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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发生在卢旺达小镇尼亚马塔的大屠杀开始于1994年4 月11日上午11点,一直持续到5月14日下午2点。这期间的每一天,从上午9点30分到下午4点,胡图族民兵和平民在尼亚马塔的山岗上屠杀图西人。当地约六万名图西人,有近五万死于屠刀之下。

大屠杀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胡图人为什么要这样屠杀图西人?屠杀过后,他们该如何继续生活?带着这些问题,哈茨菲尔德来到卢旺达,住在当地人身边,经过长达十四年的走访调查,采访了众多幸存者和屠杀者,力图从多个角度还原大屠杀的真相,理解这场发生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人类浩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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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爸爸曾是鲁亨盖里的兽医助手。后来他和其他很多人一起被送到卡农贝(Kanombe)山上开垦荒地,靠自己的双手挣生计。在卢旺达,种地是一件用不着学习的事情,自然而然就会了。如果你一时没有更好的事情去做,那就挥起锄头去耕地。

当我的父母跨过尼亚巴隆戈河时,灌木丛中已经零散地有些当地胡图人了,他们完全没有恶意。这些人完全不知道在国家其他地方正在酝酿的混乱,他们看待避难者的目光还是非常平和的。

在卡农贝,我家刚好有两个男孩和两个女孩。我们住在一间稻草屋中。白天去上学,得在灌木丛中步行差不多20公里。周日自然就要用来开垦土地。我上了小学和中学,然后成为一名教师。后来我结婚了,我和家人及妻子就下了山,住在尼亚马塔市中心,因为山上的耕地已经人满为患了。

那时,尼亚马塔有非常繁荣的集市和坚固的教堂,已经完全超过“村镇”的级别。房屋建得很快,街道也被大修过。这里有各类生意,有前往基加利的小巴站,有售卖本地饮品和进口啤酒的酒吧,有一所中学,有一家简朴的宾馆,还有带漂亮草坪的文化中心。尼亚马塔很有希望发展成一个城市,有人甚至觉得,抛开极度干旱不说,它可以发展成一个省会。那时图西人比胡图人稍微多一点点,我们在这里生活得很惬意。

但后来,快到1992年的时候,政治毁掉了这一切。民兵和政客从基加利来到这里,带来了不祥的预兆。一位胡图族镇长甚至因为拒绝抓捕图西人而被杀掉。因为害怕受伤,我们也不再常去酒吧碰面来往,但在工作中或路上遇到都还保持正常交谈。1994年,和所有人一样,我也嗅到了灾难即将到来的焦灼味道。如果我们不是某个政治派别的成员,都不敢随便进入酒吧。我们图西人就只去图西人开的店里,消停地喝我们的佩里姆斯啤酒,就很满足了。

我记得屠杀发生的几周之前,有一天晚上,我和一个跟我是邻居的胡图族同事一起下班回家。我们谈论政府军和叛军在阿鲁沙(Arusha)签订的协约,谈论我们对政治的担忧。在半山腰,他停了下来,看着我,对我说:“伊诺桑,你们要被屠杀了。”我反驳他:“不可能,我不相信。我们会再次受苦,但肯定能拯救自己。”他对我重复一遍说:“伊诺桑,听我说,我必须要告诉你,你们都会死。”后来,我在街上又碰到这个同事,他坐在加科军营的军用卡车里到处溜达,用手指出要屠杀的人家。他看到了我,却只是继续做他的工作。

哈比亚利马纳的飞机坠毁的第二天,白天我们还照常上课,但晚上,由于担心有袭击,我们都睡在灌木丛中,远离居住区。4月11日上午,尼亚马塔镇上传来一阵特别大的喧闹声。一些士兵开始在街上开枪扫射了。很快,他们发现人们并没有什么反抗,于是就不再浪费子弹了,加入已经冲上去开始砍人的联攻派民兵之中。他们从富商开始下手,因为他们一门心思地想发财。

