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的记忆之野》Epub-Pdf-Mobi-Txt-Azw3 下载在线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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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勃

8.7(3294人评价)

 

这本书写汉武帝时代，但不是全面介绍汉武帝时代。作者刘勃从《史记》的叙述之中，还原司马迁的处境，理解他对许多事件的视角。

 

在司马迁的见证下，汉武时期的儒臣、名将、酷吏、后宫、游侠、平民命运各异，他个人也成为舞台中的角色。

 

今人可能怀疑司马迁的视角和书写不够客观，但一个生逢盛世的品格正直、才华横溢、感情充沛的优秀人类的私人记忆，也仍然自有一种打动人心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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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游路万里

元朔三年（前126年），二十岁的司马迁壮游天下。

虽然此时他还没有入仕，但这次远游却承担着官方使命：他领有搜集天下散逸史书的任务。一路上，他乘坐的是汉朝政府提供的车辆。

远游对个人来说是巨额开支，但对汉朝官方来说，当然就不值一提了。汉武帝出手豪阔，无论是赏赐浴血奋战的将士还是夸夸其谈的方士，都毫不吝啬。从中国历史的高度着眼，为司马迁提供这种方便，是回报率最高的投资。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里这样记述自己的游历：

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峰，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

有几个问题值得注意。

第一，这段介绍了司马迁所到过的地方，但显然不是具体行程。因为从长安出发，先到江浙再到湖南再到山东，无论如何是不合理的。只有最后提到由山东经过河南回到陕西，是很正常的路线。

第二，司马迁没有说自己游历了多长时间。这个范围覆盖了汉朝的半壁江山，当时的交通条件下，时间不可能太短。由于司马迁不是简单的旅游，而是要查寻史料，访问风土人情，所以耗时可能相当长。学者推断这次游历的时间，短的认为一年多，长的认为可能有好几年。

第三，游历之中，司马迁最关心的人物，一是上古时代的圣王，二是春秋时代的圣人。具体说，是舜、禹和孔子。

当然，连带着也会探访到很多人物的遗迹。

屈原

“窥九疑，浮于沅湘”，这是去找传说中的大舜，而九嶷山、湘江、沅江，都是楚辞中经常出现的地名，自然也会让人想起一个熟悉的名字，屈原。

关于屈原，很多事情都是个谜，我们今天能读到的战国史料里，见不到他的名字。我们也不确定司马迁为屈原立传时，信息来源具体是什么⁹。但可以肯定的是，司马迁非常喜欢屈原，他找到屈原沉江的地方，“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

在司马迁的心中，屈原是什么样的人呢？从《离骚》《哀郢》这样的作品里，很容易感受到屈原对楚王强烈的忠诚与爱戴，司马迁也很有共鸣。后来司马迁评价自己的早年生活，说自己一直“求亲媚于主上”。对今天的许多读者来说，这句话未必很符合司马迁的形象，但形容喜欢以香草美人自喻的屈原，却再合适也没有了。

还有司马迁批评宋玉、唐勒、景差的话，“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面对犯错误的君王敢于直谏，是那时司马迁最推崇的道德勇气。年轻的他还不知道，这种勇敢究竟意味着什么。

战国四公子

作为游侠爱好者，司马迁当然会非常关注喜欢养士、被尊为大侠的战国四公子。

楚国的春申君黄歇应该是司马迁最不喜欢的一位。《史记•春申君列传》写得破绽百出，有些地方甚至可以用荒诞不经来形容。这一次在楚地的时候，司马迁游览了春申君当年的封地，只冷冷评价了一句：“宫室盛矣哉！”楚地当时算经济落后地区，大概春申君奢华的宫室建筑矗立其间，显得尤其刺眼。这当然也是批评春申君残酷剥削了楚地的民众。

薛（今山东滕州附近）是孟尝君田文的封地，司马迁在这里遭到了“困厄”。具体是什么凶险，司马迁没有说，但这件事显然让他对薛地有了极坏的印象。这里民风恶劣，和邻近的孔孟家乡形成鲜明对照。这是为什么呢？

