守纪律，却又叛逆犯上。[4]

了解日本人已成为美国的当务之急。既然如此，我们就不能再对上述明显的矛盾置之不理了。我们正面临着一系列的危机，比如，日本人的下一步行动是什么？在不攻打日本本土的情况下，日本是否会投降？我们是否应该直接轰炸日本的皇宫？从日本战俘身上，我们可以获得哪些有用的情报？我们对日军和日本本土人民应采取何种宣传策略，才能既挽救美国人的生命，同时又能削弱日本人那种顽固抵抗的意志？对于这些问题的答案，即使是那些所谓的“日本通”也会各持己见。如果战争结束，为了维持秩序，我们应该对日本人实行长期的军事管制吗？我们的部队是否准备要在日本深山老林的要塞中与那些疯狂的顽固分子决一死战呢？在国际和平到来之前，日本会不会发生一次类似法国或俄国式的革命？如果发生，谁将是这次革命的领导者呢？如果没有发生革命，那日本民族是否将会灭亡？对这些问题的判断肯定是千差万别的。

1944年6月，我奉命研究日本，要求我尽量使用一个文化人类学家所能使用的一切研究方法，尽早了解日本民族的真实面目。同年夏初，美国对日本开始了大规模进攻。[5]许多美国人都认为美日战争可能还将持续三年，或许十年，以至更长的时间。而在日本，民众们则认为这次战争可能会进行一百年。他们说，美军虽然取得了局部胜利，但是新几内亚岛、所罗门群岛距离日本本土还有几千英里之遥！而日本官方的公报和媒体几乎不承认日本海军的失败，日本民众仍旧相信他们将会是最后的胜利者。[6]

然而，战争形势在6月之后发生了变化。盟军在欧洲开辟了第二战场，两年半以来，盟军最高司令部一直将欧洲战场在军事上置于优先考虑；现在由于对德国战争的胜利已经近在咫尺，这种战略已无必要。在太平洋战区，我军已在塞班岛登陆，这是一场预告日军最终将要彻底战败的重要的战役。[7]此后的一段时间里，我们的部队便逐渐与日军短兵相接。并且从以往在新几内亚岛[8]、瓜达尔卡纳尔[9]、缅甸[10]、阿图[11]、塔拉瓦[12]、比亚克[13]等地与日军的战斗中，我们已清楚地知道，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极端可怕的敌人。

因而，到了1944年6月，对于我们的敌人——日本民族，我们有许多许多疑问需要解决。不仅涉及军事、外交方面的重大方针政策，还为了在日军前线散发宣传单，我们需要获得有深刻的洞察力的答案。我们必须了解日本正在全力以赴进行的战争，不仅要了解东京当局的目的和动机，了解日本漫长的历史以及有关它经济、军事实力方面的统计数据，我们还必须了解日本政府对其国民的期望程度，了解日本人的思想和情感习惯，以及这些习惯所形成的模式；我们必须了解这些行动、想法背后的制约因素；我们必须抛开美国人采取行动的那些前提，并尽量避免得出那些认为美国人和日本人在一定情况下会做出相同的事情的草率结论。[14]

我的任务是艰巨的。美日两国正处于交战状态。[15]在战争中，将一切责任都归咎于敌手是很容易的。但是，试图了解敌人的人生观却困难得多。然而，这也正是我进行研究的目标。我们需要搞清的问题是，日本将采取何种行动，而不是我们处在他们的境地会如何行动。因而，在研究中我告诉自己必须把日军在战争中的一切行动都看做有价值的资料来加以分析和利用，而不是将它们视为不利的条件。[16]我应该把日本发动战争这个事件当做一个文化问题而不是一个军事问题来研究。日本人在战时的行为与和平时期一样，也自有其特点。那么，日本人对待战争的态度，反映了他们哪些特殊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模式呢？他们的领导者在鼓舞士气、消除疑虑、在战场上调度士兵——所有这些都表明了，他们把什么视为在战争中可利用的优势。我必须认真研究战争中的各个细节，只有这样才能逐步发现日本人的真实面目。