慌乱中,一群人冲向了镇政府。我们聚集在院子里,等待政府的保护声明,等了两个小时。镇长穿着蓝色的正装出来了,对我们宣布:“如果你们回到家里,他们会杀掉你们;如果你们逃到灌木丛中,他们会杀掉你们;如果你们待在这儿,他们也会杀掉你们。不过你们得离开这儿,我可不想政府门前血流成河。”妇女、儿童和最弱势的人开始往教堂走。我在想:“局势已经变了,在那儿肯定也会被杀的,无论如何我都不想死在教堂里。”于是我漫无目的地跑了一整天。晚上在树林中过夜,第二天到了卡云巴。那儿离尼亚马塔两三公里远,我们看到6,000多个身体健全的人,在桉树林中等待着未知的命运。

教堂大屠杀那天,我们在卡云巴山上听到了榴弹爆炸的声音,看到了浓烟。我的妻子和孩子就躲在那儿。四天之后,我在树林里遇到一位避难的大妈,她对我说:“伊诺桑,有一个坏消息。我在教堂一片混乱的时候遇到了你的妻子,根据我离开时候的情况看,我得跟你说,她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我很震惊,但还怀抱希望。我跟自己说:“如果没人看到她的遗体,那她就可能是成功逃脱了。”

时至今日,已经过去好几年了,但当我在街上看到跟她相似的身影,还是会吓一跳。带着错误的期待生活太折磨人了。现在我可以说,最让人难过的事情是,你不知道你的妻子、孩子是如何被杀死的,你没有亲眼看到他们的死亡,也不能将他们安葬,只能带着关于他们的记忆活着。

那时我没能带着妻子和儿子一起到卡云巴山上来,因为他们跑得不够快。我也没有跟他们一起去教堂,因为在习惯上教堂是留给弱势群体的。我想,我们就要死了,但还是要努力多活两三天。所以我们分开了。

但我们分开还有另一个原因,解释起来有点复杂,但我得说明。当家里所有人都要死去而你却束手无策,不能拯救你的爱人或减轻她的痛苦,反过来她也是如此时,那还是不要死在一起的好。我可以说得再具体一点。如果你不是先死去的那一个,你就会听到你的爸爸、妈妈、妻子和孩子的哭喊声,如果你不能施以援手,甚至不能让他们更痛快地死去,那么当你临死时,你们之间那些美好的时光和记忆就都会被毁了,因为你会为出现这种远超能力范围的局面而感到特别内疚。在临终的最后一刻,羞愧的感觉会吞噬你,会压倒爱、忠诚等所有这些美好的感受。生死边缘,她曾带给你幸福时刻的记忆甚至都会被剥夺。所以我想,当我们被砍死的时候,不在对方眼前,这样会比较好。

* * *

卡云巴山上的情形急转直下。我之前说过,那是一片桉树林。跟沼泽地里茂密的纸莎草不同,桉树很高大,树和树之间的空间也大,人完全可以藏身其中。所以,山脚下被联攻派民兵包围了。早上,他们排着队唱着歌上山,叫嚣着开始这一天的狩猎。你如果想脱逃,就得在9秒内跑出去100米,钻进树丛,逃跑一整天,不敢有一丝懈怠。

他们经常设下一些陷阱。比如,他们一部分人悄悄地藏在一个地方,另一些人则突然出现在我们身后,像赶羚羊一样把我们逼向他们藏好的地方。这样,他们就能杀掉我们更多的人。有点像在乞力马扎罗(Kilimandjaro)山上游猎,只是没有照相机而已。所以,你要一直跑,丝毫不能放松警惕,还得习得一些类似的技巧。

就像我说的,联攻派民兵是很狡猾的。所以你得有更狡猾的对策。当我们听到他们又喊又唱地上山时,我们让他们一直走到离我们差不多200米的地方。这个距离,箭是伤不了人的。于是你就假装逃跑,但实际上你要快速跑个半圆,绕过他们。这样一来,他们还在继续追捕那些跑得不够快的人和沿直线逃跑的人,而你已经绕到他们身后,就可以好好休息一下。两三个小时之后,新的袭击小分队会上山来了结那些受伤的人,你就再次绕到他们身后。腿脚灵便的年轻人就是这样大步流星努力自救的。至于其他人,就只能沿直线逃跑了,为了多活一会儿,直到跑得喘不上气。