司马迁找人打听，得到的答复是：孟尝君“招致天下任侠，奸人入薛中盖六万余家矣”。司马迁讽刺说：

世之传孟尝君好客自喜，名不虚矣。

显然是说孟尝君的门客，实在大多不堪得很。

赵国平原君赵胜生活在邯郸，司马迁这次没有去。司马迁说平原君是“翩翩浊世之佳公子也”，但这句非常文艺的好评之后，就是“未睹大体”“利令智昏”等吐槽，显然，司马迁对他也并不欣赏。

毫无疑问，司马迁最推崇魏国的信陵君魏无忌，连那篇传记的题目都是《魏公子列传》，显得亲近之极。而这种偏好，其实非常符合汉代的主旋律，汉高祖刘邦青年时代，简直可说是信陵君的粉丝，当皇帝之后，每次从魏国国都大梁经过，都要祭祀信陵君，还专门安排五户人家为信陵君看守坟墓。

司马迁见到的大梁城，是残破与繁华鲜明对照的景观：一百年前，面对大梁城坚厚的城墙，秦将王贲利用大梁地势低洼的特点，引河沟倒灌，最后城墙坍塌，秦国灭魏。所以司马迁见到的，是“故大梁之墟”。一百年时光的侵蚀，不足以削平高大的城垣，它仍然凸出于地表之上，但夯土会松软，掉落其间的种子可以生根发芽。所以，这是一个雄伟而草木茏葱的废墟，站在城墙下仰望，或者登上去把酒临风看残阳如血，历史的沧桑感会油然而生。

一百年的时间，修复社会创伤的能力又是惊人的。秦灭魏时，这里死了很多人；楚汉相争时，这里更是激战的沙场，所以死了更多人。但既然汉朝建立，和平来临，作为一个水陆交通枢纽，这一带又发展得欣欣向荣，人烟阜盛市井繁华。眼前的一切都似乎在提醒你，大一统是多么幸运的一件事。

司马迁终究不是信陵君的脑残粉。有人认为，如果魏王能够充分信任信陵君，国家就不至于削弱而终于灭亡。司马迁反驳说：

天方令秦平海内，其业未成，魏虽得阿衡之佐，曷益乎？

上天有意想让秦国扫平海内，它的事业没有完成就不会停止。不要说信陵君了，魏国即使得到商朝伊尹那样的辅佐，又有什么用处呢？

当然，秦朝的统一只是一个前奏，归根结底，秦是在为大汉铺路。

汉初功臣

在会稽山探访了大禹遗迹之后，司马迁北上去孔子的家乡，途中会经过淮阴，那是汉初第一名将韩信的家乡。

韩信和萧何、张良一起，被本朝太祖高皇帝刘邦称道为三位最了不起的功臣，后世并称“汉初三杰”。但是，和萧何、张良最后都得以善终，也有官方定调的正面评价不同，韩信的结局，是因为谋反的罪名而被处死于长乐宫，韩信最终成了叛臣。

不过司马迁生活的时代，舆论风气又有了很大的变化。开国元勋中，有一大批实权派人物都与韩信有并肩作战的经历，他们多半敬佩韩信，同情韩信。而杀害韩信的主谋又是吕后，恢复韩信的名誉，并不需要过分抹黑高皇帝刘邦。

所以吕氏家族被族灭之后，肯定韩信的功绩，认为他被冤枉的声量，不论朝野，都越来越大。司马迁时代，朝廷大约是采取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绝不公开为韩信翻案，但碰到官员和民众说韩信好话，也并不严厉禁止。

为韩信立传的时候，司马迁显然非常兴奋，他在淮阴本地搜集到很多韩信早年的传闻。韩信如此才华，却因为“贫，无行”而不能得到家乡父老推荐，无法到县廷谋一份差事。听到这个故事，司马迁可能很有代入感，毕竟这和自己的遭遇很像。而韩信宁可忍受胯下之辱也要将来成就一番事业的抉择，司马迁可能要到很久以后，才会真正明白。