但是，美日两国正在交战，这一事实难免对我的研究造成不利影响——这意味着我必须放弃实地调查，而这种调查往往是文化人类学者最重要的研究工具。我无法到日本去，也无法居住在日本人的家庭中去亲自观察他们日常生活中的各种艰难困苦，并区分哪些是关键性的，而哪些不是关键性的问题；对于他们进行决策的复杂过程，我无法亲眼目睹；我无法观察他们是如何培养下一代的。一部有参考价值的书就是人类学家约翰·恩布里所著的《须惠村》，这是他在实地研究一所日本乡村之后的成果。但是那本书却未能解决我们在1944年所遇到的许多关于日本的问题。

尽管困难重重，我却相信，作为一个文化人类学家，还是可以利用一些研究方法和技巧，至少我可以利用文化人类学家最为信赖的方法——即与被研究的民众进行面对面接触来进行研究。在美国有一些在日本长大的日本人，我可以询问他们的自身经历，了解他们是如何进行判断的。而且，他们的描述能够极大地弥补我知识中的很多不足。[17]我想，这些知识对每一个想了解其他文化的人类学家都是必不可少的。当时，从事日本研究的其他社会学家则是通过图书馆，分析历史事件或统计资料，并从日本人的书面或口头宣传资料中寻求其答案。但我确信，他们所寻求的一些问题的答案，是隐藏在日本文化的规则及其价值之中的。因此，如果不对生活在那种文化中的人进行研究，就很难有令人满意的收获。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不去查阅资料，或者不向曾在日本生活过的西方人请教。参考许多有关日本的文献以及倾听曾经在日本居住过的西方日本专家的意见，使我的研究工作具备了优势。对于那些研究亚马逊河发源地或新几内亚高原等地的人类学家而言，他们不具备这个优势，因为这些民族基本上没有文字。如果不能使用文字，这些部落就无法用语言来表现自我。而且，西方人士对这些地域的评述很少；即便是有，也大都是蜻蜓点水，没有人知道这些民族的历史。这意味着，对于进行实地调查的学者们而言，他们必须在没有任何先行学者的帮助下，探究这些民族的经济生活方式、社会阶层状况以及宗教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而我在研究日本的过程中，却有许多学者的研究成果可以利用。在古旧的文献当中，有许多对现实生活细节详尽的描述：西方学者详细而生动地记录了他们的经历，日本人自己也撰写了不少展示自身不寻常的书。与其他的东方民族不同，日本人有强烈的自我描述的冲动，他们既写生活琐事，也描写他们宏伟的全球扩张计划，他们的坦率程度实在令人惊讶。当然，他们并没有进行全面描述，就像其他任何一个民族一样，日本人对自己进行描述时，经常会忽略一些关键性的内容，可能他们太熟悉这些东西了，就如同呼吸的空气，已经视而不见了。美国人在描写美国时也是一样。尽管如此，日本人仍然是比较喜欢自我展示的。

如同达尔文在创立物种起源理论时采用的阅读方法一样，我阅读这些文献时也特别注意分析那些令我费解的东西。比如我如何才能理解议会演说中那众多的概念？日本人为什么会对无足轻重的事情进行强烈的谴责，而对骇人听闻的暴行却如此轻易地容忍？[18]是什么心理在支持着这种态度？我一边阅读，一边不断地问自己，“这种场景的症结何在？”“要了解日本文化，我必须具备什么样的知识？”

另外，我还看了不少在日本编写和拍摄的影片：包括宣传片、历史片以及描写东京及农村现代生活的影片等等。之后，也和看过这些片子的日本人进行详细的探讨交流。与我不同，他们都是以日本人自身的眼光来看待电影中的男女主角及反面角色。[19]当我不甚了解其中的一些内容时，他们显然却不会如此。而且，我和他们对电影情节、动机的理解也不一样，他们是从电影的构建方式来理解。这就像阅读小说一样，我和在日本长大的日本人在对内容的理解上就有很大的偏差。在这些日本人中，有些人乐于维护日本的风俗习惯，有些人则痛恨日本的一切，很难说我从哪类人中获益最多。但他们所认定的规范自我的情形却是一致的，不论他们对这种价值观是欣然接受，还是痛加排斥。[20]