将近下午4点,那些坏人就回到城里了,因为他们怕黑。晚上,我们在山上能听到他们唱歌喝酒、寻欢作乐的声音。我们似乎看到不远的将来,他们住进最舒服的大房子,微风送来阵阵烤肉的香气。而我们,白天在地里耕种,晚上在雨中露宿。

第二天,他们再次唱着歌上山来,开始一天的狩猎。我们为了给彼此勇气,就聚成小团伙一起逃跑。碰上埋伏的人,被杀死了;扭了脚的人,被杀死了;发烧或者拉肚子的人,也被杀死了。每天晚上,树林里总有十几个死人和垂死之人。

我们还面临另一重灾难。山上缺少容器,所以即使当时正值雨季,我们也得不到饮用水。一开始,我们还能在屋顶的瓦楞铁板上找点积水喝。但后来,胡图人把房顶都拆下来拿走,去加固他们城里的房子,于是我们就没法收集雨水了。我们只能去舔湿的树叶。我们不同于沼泽地里的同伴,没有那样的湿润洼地。一整天的奔跑结束后,幸存的人一旦停下来,就会觉得渴得要命。在那样一个雨水旺盛的时节,却有越来越多的人因干渴而死。

在树林里,我们因为熟识或者碰上了而聚在一起。我们没法洗漱,所以全身都是泥。有的妇女丢掉了缠腰布,有的女孩把内衣裹在头上防晒。还有的人伤口都化脓了。晚上清静下来的时候,我们就互相帮忙捉捉虱子、擦擦身子。但我们从来没觉得这羞耻。我们都承受着一样的负担,也从不觉得谁干净就会显得其他人很脏。甚至有时候我们还想着法儿互相逗乐。比如,一位妈妈在你身边坐下,给你捉虱子,跟你说“看看你,这么脏,都不知道你还是不是黑皮肤了”,或者类似的玩笑。唯一重要的事情,就是让自己活得久一点点。

有时在山上,我们看到胡图人在尼亚马塔大吃大喝,像举办婚礼一样。于是我们终于敢高声说话:“只要不杀我们,就算让我们在这里像动物一样苟活到最后,那也是可以接受的,即使他们要霸占我们的房子,杀掉我们的奶牛,也没什么,只要不再杀我们就可以。”

人类心里都藏有想要活下去的神奇动力。我们死得越多,我们越是准备好随时死去,却也跑得越快以使自己多活一刻。哪怕是那些折了胳膊断了腿的人,他们也会为了多活哪怕一个小时而要点水喝。我没法解释这种现象。这不是动物的本能反应,动物想要生存,因为它甚至不知道自己会死去,它不知道死亡意味着什么。用一个不恰当的说法,对我们而言,想要活下去是一个可怕的原始欲望。

* * *

不过我想,看到我们像野人一样活着,有助于胡图人——尤其是那些并非出于仇恨而杀人的胡图人——更容易地屠杀。

有一天,我们一群人撞上了三个胡图人。他们不小心掉队了。他们坐在树叶上,被我们围在中间。我们当中有个人在逃跑时会随手捡起地上掉的箭。于是我们说:“这下好了,角色互换,换成是我们杀你们了。”一个老者向我们求饶:“别,别,求你们了,别杀我们。”我问他:“凭什么?你们整天追杀我们,现在你倒要哭着喊着让我们别杀你?”他解释说:“这不能怪我。是镇上要我们这么做的,所有这些事儿都是他们强迫我们做的。”我质问他:“如果你说的是真的,那你为什么不能到这儿来歇一天,而不是从早到晚杀人,然后精力充沛地回到尼亚马塔?为什么那么听上面人的话?”他回答:“这是个好主意,但我没想过。”我火冒三丈,大喊道:“你竟然没有想过你可以不杀我们吗?”