从齐鲁西行回长安的途中，司马迁会经过刘邦的家乡丰沛。讨论楚汉相争的成败时，有一种流行的论调是，项羽任人唯亲，而刘邦能广纳天下人才。实际上，刘邦一样有任人唯亲的倾向，只不过不是看血缘，而是“亲不亲，故乡人”。韩信、彭越、英布这些后来加入的英雄，刘邦当皇帝后都铲除了，刘邦最信任的终究还是乡党，以至于现代研究者讨论汉初功臣的时候，发明了一个名词叫“沛县元从集团”。

这些人大多得到了善终，后代承袭爵位，但这些功臣之后也不可避免地越来越平庸，在政治大局中也越来越被边缘化。司马迁父子还认得他们中的一些人，总的说来可能印象不佳，连带着对当年那个创业集团，也不太瞧得上：

吾适丰沛，问其遗老，观故萧、曹、樊哙、滕公之家，及其素，异哉所闻！方其鼓刀屠狗卖缯之时，岂自知附骥之尾，垂名汉廷，德流子孙哉？（《樊郦滕灌列传》）

我到了丰沛，访问当地的遗老，观看萧何、曹参、樊哙、夏侯婴的故居，打听他们早年的事迹，所听到的真是令人惊异呀！当他们操刀杀狗或贩卖布匹¹⁰的时候，难道能够预料到，日后可以追随骥尾，垂名汉室，功德惠及子孙吗？

这句话大大贬低了这些开国功臣，以为只是沾刘邦的光而已。当然，已经是汉武帝时代了，对功臣的贬低实际上也是政治正确：这样正突出了伟大的开国帝王的作用。

二十岁的司马迁，有激烈和善感的一面，但少年时代的狂放不羁，已经收敛了许多，思想总的说来相当主旋律，是个符合时代需要的好青年。

统一的烙印

不管有多少感想，这次司马迁壮游天下，感受最深的，应该是“统一”。

不是天下一统，他不可能在如此广大的范围里如此安全地游历（毕竟值得一提的“困厄”只有一次）。

尽管天下各地风俗各异，但统一的痕迹无处不在。司马迁要获取上古圣王的信息，却要到南方去搜集材料，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舜和禹生平活动的重心，都在北方；当时的政治重心，当然也在北方。按照古老典籍《尚书•禹贡》的记录，天下分为九州，以冀州为中心，当时冀州的主要地区，是在今天的山西南部。

但是，司马迁时代的人们又普遍相信，舜和禹都是在南方去世的：

（舜）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五帝本纪》）

这句话里提及的地名，苍梧、零陵都在今天的广西，而九嶷山是广西和湖南的分界。

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夏本纪》）

会稽是指会稽山，在今天浙江的绍兴。传说禹曾在这里大会诸侯，会稽山上有个古怪的洞穴，禹曾下去探访过，所以称为“禹穴”。

九嶷山和会稽山，都是这次司马迁重点考察的对象。

交通和统治技术如此不发达的上古时期，北方的帝王死在如此偏远的南方或东南，今天的学者难免觉得不合情理。他们往往倾向于这样解释：这是当时的北方人和南方人一起修改自己记忆的结果。接受这个说法的话：北方先进的文化，可以覆盖更辽阔的疆域；而南方本来落后的地区，就同样也属于先进的文明。于是，南北双方，就有了可以共享的历史，也就可以更加和谐亲密地面对现在。

后来，司马迁跟随汉武帝巡游天下，又听到了更多关于黄帝的传说：包括尧、舜、禹在内的众多伟大人物，统统都是黄帝的后代。这张记忆之网，也就可以把当时人的已知世界，全部包罗在内。

当然，大家都愿意接受这样一种记忆，是因为这个年代，拥护统一的现实动力无比强大。

后世经常拿秦皇汉武并称，两位伟大帝王的性情与作风也确实有诸多相似之处，但一个至关重要的区别是，秦始皇时代与汉武帝时代，社会心态已经根本不同了。

战国诚然是乱世，史料中也动辄有斩首多少万的记录，但战国时代的战争大多局限在一定范围之内，没有不惜代价涸泽而渔的社会动员——前现代的大型战争，死于后勤工作的人远远多于死于正面战场的，战国这种战争方式，大大减少了人口损失。