如果人类学家直接从他所研究的文化中的人们身上搜集资料并寻求问题的答案，那么，他也就是重复所有有才能的在日本生活过的西方观察家们所进行的研究。如果这只是一个人类学家所有的工作的话，那他不可能对现有的研究成果做出有价值的贡献。由于文化人类学家受过专门的训练，因此才获得了某些特殊能力。正是由于这些能力，所以花费一些时间试图对这个已经拥有众多学者和观察家的领域做出新的贡献是值得的。[21]

人类学家已对亚洲和太平洋的一些文化有所了解。日本文化中有一些社会风俗和生活习惯甚至与太平洋岛屿上的原始部落的风俗和习惯是极其相似的。比如，有的是和马来西亚的相似，有的是和新几内亚的相似，也有的是和波利尼西亚的相似。根据这些相似的内容来推测古代的移民或相互交流的情况是一项很有趣的工作，但我认为了解文化相似性的价值不在于研究这种可能的历史关联，而在于借助于这些相似点或差异获得了解日本人生活方式的线索。[22]我对亚洲大陆的暹逻、缅甸和中国文化也多少有些了解，正是这些民族创造了亚洲伟大的文化遗产，因而，我也常常把日本文化与这些民族的文化进行比较。在有关原始民族的研究中，人类学家也反复说明，这种文化之间的比较具有何等的价值。一个部落可能有90%的正式习俗与邻近部落相同，但却有可能对这些习俗进行修改，以适应与周围任何民族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在修改过程中或许会排斥某些基本习俗，尽管他们在整体中所占的比率非常小，但也正是这一小部分差异最终决定着该民族的未来独特的发展方向。对于一个人类学家来说，最有益的就是研究这种在整体上具有许多共性的民族间的差异。[23]

同时，人类学家还必须使自己适应自身文化与其他文化之间最大程度的差异。[24]要解决这一特殊问题，人类学家必须改进研究技巧。他们凭借经验知道，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遇到某些情况并需要做出判断时，思考方式则因不同的部落和民族而不同。在一些北极乡村或热带沙漠地区，我们会发现一些以血缘责任或金钱交换为基础的部落习俗，即使对于最具想象力的人类学家而言，也难以理解。人类学家必须针对这样的问题进行详尽的研究和调查，不仅要调查血缘关系和交换关系的细节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弄清这种习俗对部落行为的影响，以及每一代人如何从小就受到这些习俗的制约，从而将祖先的传统世代相传下去。

应该对这种不同文化间的差异、制约及其后果进行专业探究，并将其应用于研究日本的过程中。现在，人们都意识到了美日两国在文化上根深蒂固的差异，甚至关于日本还出现了这样一种说法：认为凡是我们所做的事情，日本就一定会反其道而行之。如果一个研究者也相信这种观点，并且简单地认为这种差异是如此之大，以至于难以了解这个民族，那将是非常危险的。人类学家根据自己的经验能够充分证明，即使存在最奇异的差异，也不会阻碍研究者对这种文化的理解。与其他社会科学家相比较，人类学家应更好地把差异作为一种有价值的资料来利用，而不是当做不利条件来看待。从表面来看，制度和民族之间的差异表现越是离奇，人类学者就应更加关注。在研究当中，人类学者不应只注意少数几个特别挑选出来的事实，而应该进行全面调查，对于所研究部落的生活方式当中的任何细节，他都不能视为理所当然。如果一个人未受过比较文化方面的训练，那么在研究西方国家时，他往往会忽视许多整体行为，并将很多事情都视为理所当然，而对于日常生活中的许多细小习惯以及人们对熟悉事物的一致观点却不进行研究。他不明白，正是这些习惯和普遍接受的说法渗透着该民族的整体特性，并且影响着这个民族的未来，其作用已远远超过了外交官所签订的各种条约。