他回答:“没有,因为一直都在杀人,没想到去考虑你们。”

现在我相信,这个胡图人心里并不是野蛮残暴的。我们一直无休止地悄悄逃跑,趴在地上翻找木薯,身上爬满虱子,我们如集市上的山羊一般被砍刀切开。我们活得不像曾经的自己,不像人类,而是像动物。而胡图人,他们也习惯把我们看作动物,就像对动物那样围捕我们。但其实,是他们变成了动物。他们为了可以更痛快地杀人,剥夺了图西人的人性,但他们因此变得比灌木丛里的动物更野蛮,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杀戮,也不知道自己因此而变得疯狂。一个联攻派民兵追上一个图西族的孕妇时,会先用刀划破她的肚子。即使斑鬣狗也不会想到用它那锋利的牙齿做这样的事情。

在卡云巴树林里,我们聚在一起生活。我们不会互相偷窃,也没有任何争吵。有的人曾因为一些小事儿有矛盾,现在都抛诸脑后了。我记得有两次不愉快的争吵。一次是因为一个大个子男人,他每次发现有人靠近他的锅就恶狠狠地抱怨。另一次是一个小伙子,他因为妹妹挖地不利索,就辱骂她,还不给她吃的。但他俩只是几千人中的两个坏家伙,不会影响我们。

我们彼此挨着睡觉,即使洗了裤子,裸着身体,也不会想着互相乱摸乱动。我们不会想到性和性的快乐,因为白天见到了太多血腥。我们承受着同样的命运,面临一样的危险,我们可能就要死了,所以我们尽量让彼此的友谊保持得久一些。如今,我有时候想,如果世上的男人女人都能像我们曾经在卡云巴生活时那么友好,世界将会比现在美好得多。但这些团结一心的人都已经死了,甚至都没有被安葬。

我们现在认识镇上一些胡图人,他们为了逃脱死亡的命运,曾被迫杀死了自己的图西族家人。但有个图西人,他杀死了自己的族人,以此想要让自己活下来,这是几万人中唯一一个做出这种事的。这个人是“布盖塞拉运动”足球队的球员,很受欢迎;他揭发自己的邻居,以试图成为联攻派民兵;在前队友的引介下,他参与帮助杀人,想让自己逃脱被杀害的命运。联攻派民兵利用了他,最后又当街杀了他。

我们知道,自荐成为他们的同谋是完全没用的,因为他们不需要,也不会让任何人成为例外。那些留着用来强奸或做家务的女孩,只是被普通的胡图人占有,一旦被联攻派民兵发现了,他们立刻就会杀掉这些女孩,完全都不知会强占她们的人一声。在尼亚马塔,我只知道两个女孩得以从杀手家里逃脱出来。她们藏得很严密,我不细说了,以免暴露她们。

胡图人是铁了心要把我们都灭绝。我们呢,当我们被抓到时,什么都不会吐露,因为这根本救不了自己。有人吐露了熟人的藏匿点,他反而会被更残忍地杀害,杀手们以此来感谢他,他们乐在其中。所以,人们常常连一句话都没说,也来不及抗议,就死去了,唯一不可避免的只有痛苦的喊叫。似乎我们在被杀死之前就已经习惯死亡了。

记得有一天,我藏在一座建筑废墟后面。几个联攻派民兵进了那座建筑,发现了一家人。我听到棍棒打在背上的声音,还依稀听到一些呻吟。然后,他们又在一口井后面发现了一个孩子,那是个小女孩。他们开始砍她。我在藏身之处能听到所有的声音。她甚至都没有求饶求救,死前只是嘟囔了几个词,我觉得大概是“上帝”或者类似的词,然后就只是一些微弱的叫声。

为什么他们要把我们大卸八块而不是直接杀死呢?我觉得不是因为我们想逃跑而惩罚我们,也不是为了让还活着的人放弃逃跑,放弃整天躲避,放弃各种方式的自救。或者他们可能只是对很少一部分人这样做。那些浑蛋觉得无论如何他们都会把我们干掉的。

他们用特别野蛮残暴的方式砍我们,别无其他。他们当中一部分是正常的胡图人,这些人就用正常的方法杀人;有一部分是比较恶毒的人,就用比较恶毒的方法杀人,最常见的就是联攻派民兵;最后还有一种是极端恶毒的人,他们用极端恶毒的手法杀人。