所以两百多年的战国时代，天下人口还在稳步增长。现代学者估算，天下一统的前夕，人口已经有将近四千万。

秦始皇在短短十年之内，摧枯拉朽般扫平了六国，这个过程里，并没有死太多的人。然而统一天下有多轻松，统治天下就有多难。山东六国不论贵族还是平民，都可以不介意自己的国家被灭掉，却无法接受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大秦帝国各种改天换日的政策不断推出时，贵族丧失了特权，平民则生存底线都难以保障，于是诛暴秦，伐无道，重建美好旧社会的热情，在几乎所有人的心里爆发出来。

这一次新旧制度的对决，可能是人类历史上空前恐怖的灾难。亡秦战争打了三年，楚汉相争持续五年，刘邦终于登上皇帝宝座的时候，大汉的人口已经只剩一千八百万。短短八年，超过一半人死于战乱和由此引发的饥荒、瘟疫等各种灾难之中¹¹。

最热爱旧制度的六国贵族，在这个过程里绝大多数被肉体消灭。活下来的人当中，恐怕也没多少人还有力气思考新体制、旧体制哪个更好的问题，和平的可贵超过一切。所以几乎是顺其自然的，汉朝采用了一种分封制和郡县制混合的制度。但无论如何，有一个高高凌驾在所有人之上的皇帝，是和平的必要保障。皇帝存在的意义，不在于他做了什么，而在于有这样一尊偶像存在，就可以避免什么，这也就是大汉建国以来“无为而治”的精义。

然而当今皇帝，显然不愿意继续这种治国之道了。此时的汉武帝年富力强，身上仿佛弥漫着无穷的精力，睿智大脑中的天才创意，一个接着一个。无数宏伟的蓝图，需要变成现实。

雄心勃勃的皇帝期待大有作为，天下人也早已不是救死扶伤之不暇、嗷嗷待哺的天下人了。人类的遗忘能力很强：两千多万人的尸骨早已融入大汉的沃土，两千多万人的亡魂在空气中消散得无影无踪，关于战争的恐怖记忆已经基本消失；同时，人类的记性又很好：刘邦、项羽、韩信、张良……这些英雄人物的传奇还在人间口耳相传，哪个血仍未冷的人类，听到这样的故事，不觉得豪情万丈悠然神往？

司马迁到处奔波搜集史料的时候，也会看见大汉的天空下，到处都是骚动不安、跃跃欲试的豪杰英俊。

其实，这一点倒是不用出长安城就能感受得到的，因为“大一统”有一种奇异又伟大的向心力，能够让天下野心怦怦跳动的人，都怀揣着同一个梦想：

到长安去！

到长安去

学过中学历史就知道，汉代实行察举制度，即官员的选拔办法，是由原有的官员，向朝廷推荐人才成为新的官员。这个说法大致不错，只是有点简单化。

刘邦当上皇帝之后，一些功高震主的人物必须除掉外，总体上相当厚道。追随自己打天下的，从将军到士兵，都给予了相当丰厚的回报，以至于形成了一个非常庞大的军功受益阶层。汉代初年，从朝廷高官到基层吏员，很大程度上被这个阶层垄断。这个时代，察举只是偶一为之，不可能形成制度。

一直到汉武帝即位，这个暮气沉沉的特权阶层和青春洋溢的帝国显得越来越不相匹配，制度化的察举，才真正提上了议事日程。

察举是推荐和考试结合的制度，地方官有责任每年向中央推荐“吏民之贤者”。后世论史者喜欢怀疑推荐制度是否公平，并拿察举和科举比较，认为后者更为合理。实际上察举至少实现了一点至关重要的跨越：地方不断向中央输送人物。如果察举很公平，那这位确实是个人才；如果察举有猫腻，那这位多半来自地方的权势之家，无论怎样，地方和中央的绑定程度都大大加深。