人类学家必须开发研究日常琐事的技术，因为被研究的部落中平凡的事情，也许会与研究者本国的习俗截然不同。人类学家如果要理解某一部落最恶毒的一面，或是另一部落最胆怯的一面，或是他们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是如何应对、如何感受时，他就会发现必须进行认真观察，并认真对待细节；而人们在研究文明民族时却常常忽略这一点。人类学家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些细节是至关重要的，并且也要懂得如何去挖掘。

这种方法也同样适用于研究日本文化。只有对一个民族中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琐事进行高度关注，人们才能充分理解人类学家所提出的前提的重大意义，即：不论是最原始的部落还是最先进的民族，个人都是从日常生活当中进行行为的学习。不论他们的行为或观点是如何怪异，个人的感觉和思维方式往往总是与其经历有关的。越是对日本人的某种行为迷惑不解，我就越认为在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中，一定是有某些最普通的事件造成了这种奇特的行为。越是深入研究日本人的日常生活小事，我的研究就越有价值。人正是在日常生活中进行学习的。

作为一个文化人类学家，我也是从下述前提开始进行研究的，即最孤立的行为之间也存在某种系统的联系。我十分重视数以百计的细节如何形成了一个总体模式。一个社会必须为自身的生活方式设计某种模式，对某些情况的处理方式和评价方法表示认同，那个社会中的人便会把这些解决方法视为全世界的基本理论。无论有多大困难，人们都试图把这些公认的处事方式融合起来。人们既然接受了赖以生活的价值体系，就一定要在个人的生活中按照相同的价值体系来思考和行动，否则就势必陷于无效和混乱当中。[25]他们将力求保持统一，并建立了一些共同的原理和动机。必须要有一定程度的和谐，否则整个体系必将崩溃。

经济活动、家庭行为、宗教仪式以及政治目标就像齿轮一样都相互配合在一起。如果一个层面发生的变化比其他层面更加迅速，其他层面就会感到巨大的压力，而这种压力本身正是来自一致的需要。[26]在没有文字的社会中，对权利的追逐不仅表现在宗教仪式上，也体现在经济交往以及与其他部落的关系当中。后来，一些文明民族拥有了书面文字，教会必然会保留关于历史的记录；而没有书面语言的部落却不能够这样做。但是，随着人们对经济和政治权利的逐渐认可，教会逐渐在一些领域放弃了自己的权利。虽然保留了记录，但内涵已发生了变化。[27]宗教教义、经济和政治活动不再局限于各自的领域之内，而是超出了各自的范围，互相汇合，以至难以分开。真理就是这样的：研究者越是把他的调查研究扩展到有关经济、宗教、性生活乃至婴儿抚育等领域，就越能了解他所研究的领域；就越能有效地在生活的任何领域提出假说，并搜集资料，获得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就越能把任何民族在政治、经济、道德上的要求理解为他们从社会经验中所学的思维习惯和生活方式的表现。因此，在这本著作当中，我并没有专门论述日本的宗教、经济生活、政治或家庭，而是研究了日本人关于生活方式的观点。同时，它也描述日本人在表露自我时的一些观点。本书主要探讨日本何以成为日本民族的原因。

二十世纪的一个弊端是，各国之间由于缺乏了解而彼此相互误解。我们不仅对于日本何以成为日本民族的原因仍然有一些模糊不清甚至是偏颇的观念，而且对美国何以成为美利坚民族的原因，法国何以成为法兰西民族，俄国何以成为俄罗斯民族等问题均是如此。有时，纠纷仅是毫厘之差，而我们却担心是无法调解的分歧。而当一个民族根据自身的整体经验、价值体系，在思想上形成与我们的设想截然相反的路线和方针时，我们却大肆谈论共同的目标。我们根本没有寻找机会去了解他们的习惯和价值观。如果去了解，我们也许会发现，某一行动方针不见得有多糟糕，只是因为我们不了解它。[28]