每天早上,包括周日,猎杀我们的人沿着不同的路唱着歌上山,头上戴着帽子,肩上扛着刀。将近下午4点,他们聊着天离开,在桉树林中留下一两百具尸体。最先被杀的是老人孩子,然后是生病的人和虚弱的人,再然后是妇女和倒霉的人。有几群人曾试着半夜向布隆迪逃亡,但只有两个人幸存。一个人是个强壮的牧民,他反杀了要杀自己的人,后来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就到了布隆迪。还有一个人是泰奥内斯特(Théoneste),得益于千奇百怪的花招,他成功混进了灌木丛。

我们听说,在卡云巴,有几天晚上发生了自杀事件。其中一些是老人,他们从1959年起就饱经威胁,觉得已经受够了。一些是年轻人,他们不想被砍刀杀死,不想痛苦地向杀手求饶,更愿意投水自尽。但相比于沼泽地里自杀的情况,卡云巴算是很少了。一方面,我们白天已经见到了太多死亡,不想让它变得更多。另一方面是因为根本没有可用的、称手的东西来自杀。有一次,也是唯一一次,那天我特别难过,于是决定跳进尼亚巴隆戈河自杀。但路上突然出现了一队联攻派民兵,我不得不改变路线。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欠他们一条命。

在卡云巴,自杀需要极大的勇气、生气和运气。但常有大叔大妈,他们突然有一天就拒绝逃跑。有天早上,我和一个还很强健的大妈躲在一块岩石后面,当我们听到杀手们的喧闹声音时,我站起身,但她还坐着。我对她说:“快走,不然我们就被抓住了。”她轻声回答说:“伊诺桑,你走吧,这次我不想再跑了。”于是我跑走了,当我晚上再回到岩石这里时,她已经身首异处。

所以到最后,就只剩我们这些短跑选手了。一开始我们有五六千人,而一个月后,当爱国阵线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只剩20多人还活着。数字就是这样的。如果爱国阵线在路上再多耽搁一周,恐怕这个数字就会变成零。而且整个布盖塞拉都会变成一片荒漠,因为胡图人如此习惯于杀戮,那么把我们都杀光之后,他们恐怕会自相残杀。

我想对所有歪曲卢旺达大屠杀的人指出,如果胡图人不是那么想发财,可能早就成功灭绝了所有图西人。我们的幸运在于,他们把很多时间浪费在了拆房顶、搜房子和争夺战利品上。而且,当一队联攻派民兵洗劫一番后,他们就会搞个庆功会,大吃大喝,恢复体力,再抽个烟助消化,第二天还会放个假。

很多外国记者都说,啤酒和类似的东西在屠杀中起了决定性作用。不错,但和他们想象的作用是相反的。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很多人都将自己的幸存归功于佩里姆斯啤酒,我们要对它说谢谢。

我来解释一下。杀手们早上来杀人的时候不怎么喝酒,但晚上就会比平时喝更多的啤酒来犒劳自己,第二天他们就会有点精神萎靡。他们杀得越多,偷得越多,就喝得越多。可能是为了放松,或是为了遗忘,或是为了庆祝,但不管怎么样,他们白天砍的人越多,晚上喝的酒也越多,他们的计划就推迟得越多。所以,正是抢劫、酗酒这些琐碎的事情挽救了我们。

我们这些卡云巴的幸存者,如今会找一些不同的事情做。虽然时光流逝,但我们一直互相拜访,互相鼓励,回忆我们那时表现出的勇敢。经常去小酒吧的人会分一瓶啤酒喝,聊这些话题。我们一直搞不明白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

我发现,在非洲,民族越多的地方,我们谈论它也越多,那么它产生的问题就越少。在世界范围来说,无论你是白种人、黑种人,还是来自北极或丛林,都不会引起别人的不适。可是在卢旺达,在这里,你是胡图人还是图西人,这是件天大的事。在集市上,胡图人隔着50米就能认出图西人,反之亦然。即使在民族内部,承认两个民族之间的差异也是个忌讳。大屠杀将改变卢旺达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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