何况，察举之外，汉武帝还有更加灵活的吸纳人才的通道：士民可以“诣阙上书”。

汉代未央宫的布局，和我们熟悉的北京故宫的布局完全不同。宫城位于城市的西南角，所以西宫门和南宫门之外即为长安城城墙，这两个门也就不那么重要。形制上讲，东门是接见诸侯朝见的正门，宫阙最为高大，但日常使用更多的大门，是北门¹²。

北门之内，有一个叫公车司马的部门，负责接收官吏或民众的上书，民间有冤情，可以通过这个渠道直接向皇帝反映。本来，这是类似今天信访制度的一种措施，但汉武帝赋予了它一项新的功能：

武帝初即位，征天下举方正贤良文学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书言得失，自衒鬻者以千数……（《汉书•东方朔传》）

任何人只要觉得自己有治国或者其他方面的才华，可以在这里自我推荐，如果建议让皇帝满意，那就可以得到越级提拔。汉武帝让信访办也承担起了一部分开发人力资源的职能。

我们可以看几个人物的故事。

司马相如

司马相如是蜀郡成都人，字长卿，家境富有，文学方面更天资超卓，但他的前半生，却总是在关键时刻，做出错误的选择。

因为属于富裕阶层，汉景帝时代，司马相如就得以成为郎官，担任武骑常侍。

这个职务秩六百石，工作性质是“常侍从格猛兽”，看来需要相当能打才行。但对于司马相如而言，工资和工作风险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身为一个郎官，可以接近皇帝。

但是汉景帝对文学才华并没有兴趣，司马相如不能不感到郁郁不得志。这时，汉景帝的弟弟梁孝王刘武来到长安朝见皇帝和母亲窦太后，梁王是个辞赋爱好者，他身边的邹阳、枚乘、庄忌等人，都与司马相如一见如故。而梁孝王极得窦太后宠爱，若得到他的赏识，荣华与风光，远远超过一个不被重视的武骑常侍。

于是司马相如决定干脆去梁孝王那里碰碰运气，梁孝王果然很喜欢他的作品。不幸的是，没过几年，梁孝王就死了。

窦太后一直主张，一旦汉景帝去世，由梁孝王来继承皇位。汉景帝尽管不能直接表现对弟弟的厌恶，但实在积怨已久，现在弟弟死在自己之前，内心欣喜之何如，只怕难以言表。这个时候，身为梁孝王的宾客，处境可想而知。

所以司马相如只能落魄地回到家乡。在外面游历这么多年，他家境已经败落，却除了一点虚名，什么都没有得到。毫无疑问，他会成为许多人的笑柄。

接下来，就发生了司马相如琴挑卓文君的故事。不管这件事被后世小说家描述得多么浪漫，被赋予了多少爱情元素，实际上司马相如主要是为了提升自己生活的经济水平而努力。他让卓文君跟自己私奔，然后用穿着大裤衩做洗碗工的方式，先羞辱自己，从而羞辱了老丈人卓王孙，讹来了对方的资助¹³。作为一个心高气傲的才子，这次运作尽管成功，恐怕也难以补偿多年来的失落。

要有真正的转机，还是得靠皇帝。长安城里的天子，换成汉武帝了。和许多雄才大略的暴君一样，汉武帝内心有特别细腻柔软的一面，他读到司马相如的作品，非常欣赏。而一个为汉武帝养狗的宦官正是司马相如的同乡，他不失时机地向皇帝推荐了司马相如。

司马相如终于迎来了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的日子。不但作品受到汉武帝赏识，他还积极投身西南地区的扩张事业。司马相如以皇帝特使的身份回到蜀地，结果，蜀郡太守以下都到郊外来迎接他，县令们背着弓弩箭矢为他开道。卓王孙和当地贤达来司马相如门下献上肥牛美酒，希望能叙上一点情谊。

这个时候，卓王孙喟然叹息，不但不再懊悔把女儿嫁给司马相如，相反以为自己得到这个女婿实在太晚了。卓王孙在分家产的时候，把卓文君像儿子一样看待。这个时候，司马相如未必还很在乎这笔财富，但终于让本来瞧不起自己的老丈人向自己低头，那份扬眉吐气的感觉，简直使人飘飘然有凌云之想。