我们不能完全相信各个民族关于自身思想和行动的观点。每个民族的作家都在试图描述他们自己，但这却并不容易。任何民族在观察生活时所使用的镜头都不同。人们很难意识到自己是通过这种方式观察事物的。[29]任何民族都把这些视为理所当然，对任何民族来说，他们所接受的聚焦方法和视点形成了自身的人生观，这仿佛是上帝安排好的风景。我们从不期望戴眼镜的人自己会了解镜片的度数，也不能期望各民族会分析他们的世界观。当我们想了解眼镜时，我们就训练一位眼科医生，他就会写出眼镜的度数。无疑，将来我们也许会认识到，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任务就是为当代世界各个民族提供类似眼科大夫那样的服务。

这项工作既要求具备某种硬心肠，又要求持有一定的宽容心。有时，一些善意人士指责所谓的强硬心肠。这些“世界大同”的鼓吹者们希望使全世界的人们相信：无论“东方”和“西方”、黑人和白人、基督教徒和伊斯兰教徒，他们之间的差异都是表面的，所有人的想法都是相似的。这种观点有时被称做人类的“手足情谊”。[30]但我对此观点却不理解，为什么信奉“手足情谊”，而不能说日本人有自己的生活方式，美国人有自己的生活方式？看来这些软心肠的先生们似乎将自己的好意基于这样的理论——全世界各民族都是一张底片印出来的。但是如果将这种一致性作为尊重其他民族的条件，就好比要求自己的妻子或儿女要同自己一模一样，这是一种非理性的要求。硬心肠的人认为必须存在差异，而且他们也尊重差异。他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安全的世界，它能够包容各种差异。美国可以是纯粹的美国而不威胁世界和平；对于法国、日本也是如此。[31]如果研究者不相信文化差异就像是悬在人类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企图以外部压力来抑制不同社会的区别，那么他所作的研究无疑是荒谬的。同样他也无须担心采取这种立场就会使世界停滞不前。鼓励文化上的差异就能够产生一个动态的世界。英国在伊丽莎白时代之后是安妮女王时代和维多利亚时代，而并未丧失其英国的特点。正是因为英国人一直保持自己的特性，不同的标准和民族气质才能够世代相传。[32]

对民族间的差异进行系统研究，需要一定的硬心肠和宽容心。只有信仰坚定的人，才能异乎寻常地宽容，宗教的比较研究才会蓬勃发展。这些人也许是耶稣教徒或阿拉伯学者，或是不信教的人，但决不是狂热者。如果人们还在保卫自己的生活方式，并且只相信自己的生活方式是世界的唯一解决办法，文化的比较研究就不会繁荣。这种人决不会懂得，对于其他生活方式的了解，将会增强对自身文化的热爱。他们不能使自身获得愉快和丰富的体验。他们是如此坚守自己的文化，以至于别无选择，只能要求其他民族采纳他们的特殊解决方法。作为美国人，他们就强求其他所有的民族接受我们自己所喜欢的信念。[33]但是，对于我们所要求的生活方式，其他民族是难以接受的。这就像我们无法学会用十二进位制来代替十进位制进行计算，或者无法像东非某些土著居民那样学会单腿站立进行休息。

因此，这是一本阐述日本人习惯的书，而这些习惯在日本是人们所期望和认为理所当然的。它将谈及在哪些情况下，日本人希望能够得到礼遇，在哪些情况下则不希望；他们何时会感到羞愧，什么时候会感到尴尬，等等。本书所论述内容的最理想、最权威的证据，恐怕就是那些无名的、身份多样的街谈巷议者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人都曾亲自置身于那些特定的场景之中，而是说他们都会承认在那种情况下他们会如何行事。[34]研究的目的就是要描述日本人心灵深处的思考、行动的态度。也许这个目标最终不能实现，但这是研究的理想目标。

在研究的过程当中，研究者将很快发现这样一个问题，即材料的增多并不能保证一些现象确定性的增加。譬如，对于一个人应在何时向谁行礼，就没有必要对所有的日本人都进行统计研究。任何一个日本人都可以向你解释这些公认的习惯性行为，只需要一些人证实一下，而没有必要通过成千上万的日本人获得相同的信息。[35]

如果研究者试图发现日本人生活方式赖以建立的前提，这项工作就远比统计证实艰巨得多。他所需要迫切了解的问题是，日本人如何用这些公认的习俗和判断来观察生活；他还必须解释日本人的一些观点是如何影响他们观察人生的出发点和角度；同时他还必须努力使美国人也能够理解，他们从完全不同的出发点来观察人生。在这种分析工作中，最有权威的证据并不一定是“田中先生”——这是普通日本人的代称。[36]因为“田中先生”并不能清楚地表明自己的观点；并且在他看来，为美国人写的那些解释无疑是多余的。

美国人在对社会进行研究时，很少研究建设文明民族的文化所依赖的各种前提。大多数的研究者都认为这些前提是不证自明的。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大都只关注观点和行为的“分布”，他们经常使用统计法来进行研究。通过对大量的人口调查资料、调查问卷的答案、访谈者的回答、心理测试等等，进行统计分析，想从中推导出某些因素的独立性，或者是相互依存关系。在舆论领域进行调查时，可以通过科学地选择人口样本，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民意调查。这种有价值的技术现已在美国发展成完善的体系。通过这种方法，就可以计算出某一公共职位的候选人或某项政策的支持者或是反对者的人数，支持者或反对者又可以按乡村或城市、收入高低、共和党或民主党来进行分类。美国是一个实行普选的国家，由人民的代表起草并且颁布法律。因此，上述调查结果具有实际的重要意义。[37]

美国人可以进行民意调查，并掌握调查情况。他们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有一个十分明显却无人提及的前提：那就是他们都了解美国的生活方式，并且认为它是理所当然的。通过这种调查往往能够增强我们已有的认识。如果想要了解一个国家，首先必须对这个国家人民的习惯和观点进行系统而定性的研究，然后再使用投票的方式，这样才能产生良好的效果。[38]通过仔细的抽样调查，可以了解支持和反对政府者的数量。[39]但是，如果事先了解他们对国家的观点，抽样调查结果又能给我们提供什么信息呢？只有了解了他们在这方面的观点，我们才能够懂得各种派别在街头或国会中为何争论。与标志着各政党实力的数字相比，公众对政府的观点更加具有概括性，而且也更持久。在美国，不管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都认为政府是一种无法摆脱的罪恶的东西，它限制个人的自由。除非在战争时期，否则对美国人而言，政府官员的社会地位并不比其他在私人企业中的人员的地位高。[40]与日本人相比，美国人民在国家观念上的差别是如此巨大，甚至与欧洲许多国家也大不相同。日本人的国家观念是我们首先需要了解的东西，还有这种观念是如何反映在风俗习惯上，如何反映在对成功者的评价中，如何反映在日本民族历史的神话中以及庆祝民族节日的祝词当中。[41]通过系统的研究，我们可以从这些间接的表现中了解日本人的国家观念。

在研究选举时，我们往往能够知道赞成票、反对票各占百分之几。同理，对某一民族基本的生活观以及他们所认可的解决问题的方式，我们也应进行谨慎、详细的研究。日本的基本生活观点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当然，我发现了一个现象，那就是如果我们认识到了西方人与日本人的人生观的差别并了解他们所使用的一些范畴和符号，那么西方人就不会再对那些日本人行为中充满矛盾的东西而感到奇怪了。我开始明白到，对于一些急剧变化的行为，日本人为什么会将它们看做是和系统本身一致的组成部分。我能够说明其中的原因了。当我与日本人一起工作时，那些原本令人感到奇怪的词句和观点，现在却具有了重大含义，并且充满了长久积累的情感。西方人所理解的道德观、罪恶观与日本人有着巨大的差异。他们的体系是独特的：既不属于佛教，[42]也不属于儒教，[43]而是日本人自身独有的，既包含了日本人的长处，也包含了其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